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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上古时九州之一，春秋战国时楚国在此建都411年，三国争战的许多故事发生于此，南北朝至五代十国又在此建都100多年，宋以后这里一直为南方重镇之一。清康熙年间，清廷为巩固其统治，专门于关内军事要地设置了13个大本营(俗称“将军府”)，其中湖北将军府即设于荆州城中。辉煌随岁月而去，历史的车轮碾进了19世纪。
1840年，当中国被撞开紧闭的大门，融汇于17世纪起源于西欧的世界近代化历史潮流后，开始了一个曲折而艰辛的社会变革过程。地处中国内陆堂奥之地的荆州，又是如何被强行拽入这股潮流中的呢?让我们翻一翻昨天的那一页页。
(一)
近代中国是一个由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期。在这个转型期，各种以实现现代化为终极目标的政治方案，大多在荆州大地诠释和演绎过。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炮舰、商品和鸦片，轻易地打破了大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在列强的枪炮面前，“满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以天朝为万古不朽的迷信破灭了，与文明世界那种野蛮而密不透风的隔绝已被侵犯，互相交往的道路打开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这种剧变的结果便是：中国由一个统一的、沉睡的封建国家，逐步演变为充满了社会动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激烈的社会变革，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各地是大有差异的，而地处长江中游的重镇荆州，则是激变的漩涡之一。
列强势力伸入华中，是以湖北若干沿江城镇(如汉口、宜昌、沙市)辟作对外开放商埠为其端绪。最先涉足荆州的西方国家是英国，“英国人之于扬子江蓄谋最早，以先取特权自居，不欲他国政治上之势力闯入其内”(《叙论》，《湖北学生界》第一期)。
紧接着是日本。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沙市与重庆、苏州、杭州等地对外开放为商埠(即所谓“约开商埠”)；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八月，清政府设沙市关。
“约开商埠”前，整个荆州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性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开始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但就社会经济而论，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沙市开埠，使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中国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经沙市推进江汉平原腹地。沙市开埠后，以日本为带头羊，英国、德国、墨西哥、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先后在沙市设立领事馆和租界，又辅之以军舰和宗教传播，辐射渗透，将深处堂奥、风气古朴的内地府城荆州及江汉平原广大地区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个时期，由于维新主义的高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新思想逐渐传入，使长期闭塞的荆州人民看到“老大帝国”之外的一个新世界，呼吸到一缕新鲜空气。
屈辱的开埠、开放，固然为帝国主义对华政治、经济侵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在客观上也为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而民族资本主义和与之共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及其载体的新型知识分子，正是近代中国的进步力量。
近代包括沙市在内的沿海、沿江一些城市的开埠、开放制度与中国封建制度的差异，则为中国新政治力量的发展，提供了一块有用的空间。因此，如同曾经作为资产阶级锐利武器的先进生产力最终对准了资产阶级一样，西方殖民者所带来的开埠开放，归根结蒂不利于殖民者本身，而实际具有孕育革命力量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毛泽东选集》，第589—590页)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列强在荆州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进行掠夺、剥削，进行不等价的交换，从中牟取了巨额利润。但由于存在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的比较差异，通过外贸，还是增加了荆州的价值总量；外贸的投入，引进了先进的机器、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因而在客观上又推动了荆州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沙市是荆州的门户。开埠前的沙市，如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其它城镇一样，由一群大小官吏秉承朝廷的旨意，对城乡居民实行专制统治。他们既是行政官吏，又是法律的化身，高高在上，为所欲为。而城镇居民，基本是商人和手工业者。按照士、农、工、商等级规则，他们即使饶有财富，也注定处在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在官与民之间起连结作用的则是手工业者或商人的行会组织——会馆、会所，如沙市“十三帮”。“十三帮”是按地域界限组织的，其主持者或为有功名的士绅，或系靠捐纳巨资买到功名的富商大贾。这些人把持的会馆、会所，既在同乡、同业之间起到一定的联合互助作用，又代表官方对商人和手工业者进行控制和管制。应该承认：“十三帮”为繁荣近代沙市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沙市开埠后，由于外资的进入，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不断瓦解，社会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而另一部分人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的刺激，荆州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经济形势，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和艰难发展。在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带动下，早期金融业的钱庄越来越多地与民族资本企业联系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逐渐改变了自身性质，成为民族资本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沙市开埠后，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有利于外国资本活动的租界的存在，外国商业资本纷纷来此安营扎寨，带有殖民地经济性质的进出口贸易和与之直接关联的国内转口贸易，随即获得了迅速发展。大量的鸦片和廉价工业品(如棉纱、棉布、玻璃器皿和机器、五金)随着外国商船进入沙市，而江汉平原的粮棉和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沙市口岸，从这里飘洋到国外。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荆州社会经济的增长，形成了进入近代以后的第一次社会变革高潮。
