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湖湘文化从头说起(二)

依·依

隋唐五代：湖湘文化的酝酿期
□周秋光
　　隋唐五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这是国家由分裂重新走上统一，湖南与中原的联系比过去加强了，中央也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中央在衡州设立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湖南”之名由此始。大历五年（769），湖南观察使迁往潭州（今长沙）。其时，北方人口继续大量南徒，加之湖南战乱较少，人口自然繁殖较快，据载在唐贞观至开元年间，湖南境内的人口已达到123万余人。
　　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湖南在唐朝的早中期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均田制度破坏后，又实行两税法。由于隋唐五代时期湖南各地兴修和扩建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多数地区的水稻种植已实行一年二熟制。粮食作物除水稻外，还有小麦与粟、黍等。经济作物有桑、苎麻、茶叶和棉花。手工业方面，以前的青瓷烧制工艺已发展到釉下彩烧制工艺，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已能代表当时国内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其他手工业如纺织业，也由以前的麻纺为主变为丝纺与棉纺并举了。此外，传统的有色金属矿产的开采和冶炼除了金、银、铜，还有朱砂和水银。
　　隋唐五代时期，湖南对外畅销的农副产品除大米外主要是瓷器与茶叶，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不仅行销国内的通都大埠，而且运销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甚至远达北非和南非。茶叶主要是销往北方各省，据载每年上交的茶税以百万计，可推知其销售额是相当大的，很可能湖南茶已压倒了江淮茶和福建茶，垄断了北方市场。
　　其时，湖南对外的商道和交通线主要有四条，即通长沙下游各地的商道，通中原的商道，通岭南两粤以及通巴蜀的商道。通长江下游各地的商道是水路，即沿湘江入洞庭，再顺长江以达扬州。唐时湖南的粮食出境和铜官窑的瓷器外销多由此道。至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此道受阻，对湖南经济影响至大。通中原的商道即顺湘江而入洞庭过长江，入汉水，进入荆襄地区，再由陆路以达中原。湖南的茶叶北销主要依赖此道。通岭南与两粤的商道，自秦汉修驰道：一是循湘江而入广西，一是经耒阳、郴州而入广东。两道的汇合点在衡阳。通巴蜀的商道也有两线，一是由洞庭过长沙后经三峡而入川；一是经由澧水和沅水的支流酉水而入川。
　　隋唐五代时期，湖南的文化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所改观。但改观是从唐以后开始的，中唐以前，唐朝的诗歌发达，然而湖南除了虞世南外，却没有出过一个知名的诗人。唐重进士，在大中年间以前没有出过一个进士。湖南的第一个进士是长沙人刘蜕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所中，号称“破天荒”。唐一代湖南进士共9人，全部出于后期。唐前期的湖南文化之所以不竞，据有的学者分析，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湖南缺乏一个政治经济中心。唐初，现在的湖南地区尽江南道。开元21年析江南及山南为西东两道，增置黔中道，湖南被分割属于三道，湘资流域大体属江南西道，澧水流域及沅水下游属山南东道，沅水上游属黔中道。而到了唐代宗广德二年之后，湖南的西部虽仍被分割，岳阳地区也划归于鄂岳沔节度使管辖，但湘资二水流域大体上从江右（江西别称江右）分出来了，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管辖区，即置湖南观察使，领衡、潭、邵、永、道5州，这就使得湖南有了一个政治经济中心——长沙，于是中唐以后，在今湖南地区除澧州出了李群玉、李宣古等诗人外，湘、资流域也出了刘蜕、胡曾等知名的作家及怀素、齐已两位诗僧。五代时马殷据湖南，其势力曾一度扩展到沅水、澧水流域、文化更有发展，在长沙聚集了一批文人，属湖南籍或定居湖南的有邓洵美、韦鼎、狄焕、廖昌图、谬凝等人。这些人的成就虽然不高，却形成了一种声势，对振兴湖南地区的文风起了重要作用。从中唐到五代，湖南还先生出现了石鼓、岳麓两书院，是见诸记载的中国书院开始，更开创了湖湘以重教育著称的先河。此外，湖南在唐代出现了全国第一流的大书法家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及怀素，他们三人都是长沙人。欧氏父子的“欧体”与怀素的“狂草”比湖南的诗文创作在全国更有地位和影响。
