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印象

蒙面佐罗

汪曾祺先生是小说和散文的大家，如我辈后生小子，望之俨然，如泰山北斗，况且，余生也晚，中间隔着好几辈人的年龄，我怎么会对他“印象”起来呢？这话说起来，得兜个圈子。
话得从我大学时的恩师杜运燮先生说起，顺便也替师门揄扬一番。除了搞近代文学史的人，现在已经没什么人还记得杜运燮这位诗人的名字了，包括我，初上大学的时候，只知道他是我的老师，白发苍苍，一派醇儒气象。其实，杜师当年在西南联大读外文系的时候，是一位风头甚健的年轻诗人。那时候，西南联大群星璀璨，诗坛上活跃着一批英气逼人的学生诗人：唐湜、辛笛、陈敬容、杭约赫、郑敏、唐祈、袁可嘉、穆旦，还有恩师杜运燮。他们是学英文的，得风气之先，与国际文坛相呼应，搞起了“意象派”（ Imagism）的诗歌，其诗风是唯美的、朦胧的，震动了中国的文坛；杜师的那首《滇缅公路》，至今仍然是各种新诗歌史中必录的佳作。那时的杜师有一件著名的黑面白里的大氅，白色的衬里上签满了巴金、冰心等文坛泰斗级人物的大名，从此，他也和这些大师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八十年代时，这些人的诗结集为《九叶集》出版，旧金重光，又一次轰动了当时中国的诗坛，遂被称为“九叶诗派”，并由杜师的《秋色》一诗，在《诗刊》上引发了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才入暮年的杜师很出了些风头。依我看，现在诗坛上玩朦胧的诗人们，大抵仍翻不出九叶派的手心。
我愚鲁，对新体诗向无感觉，虽然三生有幸，忝列杜师的门墙，做了他的收山弟子，却并没有近琼山而得宝，修炼成新诗人，只是老老实实地跟他学英语和英美文学。
毕业后，依然饶不了杜师，常往他家跑。现在检讨起来，其原因光明者二，阴暗者一。先说光明的：老师博学硕儒，虽然我已离开学校，但仍然希望能从老师的肚子里继续掏学问，以便让自己能够进一步茁壮成长；此其一。我虽不成气候，却喜欢舞文弄墨，有所得，虽然稚气且兼年轻人的张牙舞爪，但也必到杜师那里舞弄一番。师老徒幼，必然是师纵徒赖；杜师必然会耐心地指点，不以我为赖，使我获益良多；此其二。那阴暗的目的，我虽不说，但杜师心里其实是很明白的：他为人讷于言而厚于人，在前辈文人圈子里人缘奇好，远在上海的巴金在能拿得动笔的时候，一直和他保持着通信联系，即是一例。在文革风雨如晦的年代，杜师曾冒险到山西的一个偏僻的农村，去探望孤独的丁玲，又是一例。小子仰慕前辈贤者，总希望靠了杜师，去“蹭”着一睹他们的丰采，如果有幸“蹭”点学问或文坛掌故，是所至盼。
大概是七八年前吧，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迷上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把能弄到手的，都弄来了读，不舍昼夜。攻读之际，常释卷兴叹：未见文字如此潇洒者，生活态度如此精致者！于是，便心生仰慕，跑到杜师那里大谈汪曾祺。高谈阔论之后，端起杜师家的清茶润嗓子，杜师微微一笑，说：“好吧，有机会带你去见汪曾祺。”心中窃喜，我早摸清底细了：汪曾祺和杜师是西南联大的同学，虽然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外文系。
几天后，杜师来电话，约我第二天去汪曾祺家。汪家在劲松小区，文革后，特地安排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入住这里，尽管现在看来这里的楼房已经很不起眼，但当时它却是文革后建造的第一个小区，入住的人自然皆非等闲之辈。
汪家是一套三居室的单元，厅很大；应门的是汪曾祺的女儿。汪曾祺从书房里迎了出来，因杜师故，我便执弟子礼，深深一躬，口称：“汪老师。”落座后，汪曾祺的开场白大出我的意料，他问我：“你是北京人？”
“是，”我答。
他直指着我说：“你们北京人有方向感。一个老头和老太太躺在床上，老头推了老太太一把，‘去，往南边挪挪！’”
哄堂大笑。我的紧张情绪才舒缓了下来，仔细打量起了汪曾祺。中等个头，微胖但并不迟重，大脑袋，头顶已秃而放光，头侧一圈稀疏的睿智白发；面色不错，但到不了红润的程度，眼袋很大，应该是常熬夜的例证；灰色的西裤，半旧，白色长袖衬衫，略有些皱巴，领口敞开；看来是个不太在意边幅的人。他的眼睛不大，有些细长，坐在那里，毫不客气地打量着我，大大咧咧的，细眼中透着敏锐——后生小子，随便看呗，我倒不紧张了，觉得不修边幅的劲头，彼此有些相似。
