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落马人物

云雾山

禹作敏：一个“封建庄园主”

　64岁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他那张硕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这是1993年3月的某个傍晚。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漩涡之中。


　　在过去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天津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成为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力量，大江南北涌现出无数草莽豪杰。1990年1月，在农业部的发起下，成立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由农业部部长何康兼任，副会长两人，分别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和浙江万向节总厂的鲁冠球，这是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带有 “官方色彩”的职务，“禹北鲁南”，一时辉映。


　　历史选择禹作敏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自然有它的道理。这个从盐碱地里长出来的庄主从来就有一股天生的霸气和倔犟劲。大邱庄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1979年前后，村支书禹作敏想办轧钢厂，需要集资10万元，还得向其他村借5万元，村内有人反对，禹作敏慨然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拜年。”富裕之后，他说，“大邱庄没有集体的智慧，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1981年因宏观混乱出现了第一次治理整顿，各地开始清查社队企业的“乱发展”问题，当调查组来大邱庄追究轧钢厂与国营企业争原料的时候，他组织了村民与之抗争，清查组成员对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当即反驳说，“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在他的带头下，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还有小伙子也来 “轰炸”，“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清查组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最后在大邱庄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乡里去。这成为他早期最值得炫耀的改革行为，12年后，他又因同样的桀骜不驯而陡然陨落。


　　多次接触禹作敏的知名记者张建伟曾评论，“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大邱庄是靠办轧钢厂起步的，在钢铁这个国营资本垄断着的行业中，其钢材之来源及钢管之销售，无一不与大型国营企业有关，一位参观者曾经描述说，“大邱庄的二十多家轧钢厂和钢管厂规模都不大，设备也很陈旧，最让人羡慕的是堆在院子里的那一大批废钢材，这是当今中国市场的紧俏货，非有相当的本事和过硬的关系绝对搞不到手。大邱庄用低价买来这些钢材，加工成钢管后又用高价卖出，其所获得的显然不仅仅是加工的利润，而且还有紧俏物资的市场差价。”


　　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大当家，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当有人问他大邱庄的贷款、管理人数及各分厂经营情况时，他就会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你去问工厂，这些事我不管。”禹作敏认为自己管的是大邱庄的政治，他像一把鲜亮而招摇的大伞，严严实实地笼盖着大邱庄。每天，他坐在自己的那个别墅大院里，门口养着两条大狗，等待着一拨又一拨的人群满怀敬意地前来“取经”。


　　禹作敏被称为是一个“农民语言大师”，他最著名的顺口溜是，“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其他如“引科学的水，浇农民的田”、“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科技是真佛，谁拜谁受益”、“左了穷，穷了左，越穷越左，越左越穷”等等，也都流传很广。邓小平南巡后，他要求大邱庄每家每户都要挂六字红横幅：“小平同志您好”。他还为报纸口述一篇长文——《我们明白了，我们放心了，我们有了主心骨》，其文字之乡土本色、言辞之鲜活质朴，实在很让人心动。


　　禹作敏每每以中国农民的代表自居，每次与官员和记者对话，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一个农民”，这是他的话语起点，也是他最为骄傲的身份。外出开会，哪怕是坐在沙发上，禹作敏也是盘腿而坐，不脱皮鞋，吸烟不弹烟灰，任其跌落在高级地毯上，他把这当做是一种“农民本色”。他试图以这种极其炫目的方式，来证明刚刚从耕地中走出来的农民，仍将是现代商业中国的主力。也正因为这种极端而率真的个性，他很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


　　1991年，他一口气购进了16辆奔驰车，每当有外地高级官员或海外媒体记者来访，他就会派奔驰车出村迎接，他要让人们在看到大邱庄的第一眼起，就被中国农民的气派给镇住。他自己乘坐的则是当时国内很罕见的奔驰600轿车，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成了“敢与官本位抗衡的象征”。


　　就因为有了太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象征”，最后，禹作敏便也把自己真的当成了一种 “象征”——对他的侵犯，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侵犯。


　　1992年，外交部组织一部分外国使节到大邱庄参观，他心血来潮地宣布，大邱庄将派精壮的小伙子出国留学，谁能娶回洋媳妇就给重奖，要招100个最漂亮的外国姑娘跟大邱庄100个最聪明的小伙子结婚，生出最优秀的后代。这些话被信以为真的记者登在报纸上，很是让那些有“民族自尊”的人津津乐道了一阵。禹作敏的这些表演很让人联想到，这是一块诞生过义和团的土地。

在1993年的恶性事件发生前，大邱庄的声望如日中天。1月，美国的《纽约日报》专门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一百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大邱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的整洁与富有，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其间柏油马路交织在一起，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村子中心还有16栋造型别致的别墅，其外形模样跟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很相似。禹作敏就住在别墅群中最显眼的那一栋，他每天盘腿坐在大炕上，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为他的如珠妙语倾倒。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他的声望到达了顶点。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钱，全国媒体掀起了一个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他写到：“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然而，便也是在声望到达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狷起来，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者交情不浅，便渐渐的忘乎所以。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有一次，六位具有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座，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当记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他一甩手说，“不理他们。”


　　禹作敏的骄横在后来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会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他对一位离休干部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他得意地问一位中央部门领导：“你看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村里有一位他赏识的青年要入党，几次党支部会开下来都通不过，他断然说，“同意入党的别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在他的圆目瞪视下，全体党员无声无动，他随即宣布：“通过。”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不等他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禹作敏让一个盐碱地村庄变成了中国的“首富村”，同时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封建的威权王国。这个人没有摆脱千百年来余弊不绝的 “君王意识”，他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村民则以公众自尊的失去换取了物质上的富足。在《人民日报》任职的政经观察家凌志军记录了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去大邱庄采访，路遇一个小姑娘抱着一只鲜血淋漓的母鸡痛哭不已，她说鸡是被狗咬死的，凌志军怂恿她去找狗的主人要求赔偿，她说她不敢去，因为那是禹作敏家的狗。于是，凌志军表示愿意代她去说理，小姑娘却更加恐惧地告诉他，如果这样的话，她一家人今后就会更加倒霉。凌后来很有感慨地写到，“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惟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


　　1991年4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第二次年会在沈阳召开。会上，有官员对禹作敏的工作作风、骄傲自满进行了委婉的批评。但在禹作敏听来，似乎就是不给他“面子”，于是，他“愤而辞职”，不等会议结束就打道回他的庄园去了。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 《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八条，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不准乱查；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孤愤、怨恨、对立之气，溢然纸上。他与天津地方政府的关系便也是在这种情绪性的对抗中日渐恶化的。

致命的危机是由一个偶发事件诱发出来的。1992年12月，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其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四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殴打致死，死时全身创伤380处。事发之后，“老爷子”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1993年1月，检察部门派出六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留13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随后，当检察院对四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之门外。


　　事态由此恶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禹本人则以退为进，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经身陷法律的雷区而不能自拔。后经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强同意武警人员进入这个“禹氏庄园”。警察对大邱庄进行了搜查，禹作敏作伪证说，疑犯已经全数外逃，而事实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村里。


　　在内心，禹作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大邱庄极盛时，外来打工的人比村民多三倍，如何管制当然成了一个问题，那些打死人的村民虽然下手重了点，但出发点却是为了“发展大邱庄经济”，他们犯事了，当然要他这个老爷子出面扛着。就在危福和事件的前三年，也曾经发生过殴斗致残案件，罪犯被抓去判刑了，禹作敏号召全村人为坐牢者募捐，他先出了10万元，然后下令200户养一个罪犯家庭，因为，“他几个是为大邱庄坐的牢。”


　　他甚至没有细想过与400名武装干警对峙的后果，大邱庄那时候私藏了15支自动步枪、2000发子弹，还办有一个猎枪厂，一旦擦枪走火，将会发生怎样的景象？


　　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收缴该村拥有的所有武器装备。禹作敏被认定有窝藏、妨害公务等嫌疑，而遭拘留。尽管风波陡起，但在表面上似乎还是一派风平浪静，春节期间，禹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带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事态正朝恶化的方向发展，不过很多人还是心怀侥幸。禹作敏的手上便拽着一封从南方刚刚寄到的信件，来信人是另一位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自从当上中国乡镇企业协会的副会长后，禹、鲁交情一向不浅，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鲁都会让人捎上几大包给禹，而后者更是大方地送出过一辆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轿车。鲁与禹是个性完全不同的两个企业家，禹对鲁的评价是：“你们老鲁太圆滑。”而鲁对禹的印象是：“这个老头太任性”。年初，打死人事件发生后，鲁便一直非常关心他的这位 “禹大哥”，他在一份便条中写道：“目前社会各界对你及大邱庄颇为关注。大家普遍认为，事至此，以妥协平息解决为上策。因为‘投鼠忌器’，所以我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才是基础。希望您心胸开阔，保重身体是本也。”鲁冠球“投鼠忌器”一词的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应该会考虑到他的改革影响力，不至于给予严厉的惩戒。这让由自恃而变得惊恐的“老爷子”得到一点宽慰。


　　但是，事情的衍变出乎禹作敏以及鲁冠球等人的预料，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五个罪项，判处禹作敏二十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同时判刑入狱十年，大邱庄因此案被逮捕者多达26人。关于他的判刑，新华社只向全国统发了一条不到两百字的新闻稿，然而其引起的反响却如平地惊雷，凌志军记得，“那几天家里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大都是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把禹作敏视为同类，自然也把他作为改革的象征，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


