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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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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卢肇
卢肇在唐武宗李炎会昌三年（公元８４３年）状元及第，且是江西第一个状元。他是宜春县文标乡人，他老家的具体所在地在今分宜的杨桥乡观光村（分宜在宁朝时才划原宜春县的文标等八乡立县）。现该村有状元桥，在暮云（木叶）坳还有卢肇的墓。肇生于唐元和十三年（公元８１８）年二月初三日。卢肇政事之余，勤于笔耕，一生著述很多，有《文标集》、《届堂龟鉴》、《卢子史录》、《逸史》、《愈风集》、《大统赋注》等等一百几十卷。卢的诗文，才智，特别是他的德行，《唐摭言》、《云溪友议》，著术中比较著名的是《汉堤诗》、《海潮赋》、《天河赋》。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北宋诗人，书法家。修水县人。其父黄庶（字亚父）庆历二年（1042）进士，仕不得志，遂刻意于文词，作诗学杜甫，有《伐檀集》传世。舅父李常（字公择）也是一位诗人兼藏书家。使黄庭坚从小生长在文学空气浓厚的书香家庭。
黄庭坚自幼聪颖异常，五岁能背诵五经，七岁写过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因此黄庶非常喜爱这个孩子。舅父有时亦来黄家，随便从书架上取书一本查问庭坚，他能对答如流。李常为之惊奇，称他有“一日千里之功。”
嘉佑三年（1058年），其父黄庶在康州（今广东省德庆县）任上逝世。由于家境不太富裕，黄庭坚才十五岁，遂跟着舅父李常到淮南游学。嘉佑六年，他在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认识诗人孙觉（字莘老）。孙觉推崇杜甫，认为杜甫的《北征》诗胜过韩愈的《南山》诗。而另一诗人王平甫却认为《南山》诗比《北征》诗好，两人反复争论，都不能说服对方，时值庭坚在座，两位老人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若论工巧，《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范温《潜溪诗眼》）当时庭坚仅十七岁，而他一席之言，使两位前辈心服口服，结束一场争论。从此，孙觉非常赞美这位聪颖少年，后来就把自已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他。
嘉佑八年，黄庭坚首次参加省试，当时传说他中了解元，住在一起的考生设宴庆贺。正在饮酒间，忽然有一仆人闯了进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三个人考中了，而他不在其内。席上落第者纷纷散去，而庭坚仍若无其事，自饮其酒，饮罢，又与大家一同看榜，毫无沮丧的神色。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黄庭坚再次参加省试。诗题是《野无遗贤》，主考李洵看到他试卷中的“渭水空藏月，传岩深锁烟”，不禁拍案叫好。说黄庭坚“不特此诗文理冠场，他日有诗名满天下。”就此中了第一名。第二年春天，再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礼部考试，中了三甲进士，登上仕途。初任余干县主簿，后调汝州叶县（今河南省叶县）县尉，途中写了一首《冲雪宿新寨不乐》诗：县北县南河日了，又来新寨解征鞍。山衔斗柄三星没，雪共月明千里寒。小吏有时须束带，故入频问不休官，江南长尽梢云所，归及春风斩竿竿。”抒发开始走向仕途，对小吏生涯郁郁不乐的心情。熙宁五年（1072年），诏举四京学官，庭坚考得优等，被任为北京（今河北省大名县）国子监教授。当时留守北京的大老文彦博很器重他的才学，在他任满之后，又留他再任，一直在北京度过了七年。七年中，他致力于诗歌创作，在艺术技巧上有较大的提高。元丰元年（1078年）庭坚作了二首古风，投书给当时任徐州的太守苏轼，以表示仰慕之意。苏轼读其诗，认为“超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由是诗名大震，两位大诗人也从此结下至死不逾的友谊。
神宗即位后，于熙宁三年（1070年），任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实行新法。但是，新法一开始就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对。后来新旧两党斗争愈演愈烈，革新和保守的斗争逐渐蜕化成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在这场斗争中，黄庭坚站在旧党一边，他很尊敬司马光和苏轼兄弟。司马光逝世后，他作诗追挽：“毁誉盖棺了，于今名实尊。哀荣有亡命，终始酌民言。蝉冕三公府，深衣独乐园。公元两无累，忧国爱元元。”（《司马文正公挽词四首》之四）但是，他也很尊敬王安石的人品：“然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跋王荆公禅简》）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斗争的旋涡里。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多诵古人篇章，为诗文，“下笔出人意表”。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言事，得罪宰相被贬，欧阳修写信斥责司谏高若讷不主持正义，被降知夷陵县。康定元年（1040）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庆历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诰。