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湖湘文化访谈（一、二）

依·依

[这个贴子最后由依·依在 2006/02/22 04:39pm 第 1 次编辑]

（以下访谈均转自《长沙里手》网站）
■记者：蔡栋 ■访谈人：朱汉民
（一）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专家。主要著作有《圣王理想的幻灭》、《湖湘学派源流》、《中华文化通志·智育志》、《宋明理学通论》、《中国学术史》（宋元卷）等十多种，发表论文约百篇，其论著多次获国家图书奖、教育部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多次应邀到美国、日本、加拿大及我国台湾、香港的大学、研究机构讲学、研究和出席国际会议。被授予“首届湖南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名誉称号。
　　湖湘文化一直是湘人的一个骄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楚材”的形成，湖湘文化功莫大矣。然而，到底什么是湖湘文化，它究竟形成于哪个时期，它最突出的特色与闪光点是什么，它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
　　首次与朱汉民见面，都感到这位中年学者有一种厚重感：个子不高却很结实，面色温和却不苟言笑，言谈举止，不是那种浮躁之人。除了做学问，朱的最大爱好是登山，家就住在岳麓山下，登山可谓方便之极，于是长年坚持不辍，下雨亦不间断。时间久了，腿上功夫极为了得，登十楼竟如履平地。其实做学问也是一种“登山”，登攀间，朱想必有一种“打通”的快感；朱还喜欢旅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亦是他的一种追求。做学问，湖湘文化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于是，就有了下面这篇访谈。
　　记者：现在谈湖湘文化似乎是一个热门话题，我知道您在十多年前就致力于湖湘学派、湖湘文化的研究。能否请您谈谈什么是湖湘文化？
　　朱汉民：湖湘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它有着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也有自己的时空范围。从空间上说，它是指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说，它是两宋以后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时期呢？
　　朱汉民：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个重大的变化，这是湖湘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
　　首先，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辨方法，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
　　其次，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两晋以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加之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迫使中原人士南迁。于是南方在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南宋时，文化重心南移终于完成。
　　其三，儒学地域化的出现。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汉代儒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故而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思潮，它不是通过官学而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家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湖湘繁衍、发展，从而导致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
　　记者：那么，湖湘文化发展的高峰是什么时候？
　　朱汉民：纵观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两宋，在中国文化的三重演进的背景下，奠基、发展出理学型的湖湘文化，湖湘学者走在学术文化的前沿，使湖南成为独具特色的“理学之邦”。第二个高峰期是清初至民国的三百年间，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湖湘士人能在这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实现文化的转型。他们再次站在文化变革的前沿，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近代湖湘文化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发出耀眼的光彩。
　　记者：您认为近代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什么？
　　朱汉民：有两点：其一是思变。由于湖湘知识群体感悟到了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倡言：“道莫盛于趋时”，这是湖湘文化求变的历史信号。魏源等近代湖湘学者坚决冲破顽固派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强调只有变法才是出路，推动着湖湘文化的转型。