　　很显然，禹案的发生让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处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难辨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后，天津有关人士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称：“禹作敏被拘留的本身，再次标志了中国政治和法制的进步与成熟”。日后看来，禹案并没有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却又跟地方政府关系交恶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禹作敏判刑后，南方的鲁冠球三日不出，他写了一篇题为 《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他写道：“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样的马失前蹄是非常让人痛惜的。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1999年初，因患冠心病等多种疾病，禹作敏被转至天津天河医院甲三病房，10月3日，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在孤独中去世，时年70岁。这位个性刚烈的农民企业家至死没有等到他一直渴望中的 “平反”。他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上海的 《解放日报》曾在第一时间报道， “禹作敏在天津天河医院就医期间自杀身亡，尸体已于5日火化。”而之后的新华社则在简短的新闻中称 “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大邱庄地处天津近郊的静海县，禹作敏出事后，仍然有不少人赶去参观。很多年后，走在这个日渐没落的村庄里，你依然时时处处可以嗅到禹作敏残留不去的气息。此人脸瘦削，肌发黄，满脸沟壑，一双异乎寻常的浓眉高高挂在一对精明的细眼睛上，眼珠大而黑，几乎看不到眼白。站在他居住过的大院里，你仿佛觉得他还大咧咧地盘腿坐在里面，旁边搁着一碗散热气的棒渣粥，门口蹲着两只虎视眈眈的大狗。

云雾山

成败牟其中

牟其中超前的思维与实践的断裂，不仅仅是南德的悲哀，也是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深刻警示

无论你是否喜欢他，在被捕入狱前，他被公认为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有个性、最富争议的民营企业家；入狱后，又成为最不服输、最不气馁、广受社会关注的囚犯。

他就是牟其中。

让牟其中声名大噪的，是飞机易货贸易。上个世纪90年代，牟其中掌舵的南德集团用上千车皮的中国轻工业品换回了4架苏制T-154型飞机，成功地完成了中苏(俄)间当时最大的一笔民间单项易货贸易。在这次生意中，南德集团以少量的投入，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回报，企业随之走向了巅峰，牟其中也因此被戴上了“商界奇才”的光环。

此时的牟其中并不满足，有飞机易货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作保证，有不断积累的勇气与信心，只要筹划得当，没有牟其中与南德做不成的事。

于是，剑指卫星发射、倾力投入满洲里的开发，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现在看来，这两个项目的实施，虽印证了牟其中的魄力与战略眼光，但也是南德商业帝国轰然倒塌的诱因，在这两个项目操作的关键时刻，个性张扬却又谨小慎微的牟其中，还是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信用证诈骗的漩涡，第三次走进了熟悉而又陌生的高墙之内。

风雨前半生

牟其中前半辈子与数字“三”有着不解之缘：其父名叫牟品三；坐了三次牢；300元钱起家；办了三件大事：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

“牟其中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与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脉络惊人地相似，唯有不同的是，中国经济腾飞了，老牟却被关了起来。”南德集团的诉讼代理人夏宗伟不无慨叹！

1940年6月19日，牟其中出生在四川省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一个中等经济水平的商人家庭。

在牟其中的记忆中，其父牟品三是一个聪明、勤奋、正直、又有公益心的生意人，耳濡目染，牟其中的童年与一般的孩子相比，多了几分商业的熏陶。“这种熏陶给我后天的成长埋下了伏笔。”牟其中曾经总结过自己的童年。

1980年2月13日，牟其中在当时的万县市注册成立了“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公司的全部家当包括牟向亲戚借的300元人民币，以及向别人借用的一张饭桌。

“‘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算得上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成立的私营企业之一。”中央党校一位经济学教授曾对南德集团有过专门研究。

“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成为牟其中进行商海实战的第一个试验田。后来，这个实体先后经历了“中德商店”、“中德公司”等演变，到了1988年，公司正式定名为“南德经济集团”，此后便沿用了下来。

此后，牟其中揣着300元钱，准备到外地开拓事业，他把事业发展的第一站放在了重庆。

在那里，牟其中开始了他的座钟生意。

今天看来，他做生意利用的是当时银行结算、汇兑等不同金融产品的时间差，解决了企业的流动资金问题，挖掘出第一桶金，这就是牟其中著名的“空手道”理论。

“用很少的投入，利用现代信息制度和一系列分散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就可以完成投资巨大的项目，借用竞技体育的一个名词，名曰‘空手道’。”牟其中曾在一篇文章中较为系统地表述了他的商业操作模式理论。

但命运又与牟其中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当时因为赚的钱太多，牟其中被有关部门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再一次入狱。

“牟其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立起来的企业，其操作手段与经营方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严重的冲突。”中央党校的那位经济学教授分析牟其中再次被抓入狱的原因。

巅峰与滑铁卢

1984年8月，牟其中被平反，其后他又用了他的“空手道”理论做成了冰箱生意。这笔生意为南德集团的国际化积累了两个条件：一是资金，为以后的飞机贸易准备了启动资金；二是经验，为国际化生意的拓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两国的经贸往来活动日益频繁。在此前后，牟其中已经对国内、前苏联、东欧等国作了相对系统的商业调查研究：当时苏联正极度缺乏轻工、食品等生活用品，而中国因经济一度过热，导致大量轻工业品过剩、积压；国内与苏联实行的是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国家行政部门与官办企业对跨行业、跨部门的业务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这里面有个“权利真空地带”。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太远，苏联同西方打交道比同中国打交道要困难得多，共同的意识形态追求也使苏联更愿意同中国合作；两国都缺少硬通货，使对方在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上比任何国家都有积极性。”牟其中在《历史性的机会与我们的选择》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了易货贸易的可行性。

当年十月，南德集团与前苏联达成了以易货贸易的形式购买T-154客机和航空器材的协议；年底，双方在北京终于签订了正式合作的《备忘录》，随后，便有了前文所说的以上千车皮换回4架T-154客机的经典之作。

“牟其中以他特有的商业敏感，抓住了一种历史特定阶段才有的机遇，南德从此一步登天。”曾深入采访过牟其中的资深媒体人士李慰饴对此评价。

“飞机易货”的一举成功，让牟其中与南德集团在积累名与利的同时，更进一步积累了做事的勇气与信心。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不是牟其中的首创，但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他认为自己必须不断创造新的奇迹，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抉择后，牟其中决定：做卫星。

这一决定，使人们在对这位敢说敢做的个性企业家充满着期许的同时，又存在着疑问：他能干成吗？

事后证明，牟其中干成了卫星事业，如果不是一场变故，他会干得很好。

1993年12月28日，南德与俄罗斯合作，成功地发射了“航向一号”电视直播卫星。

于是，从1994年起，南德集团就开始做航向系列卫星了。

1995年，国家实行紧缩银根的经济政策，这对开展卫星业务、需要大量资金的南德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没有钱，你步履维艰。”南德集团一高管回忆当时的场景。

当年的春天，牟其中几乎天天召集中层管理人员开会，主题只有一个：筹钱。

不久，航向三号卫星制造即将完工，并准备发射，对南德集团来说，卫星项目势在必行，他们必须向国外发射机构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发射费。

这笔发射费对当年的南德来说是笔巨款，急需用钱的牟其中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时，一个叫何君的人出现在牟其中的眼前，对方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助南德渡过难关。然而，这笔钱却把牟其中与南德拖向了无底的深渊。

1996年8月，公安机关在对湖北轻工“骗开信用证套汇”的问题进行调查中发现，南德所用的资金与这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牵连在所难免，不过，牟其中想都没想到自己会因此第三次身陷牢笼。

反思、反思、再反思

“牟的商业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超前而又孤独，我们现在无意点评老牟每一次坐牢的孰是孰非，但他的每一次行为，总是走在当时的环境和制度的前面，这就是先行者的悲哀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南德集团的法定诉讼代理人夏宗伟总结牟其中的前半生。

“牟其中是一个个性十足的企业家，同时他又是一个凡人。”法学家何家弘先生作了言简意赅的点评。

他认为，牟其中身上体现了中国早期一代民营企业家共有的特性：敢想、敢干，能吃苦、任劳任怨。但同时又认为，浮躁是这一代企业家的通病。

想当年，牟做飞机贸易、发射卫星都是经过反复论证考察并积累了相应的专业人才后才具体付诸实施的。但飞机贸易做成以后，牟财大气粗，投资了很多项目，行业跨度惊人，让人眼花缭乱，违背了“专”、“精”路线，以及“慎行”的原则，结果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直至元气大伤。

长期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闻义风(化名)更愿意从时代背景表达他的看法。他认为：发生在牟其中身上的情景悲喜剧，既是一个偶然的个案，又有其必然的结果。

闻义风把牟其中比作为“一个悲情的探索者”，第一次坐牢，是因为他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牟其中与他的伙伴认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社会秩序，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中，无疑是异端学说，他们的牢狱之灾也随之而来；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路线刚刚确立，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处在计划经济发展的体系中，牟利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操作手段做生意，已经打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商业环境，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牟第二次进监狱在所难免；“信用证诈骗”是牟第三次入狱的罪名，信用证的担保与支付，虽然在国际上已经流行了好多年，但牟其中案是国内关于信用证诈骗的第一起案例，正是因为没有先例，直接导致了司法界、理论界对此案的争议，争议的结果是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后来的案件审判指明了方向，按照这一新的规定，即使原起诉书中认定的事实属实，南德集团和牟其中也应是不构成犯罪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法律的变迁，总是滞后于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的，社会的进步，既需要自我调整与适应，也需要外力的推动；实事求是地说，牟其中无意于充当整个社会发展的急先锋，他只想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能先行一步，给后来者提供一个经验或是教训，唯一需要的是社会对他的宽容。”资深传媒人王有为表示。

