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普蕾大提琴／蓓克次女高音
巴比罗利指挥伦敦交响乐团
EMI CDC 7 47329 2
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录音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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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加的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于1919年，这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问世的第一部大提琴协奏曲，至今仍是大提琴协奏曲文献中最爱欢迎的作品之一。这部协奏曲相当宏大，作曲家没有采用古典时期典型的三个乐章结构，而是运用了连续的四个乐章结构。就整部协奏曲的结构而言，且有回旋曲特征---由独奏在作品开头演奏的带有宣叙调性质的主题在整部协奏曲中一再出现，且有贯穿始终的作用。
这支曲子是埃尔加献给去世的妻子的，也是作曲家毕一生之力创作的最后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可以说是爱尔加献给妻子的安魂曲和自己的“天鹅之歌”。整支曲子情感起伏很大，真挚，同时又充满哲思，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很难掌握，因此演来难度颇大。在这张唱片里，杜普蕾也用尽了一生的才华，演绎了这首千古绝唱。
第一乐章，大提琴独奏的引子之后是一个抒情的中板，音乐透出怀旧和感伤色彩。
第二乐章，仍以宣叙调引子主题开始，仿佛再次回到作品开头的话题。随后开始了快板部分，似乎在表现人生中欢乐和昂扬进取的时光。独奏大提琴展示了高难度的演奏技巧。
第三乐章，转入柔板，这是一曲深切感人的悲歌，独奏大提琴充分发挥了大提琴富于歌唱性的特点，悠长连绵的旋律线条且有感人肺腑的力量。
第四乐章，这个乐章自身也是按照回旋曲式写成的，在主题活跃的外表之下时时透出惆怅之情。而接连再现此前几个乐章的主题片断则仿佛对人生的回顾，意味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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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埃尔加 Edward·Elgar
英国作曲家，自幼随父亲学钢琴与小提琴，异常勤奋，主要靠自学掌握了多种乐器的演奏，尤以小提琴见长。1885年承父业任伍斯特教堂风琴手。
他的音乐朴实自然，富于创新精神，对英国音乐的发展很有促进。其妻卡罗琳·艾丽丝·罗伯茨对他帮助极大，其成功之作几乎全是在婚后创作的，著名的有：大合唱《杰龙修斯之梦》、《b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合唱曲《黑色骑士》和《奥拉夫国王》等等，他的艺术毫不偏狭，思维极为宽广，曾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风格庄严而淳朴，英国人民把他看作是英国的贝多芬。
他一生忠心耿耿地为提高英国的音乐水平而努力，1904年曾封为爵士并获功绩勋章。此外，还获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坎脱勃莱及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博士学位，1924年被聘为英王御前音乐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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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欣赏第一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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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普蕾
杜普蕾於1945年出生於英国。她出生於一个充满了音乐的家庭,在叁岁的时候听到大提琴的声音,就吵着想要那样的乐器。在她四岁的生日,她得到了这样的礼物,而且是成人用的大提琴。她居然拉起来毫无困难!(四岁有多高呀?真难以想像呢!)
五岁就被送去伦敦的大提琴学校跟随老师学琴。
七岁举行第一次公开演奏会。
十岁的时候,得到苏吉亚奖,当年的评审还包括了巴比罗里爵士,後来巴比罗里和杜普蕾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有时也会对她的演奏提出一些建言.
得奖之後,她就开始到市政厅音乐戏剧学校跟普利斯学琴。普利斯记得在她十叁岁时,有一次普利斯跟她说下星期要开始学艾尔加的协奏曲和一首皮阿蒂的随想曲,没想到第四天之後,她就来告诉普利斯,她说她已经把艾尔加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背下来了,而且那一首非常困难的随想曲也背出来了。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她几乎把它们演奏得无懈可击!当然,学习也不会都是一帆风顺的。不过,她在十五岁那一年,获得了市政厅音乐戏剧学校的皇后大奖,这是专门为叁十岁以内的年轻音乐家所设置的。
卡萨尔斯,托特里还有罗斯托波维奇都曾指导过她,不过她总认为普利斯是她真正的老师,对老师的忠诚都未曾减少过。
十六岁那一年(1961),她於威格莫尔大厅举行首次独奏会,音乐会前几天票就已经完全售完,大家都急於想听一听年轻的大提琴家表现如何,真是个严苛的考验!然而,她顺利完成了,并获得大众一致的赞赏。从此她声名大噪,开始她的演奏生涯,与英国的主要管弦乐团及着名指挥合作演出。
二十岁那一年(1965)她在卡内基厅举行她在纽约的首次公演,演奏曲目是艾尔加协奏曲,由BBC交响乐团协奏,杜拉第指挥。成功的彻底征服了美国听众!从此世界各地都热切希望她能去当地演出。1967年中东战争之後,她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籍钢琴家巴伦邦结婚(目前巴伦邦以指挥着名),有一段时间,她和波伦波英以及小提琴家祖克曼叁人时常一起搭档演出,评论界均是赞誉有加。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疾病来袭,最初检查结果是皮肤癌,她为了跟病魔奋斗,不得不停止音乐会的演奏，甚至曾经六个月都没有碰过大提琴!1973年她在伦敦最後一场演奏会,由梅塔指挥新爱乐管弦乐团,演奏的曲目也是英国人最爱的艾尔加协奏曲。
在她短而辉煌的音乐生涯中,她总共录制了十五张唱片。生病之後,她无法再继续她的音乐演奏生涯。所以她转为指导学生及在电视上举行示范教学...在她最後一张录制的唱片中,居然是在为普罗高菲夫的《彼得与狼》担任讲述者。
在1987年十月十九日,杜普蕾逝世，享年四十二岁。留给人们无限的怀念....