五年，杜衍、范促淹、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欧阳修上疏为他们分辩，因被贬知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和宋祁等一同编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太子少师。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于家，谥文忠。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促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要使“文”有光辉，“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他的散文深入汪出，既精炼又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悼亡忆旧、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以文为诗”。通俗流畅。古体诗有的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另外一些诗，多是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写出了对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这作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他特别称许梅尧臣“意新语工”之说，正是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但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例如为人们所称道的《踏莎行》，末尾两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又如《朝中措》开头两句：“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
　　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有独到见解，金石学有开辟之功，史学成就尤伟。他的独生子欧阳发等曾作了一个统计，所著将近二十种，仅《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就有十三种。以现行《欧阳文忠公文集》和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的《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较全。
曾巩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人。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幼年聪慧，十二岁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气势雄浑，得到欧阳修的赞赏，从此名闻四方。青年时，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诗文往来，并将安石推荐给欧阳修。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后，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翌年，召回京师，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先后在齐、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颇有政声。元丰三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南宋江西婺源人。父朱松，进士出身，对二程理学窥研弥深，因不附和议，得罪秦桧，失官居家，以教书为业，恪守孔孟之道。其父对朱熹要求严格，不仅以儒家经书对他进行严格教导，而且对他讲授“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教育他关心民族社稷安危和社会现实问题，树立抗金必胜思想和信念。朱熹严守父训，刻苦读书，青少年时代，精心研读儒家主要著作，广泛涉猎各家学说和各种格致之学，学业猛进，十九岁登进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泉州同安县主簿。曾任南康军两年零一个月。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初名云孙，字天祥，后改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庐陵（今吉安县）人。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
　　天祥幼时，就学于欧阳守道。宝佑四年（1256）年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天祥所处的时代，是昏君当道人，奸臣弄权，政治腐败，外族入侵的时代。开庆（1259）蒙古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宦官董宋臣请理宗迁都四明以避敌锋。天祥针对这个逃跑误国的建议，上疏请斩董宋臣，以振奋人心，并献御敌之计，未被采纳。咸淳六年（1270），奸相贾似道托病辞官，以要挟朝廷。天祥在所草拟的制诰中，义正辞严地裁责之，因此遭到罢斥。九年（1273），起为湖南提刑，因见故相江万里。万里素奇天祥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1274），改知赣州。德佑元年（1275）正月，朝廷闻元军东下，诏天下勤王。天祥闻讯，即将家产全部充作军费，在赣州组织义军，开赴临安（今杭州，当时南宋的京城）。