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湖湘文化鼎盛期—清未

空谷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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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鼎盛期—清未）（1）（转贴）
引子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冬季，一时扁舟经湖南辰州，泛沅江，溯湘水，向长沙行来。1850年1月3日（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停泊在岳麓山下的湘江边，舟船中坐着的是一代伟人林则徐。鸦片战争中，林则徐被道光帝不公正地遣戍新疆，1845年底又奉旨起用，但长期心情的压抑和奔波，加上夫人郑淑琴的去世，使林则徐旧疾复发，不得不奏准请假回乡调治。全次他在长沙暂停是为了会晤相闻已久，却始终未曾谋面的左宗棠。
　　林则徐最早是从自己的知己好友、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胡林翼那里知道左宗棠的。胡林翼是益阳人，左宗棠是湘阴人，两人同为长沙府人，又是同年所生，交往甚密。左宗棠在长沙府属醴陵渌江书院任山长时就被陶澍视为奇才，后将自己的儿子与左宗棠的女儿定婚。陶澍逝世后，左宗棠受托前往陶澍家中教授陶家子弟。1842年，胡林翼也回乡到陶家帮助理家，常与左宗棠“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胡林翼对左宗棠极为赞赏，称他是：“近日楚才第一。”因此，当他得知林则徐急需辅助人才时，便大力加以推荐。林则徐见了介绍非常满意，函复胡林翼道：“承示贵友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喜经世文章，如其噬肯来游，实所深愿。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但当时左宗棠因侄子成亲，陶澍儿子读书等事无法脱身，错过了这次机会。不过，林则徐就此记住了左宗棠这个名字。
　　左宗棠对林则徐则更是心仪已久。鸦片战争爆发，左宗棠被林则徐的爱国心所感染，“心神依倚，惘惘欲随”。林则徐遭贬，奉调治黄河决口，出关赴新疆等事，左宗棠自称：“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喜，尝自笑耳。”足见他对林则徐的仰慕。
　　这次机会终于来了。林则徐在赴长沙“道湖上”（经过洞庭湖时）就遣人到湘阴东乡柳庄召左宗棠来见面。船停泊后，左宗棠于当天赶到，和林则徐在舟中彻夜畅饮倾谈。这次会见，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一位是清代官员的佼佼者，杰出的民族英雄，一位是未来中国历史舞台的风云人物，他们相见于岳麓山下，湘水之畔。舟外江风吹浪，拍击着船舷；舟中林、左在烛下放怀畅谈今昔；纵评天下大事。左宗棠颂林则徐这位65岁的前辈名臣为“天人”，林则徐对左宗棠这位37岁的布衣“诧为绝世奇才”。共同的经世抱负和旷世情趣使他们像阔别多年的故友相逢，倾心交谈。
　　这次交谈的内容是广泛的，家事、国事、人物、政务无所不及。他们谈到了吏治，认为官员左右向下级、百姓索讨无厌是最大的弊政；他们感慨地谈到了贺长龄，称贺长龄是“大人君子”，堪为士大夫的楷模；他们也谈到了滇中战乱，林则徐表示已将祸首绳之以法，不日就能地方平定，百姓安居乐业了。而他们谈得更多的是西域边政。林则徐说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都不富强，他曾在边部各城大兴水利，可惜功未告成，深以为憾。林则徐认为只要水利兴修，稻田广种，那么西域就能不减东南富庶之区。林则徐还预见俄国将成为中国的边疆大患，谈及他对新疆地理的观察，俄国在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和自己的战守计划，并将有关材料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不知不觉之中，夜已将尽，两人才相互告别，林则徐亲书对联一副给左宗棠，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上联写了湘江夜话处的美丽景色，下联抒发了胸怀古今文化的豪情，或许就是对左宗棠的高度评价。临别时，林则徐举手拍着左宗棠的肩膀说：“将来完成我的大志，唯有靠你了！”期望之深，溢于言表。
　　湘舟夜话仅一年以后，1850年（道光丰十年）秋，左宗棠在长沙朋友寓中听到了林则徐死于广东的噩耗；不由痛哭失声，流泪撰题挽联寄托哀思：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泽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这副对联，表达了左宗棠对林则徐的崇敬之情，他们虽仅见过一面，畅谈过一宿，思想却是相通的。“君子”、“小人”一句，道出了左宗棠对林则徐坎坷遭遇的愤懑不平，“遗泽”是指林则徐做事为人有古人遗风；“庙堂”、“草野”一句，强调了林则徐对国家、百姓的重要作用，“出师未捷”，又包含着无限遗恨与痛惜。
　　湘江夜话，给左宗棠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20余年后，左宗棠舆榇出关，收复新疆。在这片林则徐流放过的地方，他时时处处想起那天晚上林则徐的话语。为此他奏请建省，屯田垦荒，凿修水利，努力将林则徐生前意愿一一付之实行。于是，林则徐与左宗棠的湘江夜话，成为长沙和中国近代史上令人长久思味的一段佳话。
书生领兵：湘军集团的崛起
　　19世纪中叶，湖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是一支由书生统领的湘军从这里突兀崛起，并在与太平天国农民军的激烈对峙争斗中取得胜利，充当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排柱梁，从而几乎决定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命运。人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往往对原先并不为天下注重的湖南会兴起坚韧强悍的湘军而感到疑惑不解。但如果从湖湘区域文化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湘军的领导核心集团不单单是一个军事集团，实质上也是一个文化群体——理学经世派群体。它的主要特点是受千年湖湘传统学风的影响，把对程朱理学的坚定信仰和经世务实的作风融合一体。所以，既具有强烈的卫道精神，又对社会现实有较清醒的认识，往往能制订行之有效的策略方针，成为自己的取胜之道。
　　湖南士人自宋代湖湘学派创立起就奉程朱理学为正统，此风近千年不变。到清一代，湘省学术中心岳麓书院的历任山长都孜孜教诲士生“务以程朱为宗”。嘉道（1796－1850）年间深受士人敬重的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也都一向强调“笃宗理学”。其中长沙人唐鉴，自少研读理学性道，后点翰林院庶吉士，任太常寺卿，撰成《清学案小识》、《朱子年谱考异》等著作，是当时全国声望最高的理学大家，学生遍天下。于是，在岳麓书院贺氏兄弟及唐鉴等人的激荡张扬下，19世纪初的湖南成为理学气氛最浓的省区之一；从而直接影响了以后湘军集团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刘蓉、江忠源、郭篙焘等都曾就读长沙岳麓书院，他们在湖湘文化的氛围中成为坚定的理学信徒。尤其是曾国藩，他在唐鉴的启示下，按理学要求进行严格的身心修养训练，常言“义理之学最大”，“义理之学为先”，在士林中名声日高，此后，即使在戎马倥偬之时，曾国藩也要取《理学家传》等书披览，俨然成一理学名家。他是湘系理学经世派的核心与灵魂。
　　“理”衍化成社会政治道德秩序就是“礼”，也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那一套封建纲常伦理。曾国藩说过：“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同时，因为理学讲“礼”，所以它实际上又是一种道德之学，讲究个人道德节操的培养。湖南理学派受其薰陶，怀有一种对理想道德主义的强烈追求。刘蓉自言对钻营无耻之事非特不敢见之于事，并不敢存之于心，甚至不敢形之于梦寐，对自身的道德束缚达到了苛刻的地步。曾国藩特地提出了一个“诚”的概念，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唯立诚才有可居之地，诚便是忠信。”表现出对道德修养的关注。由此出发，湘系理学派还力图忘却“小我”，培养“大我”，即养成抱负高远，气魄宏大的道德节操。罗泽南在连丧三子，妻又失明的逆境中，“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拨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罗泽南之学生王，年轻时也大言：“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这种极端重视个人道德节操的理念，对以后湘军的组建及最后取胜都起了很大作用。