一个开放的国度，一个更加理智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来说是个福音。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这些可喜的变化，未来，我们是历史的见证！

牟其中：我的经历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访牟其中诉讼代理人夏宗伟

由于牟其中目前还被关押于湖北洪山监狱，根据相关规定，我们还不能直接采访他本人，受牟其中的委托，由南德集团诉讼代理人夏宗伟来回答《法人》提出的问题。为了方便行文，本文回答部分采用第一人称。

问：从1978年到现在，您的个人经历可以用“传奇”来形容，这段特殊的经历对您个人来说有着怎样的体味？

答：之所以“传奇”，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天天产生着奇迹，并且行将结束几千年专制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很多奇迹集中发生在了我身上，所以您感到“传奇”了。

第一个发现我的“传奇”的，是世界经济论坛创办者兼主席施瓦布先生。1988年10月，施瓦布先生偶然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听到了我的一个即兴演讲，立即亲自当面邀请我出席次年二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演讲。他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在中国，一个成功企业家的传奇故事》。于是，我成为了奇迹般地应施瓦布亲自邀请登上这座世界最高级经济论坛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

施瓦布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他要我向每年与会的全球千余位王公大臣、各国政要、金融巨子、商界名流介绍，在中国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过去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私营经济蓬勃的发展。

我个人的经历也的确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私人经济从酝酿、发展初创和不断遭到打击、压制、镇压与中央不断关怀、扶持、保护的缩影。

文化大革命中，经济面临崩溃、家乡重庆饿殍遍野的现实，逼迫我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思索中国的出路。于是与人合作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纲领是《中国向何处去》。因此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关进了监狱，我被内定死刑。1976年、1977年两度几乎被执行，后均因一个偶然的因素幸免于难，才活到了今天，亲眼看到了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的奇迹。这又是一个“传奇”。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也把我从死神手中抢救了下来。中央办公厅工作组一行四人，奉中央领导的指示，到重庆万州沙河看守所将我们释放。第三天——即1980年1月2日——工作组接见了我们，向我们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希望四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那几个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

由于狱中学习三中全会公报与参与真理标准讨论激发起的满腔豪情与改革开放路线对我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遂使我当场向中办工作组表态：辞去公职，建立一家私人股份制企业，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43天后，我利用中央派员亲自释放我的气势，镇住了万县市工商局，领到了工商营业执照，建立起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家不戴红帽子、正大光明的私人企业。成为了改革开放后辞去公职的第一人，建立起了第一家私人企业，又是一个“传奇”。

后来，北京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给予了我施展才干、实现抱负的舞台。于是就有了前面讲的与施瓦布先生邂逅一幕的传奇。

短短的几年内完成了至今仍被公认为商业经典案例的，以积压产品换回四架俄罗斯大型客机的奇迹。由于有关部门的封锁，比飞机项目更经典的，是南德与俄罗斯国际卫星组织合作，成功研制、发射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电视直播卫星；是南德与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合作，建设成功了通向世界资源宝库西伯利亚的桥头堡——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等等项目。至今仍并未被国内公众了解。反而正是因为这些项目太成功、太神奇，神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却成为了被人攻击我为骗子的借口。

结束南德神话的，不是我们经营上发生了重大失误，也不是有什么违法犯罪问题，而是一个私营企业的成功超过了当时社会环境允许的最大范围。

问：您的个人经历对后辈企业家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借鉴？

答：当代中国企业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家相比较，最大的特征是具有二重性，即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但是，这一十分显著的特征，却几乎被绝大部分人忽略了。

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出发，目标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处于可以前进，也可能倒退回去的社会转型期。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公认的是实行了渐进式改革，即在传统经济存量之外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量。我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就不可能有当今风光无限的民营企业家。即使不感恩，也要知道自保。我们与改革开放路线是皮与毛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血肉关系。对此，现今的企业家群体一定要清醒。

问：古人云：三十而立，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一直在摸索中前行，您认为目前的企业家群体是处在成熟期，还是仍处于成长期？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答：当然仍然处于成长期，远远谈不上成熟。

这是由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之中，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与市场经济伴生的企业家群体，怎么可能脱离自己生长的土壤，单独成熟起来呢？

另外，全球经济的发展阶段，正发生着类似于十五、十六世纪，人类逐渐脱离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变化。工业经济正在被智慧经济所取代。由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公司有机统一组成的相互贯通的金融体系和商业体系也必然发生变化。处于这一变化中的企业家面临的任务更多的是学习与创新，远远谈不上成熟。

问：作为国内较早创业的企业家，您对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法律变迁有什么样的评判？

答：就立法角度而言，从无到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0年，虽然利用中办工作组为我平反，我声明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田的气势镇住了万县市工商局，进行了工商登记，但是在细节上都无法可循，难倒了具体工作人员。例如企业可不可以取字号、可不可以刻制印章，都无法律规定。幸好我们中国人善于变通。不能取法人字号，就把几个股东自然人的名字进行同类项合并，最后抽出一个“中”字和一个“德”字。所以南德最初的字号名称叫“中德”。至今我们仍习惯地把企业印章称之为公章，因为此前所有企业全部是国家所有制的。南德出现后，难题来了，南德是私有的，怎么能刻公章呢？又是变通。公安局批准我们刻了一枚一寸见方的公不公、私不私的大方形印章。说它姓私，因为与自然人的私章一样，是方形的；说它姓公，因为与圆形的公章一样大小。

我是在第二次坐牢的收容所里，从树上的大喇叭中，听到国家工商局的一个文件，称私人经济组织也可以起字号，可以刻印章，可以去银行开立账号了。时为1984年4月。

所以，我一直把第一次、第二次坐牢，称之为为中国私营企业争取生存的权利，把第三次坐牢视之为中国私营企业争取发展的权利。

想想当年取字号、刻印章尚无法可依，到今天《物权法》对公私经济的平等保护，只能用一句话来表述我的意思：时代真的是进步了。

问：您预测一下未来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答：我有一本演讲集，题名就是《乐观的中国经济》。是1996年左右编的，它表明了我对中国经济长远前景的看法。

我之所以持如此乐观的态度，是因为我根据曾经很有影响，但近年来却被大家忘却了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瓦尔特·威特曼·罗斯托教授的“起飞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奇迹进行了分析。

“起飞理论”指出，每隔一段时间，一些以往停滞的经济会出现奇迹：在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几十年，甚至整个世纪都毫无增长之后，它们开始了不可思议的直线上升，然后，该国就踏上了奔向现代化社会的路途。

第一个起飞的是英国，开始于1790年左右，史称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经历了摩肩接踵的起飞过程：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和美国，它们通过较快的工业化进程最终取代了英国的领头羊地位。19世纪末期是日本，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增长。此后迎来了亚洲的工业化，开始是四小虎，后来又是四小龙，最后就是我们中国大陆了。

对目前人们津津乐道的“金砖四国”(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的飞速发展，都可以用这一理论来解释。

此外，中国的飞速发展还要加入一些特殊的因素：我们的工业化是与全世界的信息化同时出现的；邓小平把握住了全球一体化的机会，而60年代我们曾失去过二战后亚洲工业化的机会；最后还有文化因素，即整个中华民族——包括一岁的小孩——永不熄灭的发财致富的强烈欲望。在恢复古典自由主义方面很有成就，引领了美国经济几十年繁荣的里根总统说过一句话：“经济的繁荣，50%依靠的是公众的情绪。”

所以，无论前面还有多少不确定因素，但已被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几个世纪工业化过程证明了的规律，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我一直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持最乐观的态度。我相信，三十年之后，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会超过美国。

云雾山

“我相信每趟火车都有罪恶的货物！”史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在1932年所拍电影《上海快车》（Shang hai Express）中的台词如是说。


　　这句话同样可以套用在如流星般滑落的“上海首富”周正毅所搭建的财富迷宫上。


　　作为近年来新富陨落故事中的集大成者，今年5月引爆并在内地和香港引起轩然大波的周正毅案，在时隔4个月后，终于有了来自官方披露的事件进展：上海地方检察院已于9月初正式批准逮捕周正毅，罪名是“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尽管这两项控罪要比外界想象中较轻，但周案所掀起的波澜却很难被业界忘记。


　　在过去，他在明星圈制造绯闻和在资本市场上“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均给投资者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他则成了由“格林柯尔”和“欧亚农业”引发的“民企恐惧症”的新代名词——投资者不难在周案中发现过去内地民企上市后频繁上演的“吸水三步曲”——“围飞”炒高、批股派货、向大股东高价收购资产——的影子。


　　而在银行业和地产界，周案已触发了上海自1990年代经济重新起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整顿，全国范围内的行业政策重新检讨和整顿也由是加速。


　　到底是哪些因素，使一个出身市井的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海首富”，而后又突然成为阶下囚，并在银行业和地产界引发大震荡？《环球企业家》无意去探究与当下案情相关的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是力求展现达到事业巅峰前的周正毅的生活中的每一侧面，并得到了一个类似于“美国19世纪的强盗男爵”及1980年代香港电视剧中的“流氓大亨”这样既让人击节称叹又让人生厌的肖像。


　　周正毅火箭般崛起的故事——在这里要比过去讲述得更为完整立体——正是当今转型中国商业社会的一幕悲喜剧：在其二十多年的创业生涯中，精力充沛、志存高远、善抓机会、果断出击的周正毅再生动不过地诠释了“中国梦”；但其投机性极强的典型“新富炒作模式”——与权势结盟，拿“充水”资产向制度尚不完善的银行套取资金，投身像房地产开发这样令人目炫的游戏，充分利用内地和香港两个市场的空隙，在一个地方造势，然后在另一个地方买卖图利，从而一夜暴富——最终还是引火上身。


