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选背后的西方民主政治

吟风听月

　　G20会议刚过，德国现任总理、代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默克尔就迎来大选获胜的好消息。这位被称为欧洲的新铁娘子，开始了其第二个任期。事实上，这场大选毫无悬念，平淡无奇，默克尔的胜利可说是意料之中。然而，平凡中自有神奇之处，这场大选显然也不意外，最出奇之处是默克尔的竞争对手是她内阁主要成员、现外交部长、代表社会民主党的施泰因迈尔。这场现任外交部长挑战现任总理的选举大戏自然是意味无穷。当然更为出奇之处的是，选举结束后，默克尔将放弃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将与在野党、右翼、亲商界的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

　　德国大选可称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西方多党民主的实质。对此，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一语道破天机：我们的两党制是“两党合作制”。套用到内阁制的德国，自然就是多党合作制。当然两党或多党合作制，只不过是西方政治运作的结果，如果深入剖析的话，我们会发现，有着民主外衣的西方恐怕离民主甚远，更和人民做主毫无干系。

　　西方政治制度的第一关就是保证金制度。无论是选总统还是选议员，都要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支持率，就会没收。别看单个人要求的数额的并不大，但考虑到几百个选区，合起来就是一笔巨大的负担。英国六百多个选区，如果每个选区都提名一位候选人的话，合计就是九万多英磅。这除了工党、保守党两大政党之外，其它小党都无力问津。仅这一关，就将无数平民从政、组党之心、之路封杀。

　　第二关是主要政党候选人的产生。在美国，表面上看无论是初选还是真正两党对决，都是由选民投票决定。但最关键的候选人产生却和选民丝毫无关。他们只能在政党决定候选人之后，才有进一步选择的资格。而谁能成为候选人呢？一类本身就是大财团的首脑。如肯尼迪三兄弟、布什父子总统、出身豪门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二类是得到财团看好和大力支持的人物。如出身下层的艾森豪威尔，就是在摩根财团的支持下竞选成功。不仅总统如此，参众两院也如此。1969年的时候，美国众议院435名议员中，90人与银行界有关系，37人直接是银行的董事或董事长、56人是大牌律师、61人在天然气、石油、无线电、电台、电视广播中拥有股份或者是大股东。10年之后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企业主和金融家82人、农场主14人、律师213人，工人出身的仅六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两党都实行漫长的初选，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要交由选民去选择，而是漫长的选举必然导致高昂的选举费用，从而可以成功的将任何觊觎权力的下层另类排斥出去。

　　第三关就是众的周知的政党分肥。无论是多党还是两党，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享有共同的基础利益。因此选举结束之日也就是双方握手言欢、共同分享一刻。所以跨政党任命是常态。奥巴马任命共和党人的政治明星、犹他州州长洪博培出任驻中国大使也是一例。而且两党的对外政策也保持一致。共和党的尼克松访华签署双方公报，民主党的卡特则推动中美建交。当然最出奇的是，许多担任高官的党员，也随时可以改换门庭，而对方也往往随之笑纳。前纽约市市长林赛1972年为了做总统候选人就投到民主党阵营中去。前得克萨斯族长、财政部长康纳利原为民主党人，为支持尼克松而转入共和党，并两次争取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连总统候选人都可以互换，两党关系之友好、差距之模糊可见一斑。我们无法想象都做过台北市长的陈水扁或马英九也可以如此改换。这大概是民主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别吧。不过，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亲民党，倒是多次发生立法委员转换门庭重回国民党的事件，这是不是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美国两党的一党化现实？

　　胜选后的政党分肥的另一个特点是所有的重要职务大都留给了财团。从1953年至1980年，九届政府中，担任过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的有二十三人，其中十人之前是大公司董事或高级合伙人，八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五人在华盛顿或纽约做高级律师。除了核心职务，其他要职也是一样。杜鲁门两年间任命了一百二十名官员，四十九位是银行家和实业家，其他人也都与财团有关。随后的艾森豪威尔首届政府中，共有二百七十二名高级官员，一百五十人是企业主、其他人也与财团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内阁阁员分布在八十六家大公司中。更出奇的是，他们在政界、商界出出进进，不时转换身份。盖兹原是煤炭公司的副经理，后来成为国防部长，后来又出任摩根保证住手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来又担任公职成为驻中国的联络处主任。

　　第四关就是院外集团的游说。华盛顿做为美国的首都，仅仅是一个政治中心，但能够保持经济繁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吸引了20000个利益集团的存在。在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对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做过解释：使用金钱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从而为利益集团以金钱开道影响政治运作提供宪法的合法性。以致美国人也自认他们拥有金钱买来的最好的国会。利益集团可以凭借手中的金钱优势与政府、国会和司法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从而影响做出最能利于本集团的决策和立法。所有的大公司都明白，在国会中找到代言人，是公司迅速发展的必由之路。用参议员麦凯恩的话讲就是“金钱购买了沟通的途径”。这也是为什么利益集团不仅可以决定政策和法律的出台，还可以决定人事任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就是被后来破产倒闭的安然公司的总裁推荐下才得到这个职位的。至于日本，更是政治家、官僚集团和利益集团建立铁三角而著称。德国的利益集团二战时曾毁掉，因此战后取得长达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当利益集团重新崛起后，其增长随即放缓。