汪夫人在女儿的搀扶下，过来和杜师打招呼，我自然行礼如仪，口称“师母”。她的腿脚似乎不太好，很瘦小的一个老太太，和偏胖的汪先生相应成趣。她和杜师也很熟，虽然没听清楚，但杜师好象叫了她一声很嫩的名字，大概也是昔日西南联大的一伙吧。白头同学相聚，情虽依依，但当年的青春豪迈却是不见了，相问老病，互嘱珍重，后辈人看了，总不免心中几分心酸。
汪曾祺是位口若悬河的人，拉开话匣子，颇见气势，而杜师却语讷而持重，不象他的诗那样轻捷而充满灵动之气，只是微笑地看着，听着。话很快就扯到了西南联大的人和事。说起当年可口的四川小吃。“唉，”汪曾祺说，“可惜没钱啊。饿得躺在宿舍里聊天，盼着谁的稿费能到。那次，你杜老师的稿费到了，我们一哄而上，押着他上街请客，一顿饭，全部‘共产主义’！”我想，老实的杜师肯定还是那么诚恳地微笑着，披着签满名人墨宝的黑大氅，被一干人押到街上去的，而押送者中，有许多未来的大诗人、大翻译家、学者和小说名家；他们沿着石板街快步走着，高兴得大呼小叫。
依我不多的经验，凡拜访名人，很少见他们大谈自己的成就，随便乱聊的居多，你得慢慢地把话题往那边靠才行。前些时候，夜读《乾隆御批》，乾隆帝龙颜大怒时，常常把一些倒霉鬼“发往军台效力”。汪曾祺当年曾被打成右派分子，被贬张家口外的张北的坝上劳动改造；现在，那里已经成了旅游胜地，是著名的三个坝上中的一个，但当时却是苦寒之地。边地的苦寒造就了汪曾祺文字中的一种凛然而粗犷的气质，象《大淖记事》就是以那里做背景的，深深地吸引了我，至今我仍认为那是他最好的文字之一。在回忆张北的日子时，汪曾祺考出那里就是当年的“军台”之一，自称是被“发往军台效力”，刻闲章以记之。记得当时看到这里时，忍不住笑个不停；汪曾祺的幽默实在感人。于是，在一个适当的茬口，我便提到了“军台”。以为他会笑，没想到他却面色凝重起来，半晌才说了一声：“那时候……”看来他写那些的时候，一点没觉得好笑；我深悔将别人的苦难当作了轻松。不过，他很快就说起了张北的吃食，又兴致勃勃起来。
一说到吃，才发现时已向午，真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于是我提议外出去吃午饭，他马上同意，并提议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川菜馆吃饭，“就近吧，饭还可以，”他说。
文界皆知汪曾祺是美食家，是一位老饕，据说有几样看家的手艺，杜师一向饭菜不考究，我勉强算半个老饕，于是在饭桌上我们俩的话题要多些。吃起来才知道，汪曾祺真正是行家，每上一道菜都要品评一番，一道普通的辣子鸡，他竟向值班经理指出，鸡肉下锅时，油温高了些，让值班经理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说：“您是精饕，我只能算是个粗饕！”
“精饕？”他沉吟了一下，然后用筷子点着我说，“精辟！精辟！”
惭愧，这是我那天唯一精辟的一次。考虑到汪曾祺是高邮人，我特地要了一盘咸鸭蛋，当然，这不免有些班门弄斧。果然，他吃了一口，便有些皱眉。
“这个咸鸭蛋不行，”他说。
“是啊，”杜师道，“比不上高邮的，高邮的咸鸭蛋是天下第一。”
“高邮啊，除了咸鸭蛋，”他望着我，眨了眨眼，童心地笑了笑，“还有个汪曾祺！”
饭后又回到了他的家中。杜师是早和他说好的，今天有挥毫作字的节目。酒饱饭足之后，汪曾祺脸上泛起了红光，兴致很高。也许作字的人都有需要围观的心理需要吧，我们不作字的人便围站在他的身后，稍申立脚助威之义。汪曾祺先展纸写了一两幅，权作热身；以我门外的眼光看，他走的是赵孟頫秀丽飘逸的一路。赵字的不好学，在于容易落入甜俗，而汪曾祺却能做到不失骨气。热身完毕，他斜睨着我，问：“写什么？”
我忙道：“随便！随便！”
他略一沉吟，笔走龙蛇：
                            红桃曾照秦时月，
黄菊垂开陶令花。
大乱十年成一梦，
与君安坐吃擂茶。
我心中窃喜：这首诗我在他的书中看到过，甚喜它的工稳和色彩感，没想到他就写了这首诗！他顿了顿，又飞快地写下了落款：
“旧作《宿桃花源》，写奉XX兄两政。”
初时，我心里很惶然，被老爷子称为“兄”，实在消受不起，赶忙逊谢不迭。稍后，也就坦然了。这是他们那一代文人的习惯，凡同道者，即以兄呼之，和成就、年龄和性别没什么关系；我曾亲见名气和年龄比杜师大得多的巴金，在信的起首称杜师为“运燮兄”。我毕业离校后不久，杜师在给我写的信中，竟然也“兄”了起来，让我心慌了很久，但以后就习惯了，可我怎么也不敢跟他称兄道弟！固然，被前辈称兄，自大点说，有被视为同道的鼓励，令人欣慰，但这也是前辈学者谦谦君子的博大胸怀，以平等心、平常心视后辈，斯见风范。想到近来见到的一些略有成就的文人学者，动辄指指戳戳，傲气逼人，令人齿冷，与那些老前辈比较，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当然，汪曾祺所有写下的墨宝，无论好坏，我都席卷以去。临别殷殷，他说：“有空来玩！”