　　正如接受记者采访的上海的一位民营企业家所言，　“周案的发生本质上还是个赢利模式的问题，而且它还不是个别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问题。因此周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也不会是最大的一个。”


　　眼下，周还在谋求反击——他控制过的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近日发表公告称：周已委托律师，寻求撤销向他追讨二亿六千多万元欠款的判决，及由安永接管其资产的令状。我们无法预测周最后的命运，但却可以确信，随着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最终确立，这样的故事再发生的机率是越来越低了。


　　上海往事


　　在把上海打造成一个可与香港相比肩的金融中心、亚太区的经济中心、世界级的大都市等种种设想逐步升级之时，被称作“下只角”的杨浦区至今仍是这个大都会里较为落后的地区，棚户成片、河水发黑曾是这里居民长时间的伤心记忆。


　　1961年，周正毅出生于该区杨树浦路附近一间没有阳台的老式公房里。那是苏联人建造的二层楼房，原来上面住人，下面养马，后来它们被改建成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控江新村。和周正毅的父亲周裕兴一样，大约有两万户产业工人居住在那里。


　　周正毅改变了周家“下只角”的生活。周裕兴夫妇一直到死，都为周正毅给他们带来的荣耀而骄傲。1995年，周母去世，上海交通路1941弄3号的邻居们至今还记得葬礼当时人声鼎沸的场面。2003年初，周父去世，以奔驰开道的庞大豪华车队更是让人过目难忘。


　　不过，即使这两位至亲，也未必知道他们的小儿子——5个孩子中排行第四的周正毅——是如何发迹的。周母只知道儿子在香港做大事，并经常在邻居面前夸赞儿子的孝顺——比如发钱让妹妹放下在上钢一厂的工作，专心服侍病中的母亲；而周父则在老伴死了以后搬到了有专人专车为其服侍的西郊花园别墅65号，并被传在2年前竟然以78岁高龄娶了一位年纪只有三十六七岁的新太太


　　周的姐姐，则乐于向邻居们夸耀，“我阿弟老聪明的。公司里5000多个员工，脑子一个也不及他。”


　　1977年，周毕业于上海控江中学初中。根据周自己公开的资料，当时17岁的周正毅成了待业青年，第一份工是在街道工厂做会计，月薪30多元。


　　尽管当时所需要的会计知识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与周相熟的人仍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周正毅没有文化的，只有小学学历，成绩很差的，他哪里有水平做什么会计！”


　　不过，周正毅从不否认自己的小学学历。人们称这是这位上海富豪难得的诚实——当时的中学文凭因为文革的原因是不能作数的。当然，承认这一点，也更能凸显其崛起的传奇性，增加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媒体所称的“卖馄饨起家”始于1978年——打了半年工的他拿出所有积蓄在杨浦区开设小馄饨店，成为个体工商户。不过，根据本刊记者的了解，所谓小馄饨店只是路边的小馄饨摊而已，实际并不是周有意为之，而是帮他母亲的忙而已。当时家里人操心的是他能够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周正毅是全家的中心，哥哥周正明插队江西已经在当地落户，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不可能比他重要。


　　1982年，周正毅通过接班的方式进入了父亲退休前曾经担任过生产计划科科长的上海电站辅机厂，在成品仓库当搬运工。“周正毅是那种好吃懒做的人，他怎么可能做得好搬运工。”一位曾在电站辅机厂与周共事的知情者说，“他因为表现不好受到了处分。也就一年多一点，他就离开了工厂。”


　　对于这一段历史，周很少对人提起。一则并不光彩，二则这种子承父业循规蹈矩的历史也是对其通过“卖馄饨起家”体现出来的进取心的一种抹杀。


　　从周后来发展的轨迹来看，周的“好吃懒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并不想靠体力吃饭——尽管他经常被人贬斥为“没有文化”。


　　从工厂出来后，周正毅在家里人开的烟纸店里站柜台，他做生意的天分由此真正绽露。


　　周的烟纸店主要经营“良友”、“KENT”之类的外烟，周喜欢抽“555”之类的外烟大概就是那时培养出来的习惯。同时，周还出售南方批发进来的小装饰品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有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周从市区倒腾来一批印有外文字母的广告衫叫卖。“那个辰光杨浦区啥地方看到过这样的东西？卖起来像发牌一样。”周正毅的一个朋友回忆说，“他做生意，脑子的确蛮好。”


　　不光卖东西，周利用站柜台的间歇，还跑到上海淮海路上的“华侨商店”去做“打桩模子”（上海俚语，指倒外币者）。事实上，周的小店平时还兼收外币。


　　但这种小生意人的生活状态实在无法满足周的雄心。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上海掀起了去日本“扒分”（上海话，挣钱的意思）的潮流，周正毅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


　　虽受过单位纪律处分，也没有国外的邀请函，但是通过父亲的一个关系，周正毅还是顺利办到了护照。1985年，周关掉了烟纸店，以读书的名义去日本闯荡。对于这段历史，周没有否认——他曾对媒体表示，去日本挣钱的方法是“带货到日本卖，……当时带的货很多，都记不清楚，好像是101生发水。”


　　当年熟悉周正毅的人对此不以为然：周可能带过一点货去卖，但是真正让他赚到钱的却是帮人去日本。周在日本并未久留，而是又前往阿根廷寻找机会。很快，周又到了深圳，在那里他重操在日本的旧业，把大陆人弄到香港去。“一个人可以赚好几万块。”


　　这毕竟是高风险的生意。据说，周甚至因此被警方拘押。“要不是通过朋友的疏通，他早就被判了。”不过，周当然不会一棵树上吊死，他在深圳闯荡之时，还在上海河南北路和塘沽路口交叉的一个五金店里租了个一米见方的柜台，以400元一个月的工资雇姐夫邵金宝卖他从东莞等地倒腾来的走私电子产品。


　　我们很难知道周正毅同时还在从事一些什么生意。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从不缺少发财的欲望或者说——“进取心”。


　　生于市井之间，成长于文革期间，没怎么读书的周正毅当初结交的都是粗犷之辈。但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把他视为己类。“周正毅不是那种像我们这样打打杀杀的流氓（上海人说”流氓“ 类似于北京人说”混子“），要是这样，也就混不到今天这样风光的场面了。”早年和周厮混在一起的一些杨浦人士告诉记者。


　　在他们看来，周后来的成功在于他较早地离开杨浦而跑到城市的中心乃至上海以外的地方去混，靠脑子赚大钱；而他们自己则因为死守杨浦，靠体力挣小钱，所以至今还只是当地的小小生意人。


“患难之交”


　　坊间流传的一个版本是：如果没有一位香港女子的出现，周正毅原始积累或者说当小混混的时间将更为漫长。据周一个亲戚的说法，在日本的时候，周有一次在咖啡馆里扮演了救美英雄的角色，被人调戏的这个女子即是那位香港女子。这位个头较矮长相一般的女子后来和周同居，并资助周600万港币用于发展事业。


　　无从考证这个英雄救美故事的真实性。不过，当年许多与周稔熟的人士都表示这是周事业中第一个重要女人。靠着这些钱以及自己的积蓄，周在上海的北京路上开了一家当时生意还比较火暴的美通饭店，并在上海嘉定经营桑拿和卡拉OK.


　　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周无疑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周从未向外界提起过这段往事。在公开的履历中，他刻意表现自己与其妻毛玉萍（未有登记）有着长久的感情生活：1980年代，在和毛玉萍经营过一阵子小百货后，两人分别去实现自己的日本梦和香港梦。毛到香港打工，而他则去日本。但是杨浦的很多流氓都知道，周是在1980年代后期才认识毛玉萍。后来两人还生了一个“卖相”（上海话，容貌之意）较好的儿子，现在“在英国最贵却不是最好”的学校读书。


　　在了解周的人士看来，周之所以“选择性忘却”这段经历，除了对外塑造夫妻双方共同白手起家的动人故事以外，还在于隐藏一段因其背信弃义而被杀手追杀的历史。1992年左右，周正毅决定因毛玉萍放弃那个香港女子，未料对方因爱生恨决心报复，在珠海花50万港币雇凶欲断其一手。


　　毛玉萍，上海黄浦人，与周正毅年纪相若，年轻时颇有姿色。据其自称，1980年代后期持单程证到香港一皮革厂当车衣女工，月收入一万多港币。但是接近毛的知情人士表示，她是1980年代后期闯深圳的上海女子中的一员。后来，很可能是通过周正毅的路子，她才来到了香港。最终因有两名东南亚富豪的干爹而发迹。周在上海重新遇见毛的时候，毛已经身价千万，且非常精明能干。


　　与周相熟的人士大多都惊讶于个头不过1.74米的男人在女人面前的魅力。“我有这个感觉。全是有钱的人坐在一起，女人进来，眼睛全部朝他骚，”上海“佳家美”公司董事长邹仁发说，“但是在周正毅眼里，女人不仅是女人，而且还是挣钱机器，像买股票一样，周正毅看中毛玉萍正是看中了其绩优股一样的长期效应。”


　　邹仁发与周正毅同是杨浦人。1980年代初周在定海路开烟纸店的时候，对面正是邹当年开的名叫“下只角”的饭店。周是该饭店的常客，每顿饭喜欢叫一汤一菜，有时晚上喝点酒就睡在饭店里。


