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河南走出的“红二十五军”--河南陕西甘肃 三报联袂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

午夜听雨

                     

    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为活动题词:“红二十五军长征精神永存。”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昨天上午，本报会同陕西三秦都市报、甘肃兰州晨报举行的“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大型系列新闻报道活动正式启动，特派记者将沿当年红二十五军行程路线，寻访长征当事人和见证人。　　首席记者孙海涛记者杜小伟摄
　　刘华清寄语
　　“河南、陕西、甘肃三省报人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感怀人所罕见的红军长征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祝这一活动圆满成功。”时值大河报创刊10周年庆典之际，本报等联合启动“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大型系列新闻报道活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为此热情寄语。刘华清同志还欣然挥笔泼墨为活动题词:“红二十五军长征精神永存。”
　　本次活动得到了河南省委宣传部的同意和赞赏。7月中旬，本报记者专赴北京，寻访参加这次伟大长征的老战士及其家属、后人，企盼他们对此次报道活动给予指导和支持。
　　王诚汉上将、共和国第一批军人外交官丁国钰等老战士不顾年高体弱，欣然接受采访；95岁高龄、抱病在床的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钱信忠一次次委托秘书转达对此次活动的关注；程子华夫人张惠、郭述申夫人许云、陈先瑞夫人王彦等都在家中热情接受采访，并提供了一份份宝贵的资料。
　　面对来访，徐海东大将之子徐文伯、郭述申之子郭奉滨难抑内心的感慨:作为红军的后代，我们同样关注并热爱着河南那片革命的热土。记者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记者孟冉首席记者路红

　　重走长征路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筹划，昨天上午，本报会同陕西三秦都市报、甘肃兰州晨报举行的“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大型系列新闻报道活动正式启动。上午10时，河南日报报业大厦广场前，简短而隆重的出发仪式后，三省媒体8名特派记者踏上征程。
　　昨天，河南省军区、省委党史办、罗山县委及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关领导参加出发仪式，为参加采访活动的记者送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路国贤宣读了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对本次活动的热情寄语。大河报总编辑对记者提出希望:尊重历史，用宝贵的资料和生动的细节，全面展现那段笼罩着枪林弹雨的英雄岁月，写出深受读者欢迎的新闻来。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又值大河报创刊10周年，大河报等联合举行“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大型系列新闻报道活动，以再现英雄史诗。郑州交通学院、郑州网通公司对本次活动提供了大力支持。
　　从今天起，前方特派记者将沿当年红二十五军行程路线，寻访长征当事人和见证人，踏进当年红二十五军长征战场和遗址。
                仰望大别山上空的璀璨群星——红二十五军伟大长征前的故事
  

