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意境"所想到的

xigongda

《人间词话》 是王国维先生在综合了西方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开创的以“境界”高下论诗词的巨著。可以说是意境文艺理论的颠峰之作。“意境”理论是长期占据中国文艺批评理论的主流倾向，受老庄出世哲学和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最早见于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和宋朝严羽的《沧浪诗话》，“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向来是文人士大夫作文以求的最高境界，对这一点，我深感怀疑。
         中国历来是一个“封闭”的封建社会，这里的封闭有两层意思，对内它在社会架构上设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森严的等级，要求一切人各安其位，不得有丝毫的逾越。对外以农耕文明的优越性自守，对中国以外的文明圈的社会发展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除了少数的所谓的明君贤臣，在上者丝毫不承担任何的社会义务，反而由上自下的想底层索取。纵观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史，就是一部士大夫的社会文化史。士大夫在审美习惯和文化趣味上总是在扮演超出大众的先知先觉的角色，历来精神文化的革新和社会风尚的迁移说白了就是士大夫是主体施与者，而广大民众是被接受者，没有任何的参与机会和渠道。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些所谓的大文论家，不论是严羽还是司空图都是典型的贵族文人。他们本身的社会出身确定了其人身态度和社会心态。国家遭逢战乱动荡之时，文人士大夫丧失了盛世时候介入社会生活的强势锋芒，转而隐居深山从事文化的综合创建工作。
摆脱了官场的龌龊和世俗的喧嚣，人自然而然最适合做静观的工作。这种精神状态和老庄哲学中的清净自守以及佛家禅宗的无我不谋而合。所以，静态的人生观作为一种心理习惯长期根植在文人心里。这在两人的书中就有所体现，即都在鼓吹顿悟之类的玄妙之说。我无意于反对这种人生态度和思考方式。中国的农民生活的太苦了，需要在文化上做一种东方式的抒情反拔。可是过分的崇尚自然，以至于消极避世沉迷于对瞬间感官色彩的捕捉就说不过去了。
            汉语是很优美，富于诗意，可能是世界上最能传情达意的语言文字了。中国的哲人们看到了芸芸众生的奔波辛劳之苦，故而在语言文学的表达方式上极力的虚化超脱以求能够消解众生之苦，本意是好的，可是如果过分地利用这种东西，就会变成彻底地愚民了。
文学的本义是要承担社会的革新，文学家的任务是要充当社会的良心。文学的目的是要调动最底层的活力，把文学的评论权利交还给大众，开启他们自己的主体意识。可是在中国的历代文论中，既没有对社会发展宏观把握的历史观，也没有对提升民智微观把握的社会观。没有社会公理公平个体独立的概念，只有满纸空洞玄虚的所谓“境界”之谈。我对王国维先生的生平虽然了解不多，但是他作为一个消极避世的满清遗老的形象还是深深地映在了我的脑中。他好比一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蜘蛛一样，只知道在他的狭小经维里编织他的精神体系，殊不知个体的道德伟大并不能补救整体制度上的缺陷。
           与中国消极的静态人生观不同的是，西方的有识之士们从16世纪就开始力图使文学民族化，市民化的尝试。莱辛在他的《拉奥孔》中批评英国17世纪兴起的自由体浪漫抒情诗歌，在他看来把道德的沦丧归罪给城市的工业化是不公正的，而厌倦城市文明，退而在往日的乡村里寻求失落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状态更是可笑的。为此他大力提倡戏剧，尤其是市民剧，戏剧是最富有表现力的舞台艺术，其表达效果的戏剧化更能反映城市社会生活的发展全貌和矛盾冲突，这与蓬勃向上，健康进取的市民的发展的人生观是一致的。
         提高民众的审美意识，打造城市的美学品位也不只是文学的事。我深信余秋雨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中国缺乏一种来自于佛罗伦萨式的机缘，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包括米开朗基罗将自己的艺术杰作看作是上帝给全人类的馈赠，空开的在广场和一切尽可能多的公共场合展示，有的雕塑作品甚至就直接捐给市政厅作为一种城市点缀。想想吧，无数从事各项职业的自由民在城市里活动，耳濡目染的就是这些大师的作品，那会是多么大的审美提升。反观中国，虽然也有了剧院，广场，博物馆等一系列文化场所，可是在心理习惯上还是把历史文物，艺术作品当作一种私人式的品位收藏。最美的东西喜欢藏着掖着，而城市建筑却是清一色的高楼大厦。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如果一个不会穿衣打扮的美女遮掩了自己的美好的特点，却把最丑陋的那部分展示给众人，那会怎么样呢？

云雾山

颇有见底。好！

傲月冷

  汉语是很优美，富于诗意，可能是世界上最能传情达意的语言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