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宋词中的感伤情调

鹤羽飞白

词可以怨
                         ——浅议宋词中的感伤情调
一．诗庄词怨：无法消释的感伤
历来都说“诗庄词媚”，“媚”这个说法当然不够准确，只是对于以花间词派开端，以婉约词风为正宗的宋词流向的一个大致概括而已。事实上，当宋词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不再局限于“艳科”的樊篱中时，我们可以看到宋词所展现的内容广度（应制、闺情、爱国、出世等）和深度（儒释道思想）未必不如唐诗，只是数量、质量以及气度上有所差别而已。
尽管如此，宋词读来总是有一股淡淡的忧伤流于其间，痴情女怀远人，落魄者伤不遇，爱国者愤国忧，富贵者叹时光易逝：宋词便如同戴望舒笔下那位打着油纸伞，独自走在悠长悠长的雨巷里的女子，一袭白衣，蛾眉轻蹙，浅雾氤氲里缓缓而行，永远走不到尽头。
宋词这种独特的气质，不同于《诗经》的明朗、《离骚》的浪漫、乐府的直率、建安的慷慨、唐诗的激情，这种淡淡的感伤流淌过宋词漫长的成长过程，脱去了民间词的欢快真诚，文人笔下的宋词始终充满了一种与自身经历和国家民族若即若离的浅浅而又绵绵不绝的暧昧，似乎无限接近又总是游离其外。
宋词的感伤，历来有几种说法，如国家忧患说、怀才不遇说、终极思考说、感慨时间流逝说等等，我们都可以在宋词中找到蛛丝马迹，然而，这些情感上的失落毕竟具有个别性，无法解释弥漫在整个宋词发展始终不绝如缕的感伤情调。欲解释一个时代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只有从这个时代背景下，尤其是盛世下文人的境遇和纵向文学历史中的创作心理下手，才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二．盛世悲音：被全知视角误解了的历史
有人说宋词的感伤源于文人对国家忧患的感知，身处末世、飘荡如浮萍的文人自不必说，而身处盛世的文人则由于感受和预知到国家即将走向衰落，因而发出了盛世悲音。窃以为，盛世悲音的说法是不太妥当的。
当我们站在千年以后看待一段历史，总是以全知全能的视角为基础做出分析和判断，联系到封建制度的弊端以及积贫积弱的评价，我们觉得宋代十分不堪，似乎从王朝建立伊始就走向了衰落。这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视野来看待一个朝代，但身处盛世的文人在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安平、雅俗文化共存并进的时代，能感受到的只有太平和安乐；而大部分文人在不受到利益侵害，不曾被贬官流放、诬蔑下罪的时候是不能看到政治弊端的。因此，整个社会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太平盛世，在这样的社会中，文人很难关心到边疆尚存的危机，更难以洞察和预测到朝代的走向，试问，文人要如何发出盛世悲音？
很多学者习惯将宋代与唐代相比，扬唐贬宋，认为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高峰，从此之后封建社会一步步走向了衰亡。这是将历史看作了一条抛物线，事实上，我们都同意，历史也是循环着的，唐代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达到了顶峰，是有其特殊的原因，而非只是单纯地遵循封建社会发展的轨迹。
唐代从一出生就占据了比宋代更多的优势。众所周知，唐承隋祚，接手的是隋代统一并排除重大边患以后的完整的国土，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而唐代任用胡人为边防节度使，使地方势力扩大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终于陷入了藩镇割据的迷潭而不可自拔，唐代留给宋代的是一个边境危机四起强国林立的烂摊子，并且在重要的战略资源如马匹被控制而只能以步兵在广阔平原上同北方骑兵作实力悬殊的抵抗时依然能够保持基本平衡，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中国主要朝代政治的一般传统是万邦纳贡，从来没有像宋代一样将邻国当成一个平等的政治对手看待，这和现代已经十分相似了，因此，宋代可以说是苦心经营的结果。