    这是一支诞生在大别山、从河南开始长征的红军队伍，这是一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队伍，有着许多传奇色彩，书写了艰苦卓绝的英雄史诗……
　　本报等联合举行“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大型系列新闻报道活动之际，在北京的有关权威军史专家特给本报发来专稿，叙述了红二十五军在巍巍大别山中那段诞生经过和征程岁月。
　　重建于危急关头
　　大别山，是一座红色的山。这里是鄂豫皖根据地所在，红二十五军就诞生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上燃起了革命的烈火。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相继建立了几块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是当时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11月，鄂豫皖边区暴发黄麻起义，建立第一支工农武装和革命政权；1929年5月商南起义，同年11月六(安)霍(山)起义……三次起义的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不久，第一军与红十五军在商城会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红军的发展壮大，使鄂豫皖边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31年10月，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决定，红二十五军在皖西六安诞生，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师。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今湖北红安县)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总兵力近3万人。
　　从此，红二十五军在红四方面军编成内，在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投入新的斗争，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红二十五军组建后，先后参加了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表现出英勇顽强、敢打硬拼的战斗作风。特别是在苏家埠战役中，红二十五军神勇初显。
　　苏家埠是皖西北敌之重要据点，围寨高大，工事坚固，易守难攻。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围城打援，由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担负打击援兵任务。
　　红七十三师阻击援敌后，方面军对苏家埠之敌形成包围之势。蒋介石大举增援苏家埠。为消灭援敌，方面军总部令七十三师再筑阵地，担任正面阻击。
　　时逢连日大雨，河水猛涨，路滑难行，援敌前面部队刚过陡河进至红七十三师阵地，军长旷继勋奋勇当先，率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敌人仓惶后撤，乱作一团。红军乘势勇猛冲杀，敌溃不成军，中弹落水者不计其数。红军乘胜渡过陡河，一举插入敌纵深，摧毁了敌指挥机构。
　　苏家埠之战，敌两万余援兵大部被歼，总指挥励式鼎亦被红七十三师活捉，创下了红军战史中围城打援的光辉战例。
　　1932年6月，敌重兵进犯霍邱(安徽境内)，红二十五军在霍邱保卫战中失利。
　　这一仗，敌人对霍邱采取包围之势，在飞机大炮配合下，攻入北门。守城红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旷继勋军长手持大刀，与指战员一起拼杀，身边四个警卫员全部壮烈牺牲。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拼弯了用牙咬，有的为不当俘虏而投井自杀，有的负伤被俘后，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口号，视死如归。
　　最后部队被迫突围，前面的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用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掩护后面同志撤退，军长旷继勋身受重伤被战士救出。霍邱保卫战失利了，但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可歌可泣，永垂青史。
　　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顺利发展壮大之时，张国焘却利令智昏，推行王明的错误路线，造成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932年10月，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和七十五师的一个团，随主力红军转移，第七十四师被分散补充到各部队。留在根据地的有军部特务营和第七十五师的两个团，红二十五军被编散了。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鄂豫皖根据地形势极其严峻。敌人以20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围剿”和“清剿”，企图彻底消灭留在鄂豫皖的红军。
　　围剿中，敌人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敌军所至，火光烛天，田园荒芜，庐舍成墟，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根据地大都丧失。根据地党政军民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陷入混乱，形势十分危急。
　　这时，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还有7个主力团1万余人，加上地方武装和红军伤病员，总共2万余人。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光，政治委员王平章，辖第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全军约7000人。
　　红二十五军的重建，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带来了希望，使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武装斗争旗帜在鄂豫皖继续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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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战在艰难岁月
  
     主力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了艰难的岁月，重建的红二十五军更经历了艰难困苦的考验。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经过几次战斗的胜利，扭转了根据地的斗争形势。
　　1932年年底到1933年年初，红二十五军抓住敌军调动、兵力减少的战机，积极歼敌，连续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使鄂东北根据地由几小块连成一片，边区革命形势一度出现转机。与此同时，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北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大大鼓舞了皖西北根据地群众的斗争情绪和胜利信心。这两支主力红军与根据地广大军民一道，经过两个月的积极斗争，打破了敌人的“清剿”计划，部分地恢复了区、乡政权，巩固了鄂东北中心苏区。在敌人“围剿”中,红二十五军被分割在鄂东北、皖西北地区,他们分别在吴焕先、徐海东带领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由于敌人实行了“三光”政策,鄂东北环境极其艰苦。但红二十五军战士们始终保持旺盛斗志和乐观情绪:“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他们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不仅胜利地坚持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活动在皖西北的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徐海东、政委郭述申指挥下,进行了灵活的游击战、运动战,在5个多月的时间内,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特别是葛藤山战斗,一举歼灭敌人一个多旅,打死打伤敌人1000多人,缴获短枪170多支,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
   割舍故土决然长征

     1934年2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此时敌人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总兵力为16个师加4个独立旅,共80多个团。在敌人重兵围剿下,红军是继续在原地坚持斗争,还是另谋出路?这一严峻问题摆在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面前。3月中旬,省委收到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一位同志的《建议》,提出红二十五军应当实行战略退却,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桐柏山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省委讨论这个建议时却认为,根据地的红军力量比较弱小,平汉铁路敌人设防严密,通过很困难,而且桐柏山区距离根据地较远,难以支援根据地的斗争,所以还是在鄂豫皖地区边沿谋求恢复老区和开辟新区。这一次,红二十五军并没有走出去。
　　为了集中兵力开展斗争,4月16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东南部豹子岩会师。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辖两个师,共3000余人。
　　这一时期,红二十五军积极向外线捕捉战机、避实击虚,连续取得了长岭岗、郝集、太湖等战斗的胜利。特别是长岭岗一战,歼灭敌人5个营,缴获轻机枪60余挺,长短枪800余支,使红二十五军的装备大为改善,也给东北军第一一五师以歼灭性打击。但这一仗使省委再次坚定了“红二十五军留在根据地”的思想。
　　6月,中央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军事训令,训令再次提出要红二十五军组建一个较强的独立团,到平汉铁路西桐柏、随县地域去活动。并提醒红二十五军应向外发展,以摆脱困境。对这次训令,省委没有做认真讨论。
　　11月4日,省委收到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的来信,大意是:党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工作,已到道委,建议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速来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计划。
　　省委当即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赶赴鄂东北。红二十五军以出其不意的快速行动,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并在光山县东南25公里处的扶山寨打破敌人追堵计划,毙伤俘敌约4000人。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根据程子华带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根据地斗争实际,讨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
　　花山寨会议作出决定1)省委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2)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3)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4)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会议还讨论了部队整编和领导人变动及省委成员的补充问题。决定由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为军政治委员。
　　花山寨会议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独立坚持两年斗争的红二十五军,告别家乡,离开故土,踏上了伟大的长征道路。
　　(两位作者系原红二十五军战史办公室工作人员,曾参加过1985年出版的《红二十五军战史》(第二稿)、1989年出版的《红二十五军战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是资深权威红二十五军战史专家。)　　□姜为民陶景春
                割舍故土决然长征