　　“下只角”还有一个店主名叫彭平华。1985年，彭和邹厌倦了小本生意，遂将饭店关闭。彭去西北后又到南方从事倒买倒卖，2年回来即腰缠万贯，此君后来在上海滩做电脑生意又搞房地产开发，身价一度数亿。


　　比彭平华小4岁的周正毅也看好彭这只“绩优股”。据说两人的关系一度好到彭和老婆在床上睡觉，周可以睡旁边的地板上。周因帮人出境而遭警方拘押时，是彭出面相救；周父还在1990年代初出任彭投资的东影商场的总经理；周从广东倒卖东西很多也都是彭的关系。


　　当周因情场事遭追杀时，也是躲到了彭的家里不敢出去。彭要求邹仁发摆平此事，邹找到同样也是上海杨浦籍的杀手，通过谈判得知对方已在外头杀了人，因此再取人一只手也无妨。但邹核实此事发现对方所杀之人其实并未死亡，就此他劝杀手放弃行凶计划，并贴上人民币一万元作为补偿。


　　周得以逃过一劫。


　　在1997年彭平华因为涉嫌银行贷款诈骗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前，周正毅对于彭几乎是贴身侍卫的关系。只要是与彭在一起，所有花消全部由彭平华买单。不过，对于自己拥有的东西，只要彭喜欢，周也是“尽管拿去”的态度。


　　周在贴身服侍彭平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意。邹仁发曾经注意到，周曾经多次找彭平华说，你有什么人要出去，我给他弄出去。实际上，周正毅跟从彭平华结交了不少朋友，并学会了做期货。


    投机生涯


　　1994年，周正毅关掉了美通饭店，与毛玉萍一起，在上海国际饭店后面著名的黄河路美食街上开了以毛玉萍姓氏为名的“阿毛炖品”。这是一家5层楼豪华装修以炖品为特色的饭店，据说，58元一位的佛跳墙、22元一位的秘制炖鹿肉、188元一位的红烧大排翅是其招牌菜式。周对外声称开业以后生意颇好，一年能够有近千万的利润。


　　这个数字遭到了黄河路上生意最好的饭店苔圣园老板的质疑：“苔圣园”的规模比“阿毛炖品”大三倍，一年才勉强有1000万元的利润，而“阿毛炖品”只是黄河路上的二流饭店。


　　但对周而言，比利润多少更重要的是“阿毛炖品”加强了二人与银行界人士的交情。“阿毛炖品”2001年的总资产为4000万元，当年开店费用也达千万之巨。有消息人士表示，这笔钱依赖的就是银行的放贷。在“阿毛炖品”鼎盛时期，这里几乎可称为银行界的“公共饭堂”，常常可以见到银行业人士出入就餐。


　　了解毛的人士均承认，毛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子，她在上海结识的朋友黑白两道都有，其中不乏一些有头面的人，生性好客的她经常招呼朋友到她的别墅开派对。


　　“阿毛这个人性格像男人，好交朋友，为人吃得开。她没有什么背景，完全是靠做人做出来的。你朋友来，只要搭上点关系，在上海吃用开销她全包掉，再给你一台车开，无所谓的。”上海地产界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真正的老板应该是毛玉萍。她属于在社会上混过的，懂得怎么利用手上的这层关系，怎么去巩固这些关系，怎么去扩大这种关系。没有这种本事，玩不转这么大。”


　　在开设“阿毛炖品”之时，周还开了一家名为正艺的室内装饰公司。但如果仅凭这样的实业，周没有可能在短短几年一下膨胀成“上海首富”。


　　捷径便是“炒股票”。毛在上海滩交际的同时早已经开始炒股，而周则在1993年左右跟随彭平华进入了期货市场。


　　1995年是周正毅向“投资家”挺进的关键性一年。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周倾囊投资。他自己后来对媒体的解释是：当时他用个体户名义以几元的价格大肆收职工股，等到一上市，一般就会涨到几十元。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让香港股市一片低迷，连蓝筹股都跌得无人问津，周正毅和毛玉萍又一头扎进了香港股市，大量收购蓝筹股，也在随后的股市反弹中获利颇丰。


　　到底周在股市中赚了多少，毛玉萍三缄其口，但她表示，从一级市场认购回来的（指认购新股），手上的股票均以倍数上升，“在股票市场上确赚了不少个亿。”


　　尽管有人对这个说法表示质疑，但人们的确不应低估周在市场中的能量。与周有过生意交往的人士表示，周虽然属于比较游荡的人，在别的方面谈吐一般，“但你跟他谈金融，谈债券(资讯,行情)，绝对一流。”


　　曾帮周炒过期货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次在香港，我们做期货，亏了4000万元。回来他把我们关在房间里乱骂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一个月，他自己开账户做，一个月就把窟窿补上了。”


　　在上海期货界，周正毅在铜市的大手笔给人印象深刻。周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上海华亭进出口公司，专做铜的期市套利买卖。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周在1993年左右就进入期市，但当初也只是做一些胶合板的投机。而真正的铜市套利，则是在1998年和随后的几年时间。他在铜市的套利手法通常是两个市场（伦敦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进行套价，在伦敦买进，内地抛出，再推成现货，而其获利秘密就是中间的平仓。


　　在1998、1999和2000年的这段时间，铜市的套利回报相当丰厚。“但后来行情没有了，农凯期货部很多人都走了，华亭进出口公司也没有几个人了。周正毅主要的钱都用于炒股了。”　一位帮周正毅做过期货的人士说。


　　关于周正毅资金来源的一个普遍推理是，周从银行贷款炒股和炒期货。这或许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也是与周后来的生意轨迹一脉相承的地方。


　　知情人士表示，周正毅为炒股甚至还搞过集资。1996年的时候，彭平华出事之前，当着毛玉萍和邹仁发的面，借给周正毅3000万元人民币，而这时正是这位未来的“上海首富”炒股最为繁忙的时候。

边缘人


　　“当周正毅知道能够轻松接通银行资金管道后，他大干一场的决心就显示了出来。”农凯一位中层说。


　　但内地银行贷给民营企业的额度毕竟有限，且资金成本太高，周正毅于是转向香港股市动脑筋。


　　过程中，造势这一环不可或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袭香港地产泡沫待破之际，周正毅和毛玉萍在香港以摸顶价6200万港元，买入湾仔会景阁西翼顶层复式单位，由当时仍未合并于中银香港的宝生银行做按揭。一个月后，他们又一口气买下一辆宾利房车和一辆林宝坚尼跑车。


　　但是仅仅购买名车豪宅这种低端的操作手段显然还不能吸引香港人的眼球，一直到1999年，香港传媒仍未认识这对大陆新贵。


　　周正毅和毛玉萍决定另辟蹊径。擅于交际的毛玉萍找来名媛赵金卿穿针引线。1999年4月，周以8600万港币现金购入渣甸山白建时道900多平方米的豪宅，与香港富商刘銮雄为邻，并一掷3000万港币大肆装修，建有跳舞房、卡拉OK房，极尽豪华。


　　据香港媒体所载，1999年中，赵金卿与毛玉萍双双出席一个公开场合，当记者追访赵金卿之际，她识趣地四两拨千斤，将传媒的闪光灯推向毛玉萍身上：“不如你们访问她，她是‘上海首富\'的老婆。”由是，周正毅“上海首富”的名号不胫而走。


　　紧接着，周又开始了与香港女明星的绯闻。这时，“上海首富”开始被人称为“周公子”，从此成为香港娱乐记者的焦点。


　　“这个事体对周正毅来说是一举两得，既满足了他好色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打开了知名度。”周的一个朋友说。


　　不过，周仍没有真正打进香港的主流富豪圈，他只能占据娱乐版的头条，却成为不了财经版的头条。这种边缘富豪的状态想必令周正毅倍感失落。直到周正毅先后在2002年收购了盈荣和建联通这两家空壳香港上市公司，他终于得偿所愿。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又给了周正毅一个机会。2000年，当时排富豪榜的胡润把周排在了第94位，这位据称是上海第一位开法拉利跑车的富豪当时很不屑地说：“不止这么少！”为此，他还亲自去找胡润论理。2001年时，周正毅的排名上升至第41位，2002年《福布斯》杂志评其为内地富豪第11位，但周仍不服气。有当事人回忆说，周正毅话里话外表现出自己路子野，拿上海话说就是“蛮掼榔头的”。


　　当年6月，周甚至邀请香港媒体和投资基金经理考察上海。经过两天的握手、聊天、参观、简介及提问后，大多金融界的出席人士仍认为“虽然他讲了那么多，但我仍然不知道他的钱是怎样赚来的”，“他不会正正式式讲公司的名字，只会说公司的上市编号，炒家味道浓得很。”


　　这位当年因喜欢把头发剃光因而有“光榔头”绰号的上海大亨已开始留上了贝克汉姆般“酷毙”的发型。不过一位与周正毅打过交道的生意人认为这时的周还是不脱上海白相人的本质。“他的打扮一直很另类，穿着稀奇古怪，什么都敢穿，颜色也是这样。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脚上一双白皮鞋，身穿一条艳绿的裤子，怎么看也不像老总。”


　　也许周正毅知道自己发迹的虚妄，除了自己人高马大的保镖以外，他似乎总还在求某种神力保佑自己。在上海江宁路北京路口的农凯集团总部，周办公室门口置放着一尊前面放着各种供品的关公塑像，塑像一手持刀一手捋须，灯光照在上面，威武庄严尽显。而在农凯集团曾经当过5年总部的江苏路长宁路口的大洋房二楼，平台上站有一尊巨大的铜牛，同样雄壮、威严。


　　“价值掠夺者”