近代荆州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中逐步发展的，它比沿海省区要晚。它产生之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开始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已形成全国的风潮。
近代荆州经济的成长，很大程度得益于吸收世界先进生产力。外国殖民主义者是剥削者，又是现代工业文明的载体，他们在用强权和廉价商品重炮侵略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造成荆州与外部世界联系、交往的增强，造成西方先进生产力在荆州的扩散，从而为荆州近代经济以及生长于这种经济基础的革命力量的发生、发展，创造出必要的条件。
民族资本主义由于实力弱小，在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但它们总是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最终站稳了脚跟。荆州人民不屈不挠地学习掌握外国先进生产力为我所用的精神，也成了后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19世纪末、20世纪初，荆州不仅是西方列强渗透的地区之一，也是受洋务派影响的地区之一。洋务派采取的一系列“富国强兵”的举措，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反映了中国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要求。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1889年(光绪十五年)出任湖广总督后，主持以振兴实业为基础的“湖北新政”，给湖北、也给荆州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张之洞积极倡导兴办具有近代色彩的文教事业，新式学堂和其它文化机构大量涌现在荆州大地上；张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大量派遣留学生，当时湖北留日学生居全国之首，而荆州籍留日学生(包括驻防旗人)又居全省之首。张的这些举措，客观上造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些
人接受了若干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学说(如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以及民主共和思想)，其中的大多数人(如：张知本、李书城、李汉俊、熊得山、钱纳水等)后来为宣传、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新思想的传播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兴起。荆州的先进知识分子同全国许多先进人士一道，不断探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之路。
1911年爆发、以武昌首义导入高潮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树立起民主共和的旗帜，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推向高峰，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导。这对于有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传统的中国，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跃进。湖北乃至荆州，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这里展开的战斗，进行的变革，各地引颈翘首，争相效法。
辛亥革命中，“振业实业”的口号十分流行。一些有识之士认定：政治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发展实业、振兴国运扫除障碍，而民国的建立又为振兴实业提供了一个良机。由于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
特殊机遇，民族资本企业在荆州有所发展，资本的积累也有所增加。一度陷入衰落境地的手工业，又在国内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刺激下，呈现出生机。工场手工业向现代化发展，增添了荆州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而手工工场主，则由独立的小生产者通过采用现代生产技术，扩大雇佣剥削，跻身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扩大了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这一时期，最早的人力车行、最早的电灯公司，还有轮船公司、面粉厂、机器厂、袜厂、织布厂、农事试验场等民族资本占主导的实业和各类新式学校、最早的报纸等文化设施，纷纷出现在荆州大地。
辛亥革命后，由于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再反动的军阀也无法使历史车轮倒转，因而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成长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法令，在军阀统治年代得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流通领域中的封建性专制垄断制度不再有效，而生产领域改良革新则能得到法律保护等。这些对于民族资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相当有利的。
1917年，孙中山发动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开始后，驻荆州的石星川(荆州镇守使，湖北第一师师长)率部通电宣布“荆州自主”，脱离北洋政府，随即得到襄阳镇守使黎天才的响应。“荆襄自主”虽然前后不到两个月，但它却将孙中山在上海发动的护法运动发展到中原地区，为护法运动推向高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运动，拉开了伟大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序幕，荆州进步知识分子为了冲决封建主义的思想罗网，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入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主张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之中。早在“五·四”运动前，荆州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由于民族资本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成长，在观念形态上反映这种新的经济、政治力量并为之服务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已开始破土而出。这些，启发了人民群众民主主义的觉悟，冲击了长期统治人民的封建主义思想，为“五·四”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四”运动激起荆州人民的政治觉醒和革命斗争，而且推动了荆州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加深了俄国十月革命对荆州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荆州的传播，促进了马列主义与荆州革命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357页)。