杰奎琳·杜普蕾的故事
20岁出头的年纪便成为国际古典音乐舞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杰奎琳·杜普蕾，这位伟大的大提琴演奏家却在1987年因受到多发性硬化症的困扰悲剧般地离开了自己挚爱的演奏舞台。
杜普蕾的动人之处在于她的真实，她的自然，和她充满光彩的生命力。她的一生实在太过传奇，又太过浓烈。她在音乐界以惊人的才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她的名字与作曲家埃尔加紧紧相连。
杰奎琳·杜普蕾在英国的公共演出生涯仅仅持续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她16岁在维格莫尔音乐厅(WigmoreHall)登台首演到1973年2月在伦敦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为止。而她的国际演出生涯则更为短暂，杜普蕾在音乐上的黄金时期甚至可以浓缩为四年时间。在许许多多音乐家刚刚开始自己职业音乐生涯的年纪，杜普蕾却已经别离了挚爱的音乐舞台。
杰奎琳·杜普蕾1945年出生于英国。杜普蕾选择大提琴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直觉。杜普蕾非常清楚地记得5岁生日前的一件事：“我记得有一天在家中的厨房里，抬头看到一部老式的收音机。我爬到烫衣板上把它打开，然后就听到介绍管弦乐团乐器的节目。那一定是BBC的“儿童时间”。我对那个节目一直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但就在大提琴出来那一刻，我立即就爱上了它。这个乐器里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从此，它就成为我永远的朋友了。”她后来对母亲说：“我要制造这个声音。”
杜普蕾在演奏上的表现和生活中的她截然不同，她似乎只应该生活在大提琴的生活中。她在演奏的时候自信、满足，常常浑然忘我，可是一旦离开舞台，她就变得困惑、闷闷不乐及不成熟，杜普蕾到了17岁，才生平第一次冒险搭乘地下铁，而一些熟悉她家的朋友也说，她似乎除了音乐之外，什么都不知道。她的生活能力也很差，甚至连出门买包洗衣粉也不会，一直到她后来成为世界级的演奏家四处巡演时，也是把衣服寄回来洗。人们对像她这样的人总会有主观上的考虑，认为她既然音乐上聪颖成熟，其他方面也会很好。因此，在她17岁的时候，在家中她被当作小孩看待，在外面却又被当作大人对待。无论在家或出外，她都浑身不自在，除了那把大提琴。
当时的艺术家想要出名，登上乐坛的坦途，那么在伦敦的首演就是一块试金石。对年轻的艺术家而言，维格摩尔音乐厅一直就是他们在伦敦举行首演的炼验场。1961年3月1日，16岁的杜普蕾在维格摩尔音乐厅的演奏正式开启了她的演奏生涯。在此之前，她一直被安排在儿童和年轻音乐家的音乐会上演出。在这场音乐会上，她演奏了巴赫无伴奏组曲、亨德尔、勃拉姆斯及德彪西的奏鸣曲以及法雅的西班牙歌曲。虽然演奏第一首亨德尔的《G小调奏鸣曲》第一乐章的时候，她的A弦居然慢慢地松了，不得不换了弦重新演出，但是演出成功极了，现场的气氛为之沸腾，普力兹描述这场演奏为“完美地结合了真实的热情与无邪的崇敬，已从实体的东西升华到灵性的层面。她每一首曲子表现得活灵活现，大家感动得都快哭了。”
第二天早晨，邀请她演奏与订契约的乐团蜂拥而至。她的经纪人公司Ibbs&Tillett为杜普蕾接下了各地的演奏邀请。而一年之后与BBC交响乐团在皇家节日厅合作的演出最具权威性。
年轻的杜普蕾在音乐事业上一帆风顺，爱情的到来也为她的艺术生涯增添了传奇的一笔。那时的演奏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将自己的演奏日程排得那么紧密，优秀的演奏家经常在一起聚会，居住在伦敦的傅聪夫妇就是当时艺术家聚会的中心，他们几乎认识当时所有优秀的年轻音乐家。杜普蕾在那里遇到了丹尼尔·巴伦伯伊姆，他们在一起演奏勃拉姆斯的《F大调奏鸣曲》和贝多芬的《A大调奏鸣曲》，他们相互吸引着。后来的新年除夕之夜，他们一道去傅聪家参加晚宴。晚餐过后，杜普蕾要求巴伦伯伊姆和她一起演奏贝芬作品第69的《A大调奏鸣曲》。EMI的制作人苏维·拉伊·格拉布当时也在场，他认为这是他所听过该首作品中最好的演奏。格拉布凌晨三时离开晚宴时，杜普蕾和巴伦伯伊姆仍然不停地演奏着，彷佛晚宴才开始！
杜普蕾与巴伦伯伊姆的结合成就了一对相互爱慕的情侣，也造就了乐坛的一对名副其实的金童玉女似的神话。
巴伦伯伊姆是一个精力旺盛富有野心的人，在结婚以前，巴伦伯伊姆就已经开始为他们日后的演奏行程预作安排，希望以后两人可以相伴相随，形影不离。以往他们在世界各地尚未履行的演奏合约必须依约履行，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在一起演奏，且从蜜月的时候就开始夫唱妇随。鲁宾斯坦夫人回忆起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说：“每天晚上都一起演奏。杜普蕾每晚都全身投入，直到精疲力竭为止。她拉琴的时候，一点体力都不保留。她真的全身上下都充满音乐。”