一晃两个星期过去了，空是有的，但“来玩”未敢轻试。一天傍晚，杜师打来电话，声音有些不对，他说：“汪曾祺昨天去世了。”
我大惊：“前些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他是到四川讲学去了，突发脑溢血，很快就没了，”杜师停了停，又说，“你手里的那几幅字，弄不好是他最后的墨迹了。”
我无言。
几天后，汪曾祺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我陪杜师去了。到场的大大小小文化名人不知凡几，但他那瘦小的夫人没见踪影。是我没看到，还是怕她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悲痛而不让她来？只觉得心里老忘不了她那蹒跚的影子。
汪曾祺的葬礼很别致，没有那官气十足、耳熟能详的送葬曲，而是低回地播放着大提琴独奏曲《天鹅之死》；每一位来送行的人，都手持一枝鲜红的玫瑰，将它投放在汪曾祺的身边。忧伤而浪漫，象是在为美丽的天鹅送行。他静静地躺在馥郁的花香和深红的花海里，闭着那略细长的眼睛。“有空来玩！”言犹在耳，斯人已去。
又过了三年，杜师在一次心血管病的打击下，也驾鹤西行了。
汪老师，杜老师，你们在天堂中过得可好？

萧泊零羽

很喜欢汪老，尤其《受戒》，至今明子和小英子的形象仿佛还萦绕眼前。
感谢楼主带来这么多有关汪老的点点滴滴，也愿汪老在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霁红

过了这多年，当初读大淖记事的印象仍在。

踏梅寻雪

呵呵，很喜欢大师的文笔的，尤其是大淖记事和受戒，还有鉴赏家，还不知道这位兄台还见过大师的，好羡慕，只是知道大师的文字很精练，也很简洁，但是读来却发人深思。原来大师的人品也是让人高山仰止啊！！！谢谢让我了解了这样的知识。

蒙面佐罗

后生小子，回忆大师，只怕将他写歪了。不过，汪先生为人很和蔼，使人如坐春风

飘飞的风儿

昆明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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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曾祺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土从，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土从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土从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纵，他跳下去把鸡土从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土从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圆那样大，的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做“把儿兰”（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云南把这种花叫做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把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就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作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磁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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