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湖湘文化从头说起(三)

依·依

元明时期：从低迷到复兴（上）
□周秋光
    元代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个低迷期。元朝因为是由游牧民族所建，其文化势能低于汉族。元朝统治者曾将大片的耕地变为牧场，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而且元朝的蒙古贵族曾对汉民族采取歧视和高压政策，特别是对南人的防范和压制尤为厉害。故国内的经济、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一度出现严重的停滞和倒退。直至元世祖后期及成宗、仁宗年间，才开始注意吏治，与民休息、劝课农桑，并相应地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与商业，从而使社会经济重又向前发展。
    与前代比较，元代在制度文化的建设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宋时地方行政沿袭唐制，实行道、州郡、县三级。宋太祖至道三年（997）改道为路，湖南初隶属于江南道，后分隶荆湖南南、北二路。而元时，地方设行中书省，当时全国共有10个行省。湖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属湖广行省，一小部分属四川行省。属湖广行省的包括江南湖北与岭北湖南二道。江南湖北道包括岳阳、常德、澧州、辰州、沅州、靖州6路，岭北湖南道包括湘潭、衡州、道州、永州、郴州、宝庆、武冈、贵阳8路，另辖茶陵、耒阳、常宁三个直隶州，共计是47个县和12个县级州。属四川行省的包括湘西的少数民族地区，即今之凤凰、永顺、桑植、保靖等地，均设土司管理，土司制度亦自此始。湖广行省的治所设在鄂州（后改名武昌），但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曾一度改为潭州（今长沙），不过到至元十八年（1281）复又迁往鄂州。
    元代湖南一度出现了人口骤增的现象。据统计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湖南所属14路3州的总人口达5719000余人。当时新增加的人口多集中在洞庭湖区，这是因为这一带土地肥沃，耕作与种植的回报率高。人口的增长为湖区的垦殖开发以及粮食和棉花为主的生产发展创造了条件。
    元代湖南地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教育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虽然比不上宋代的灿烂辉煌，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据记载，元代湖南地区重建、增修和迁建的路（州）、县学共计达21所，并且还重建了在南宋年间毁于兵火的长沙岳麓书院与维持了衡州的石鼓书院。元代湖南地区重建与复修的书院有8所，约占当时全国总数的16％。
    元代的科举考试总共有20余次，湖南地区乡试中试者271人，成进士者143人，入选为官者86人。其入仕的比例在全国占8％。湖南各州县的进士以茶陵为最多，计20人。次为攸县（14人）、浏阳（13人）、兴宁（12人）、常宁（9人）、醴陵（7人）衡山（6人）。其中衡山与兴宁各有状元1人（衡山何克明，兴宁曹一本）。官位最高的是浏阳的欧阳玄，曹授湖广省右丞。
    湖南在元代的著名学者和专家有诗人、史学家（浏阳人），诗人李祁（茶陵人）、胡天游（岳州人），词曲家冯子振（攸县人），民歌创作家陈泰（茶陵人），史学家陈仁子（茶陵人），经济学家杨辀（慈利人）、汤弥昌（浏阳人），理学家欧阳龙生（浏阳人），佛学家李道纯（武冈人）、蔡栖云（临湘人），道学家徐渊（永明人），画家冷谦（武陵人）医学家曹世荣（衡阳人）等。此外，元时湖南著名的宗教界佛、道人物有王真人（零陵）、妙铄（沅陵）、戴永坚（茶陵）、杨道圆（邵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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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从低迷到复兴（中）
□周秋光
    明代，政府在行政建制上仍袭元朝旧制。只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在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三司鼎立，互不统率。布政使司仍称省。省下设道，道下改路为府，府领州、县。其时湖南地区仍属湖广省管辖，仍称湖南道。共有7府8州56县，还有土司18个。
    明代湖南接受移民的输入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但其时移民的输入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这就是由于元末明初连年的战乱和兵燹，使得湖南地大片土地和田园荒废，庐舍为墟，原有的湖南境内的居民大批地逃往外省--主要是逃往四川。而随后，外省的居民--主要是江西的则以从征、屯垦、宦游和经商等方式，又大批地涌入湖南。这种情形，正好印证了民间所流传的那种“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不过明代湖南人口的数量，却比前朝减少了许多。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在明万历六年（1578）7府8州（不包括湘西南的18个土司）的人口大约只有191万。
    明代湖南的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无疑有重大发展。首先是农业的发展。宋代曾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指的是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湖州一带粮食生产的发达，自给有余。而到了明代后期，则盛称“湖广熟，天下足”，表明其时湖广已经取代苏湖，在粮食生产方面已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次是手工业方面和商业也有较大的发展。明朝中晚期在长江下游和苏杭一带，手工业部门中已稀疏的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湖南地区与这些地区相比相对落后，资本主义萌芽还谈不上，不过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往昔，却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纺织业，湖南地区各州县均出产绢、绫、丝和棉布，其中棉布尤多且普遍。据载长沙府自明景泰七年（1456）始，每年以20万食粮折征20万匹棉布，一半解京库交纳，一半留府备用。其他如造纸业，也出现了诸如长沙府的浏阳纸，衡州府的耒阳纸等一些名优产品。商业方面，湖南地区已出现了一些商业重镇与贸易中心。如岳州府的巴陵，因其濒临洞庭、长沙，成为湖南北面的重要门户和沟通巴蜀与东南苏杭一带的枢纽。位于湘江之滨的长沙府城，明中期已有人口42万，它连接南北与东西，是湖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在交通上，明代由于开通了黔滇，使得湖南的交通地位也必过去大大提高。因为其时南、北商贩欲入黔、滇，必须取道湘沅或“就湘沅舟运以往”。这样一来，湖南便一改往日那边鄙的面貌和蛮夷的形象，开始进入汉文化的腹地范围。总之，由于交通格局的变迁，是的湖南省落后的边陬蛮荒的到了迅速的开发，所谓“风土往时为异俗，车书此日混遐荒”。