            徐海东大将之子徐文伯
    “红二十五军长征充满传奇，世人知之甚少，你们重走先辈们的长征路，意义重大。”北京，7月骄阳似火，本报特派记者走进一位位当年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家中，聆听他们对那烽火岁月的深情回忆，记录他们讲述的那段波澜壮阔、充满传奇的长征，也感受着他们对本报等媒体“重走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的关注与希望……
          　访谈1　大别山中走出的红军——徐文伯追忆父亲徐海东

      7月18日上午，前往北京东二环边上的中国文化部办公大楼拜访徐海东大将长子、原文化部副部长徐文伯时，记者心里充满了对徐海东大将的崇敬。
　　徐海东，解放军十大将之一；他率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为中央红军做向导；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人称“徐老虎”；蒋介石曾悬赏25万大洋要取他的人头；毛泽东评价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让更多的人了解红二十五军”

     68岁的徐文伯满头黑发，声音洪亮:“我说话做事，性格像爸爸。”徐文伯“将门虎子”，可他没有一点架子，一开口就跟记者拉近了距离。
　　徐文伯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红二十五军长征了解不多。“这支部队诞生在河南，从河南开始长征，出发时3000人不到，长征结束增加到3400多人，还打出一块鄂豫陕根据地。他们英勇机智，一路打了许多胜仗；他们兵强马壮，一个营6挺重机枪，一个连9挺轻机枪……他们迎接了主力红军北上，是红军长征的北上先锋。”
　　“你们重走这段长征路，我全力支持！一定要把报道写好，让更多的人了解红二十五军。”徐文伯一再叮咛。
          “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毛泽东夸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对于这一点，徐文伯记忆深刻:“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从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口中。”
　　徐文伯说，他和李讷是中学同学，每天一同上学、放学。有一天李讷告诉他:“昨天我在爸爸桌子玻璃板下见到一张照片，我问爸爸是谁，爸爸告诉我‘这个人可了不起，他就是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当徐文伯对爸爸说起这件事时，爸爸却告诉他:“这不是主席对我一个人的评价，是对整个红二十五军的肯定。”
   
               一块怀表战友情深
  
     “爸爸曾有块怀表，现在陈列在军事博物馆。”谈到徐海东大将的战友情，徐文伯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1920年，瞿秋白同志在苏联工作。当时苏联政府非常困难，瞿秋白将自己的一块金表捐献出来，苏联政府回赠给他一块怀表。瞿秋白回国后，将这块怀表送给了要到鄂豫皖工作的沈泽民同志(茅盾同志的亲弟弟)。在鄂豫皖根据地，沈泽民将这块怀表转送给了徐海东。
　　这块怀表伴随着徐海东走过了长征路，指挥了独树镇、庾家河等战斗。直罗镇战役时，徐海东将这块怀表送给了彭德怀；彭德怀揣着这块怀表指挥了百团大战等一系列战役。1946年，彭德怀将这块怀表回赠给了瞿秋白夫人杨志华。解放后，杨志华将它捐给了军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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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2　程子华来到鄂豫皖－访程子华夫人张惠

   
               程子华夫人张惠
     “子华去世后，北长街的四合院里空落落的，我就要求搬到了这里……”7月19日，北京月坛南街南沙沟社区，年过八旬的张惠奶奶在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张惠奶奶身后，就是程老的照片，她不时回头深情地凝望一眼，向我们静静地讲述原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的故事——
                   从瑞金到鄂豫皖一路惊险

