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梨园诗话之十七

楚成

梨园诗话之十七
1、诗人若是为稻粱谋而写诗，是难以出好作品的。试看古往今来优秀的诗人们，有几人是以写诗来谋生呢？
2、“政治抒情诗”难写，是因为诗人打心眼里没想到有非要写的理由。然而，由于某种外界的压力，诗人又不得不写这种“遵命诗”，这实在是难为了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诗人。
3、在某些网络诗词论坛，发表诗词中如果有“自由、天安门、民主、钓鱼岛、腐败”等这样的字眼，也被系统视为“提交信息中包含敏感词汇：自由等，请你更正！”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指望诗人们摆脱政治的影响，进入自由创作的最佳境界呢？不要因噎废食，因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写了某些影响不好的作品，就要对言论、出版等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审查，甚至小题大做，矫枉过正。将2001年7月《九州诗词》上的一组论诗韵改革的诗大做文章。《声韵革新感赋》十二（新声）：“智昏气傲未思齐，怒咒台独枉力疲。国语统一犹不易，金瓯分二又何奇？”十四（新声）：“众味难调有素荤，韵声何必强求人。台湾大陆虽隔岸，两地同胞一样亲。”就仅仅因诗中涉及台湾语言文字和大陆不统一的现状，便认为有“台独倾向”，于是某一处便于2002年6月28日以“莫须有”立案调查。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调查时侦察人员又偷偷摸摸，不敢声张。此所谓“台独诗案”仅凭两首绝句定案显然站不住脚，尤其在今天提倡珍重人权的时代，最后虽不了了之，然而当时却牵涉到诗刊的领导层。时余只因同该诗作者友善，又因为同是九州创办者之一，被诗友称为“九州三子”，自然首当其冲。威胁、利诱、恐吓，把余当成台湾间谍审查，并在上级领导的压力下被迫退出诗社，给余在诗社和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余丝毫不畏惧，当办案人员到家搜查，余以“乌台诗案”东坡自比。此等野蛮作风可说是文革的缩影，较之汉唐王朝犹不如。一个强盛的国家、民族应该有博大的胸襟，能容纳天下各种不同的声音。一只乌鸦的鸣叫不可能改变百鸟争鸣的一片森林。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应该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恢弘气势和强健魄力。
4、“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诗人应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忧百姓之所忧，乐百姓之所乐。如建筑工，在建成一栋华宅前，先要备齐砖、沙、水泥、脚手架等材料。同样，诗人在完成一首作品前，也必须要积累素材。虽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前人的书本积累和同代人的实践经验，也是创作时不可偏废的素材之一。古代许多优秀的诗人同时又是出色的政府官员，在任何时候他们莫不以为百姓谋利益为已任，比之今日不少官员有过之而无不及。
5、无病呻吟，忸怩作态，强说春愁，不仅远离了诗，而且是对诗神的亵渎。这是现今网络旧体诗坛的一大通病，也是我们广大网络诗词作者需要注意避免的。一个诗人，不能因为他某首诗内容不健康，就将其人其诗否定，而是要全盘观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们阅读和学习古今中外诗歌作品的一剂良方。
6、诗人不妨多做做白日梦，但不能把白日梦都当成一首首诗。诗人不能没有梦，梦也离不开诗人。诗是灵魂与现实碰撞的火花，稍纵即逝。所以我们要学会善于捕捉、定格生活中的闪光的一瞬。犹如新闻记者对突发事件要具有一双敏锐的双眼，有从平常生活中洞察发掘重要新闻的能力。这“闪光的一瞬”不是信手拈来，而是经过长期的生活和学识的积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孕妇十月怀胎，婴儿方能出世。作诗也是如此，需要厚积薄发，没有量的累积哪有质的突破。
7、为人贵直，而为诗贵含蓄婉转。为诗繁富易，平淡难。为诗让读者懂易，然留余味难。余作诗，喜清新自然之语，不喜雕琢，更不喜多用典故，爱用寻常语入诗。有论者谓余诗多直白语，吾不忌也！吾不喜留给读者去看一条条注释才能理解的诗。
8、很少有诗人用写诗来养活自己，纵使才高如李杜苏辛，也莫不如此。一首诗词是换不来一日三餐，何况那时也没有稿酬。就是今天有稿费，那也是微不足道。诗歌作品不等同于商品，诗人更不等同于商人。为了一件商品价值的大小，商人可以和顾客讨价还价。而一首诗歌作品价值的大小，是不以诗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她一经完成发表就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她生命力的强弱，价值的大小是由读者来认定的。
9、诗歌的音乐美是从诗歌诞生的那一刻就具有的。在近体诗中，她不单单是以平仄、粘对、押韵等体现的，她的音乐节奏美主要是以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起伏高低为基础来实现。这种内在的节奏旋律，才是诗的语言的一大特征。所以说诗是一首首无音符的歌，这歌声就发自作者的内心。心灵的咏叹才是诗的最好韵律，而非一些外在形式的简单界定。