就是这种不去也不行的演出生活不断在透支着杜普蕾的生命。杜普蕾的演奏生涯虽然仅止于28岁，但是杜普蕾对古典音乐大师们的浪漫主义曲目的诠释个个堪称经典，她将自己完全地融入到作品当中。她在音乐中所表达出的灵魂与血肉的力量感染着每一个人。她演奏的埃尔加作品，施特劳斯的《唐吉诃德》以及德沃夏克的协奏曲都是雄辩有力的教科书式的演奏，她与巴比罗利的录音“实现了一种连作曲者本身也会赞赏的理想”；她同切里比达奇合作的德沃夏克协奏曲的音乐会版本是无可匹敌的。杜普蕾对舒曼的协奏曲那充满诗意的诠释，以及她和巴伦伯伊姆以热情洋溢的气质演奏的勃拉姆斯的大提琴奏鸣曲作品，也都是超一流水准的绝世之作。所有的这些唱片几乎都在她最为鼎盛的四年中录制完成，从1965年到1969年。
不久前我与居住在伦敦的青年大提琴家秦立巍谈起杜普蕾，他告诉我斯塔克和他讲起的一个小故事。斯塔克与友人一起在车上的广播中听到20多岁的杜普蕾的演奏，朋友请斯塔克评价一下这个演奏者的技艺，当时斯塔克并不知道是杜普蕾在演奏，只是听完之后对朋友说，照这样的拉法她活不长。斯塔克非常后悔自己当时说了这样的话。
也许有些人认为杜普蕾并不美丽，但是我却认为她拥有远比美丽更加动人的风采，那是一种真实、热情的生命力。
第一次喜欢上听大提琴，是因为杜普蕾（du pre)。在《她如烟花般寂寞》这部电影中，身患肌肉震颤症的杜普蕾，坐在乐队前面，演奏着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就在这首曲子最激动人心的之处，乐队静寂下去，只剩下大提琴的声音，她低着头，用力挥动琴弓，但是，它飞出去，掉在地上了，杰奎琳伸直了手，瞪着掉在地上的琴弓，却再没有力气去拾起来。
这一幕一直留在我脑海中。直到现在，杜普蕾演奏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仍是我最喜欢的曲子。
杜普蕾是否是最好的大提琴家，也许有争议。但是，她的英年早逝，她与疾病斗争的形象，却使她成为最富传奇的大提琴家。
大提琴也许是最富人性的乐器，这可能是因为它要求演奏者花更大的力气，几乎要用全身去演奏。在独奏乐器中，小提琴有令人眼花燎乱的技巧，钢琴有最广泛的表现力，但大提琴才是最深沉、是富激情的。巴赫的六首组曲，似乎揽括了人间的种种温柔与冲动。贝多芬的大提琴奏鸣曲则如灯下的倾诉、雾里的鲜花。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曲子。深夜独坐，便仿佛只有这样的曲子，能够带你探索内心最隐秘的情愫。
今天偶然翻出罗斯特罗波维奇和布列顿合作的这盘CD：包括舒柏特的“吉它式大提琴”（arpeggione）奏鸣曲、舒曼的五首民歌（five pieces im Volkton)和德彪西的大提琴奏鸣曲。罗斯特罗波维奇（Rostropovich)至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之一，而布列顿（Britten)是英国现代著名作曲家，他和罗氏的友谊使他写出了几首相当出色的大提琴作品。这盘CD，包括在DECCA公司的"传奇"（Legends)系列之中。而它确实是录音史上值得重视的资料。两位演奏者如此相配，如此相互尊重，独奏和伴奏的角色不再重要，而只有两颗心灵的愉悦对话。大提琴与钢琴的声音如何融为一体，曾使许多作曲家苦恼，但在这里却全无问题，浑然一体，甚至呈现出一种类似交响乐的色彩。
舒柏特的曲子原来是为“吉它式大提琴”而写的，那是十九世纪初的一种六弦的大提琴，而现代的大提琴只有四根弦，因此，这首曲子在难度上是相当高的。这首曲子是非常抒情的，既有温柔的欢乐，又有辛辣的痛苦，但在这两位演奏家的手下，又呈现出一种坦然接受的态度。
五首民歌是舒曼晚年的作品。有些人怀疑这时期的舒曼的相象力已经受到神经病的影响。但是，布列顿在发掘舒曼的作品中一直是一个先锋者，在这里也是如此。他们的演奏在一种乡村的简洁、有力的风格中显示出愉快的幽默与巧妙的应答，揭示了一向未为人所知的魅力。
布列顿曾经评价德彪西的音乐是“快乐的、敏感的、神秘的和讽刺的”。在这里的确是如此
我正在看《Hilary and Jackie（A Genius in the Family)》，文字的魅力较之以前看过的同样故事的电影要震撼得多。也许真正的艺术家在现实的生活中一定要饱经各种磨难的，而他们的人性较之普通的人也要扭曲得多。这个五岁即展现过人禀赋的天才音乐家家，她的才华与年龄的落差倾倒无数的普罗众生。可是作为她的家人，却在她生钱一直笼罩在人格的阴霾里，她对母亲的敌视，对弟弟的刻薄，甚至与姐夫的“不伦之恋”，剥夺了姐姐所享有的最平凡的幸福…… 这些无发言说的伤痛，挥之不去的恶梦，成就了这部传记。
在看了这些华美画面背后的凄惨与哀伤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父亲一直强调的，那种在舞台后的欢乐，单纯的生活带来的平淡快乐。
想起以前看的同名电影（华文：《无情荒地有琴天》），影响最深刻的就是全片的音乐，全部都是这位早逝的才华横溢的天才音乐家自己的录音。当她是发现她的姐夫又悄悄去和她姐姐杰珂亲热时，她在客厅拉的音乐，是如暴风骤雨般激烈的，那是一种怎么样子的痛苦和喧些呢。
昨天午夜的时候，突然下起了一场暴雨，那些书里情节让人郁闷得不想再看下去，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稀里糊涂入梦的。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我是多么的感动。她如往常那样拉琴，但是，在那种环境下，还有那把美丽而神奇的“棕色斯特拉德”，不知怎的，一切显得不同寻常。音乐在流淌，人与琴已融为一体，她毫不迟疑地与听众交流着。大提琴揭示出了她的真性情。人们几乎要哭了。