　　湖湘传统学风的第二个特点是重经世致用。理学自宋至清，本已流于空疏，士人好玄谈性理而不顾及现实国事。但受湖湘经世务实学风的影响，湖南士人却向来不欣赏玄而又玄的纯理性思辨，总是将学理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19世纪初，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刊印后，湖南士人诵习成风。左宗棠曾经说：“多读经书，博取义理之趣；多看经世致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前者是精神理论，后者是方法手段，理学、经世两翼齐备，互不偏废。曾国藩也是既笃信理学，又始终不忘经济之学，凡天文历法、农学舆地、数学兵法都一一涉猎，养成了讲求实效，因时变通的作风。他强调的“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就是这种作风的写照。19世纪前期的湖南社会已颇不安定，所以湖南理学经世派都特别注意对军事和地理问题的研究。罗泽南“多论兵家形要”；左宗棠“胸罗古今兵法”；江忠源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与学友谈论“练勇事，彻夜不倦”，反映出当时湖南士人研习兵事之盛。他们都是书生，又都喜谈兵，从而为此后书生领兵准备了条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经世人士大多生自农村，长自农村，都注重农事，富有农本思想。曾国藩一再表现出愿以耕读世家守业安生的心态，在家书中，告诫诸弟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刘蓉将这种农本思想表现得最为清楚，他说：“盖天下大利，必归稼穑。四民之中，必使农居其三，而工商居其一，然后民生厚而财用足。”后来的湘军领袖都曾目睹务家的艰辛，所以他们对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能有较清楚的认识，并寄于本阶级所允许范围内的同情。曾国藩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痛切陈词：“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劬，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
　　正是基于这种经世重农者对农民状况、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湘军领袖能在以后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有效地争夺农民群众。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指责太平天国“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皆天王之田；商贾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皆天王之货”，就是抓住了小农最希望保住私人经济的习惯心理；而“所过郡县，先毁寺庙，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禳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又抓住了农民平时信鬼神的文化心理，都颇能切中要害，煽动起相当部分的农民对太平天国的不满。中国的历史早就证明，谁争取了农民，谁就赢得了胜利。湘军领袖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太平天国领袖们更了解农民，更能有效地掌握农民，这是地们最终能战胜太平天国的原因之一，而根源还在于他们重经世的文化意识。
　　总之，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批湖南理学经世人士在道咸年间笃信程朱理学，砥砺道德气节，倡言经世致用，关注和参与各种社会实际事务，互相激荡张扬，蔚然形成了一股特有的湖南士林风气，正是这股风气造就了湘军领袖集团。对理学的坚定信仰，首先造就了这一集团强烈的卫道意识，他们视传统的纲常名教为天经地义、万古不变之道，谁对此有所悖叛，谁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就要起而护卫圣道。因而在湘军人士看来，他们对叛道者的讨伐，已超越了仅仅为一个大清王朝而战的意义，而是为千年的礼义纲常而战。正是这种使命感，使这批性理儒生投笔从戎，聚而组织湘军；正是这种使命感，使他们屡遭挫折而不馁，表现出与叛道者不共存的殉道精神。又因为有护卫名教这一共同信念和理学重道德节操的传统，湘军较其他军队更为团结一致，某些将领们尽管平日积怨构嫌，临阵依然彼此相救。所以，当时的中国，也许只有程朱理学之风极盛的湖南才能产生出这样一支湘军来。
　　由于湘军是以书生作将帅，因而领导、治兵的方法也很有特点。他们不仅以军纪营规约束部众，还用讲学的方法来教化士兵。王在军中亲自讲论经史义理，以至听者“潸然泪下”。曾国藩平时每逢操练都聚集将士“训作人之道”，反复讲述千百语，内容无非是向部下灌输封建的伦理纲常，核心是忠君事长。他自称“练者其名，训者其实”,把军前讲演看得比教练技击更重要。曾国藩等人还把理学中的“仁”、“诚”、“礼”等道德原则引入治军之中。“仁”是要官长用仁爱之心来调节与士兵的关系，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出力；“诚”是把忠君诚心的政治品质作为选将的要义；“礼”是规定军队内部上下尊卑的关系不可颠倒逾越。这样，在曾国藩等人的努力下；湘军成为一支弥漫着理学文化精神的特殊军队，它以理学作为精神支柱和指导原则，使全军上下达到了思想行动的绝对统一，提高了战斗力。它的将领较他人也确实少几分官气贪气，多几分信念节操。《湘军记》的作者王定安这样叙述湘军以理治军所带来的成效：“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这确实道出了湘军能最终战胜太平天国的重要文化原因。说湘军是在传统湖湘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带有强烈文化特色的政治军事集团应该是恰当的。
　　湘军给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代湖南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多方面的，仅从文化方面而言，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湘乡派”文学派别在近代文坛地位显要。湘军护卫圣道的宗旨强化了湖南的文化保守意识；但湘军的兴起，却使无数湖南籍人得以走出湖南，走向沿海，甚至越过大洋走向世界，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加军领袖以“理”治的方法，也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军事，蔡锷特地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一度风行数十年。在平定了太平天国之后，以书生领兵的曾国藩曾预言将来：“湘中子弟忠义之气，雄毅不可遏抑之风，郁而发之为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必将震耀于寰区。”意思是作为湘军的故乡，湖南将以其宏毅雄斗的道德文章而卓立于世，震耀中华。话虽有踌躇夸大之处，但以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证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同光年间长沙地区的文化复古之风
　　19世纪中叶在湖南兴起的湘军，是在卫道的旗帜下和太平天国相对抗的，湘军的胜利也就意味着传统伦理纲常的胜利，因此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保守意识在湖南得到了强化，复古之风顿起。早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还在进行时，目睹封建社会秩序受到的巨大冲击，湘军首领们就感叹学术不正，人心不古，“天之士群趋于浮诡虚诞，矜速化而务苟得，不耻不仁，不畏不义，而先王之礼教荡然矣。”出于这种忧虑，他们于战后急忙在湖南着手恢复传统文化，主要表现有：
　　一是重修地方志。同治初年，当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尚未结束时，湖南全省就开始普遍重修地方志。据统计，同治（1861－1874）一朝十余年中，湘省共有长沙、宁乡、浏阳等50多个府州县厅编纂了新的地方志，这既和以前修志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标榜中兴，粉饰太平，借古鉴今，又和以前修志不同，更是为了借地方志来褒扬忠孝节义等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1874年（同治十三年）由曾国茎（曾国藩之弟）、郭篙焘编定，光绪年间刻印的《湖南通志》在序言中揭示它的目的是使“湘之贤大夫砥砺名行，敦厚风俗，用以踵乡先贤之遗烈，栋家干国无负颂臣”。特别明显的是，这些新编的地方志都在人物志中增加了“义勇”一门，以宣扬湘军死难将士的所谓“忠义血性”。