1925年始，石首、新堤、江陵、监利、枝江、公安、松滋等地中共组织相继建立。
根据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帮助国民党扩大组织，在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改组其组织，没有组织的地方，中共为之创设的精神，一批中共党员在荆州各县先后建立了国民党组织。这些国共合作的组织，成为荆州地区国民革命的火车头。
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北伐之役在荆州境内的一系列胜利。既有北伐将士的浴血奋战，也离不开荆州人民的大力支援。北伐军在荆州的节节胜利，促进了荆州工农运动的大发展，各级工会、农民协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青年、妇女运动也随之蓬勃发展。工、农、青、妇万众一心，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之中。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土地革
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共产党人旋即在荆州境内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并利用洪湖天然屏障，创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荆州地区一时成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重要地区之一。
湘鄂西苏区从创立到丧失的四年里，一面积极反“围剿”，一面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开展经济建设，保障红军战争和军民生活的需要；同时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912年-1926年北洋军阀统治荆州的十几年，荆州的早期现代化继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和沙市“约开商埠”为特征的第一次社会变革高潮后，形成了第二次社会变革高潮。这次高潮所呈现出的特点，无疑烙上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的艰辛与痛苦。
带有现代意义的城镇的崛起是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由于“约开商埠”，沙市由一个小码头逐步发展为拥有 lO万人口的都市，新堤、石首、松滋三地城区人口也有5万人以上。作为现代城镇的重要标志是具有现代功能的建筑群和具有现代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个时期，同震银楼、聚兴诚银行等一批砖石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纷纷出现在沙市，即体现了现代城镇的特征。
这个时期，荆州境内的交通、通讯及基础设施有了较大发展，诸多轮船公司、电灯公司、电报局、电话局、长途汽车运输公司纷纷出现，襄(阳)沙(市)、荆(州)宜(都)、沙(市)(河)溶等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多条内河航运线也陆续通航。
现代城镇有别于传统城镇，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前者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时期，作为现代程度较高的部门——机器工业，如面粉厂、织布厂、袜厂、棉织厂、机器翻砂厂、火油池厂、药厂等陆续出现在沙市地区，并以沙市为龙头向周边辐射。
其它如商业、金融业也有一定发展。
当时的统计资料非常残缺，且没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概念，而海关进出口贸易净值即成为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的标尺。以1912—1926年的沙市为例：1912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贸易净值为554万海关两，占全国的0．46％；到1926年达3279万海关两，占全国的0．98％。1913—1923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贸易净值平均额为2．2亿海关两。
当然，一个地方商品经济的增长，与国际市场和国内动荡的局势及自然灾害密切相联。如：1915年的蝗灾、1917年的水灾及“荆襄自主”、1921年驻沙北洋军兵变等等，都使荆州的社会经济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三)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10年中，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地发展。由于周边地区军阀割据局面的结束，荆州地区经历了一个没有直接受大规模战争破坏的相对稳定时期。尽管经历了1931年、1935年两次大水灾，但整个荆州市场还算活跃，社会经济借助自身某些有利条件得到迅速发展，形成自晚清以来的第三次社会变革高潮。以商业贸易为例，1928年沙市匹头销售折合四君子哔叽布97万匹，比1919年增长了1．3倍。
一些大型银行也纷纷在荆沙设立了办事处。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关税自主，调整了商品税率，并奖励外销，组织直接对外贸易，使荆州的对外贸易迅速活跃。沙市海关1928年棉花转口输出达70万担，成为全国棉花输出的第三大口岸。本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货值由1900年的550,759海关两猛升至38,910,321海关两，创晚清至民国间最高值。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视现代工业的发展，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据此荆州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以推动本地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荆属各县以江陵、荆门二地发展尤快。如：正明面粉厂、沙市纱厂、沙市打包厂、沙市电气厂、沙市长丰机器翻砂厂等现代企业先后建成。其中以沙市纱厂、沙市打包厂、沙市长丰机器翻砂厂最具规模和实力，跻身于全省大企业行列。
1930年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1931年、1935年两次大水灾的袭击，荆州的商业贸易一度萧条呆滞。1935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货值降至12,918,991海关两。到1936年开始复苏，据湖北省政府秘书处1937年所编《湖北年鉴第一回》载：本年全省主要商市的商户数为22615户，其中沙市有2287户；全省主要商市的营业总额为385,358,466元，其中沙市为8,645,764元。本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货值也升至21,443,000海关两。