所过之地，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的拥护。八月，朝命以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使，知平江府（治江苏吴县）。二年（1276）正月，除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其时元军已大举南下，进逼临安。有旨令天祥前往臬亭山谈判。天祥见蒙古军统帅伯颜，晓以和战利害。伯颜初以危言折之，后见天祥有胆识，大义凛然，不敢杀他，也不敢放他，便把他拘留起来，押往北就。二月底，天祥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复由海路南下，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景炎二年（1277），进兵江西，收复州县多处。敌派汉奸吴浚来劝降，天祥当即将吴处斩。不久，为元重兵所败，妻子儿女皆被执，将士牺牲甚众，天祥只身逃免。祥光元扑（1278），加天祥少保、信国公。天祥抵粤后，继续坚持抗元。同年十二月，在海丰县北五坡岭遭元兵袭击，被俘。天祥吞脑子（冰片），不死。元将张弘范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召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弘范再三强迫他，乃书《过零丁洋》诗与之。末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次年，被押送大都（今北京），路上绝食八日，不死。元朝想利用天祥来笼络人心，请天祥为宰相，均遭拒绝。天祥被囚四年，经历种种严酷考验，始终不屈。当时各地人民抗元活动仍在不断进行，元朝统治者恐留下后患，遂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1283），将其杀害。天祥死后，其衣带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忆，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天祥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诗人。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其中诗作达作百余首，成就很高。他的诗歌可分为德佑前后两个阶段，德佑以前，是一般的文人诗，虽然其间有一些诗篇是抒发忧时之感或揭露统治集团的矛盾和罪恶的，但更多的却是题咏匆匆、酬应琐屑之作，无以别于一般调弄笔墨的文人之所为。虽然如此，仍有不少佳作。他每遇登临、写怀的题材，辄抒发其“颇觉忧时鬓欲斑”的感叹，不作无病呻吟。即使是罢官归隐文山时的诗篇，也具有“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的雄心壮志。他的登临写景的诗篇，并不措意于模山范水的工巧刻划，而着重于触景生情，其目的在于言志。他的咏怀感兴之作，并不重视含蓄衬托之类的手法，常是那种“丈夫开口即见胆”的坦白率真的风格。他深受江西诗派的“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的影响。
　　德佑以后，由于天祥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激烈变动，并亲身体验到亡国的惨痛，他的爱国主义升华到了新的高度。这个时期的诗词的艺术成就，也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的古体诗，气势磅礴，笔力劲遒。他的律诗，言简意赅，主题显豁，对仗工整。他的绝句，凄厉高亢，明白如话。他的诗篇，在南宋诗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天祥的作品很多，收入《文山集》二十一卷。今有《文天祥全集》行世。散文较长，不录，仅录诗词各一首于下：“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人生翕炎云亡。好轰轰烈烈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遗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沁园春．题张许庙》）。《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究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显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关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阒鬼火，春院闷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珍自辟易。嗟哉沮沼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明朝江西分宜人。他粗眉毛，大声音，脚长体高，又削瘦，像只两脚规。成化十六年（公元１４８０年）出生在分宜介溪一个寒士之家，他父亲严准是个穷秀才，在乡里课蒙童。
严嵩幼时聪慧，加上他父亲对他的学业格外关心，八岁时就书史成诵，能为文，属对有奇语．据《严氏族谱》，嵩读私塾时，曾与其老师及叔父对联语有曰：“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一湾秀水足陶情，流珠溅玉四顾好山皆入望，削碧攒青；”“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因出语非凡，被人称为神童。
严嵩
严嵩懂得“关系学”，笼络世宗亲信。两面三刀，委罪于人。能伸能屈，使用苦肉计。从嘉靖二十三年到三十五年的十多年时间内，严嵩先后在宜春、分宜两县捐金修建了四座石拱桥：宜春秀江上的广泽桥，下浦的广润桥（上浦、下浦各一座的总称），分宜清源河上的万年桥，共花三四万两银子。同时还出资修茸了分宜县学等等。这些钱，虽刮自人民的血汗，建桥又有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光宗耀祖的思想，桥成又尽管有媚上之嫌，但也是为人民做了点好事