　　其次是求新。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从引进西学、西艺，兴办新式学堂和近代工业开始的。魏源是国内最早倡导改革开放、并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者，而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头目，则是以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实施“师夷长技”，他们就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甲午海战以后到辛亥革命之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倡导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变革，湖湘士人再次成为这场运动的倡扬者、领导者和实施者。他们在湖南创办传播西方政治文化的新式学堂，编辑出版宣扬维新的报刊和图书，以推动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期间，则是要实现观念文化的近代化，具体而言，就是建立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近代型新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种超越旧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湖南涌现出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他们在湖南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使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能向着最新的、最高的层次发展。
　　记者：就您的看法而言，湖湘文化最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是什么？
　　朱汉民：湖湘文化的成就有很多，但是构成其最令人瞩目的亮点，则是湖湘知识群体的学术和事功。首先，是湖湘士人们创造出了大放异彩的学术思想。从周敦颐《太极图说》与胡宏的《知言》，到“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船山遗书》；从魏源风行海内外的《海国图志》，到谭嗣同那震惊学术思想界的《仁学》，它们都是彪炳史册的思想学术成果。
　　其次，是湖湘士人创造的巨大政治事功。湖湘学人不但重视著书做学问，又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功业。尤有特色的是，为了建立政治事功，湖湘士人往往是既能著书论文，一派书生意气，而又能用兵打仗，满身武侠豪气。从宋朝开始，一批批抗金名将就是湖湘学人；清代湘军将领也同样既是儒生出身，又能驰骋疆场；举兵起义的黄兴、蔡锷，既是舞文弄墨的书生，又是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毛泽东既是诗人、哲学家，也是一位指挥军队南征北战的军事家。
　　另外，湖湘文化的闪光还来自于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的魅力。湖湘士人并无一般书生的那种柔靡、纤巧之风，而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故而他们在行为方式、性格特质、学术著述中，均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文化特质。他们的人格精神、行为方式同样构成了湖湘文化的光彩。
　　记者：我想进一步问问，湖湘士人的人格魅力，与湖南民性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朱汉民：湖湘士人本来就成长于湖湘之地，他们的性格特质、知识学问、行为方式均打下了湖湘民性烙印，而湖湘民性是湖湘文化的草根性基础。
　　湖南是一个崇山峻岭遍布、滩河急浚的地方，这里处处是顽石赭土、地质刚劲，使得湘人具有山民的性格特征；同时，湖湘在先秦为荆蛮之地，向来民性强悍，被称之为“蛮民”。这样，湖湘的民性、民风一方面表现出质朴、笃实、勤勉、耐劳等特性，普遍具有实干家品格；另一方面，湘人向来被称之为荆蛮之民，一个“蛮”字鲜明地表达出湖南人倔强、刚直、任勇的性格。这种民风对湖湘士人是有深刻影响的。加之这些湖湘士人中许多本来就是农家子弟、山野之民。湖湘民性中那种勤奋、拙朴、倔强、气盛的性格在他们这些文人学士中亦有鲜明的体现。曾国藩是湖南山区的农家子弟，从小即边读书、边劳动，他身上具备的刚毅、顽强、拙诚、勤奋的特质，则是湖南山民的典型性格，他的“打脱牙齿和血吞”的名言亦是这种性格的一个侧面；毛泽东亦是一位农家子弟，他从小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的行为方式、性格品性同样鲜明地体现着湖南民性、民气中的坚强、独立、敢为人先的人格精神。
　　记者：您所讲的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可不可以将它理解为陈独秀所赞誉的“湖南人底精神”？
　　朱汉民：正是这样。从总体来看，湖湘的文化人具有的一系列独特的秉性，陈独秀称其为“湖南人底精神”、杨毓麟则称之为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这种“精神”、“独立之根性”使湖南人才以群体的方式崛起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以，湖湘士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他们才能喊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口号，并且一代又一代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济民的政治洪流中去。湖湘士人又是一批“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群体，他们普遍具备着坚毅顽强、踔厉敢死的强悍之气，故而能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不惜流血牺牲。湖湘士人还有一种敢于争先的任勇之气，他们勤勉、坚忍、大胆开拓而敢于争天下之先。这种“湖南人底精神”，正是湖湘知识群体中最具人格魅力的地方。
　　记者：最后，想请您谈谈弘扬湖湘文化与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
　　朱汉民：江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根据我的理解，这个“一切优秀的文化”所包括范围是很广的，当然也包括各个优秀的地域文化在内。在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中，湖湘文化确有其独到的特色和优秀的传统，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湖湘文化，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有重要的意义。举一例子，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几乎是同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它成为湖湘文化的象征，是现代湖湘文化人的精神“圣殿”，今天人们仍将岳麓书院视为湖湘文化的思想发祥地。所以，湖南大学在构筑自己教育理念、办学思想、校园文化时，就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的文化精神、教育传统。这样，优秀的湖湘文化就被汲收到社会主义文化、现代高等教育中来。