  
    1934年，程子华受中央委派，从中央苏区出发，辗转前赴鄂豫皖根据地，与吴焕先、徐海东等同志一起，率领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
　　从中央苏区到鄂豫皖，程子华一路辗转，千里迢迢，历尽艰险。在汉口火车站，打扮成有钱人的程子华被宪兵拦下。受过伤的左手伸不直，程子华就左手握扇，举起右手让宪兵查看有没有拿过枪的硬茧。检查左手时，程子华依然扇不离手，就这样过了关。
　　由于程子华带来了中央的指示，红二十五军才决定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打远游击”，踏上了长征路……
                伤残双手写人生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这样描写程老的双手:“爪子似伤残的手。”但这“爪子似伤残的手”正是程老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留下的永久性标记。
　　庾家河战斗中，程子华正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突然，敌人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他的双手……由于双手被打伤动脉血管和骨头并严重感染，程老只能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长征途中缺医少药，每次换药时，医生只能用盐水给他简单消毒，再用白布卷成布条，从伤口塞进去又拉出来，那种痛苦可想而知！直到长征到达陕北，程老的双手才动了手术。
               　英雄晚年的“心事”

     “子华生前有一件事一直挂在心上，你们这次报道，一定要把这件事讲清楚。”张惠奶奶再三叮嘱。
　　原来，1986年1月《参考消息》连载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新记》里出现了这样的内容:“这支军队受到很大压力，它没有一个懂行的领导班子，该地区的党组织要求给予帮助。周(恩来)打算派程子华去领导红二十五军并把这支部队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1934年11月16日，程子华指挥他手下的2900人启程出征……”程老很生气:“这样写不符合历史！”
　　事实是，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程老一直在强调集体领导，强调吴焕先、徐海东的功劳。担心翻译不准确，程老还特意交代工作人员整理了谈话记录转交给索尔兹伯里，可美国记者却按照自己的理解随意发挥了。
　　为了纠正美国记者的错误，程老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后来出版的《长征新记》、《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上述错误内容只得到了部分修改。面对许多老战友的误解，程老胸怀坦荡……
            访谈3　“他回到了大别山”－访郭述申夫人许云

             郭述申夫人许云
   　“听说你们要来，我特意找出了这些东西，也许你们能用得上。”7月17日上午，来到位于北京晨光路的郭述申郭老家中刚刚落座，郭老的夫人许云就交给我们一份珍贵的“见面礼”:郭老生前珍藏的一些旧照，其中最显眼的是吴焕先照片(上小图)。发黄的照片上，年轻的吴焕先英姿勃发；照片背后，是郭老的手迹“吴焕先同志，1935年在陕西”。
　　85岁高龄的许云奶奶谈起郭老，她那平静的语言将我们带到了战火纷飞的岁月——
       鄂豫皖首任特委书记
      
    地处大别山的鄂豫皖根据地，是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根据地。但很少有人知道，郭述申是鄂豫皖的第一任特委书记。
　　1930年，26岁的郭述申受党中央任命，出任鄂豫皖根据地党的第一任特委书记，担负起统一鄂豫皖根据地的使命。“他到鄂豫皖见到的第一个干部就是吴焕先，他们一起战斗了5年……”郭述申在鄂豫皖奋战了将近4年，为创建和巩固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别山中结就生死情
     郭老和徐海东大将一生情谊笃厚，许云奶奶告诉我们:“述申经常说，没有海东，我早就没命了。”
　　在鄂豫皖根据地，他们一起组建了新的红二十八军，两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后来，郭述申得了重病，是徐海东坚持用担架抬了他两个月，直到痊愈。“在当时，留下就意味着病死或被敌人杀头。”
　　长征开始不久，有人就诬陷郭述申是“第三党”，要杀他的头。这时，又是徐海东站了出来:“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
　　“其实他们两个的经历、性格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共同的革命信念，没有光明磊落的胸怀，他们不会有这样深的情谊。”许云奶奶说。
             宽厚长者丰厚遗产
    被老战友们称为“郭大个儿”的郭老身材高大，正如他的外表，他做人也是一片宽厚之心。
　　在郭老逝世前两个月，他还主动向中央建议，为戴季英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戴季英原是红二十五军领导者之一，长征途中要杀郭老的就是他，后来屡犯错误受处理，晚年境遇不佳。1994年5月，戴季英从河南来到北京，郭老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去看望他。得知戴季英生活有困难，郭老解囊相助，还向其他战友募捐。
　　郭老的大儿子名叫何继伟，他是烈士何功伟的后代，从出生就没见过生父面。郭老待何继伟视同己出，父子情深被传为佳话。
　　郭老留给子女的遗产是:“我希望我的后代能用我的经历以及我所能存留的言论，作为我贡献给你们的一份精神遗产。”郭老在遗嘱中叮咛:“把我和许云同志积蓄的一半约5000元，贡献给孝感市政府，作为奖励小学教师的基金……”
　　1994年7月郭老逝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在了他曾战斗过的大别山，郭老长眠在了河南新县烈士陵园。身边，是他的好战友吴焕先……　　