解缙
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吉水县人。明初学者、文学家。
　　解缙生而秀异，颖敏绝伦，其母画地为字，于襁褓中教之，一见不忘，六七岁就能即席吟诗作对，一时传为神童。因此，关于他幼年的传说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家喻户晓，以迄于今。
　　洪武二十一年（1388），解缙登进士第，授中书庶吉士。因年少颖异，甚受朱元璋爱重。后因“抗直敢言”触怒朱元璋而罢官。惠帝即位始再出仕。
　　成祖即位，解缙受到重用。永乐初年，改御史，擢侍读，与黄淮、杨士奇等七人并直文渊阁，进翰林学士，参与机务，复兼右春坊大学士。一时诏敕号令，颁布四方，皆出其手，“论思献纳，多所裨益”。前人曾以宋欧阳修、文天祥拟之，可见他当时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作用。
　　明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复杂，政局险恶，而解缙赋性耿直，落拓不羁，自难为成祖所容。永乐五年（1407），便以“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谪迁广西。永乐八年（1410），他入京（今南京）奏事，适值成祖外出，乃谒见太子而还，竟以“无人臣礼”罪下诏狱，拷掠备至、受尽折磨。永乐十三年（1415），解缙被锦衣卫帅纪纲活埋积雪中而死，年仅四十七岁。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后谥文毅。仁宗即位后诏归其妻子宗族。英宗正统元年（1436）八月诏还所籍家产。宪宗成化元年（1465）复其官赠朝议大夫。
　　解缙一生业绩最足称道的，就是他首先提议并亲自主持《永乐大典》的编纂工作。早在入朝之初，他就向朱元璋提出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的建议，尽管当时未受重视，他仍然提出全书的体制、指导思想以及具体要求。直到永乐元年（1403），成祖才下诏编纂。初由解缙率领一百多人，用一年时间完成，定名为《文献大成》。成祖以其内容不够宏广，于是又加派了姚广孝、刘季篪为监修，动员儒臣文士二千一百余人，重加修辑，用了五年时间，于永乐六年（1408）冬告成，由成祖改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纂修，是建立在明代以前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雄厚基础之上的，它是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体劳动的结晶。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二千册（卷帙及册数，明清人记载各有出入，此据缪荃孙所考）。广收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总计约三亿七千多万字。内容诰繁，巨细并蓄。“上溯虞夏商周之奥，下及濂洛关闽之传”，“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成祖《永乐大典．序言》）。元朝以前的佚文秘典、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诗文词曲及其他各种技艺，尽在其中。在世界文化史上，《永乐大典》被誉为编制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博的百科全书，显示着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鸦片战争后，《永乐大典》遭到帝国主义的劫掠；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国内征集，加上国外归还，《大典》合成七百三十卷，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再吐芳菲。近年来又陆续搜集到六十三卷及零页，仍由中华书局缩印出版。
　　解缙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在文学方面，工于诗，存诗五百余首。但据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记载，谓其诗无全稿，真伪相半，多有后人窜入者。他的古体歌行，气势奔放，想象飞腾，逼似李白之作，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而律诗绝句，亦俱近唐人，如《豫章怀古》：“地入洪都景物稠，界分吴楚重干摄。滕王有阁空芳草，孺子无亭但古邱。西去帆樯皆北向，南来江水自东流。消沉多少英雄客，李蔡封侯广不侯。”结联两句，寄慨遥深。绝句如《过新淦寄胡能定》：“紫淦堤门十万家，市南多见使君车。凭将旧日阳春曲，散作侯官棠棣花。”虽脱胎于唐人韩翊的《寒食》诗，而自有特色。
　　对诗歌理论，解缙也有精辟的论述，他主张：“学诗先除五俗，后极三来。五俗：一曰俗休、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此幼学入门事。三来者：神来、气来、情来是也。盖神不来，则浊；气不来，则弱；情不来，则泛。”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苟不关于神，不属于气，不由于情，此外道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
　　解缙又善书法，用笔精妙，出人意表，有得其片纸只字，皆珍藏什袭，不啻重宝。　　解缙的著作，今存《文毅集》十六卷、《春雨杂述》一卷，又曾与黄淮等奉敕撰《古今烈女传》三卷。分别收录或存目于《四库全书》。