南京国民政府10年，荆州的交通事业有较大发展。如：水运航道多达100多条，通航总里程约4800公里(不含长江、汉水过境段里程)。公路建设的成绩也十分显著，至1936年，境内已有公路28条，计1711公里。这一时期交通事业拓展的另一瞩目成果是创建民用航空。1929年10月，境内第一个飞机场——沙市三板桥机场建成。随后又在沙市二郎门至玉和坪长江江面建水上机场，供过境班机起降。
荆州以雨水农业为主，农业状况如何，直接关系着本地的经济全局，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权基础。如何在保持传统经济特征的同时，又有选择的借鉴近代生产方式和民主理念，当局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从1932年始，荆州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包括：整理田赋，调节农业负担；兴修水利，防治水患；发放农业贷款，扶持农业经济复兴；推广良种，改良农业等。由于上述措施，从1932年始，主要农作物产量基本平稳回升。据《湖北年鉴第一回》载：1936年，江陵稻谷产量260万担，小麦66万担；沔阳稻谷产量270万担，小麦85万担；荆门稻谷产量240万担；潜江小麦产量50万担，均为全省产粮大县。1937年荆属各县粮食自给的有：监利、石首、荆门；基本自给的有：公安、松滋；丰年有余、灾年不足的有：沔阳、江陵；自给不足的有：潜江、枝江等。
教育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至民国期间，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是荆州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等都有较大发展。主要体现是：现代学制基本定型，普通教育成倍增长，私立学校迅猛发展。以荆沙城区为例：1934年仅有中学1所，至1936年增至4所(公、私立各2所)，有学生313人(公立151人，私立162人)；1934年有小学36所，学生3565人，至1936年增至46所(公立25。私立21)，学生5673人。此外，还有私塾160所，学生5517人。需要强调的是：开荆州近现代性质私立学校之嚆矢的是教会学校，它是随着传教士的足迹在荆州植根的。传教士们在荆州各地布道、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亦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潮和现代科学知识。这些，促进了荆州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来源之一。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新型教育理论、思想和体制的引进，加速了旧式教育的解体与崩溃。在它的推进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下，荆州境内涌现出一批有别于旧式教育机制的全新教育学堂。荆州人民借助于教会学校，在引进西方先进教育制度的同进，也引进了全新的教育思想、价值观念和教学方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以推进文化建设和强化对文化领域的管制。这一时期，荆州的文化事业也有一定发展。以报刊为例，原有的一些报刊或停止或查禁，此时又出现了一批新报刊，1927—1937年间，境内(包括洪湖苏区)先后出现了30多种报刊。医疗卫生事业较之以前也有一定的发展，截止1937年，境内共有29所医院，18所诊所，233张病床，62名医师，32名药剂师，81名护士。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和地方军“围剿”红军重要地区之一的荆州，频繁的“围剿”和镇压，既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诸多苦难，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相当破坏。
(四)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荆州各阶层人民始终以高昂的斗志，站在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并通过各种形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波浪式地从上海一南京一武汉，推向荆州。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聚集空前强大的抗日救亡的群众力量，以保障东南及沿海工业西迁，全力支援关系中华存亡的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宜昌会战、常德会战、鄂西会战等重大保卫战。中共领导的襄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在荆州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有力打击日伪势力，支援了正面战场。
1940年3月开始，荆州各县相继沦陷。日军的铁蹄踏入荆州地区后，一边以凶残的手段制造数不清的暴行，一边着手建立和强化各级伪政权，借以巩固其军事成果和维护其殖民统治。
日军占领荆州各县后，开始有计划地疯狂掠夺，以维持其战争。其手段为：一是破坏民族经济，对沦陷区疯狂掠夺，沙市因战争被迫西迁的工厂就有19家。这座江汉平原的商贸中心遭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以1940年为例，当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货值由上年的11,257,000海关两降至9,720,000海关两；二是实行战时统制制度，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为战争输送财力；三是建立官方金融机构，进行垄断性掠夺。如日军扶植的汉口中江实业银行。就在沙市设立分行，代理日伪政权垄断沙市及周边地区金融。并滥发伪货币，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加重了社会的经济危机。沦陷期间，日伪政权还实施奴化教育和文化统制，以麻痹荆州人民的民族意识，强化其殖民统治。荆州人民自晚清至民国几十年间苦心创造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基础，此间被破坏殆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战后围绕中国向何处去，国共两党又开始进行殊死较量。四年的争战，荆州的经济几至全面崩溃。
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机制的腐败，致使军事上节节失败，加上其官僚资本经济体制，造成经济上空前危机，通货恶件膨胀，以至不可挽救。
国民党政权在荆州的统治终于走到了尽头，荆州人民走过长夜，走过坎坷，终于走进了新时代。
(五)
百年荆州，荆州百年。今天当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的时候，应当深入地了解昨天那段筚路蓝缕的过程。
2002年3月21日，荆州市政协主席会议决定，我担任<荆州百年》总纂。受命重任后，我放弃了个人一本著作的撰写，全力投入《荆州百年》一书中。
首先，我自省社科院和本市有关部门物色了几位或长期从事近代史研究、或多年致力地方史志工作的学者，担任撰稿人。
几十年来，各种版本的《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不少，省级通史(如《上海通史》、《湖北通史》)也出版了一些，而地市级的《通史》却未见到。《荆州百年》如何撰写呢?