《泰晤士报》的醒目标题是：“十六岁的惊人的大提琴造诣”。文章写道：用前途似锦这样的字眼来评论她的演奏几乎算得上侮辱，因为以她的幼龄，能够有如此炉火纯青的琴艺，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每日邮报》说：杰奎琳•杜普雷将使英国拥有一位举世无双的大提琴家。她就是为大提琴而生。杰姬一夜成名。
杰姬说到底是个英国乡下姑娘，不善交际，不谙世故。她热爱自然，喜欢在雨中漫步，最心仪单纯直白的东西。她讨厌抛头露面，也不愿意被人逼着推销自己。”
－－希拉里
女性大提琴家也相当有表现，杜普蕾以艾尔加独步武林，她的德沃夏克与夫婿巴伦波因、芝加哥交响1970年在芝加哥，由Carson Taylo录音，比起克里斯多夫帕克在Kingsway Hall替她录的的艾尔加水准差上一截。大提琴的声音显然比较闷，但琴音依然深具魅力，在这里大提琴没有作曲家担心的高音鼻音与低音混浊的问题。乐团与主奏速度的协调相当好，慢板的速度相当慢接近皮亚蒂格尔斯基版，如此慢的速度音乐张力维持不易，快板乐团训练有素但杜普蕾还是把速度稍微拖慢以利他满弓拉奏。对于备受日本乐评盛赞的此版我个人较不倾向推荐。
开启埃尔加的音乐世界
——杜普蕾与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
马丁·库林福德/王崇刚编译
60年代中期，英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对于英国人来说，温斯顿·丘吉尔1965年1月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老英国”随着丘吉尔进入坟墓，“新英国”已经在庆祝自己的华诞。同时，英国也开始了一场文化革命，它以《查德莱夫人的情人》开禁和披头士推出首张LP为标志。
丘吉尔逝世7个月之后，产生于“老英国”一部大提琴协奏曲在“新英国”的沃土上重生。它像一团火焰猛烈燃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现代和传统的真正联合体。
那个夏天有些不合适宜的寒冷，杰奎琳·杜普蕾来到伦敦金斯威音乐厅，演出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她的情感投入的演奏，伴随着大胆的自由速度，狂热的肢体语言，还有她飘动的金色头发，把埃尔加的尘封的曲谱从档案室里拯救出来，展现出一种深情诉说的声音，刺激着每一个听到它的人。它是让旧时代的文化成就焕发出鲜活生命力的演出，是一个让人们体味大提琴独特声音的演出，是一个把杜普蕾推进新一代音乐巨星行列的演出。这些巨星包括巴伦伯英、帕尔曼、梅塔……他们都与杜普蕾相识并与她一起工作。
伦敦交响乐团现任首席大提琴莫雷·维尔斯（Moray Welsh）说：“杜普蕾是60年代的一个全新形象，乐队1965年在巴比罗利的指挥下与她一起演奏。她以难以置信的魅力吸引全场的观众。她的琴声感染了整个一代人，包括公众和音乐家。”
杜普蕾从4岁开始学习大提琴。13岁时，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成为她练习的第一首协奏曲。按照传记作家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的说法，她星期三买到了乐谱，到星期六就已经背过了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的一半。这个作品伴随她青春期的成长，在她掌握乐器的同时，对这首协奏曲的诠释理念也在脑海中成型。
杜普蕾第一次演奏这个作品，是1962年的3月21日在皇家节日音乐厅。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员说：“如果她的诠释有错误的话，那就是它失去了埃尔加掩饰情绪的特征，在如此强烈的激情光芒中，作品中 中年人的模棱两可、唯唯诺诺消失得无影无综。
她立即被邀请6月在CHESTER节日音乐厅演奏这部协奏曲，同年8月她与萨金特指挥的BBC交响乐团合作了这部作品。后面的4个演出季，埃尔加协奏曲都在她的节目单中，而且都是与萨金特合作。
通常，一个有独特魅力的艺术家演绎过去被忽视的经典作品，得到评论界和商业的双重胜利是必然的。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这张唱片问世40年一直受到欢迎，出版过50万张的各种版式的正价片（EMI正在着手在“20世纪伟大录音”中以中价片发行），但EMI的经营者起初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巨大市场价值。
大提琴协奏曲是埃尔加最后一部大型作品，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之后。它的音调展示出投放在人们生活道路上的巨大阴影。作品于1919年首演，萨尔蒙德（Felix Salmond）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作曲家担任指挥。这是一次凌乱的演出，部分原因归结于指挥音乐会其他节目的Albert Coates给予乐团的排练时间太短。