况钟
况钟（1383－1443），字伯律。靖安（今靖安县）人。明代官吏、诗人。
　　早年曾在尚书吕震属下为小吏，因有奇才，为吕震所重视，并推荐为仪制司主事。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因荐为礼部郎中。宣德五年（1430）升任苏州知府。当时苏州豪强污吏相互勾结利用，百姓赋税繁重，是全国有名的难治之府。况钟上任后，许多问题者等待他去处理。开初，不少属下和群吏都站在他四周，看他如何理事。他假装不懂，左顾右问，只按群吏的欲望办事，群吏们都很高兴，私下以为这位新任太守是很容易欺侮的。几天后，他召集群吏宣布：前几天某件事是应该做的，是某某不让我做；某件事是不应该做的，是某某强行我做的！你们有些人长期以来玩弄这种手段，罪当死！于是将罪大恶极的数人处以死刑，并训斥那些贪虐庸懦的官吏。因此大震全府，上下都奉法职守。
　　况钟不仅刚正廉洁，而且孜孜爱民。前后各届苏州知府都不能与他相比。他在任期间，先后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贪官污吏动不动对百姓处以酷刑，他先后酌情予以减免者近一千四百余人。同时，他协同巡抚周忱，悉心筹划，为百姓奏免赋税粮七十余万石。他兴利除弊，不遗余力，锄豪强，扶良善，是明代著名的清官。因此，百姓对他奉之若神。
　　正统六年（1441），况钟在苏州任期十年已满，当地官民二万多人向上级请求留任。他死后，很多人为他哭泣，悲痛不已，并立祠纪念他。对于他的刚正清廉的思想品格和深入实际的求实精神，优秀传统戏曲《十五贯》作了较深的刻画，至今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注重开办地方学校，招收学生，以儒教培养学生。还重视招收贫困学生，并给他们一定的救济，使很多单门寒士得以成就学业。有一个叫邹亮的曾经向况钟献诗，请他指点。他看后很高兴，觉得邹亮很有才华，便推荐他当官。有的人为此写匿名信诬陷邹亮，况钟看信后风趣地说：“这不过是想要我更快地提拔邹亮已。”不久，邹亮果然被提任为吏、刑二部司务，后又升为御史，并成为明代“景泰十才子”之一。
　　况钟的主要著作多收集在《况太守集》中。全书十六卷，卷首、补遗各一卷，为光绪十年（1884）刊本，津河广仁堂所刻，今全国只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有全本藏书。另一《况靖安集》，全书八卷，首尾各一卷，为光绪十七年（1891）刊本，原为靖安县城双溪陈氏藏版，今存江西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均不录。
　　他的诗作以规劝诗为主，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对农民，有《劝农诗》二首，其一：“嗟我微材愧牧民，车驱有句向农申。人生务本惟耕凿，世道还醇重蜡豳。粒粒皆从辛苦出，般般无过朴诚遵。迩来弊革应须尽，并戴尧天荷圣仁。”其二：“田歌四起韵悠扬，阡陌循行劝课忙。父老挈觞随旆右，儿童驱犊驻车旁。丰穰有光流亡免，游情无民风俗良。早纳官租多积谷，防饥防盗乐无荒。”这两首诗表现了一个正直清廉的封建官吏一方面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急切愿望，另一方面又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的爱民心情。这可以说是全面表现作者精神面貌的代表作。尽管他是以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为前提，但他力图兴利除弊，寄希望于丰衣足食，在客观上总是符合人民愿望的，而且他懂得农民的艰辛，也是一种爱民的表现，所以当他任满离开苏州时，许多百姓老幼为他送行，而他自己却是“检点行囊一担轻”，“如水襟怀对大江”，“不带江南一寸棉”，这正是他为官清廉的写照。
　　对于后代的教育，有《又勉子侄诗》：“存心立品贵无差，子孝臣忠两尽嘉。惟有一经堪裕后，任贻多宝总虚花。膏腴竟作儿孙累，珠玉还为妻女瑕。师剑古箴传肖者，取之不竭用无涯。”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能如此对待自己和教育后代是难能可贵的。
　　在艺术上，他的诗作大多明晓通达，不过多追求形式美，比较质朴自如，热忱奔放。不少语言口语化，接近民众语言，因此能更好地为表现内容服务。