　　“1999年以前，我和叶立龙（上海地产大亨叶立培之兄）在一个饭店吃饭，饭店老板认识周也认识叶，他们经常一起打SHOWHAND（赌博一种），当时这个老板说，周正毅还不如叶立培。”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但是到了2001年碰到这个老板的时候，他说，现在周公子可能比叶立培还厉害，至少不会低多少。”


　　从表面上看，短短几年，周正毅在上海已渗透了房地产、金融、贸易、农业和高科技产业等5大行业，企业王国已现雏型。


　　但真正支撑周正毅的膨胀故事的主线，仍是炒股，只是手段升级了。1997年11月，周正毅以自己的正艺装饰公司发起设立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证券界知情人士表示，这时周不再是简单地拿钱到股市和期货市场博弈了，而是以农凯为核心，成立众多千丝万缕的子公司，相互担保来向银行借贷，贷款则汇流周手上炒股票图利。


　　此时周正毅炒股票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沿袭通过坐庄直接从二级市场赚钱的方法，只不过现在更自由了——通过收购上市公司来掌控某只股票。2000年周收购海鸟电子，2001年收购大盈股份（原英雄股份）。有证券界人士对记者表示，海鸟发展(600634,股吧)（原海鸟电子）、大盈股份和徐工科技(000425,股吧)等上市公司，一度有50%到90%左右的流通盘掌握在周手中。“指控他犯下操纵股票价格罪，怕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周更重要的炒股模式是，不断收购一些项目，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套取银行资金，接着用贷款收购上市公司，然后由上市公司购买这些项目资产。尽管这些资产可能并不值钱，但是在周的操作下，它们都能够成功变现——而且常常以高得多的价格。


　　这种商业模式使周正毅根本不考虑项目的实际经营情况。分析人士估计，周的项目中真正能够赚钱的也就是房地产。周自己也曾承认，自己在上海的成功，主要是买下多个烂尾楼盘，然后通过改造换取高价值回报。


　　比如，2001年周收购了位于上海古北地区的著名烂尾楼东方伦敦伯爵豪园。周花两亿买下，再投资一亿装修，按照现在的对外出售价格，已经升值至8亿元。


　　直接导致周正毅引起群愤的上海东八块项目也是如此。一位曾经参与过该项目争夺的开发商告诉记者，周实际是以非常高的代价拿到这个项目，而不是舆论所抨击的低价。


　　“土地出让金在上海，所有的旧区改造项目几乎都是免的。不管居民回不回迁，都是免的。开发商的成本已经不是给国家的出让金了，最重要的是动拆迁费用。”这位开发商说，“东八块合到每亩地1200万到1600万元，在我们觉得是天价。按道理应该是国家贴钱，然后再让我去开发才应该是公道价，但是周用了个天文数字的价把它买下来了。”


　　支撑周“不按牌理出牌”的是这样的赚钱逻辑：把此处的高代价在彼处通过炒作和包装赚回来。就地产而言，他就是要把上海的大块土地注入到他收购的上市公司去，借此概念炒高股票。


　　2002年6月，根据媒体报道，周开车带着几位香港大亨在上海滩“游车河”。期间，他指着几处楼盘说这是自己公司的物业。当时有人问了一句，这些物业有几成出售、几成出租，周的回答让这些人当场愕然：“没卖、没租，我不需要动用这些资金。”


　　周真正关心的是项目在资本市场上的流程如何顺利进行。知情人士说，为了使自己能够有钱进行收购——包括收购项目和上市公司，周所有的东西不管能否被抵押的都被抵押出去搞钱，有些资产甚至被反复抵押。


　　在周眼中，银行借贷一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工具。周还试图成为局中人。2001年，周成为兴业银行(601166,股吧)第6大股东，随后又掌控富友资产管理公司。


　　去年5月，周说：“李嘉诚如果有1000亿现金，也有可能有1500亿元的借贷，借钱也是需要有实力的，我们的内部财务是保密的，中银对我就很了解，如果不是，怎么会借20　亿给我收购建联通？”


　　建联通的收购正是周正毅资本运作上最漂亮的一个大手笔，也是后来案情引爆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为了拥有一个更得心应手的资金通道，也为了“找一个好的出身”（周正毅语），去年8月，周从李嘉诚旗下的和黄以及爱立信公司手中成功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0076），以便真正打通其新式炒股流程的所有通道。过程中，周通过先将要被收购的建联通抵押出去的方式从中国银行(601988,股吧)香港分行手中获得21亿港元的贷款额度，他用其中的15亿完成了收购计划。建联通手中有尚未动用的现金接近23亿港元，而几乎无银行负债。


　　完成收购后，建联通改名上海地产，而周亦开始将上海收购的物业项目，逐一注入建联通，以套取这家上市公司手中的巨额现金。此举既能够让他还清中银香港的贷款，还可以一并清还农凯在上海早年结欠的问题贷款。这样周不单无债一身轻，手上还有一个上市公司壳。


　　接受记者采访的上海一位民营企业家将玩这套准“空手道”游戏的周正毅称为价值掠夺者。“价值掠夺”过程中，其风险在于资金链条很容易断掉，为此需要不断地盘资金以维持资金链。只要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一定会崩盘。

诚信问题
　如果不是中银香港原总裁刘金宝遭调查，周正毅几乎成功了。


　　今年9月初，以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梁定邦为召集人的专责委员会公布了中银香港的有关周正毅问题贷款的调查结果。调查报告认为，中银在该问题贷款上存在“判断错误”，前总裁刘金宝及负责企业贷款部门的副总裁柯文雅须对事件负责。


　　具体的“判断错误”包括：中银香港从未获取周正毅的足够资料；为了还款，银行依赖周正毅向“上海地产”注入资产，这取决于周正毅的诚信，以及他和上海地产遵守香港交易所的上市规则的能力；银行以上海地产股份作为抵押，结合复杂的贷款管理安排，以保护股份的价值，进一步增加对周正毅诚信的依赖……。


　　事实上，周的诚信口碑一直很差。


　　多个与周正毅打过交道的人表示：“你跟他做生意，他赖你一点钱很正常。”


　　当年帮助周正毅顺利办出护照的一位人士说，周后来和其姐夫邵金宝一块来看过他并送给他一个黄颜色的票夹。周说：“这要几千块呢。”对方问：“小周，日币还是人民币？”周回答：“人民币。”这位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明显是瞎讲。80年代说几千块钱，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块钱。”


　　还是在河南北路上经营电子元器件小柜台的时候，周曾经找一个朋友联系电缆业务。这个朋友帮周联系了某电缆厂厂长，周得以欠款拿货，但是后来竟然没有给这个朋友一分钱的好处费。这个故事和香港著名的买壳中介人刘梦熊自述的遭遇非常类似。刘称帮助周在香港买上市公司的壳，但是却中途被甩丧失了2000万港元的中介费。他对周正毅的评价是8个字：“无道无义、无理无法”。


　　周当年的“患难之交”彭平华也不能幸免。据邹仁发所述，1990年代中期向彭平华所借的3000万元人民币，周还了1800万元后就不想再还了。2000年，彭还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邹拉周正毅去见彭平华。会见的场面极其尴尬。周对彭说：“我帮你敲背，洗脚，不值这点钱？”彭开始说：“你怎么讲到这个地方去了。”后来则说，“我现在吃官司，你还我300万就算了。”


　　后来彭平华委托邹仁发结账，但前后3次一共只要回了45万元。这些钱都是在“阿毛炖品”交给邹的。


　　邹质问周正毅：“农凯有那么多钱，你怎么好意思只还这么一点点？”当时周的回答是：“农凯的钱是公家的，不可以随便动的，我把阿毛的营业款给你还不行吗？”


　　接下去，邹仁发的讨账更加困难，周正毅甚至派流氓来摆平这件事情。那时在长宁区一个咖啡馆，定海路的流氓赵福跟邹说：“光榔头的事情算了。”幸好这个流氓邹仁发认识，周没有得逞。后来的日子里，邹仁发想到周的办公室去堵他，周秘书组的女秘书们挡驾说：“老板说，拿条子出来，否则是敲诈勒索，要关起来。”


　　一直到周出事，邹仁发也没有拿到钱。


　　周正毅好为大言，农凯员工甚至也不信。“实际上，周手下除了最核心的两三个人，其他人的工资普遍都压得很低。而他旗下的企业，只要一被他收购，跑的人就很多。”农凯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很难考证出与周正毅接近的“最核心的两三个人”的真实背景。一般的说法那是几个苏州口音年过七十的上海老人，他们都是进出口或者财务方面的专家。除此之外，周正毅还在他构筑的企业王国中用遍了他自己家中和毛玉萍家中的兄弟姐妹。


　　但在周正毅和毛玉萍这对黄金搭档面前，这些人还只能算装饰。周本人尽管花哨，却还是个工作狂，贴身保镖每天常常要等他到很晚才回家。如果不出差，周肯定是第一个到公司，但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资源禀赋，这样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进取心”，周正毅本可以将自己的“上海首富梦”甚至“中国首富梦”继续放大下去。但谁知，他就如同一支冲破大气层的火箭，在刚刚进入预定轨道就爆炸了。

云雾山

被逮住“尾巴”
和他的发迹一样突然，2002年10月，被光环和荣誉笼罩的杨斌被捕了。一年前，他刚刚被《福布斯》评为2001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第二，他的身份被估计为9亿美元的同时，欧亚集团还当选为“福布斯全球200家最佳小公司”之一。2002年9月，杨斌被朝鲜政府任命为朝鲜第一个“资本主义”特区新义州行政长官。据有关方面称，杨斌涉嫌参与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正接受拘留审查。香港媒体报道说，这些违法活动至少包括上千万元的欠税，违法建地，拖欠工程款，还可能有上市公司做假账，欺骗股民等。

