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分唐宋》

马郑

钱钟书在《诗分唐宋》中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大慨的意思是，诗可以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也可以不随时代变迁而变化。诗是人作的，人不变，诗也不变。而人，变来变去，也就“两种人”。“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掺合今古者”，“第三种人”不过是“两种人”的复合体而已。用我的常用语来讲就是，时代对诗的作用，是“决而不定”的。其然哉？岂其然哉？
唐诗，宋诗，在风格上的不同，钱氏表述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也就是严沧浪所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之义；或者如德国诗人席勒所说：“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所以，“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没有时代的诗人，只有诗人的时代。其然哉？岂其然哉？
尝听苏芮《洒干倘卖无》歌曰：“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实在是古来哲学，鸡生蛋、蛋生鸡的大问题。美国实用主义大师詹姆斯，也曾把人分为刚性之人，与柔性之人。进而把古今哲学，分为刚性的哲学，和柔性的哲学。我们要问：人，何得而成为刚性的人？何得而成为柔性的人？也即是：“本朝人”为什么会“尚理”？“唐人”为什么会“尚意兴”？当看完“英雄造时势”的全部高论之后，还要来追问一下，难道时势不造就英雄吗？难道时代对人没有影响、没有作用吗？难道真的没有时代的诗人吗？唐诗变宋诗难道仅是“两种人”的作用，中间没有时代的气息？
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说到：“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近世诗人欢喜做宋诗，其实他们不曾明白宋诗的长处在哪儿。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但宋朝人为什么会“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呢？正如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译注中指出：“以现在观点治中国文学史的大家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胡小石——诸先生都承认元、明、清三代的文学主流是‘通俗文学’。但是何以‘通俗文学’在元明之际突然兴起？他们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那所以然，其实就是时代变了，吃饭的家伙事变了，市民阶层在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了，有了文化消费的市场了。因此，中国文学史，是不能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史，分开来读的。
钱穆说：汉朝“察举”制，终于在魏晋南北朝，由“累世经学”，形成累世门阀。到唐代，王谢子弟，因门第血统，甚至不愿娶皇帝的女儿为妻。唐王朝究本朔源，变“察举”为“科举”，故而“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秀才足”。“六朝声律”，实为唐人吃饭的家伙事。经五代，到宋朝，我们读林语堂《苏东坡传》，从东坡中举，因“文”不因“诗”可知，作文说理已成为取士的根据。而古文中看不中听，正如曾国藩所说：“文言最不宜于说理”，所以，唐宋禅宗论道都用白话语体，因此，宋人打破“六朝声律”，做诗更近于作文、说话，就是自然之事了。
人毕竟是经济动物，吃饭的家伙事变了，人也不得不变；人变了，诗亦不能不变。虽不妨碍“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但“与时俱进”确是时代的主流。“三代不沿礼，五帝不习乐。礼，时为大”也！

Z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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