宋应星
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奉新人。明代著名科学家、诗人。
　　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崇祯七年（1634）任江西分宜教谕，举世瞩目的科技名著《天工开物》写成于任职期内。崇祯十一年（1638）任汀州（今福建长汀）府推官，十四年（1641）任毫州（今安徽毫县）知州。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弃官归家。后又在南明任过职。清顺治年间仍在世，约于顺治与康熙之交去世。
　　他的著作非常宏富。除被国外学者尊为“技术百科全书”、“权威著作”的《天工开物》外，流传的有《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四种，失传的有《画音归正》、《厄言十种》、《美利笺》、《乐律》、《杂色文》、《原耗》等十多种政论杂文、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著作。足见其博学而多才。
　　可是，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居然三百多年来不为人们所重视，几科无人问津。《明史》、《清史稿》都不立其传，《四库全书》也不录其著，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搜集、整理、出版他的著作，从而引起国内外的注意。
　　宋应星自幼灵敏聪颖，数岁就能赋诗，与兄应升同学于私塾，先生令每天早晨读新课文七篇。有一天起晚了，其兄已将七篇课文背熟，先生责怪他为何不起早读书，他脱口而背，一口气将七篇全背完，先生奇怪地问他，他回答说：他早醒了，只是在床上听兄长读书，他兄长读一遍，他也就全记住了。先生听了他的话觉得十分惊奇，深感其才智过人。稍长后，《十三经》、《史记》、《国语》、《国策》等样样淹博贯通。
　　他一生最大成就在科学技术方面，但在哲学、声学、文学方面也都有很深的造诣。明亡前就有不少的诗作，明亡弃官归家后，更是以文学创作自娱，写了不少作品，如政论著作《野议》等对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现实作了正面的批判，并指出政治腐朽，残酷剥削和压迫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文学创作中，据说《美利笺》是一部传奇作品，遗憾的是失传了，不得而知。现流传的《思怜诗》就是他的诗作结集。其中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思怜诗》十首。《怜愚诗》四十二首。《思美诗》较多地表现了诗人的幻想，甚至借助仙道，脱离现实的消极思想也有所表露。《怜愚诗》则多讽刺那些愚昧无知到可怜地步的人，有的直接指责剥削阶级贪得无厌的愚蠢行为，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怜愚诗．之六》指责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是造成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青苗子母会牙筹，吸骨吞肤未肯休，直待饥寒群盗起，先从尔室报冤仇。”如《之九》谴责明末统治者在清兵大举入侵的形势下仍然芒淫昏愦：“乘胜之兵已破襄，葛陂贾相半闲堂，且偷睫下红妆艳，为虏明年足伤！”这种谴责和讽刺是非常深刻的。作品对那些只知追求功名利禄的糊涂虫般的知识分子也给予不留情的讽刺：“华夷兵合汴城围，应举书生翰墨辉。斜虎已逃宫驾乱，腐儒犹整旧烂衣。”（《十七》）对于相信天命和迷信的人们，诗人也善意地给以讽刺和批评，如“已信天工有命偕，死生富贵尽前排。祈禳谋策纷纭起，信命初心顷刻乖。”（《四十一》）批评了有些人既相信命运前定，却又求神拜佛的矛盾心理和行为。对于算命先生也作了讽刺：“通书浅陋撰何人，选择先生道煞神。时日若能催富贵，伊家乔梓岂长贫？”（《二十四》）这对算命先生确是沉重的打击。
　　总的看来，宋应星的诗作表现了他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这是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也有些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诗人的自然观往往是唯物主义的，而历史观却是唯心主义的，这在相当多有成就的科学家中也不例外。诗人的主要过错不在于这些方面，而在于他在任职期间，先后于汀州和奉新两次镇压过农民起义，以及将人分成十个等级等方面。这是他阶级和思想局限的突出表现。

柳清

果然是人杰地灵

弃剑焚书

还有：
帅哥，呵呵。

秉烛赏花

还有：
汤显祖
晏几道
宴殊
秉烛赏花
弃剑焚琴
蝶衣飞飞
傻帅傻帅~~
太多了~~~

妙妙生

是太多了,光是兴国就有共和国将军五十六个.

飘雪的冬天

大家可以到滕王阁的“人杰厅”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