文清心

晕，这么好的帖子老大也不给置顶，学习了，呵呵~~

午夜听雨

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六十年的沧桑岁月，人将慢慢变老，可历史永远也不会改变。六十年前的这一年，是我们难忘的一年，侵略者终于失败。无忘国耻，举国欢腾，八年的抗战换来了国家的兴旺发展。。。。。。

午夜听雨

[这个贴子最后由午夜听雨在 2005/08/17 00:49am 第 2 次编辑]

刘华清谈红二十五军长征

   6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远征10个月，艰苦转战万余里，先期到达陕北，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为了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这支英雄的队伍，我们访问了原红二十五
军的老战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请他回顾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有关情况，并给了这段历史一些重要的补遗。

问：刘老，今年(2001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5周年，您作为当年长征的亲历者，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况好吗?  

     　答：好的。红二十五军组建于1931年10月，隶属红四方面军。1932年10月，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分别编入方面军各师，红七十三师跟随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红七十五师留在鄂豫皖边坚持斗争。同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红七十五师和红九军二十七师合编，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下辖第七十四师和第七十五师，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经受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严峻考验，先后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长岭冈、斛山寨等战斗的胜利，一度发展到1.2万余人，并重新组建第七十三师。但由于敌人的强大，加之省委领导左倾盲动错误的战略指导和肃反，红二十五军自身损失很大，处境十分艰险。1934年8月，中革军委派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不仅部队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留下的部分武装长期坚持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问：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红二十五军是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为什么要打出这样一个旗帜?它的意义是什么?  

      答：1934年7月初，在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曾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先期由瑞金出发北上，向闽浙赣边挺进。随后，中共鄂豫皖省委也收到中央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适时转移出去创造新的苏区的指示。为此，在同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作出决定：省委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以平汉铁路西部的桐柏山区为初步目标，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从组织上调整红二十五军的领导班子，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军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戴季英为军政治部主任；以省委兼军党委，省委书记徐宝珊、秘书长郑位三和军的领导成员均为省委委员。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师一级编制，军直辖3个步兵团、1个手枪团。由于此前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已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省委决定：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战略转移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红军1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问：红二十五军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始长征的?当时您在部队中担任的是什么领导职务?

    答：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约3000名指战员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在光山县东南的扶山寨打了一仗。这一仗十分重要。当时，红二十五军为了赶赴鄂东北，商定是否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已经连续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部队十分疲劳。刚到扶山寨地区休息，尾追之敌10个团就跟踪而至，形势十分紧迫。当时，不把敌人打退，省委就不能安全讨论转移问题。为此，红二十五军领导果断决定，在扶山寨伏击跟踪之敌。一举毙伤俘敌约4000余人，使尾追之敌再也不敢跟踪追击了，为省委召开花山寨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之前，部队各级党组织向全体指战员讲形势，讲任务，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当时提出的口号叫“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出发前，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宗旨，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当时我在军政治部任组织科长，这是长征出发前整编决定的。长征出发时的《宣言》是我亲自刻印的。同时还刻印了其它一些传单，并张贴布告，书写标语等，对战士进行宣传动员，使每个同志都树立革命必胜、长征必胜的信念


问：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都经历了哪些战斗?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战斗是哪一次?