作品诞生后的重要演绎包括卡萨尔斯、托特里耶和安德列·那瓦拉的录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卡萨尔斯的强健的诠释方式曾受到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卡萨尔斯琴声依旧，他的演奏却得到人们的称赞。原因也许在于，又一次世界性的杀戮，提醒人们如何来欣赏这首协奏曲。
EMI古典曲目市场经理怀托（JKR Whittle）希望重复30年代梅纽因录制埃尔加小提琴协奏曲的成功，与制作人卡尔沃豪斯（Brian Culverhouse）一起建议杜普蕾与波尔特合录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不幸的是，公司认为英国以外的地方不会对这个作品有兴趣，担心唱片销量上不去，建议被驳回。
当指挥家科林伍德（Lawrance Collingwood）录制的《埃尔加的缩影》获得不错的销量后，怀托再次提出录制埃尔加协奏曲的建议，EMI再次以商业理由拒绝了他。1964年，指挥家巴比罗利在ABBEY路制作《格隆修斯之梦》的录音，怀托与他谈起了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巴比罗利接受了。
巴比罗利对杜普蕾的成长起过重要作用。杜普蕾11岁时获得了为她支付6年大提琴学费的Suggia Gift奖金，巴比罗利就是这一奖金的评委。他们1965年4月首次合作演奏埃尔加协奏曲。
巴比罗利原本就是大提琴家，在这部作品首演时他作为伦敦交响乐团一员参加了演出。1921年，巴比罗利成为第三位在这部作品中担任独奏的大提琴家。EMI的制作人安德森（Ronald Kinloch Anderson）在杜普蕾录音的间隙对巴比罗利说：“你是大提琴家，你应该作为独奏者制作一个埃尔加协奏曲的录音。”巴比罗利回答：“当然应该，可谁指挥呢？”伦敦交响乐团在伦敦金斯威音乐厅预定了3个录音时段，最后只用了两个时段。所以在星期四，即1965年8月19日，EMI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古典音乐唱片制作成功了。
亲眼目睹整个录音过程的EMI新闻官瓦尔克（Malcolm Walker）说：“这是独奏家和指挥第一次一起录音，他们表现出的谦让和相互尊重让人难忘，这实际上是两个大提琴家的会晤。” 评论家格林菲尔德（Edward Greenfield《企鹅唱片指南》的作者之一）也出现在录音现场，他回忆说：“我看到杜普蕾穿上她的旧大衣要出去，就问：你要去做什么？她说：我到拐角的药店去买药，我头疼，要买些阿司匹林。EMI公司的人甚至没有为安排一辆出租车，她必须自己出去叫车。”
杜普蕾的谦逊同样表现在唱片的封面的设计上。女高音蓓克演唱的埃尔加《海景》被当作唱片的主打曲目。1965年的《留声机》杂志有关该唱片评论文章分为三段，一段是写《海景》，另一段是安塞尔的德沃夏克唱片的评论，关于埃尔加协奏曲的评论文字夹在中间。然而，评论家Trevor Harvey的话给人以清晰的印象：“这是一张杜普蕾的唱片，这个协奏曲让她一夜成名。”
只要听听这张唱片的一些片段，我们就可以感觉到杜普蕾获得成功是水到渠成的事。她的每个分句都意味深长，对每个的音符的诠释都难以超越。12个月后，这张唱片成为评论家的年度首选。21年过去，当它被转制的CD的时候，人们对它的热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
杜普蕾的老师William Pleeth谈到她早年演奏的时候说：“她的特点在于她的性情的爆发。有时她投入的精力过多，为了尽量保持对乐器控制，她总是在调整弓子的握法来适应她施加的压力。”
杜普蕾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表演者，努本（Christopher Nupen）拍摄的杜普蕾的记录片很好地捕捉到这一点，这里包括1967年她与巴伦伯英指挥的新爱乐乐团一起演奏埃尔加协奏曲的镜头。今年8月这些电影被转录DVD出版。观看她的演奏，你可以只凭她的身体动作就能严格地识别出乐谱的分句标志。她非常自然地随着乐器摇晃身体。
杜普蕾动作的自由也反应在她速度上的自由上。经常与她合作，并与她结为伉俪的钢琴家巴伦伯英回忆说：“她在任何方式上都很自由，力度上还有速度上，绝对没有做作的东西，完全是自然的。
“与她的合作总是完美的。我觉得每个与她合作过的指挥家都会感觉到她对每个细节都有清晰的认识。这么多年，与我合作的演奏家总爱问我的一个问题是：节奏应该怎样？好象节奏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因素。当然不是这样，它与要演奏的音乐有密切关系。与杜普蕾在一起就是这样，她那里没有一成不变的节奏。
“她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按照音乐的运行方向，乐队的声音是浓烈还是轻盈，来改变节奏。当她在节日音乐厅演奏埃尔加协奏曲的时候，她非常自然地演奏某一段落，比在卡耐基音乐厅有一点慢。因为卡耐基的共鸣更加强烈。
“这给她的合作伙伴很大的竞争压力，因为她在每个方面都很自由，力度和节奏都在自由状态，而且是完全自然的，没有任何做作的东西。所以你从来不要想：她现在要做什么，她为什么这样做。她的处理方式总让人信服。也让合作者手忙脚乱。