　　和重修地方志同时，湖南全省各地纷纷修建罗泽南、王等湘军人物的专祠，用以“励世劝忠”。曾国藩特地为长沙府属县湘乡所建的昭忠祠作祭文，鼓吹湘军的所谓忠勇拙诚品格：“君子之道，以忠诚为天下倡……能常葆此拙且诚者，也而济世，入而表里，群材之兴也，不可量矣。”经过这样的大肆渲染，恪守封建忠义，护卫传统圣道的湘军成了湖南士人心目中的道德典范和争相效法的众趋人格，“卫道”也成了湖湘士人自觉的责任感。湖南以后保守意识的浓厚，与这种湘军品性的流传和被效法有很大关系。
　　二是重建学校与书院。太平天国时期，长沙与湖南的学校书院大量被毁，战争平息后，湘省官绅急于重加修葺。据地方志记载，长沙、宁乡、湘乡、益阳等20多地的县学在咸丰末年与同治年间加以重建或修葺，占湖南全部县份的一半。这些学校的规模比重修前都有扩大，文武学额也因湘军的所谓功绩而增加了近千名，为全国之首，长沙府属湘乡又为全省之冠。与此同时，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浏阳狮山、洞溪书院，宁乡玉潭书院，湘乡双峰、连璧书院，湘潭昭潭书院……等旧式书院也重新整修。1867年（同治六年）在长沙又增建了求忠书院，建院原因是“军兴日久，殉难者多，欲求忠臣，宜培忠裔”，故曰“求忠”。当时的各级学校都以课读《四书》，训练八股为业，湖南书院也以传授程朱理学为主务，同光年间还增加了对忠义卫道一类所谓湘军品性的宣扬。所以，学校、书院的扩建重修，意昧着传统文化意识得到了强化。
　　嘉庆（1760－1820）朝时，浏阳一位儒生利用汉书图录和曲阜孔陵所存器物，制出全套古代用以祭祝孔子的大型编钟乐器。咸同年间被曾国藩发现并加以推广。于是，“浏阳古乐名声大噪”，一时湖南各地祀孔古乐不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湖南复旧潮流之盛。
　　三是刻印古籍。出于对“人心不古”局面的恐惧，不少湖南士人纷纷刻印有利于人心皈依传统的书籍。1866年，曾国藩、曾国基兄弟刻印了《船山遗书》，曾国藩亲自作序。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序》中指出，孔孟儒学的核心是“仁”、“礼”二宇，所谓“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而王船山著作数十万言的宗旨也可归结为“仁”、“礼”二宇，所以他认为王船山承继了孔孟正脉，其学说可以被用来“纲维万事，弭乱世于未形”。显然，借船山著述以恢复封建秩序，预防农民起义的再次爆发是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的主要目的，它也成为太平天国战争后湖南士人努力强化传统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1884年前后，湘乡人刘锦棠在湖南集资印发了《人臣儆心灵》、《圣谕广训真解》、《官绅实训》、《传家宝训》等所谓敦风励欲，规劝桑梓复归古代伦理道德的宣传品，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
　　湘军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已使它的卫道精神得到湖南士人广泛的认同。而重修地方志、扩建学校书院、刻印古籍等一系列行动，更大大强化了湖南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意识，便湖南在清末维新运动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拒绝接纳西方先进文化。当洋务运动在中国其他地区展开时，湖南士人却顽固地反对设立工厂、架设电线、开通轮船等一切有悖于传统的新事物。连曾国藩想在故乡创办近代企业的计划至死都未能如愿。当郭嵩焘出使英法时，湖南士人对他的谩骂十分激烈；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坐小火轮退湘奔丧，湖南士人又大为哗然，攻击他辱没先祖。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氛围中，直到甲午战争前，长沙和湖南像郭嵩焘、曾纪泽这样心态开放的思想真可谓凤毛鳞角，以致同光年间湖南没有创办一所新式学堂、一份新式报纸、一个近代企业，而且在华夏之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的支配下，拒绝任何西方人士进入长沙，因而被西方人士称作“铁门”、“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

空谷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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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鼎盛期—清未（2）
                                     戏曲名家杨恩寿
　　戏曲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流行之广，在世界各国首屈一指。湖南戏曲艺术称得上源渊流长，先秦时期爱国的民间歌舞就是戏曲艺术的萌芽，唐宋时湖湘地区流传傀儡戏和歌舞百戏；元代说唱、杂剧又在这里风行，当时长沙地区的一代宗师欧阳玄就创作过说唱词典，影响后人；明代，弋阳腔与昆山腔又先后传入湖南，对湖南高腔等地方戏曲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清代，湖南戏曲进入繁荣期，湘剧高腔、昆腔、弹腔，花鼓戏等地方剧种在这一时期盛行，传奇、杂剧创作也呈现高潮，仅长沙地区就涌现出张声、曾传钧、杨恩寿等剧作家和戏曲理论家。
　　张声，长沙府属湘潭人，宇奉兹，号蘅芷庄人，《湖南通志》称他“才华美赡，少时文誉流溢”，年轻时和左宗棠是至友，并成为左宗棠的妻妹夫。张声仕途不顺，乡试一落第，会试七落第，42岁才得一县官，48岁就病殇，一身抱负未及施展，所以左宗棠在铭中叹惜他“坐而才未究撅施，有翼不奋终栖插”。但张声于短促的一生中创作了《讯》、《题肆》、《琴别》、《画隐》等9种杂剧，合为一本，总名《玉团春水轩杂出》。这些杂剧有的歌颂民族气节，如《琴别》描叙一位琴师在亡国之时饮酒、赋诗、抚琴、碎琴的经过，全剧层次清晰，感情悲痛凄惋，琴师的心理状态刻画得深刻动人；有的表达了文人怀才不遇的情绪，和作者张声的自身遭遇吻合，如《碎胡琴》一剧就是借陈子昂碎琴的故事，抒发“无人知我”的愤懑之情。张声杂剧的创作特色主要是能选取情节的焦点来着重描绘，从而鲜明、形象地凸现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显示出作者的艺术概括力。因而后人赞他“善词曲”，“承袭了雍乾时杂剧全盛期的余绪，激愤昂扬，遒劲清丽，显示出独特的创作风格。”
　　曾传钧（1826－1881），善化人。字茶村。他性格豪放，落拓不羁；善撰诗文词曲，在历任教谕、知县、州同知等职时，兴学刻书，既有政声，又有文名，遗有《万松草堂遗事》、《冶秋园集》等文集。他的戏曲代表作是《蕙兰芳》传奇，描述主人公张承敞经历战—乱，与妻子离而复合的故事，情节曲折，《饯花》、《感怀》等曲文催人泪下，是公认的戏剧佳作。
　　湖南历史上最重要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是长沙杨恩寿。他宇鹤恃，号蓬海，别号蓬道人，生于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35岁考中举人，任过湖北盐运使、湖北候补知府等职。杨恩寿仕途很不顺畅，一生中的最高官衔是以候补知府充湖北护贡使，所以他在《自叙》中郁郁写道：“余则颠倒风尘中，无所建树，依然操不律，作无益事，以悦有涯生。”但正因为仕途坎坷，使杨恩寿能感悟世态炎凉、人生辛酸，从而为从事戏曲创作提供了—生活基础。
　　杨恩寿性情旷达，能酒善歌，自少醉心于戏曲，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他曾在日记中回忆：“忆自十余年来，颇有戏癖。在家闲住，行止自如，路无论远近，时不分寒暑，天不问晴雨，戏不拘昆乱，笙歌岁月，粉黛年华，虽曰荒德，聊以适志。”凭着这种对戏曲的酷爱，杨恩寿一生创作了大量剧作和戏曲论著，主要汇集于《坦园六种曲》和《词余丛话》之中。
　　《桂枝香》和《再来人》是杨恩寿戏曲创作的代表作。《桂枝香》为一则才子佳人剧，写年轻士生田春航与京师名旦李佳芳相好，情意缠绵。当田春航参加会试不中，处于困厄之中时，李桂芳毅然取私房钱万金捐助，激励他发奋苦读，后来田春航终于高中状元，称李桂芳为状元夫人。杨恩寿在剧中赞颂优伶李桂劳慧眼识名士，讽刺世间庸人冷眼，同时感慨自己未逢知己，怀才不遇。《再来人》写福建老儒陈仲英，执意追求功名，但久困场屋，郁死牖下，后再托生季毓英，得以状元及第，荣华富贵；在对剧中人物的描写中，反映出杨恩寿一方面仍将金榜题名视作士人的最高目标，另一方面又已意识到科举的各种弊端。他借剧中七旬老儒陈仲英之口感慨陈言：“朝廷慎重树名，偏中了这些败类，文运如此，国运可知。”这正是科举制度腐朽衰败期知识分子矛盾心态的表现。
　　杨恩寿的许多剧作都带有表彰忠义节烈传统道德的思想倾向。《封》写林四娘协助丈夫固守城池抵抗太平军，最终战死；《理灵坡》叙明末张献忠攻陷长沙，司理蔡道宪不降死难；《麻滩驿》中的女主人公沈至绪，先单刀匹马于阵中夺回父尸，丈夫死后她又辞官归里，奉养老母，教授生徒，传经守志，塑造了一个典型的节烈女子形象。杨恩寿在其他剧作中还歌颂了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自己对桃花源式理想社会的向往。
