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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杨贵妃马嵬坡生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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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2-27 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破解杨贵妃马嵬坡生死之谜


【解析十一】 是谁把杨贵妃送往日本的
  对于前一段时期日本民间所传杨贵妃乘小船前往日本之事,学术界有人认为,唐代内河航线上有很多关卡,顺利通过盘查已属不易,海关检查更为严格。而且当时航海术还不成熟,中日两国间的每一次航海活动都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影响面很大,这对于一个逃亡在外的弱女子来说是办不到的。所以关于杨贵妃流亡日本的传说是不真实的。
  今天看来,杨贵妃如果有了唐玄宗的支持,流亡日本之举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此事唐玄宗显然不能亲自出面办理,他要找代理人。那么,又有谁能担当起这个重任呢?
  笔者认为,唐玄宗理想中的代理人应当具备下面一些条件:
  ──他与唐玄宗、杨贵妃乃至唐肃宗都保持着良好的信任关系;
  ──他熟悉日本国方面的情况并有能力向日本朝廷引荐杨贵妃,以保证她到达日本后能得到相应的接待;
  ──他有适当的官职和正当的理由,可以在江湖海陆上自由行动并免受一切盘查;
  ──他熟悉中日航海的实施细节,并能招募到合适的海员和海船;
  ──在办好这件事后,他应当带着一帮知情人远走天涯,既是防止泄密,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那么,在当时有没有一个能够满足上述条件的人物,从而有可能帮助唐玄宗办成此事呢?从各种情况看来,此人应当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大名鼎鼎的晁衡(阿倍仲麻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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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2-28 14:16 | 显示全部楼层