     答：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经历了许多次激烈的战斗，哪一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时，开始是先向西挺进。当时，国民党军5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已麇集在鄂东北，正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尚未完全形成合围。我军适时而主动地实施转移，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调动3个团的兵力追击堵截，先后在湖北枣阳、随州一带，河南的桐柏、方城、卢氏等几个地区布置了封锁线，企图将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的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途中。
　　红二十五军人数虽少，但武器装备好，弹药充足，战斗力很强，指战员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骨干，个个能征善战。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都非常战斗化，说走就走，说打就打，全军随时都保持着良好的战斗姿态。11月17日，我军在一个叫朱堂店的地方突破敌人阻拦，当晚趁夜暗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初步目标。鉴于该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机动范围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省委遂决定掉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区转移。
　　从桐柏山到伏牛山，须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而许南公路两侧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丘陵和平原地带。此时已是11月下旬，寒流南下，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却衣着单薄，粮秣不给。但部队仍保持着高昂的斗志，顶风冒雪，向北突进。26日下午，我军正准备从方城独树镇附近越过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预先抵达该地区的敌1个旅和1个骑兵团的阻击。同时敌“追剿纵队”五支队和1个师又随后紧追，形势相当严峻。加上那天的气候条件极为恶劣，我军发现敌人较迟，一时陷入被动。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都冻僵了，有的枪拴也被冻住了。敌军乘机发起冲击，并分兵从两翼包抄，情况异常险恶。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冲到最前线，发出“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的命令，使我军很快稳住了阵脚。随后，他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当时，我就在吴政委的身边，也高喊着冲了上去。正冲杀间，一颗子弹打在我的左腿上，我觉得左腿像突然被谁狠击了一下，就摔倒了。经过一番恶战，我军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部队行动极为困难。但数倍于我的敌军仍在附近，天亮后必将发动新的进攻。因此，军领导果断决定：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带领部队迅速脱离危险区。紧急集合的命令一下，大家都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劳，又顶风冒雪踏上征程。

问：听说这次战斗后，军领导决定把伤员全部留下，是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同意给您一匹小马骑，才使您得以离开险境，跟上大部队安全转移的?


      答：是的。这次战斗后，为了使部队迅速摆脱敌人，军领导决定让我和部分伤病员留在当地养伤，可是我不愿意离开部队，便坚决要求跟随大部队转移。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才同意让我骑马走，得以跟上大部队安全转移，这件事情令我终生难以忘怀。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我军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绕到守敌空虚的保安寨以北地区，越过了许南公路，进入伏牛山区。独树镇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初期的关键一仗，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在两军“狭路相逢”之际，红二十五军作为具有顽强战斗作风的“勇者”，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而立于不败之地，充分显示了红二十五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问：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打破了敌军的两次“围剿”，这段历史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您能把这段历史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答：红二十五军开始是准备在伏牛山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可是进入伏牛山区后，发现该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和物资匮乏，加之敌军跟踪而至，在这里建立苏区也很困难。因此，省委再次改变计划，决定转进陕南商洛地区。这时，敌军正分两路追击，并派兵控制了入陕的要道。我军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沿一条人迹罕至的隐蔽小路，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一举突破了敌军在河南布置的第三道封锁线。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后，于12月10日在庾家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会上，省委正确分析形势，认为鄂豫陕边区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遂作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不失时机地解决了新区选择和当前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同时决定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鄂豫陕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地区。该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地势险要，人民困苦，敌人统治薄弱。红二十五军到来之前，这一带就受过党和红军的影响，适合红军立足发展。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以牵制敌人大量兵力，对西南的川陕苏区、北面的陕甘苏区以及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都可以起配合作用。为此，红二十五军坚决执行省委的决议，全力投入创建新苏区的斗争。进入陕南之初，红二十五军只有2500余人，在集中主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多次抽调领导骨干和部队去做群众工作，建立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当时，蒋介石还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军队的指挥。因此，红二十五军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并扩增红军400余名。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区燃起的革命烈火，引起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恐慌与不安，便急忙调动军队发动“围剿”。1935年1月，蒋介石令驻河南的第四十军两个团和驻湖北的第四十四师，在陕军第一二六旅的配合下，以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面对来势汹汹的进攻之敌，我军采用避其锋芒、各个击破的战术，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人，主力则迅速由山阳、郧西交界地区北上袁家沟口，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经过蔡玉窑、文公岭两战，给单独冒进的陕军第一二六旅以重创。战后，我军乘胜在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5县边区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在陕东南开辟了第二块根据地。接着，又连克宁陕、佛坪两县城，在华阳镇东南的石塔寺附近设伏，歼灭陕军警二旅5个营。战斗结束后，我军在华阳地区建立了7个乡的革命政权，开辟了第三块根据地。4月上旬，红二十五军从华阳东返，在葛牌镇以南的九间房设伏，将一路跟踪追击的陕军警备第三旅两个团打垮，毙俘共1000余人。随后，我军攻克洛南县城，又在豫陕边区建立了一批区、乡革命政权。广大群众在红军战斗胜利和获得翻身解放的鼓舞下，革命情绪高涨，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我军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同时，先后在鄂豫陕边区建立了4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5个县工委，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下辖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2个县、13个区、48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50万。鄂豫陕根据地的建立，使红二十五军得以休整，并不断发展壮大。到5月初，主力红军增至3700人，另外还有游击师、抗捐军等地方武装2000余人。