　　杨恩寿的剧作，情节曲折，场次紧凑，富有戏剧性。剧中的语言质朴生动，感情真切，因而人物形象突出，艺术感染力很强，在当时就受到好评。王运称他“善治情”；越南贡使裴文祀读杨恩寿的剧作，赞叹“词旨圆美，齿颊生香”。所以后来的剧作家写作剧本时，总要借鉴他的创作手法。
　　杨思寿一生喜观各种戏曲演出，酷爱戏曲创作，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戏剧理论，他撰写的《词余丛话》就是清未有影响的戏剧理论著作。在书中，杨恩寿讨论了戏曲的本源、戏曲创作的目的和功能问题，还对许多剧目进行了评论。
　　中国古代有许多文化人重视诗词，轻视戏曲，认为诗变为词，词变为曲，是愈变愈卑俗。杨恩寿针对这种议论，提出诗、词、曲三而一，无有高卑之分，强调“曲与诗、词异流同源”。这就和汤显祖、李渔、张九钺等著名戏曲家一样，护卫了戏曲应有的地位与作用。
　　杨恩寿十分重视戏曲的教育功能，他将戏曲创作比之为修《春秋》，认为寓褒贬，别善恶，感动人心，扶蕴持世教育是戏剧创作的基本目的。所以，他在《桂枝香自序》中说：“以为填词院本，类多阐扬忠孝节烈，寓激劝之意，使阅者有所观感，此奇之所由传也。”杨恩寿这种思想，其他戏曲评论家也看得很清楚，杨彝珍就在《哀词》中明确指出杨恩寿著“《理灵坡》传奇数种，表彰往哲，实讽劝当时，其维持世道之深心，差足补国家褒贬黜陟所不逮。”
　　杨恩寿的戏曲批评也往往具有真知灼见。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写过一出《龙舟会》，叙述谢小娥为父亲与丈夫复仇的故事。杨恩寿在评论中指出此剧“淋漓悲壮，脾睨古今”，本意是抨击清廷和明末亡国之臣，图谋恢复明室。这就准确地抓住了王夫之杂剧作品的语言特色和创作意图。他还认为《长生殿》与《桃花扇》“其词气味深厚，浑含包孕处蕴藉风流，绝无纤亵轻佻之病。”这种评论也颇为恰当。
　　杨恩寿的剧作与戏曲理论著作大多完成于同治光绪年间，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大批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获得军功、敛得财富的湘军官兵返回故乡，他们购田买屋，聚宴游乐，使湖南风俗为之一变，演戏唱曲之风也由此大兴。当时的长沙，不仅著名戏班众多，地方绅士还倡办了票友班，“相率粉墨登场，实际表演”。曾任过国子监祭酒的王先谦60大寿时，演戏酬宾，湘江两岸观者如堵。湘剧、弹唱、花鼓戏都于此时达到鼎盛。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产生了杨恩寿这样的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杨恩寿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曾对自己做过一个估价：“吾半生所造，以曲子为最，诗次之，古赋、四六又次之，其余不足观也。”这是大致符合实际的，在杨恩寿的创作中戏曲占的地位最突出，但又并不局限于此。他的一些诗词，如写自己科场困顿的“青衫留得伤心泪，一第蹉跎十七年”；写自己创作艰辛的“填到声声入破，泪湿青衫。驱块垒而饮酒三升，破抑郁而歌传五噫等，都表达了内心的真情实感，也值得一读。
　　杨恩寿的生平著述很丰富，除《坦园六种曲》、《词余丛话》外，还有《续词余丛话》、《坦园日记》等，汇集为《坦园丛书》，是人们研究中国戏曲史，尤其是近代戏曲史的重要资料。
　
                           丁取忠与《白芙堂算学丛书》
　　在湘籍经世致用学派的深刻影响下，19世纪初中叶产生了一批致力于实学的知识分子。主持编辑《白芙堂算学丛书》的数学家丁取忠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丁取忠，长沙人，宇肃存，号果臣，又号云梧。他出生于一个文化气氛浓厚的家庭，父亲曾总修过《丁氏宗谱》，略有文名；哥哥效力于经学，著有《读易通讯》。丁取忠自小喜读书，但不喜经书时文而偏爱算学。1837年（道光十七年），他入长沙城南书院，与精研算学舆地的新化人邹汉勋，及精于代数的表弟李锡藩同学，志趣相同，他们常常一起通宵达旦地切磋数学。一次，丁取忠从朋友处得到一本首尾残缺，著者不明的算学书，书中讲解弧度与弦矢互求的方法，但文辞隐奥难懂，又无具体算例。于是他详细演筹了若干算例，1851年修订刻印问世，这就是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数学拾遗》，书由邹汉勋作序。书中“多发明古今算家末尽之旨”，提出了三元一次不等式方程组整数解的新方法。第二年，他在别人协助下完成了《舆地经纬度里表》，运用三角学知识，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依据，推算出各地到北京的距离和所处方位，由于《海国图志》本身的误差，他的推算“未尽精核，然足备参证”。
　　1860年（咸丰十年），丁取忠应湖北巡抚胡林翼的邀请，到武昌校改各类图书。这时他年已半百，仍是一介生员，但依然专注数学，不思仕进。1865年（同治四年），丁取忠又至上海曾国藩开设的江南制造局，参与翻译西文科学著作，并代为李善兰校勘“则右昔斋算学”丛书中的《天算或问》一书。大约18初年前后，他返回湖南长沙，居住在城北的古荷花池精舍。
　　丁取忠早年从事算学研究，既无良师指导，又缺资料参考，主要是凭自身聪慧的天赋和刻苦勤奋的精神，他甘于淡泊，不求闻达，醉心于算学，常常手持算筹凝思苦想，以至废寝忘食。为弥补资料的不足，虽然家境贫寒，他仍倾其囊中购书、藏书，和朋友互赠算书，所以有人称他“几间老屋，万卷藏书”。在长期从事数学研究和著述的过程中，丁取忠与当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吴嘉善、徐有壬、邹伯奇等都有联系，或质疑问难，或信件传述，或交换算著，以弥补独立研究的不足。他和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也有过交往，一起讨论数学问题。他的学生左潜曾说他“凡近日之言算者，先生皆订交焉。”因而他的视野比较开阔，能够吸取旁人的先进数学研究成果，撰著出一部部水平高、有特色的专著。
　　丁取忠的晚年除个人撰述外，把主要精力用于培养学生，刊印算学著作上。在长抄家中，他聚集黄宗宪、左潜、曾纪鸿等一批学生，孜孜从事数学书籍的整理编辑和刻印工作。1871年（同治十年），在学生协助下，他编成了阐述用高次方程解整存零取复利息的问题的商业数学专著《粟布演草》。之后，他与他的学生们费时六七年，终于共同编成了一部数学巨著《白芙堂算学丛书》。从书之所以取名白芙堂，是因为了取忠家庭属于丁氏宗族中的分支“白芙堂”。《白芙堂算学丛书》包括自元至清前期的古人著作6种，当时人著作8种，丁取忠和他学生的著作8种，以及外国人著作1种。所以它主要是整理了中国古代的数学遗产，由于19世纪中叶湖南省整体文化气氛的相对闭塞与保守，以及丁取忠本人见闻的有限，丛书中虽收有日本数学著作一部，但未收录西方数学著作。尽管如此，《白芙堂算学丛书》还是具有某特定的文化地位。人们评价它“裒然成艺圃之巨观，风行海内，遂为畴人家必读之本，顾功不甚伟欤！”当代学者更从湖南维新运动自浏阳算学馆发端，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均大声疾呼兴算学这一历史现象出发，认为丁取忠在长沙倡导数学，授徒编书，是对湖南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的。
　　为了编辑和刻印算学书籍，丁取忠耗尽了毕生精力与全部家财。1877年（光绪三年），67岁的丁取忠于贫病交加中在长沙逝世，当时家中竟已“不名一钱”。但他编刻的算书至今还在流传，这也是对这位湖南数学领袖的最好安慰与纪念。
　　长沙地区在近代还有一位出生比丁取忠稍晚，与他同年逝世的数学家。他就是丁取忠的学生曾纪鸿。曾纪鸿，宇栗，湘乡人。他是曾国藩的次子，父亲去世后荫赏举人，充兵部武选司郎官。但他不热哀于仕途而酷爱数学，并通天文、地理、舆图诸学。早年协助丁取忠纂辑《粟布演草》，25岁就独立完成《对数详解》5卷，又与同是丁取忠学生的左潜、黄宗宪合作，撰成《圆率考真图解》。曾纪鸿生于西学初来的洋务运动时期，主张学习西方，认为中国历史悠久，数学已渐近失传，而近三百年来，泰西各国反能推阐古法，翻陈出新，因此他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细心研究西方代数学，在《圆率考真图解》中就依据西方数学家尤拉的方法，并加以改进，删繁就简，计算出圆周率值到100位的数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畴人传》的作者诸可宝评价它“为从古所未有”。曾纪鸿曾校对李善兰的《算书》，对其中的错误多加纠正，还预言数千年后地球运行岁差与绕太阳运行的自转速率都能够推算出来，并已演算成帙。可惜的是，由于平时勤奋用心过度，曾纪鸿事业未竟就因病逝世了，年仅29岁。

空谷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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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鼎盛期—清未（3）
经学大师王凯运
　　王凯运，宇壬秋，又字壬父，长沙府属湘潭人。因父亲在长沙经商，所以他出生于长沙，青少年时代也在此渡过。由于他曾题居所为湘绮楼，人们又称他为湘绮先生。他生于1833年（道光十三年），卒于1916年（民国五年），基本与中国近代历史相始终，是近代卓有盛名的经学大师和诗文大家。