“她看起来更情绪化，不像普通英国人那样爱克制自己。她真正地与乐器融为一体，对于一个女人真是不寻常，对于男人这也是不寻常的。
“我特别感激她为我开启了埃尔加的音乐世界。我在与她合作这个大提琴协奏曲之前几乎与埃尔加没有关联，她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此后我非常有兴趣地指挥过埃尔加的交响乐、福斯塔夫和小提琴协奏曲、谜语变奏曲，和《格隆修斯之梦》（Dream of Gerontius）。要是没有遇到她，这些东西我也许不会去碰的。我的很多同事也是这样，梅塔就是一个例子。”
杜普蕾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唱片一经上市，销量飞速上升。大提琴家伊萨利斯（Steven Isserlis） 1965年从他的老师那里作为圣诞礼品得到了这张唱片，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我认为是杜普蕾唱片的成功让埃尔加协奏曲蜚声世界，这是第一张真正让我喜爱的古典唱片”。
杜普蕾表演的成功，使人们总爱把后人演奏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录音与她的唱片进行比较，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大提琴家的录音。
杜普蕾之后，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有不少新唱片出现，Pieter Wispelwey、马友友、席夫（Heinrich Schiff） 和 莫克（Truls Mork）都录了两个版本。刚刚在去年录制了这部作品的女大提琴家加斯尼尔（Anne Gastinel）说：“对于我，试图像她那样的方式演奏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是可笑的，也是不可能的。她是杜普蕾，是唯一的。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也是这样。”
伊萨利斯版的风格与杜普蕾的完全不同。如果说杜普蕾是悲痛的呼喊，伊萨利斯的演奏则是沉思的，唤起了一种淡淡的忧伤。他也承认他对这个作品的看法与杜普蕾不同：“对我来说，这个协奏曲是一个老人在遗憾和悲伤的情绪中回首往事，在整个作品中我感觉到这些。杜普蕾更多是一种描述性的体验。我坚信我诠释这个协奏曲的方式，我不会用其它方式演奏它。但是我也喜欢杜普蕾的方式，它是完全让人信服的，动人的，真诚的，她真正爱着这部作品。”
演奏令人浑然忘我，进入一个世外桃源，有如羽化登仙、遗世独立，快乐无比。
当杰奎琳·杜普蕾拉大提琴的时候，她完全认清自我。从五岁开始，大提琴便已成为她的莫逆之交、玩伴、休憩之所和避风港；它是一处从不让人失望的慰藉泉源，也是一个表达深邃情感的管道。每当大提琴声悠悠扬起时，她既能浑然忘我，同时又找到了自我。这不但让她肯定了自己，这更是生命、本质，与她的生活。不过自17岁起，她就开始思索：“我不演奏大提琴的时候，我到底是谁？”有一阵子，她把大提琴束之高阁，努力思考着这个问题。结果找不到答案，于是她只好继续从事那不凡的演奏生涯。
十年以后，她逐渐丧失了手指的知觉，连大夫都无法从病理上找到原因，她只好求助于心理分析师，经过两年才确定是身体出了毛病。她罹患了多重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这种疾病不但穷凶恶极，而且无从确实掌握，可说根本无药可医。她持续接受心理分析，而“我是谁？”这个问题也显得益发重要。虽然心理分析治疗一直持续到她离世为止（纵使最后仅作一些象征性的治疗），杜普蕾始终还是无法解开这个迷题，病痛和大提琴的遗失这双重打击似乎已经把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给堵塞住，使她找不着答案。
悲剧的多寡并不能换算成数字，杜普蕾的损失也是无法计算的。1982年夏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几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而在此之前九年，她举行了一场糟到不能再糟的告别演奏会。自此她的手脚相继失去控制能力，最后，浑身上下都不听使唤。她张目所见都是双重影像，头一直严重地颤抖，使她无法专心看书和看电视，日常生活起居均由特别看护、厨子和司机照顾，生活圈子亦局限于病床与轮椅，婚姻对她来说几乎只变成一张饭票而已。她既无法打电话，亦无法自己吞食，讲起话来困难重重，除了思考之外，她甚至连移动一下身子的能力都没有。她非常无奈地固守着那受挫与卑微的孤立生活。
小时候杜普蕾就因天赋异秉而与人疏离，长大后虽然到处旅行，生活却仍然局限于极其孤立的演奏世界。现在她身处于逐渐冷酷萎缩的病痛中，她原先是大家心目中的玉女，拥有神话故事般的事业，以及故事书里才找得到的白马王子，可是，这些往日的荣耀和幸福，现在都已经被一个悲剧女英雄的角色给掩盖了。这位悲剧女英雄现在正勇敢地面对乖违的命运，没有丝毫的怨悔。她的朋友称她为“笑娃”，连为她做心理分析的医师听了都不禁讶然。如果仅仅为了捏造一个不朽的故事，就把她塑造成一位超凡入圣的完人，那么，无论对她，或是对身受同样痛苦的病人都是极大的伤害。相反的，即使我们说她在晚年的确有过怨言，其实亦无损她的那份勇敢。她常感激上天赐给她的天赋及机会；但也常向上苍诉说着自己的苦境（虽然没有任何响应）。她说，父母从未爱过她，兄弟姊妹们恨她；终年的练习和演奏，剥夺了她的童年与友谊。在她极度渴望爱的时候，所得到的却是人们的赞赏；所以当她一有机会，就会毫不吝惜的付出她的爱心。