破解杨贵妃马嵬坡生死之谜

  关于晁衡在中国的履历,中国史书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
  “开元初,(日本国)又遣使来朝。……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而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还乡,逗留不去。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上元中,擢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
          ──《旧唐书·东夷列传》
  “长安元年,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开元初,粟田复朝,……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多所该识,久乃还。……天宝十二载,朝衡复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
          ──《新唐书·东夷列传》
  但是在日本国方面却有比较翔实的记载:
  “据日本长勋《阿倍仲麻吕及其时代》、杉本直次郎《安南与朝衡》等文的记载,晁衡是日本阿倍朝臣仲麻吕的华名,又称为仲满。他生于日本文武帝二年(公元698年),灵龟二年(公元716年)被选为遣唐留学生,时年十九岁。第二年三月,随遣唐使多治比县守来华,为日本遣唐使的第九次,这年为唐玄宗开元五年。晁衡到长安后进太学学习,卒业后任司经局校书,又任左拾遗、左补阙等官职。到了开元二十二年冬天,日本遣唐使多治比广成将回国,与晁衡同时留学的吉备真备、大和长岗、玄昉等都同返。这年晁衡留华已满十七年,但是得不到唐玄宗的许可,所以未能成行。他当时感怆赋诗道:‘慕义名空在,偷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报国是何年?’天宝十二载,任秘书监兼卫尉卿。这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副大使古麻吕、吉备真备等又来到长安,晁衡请求同回日本,玄宗同意了,这年他已是五十六岁。他们一行从长安启程到扬州,同年十月十五日,访名僧鉴真于延光寺,邀同东渡。四艘船自苏州启行,晁衡与大使藤原同乘一船(据日本淡水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载,晁衡与大使藤原等所乘的是四舶中的第一舶,其余三舶先后都到达日本),十二月六日行至琉球海面,遇风,和其它几艘船相失,漂流到安南驩州沿岸,又遭到海盗的抢劫,同船死者一百七十多人,只有晁衡与藤原辗转回到长安,已经是天宝十四载六月了。此后又经历了安禄山之乱,随同玄宗、肃宗避难。到了上元年间,被任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大历初年罢归长安,死于大历五年正月,年七十三岁。”
          ──朱金城:《读李白集札记》 
            载于《中国李白研究 1990年集·上》
  “‘晁卿衡’即晁衡,又作朝衡,字仲满、巨卿,日本国人,原名阿倍仲麻吕,一作阿倍仲满。唐开元五年(717)来华,就读于太学,曾出仕左春坊校书,与唐玄宗子仪王荽为友。后历任左补阙、卫尉卿、秘书监等职。天宝十二年(753),被任为日本聘贺使,随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晁衡所乘之船,经冲绳向奄美大岛行驶途中,忽遇暴风,与船队失散,漂游到越南,曾遭土人袭击,得幸免于难。后几经辗转重返长安,继续在唐朝任职,历任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御使中丞、北海郡开国公等,于大历五年(770)病殁,追封潞州大都督。”
          ──张永芳:《李白<哭晁卿衡>赏析》
                  载于《三李诗鉴赏辞典》
  关于上述官职的职权和品位是:
  “左补阙二员,从七品上。左拾遗二员,从八品上。……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
  “卫尉寺,卿一员,从三品。……掌邦国器械文物之事,总武库、武器、守宫三署之官属。”
  “秘书监一员,从三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
  “御使台……,中丞二员,正四品下。”
  “左散骑常侍二人,从三品。……掌持奉规讽,备顾问应对。”
  “上都护府:都护一人,正三品。……都护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总判府事。”
  “大都督府:都督一员,从二品。”
  “开国郡公(爵)……,正二品。”
          ──《旧唐书·百官志》
  “安南都督府,……督交、峰、爱、驩四州。调露元年八月,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至德二年九月,改为镇南都护府。天宝领县七,户二万四千二百三十,口九万九千六百五十二。至京师七千二百五十三里。”
          ──《旧唐书·地理志·岭南道》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上元年间晁衡被任命为镇南都护一事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晁衡在安史之乱前所任的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秘书监,都是文职官,即使是卫尉卿,也不过是替皇帝掌管着武器库的钥匙而已,也是文官,但官阶已经不低(从三品)。安禄山之乱时,随着玄宗、肃宗戡乱,此时的任职应是御史中丞。史书上没有他曾参与战事的记载,左散骑常侍仍是文官。从履历上看不出他曾有过地方行政和军事指挥方面的经历和经验。安南都护府的辖区为今越南国北部和广西省部分地区,治所交州即今河内市。在唐代,安南地区的国际及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叛乱层出不穷,气候炎热潮湿,瘴疫横行,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和工作条件远不如长安地区,一般人视为畏途。在晁衡优哉悠哉地在京城当了几十年文官之后,为什麽突然要他在六十三岁的高龄之际,万里迢迢地跑到天涯海角之外,去当镇守一方的军事行政最高长官呢?虽然官阶似乎提升了一点(正三品),但是唐人普遍以做京官为荣,长安毕竟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晁衡算得上是文化界中的上乘人物,所谓“慕中国之风,留而不去”,主要是爱慕以长安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如果不是其中有什么特殊原因的话,以晁衡的高龄和资历,他完全可以辞而不就镇南都护之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项任命,而他又为什麽欣然从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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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28 15:33 | 显示全部楼层

破解杨贵妃马嵬坡生死之谜

“唐吕鹏《遏云集》载李白应制《清平乐》四首(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引之,并选其二首。此二首亦载《尊前集》),欧阳炯序《花间集》亦云:‘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唐人之说,宜乎可信。细按之,则其中一首必非太白所作。词云:‘晚来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此必用霓裳羽衣舞事,按杜佑《理道要诀》云:‘天宝十三载七月改诸乐名,……内黄钟商《婆罗门》曲改为《霓裳羽衣》曲。’(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三所引,《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所载同。)天宝十三载以前尚无《霓裳羽衣》之名。李白应制词,必在其供奉翰林时所作。而李白供奉翰林,则在天宝之初,焉能使《霓裳羽衣》曲事。此首虽为唐人作品,要非太白所作。唐人记唐词之说尚有不可信者,何况后代之人。”
楼主认为:“词云:‘晚来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此必用霓裳羽衣舞事,”我倒觉得这样说也很绝对,“闲舞霓裳”是否也可理解为穿着“霓裳”即美丽轻盈的衣裳而闲舞呢?这样就没有了时差的问题了。:)
当然,楼主的大作我是认真仔细地拜读了,足足3个小时啊,十分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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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3-1 08:02 | 显示全部楼层

