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湖湘文化从头说起(五)

依·依

甲午战前：守旧排外的湖湘文化
--近代湖湘文化的转型之一
□周秋光
    从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以英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看中国是否走上了近代化主要看其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文化并非由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产生，而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由西方传播和移植过来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因以西方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汇作为标志。只有当两种异质的文化彼此冲突融汇，原来的文化在此中发生变异，不再保持原来的面目，而是朝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运用这个标准审视鸦片战争后的湖湘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其近代化的起点不能与沿海地区划等号。至少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湖湘文化还没有走向近代化。
    首先，从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视角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只有排斥，没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西教加以排斥。最早传入湖南的西访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据载在清雍正年间之前，衡阳与湘潭两地即建有天主教堂。1860年《天津条约》订立，中国允许传教士入内地合法传教，湖南就有了更多传教士的足迹。可是这种西教文化并不能在湖南立足生根，它遭到了湖南人的强烈抗拒。从1860年开始，湖南反教排外的风气极盛。凡有传教士涉足之处，都无一例外的发生了反教排外事件。反映了当时传统的湖湘文化所蕴涵的强烈内凝力，这种内凝力对于来自西方的异教文化，概加排斥，绝不受容。曾国藩组织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打起的便是一面"卫道"的旗帜。针对太平天国搬来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内容，亵渎孔子，崇奉上帝，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背离，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就抓住这一点大加指责。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对抗太平军，不单是军事上的抗争，也是一场"文化绝续之战"。争战的结局，太平天国失败了，在中国、在湖南，使封建正统的儒家文化得以确保。二是对于西方的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加以排斥。略举几例。一是湘省行轮。早在1866年，湘阳人郭嵩焘上书总理衙门，主张在湘省制造火轮，不意竟遭到湘人的极力反对。湘人认为轮船一开，会把外国人引入内地，民船也会因此而生涯尽失。同官刘锡鸿还上奏弹劾，致使郭义败而无成。二是1872年6月，曾国藩病殁金陵，其柩由轮船运抵长沙，官绅大哗，反对轮船入境，曾为同治中兴贵宦，尚且如此，足见湖南守旧风气之强锢。
    其次，从文化的各个层面来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仍没有发生变异，仍属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形态。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仅指观念形态，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社会心理的三个层面。在甲午战前，湖南没有出现任何的资本主义的新式工、矿、交通、邮电等，社会经济依然故我。在学术、文艺、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领域的建构，依然没有脱去传统规范。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学，或沉湎于考古训诂。虽然有一部分人倡导经世致用，这本来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汇合点，但由于人地所限，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谓经世之学，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学的藩篱。至于思想的传播工具及其各项辅助设施，诸如近代化的新闻、出版、印刷及其公共图书事业，也一概全无。在甲午战前，社会各项制度也丝毫未曾注入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血液。真正能够体现资本主义文化设施的新式学堂，一所都未出现。自然更谈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个方面的变迁了。总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其各个层面都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氛围。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自我中心”的社会。当然，造成这种自我中心的原因有很多，诸如地理环境、地方民族性格等等。但尤为贴近和明显的一个因素，则为湘军的兴起与功成。曾国藩以儒教治军，打败太平天国，使儒家传统得以确保，这就给湖南人带来了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因而也使其滋生出一种虚骄狂妄之气。在这种狂妄的自我中心意识流的作用下，外界发生种种变故，湖南人皆不屑一顾，仍抱残守缺。无怪乎有人这样评论：“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
    也许有人会说，甲午战前，湖南不是出现过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之士吗？如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甚至曾国藩也办过洋务。诚然，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人们也应看到，他们随时湖南人，而他们的新思想却不是在湖南产生的。同时，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也基本上没有对于甲午战前的湖南产生过作用和影响，更谈不上改变传统的湖湘文化结构和促使它向近代化过渡。他们当时或是不为湖南人所闻，或是受湖南人排斥。他们真正受到湖南人推崇并成为湖南人的骄傲，那恰恰是甲午战后的事情。要言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发生交汇，仍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