　　王凯运幼年聪慧，3岁识字，9岁读完五经，14岁就已“文翰颇翩翩”。他19岁参加县试，取中第一名。后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平索不喜理学，常和李寿蓉、龙汝霖、邓辅纶兄弟以诗歌唱和，结“兰林词社”，人称“湘中五子”。他又注重通经致用，怀抱“帝王之学”。湘军出师后，曾劝说曾国藩割据反清，未被采纳。1857年（咸丰七年），王运参加长沙乡试，中举人，以后数次赴京会试不取。但他才气横溢，文名远播，朝廷重臣、协办大学士肃顺与他约为异姓兄弟，请他在家设馆教授。1865年（同治四年），王运迁居衡阳石门，开始半隐居式的著述生活。1876年（光绪二年）又迁回长沙，用两年时间撰写《湘军志》。后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到成都主持尊经书院，此后八九年间往返于湘蜀之间，从事讲学著述。1886年（光绪十二年）丁宝桢逝世，他便不再入蜀，留湖南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和衡阳船山书院。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一度到南昌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因上书反对改学制，遭到江西士生反对，又辞职归湘。1908年，年近80岁的王运被授翰林院检讨，清亡前又特加翰林院侍讲。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为借重他的声望，聘他任国史馆长，但他不久就见机辞职，返乡。1916年以84岁高龄无疾而终。
　　王凯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他早年先从《礼》开始，详尽考察三代的制度，20余岁即作《仪礼演》13篇；，而后再探讨《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申张东汉何休的学说。他见清代乾嘉学者专习注疏，只有对经书的解释但没有纪述，仅仅重考证而忽略了论辨，阅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觉的状况，深为感慨地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今若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所以他作经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对古书文字连自己都实在难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强作解释。王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为使读者有所解悟，发蒙悦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纵肆，颇具庄子散文的风格。这种治学的方法，对当时的学风有一定的影响。终其一生，王运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
　　王凯运在史学方面颇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钟。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为写此书，他除亲身所经历及走访口碑外，还设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并请人制作了地图，先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稿。王运本人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很深，对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但在书中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纵军掳掠，吞没财物的情况都不加掩饰，一一加以叙述。所以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迫使王运将原版交郭篙焘毁掉才得以免祸。以后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定安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它的影响。《湘军记》虽然记事详尽，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偏颇，但它对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因而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叙事的简洁，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湘军志》。为此，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王凯运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王运幼年初学诗时就严守格律，矩步绳趋，不失尺寸，他作诗强调从拟古着手，五言长诗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诗兼宗盛唐，但并不单纯模拟古人，而是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诗作：于时事有关系者多。”《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状的鸿篇巨作，曾传涌一时，堪称史诗。他的写景诗气魄宏伟，常带一股高洁傲气。如《入彭蠡望庐山作》中写道：“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照；扬帆载浮云，拥楫玩波涛……。”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写照，所以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属于“更向上一著”之类。王运还喜欢选诗、评诗，他的《八代诗选》流传很广。他曾分析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吾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以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诗宗旨的不同。王运撰文骈散兼行，既不堆砌词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浑成，不落俗调，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
　　王凯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的晦塞，少有通儒，听到王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三年士风丕变，出现了廖乎、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所以称王运为近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并不为过。
　　王阎运早年怀抱帝王之学，曾试图参与治世，大有作为，然而屡遭挫折，无法施展抱负，遂绝意仕进，归而撰著授徒，不过他“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傲岸之气未有稍减。平时嘻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人常惮怕而避之。但他对学生真诚和易，勤于教诲，常常正襟教授，侃侃而谈，终日不倦。王运平生早眠早起，不吸烟喝酒，所以精力充足，造诣独多。他著书都自己亲笔抄录，其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也不轻有误字，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为人为学的严谨作风来。王运一生居长沙的时间为多，因而他对长沙文化的发扬光大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文字版本学家叶德辉
　　叶德辉宇焕彬，号直山，一号园，父亲叶雨村原为江苏吴县人，太平天国战争时迁居长沙，后以湘潭为籍。叶德辉1864年（同治三年）出生于长沙，8岁入学，习《四书》、《说文解宇》、《资治通鉴》等传统书籍。17岁就读岳麓书院，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举人，7年后再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不久就以乞养为名，请长假返乡居住。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学，返长沙后编纂了《观古堂书目丛刻》，撰写了系统的书史《书林清话》，刻印了《古今夏时表》，校刊了《元朝秘史》，由于他学术成就显著，所以在湖南士中名声渐高。但时德辉的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于维新运动中反对变法，辑录《翼教丛编》护卫纲常伦理；辛亥革命时避往南岳僧寺，1915年任省教育会长，发起成立经学会，编写《经学通访》讲义；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他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赞成复辟君主制，1927年4月，被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大会处死。