破解杨贵妃马嵬坡生死之谜

  今天看来,这应当是唐玄宗及其朝中党羽们精心策划的一次人事行动,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晁衡护送杨贵妃逃亡日本,因为晁衡具备执行此项使命的一切有利条件:
  ──他在朝做官几十年,深受唐玄宗的器重,和杨贵妃也应该很熟悉并理应得到她的信任;
  ──安禄山叛乱之后,他追随肃宗,历经患难,从而取得了肃宗的信任,提拔他为左散骑常侍便是明证;
  ──在天宝十二载护送鉴真赴日的那次航海事故之后,他漂流到安南驩州,又辗转回京。这段经历,可以作为推荐他出任镇南都护的一个理由;
  ──与他同时的遣唐使和留学生们回日本后,很多人都在朝廷里身居高位,吉备真备更是官至宰相,他完全可以通过他们向日本朝廷引荐杨贵妃,使她的身份得到确认并受到良好的接待;
  ──他作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官阶正三品,在赴任途中,沿途的地方军政官员们只有接风洗尘、提供方便的义务,而无检查他的行装和随员、干涉其行动的权力;
  ──年届六十三岁的他,从陆路乘车马颠簸七千多里去交州赴任,实在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选择沿海岸线南下这条路径,并可以冠冕堂皇地组织远洋船队;
  ──他有多次的航海经历,能在扬州、苏杭一带召集中日两国的航海家,同他们一道制定横渡日本海峡的实施计划,并募集合适的海员;
  ──他作为赴任在途的封疆大吏,有足够的行政权、财权和较为充裕的时间来办理此事;
  ──在把杨贵妃护送出海关之后,他随即带着一帮知情人远走天涯,到山高皇帝远的交州避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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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3-2 14:24 | 显示全部楼层

破解杨贵妃马嵬坡生死之谜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上元年间”未必就是上元元年吧?
  “上元”年号的使用是自乾元三年闰四月起,至上元二年九月止,只用了一年多,跨两个年度。所谓“上元年间”,当然是在这两年内都有可能。
  但是自上元元年七月西苑宫变之后,唐肃宗、李辅国对玄宗的旧臣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情绪。李辅国的个人势力恶性膨胀,不但太上皇被囚禁,连肃宗皇帝也受其制肘。玄宗派的元老重臣们纷纷被清洗出朝廷,或贬职,或流放,或剥夺实权。晁衡在朝中显然是属于玄宗的元老派,在这种形势下,加官晋爵并委任他为镇守一方、手握重权的军政首脑,其可能性实在是很小的。
  笔者认为,晁衡出任镇南都护的合理时间,应该是在上元元年七月的西苑宫变之前,再缩小一下范围来说,还应是在该年四月份羽林军大将军郭英乂被强令服“丁忧”之前。这个时间范围恰与太真出亡日本的时间(上元元年三月)相吻合。
  再看晁衡赴任的路径。从长安去长江口,按常规应是水路沿渭水入黄河,再经汴水渠转入大运河;或陆路东出潼关,经洛阳、开封至大运河,再转入长江。但是自乾元二年九月至宝应元年十月,洛阳一带一直为史思明的叛军所盘踞,东路不通。只好出潼关后经商州南下襄阳,再经汉水转入长江。这条路径必然要经过杨贵妃匿居的荆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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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3-3 08:13 | 显示全部楼层