　　利益集团强大到何种程度，从尼克松下台可见一斑。尼克松当年因为水门事件下台，都认为是两名小记者捍卫新闻自由，冲破层层阻力，终于揭穿真相，迫使尼克松辞职。而事实却是，尼克松上任后大量制定偏向西部财团的政策，引发东部财团强烈不满，便利用自己控制主要媒体的的便利条件，不断泄密，揭开内幕，达到换马的目的。究竟谁是真正的幕后决策者，还不一眼明了吗？

　　最后一关就是国会的“巧妙”运作。不妨以美国为例。美国国会都有常设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决定着各项提案的命运。尤其是议事程序委员会，往往可以把财团的提案优先审议和通过，而对草根阶层的提案则会被无限期拖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常设委员会的成员不是选举产生的，都是任命。任命的标准自然是各政党的实力分配。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这些常设委员会经济举行秘密会议，从而便于各政党暗中妥协和合作。这种秘密会议的比例高达35%。不过尽管有如此多的防火墙，仍然有意外状况出现。不过国会也早有应对之道。这就是“冗长演说阻碍法案通过”。也就是说议员如果反对一个提案，可以发表不受时间限制的演讲，直接此法案胎死腹中。一九零八年，参议员拉福特为了阻碍不利于财团的法案通过，连续演讲十八个小时，另一位同党也演讲了十二个小时。这种演讲最长的纪录是五天！是一九三三年来自南方的议员爱兰德尔为反对“将私刑拷打黑人的案件归联邦法院审判”创造的。据一位记者统计，他来回走了 七十五公里 ，做了一万个手势，吃了三百个肉面包，喝了 四十公升 汽水。这些演讲大多空洞无物，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曾经一位议员先是读报纸，报纸读完了，就让人找来一本电话薄宣布：“为了表示民意，我宣读一下希望这一法案不通过或不感兴趣的的人的姓名和电话、地址，各位不信，不妨上门去作调查”。这就是民选的民意代表！不仅美国，英国的马拉松辩论也是毫不逊色，一九八一年为了一个议案，辩论了四十八小时，演说涉及香皂、烤豆，无聊之极。日本还有另一个奇招，就是牛步投票。日本国会没有规定投票用多少时间，于是议员为反对一个议案，在投票时，一个小时走一步，以此方法导致议案流产。

　　关于美国的两党制，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如果两党原则分歧很大，以致从一个政党执政转到另一个政党执政，意味着根本的改变，那就太危险了”。不知道那些想在中国推行西方制度的自由派听到此语做何感想？不仅两党之间，就是政党与国会之间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时，时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的约翰逊公开说：“我从来就不赞成这种论调，说什么反对党就是专提反对意见的。我不相信，美国人民派我们到这里来，只是要我们起阻挠作用”。也难怪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回忆录上称道他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形同“首相与国王”，并认为值得称道。可以说西方绝大多数成熟的民主国家，政党的区别早已模糊不清，双方合作至上，共同维护现行体制的运行。说是一党制并不夸张，更确切的说法自然是两党或多党合作制。这才是能够维持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当然，纵观西方政治发展史，搞多党制，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意识形态相差甚大的政党出现并形成强大的势力。如二战时，法国被德国占领，共产党成为地下抵抗的主要力量，因此战后成为当时影响最大、威望最高的政党。面对这种情况，西方还有一手，就是在选举办法上做手脚。战后第一次选举，为避免法共一党独大，决定采用比例代表制。尽管法共席次最多，却无法占据绝对多数。等到法共势力下降，又改为“一轮多数联盟制”，“胜者全得”，造成法共席次大减。不过，虽然这些老牌的民主国家还要搞一些隐蔽的冠冕堂皇的手段,其他国家则往往原形毕露。一九六零年五月，日本岸信介政府与美国修订《日美安保条约》，遇到反对党强烈反对。于是岸信介决定强硬通过。首先指挥自民党议员殴打社会党议员，然后出动五百名警察，用暴力将全体反对派议员赶出去，由清一色的自民党议员包办，十五分钟通过。 　　西方的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已全面沦为金钱政治、财团政治。其多党制也早已形同一党制，或者自称的“多党合作制”。这在保持稳定的同时也在走向没落和活力丧失。也许这才是西方世界再度发生百年一遇经济危机的制度性原因。


转自联合早报

乱发当风

经济基础决定高层建筑.......米办法的事.呵呵.

吟风听月

看了这篇文章，让我深思，怎样才会有我们老百姓需要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