10、诗贵言简意赅。如杜甫的《蜀相》：“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作者仅用这一联就高度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功业和他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删繁就简，也不是说简短就好，诗无短长优劣之分。其长短无定式，如江河之四季，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长短合时。存乎宇宙，在乎一心。谁能说孟浩然的《春晓》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两篇诗的价值究竟有和差别呢？
11、诗贵警字、警句。一首诗常常因一个字，一句诗就能使整首诗激活起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可说成了后世作诗文的典范。作为诗人，要无时无刻地努力去追求语言文字和思想的灵动、新颖、别致，更要善于练字、练句。要有女娲补天之志，精卫填海之心。如此，方可铸就千秋之绝响。
12、集句诗、唱酬诗等，无论如何善于采撷、合成、提炼、取舍，终究是在别人的劳动成果上的堆砌。
13、中华诗词之所以能够在今天恢复生机，并逐步走向繁荣，是因为她植根于深厚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中。虽然在某个时候遭到了扼杀，但当遇到适宜的气候时，她就会冲破壁垒，迅速茁壮成长，在文艺的百花园中扮演她应有的角色。
14、新诗可说是旧体诗催化后酿成的产物，是“诗界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必然结果。胡适、郭沫若等早期的新诗莫不脱胎于旧诗。胡适在《尝试集》的自序中说他的白话诗“实在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即使郭沫若的《女神》，她的思想光芒和艺术风格也不可能同屈原、李白、苏辛等的影响割裂开来。旧体诗在五四时期遭到了严寒，这与那个动乱的时代分不开，不能简单归结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使然。在那个年代，新诗好比新式武器，比旧诗更利于诗人们使用。五四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新诗的繁荣，旧诗的衰落，不是几个文化先驱们所能左右的。有的论者将旧体诗在建国后的沉寂归到主席的一句话的影响，显然是浅见。纵观文学史，某一文体的兴衰不是某个领导人所能操纵的。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发展、繁荣、衰落都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外因毕竟通过内因起作用。
15、对旧体诗进行改革，是为了其更好地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旧体诗只会逐步消亡。任何关于旧体诗的理论探索都是必要的，哪怕错误，也可值得后来者借鉴。没有改革哪来进步。试看一部诗歌史，无时不存在诗的革新，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6、搜狐古风诗友蓝田客在《东湖春日绝句》组诗的回复中道：我去年夏季曾游过东湖，记忆犹深。兄之新作，尽道其美，令人读之再三而不忍释卷也。但有一点建议：兄在梨园诗话中提倡革新，那么象“远看山外日初升，近听东湖鸟语声”中“看”、“听”二字，按平水韵合律，但按普通话读则不合的情况应尽量避免，以便身体力行革新之道，且免反对者之口实。
远山呼唤自由风也在《东湖梅园寻春》贴后道：我同意蓝田兄说的，楚成兄力倡新风，主开唐宋所未垦之域，就应该身体力行，行倡重于言倡，但却见别首一平水韵，此首步趋前风（比较“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头”），终是遗憾。
二兄主张余在诗歌创作中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的理论思想，进行革新。这一点的确值得余认真思考：为什么一个熟悉了平水韵的诗作者主张创新，在实践中又故步自封呢？这就是习惯使然。好比一辆旧车，不见得比新车好，但由于经过了磨合期，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在车子引擎没有出现大毛病的情况下，想象任何人是不会随意舍弃旧车而更换新车。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先行，实践滞后，古今宜然。当然，在今后诗词创作中余还是要逐步采用新声新韵，让实践来支撑理论的可行性。
17、对网络诗词作者言，可怕的不是我们超越不了前人和身边的诗友，怕的是超越不了自己。别的诗友进步并不可畏，可怕的是自己原地踏步。如何避免题材、技巧、语言、思想等一百次、一千次地出现雷同，这才是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哪怕在这一百次、一千次中至少有一次、十次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这就足矣！至少可以说明我们的脚步没有停顿，思想没有僵化。须知道，在唐诗宋词的高峰上每迈出那么一小步，都是多么地艰辛和困难呵！
18、商业界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顾客是我们的上帝”；对诗人而言，读者就是我们的上帝。诗人必须把读者看成朋友；读者才会把诗人当成知音。给诗人戴上桂冠的不是缪斯，而是读者；把诗人打进冷宫的不是帝王，而是读者。
19、是金子总会发光。金子无论放在什么地方其价值不会发生改变，但是再珍贵的东西，如果永远埋在泥土中，也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即使再优秀的诗歌作品，如果藏之深山，束之高阁，不拿去张贴发表而任其毁灭，那也终究不过如废纸一张，随风飘逝。

红枫叶

“诗是一首首无音符的歌，这歌声就发自作者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