　　叶德辉自19岁开始治文字学，在这方面颇具造诣，数十年中先后撰写了《六书古微》、《说文读若字考》、《同声假借字考》、《说文文考证》等书，合称《园小学四种》。其中《说文读若字考》取《说文解宇》中的数百条一一加以疏通证明，指出古书中的许多误文，如《春秋谷梁传》中记齐桓公十七年“齐师战于郎”的“郎”应为“ ”宇之误等等，都极见功力。但叶德辉在文字学上只知笃《说文解字》，不信金文、甲骨文，反对用近代科学知识研究古文字，因而缺乏创新，造成一定的局限。
　　叶德辉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版本目录学研究。他先后化费24年时间校刊编定15部前人所撰的书籍目录著作，合称《观古堂书目丛刻》。其中《宋绍兴秘书省续编四库阙书目》是叶德辉考证校刊的一部较重要的宋代官修书目；《百川书志》是一部子目极详的书目，其中史部就分21类，特创史咏、文史、小史诺编，著录的演义、传奇等创作，是今天研究金、元、明文学史的必要资料。其他还有朱学勤的《结一庐书目》、赵魏的《竹庵书目》、周弘祖的《古今书刻》等，都是重要的目录书籍，至今仍有价值。
　　叶德辉是学术大家，又一生专注于目录学研究，所以他极端重视藏书，甚至把藏书与维护其家族子孙的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希望“读书种子一日不绝，则余藏书一日不散，于此以卜家泽之短长。”他自身的藏书达4000余部，逾10万卷。1911年冬，他撰《藏书十约》，讨论有关藏书的购置、鉴别、抄补、校勘等10个问题，要求子孙们遵守。在“抄校”一项中，时德辉强调抄书后要细校，说“己抄之书，别人校之，人抄之书，则己校之；多一人寓目，必多校出二三处误宇脱文。经史更不得草率，一宇千金，省后人多少聚讼，岂非绝大功德哉。”这种态度，今天的文史工作者仍是应该待有的。在“校勘”一项中，他又认为“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并提出校勘的方法有“死校”与“活校”两种。“死校”是“一点一画，照录而不论，虽有误宇，必存原文”，也称作“求古”；”活校”是“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宇，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这种方法又叫“求是”。他指明两种方法各有优长，目的都在于存真，这是很有见地的。
　　在撰写《藏书十约》的同时，叶德辉又从事编写自身藏书的目录。该目录分正史、编年、注历、霸史、杂史、杂传、政书、地理、谱系、簿录、金石、史评等12类，与传统的分类方法有所不同，作了增减变化，体现出叶德辉对图书分类的独到态度。之后，他又将自己为所藏之作的题跋全部汇集成《园读书志》。叶德辉的一篇题跋就是对一部书的概略介绍，往往注明作者姓名、籍贯、仕履及著书大概，然后叙述作者学术的源流派别，版本缮刻的异同，还夹杂发挥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可以说每一篇都是很有价值的书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极丰富的文化书籍，但千百年来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书籍史。清光绪（1875－1908）年间，叶昌炽写了《藏书纪事诗》，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自北宋至清l100多位藏书家的故事和史实，但由于文学形式的限制，它还只是提供资料，称不上是一部书史。我国第一部真正系统的书籍史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该书共10卷，写成于清末，经3次修改，刊印于1920年春。此书用笔记体的形式，提供了有关我国古代雕版书籍的各种知识，不仅叙述了唐宋以来刻板、活板、套色各种印刷方法的创始与传播，而且对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工价、装订、鉴别、保存和宋元明清四代许多著名刻本的掌故都有所介绍，对我们研究中国书籍发展的历史和考订宋元明清四代典籍版本的真赝均有参考价值。因而梁启超曾评价《书林清话》“论刻书源流及掌故甚好。”近现代学者所撰的研究中国书史和版本目录学的著作，如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陈国庆的《古籍版本浅说》，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以及近年印行的魏隐儒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读》，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等等，几乎都引征了叶德辉所提供的材料，因而他在中国近代版本目录学界的地位是毋容置疑的。
　　叶德辉不仅自己藏书、编书，而且以刻书闻名，后来学者评价他“所著及校刻书凡数十百种，多以行世。”他所刻书除上面提及的《观古堂汇刻丛书》等外，较重要的还有《蒙古秘史》、《通历》、《双梅景暗丛书》等，共达100多种，大部分是有文学、史学价值的。所以我国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在《丛书刊刻源流考》一文中谈到叶德辉时评价道：“叶氏为湖南土豪，出入公门，鱼肉乡里，……论其人实无可取，然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别具独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这算得上是对叶德辉其人其学的恰当评价。

空谷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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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鼎盛期—清未（4）
史学大家王先谦
　　岳麓书院自976年（北宋开宝九年）创办以后，就一直是湖湘文化的中心所在，历届山长都由著名学者担任，而其中撰述最为宏富的，当推第53届山长，亦即最后一届山长王先谦。他自著《虚受堂文集》、《虚受堂诗存》、《葵园自订年谱》等书，编纂校刊《荀子集散》、《十朝东华录》、《群斋读书志》、《魏书校勘记》等书，终其一生，共著、编、校、注、辑、刊各类书籍达50余种，计3200多卷。人称“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门，门庭广大”，“尤有功于楚学。”
　　王先谦，长沙人，宇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辛亥革命后署名。他幼习经史，1865年（同治四年）中进士，授国史馆编修、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等职，先后典试云南、江西、浙江，任江苏学政。 l889年（光绪十五年）辞官归里，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还任过师范馆长、学务公所议长、省咨议局会办等。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湖南巡抚岑春将他所著的《尚书孔传参正》等4部书籍奏上，朝廷赏以内阁学士衔。终其一生，他很少担任实际的政务官职，主要以学术名世，尤其在湖南声望极高，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