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各地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历史也就显示了地区的差别性。只有深刻认识这种差别性，一部中国近代史才能丰富多采地、准确地阐明百年发展的规律性。
在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后，社会科学应该紧密联系实际，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时代迫切需要我们重新认识荆州的历史和现状，从而确立荆州在未来发展中新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此，我提出《荆州百年》的编纂方针是：“站在21世纪的高度，以新的理念和视角，多层次、全方位梳理荆州百年发展的脉络，客观、公正地评述过往的人和事，突出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主线”。我的想法得到了几位撰稿人的认同。接着，我草拟出全书的纲目草案，经大家商定后各自分章撰写。
主题思想明确后，我们几位撰稿人先后奔赴全市各档案馆、图书馆和地方史志部门查阅档案资料。仅我个人就在档案馆里蹲了八个月，查阅各种档案不下三吨，我的视力也由1．5降到了0．8。为方便各位撰稿人，我将个人收藏的2万余册图书全部无偿供大家查阅、使用。
《荆州百年》一书的具体分工是：《前言》、《大事记》由我执笔；第1-3章由徐凯希先生执笔；第4章由黎安国先生执笔；第5章初稿由武育香先生撰写，由于原稿篇幅过于繁杂，我进行了较大的压缩和改写；第6-7章由张家清先生执笔。然后由我总纂。我总纂全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核实全书涉及的诸多人名、地名、职务、年号、称谓等；二、尽可能更正各章节一些史实错误；三、尽量淡化有关章节的文学描写色彩、政治斗争色彩，强调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寓评论于叙述中。最后请李开进先生审定。王培泉、尹福宪二位先生作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
荆州是湖北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百年的发展变化离不开湖北乃至中国这个大背景。换句话说，荆州这个局部与湖北和中国这个整体始终处于互动之中，有时整体决定或者制约局部，有时是局部影响整体。我们在论述荆州百年历史时，首先以现今荆州市境的空间范围为主，但在牵涉事件发展时，必然会越出今荆州市境，全省乃至全国，尤其周边地区(特别是旧荆州所辖地区)的情形，也有所涉及
《荆州百年》着力展现了百年荆州的环境变迁、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兴替等多方面的概貌；重点突出了百年荆州重大历史事件、体制兴革、政局清浊、经济荣枯等历史断层面。
纵观《荆州百年》，我个人认为有如下特色：一是突破了多年来地方史志强调“阶级斗争”、“革命斗争”、“厚今薄古”等程式化的窠臼，强调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线；二是客观、公正地评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既不因事废人，也不因人废事。如：1898年沙市”火烧洋码头”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的功过，抗战中国共两党各自的贡献，以及徐源泉、雷啸岑等人的功过等等，较过去地方史志的评述，都有较大的突破；三是史料翔实，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我们是根据大量史料撰写此书，既纠正了过去地方史志的一些谬误，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几年来，我们几位撰稿人把编撰《荆州百年》当作一件名山事业，以对历史负责和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态度，冒酷暑，战严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广征博搜，钩隐探微，终成此书。大家有一个共同心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百年》消得人憔悴!
由于我们的史识、分析、综合、表述方式和掌握的资料不尽一致，加上时间仓促，使得本书不少史实尚待考证，论述尚待商榷，整体不够恰当，风格不够统一等等。历史研究无止境，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生命。我们尽了努力，但探索没有结束，我们殷切期望广大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刘作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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