　　然而我们估量后期湖南文化的发展也不宜过高。因为与当时的中原文化相较，湖南还仍然是地位低下。在中原人的眼里，湖南当时还是一个未完全汉化的地方。中唐人张谓撰《长沙风土碑铭》，序中有云：“郡邻江湖，大抵卑湿，……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这样一个“风俗夷僚”、“蛮越杂处”的“卑湿”“炎热”之地，在当时普遍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如王昌龄被贬龙标（今黔阳）、刘禹铭被贬朗州（今常德）、诸遂良被贬潭州（今长沙）、赵冬曦、张说被贬岳州、令狐楚被贬衡州、元结、吕温被贬道州、戎昱被贬辰州等等。当然，也有视湖南为“清绝地”而前来漂泊浏览者，如韩愈、李白和杜甫，他们也在湖南一些地方留下足迹及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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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形成
□周秋光
    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可以说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湖南在唐末五代时曾由马殷建立楚国割据50余年，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应该说为湖南的区域性开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到北宋统一后，由于党项、辽、金和蒙古族的相继南侵，迫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将重心移向南方。南移的枢纽虽在江浙，但湖南间接地通过江西得到相应的带动。原来北宋都汴京，江西与之相隔较近。南宋都杭，距江西更近。江西又是连结岭南的主要通道，这就使得江西成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湖南距江浙虽远，但南宋时国界线南移，湖北的武昌、襄阳及沿江要地都成了边防重镇，湖南遂成了边防重镇的腹地之一，地位较之北宋时反而更为重要了。
    江西带动湖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向湖南输出移民。湖南在五代以前的移民重要来自北方中原一带。五代以后便主要来自东边的江西。江西向湖南输出移民从两宋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清。据统计，迁入湖南的移民其来源多达16个省区，其中江西占64.45%，江西移民进入湖南的作用一方面是增加了湖南人口的数量(宋徽宗时期湖南的人口总数已经达600万)，开垦了湖南的荒土，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对湖南居民族源和血缘进行了更新与改造，从而导致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因为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具有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
    两宋时期湖南的经济发展比以前历朝都要突出。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兴修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湖南的粮食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代以前，湖南粮食作物主要是稻和粟。两宋时期，湖南除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又进行南北农作物交流，普遍种二麦(大麦和小麦)，使得湖南的粮食产量年年丰盈。朝廷每年都要从湖南调运大约65万石的漕米供京师和北方食用。湖南的茶叶生产每年也有56.5万余公斤，约占全国茶叶产量的10%左右。其它如种植业和养殖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种植业有棉、麻和各种果树，其中以柑橘最为突出。养殖业主要是养蚕、渔业和猪、鸡、鸭、鹅等。宋代湖南的手工业无论从规模、制造技术还是品种、产量，都较隋唐五代有新的发展。当时湖南开采和冶炼金、银、铜、铁、锡、铅、丹砂、水银等已形成相当规模，各种金属产量十分可观。矿冶业的发展刺激了各种金属制造业的兴盛。各种金属制造品特别是铜、铁器十分流行。如石门县出土的大量铜镜、铜罐和今存于常德滨湖公园的一尊高4.33米、重1520.8公斤的铁幢，反映了当时湖南铜、铁制品的高超技艺。此外，陶瓷、纺织、造纸和酿酒，在工艺水平上都有新的突破。造船业，潭州已能制造载漕米万石的巨舰。商业和交通，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和繁盛。
    两宋时期也是湖湘地方文化在全国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这就是该时期湖南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中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