　　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十朝东华录》是王先谦的又一部重要的史著。《东华录》本是清代的一种编年体史料长编，因国史馆在清富东华门内而得名，先有蒋良骥编成自努尔哈赤天命朝至雍正朝5朝《东华录》。王先谦任职翰林院和园子监时，嫌其过于简略，特详加增订，并加修了乾隆、嘉庆、道光3朝，后果增修咸丰、同治2朝，合称《十朝东华录》。该书取树广泛，不仅取自《清实录》，还广采《方略》、《会典》、《御制诗文》、《大臣列传》等，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鸦片战争之后，随中西文化逐渐交流，中国学者开始著述外国史地，主先谦也顺应时代潮流，于光绪年间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日本源流考》探讨日本的政事学术和治乱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闭目塞听的中国能急起仿效。书中还用一定篇幅辑录明代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资料，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之心。《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花4年时间辛勤编纂而成的，书中荟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图籍，对欧美各主要国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一个原先遵循乾嘉旧规的学者，能睁眼看世界，辑成世界地理书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名学术大家，王先谦深知版本校辑的重要，他强调“欲博览遗书，尤以精研版本为重。”他独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斋读书志》、《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魏书校勘记》、《盐铁论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录学者的重视。其中《盐铁论校本》被郭沫若、杨树达著书时参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经注》集乾嘉以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为近百年来的独特通行之作。
　　王先谦是史学大师，又是经学大师，他曾花费半生心力，成《尚书孔伟参正》一书，书中探讨《尚书》原委，旁证历代诸儒训释；博采《史记》、《汉书》、《论衡》等材料，对伪托之处详加辨正。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评价它“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他并继乾嘉年间的大经学家阮元之后，博观慎取，解释和考订经书，集资汇刻了卷帙浩繁，于保存文献，发展学术非常有益的《续皇清经解》，因而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刘锦藻评价：“维持文献之功，阮氏而后为推先谦矣。”他还撰有《诗三家义集疏》等经学著作，从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王先谦也颇有造诣。东汉时刘熙曾作《释名》一书，以辞音求义，来推究事物名称的由来，清代毕沅又作《释名疏证》，对《释名》加以注释论证。对此，王先谦又特意撰写了《释名疏证补》，对毕沅此书再加补证。此书撷取江浙和湖湘学者精英，所校所释，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后人认为它超过了毕沅的《释名疏证》，于训访、词汇、音韵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贡献。
　　此外，王先谦一生所作诗文共有44卷，1190篇，蔚蔚大观。他文宗秦汉，效法韩愈，笔力遒劲，气魄雄浑，诗宗杜甫、苏拭，自成格调，是晚清一大家，与王运齐名，人称“二王”。
　　王先谦能在学术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他自幼苦读，锲而不舍，数十年来废寝忘食，孜孜于典籍之中，而且具有博采众长，严谨平实的作风。王先谦治学侧重古文经学，但不拘泥门户，兼采今文学源的观点，认为今古文经之争，“展转纷纭，徒形词费”。他辑印的《南著书院丛书》就被人称作“无乾嘉诸子标汉宋之帜，分门别户致辨之习气”。而《续皇清经解》、《尚书孔传参正》就又包含了许多今文经学的观点和材料。他在政治上与维新派势若水火，但却能称道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颇有长进”，并在撰写《五洲地理志略》时多处述引。王先谦在撰述过程中继承了湖湘务实的传统学风，重求实，反臆断，凡遇暂时不明白的问题，并不武断曲解，总是以“存疑”的态度对待，或注明“无考”，’或注时“未知孰是”，“所当厥疑”。而对自己著述中的错误，一经发现就立即纠正。他曾刻印袁本《世说》，当经叶德辉提醒知道袁本“讹谬百出”时，便毅然毁版，请叶详加校勘后重镌。他还深刻地揭示中国学人普遍务虚图名的弊病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乐务实也。汉学兴，则低汉而尊宋，以汉学若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正由于王先谦痛恨空谈，因而自己坚持实事求是，严谦治学。他的这种学术态度不仅使自己成为一代宗师，而且启迪了众多岳麓书院士生，使他们深涉经史，旁及诸子，趋重实务，接受新学，使这千年学府再度焕发生气，因而无论是撰述，还是教育，王元谦都堪称大家。因此可见，当代学者李肖聃在《湘学略·葵园学略》中赞他“上笺辟经，下征国史，旁论文章，用逮谱子。四十余年，楚学生光。”这并非是过誉之辞，堪当确评。

　
皮锡瑞与今文经学
　　皮锡瑞是近代湖南最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之一，他撰写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在全国都卓有影响。皮锡瑞，宇鹿门，一字麓云，1850年（道光三十年）出生于善化，因仰慕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优生，自命所居为“师伏堂”，故人称“师优先生”。皮锡瑞四五岁时随母亲识字，6岁入私垫，1863年（同治二年）取秀才，1873年（同治十二年）举拔贡，1882年（光绪八年）再中举人。但以后困顿科场，多次会试不中，遂不问仕途，除了短期为人做幕僚外，大部分时间都从事经学研究和主持书院、学堂。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他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国家的命运十分关心。维新运动时，皮锡瑞应邀担任在长沙成立的南学会会长，主讲学术一门，先后讲演12次，都贯穿汉宋，融合中西，宣传变法维新，听者无不动容。戊戌政变后，他被革去举人，交地方官管束。于是，他谢绝众多书院的聘请，专心在友人家做家庭教师，授读之暇，便潜心著述。1899年，他进50岁时，“发不尽满胸郁积”，遂作自寿联一副：“阅世五十年，所欠一死；著书百万字，不值半文。”1901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开复了他的举人称号，但仍须严加察看，所以他的晚年境遇很不自由。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3月，年仅58岁的皮锡瑞于家中逝世。
　　皮锡瑞博通群经，于今文经学造诣尤深，被人誉为”研精汉儒经训之学，宏通详密，多所发明”，是晚清经学大家。他主张解经应该不抱成见，实事求是，因而持论公允。他认为六经是孔子晚年为遗教后世而作，所以“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自天子以至士庶，不读经尊孔便无以自立。皮锡瑞治《易》，定《易》是孔子所作；治《春秋》，认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为改立法制；一般学者治《诗经》，都崇尚“毛诗 ”，但皮锡端以为它不及“三家诗”，这些都是颇有创见之说。从治学方法而言，皮锡瑞虽然主张读经应当讲求微言大义，但也不提倡空发议论。他说：“宋儒体会语气胜于前人，而变乱事实不可训。”意思是宋代儒生领会古代经籍的含义比前人强，但有时喜欢改变史实，这是不足取的。他又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今文经学的角度看，许多观点与他是相同的，但“惟武断太过”。在评议观点与他是相同时，他虽严守今文经学的立场，却并不全凭门户之见以定是非，认为“今古文皆有师承，不可偏废”。从治经途径看，皮锡瑞早年治《尚书》中治郑学，晚年博通，着力于经学史的研究。他花费10年时间撰写了《尚书大传疏证》，此后又写了《尚书古文疏正辨证》、《史记引尚书考》、《尚书古文冤词平议》、《尚书古文考实》、《今文尚书疏证》、《尚书中侯疏证》等著作。其中《今文尚书疏证》被王先谦称为“条理今文，详密精审，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弊，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可不迷于所往。”是一部近代今文经学力作。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皮锡瑞作了《孝经郑注疏》，以后治学重点逐渐转向郑学，陆续写出了《郑志疏证》、《圣证论补评》、《六艺论疏证》、《鲁礼袷义疏证》等书。他推祟郑玄在礼学方面的成就，以为郑注三礼“有功于圣经甚大，注极简妙，并不失之于繁”。他认为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的治学的特点是通博的表现。但他这种褒扬郑学的态度，遭到清末一些强调今古文门户之分，指斥郑玄淆乱家法的经学者们的责难。