问：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二十五军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进行了袁家沟口等一系列战斗，并最终夺取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这在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史上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战例。您把这段战史的情况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好吗?


     答：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区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连战连捷，使鄂豫陕边区的革命烈火愈烧愈旺。蒋介石大为震惊，紧急调动原进攻鄂豫皖苏区的第六十七军和驻郑州的第九十五师开入陕南，会同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的兵力，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3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我军对敌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早有准备，决定以根据地作依托，针对敌军运动和补给困难等情况，采取“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先诱敌深入，再调动、分散、疲惫敌人，打乱敌人部署，然后集中兵力歼敌一部。6月初，我军以地方武装袭扰、牵制敌军，主力自郧西向北，转至外线捕捉战机，经商南奔袭荆紫关兵站，缴获大批弹药物资。当敌军蜂拥增援荆紫关时，我军又挥师西行，诱敌进至根据地中心区的袁家沟口一带。袁家沟口是一条长达10多里的深沟，两侧山高林密，我军在预选战场设伏待敌。7月2日拂晓，陕军警一旅进入伏击区，我军突然发起猛烈进攻。顿时，群山军号响，满谷杀声起，各种火器向密集之敌雨点般扫射，红军各连队勇猛插向乱作一团的敌群。经过约10个小时的激战，歼敌17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支。我军仅伤亡100余人。袁家沟口战斗后，我军得到了物资和兵员补充，乘胜东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致使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紧急改变计划，准备保卫西安。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的行动，不仅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也有力的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的行动。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的两次反“围剿”作战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使我军由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屡战屡胜，战果也愈来愈大，并能够在一次战斗中歼灭装备精良的整团整旅之敌，其作战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标志着红二十五军领导在军事指挥方面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

  问：您刚才谈到,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的行动，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请问，您们在孤军远征的情况下，是怎样与中央红军保持联系的?

     答：红二十五军因为没有电台，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是，在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总是千方百计寻求党中央的信息和指示，力图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行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多次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缴获一部电台，以便能够得到中央的指示。”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我们从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围歼于川西地区。此时，红二十五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恰在这关键时刻，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省委全面分析形势，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的胜利并将要继续北上创建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的形势和特点。红二十五军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是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省委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同时确定将鄂陕边、豫陕边两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留下的武装力量。留在鄂豫陕苏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七十四师，在郑位三、陈先瑞领导下坚持鄂豫陕边区的革命斗争。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观全局、独立自主、坚决果断地作出继续西征北上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完全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心向党中央、盼望与主力红军会师的急切愿望。

  问：红二十五军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离开鄂豫陕苏区，又开始了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

     答：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4000余名指战员从长安县沣峪口地区出发，离开鄂豫陕苏区，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当时，部队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提出的口号就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我记得徐海东副军长当时在动员大会是这样表达决心的：“我们这次西征北上的行动，就是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这对全国革命是有重大意义的。”红二十五军经户县、周至，沿秦岭北麓冒雨向西挺进，于7月31日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今陕西凤翔县县城)，歼敌一部并俘虏敌少将参议一名，缴获了一些文件和报纸。其中，7月22日《大公报》报道说，朱、毛红军已越过6000公尺的巴朗山，向北挺进。综合敌人口供、文件和报纸所提供的情报，进一步证实了中央红军正在北上；而敌胡宗南、马鸿宾等部，均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以及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全力堵截红军。据此，军领导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进入甘肃境内，威胁敌人后方，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8月初，红二十五军攻占甘肃两当县城，尔后翻越麦积山，攻占天水县城。天水是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我军以神勇的行动攻占天水县城北关，歼敌一部，缴获一批军用物资。这一行动引起敌人极大震惊，急调部队回援。这时，我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红二十五军如一把尖刀，直捣敌后方，成其心腹大患。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5道电令，调兵遣将，堵截、追击红二十五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剿匪”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急调驻川西国民党军，一部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文县，一部东移天水，原准备南下堵截中央红军的一个师和一个旅也不得不改变计划。这样，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大批敌军，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问：听说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曾经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您把这个情况给我们讲讲好吗?