依·依

元明时期：从低迷到复兴（下）
□周秋光
    明达湖南的学校教育远比元代发达。元末被兵 所毁的学宫和书院在明代都陆续得到了恢复，并且还兴建了不少新的学宫和书院，在嘉靖年间兴建最多，约有25所。书院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才的兴盛。明代举行的会试82场，湖南进士题名者计达411人，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各1人，分别为华容的黎淳、安仁的邓伟奇、临武的曾朝书。这些进士中官至显位的有在正德年间担任兵部尚书的华容人刘大夏，担任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的茶陵人李东阳，在嘉靖年间担任太子太师、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的巴陵人杨一清，担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茶陵人张治；崇祯年间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军机仍掌兵部事的武陵人杨嗣昌等。与前代相比，明代湖南人的人才格局已有新的突破，用晚清经学家皮锡瑞的话说是"骎骎始盛"。其时可称道的文学人物，在明前朝有文学家、诗人茶陵人刘三吾，湘阴人夏原吉，攸县人王伟；在明中后期有茶陵人李东阳、郴州人何孟春、巴陵人杨一清、宜章人邓庠、善化人黄学谦、益阳人郭都贤等。可称道的经学家有益阳人罗敦仁、罗喻义父子，有衡阳人王介之（王夫之长兄），临武人曾朝节等。值得一提的还有明正德二年（1507），对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的“阳明学”创始人王守仁贬谪贵阳时途径湖南，曾应邀在湖南醴陵的靖兴寺、泗州寺和岳麓书院讲过学。其后，王学在湖南传播的结果是与湖湘学融合，最终使得湖湘学和王学都得到了改造。同时，王学在湖南的传播对后来王夫之学术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同样也不能对明代湖湘文化的发展程度估量过高。明代湖南在国内的排名其实仍然还是十分落后的。与相邻的江西和湖北比较：一部《明史》列传中的人物，江西385人，湖北157人，而湖南只有63人。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有专传及附载的重要人物：江西55人，湖北5人，湖南仅2人。又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中的人物，江西102人，湖北26人，湖南才15人。

凌波起舞

这么长，依依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