1982年之后，在她的生活中就只剩心理分析师亚当·利门多尼和护士露丝·安·康宁还和她保持着固定的关系。老朋友的友谊固然不变，可是却少有时间和精力去探望她。她的双亲亦很少来看她，姐姐和弟弟则一直到她去世前一个星期才去探视她。
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从小便认识但后来又与她失去连系的人，告诉我他们多么后悔没有在得知她病后再与她接触。他们说不愿意打扰她的生活，又觉得她已经迁移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中的人和他们有着极大隔阂。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这种错误的假设却造成杜普蕾天天恐惧面对空虚的夜晚，有时甚至没命地打电话，用着几乎是乞求的口吻，哀求着他们来看她。
空虚的杜普蕾，经常有一大堆人去看她。通常这些人会去看她是基于好奇心，或是慑于她的名气，或是另有不可告人的隐情。每当有人捐钱给她的时候，她总是接受。有一晚，一位颇负盛名的苏格兰籍心理医生不请自来地去造访她，在喝了很多白兰地之后，开始大肆咆哮着，说她的情况带给他多么大的痛苦。在未征求她的同意下，他给了她临别一吻。我也曾见过一位有头有脸的英国人，醉醺醺地跑来告诉她，说她会得此病乃因前世所造的孽，又告诉她，他认识一位专靠信心医病的人，能使她起来行走。我还见过有人对她面露喜色，说话的时候，把她当作心爱的宠物一样，又拍又搂；不过最遭糕的恐怕就是有人拒绝听她诉苦，并且骂她使用不当的语言，让他们听了不舒服，或在她想要倾诉自己的绝望时却自顾自的谈笑风生。
在一个炎炎夏日的下午时分，我首度与杜普蕾见面。那一天，她的一位学生邀我一同去上课。她带我到一栋座落于武士桥的寓所（靠近哈洛斯）。这栋白色房子四周是庭院，庭院中长满了花叶盛开的植物，在宽敞的起居室（兼餐厅）里，壁板虽然镶着暗色的桃花心木，却因室内的印花织品、鲜花和窗外射进来的阳光而显得格外明亮。大提琴琴箱欲语还休地倚偎在墙上，旁边则是一台闪闪发光的钢琴，上面挂着一幅埃尔加愁眉不展的照片。房间里，杜普蕾笔直地坐在套着绿色天鹅绒的轮椅上。她金黄色的美发垂肩而下；她的脸庞轮廓鲜明，呈四方形；皮肤粗糙，面色红润如玫瑰一般；她的牙齿泛黄，且形状弯曲，可是笑起来却充满光采。37岁的她，看起来不像少妇，倒像个少女。她有一双清澈透明的蓝眼睛，淡黄色的睫毛，两眼各自溜转着。她的眼光朝我这儿转了过来，我紧张地问她应该坐在哪里。她只简单地说了一声：“坐”，就开始上课了。
这位学生叫玛西亚·西文，由圣地亚哥交响乐团请假来此上课。她告诉我杜普蕾是一位充满灵感、很能启发人的老师，特别精于对乐曲的诠释。杜普蕾每吐一个字就要费许多力气，说话非常吃力，音调很低。她不时地清着喉咙，那种频率恰似钟表的滴答声。她的话很有建设性，如“试试这样，试试那样，再多一点拉弓，多一些的陈述。”不但有耐性，又富幽默感。强烈的颤抖使她的右手不时前后摆动着，咚咚地敲着自己的肚子。玛西亚演奏一个慢板乐章时，杜普蕾的手就在空中前后摆动做出模仿运弓的拙劣动作。她会用一种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语调道出她的不赞同：“声音听起来混着不清！”或“含蓄些！”
上课的时候，大家好几次紧张的笑了出来。课上完后，杜普蕾问我们想不想听她的“新”唱片。这是收集自她十几岁时所录制的小品，她对于EMI唱片公司重新发行这张唱片非常感动。对于布鲁赫的《晚祷》，她说：“多么纯洁的曲子啊！这是我在入籍为犹太人以前录制的。我那时还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对我而言，那只是圣经上的一个名词而已。”她告诉我们，她之所以会录它，只是因为她的老师是犹太人。他称这首曲子为“犹太人的故事”。我们又听了圣桑《动物狂欢节》中的《天鹅》、舒曼的《幻想曲》和佛瑞的《悲歌》。玛西亚听了之后喃喃低语：“好悲伤啊！”杜普蕾：“这是首挽歌，悲哀是应该的。佛雷在朋友去逝后写了这首曲子。他很幸运，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感情。”
每放一首曲子，她就问道：“还好吗？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向她保证每一首都精彩绝伦；接着她再问我们喜不喜欢听她在1970年与他的先生丹尼尔·巴伦伯因合录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这是我的天鹅之歌，”她面带忧色的说着；“可是，那时我并不知道。”与她一起听使她绞心的曲子，可说是分尝她深沉而又无尽的悲哀。她说：“大提琴的音色听起来就像是人在哭泣一样，每当我听到这首曲子的慢板乐章时，心总会被撕成碎片……，它好象是凝结的泪珠一样。”1975年之后，她就算想哭，也都没法哭了。