被逮住“尾巴”

和众多骗子的结果一样，杨斌的行径在2001年年末遭到了瑞银华宝中国研究部主管张化桥的置疑。张化桥说，往荷兰村里一站，他有两个感觉，面积太大，投资太大。他认为，杨斌本人没有这么大的实力，他的房地产项目多数都是贷款。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过的张化桥说：“大陆一些地区的银行的运作手法很不规范，放牛娃都可以用银行的钱来买奔驰，条件就是买两辆，送出一辆。这种贷款的方式，在现金回笼快时，不会暴露，但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所有问题就都出来了。”

在随后的报告中，张化桥主要对杨斌质疑两点，第一，自90年代初开始的短短10年间，杨斌个人财富由1亿迅速膨胀到75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第二，欧亚农业与欧亚实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并不能给欧亚农业带来实际贡献。2002年元旦，张化桥回到了香港，并马上与13个基金经理通电话，告诉他们他对欧亚农业的看法。第二天，杨斌泪流满面的来到香港做公关活动，恳求“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1月3日，欧亚农业股价开盘1.8元，当天跌去18%。但杨斌随后在香港的公关活动还是起了一些作用。1月中旬后，欧亚农业的股价又开始回升。4月9日，一个令杨斌高兴的消息出现了——美资投行摩根斯坦利在欧亚农业公布去年业绩的前一天，发表报告看好其前景：“入世后出口前景看好，负债率低，利润复式增长率达到12%，因而目标价在3港元煹笔惫杉2港元左右牎薄Ｖ后，欧亚农业股价再次被吹捧到2.8元的高位。但张化桥事件后，媒体加入了对荷兰村的质疑。香港《文汇报》、《远东经济评论》都指出，欧亚集团财务方面最大的困难就是主题公园。今年以来，杨斌没有从沈阳的各家银行贷到一分钱。2002年元月之后，杨斌的资金链明显表现出了裂痕。春节后，杨斌开始拖欠工程款。据悉，欧亚在荷兰村项目累计欠建筑公司工程款几个亿。9月19日，香港证监会则以“未能披露容易影响股价的一些信息”为由，暂停欧亚农业交易。9月26日，欧亚农业恢复交易，9月30日，欧亚农业再次声称发布公告而停牌。在此期间，杨斌疯狂出售他持有的股票，套现近5亿港元。

中国式的骗子

杨斌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说：“杨斌总是能干出一个又一个让人意外的事情。”就在国内的欺骗开始被察觉之时，杨斌开始把目光瞄向了朝鲜政府。从2002年开始，杨斌以“荷兰欧亚集团”的名义与朝鲜合资创办了一个“平壤——欧亚合营会社”，这个会社的主要项目是在平壤金日成纪念堂不远处的一块农业示范基地，一期是1.5公顷的玻璃温室，由朝鲜动员上万官兵参与施工。此后，杨斌以此为借口，频繁与朝鲜接触，6月底并亲自陪同从澳大利亚、荷兰等国邀请的农业专家、农场主、葡萄庄园主等同赴平壤实地考察，商谈投资建立葡萄园、酒厂、奶牛厂等事宜。2002年9月，在自述中颇具传奇色彩的杨斌，又突然成为朝鲜第一个资本主义特区新义州的特首，并在媒体上称“我是金正日的养子”。在杨斌出人意料地被北韩领导人金正日任命为位与中国接壤的北韩新义州特别行政区长官的时候，很多新闻报道用“传奇人物”一词来形容杨斌。杨斌本人也雄心勃勃地表示，新义州特区大有可能超过香港，成为可以让他大展鸿图的东北亚经济中心。从9月23日杨斌正式被宣布为朝鲜新义州经济特区最高负责人，到他成为被监视居住、立案侦查的嫌犯，前后只有两周时间。有心人比较杨斌的财富增长幅度：1994年回国，杨自称拥有2000万美元；到2001年胡润做财富榜统计时，已达75亿元。“杨斌的财富积聚，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有人这样说。尽管国外媒体分析说杨斌的倒台是政治的牺牲品，但谁也不能否认的是，杨斌从头至尾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改革初期的政策漏洞给了杨斌以空子，但随着法制的健全，杨斌们必然会付出应付的代价。

逆转

然而，在2001年年末的最后几天，信心爆棚的杨斌突然发现，自己的另一个保护伞被一个38岁的湖北人轻松撕破了。

瑞银华宝中国研究部主管张化桥，在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来到了荷兰村。

“我是怀着一颗平常心去的。我没有想过去找问题。我见过杨斌，并和他谈了3分钟。”张化桥对《商务周刊》说，往荷兰村里一站，他有两个感觉，面积太大，投资太大。

“从杨斌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本人没有这么大的实力，他的房地产项目多数都是贷款。”精明的湖北人张化桥原先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过5年。“我很熟悉大陆一些地区的银行的运作手法，”他说，“放牛娃都可以用银行的钱来买奔驰，条件就是买两辆，送出一辆。这种贷款的方式，在现金回笼快时，不会暴露，但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它的所有问题就都出来了。”

张化桥看到，荷兰村里许多的路很破，房子外观还不错，但里面的墙面、设施很差。“外国人不会买，挑剔的中国人更不会买的，尤其沈阳还不是一个很富的城市。”张化桥的推理很简单，“如果房子销售不掉，杨斌欠银行的钱怎么办？银行不仅不会再贷给他，还要来讨债。他又会怎么样？后果毫无悬念。”

张化桥在随后的报告中，主要对杨斌质疑两点，第一，自90年代初开始的短短10年间，杨斌个人财富由1亿迅速膨胀到75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第二，欧亚农业与欧亚实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并不能给欧亚农业带来实际贡献。

2002年元旦，张化桥回到了香港，并马上与13个基金经理通电话。“我告诉他们，卖掉欧亚农业的股票，卖了就不要回头。”

“第二天，泪流满面的杨斌来到香港做公关活动。并恳求‘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张化桥回忆说。

1月3日，欧亚农业股价开盘1.8元，当天跌去18%。

但杨斌随后在香港的公关活动还是起了一些作用。1月中旬后，欧亚农业的股价又开始回升。4月9日，一个对他有利的消息出现了——美资投行摩根斯坦利在欧亚农业公布去年业绩的前一天，发表报告看好其前景：“入世后出口前景看好，负债率低，利润复式增长率达到12%，因而目标价在3港元(当时股价2港元左右)”。

大摩这份首宗针对中国内地民企撰写的报告，旋即在亚太区基金经理中惹动风潮，因为从前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内地在港上市的民营企业盘子太小，吸引不了美资大行的关注。报告发表隔天，就有新的报告称香港的蓝筹股将有民营企业崛起，首选便是和黄入股的超大农业和摩根斯坦利推介的欧亚农业。

之后，欧亚农业股价再次被吹捧到2.8元的高位。

但媒体接着加入了对荷兰村的质疑。香港《文汇报》撰文说，中国有2500个主题公园，只有1/10是赢利的，而杨斌却说他的公园年利润可达1.2亿元，这对于一个每年有半年时间处于零度以下，少有外国人的城市来说是天文数字。

《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说，欧亚集团财务方面最大的困难就是主题公园，这里通常参观者每日最低开销为150元，对于失业率高达20%的国有大企业基地沈阳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

国内一家媒体也披露说，荷兰村的商品房没有卖掉一套，这导致了很多购房者看到报道后，害怕拿不到房产证和烂尾而改变了购买意向。

基金经理可以为短线操作而混淆视听，银行却不愿趟这趟混水。杨斌幕僚证实，今年以来，杨斌没有从沈阳的各家银行贷到一分钱。

2002年元月之后，杨斌的资金链明显表现出了裂痕。最直接的体验者是荷兰村工地上的建筑公司。“春节后，杨斌开始拖欠工程款，7月，我们又收到四五百万，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收到的来自欧亚的钱。”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经理黄裕辉称。至今，欧亚在荷兰村项目累计欠这家建筑公司工程款一个多亿。

南通七建同样在今年1月遭遇欠款。5月时，又得到两笔数额较小的钱，一笔100万，一笔60万，不是补欠款，而是欧亚让他们修建一个小桥和一个门口景观(海盗船)的费用。“我想这是因为工程耗资不大，又涉及到荷兰村的形象。”南通七建总经理张贤书说，杨斌拖欠他们的工程款共600万元。

荷兰村为资金捉襟见肘的同时，杨斌却开始向朝鲜政府表现自己的豪爽大方——据杨斌的同僚透露，也正是从今年开始，杨斌与朝鲜方面的接触频繁起来。他以“荷兰欧亚集团”的名义与朝鲜合资创办了一个“平壤——欧亚合营会社”，这个会社的主要项目是在平壤金日成纪念堂前不远处的一块农业示范基地，一期是1.5公顷的玻璃温室，由朝鲜动员上万官兵参与施工。

此后，杨斌不断到平壤，“视察该示范基地的进度”，6月底并亲自陪同从澳大利亚、荷兰等国邀请的农业专家、农场主、葡萄庄园主等同赴平壤实地考察，商谈投资建立葡萄园、酒厂、奶牛厂等事宜。

另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杨斌在接受该报采访时透露，“协助朝鲜农业改革，自己总共无偿援助高达2000多万美元”。　　

云雾山

一推再推之后，一场等待已久的审判终于就要到来。

农历春节之前，德隆首脑唐万新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走上被告席。他面临两项控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操纵证券市场价格。