此外，唐代在中国几个大一统的朝代里，可以说是一个异数。唐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胡人的天下，李姓的统治者是胡人的血脉，实行的文化政策自然也是胡人式的文化政策，这就显示出了一种重武、豪放、直率、开放、自由的姿态，唐代是一个多重英雄而少重圣贤的时代。因此在盛唐时代里，不仅是文学，而是一切几乎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多元价值并存，主流意识并不占据过于绝对的位置，在这个时代里的文学自然就呈现出一种奔放、激情、乐天的色彩，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再看宋代，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无论从政治还是从文化上都是十分精致的汉人朝代。封建政治制度在这个朝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儒家文化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宋代是汉人的天下，是典型的文人朝代。这个朝代的文人气质，当然和唐代大大不同，硬生生将宋代感伤的汉人气质与唐代豪放的胡人气质相比较，未免太过牵强。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宋代理学气氛压抑了文人的思想，这亦是为大历史的眼光所惑。我们都知道理学标榜“存天理，灭人欲”，是压抑人性的。但我们都可以理解，一段思想在一开始必定是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是能够为人所接受的，否则必然没有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可能。理学逐渐变成一种迂腐沉闷的思想，应该是在南宋后期，一直影响到了明代初期。实际上在整个宋代，学术思想都是十分自由的，同时存在着各种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宋代国家忧患和理学思想不能成为一个时代之所以感伤的合理的解释，那么，究竟是什么能够主宰了一个时代文人的气质和风格呢？
三．此恨不关风与月：社会宽容度和文学审美浩劫
感伤，是每一个时代都必然存在的一种情感，除去纯粹的无关外界的个人性体验例如感慨时光流逝和思考生命终极意义等，对于文人影响最大的便是怀才不遇了。
古代的知识分子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为自身寻找到了价值定位，那便是宋代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身任天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鞭策和激励着一代代的知识分子；退一步说，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大组成部分的文人，至少也渴望着“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求得个体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当这两种愿望都落空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怀才不遇的巨大的失落感。因此，怀才不遇是每个时代文人都难以避免的境遇，宋词中有很大一部分感伤情调便来源于此，由此延伸出现了青楼酒肆、田园山水、冥想玄境、爱国忧愤等主题，实际上都是文人对于个体价值失落的逃避或转移。
尽管每个朝代都存在一批怀才不遇的文人，但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有两个朝代文人的怀才不遇并不完全表现为一种无可消除的感伤情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感伤的情调被消解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和盛唐时代，实质上是一个时代是否给予文人足够的社会宽容度，能否给予文人自身足够的机会和发展的问题。
春秋战国是乱世，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活动空间、选择空间和思想空间，可以择主而事，可以闭门作书，可以周游讲学，可以游仙问道，知识分子的怀才不遇能够得到迅速而且多元的消解，他们甚至没有时间体验这种感伤，而立刻为新的希望和热情所充实；他们的姿态是极度高扬的，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有可能，所以没有值得花费时间的失意，一切都被智慧和自由所散发出的耀眼的光芒所遮盖，这个时代不愧为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
盛唐时代在给予知识分子的空间上略为逊色，但它提供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生活环境，胡人重才多余重礼的文化姿态，给予社会极大的宽容度，允许多元的思想和姿态共存，整个社会呈现出开放、包容的形态。文人在这个社会里获得了略逊于春秋战国但却高于其他朝代的自由，可以选择出仕或入将，文人自身的才学支撑了他的个体价值的实现；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是多元的，甚至是傲慢的姿态，也是一种价值实现的形式。当这种个体价值不能实现的时候，随之而来的不是失落、颓丧和自甘堕落，反而是一种被激发了的生命激情，他们的姿态转为狂傲转为游仙，他们始终满怀希望，确信有朝一日可以得偿所愿。这个时代给予文人无限的机会和可能，使他们始终对自身充满了充足的信心和饱满的信念，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比肩春秋战国的个性张扬的时代。