    答：红二十五军西进北上过程中，途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军领导教育部队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调查了解社会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坚决保护群众利益，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8月中旬，我军进入静宁县以北的单家集和兴隆镇等地。这里是回民聚住的地区，军政委吴焕先及时对全体指战员进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教育，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他让我用毛笔把“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写成大标语，贴到街上。他还亲自到清真寺拜访，召集阿訇和当地知名人士座谈，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助民劳动，切实做到了秋毫无犯。军医院院长钱信忠等医护人员还热情为群众治病。因此，红二十五军在兴隆镇受到了广大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还有十多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受到了回民和其他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并诉说了红二十五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事情。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后，毛泽东提起这段往事时，夸奖了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所做的群众工作，说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问：1935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先期到达陕甘地区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并用战斗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您是怎样评价这件事情的?

     答：8月下旬，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后，沿西兰公路东进，开始了西征北上的大周旋战略行动，先是攻克隆德县城，接着连夜越过六盘山，进抵平凉、泾川地区。在途经泾川城西南的四坡村时，部队遭到敌三十五师的突然袭击。在激战中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指战员们怀着极大的悲愤，与敌展开殊死战斗，歼敌一个整团后冲出重围。吴政委的牺牲，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当时全军指战员悲痛欲绝，我也流了很多眼泪。吴政委是我们的军魂，是军党委领导的核心，是指战员的主心骨，我们都十分爱戴他。吴政委壮烈牺牲，我们只能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战斗。8月中旬至下旬，红二十五军为进一步钳制敌军，积极活动于隆德、平凉、崇信、灵台、泾川、华亭等地区，切断西兰公路18天，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对付红二十五军，对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起到了战略性配合作用。红二十五军在陇东地区与敌周旋期间，每天都派人探寻中央红军行动的确切消息，但都一无所获。此时，敌第三军、第五十一军、第三十五师等各一部，从不同方向向红二十五军活动区逼近，我军在此孤军作战，处境不利。省委和军领导鉴于一时难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便决定北上陕甘，与陕北红军会合，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再配合红军主力北上。9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河，经镇原、庆阳县境兼程前进，途中多次击败尾追的敌军，于9月15日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历时10个月，转战万余里，成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会师后，为统一指挥作战，两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共7000余人，极大地增强了陕北的革命力量。当时，蒋介石调集了东北军11个师及陕、甘、宁、晋、绥5省地方部队，正在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指挥下，先后发起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以战斗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基础。后来，徐海东同志曾经写了《奠基礼》这样一篇回忆文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的情景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答：10月19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即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北，11月初在甘泉地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会师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此后，原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在红十五军团编制内，先后参加了东征和西征作战，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创造了重要的条件。1936年10月，红十五军团随同西征红军攻克西北重镇会宁城。不久，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联欢会。这是我参加的第三次红军大会师，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红军会师。虽然时光已过去60多年了，但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那欢腾雀跃的场面，那团结胜利的气氛，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历历在目。


  问：尊敬的刘老，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把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这段难忘的历史告诉我们，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解读了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孤军北上的光辉业绩，也给了这段历史一些重要的补遗。时光已经过去60多年了，您还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可见这段历史在您的人生中已经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img]ht答：是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壮丽史诗中辉煌的一页。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的长征历史，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在青年时代亲身经历过这段难忘的峥嵘岁月，不仅给我的人生留下了永恒，也给我的人生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主席曾多次称赞过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人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我感到这既是对徐海东个人的高度评价，也是对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勇做先锋的高度评价。
　　60多年的沧海桑田，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没有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后来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就谈不上有今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回顾红二十五军和其他各路红军长征的光辉战斗历程，我们不仅为长征的艰苦卓绝和英勇悲壮而铭心，更为长征的光辉战斗历程和深远影响而自豪。因此，我也要谢谢你们对我的采访，并希望通过你们的文章把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昭示我们的后人，让长征精神千秋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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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

果然好贴子，我顶！

流浪之鸿

历史不能忘记~~~谢谢听雨的帖子~~敬上月光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