破解杨贵妃马嵬坡生死之谜

  由此看来,晁衡确实具备了把杨贵妃送出海关的一切有利条件,但是从大陆去日本的这段海路交通以及此后向日本朝廷的引荐,仍然有不少具体的事情要办,这里面是否还有更为直捷的人事和交通渠道呢?有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日本国为迎接藤原清河返国而组织的遣唐使团,在时间上与此事密切吻合:
  “公元759年特别派遣的为迎接第九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而组织的‘迎入唐大使’。……但此次出使未能达到目的,三年后空手而返。”
        ──刘淑梅:《遣唐使初探》 载于《史学集刊》一九九五年第四期
  “乾元二年,日本国派了大使高元度、判官内藏全成等九十余人入唐,顺便迎接藤原清河返国。因史思明继安庆绪作乱,大唐的九位节度使兵败于相州,……李亨以道路受阻为理由,不让日本使臣入长安朝见,派谢时和其人把高元度送到苏州,即命他们归国,另派沈惟岳以唐朝的大船送高元度一行返日。……李亨不让日本使臣到长安,也不让藤原河清(他的中国字)随之返日。”
        ──南宫搏:《杨贵妃后传》
  从时间上推算,此次遣唐使团应是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从日本国出发,乾元二年,使团的先遣人员到达长安,未能完成使命,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滞留在江浙一带,“三年后空手而返”,于上元元年才回到日本。我们有理由设想,遣唐使团是有意在苏杭一带停留等待晁衡,共同启碇出海,然后在海上把杨贵妃转到遣唐使团的船上来的。我们有理由设想,沈惟岳一班人和他的大型海船,是唐玄宗为了贵妃安全渡海和到日本后的生活而专门安排的,因为沈惟岳后来改名“宿海浮弥”并留在日本出仕,日本民间传说,他成了杨贵妃的助手。我们还有理由设想,杨贵妃逃亡日本的想法,是在她得知了日本遣唐使团来华的消息之后萌发的。
  至此,我们已经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晁衡(阿倍仲麻吕)把杨贵妃护送出国门之后,又由日本遣唐使和沈惟岳的船队接力把她送往日本国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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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3-3 16:2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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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我们可以对李太白《古风五十九首》第二十首中的两段诗给出合理的解释:
    “泣与亲友别,欲语再三咽。勖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险艰,白日欺红颜。分手(一作首)各千里,去去何时还?”
    “在世复几时,倏如飘风度。空闻《紫金经》,白首愁相误。抚己忽自笑,沉吟为谁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闲余步。终留赤玉舄,东上蓬莱(一作山)路。秦帝如我求,苍苍但烟雾。”
    第一段显然是太真与晁衡等人在公海上辞别时,太真的惜别之作。“勖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显然是针对晁衡的,因为晁衡此时已是六十三岁高龄。她是在勉励他和其他玄宗的旧臣保持晚节。“白日欺红颜”,鲜明地道出了作者是一位女性,而“白日”指朝廷中的当权者。“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时还”,她和晁衡都还有千里以上的海路要走,今生今世能否再回到长安,谁心里也没有数。
    第二段应是太真临别之际的回顾反省之作。《紫金经》,王琦注:“炼丹之书也。”太真一生谐玄宗炼丹修道,祈求长生,终不免鬓染霜雪,玄宗此时更是垂垂老矣。回顾自己一生为人为己忙忙碌碌费尽心机,甚为无谓。她终于学秦代的安期生,以采长生不老之药为由东渡日本,朝廷就是想追捕我,也已是鞭长莫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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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3-6 13:2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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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十二】 襄阳叛乱与西苑宫变
  在阅读本节时,请参阅本书之附录十四:《关于襄阳叛乱与西苑宫变的历史资料》。
(一)关于襄阳叛乱的种种疑点
  发生于乾元二年八月至上元元年四月之间的襄州两次叛乱,史籍记载甚略,但是推究起来,其中有不少令人莫明其妙的地方。
  一. 康楚元自封的王号模糊不清,《资治通鉴》说是“南楚霸王”,而新、旧《唐书》却都说是“东楚义王”。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的政治色调要温和得多,而且两者间看来并无笔误的可能,那么,究竟是哪一个,抑或都不是呢?
  二. 康楚元发动叛乱的地方是襄州,这是南方向首都长安调运粮草物资的咽喉要道,由此立即引发了“汉、沔馈运阻绝,朝廷旰食”的恐慌。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出,倘若康楚元与盘踞在洛阳的史思明联合起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康楚元并没有与史思明联合的意图和迹象,他是在独立地与唐王朝对抗,这无疑是螳臂挡车,自寻死路,他为什么会采取如此愚蠢的战略呢?
  三. 正当朝廷任命大将崔光远为荆襄招讨使,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准备讨伐的时侯,却被一个“业余选手”──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韦伦──抢了头功。韦伦并不是武官,朝廷也没有给他平叛的任务,他为什么这样主动积极呢?