而在宋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宽容度的贫乏，但也不必归咎于这个朝代，前面已经说过，春秋战国是乱世，唐代是作为异数的胡人统治，而作为汉人统治的宋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上已经达到了十分精致的程度。当一个朝代自身的发展已经趋于完善，剩余给个体的发展和变化空间自然就已经不多，文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能在自身狭小的空间里活动，他们思想中积淀了前代无数文人的宏大的思想，却要闭塞在时代留给他们的小小的文人的位置上，不能如前述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身份的可能性，只能作为舞文弄墨的书生，自会有一腔热血在过于完善的时代中、在过于优裕的生活中渐渐冷却成了一股不绝的忧伤。
当然，文学不是在宋人这里才忽然流淌出不可抑制的感伤，千年的文学长河里，在一代代文人的创作经验和创作心理上也必然留下了某种情感意识的积淀和发展。钱钟书先生有一篇文章叫作《诗可以怨》，就很透彻地指出了这种创作心态。
感伤情调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历史中，起初只是作为一种抒情作用而已。孔子在《论语·阳货》里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并没有侧重某一种情感；司马迁大概是最早显示出他的情感倾向的人，他在《报任安书》中提及古代圣贤书，认为是“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文学的审美由此走上了“悲”的一途，并且越走越远，有愈演愈烈之势，大凡是高雅文学无不发出深沉的思考和感慨，而书写太平盛世、良辰美景则被视为浮华一流，难怪韩愈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苦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实是道中了中国文学千年来的审美口味。
因此，可以看见，这种审美口味给中国文学造成了一场浩大的劫难。起初作为数种审美形式之一的“怨”，而后逐渐成为一种比较受欢迎的审美倾向，之后渐渐成为主流的审美口味，并开始排挤其他审美形式，发展到直接统治垄断了文学的审美，独占了高雅文学的殿堂，将此外的一切审美形式斥为肤浅流俗：到此为止，这种审美口味引起的巨大的浩劫已经清晰可见——“以悲为美”成为几乎是唯一的标准，文人都向此靠拢作为自身素质的保证，甚至费尽心机“为赋新词强说愁”，张耒就曾取笑秦观说：“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于此耶？”陆游作《后春愁曲》，他自己也承认：“醉狂戏作《春愁曲》，素屏纨扇传千家。当时说愁如梦寐，眼底何曾有愁事！”（从陆游身上也可以看出，文人一生中某次失意并不能作为他所有作品的唯一阐释。）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
“没有人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假如他能够避免；没有人不愿意作出美好的诗篇——即使他缺乏才情；没有人不愿意取巧省事——何况他并不损害旁人。既然‘穷苦之言易好’，那末，要写好诗就要说‘穷苦之言’。不幸的是，‘憔悴之士’才会说‘穷苦之言’；‘妙诀’尽管说来容易，‘销魂与断肠’的滋味并不好受，而且机会也其实难得。……‘失意’一辈子，换来‘得意’诗一联，这代价可不算低，不是每个作诗的人所乐意付出的。于是长期存在一个情况：诗人企图不出代价或希望减价而能写出好诗。小伙子作诗‘叹老’，大阔佬作诗‘嗟穷’，好端端过着闲适日子的人作诗‘伤春’、‘悲秋’。……也就是刘勰早指出的：‘心非郁陶，……此为文而造情也’（《文心雕龙·情采》）。……不病而呻包含一个希望：有那么便宜或侥幸的事，假病会产生真珠。假病能不能装来像真，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乱真，这也许要看个人的本领或艺术。”
四．感伤：精致时代的小资佐料
    感伤是时代境遇和文学体验同时作用于宋词的结果，在宋代精致的生活与现代十分相近，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怨”这种作为小资情调必不可少的佐料，当然，我并不否认那些发生在个人身上的生命体验，但如果个人遭遇的特殊性成为文学阐释的唯一并且是多功能的途径，那么宏观的把握就失去了全部意义。我只是一个站在文学的长流边上探手取一瓢水细细品之细细思之的过客，品出了宋代盛世文人在丰足生活里有意无意添加的那一道叫做感伤的佐料罢了。

枫在风中

晕,这不是小鱼儿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