    其实理学也是由湖南人开创的。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是北宋湖南营道（今道县）人，他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不过周敦颐的主要活动和归宿都不在湖南而在江西，他对于本土地影响也不大。而把他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湖湘学派的却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俩。故有人认为湖湘文化的形成是假借了异地的力量，这反映湖南地区本身在创造文化方面还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胡安国是福建崇安人，曾提举湖南学事。南宋初转徙荆楚，后在南岳紫云峰下结庐隐居著书立说，所著《春秋传》和编辑《二程文集》是湖湘学派重要的理论基石。其子胡宏曾拜理学家杨时和侯仲良为师，但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胡安国的理学思想。胡宏在南岳衡山讲学20余年，著有《知言》与《五峰集》等。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称许他是“卒开湖湘之学统”的人物。胡宏的弟子有张栻、韩璜、吴翌、彪居正、孙蒙正、赵孟、赵棠等人，而以张栻最为出名。张栻系四川人，幼时随父到长沙定居，后拜在胡宏的门下。张栻在理学的各种领域都下了功夫，并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清人黄宗羲说他所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可以说是一位发扬和光大师门的人物。
    张栻曾在长沙筑城南书院授徒讲学，后主要以岳麓书院为学术据点。他的门人弟子有彭龟年、吴猎、游九言、游九功、胡大时等。南宋乾道三年（1167），张栻接待了从福建崇安前来访问的闽学派理学大师朱熹，张、朱二人在岳麓书院会讲二月，就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切磋问难。通过这次会讲，使得湖湘学派与闽学两派得以互相取长补短，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理学的发展。
    由胡氏父子创立的湖湘学派经张栻之手得以向外传播，走向全国。如宋明理学大师魏了翁通过张栻的蜀中弟子范荪吸取了张栻一系的学说，在四川蒲江和湖南靖州先后各办起一所“鹤山书院”，不仅使“蜀人尽知义理之学”，而且使“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求书从学”，扩大了张栻思想的影响，沟通了湖湘与巴蜀文化的交流。
    有的学者总结合比较湖湘学派在理论上的特点有三：一是以性为太极，居于理之上，与程朱派以理为最高理论范畴不同；二是主张性无善恶，天理人欲同体异用，修正了程氏的性善情恶之说；三是强调践履和经世。湖湘学派在理论上较之程颐、朱熹认为性即理，理先气后，虽同属唯心主义宇宙观，但在逻辑上不如程、朱的严密，也更带主观色彩。他们的精义在后两者。但在强调经世方面，又不及浙东学派的鲜明。故张栻逝世后，其弟子或投闽派朱熹门下，或投浙派陈傅良门下，坚持其说的不多，这是与他们学说的弱点分不开的。不过，胡、张之说的后两者，实比程、朱之说通脱，后来凡不太迂拘的理学家，不管其是否研究过他们的书，信奉他们的学说，实际上都不得不或多或少遵循他们的轨辙，后世湖湘学者中的多数人正是继承的这个传统。
    宋代，湖南除出现湖湘学派，理学上在全国有自己的特色外，在经学、史学、地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也都有非凡的建树。宋代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有宁乡的易祓，武陵的丁易东，永明的周尧卿；史学家有湘潭的路振、路纶，祁阳的陶岳，湘乡的王容，衡阳的郑向、曹衍，浏阳的汤璹，桂阳的黄植，茶陵的谭世选，龙阳的袁申儒，武陵的丁特起；地学家有衡山李芾，南岳释文政、南岳道士陈田夫，衡阳宋刚仲，武陵柳拱辰等。北宋时湖南文学方面无闻人，至南宋时所出的名诗人有潭州人刘翰、宁远人乐雷发；名词人有湘潭的王以宁。散文家有潭州人邢天荣、营道人义太初、湘潭人钟将之、衡阳人廖行之、衡山人侯延庆等。书法家有潭州的刘次庄、沅陵的单炜；画家有潭州的武洞清和衡州的释仲仁；医学家有湘乡的朱佐与衡州的宋永寿；考据学家有潭州的王观国和桃源的戴埴等。
    宋代反映湖南文化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学校教育与书院的广泛兴起。北宋时期南州县学为数尚少，到南宋时湖南的大部分州县都建立了学宫。书院作为讲学的场所，也同时兼具学校规模，以补州县学之不足，在南宋时尤盛。据载南宋时湖南全境有书院51所，分布于近30个县内。闻名全国的有长沙的岳麓、城南，衡阳的石鼓，湘潭的碧泉诸书院。但是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应天的应天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竟有两所在湖南！由于教育的兴盛，使得湖南开始出现人才蔚起的现象。前文所述一大批理学、经学、史学、地学与文学诸家的出现即其例证。据清光绪朝《湖南通志》所列举，两宋时期湖南县以上官吏390余人，其中进士达179人。

铁马云雕

此帖很好。长了不少知识。

紫云草

值得學習的東西好多阿,慢慢細讀了,呵呵~~~

莫影

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