　　作为一位经学家，皮锡瑞最有影响，流传最广的著作是他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为授徒而作，讲述从孔子删定六经到清代经学复兴的经学发展史，虽然篇幅不多，材料、内容都比较简略，而且是从今文经学家的立场上评论各家经学思想和各种经学流派的，但无论是在皮锡瑞的时代还是在缺乏经学通史的今天，这本书都是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入门之作。《经学通论》是继《经学历史》之后进一步阐明“六经大旨”的概论性著作，目的也是为初学者指出治经门径。全书以经分卷，集中阐述了儒家各经的撰著、内容和流传方面的特点以及后代研究的得失。此外，皮锡瑞还著有《春秋讲义》、《王制笺》和《师伏堂笔记》、《师伏堂诗草》和《师伏堂骈文》等。他的骈文在当时颇有声名，不少作品被王先谦选人《骄文类纂》中。
　　皮锡瑞一生以两件事为要务，一是撰述，二是教学。早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他应邀任桂阳龙洲书院讲席，1892年又主讲南昌经训书院，长达7年。他“培植人才；开通风气，及门弟子科第既盛，又多通达时务”。1903年再任湖南高等学堂师范馆伦理经史讲席。此后他又先担任湖南善化小学堂、高等学堂及附属师范馆的监督、讲师等职。因而他又是近代长沙一位名声卓著的大教育家。
　
　
国画大师齐白石
　　湖南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国画大师是齐白石。他一生作画，名声卓著，是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也是湖南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齐白石原名纯芝，后改名璜，号白石，1863年（同治二年）出生于长沙府属的湘潭星斗塘。幼年时家境贫寒，仅8岁那年在外祖父开的私垫中读了一年蒙学书，第二年就停学帮助家中砍柴放牛。但他非常好学，每次上山总是带着书本，先把书挂在牛犄角上砍柴、拣粪，等够足了数就取下书来静心细读。
　　长大后，齐自石以做雕花木匠来补贴家中。一次，他在主顾家中见到一部《芥子园画谱》，这是学画的最好范本，齐白石如获至宝，借了回家，晚上收工后在油灯上一幅一幅地勾影，足足花了半年时间将这画谱完全勾影下来。以此为基础，他常忙里偷闲帮人家画画，由于他天生聪慧，画名逐渐在家乡传开。27岁时，齐白石拜湘潭善于书法绘画的胡沁园和擅长作诗撰文的陈少蕃为师，10年后，他又拜近代文史大家王运为师，在几位教师的指点下他勤奋习画刻印学诗，技艺日进。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齐白石应朋友夏寿田的邀请，第一次出远门赴西安浏览。他长途跋涉，边走边停，每逢奇妙景物，就画上一幅。其中最得意的有两幅，一幅是《洞庭看日图》，他60岁时补题了一首诗：“往余过洞庭，卿鱼下江吓。浪高舟欲埋，雾重湖光没。”一幅是《灞桥风雪图》，也题诗一首道：“蹇驴背上长安道，雪冷风寒过灞桥。”还刻了一方石章“曾经灞桥风雪”。齐白石在西安佐了3个月，浏览了碑林、大雁塔、华清池等名胜。1903年春又随夏寿田前往北京。路上他在华阳登上万岁楼，对华山看了个尽兴，画下《华山图》，又渡过黄河，远看篙山，画了《篙山图》。在北京时他交结风雅之士谈诗论画，闲暇时常去逛琉璃厂观赏古玩字画。2个月后，他谢绝友人挽留他做官的劝告，绕道天津、上海返乡。
　　这一次，齐白石行程万里，饱赏钟灵造化，明白了前入画谱的造意布局和山的皴法都不是向壁虚造，而是有根据的，从而画技大进。之后的8年中，他又先后游南昌、桂林、广州；钦州，画下了长江小姑山、阳朔山水、北仑河口、肇庆鼎湖山等自然美景。在钦州东兴时还到达北仑河南岸的越南芒街，但见野蕉数百株，丛立成林，映得满天都成碧色，便画下一幅《绿天过客图》，成为他的得意之作。齐白石一生没有真正到过外国，这次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出境。至此，他5次远游，dd身行万里半天下”，不仅饱览了祖国的高山大川，名胜古迹，而且鉴赏了许多珍稀秘籍、名画、书法、碑拓，从先人作品中得到借鉴启示，这在他的绘画生涯中是一段相当重要的经历。直到晚年时他仍对人说起：这5出5归，对他作画印章风格的改进，大有助益。但齐白石也感到这几年虽路走得不少，书却读得不多，还只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的一半。归家后，他天天读古文诗词，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有时他与旧日诗友，分韵斗诗，秉烛联吟，往往一宇未妥，删改再三，在描述自己读书生活的诗中齐白石写道“饥肠索句苦中吟，世态深窥欲碎壶”，“茅屋雨声诗不恶，纸窗梅影画争妍。”他还特意刻了“要知天道酬勤”，“君子以自强木息”的印章自勉。
　　齐白石远游归来，画风有很大改变。他早年专画工笔画，归来后渐渐改用大写意笔法，并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一遍，编成《借山图卷》共52幅。之所以名为借山是因为唐人诗中有句“山本天生谁敢借，无端笔底夺天工。”原先写字，他跟着胡沁园、陈少蕃专学何子贞的，在北京受人启示学写魏碑，直到晚年。他刻印章，本是取法丁龙泓、黄小松两家，这次改摹赵之谦的《二金蝶堂印谱》。因而人们认为他的远游不仅使画技长进，书法、刻印也改变了作风，造诣更进了一层。
　　1918年，湖南战乱频繁，劫匪四起，难于安居，齐白石决意到北京定居。在北京他琢磨多时，新创红花墨叶一派，受到人们普遍的赞赏。这是齐白石画风的又一次变化与发展，他自己作记云：“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这正表明了齐白石不断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1922年，陈师曾前往日本参加中国联合绘画展览会，带去几幅齐白石的山水花卉画，在日本引起轰动，还引起了西方人士的注意，画幅全以高价卖出。于是，齐白石的名声开始在世界范围流传。1927年他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京华美术专科学校教授。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在大门上贴出“白石老人心痛复作，停止见客”的纸条，闭门谢客，表现了他的爱国情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齐白石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画研究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53年获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荣誉奖状，1955年又获国际和平奖金。
　　齐白石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他擅长画印诗和书法，尤其以画印最突出。他以自然为师，画风清新明快，花鸟鱼虫，均栩栩如生，极富神韵。有人称他晚年的画作“独出匠心，用大笔，泼墨淋漓，气韵雄逸。”1953年并白石90寿诞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说他的笔法，有的细如雕刻，有的气势磅礴。田汉还用“半如儿女半风云”来形容他的艺术风格，意思是他的画里，有细如儿女之情，又有如风云变化的气魄。齐白石的许多画富有寓意。一次，老舍用“蛙声十里出山泉”的诗句请他作画，他在画面上没有画蛙，而是在山泉里画了蝌蚪，让人们想象到，在这里是可以听到蛙声的。这种独创的精神正是他艺术魅力之所在。
　　齐白石的印章风格也很独特。常人刻印，总是先在印石上描好字形才下刀，他却不描形，而是顺宇的笔势顺刻下去。下刀时，刀向前行，石屑散落，形式或为平整，或为凹凸，完全听其自然，所以显得有力而古朴。在刻印理论方面，他主张初学刻印，应该先讲篆法，次讲章法，再讲刀法。篆法是刻印的根本，章法就是结构，字数的安排要调和得体，刀法要与字形吻合，方的都得方，圆的都得圆。这种议论当时是颇有见地的。有人形容听齐白石谈刻印，如同听到霹雷，看他奏刀刻印，好像呼呼有风声，极显力度。
　　齐白石早年未读多少书，所以原先诗作不佳。5次远游归来后，发愤读书，加上王运的点拨，诗也大有长进。他的诗有的气魄雄阔，如题所画《江山万里楼图》云：“锦鳞直接长天碧，点点螺鬟远黛昏。咫尺江山论万里，开窗都属此楼吞。”给人一种吞吐万里江山的气概。有的诗婉转富有情感，他在北京常思念家乡，写了一首题为《渔翁》的诗：“江滔滔，山巍巍，故乡虽好不易归。风斜斜，雨霏霏，渔翁又欲之何处?桃源在，人民非。”全诗情真意切，抒发了作者深深的乡情。有的诗清新可爱，他写小雀：“小雀！小雀！有翅有脚，可飞可跃。有水可饮，有虫可啄。何得汝渴，何得汝饥。大江浩荡山崔巍，四处网罗勿乱飞。”诗中的小鸟形象生动有趣，惹人怜爱。
　　齐白石1919年之后定居北京，但他对长沙充满着思恋之情，自镌一石印章，曰“中国长沙湘潭人也”，每过一段时间都要南下到家乡走走。一次家信来迟了，他焦虑不安，挥泪题诗“夕阳乌鸟正归林，南望乡云泪满襟。”1935年夏的一天，他夜中做梦重游岳麓山，梦醒作诗：
　　“昨宵飞梦到长沙，岳麓山高夕阳斜。浊世诗人寻不遇，坐看红叶久停车。”
　　1957年194岁高龄的齐白石去世，按他的遗愿安葬在湖南公墓。这位从三湘大地走出来的杰出画家，似乎又最终魂归故里。

空谷清音

现在好了

依·依

潇湘很长时间没有这么长的帖子了：）
看这样的帖子，真有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快乐”是可以增进对湖南文化的了解，“痛”乃眼睛受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