杜普蕾那天的精神很好，她要求玛西亚从她的手提袋中拿出一封信来，并请她为自己读信。写信的人是查尔斯王子。查尔斯王子自己一度也拉大提琴，对她极为崇仰。信的开头写着：“请你原谅我用打字的方式写这封信给你”接着就用充满感性的语气，谢谢她祝贺威廉王子的诞生。她说她要把这封信收起来，这是查尔斯王子所写给她的第四封信。王子曾经来过这里与她共进晚餐，她也去过白金汉宫，接受OBE封衔。最后，她要玛西亚为她读一篇由恩赖特所写的诗。这一首诗后来我也常常读给她听，自己都会背了。诗是这样写的：
给与我们这个夜晚
佛洛依德的艺术在天堂
给予我们夜晚的象征
让我们梦见蟒蛇与杯子
你们并不知道是什么
全能的佛洛依德！夜与昼的主宰
赐与我们不会被误解的梦
带领我们脱离现实
将我们从知觉中释放，从蛊惑中苏醒
在毫无知觉下，让我们清醒
只有欢乐与骄傲，没有恐惧与焦急
噢！仁慈的佛洛伊德
多么可敬的名字
让夜晚比白昼更多彩
临走前，我一时冲动，脱口问了杜普蕾是否要我再去看她，并且读书给她听。大出我意料之外，她居然答应了！我想她也许要我读些她以前所喜爱的书，她说：“我从来不读书的，由你来决定好了。”经过几次之后，我看得出她要的并不是有人读书给她听，而是希望有人陪伴她打发时间。虽然我的背景与所学与她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过时间我还有。很久以前，我曾拉过一阵子大提琴，那时候我的身高还没它高呢！可是，我对古典音乐的孤陋寡闻，恰似杜普蕾对写作的涉猎程度。写作是我一生中最主要的课题，就像古典音乐是她生命的重心一样。我弄不懂赋格和练习曲之间有什么不同；而她说她从没有听过《飘》这本书，也没有听过保罗·纽曼、查理·派克等人。可是我却发现我们对于语言都有好奇心，也都喜欢听一些荒谬怪诞的事。我们对虚伪、自负以及持有偏见的人都没有耐心。杜普蕾对于结婚时入籍为犹太人与她的大夫和大多数的朋友都是犹太人的事实，感到格外的骄傲。她说她的母亲是一位反犹太人的基督徒，而我的母亲则是一位反犹太人的犹太人。
多重硬化症有时会有一种温和的征候，那就是“临床欣快症”，杜普蕾称这种症状叫作格格地笑（Giggleitis）。你很容易就可以逗她笑，而且她一笑，你也会很开心。她喜欢听黄色笑话，愈是露骨她愈开心。她喜欢玩，最喜欢的一位玩伴是一位名叫爱德华·福克斯的演员。有一天晚上，这位老兄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一进门，他就忙不迭地道歉，原因是“我们91岁的邻居戴安娜·库柏女士发生了危险”，听了他这么讲，杜普蕾紧接着说：“她的父亲死了？”幽默感是她很有效的一道防线与放松心情的良方，如果她哭不出来，至少还能笑。不过，在她自觉病情无望的时候，她也会沮丧。她会自问：“我怎能受得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原本不太可能产生的友谊也就形成了。
我初见杜普蕾的时候，在伦敦很少有熟人。就连我自己都想不透，我竟会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待就超过数个月。一季接着一季过去了，工作也上了轨道，可是初到英国的新鲜感却愈来愈淡。我告诉杜普蕾，我愈来愈想念孩子，她说：“我会成为你的孩子。”由于我打算离开这儿，于是便开始物色接替我的人选。虽然找了几位，最后还是延后了归期，并且留了下来。
每当我告诉杜普蕾我的工作进度时，她总是会问：“你为什么不写写我呢？”我诚心诚意地告诉她，要写给她实在是太困难了。1986年底，我终于离开了伦敦。我想，离开对她来讲是好的。可是回到加州之后，我始终对她无法忘怀。后来当我回到伦敦告诉她愿意为她写传记时，她高兴极了。1987年十月她去世时，这本书已经快要付梓了。
这本书能够出版，我要感谢许多人（超过佰人）的倾囊相助。他们诚恳地道出了杜普蕾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有时还表达了自己的内疚和悔意。还有人基于“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的理由而拒绝合作，这些人认为杜普蕾可供人怀念之处应该仅止于她的音乐。如果我所认识的杜普蕾不是她真正的自己，那么她又是谁呢？同时，如果我们说，只有她所专执的音乐演奏才是我们所该纪念的，那么我们就会抹去她生活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部份，而这些部份又曾经深深地影响过许多的陌生人、学生与朋友。
杜普蕾慷慨、明朗，有着绝世的天赋与宽阔的心胸，并且自始至终从未改变。早先有人告诉她，说她的内心深处有着别人所无法接受的情感，她就用笑容来掩饰，可是笑容的背后却有着一个复杂、不为人所知、而又自相矛盾的性格；其中有些地方，即使她本人也无法穿破藩篱而一窥究竟。不过，从杜普蕾和许多曾经观察过她、了解她，且在她的一生中扮演过不同角色的众人中，我也获知了大部。渐渐地，它就像是一张正在显影的照片，所有的景像都一一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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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11 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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