依·依

（二）
■湖南人的"大气"体现在何处？
　　■湖湘文化是否有其局限,湖湘性格的弱点是什么？
　　■湖南的文化产业与湖湘文化之间有什么联系？
　　记者：自从上次我们做了《湖湘文化访谈》以后，不少读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把它剪下来作资料收藏，有的还来信，希望进一步了解湖湘文化，所以有这一次湖湘文化再谈。首先，我想问的是，有读者说湖湘文化发源于湘潭，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朱汉民：我想这里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理学学派，而湖湘文化则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如果只是说湖湘学派起源于湘潭，这倒不是什么新观点，我在1985年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另外，199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均指出湖湘学派最初起源于湘潭与南岳，30多年后其重心才转移到长沙岳麓书院。而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形态，其起源的时间当然比湖湘学派要早，其分布的地域更广。当然，湖湘学派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深刻地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建构和发展。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讲湖湘文化时，没有讲先秦、两汉时期的湖南文化，而长沙是屈贾之乡，又有马王堆文物，它们与湖湘文化是什么关系呢？
　　朱汉民：我们讲湖湘文化，总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湖湘文化。当然，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有的人希望将湖南这两种文化形态连接起来，并称之楚湘文化。对此，我并不反对，但是不能忽略两种历史文化形态的重大区别。
　　记者：听说您最近又完成了一个湖湘文化方面的课题“湘学与原道”，您能谈谈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以及它们与湖湘文化的关系吗？
　　朱汉民：这个课题的目的是探讨湖湘文化的精神气质、深层思想和形上智慧。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如果说浙江人机灵、上海人精明的话，湖南人则可用“大气”来形容。这个“大气”可以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志向；也可以表现为探寻大本大源的原道精神追求。“原”是探索、追溯的意思。“道”则是宇宙与人生的根本。正如古希腊信仰逻格斯、古印度信仰梵、希伯莱人信仰上帝一样，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道。我认为，湘学形成、发展、演变的历程，就是一部探索“道”的精神历程。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到王夫之的“实有之道”；从郭嵩焘、谭嗣同的“天变道亦变”，到青年毛泽东探索的“宇宙之真理”，均表达出湘学的原道精神与学术成就。这种原道精神不仅体现了湘人“大气”的精神气质，也标志着湖湘文化是一种有着思想深度的地域文化。我认为这种原道观念是湖湘地方知识中最有普世价值的地方。
　　记者：在我们的访谈中您总是以十分赞赏的口气谈到湖湘文化的许多长处，但是，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总有它的另一面。十多年前余秋雨在《上海人》一文中曾谈到上海人的性格弱点：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我们也得承认湖湘文化也有它的局限，湖湘性格亦有它的弱点，您能谈一谈这个侧面吗？
　　朱汉民：我认为很有必要做这种反思。首先我们应看到，湖湘文化是一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地域文化，尤其是古代湖南是一个三面临山、一面临湖的“四塞之国”，内部多山而舟车不便，故而表现出很重的内陆性文化特征。如湖湘文化强调务实但又显得保守，重视经世而又轻视商人谋利。在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那里就表现出这种特质。与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李贽、戴震相比，他虽显得务实但又更显得保守，他提出“农人力而耕之，贾人诡而夺之”，非常严厉地批评商业活动，这都是湖湘文化所具有的弱点。当然，近代湖湘文化表现出通变、求新的开放精神，并在近代史上大放光彩，但这并不能掩盖近代湖湘文化保守的一面。我认为，近代湖湘文化是一种内部反差强烈的合“保守性--开放性”为一体的二元结构文化。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湖湘人士，表现出很强的通变、求新的开放精神；但是，湖湘文化的封闭、排外、保守倾向也表现得最为鲜明。如洋务运动的首领是湖南人，但排斥洋务最力的也是湖南人，当时湖南人曾以疾恶洋务而闻名于世。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湖南总是显得落后于其他许多省区。
　　另外，在湖湘性格方面，也有许多缺陷，而且这些缺陷、弱点又往往是与其优点联系在一起的。如湖南人虽刚毅而敢为人先，但又显得自我意识太强而欠缺合作精神；湖南人虽显得大气，但又可能形成虚骄之气而难客观把握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湖南人有很强的政治意识，但是处处以政治为中心则难以适应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既然湖湘文化有那么多的长处，又有刚才所讲的这些不足，作为现代的湖南人，就应该弘扬优秀的湖湘文化，并克服其不足，使湖湘文化在新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最近一个世纪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完成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地域文化也必须完成文化的转型。湖湘文化要能在21世纪有新的发展，可以回顾一下一百多年前那些先进的湖湘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坚持了文化的开放与变革，终于完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更新与转型。现代湖湘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同样要吸收、综合各种优秀的、先进的文化，从而完成现代文化的变革与更新。
　　记者：近年来湖南的文化产业迅速发展，湖南正在努力向文化大省迈进，您认为湖南的文化产业与湖湘文化之间有什么联系？
　　朱汉民：近十多年来，湖南的经济领域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文化产业的兴起和繁荣，图书出版业、影视音像业、娱乐业以及旅游业等发展很快，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当然与湖湘文化有关系。这里谈一个侧面。我认为，湖湘之地知识群体向来十分活跃，并且有很强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中国近代史一直处于严重的民族矛盾、社会危机之中，湖湘知识群体大多走上军政之路而震惊全国，并导致近代湖湘文化发展。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部分湖湘知识群体试图走经商创业之路，他们最愿做、最能做的是“文化”，故而很快就有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娱乐旅游等文化产业的勃兴。所以，我认为历史上湖湘文化的发达与当前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有内在联系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后者的成就远不能与前者相比，但是潜力仍然很大，有进一步开拓的巨大的空间。
　　记者：去年4月，上海市政府曾花450万美元，将失散于海外的翁同龢六世私家藏书购回，陈列于上海图书馆，近10年来上海共投入200多亿元大规模建设文化设施；今年8月2日，广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广州市第六次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城市以文化论输赢。您认为湖湘文化能够为湖南的经济发展提供什么？文化是城市的“气”和“神”，是城市的“魂”，您对长沙以文化立市的战略有什么看法？长沙如何打造城市之“魂”？
　　朱汉民：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湖湘文化的重要性。因为文化既是一种精神力量，代表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地域的品位，一个城市的形象，也是一种物质力量，代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一个地域的产业资源，一个城市的生活条件。既然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圈中一个拥有那么辉煌成就、显著特色的地域文化，它完全可以为湖南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它能为湖南的经济振兴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源泉，提升湖南的文化品位和城市形象；它也是湖南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提供文化产业的资源、有文化氛围的生活条件，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量。所以，我认为长沙市以文化产业来带动城市的发展是有眼光的。文化既是精神力量，又是物质力量，它决定着并塑造着城市的形象，也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这一点，已经被许多大都市的领导与市民所认同。长沙作为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作为湖湘文化之都，完全可以通过文化战略以促进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制订一个具有新世纪发展眼光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打破条块体制和观念的局限而培育文化产业品牌，提高城市管理部门及文化产业部门人员的文化意识、文化素质等等。

舟子

妹妹辛苦了，从这里面对湖湘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