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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20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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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书简]边听边记-----------------
范仲淹与《岳阳楼记》(11、20)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父亲范墉988 年赴徐州任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范仲淹989 年生于徐州,次年父亲不幸逝世,范家失去了生活来源,范仲淹之母谢氏贫而无依,只好带着2岁的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的朱文翰(当时任平江府推官)。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音yue)。
4岁随继父北归长山县(现邹平县长山镇)河南村,年稍长,继父让其学习商贾技艺,皆不喜爱,唯愿读书。少年范仲淹在那里一住就是12年。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21岁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读书,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这就是“划粥割齑”的典故来源。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奢侈浪费,无所事事,便多次规劝,不料,朱家兄弟听得不耐烦,有次便脱口说道:“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怔,觉得话中有话,便追问为什么,有人告诉他:你乃姑苏范氏之子,是你母亲带你嫁到朱家,听罢方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南京求学去了。范仲淹为什么要投南京呢?因为此地是人烟稠密的大都会,教育事业发达,这儿的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 范仲淹入学后,皇帝来了也不出去观看,昼夜不停地苦读 ,5年未解衣就枕,疲乏到了极点,就用凉水浇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很不充裕,甚至不得不靠喝粥度日,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这种情况被他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到了,回家告诉了父亲,于是留守就叫人给范仲淹送来许多饭菜。可是,几天过去了,食物都放坏了,仍不见范仲淹尝一口。那同学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说:“我不是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巳习惯于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
27岁中进士。29岁,复范姓, 改名仲淹。
范仲淹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西夏人说他“腹中自有数万甲兵”。
监泰州西溪镇盐仓,请筑捍海堤,长数百里,后人称为“范公堤”。
46岁时由于在苏州治水有功,第三次被召进东京,授天章阁待制。但这次他又因揭露宰相吕夷简等人结党营私、嫉妒贤能的丑行而受到打击再次被贬,到陕西任职。在送别的途中,他对送行的朋友这样说:第一次被贬你们在送我时说我是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二次你们说我是此行愈光(更加光荣),这次你们又称我此行尤光(尤其光荣),而我这前后已是“三光”了。
范仲淹祸从口出三次被贬,64岁病逝于徐州。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58岁罢相后知南阳邓州(河南邓县)时写的。据说范仲淹到邓州任知州后,勤于民事,常实施忧国忧民之举.他经常深入民间,出入在老百姓的田间地头,有时还亲自耕种,深得百姓欢迎。他重安抚、轻惩罚、废苛杂,为了办教育,范仲淹在上任的第二年,便主持修建了位于邓州东南隅的“百花洲”以及“春风堂”和“蓝秀亭”等建筑,逐步使这里成为环境幽雅、风景宜人的读书学习场所。后来他又创办了“花洲书院”,成为当时邓州的最高学府。闲暇之时,他还常到书院给众学子讲学。范仲淹的儿子、后官至观文殿大学士的范纯仁,以及官至崇文院校书的张载、曾任邓州知州的翰维都是从这所书院走出来的学生。也就是在范仲淹主办“花洲书院”的同时,他的好朋友滕子京派人来见范仲淹,并送上书信一封。原来滕子京被贬为岳州的地方官员后,经过一番努力,把当地治理成一个经济繁荣、安居乐业的地方。于是,他便决定整修江南名楼“岳阳楼”。像这样的事情,该有人为此作记才好,那该让谁来为此作记呢?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友、文才出众的范仲淹。于是滕子京先画了一幅岳阳楼的草图并附书信一封,派人送至千里之外的邓州。
面对老朋友的千里求文,范仲淹甚为感动,当晚便热情招待了使者,安排信使休息后,范仲淹乘着酒兴,在花洲书院秉烛执笔,参照岳阳楼的草图,他仔细构思起来。当时正值农历九月中旬,秋高气爽,菊香飘溢,拿起笔来他顿时思绪万千。他想到自己的坎坷经历,想到了自己在邓州为民做出的一切。他觉得仅仅治理好一个地方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都富裕了,才能使老百姓真正安居乐业。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都应该以天下为公,要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贵品质。想到此,他便奋笔疾书,很快写成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其实,这篇名作就是范仲淹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广为传诵。
全国政协委员梁超然解析范仲淹的“政通人和”说:
范仲淹“政通人和”的表述,是前后紧扣、逻辑严密的因果关系的成语。在范仲淹看来,有了“政通”才能有“人和”。这无疑是正确的,“人和”在今天而言,其内涵是人民团结,有坚强的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由于政令不通,使中央的正确决策不能传达下去,引发矛盾,“人和”局面不能形成,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受影响。这样的事例是颇多的。对不搞大拆、大迁、大建的政策执行不力,现在造成了很多搬迁户,引发了社会矛盾。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在工作方法上比较粗暴,使矛盾更加激化,社会的和谐被损害。“人和”是“政通”之后要努力达到的目的。现在一些基层执法者由于素质不高,对“人和”的重要性尚未有充分认识,而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还未有更多的话语权。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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