  四. 韦伦并没有采取大兵压境、以石击卵的传统平叛办法,沿丹水顺流而下直捣襄城。而是采取了“调发甲兵驻邓州界”,“招谕降者,厚抚之,伺其稍怠,进军击之”的方针,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擒获了康楚元。这种平叛的策略也是很新鲜的:康楚元既然初举叛旗,理应对局势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敏感性,不应被对手的蝇头小利所迷惑。韦伦所采取的“凶党有来降者,必厚加接待”的小小花招,为什么会导致“数日后,楚元众颇怠”的效果呢?
  五. 第二年(上元元年)四月,襄州大将张维瑾、曹玠再举叛旗,杀死了节度使史 歲羽 。按说他们比康楚元的罪孽更重,理应负隅顽抗,但是当来 王真 到达襄州之后,他们却立即投降,这又是一个出人预料的情况。
  六. 最初朝廷是任命韦伦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襄邓等十州节度使,前往平定襄阳二次叛乱的。但是在韦伦“受命未行”之时,又突然撤消了这些任命,改任距京城千里之外的秦州(今甘肃秦安一带)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御使。这不但是严重的降职,而且意味着他失去了朝廷的信任。此后,他被一贬再贬,终于由正三品的御史大夫降成了从九品的县尉。史家普遍认为是李辅国挟个人恩怨居中作祟,这种说法其实是很牵强的:
  1. 平定叛乱乃是朝廷的头等大事,临阵易帅历来是兵家大忌。依韦伦的能力,平定叛乱应是不成问题的。李辅国既然大权在握,何不先让韦伦前往平叛,今后再慢慢收拾他?
  2. 说韦伦此后因为“屡与虏战,兵寡无援,频致败衄”而被一贬再贬,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在唐肃宗时代,“常败将军”不受惩罚甚至升官的颇有人在,何况朝廷也惩办了援助韦伦不力的人,并没有把账全算在韦伦的头上。这只能说明当局者对韦伦抱有很深的成见,而这个成见起始于第二次襄州平叛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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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3-9 07:3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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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苑宫变的背景并非那么简单
  历代史学家在评论发生于上元元年六、七月间的西苑宫变时,总是把污水泼向李辅国和唐肃宗。认为这是李辅国为了打击玄宗元老派的势力,编造出“南内有异谋”的谎言,离间太上皇与肃宗皇帝的关系,导致了父子相残的悲剧。其实这种说法是很有商榷余地的。
  首先,唐肃宗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并不是认为李辅国的话没有道理,而只是不忍心对老父亲采取行动。在李辅国等人“矫诏”把上皇劫持到西宫之后,他立即表示认可和支持。做到这一步对唐肃宗来说并不容易。自从灵武擅自称帝之后,肃宗为了解开父子间的感情疙瘩,一直刻意在“孝”字上作文章。两京克复后表示要返回东宫继续当太子、在处理逆臣张均兄弟的问题上迁就上皇、送迎上皇去华清宫并亲自为上皇牵马等等,莫不为此。今天把上皇锁入西宫,意味着过去的种种表演全是虚话,多年的心血要付诸东流。倘若不是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的话,他是不会愿意蒙受这样巨大的政治损失的。这意味着关于“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的说法可能并非全无根据。
  其次,羽林军“六军将士皆反仄不安”并向肃宗“号哭叩头”之事,发生于羽林军大将军郭英乂“以家艰去职”之后不久。郭英乂的去职显然与此事有关,具体地说,应是对“上皇与外人交通”之事负有责任。所谓“家艰”、“丁忧”显系托辞,国难当头之时,一切都要以国事为重。事实上,郭英乂随即出任陕西节度使、潼关防御使等职,并没有回家去守三年之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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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3-10 21:3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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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郭英乂的履历中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他的父亲郭知运、哥哥郭英杰都是玄宗提拔起来的著名武官,他本人在安史之乱前也已官至左武卫大将军(从三品)并外任节度使。按说他家是世沐皇恩的,对玄宗理应感恩戴德。倘若在西苑宫变中他和玄宗都是蒙冤受屈者,那么他对玄宗的忠诚和尊敬应不会改变。但是,他后来在成都任剑南节度使期间的表现却与此大相径庭。西苑宫变之后,朝廷撤消了成都的“南京”称号,“玄宗幸蜀时旧宫,置为道士观,内有玄宗铸金真容及乘舆侍卫图画。先是,节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后视事。英乂以观地形胜,乃入居之,其真容图画,悉遭毁坏,见者无不愤怒”,以至于给政敌提供了“英乂反矣”的口实并终遭杀身灭门之祸。他是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鲁莽武将呢?其实未必。从宰相元载(郭的密友)为他撰写的墓志铭来看,郭并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而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将相之器”。对他在成都的反常举动可以解释为:在西苑宫变中,玄宗并不是一个无辜蒙难者,郭因为受了玄宗的连累而影响了前程,所以他不象一般官民那样对玄宗的“铸金真容”敬若神明,而是用捣毁的办法来发泄心头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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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16 20:1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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