似为巧合的是，武汉曾为德隆“发家”秘史的源头之一。12年后，唐万新又在这里接受审判。

从半年前的德恒证券开始，德隆案系列庭审历经中富证券、伊斯兰信托、南京大江国投、金新信托案庭审，终于到了终局时分，也到了唐万新命运面临裁决的时刻。与唐万新一起列名被告的，有六名自然人——杨利、李强、王恩奎、董公元、洪强、张龙；还包括德隆“蛛网”中的核心企业，如上海友联战略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法人。

2005年12月13日，检方的起诉书正式到达法院。此前五天，12月9日举行的全国工商联九届四次执委会上，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万新之兄唐万里辞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职务。唐万里虽身兼两家法人被告新疆德隆和德隆国际的法定代表人，却未以诉讼代表人身份出庭。

自一年半以前“股市第一庄”——德隆系著名“老三股”湘火炬(深圳交易所代码：000549)、新疆屯河(上海交易所代码：600737)、合金投资(深圳交易所代码：000633)——迄今中国证券市场上最壮观的一场崩盘以来，人们在等待这一刻。在那场2004年4月13日开始的崩盘中，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连续跌停，近200亿元市值在十余个交易日中灰飞烟灭。盛极一时的唐氏德隆就此土崩瓦解。

引人注目的是，唐万新此次并未被控以金融诈骗类罪名，如非法集资罪、骗贷罪、票据诈骗等——此类罪名的法定最高刑均为无期徒刑。

唐所被控的两项罪名均不令人陌生。自此番德隆案系列庭审以来，有关法人和自然人被告无一例外被控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刑法》第176条，犯本罪“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者，不高于十年有期徒刑。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见于《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记者采访获知，在将案卷移交检方的同时，公安部门出具的起诉意见书建议同时控告唐以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见于《刑法》第225条，其第三款规定，未经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是，在检方向武汉市中级法院提交的起访书中，非法经营罪最终并未出现在唐万新被控罪名之列。法律专家告诉记者，以唐万新被控的两项罪名而论，他最终获刑超过十年的可能性已然变得很小。

更加需要指出的是，审判即将开始，但真相仍未大白。德隆非法运作之登峰造极，令此前所有的同类案件黯然失色。据武汉正浩会计师事务所受武汉市公安局委托所做的审计报告，1997年后，仅炒作“老三股”，德隆就动用了2万多个账户(德隆手中的证券账户多达4万余个)；德隆2001年后利用六家金融机构非法吸存460亿元资金，最后形成高达172.18亿元的窟窿。

这一资金黑洞，可以看做是德隆多年来运作成本、交易成本、资金成本的渊薮。其中有多少以及如何被德隆及各方有关人士瓜分侵吞？显然，一次审判解不开这个悬念。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德隆虽已倾覆，但围绕唐万新本人的是非争议，则一直没有停息。枭雄唐万新以其狂想家的情怀、少见的执行力和韧劲，以及外逃后复又回国自首的举动，获得诸多溢美之词。但是，德隆案系列庭审正在剥开以产业整合、金融控股先锋自居的德隆精心编织的层层面纱。唐万新疯狂、复杂、黑暗的另一面正在逐渐曝光。

《财经》记者长期跟踪此案，查阅了唐万新本人的数百页供述材料及德隆系涉案核心人物的大量案卷，采访了德隆自发迹至衰败过程的见证者与关键人士，力图还原一个完整、真实的唐万新。中国证券市场上曾发生的这一场巨澜，出现的这一个怪胎，不可不细查，不可不清算。

1985-1992：前传

直到1992年，唐万新大体上是一个屡挫屡奋、屡奋屡挫的个体户

唐万新1964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支边干部家庭，在兄妹五人中排行最小。唐氏四兄弟中，大哥唐万里、二哥唐万平、三哥唐万川及姐夫王恩奎，后来均加入唐万新创办的德隆。

17岁时，唐万新考取华东石油学院(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现名中国石油大学)工业经济系，却于一年半后退学，回乌鲁木齐复读。1983年，唐万新考入新疆石油学院。当时正值高校经商热潮，石油学院在吉木萨尔县开办一家农场，但亏损严重。据称，身为学生的唐万新向校方自荐并获准负责“打理”农场——这种事情只可能发生在那个特定的年代。

这是唐万新的第一次从商。20岁的唐万新并未创造奇迹，农场不久一败涂地。1985年2月底，唐二次辍学，从此正式步入经商之途。

从此直到1992年，唐万新大体上是一个屡挫屡奋、屡奋屡挫的个体户。在一份向警方的供述中，唐万新谈道，这期间曾先后挂靠乌鲁木齐市科协经营电脑、饲料添加剂，挂靠乌鲁木齐团结路街道办事处下属天山公司经营魔芋挂面厂等。

唐实际涉猎的范围更广，包括彩扩、贸易、服装、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人造毛、宾馆管理、航空俱乐部、饲料添加剂、电脑打字名片制作复印、大中学生课外辅导材料、玉石云子加工、化工、软件开发、出国咨询、电脑销售等；期间成败起伏不定，有过“平生第一个100万”到手的快心时刻，也有过银行负债180万元、被诉至法院的存亡关头。

显然，唐追逐他所看见的每一个机会，所收获的是经验，并不是现实的财富。

1992年5月，唐去西安寻找商业机会之时，他带着的，是借来的5万元资金。

1992-1995：德隆起点

唐万新真正尝到“点石成金”的妙处，是在跨过新疆金融租赁的门槛之后

正是西安的法人股交易市场，给唐万新带来了“千万财富”。

按唐万新所述，他在西安低价收购精密合金、陕西五棉、西安金花、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余家公司法人股，转卖至新疆和深圳两地，不到一年间即获利“5000万至7000万元”。随后，唐又转战西安、深圳、青岛、北京、上海等地“一级半市场”(收购公司已发行未上市股票)。

此前七年从商，唐的身边已有一群时聚时散的商业伙伴。自1992年西安掘金得手后，唐氏团队开始成型。张业光、王宏、洪强、李忠、邵辉、富庶、王健、彭军、张龙、孙卫、张万军、张爱民、杨利等未来德隆干将，于此时加入唐万新的麾下。在日后的德隆，他们被称为“老战士”。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最终也与唐万新一起走向被告席。

挟股票“一级半市场”的巨利，唐万新在新平台上重新开始。1992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相继成立。这是后来被称为“德隆系”的唐氏事业的起点。

唐氏新事业的规模与七年个体户阶段的小打小闹自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德隆诞生以后从事的项目与从前一般头绪繁多——房地产、农业种植业，乃至歌舞厅，虽然这些项目跟过去同样成败参半，但是一个显著的区别已经出现：唐的从商生涯中开始有“贵人”相助。

“贵人”们与德隆的相遇，被唐万新后来解释为有力者“识英雄重英雄”，为唐万新本人的宏图大略所打动或感动，并因此慨然相助的佳话；在日后德隆盛时，更被清客们拔高为德隆“企业家俱乐部文化”的源起。真相则比这要显得灰色。

韩新林是德隆早期遭遇的“贵人”之一。

1993年，德隆房地产公司与国有企业新疆宏源信托投资公司合伙开发宏源大厦。韩新林时任宏源信托总经理。宏源大厦投资额为1.6亿元，约定双方各投资8000万元，各拥50%权益。在韩新林的主持下，宏源信托替德隆大笔补足出资，德隆则坐享其成。

韩新林为此付出了代价，由于宏源信托大股东中国建设银行追查此事，韩新林不得不辞职。

其后韩赴京炒股，唐襄助以500万元资金。后来，韩新林于1997年加入德隆，即被委以德恒证券总裁的重任。德恒证券是德隆后期融资结构的枢纽。

再后来，德隆崩溃时，2004年5月，韩新林代表德恒证券向公安机关自首。2005年8月，韩新林等七名德恒高管及德恒证券被重庆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韩获刑五年。这是后话。

虽然有“贵人”相助，德隆事业本身仍然起起伏伏。正如德隆系干将、金新信托总裁以及友联的第一任执行总裁王宏回忆，“当时房地产并未赚到钱”，进军农业还只是朝向获取政策倾斜优惠而做的姿态；“没有一个企业有利润，以前的利润也都亏光了。”

惟一赚钱的是1994年开张的北京JJ歌舞厅，至1997年赚了3000多万元。但德隆扩张极速，这些钱不过是贴补“费用”而已。

唐万新真正尝到“点石成金”的妙处，是在跨过金融机构门槛之后。

1993年5月，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始筹建，德隆随后参股(德隆最终于2000年新疆金融租赁的增资扩股中公开控股)。1994年间，德隆便承包了新疆金融租赁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席位，唐万新由此获得第一个金融管道。

食髓知味，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以新疆金融租赁的名义，唐在武汉、北京等地融资3亿多元，账外循环，全部由德隆直接使用。

窥得寄生于金融机构的门径，在实业上的种种不顺心从此不再使唐万新挂怀。

自然地，深沪股票市场和国债期货市场进入了唐万新及麾下“老战士”们的射程。不迟于1994年，市场人士便风闻德隆以200万元年薪雇佣操盘手炒股。德隆案系列庭审中的司法案卷则显示，1994年起，即有德隆“老战士”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大举入市。但是，日后以“资本市场天才”自诩的唐万新和德隆“老战士”们的市场操作战绩并不辉煌，1995年间德隆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被强行平仓，巨亏1亿元。

就是这段时期，在日后德隆高层的自我描述中，却成为“1995年德隆就拥有了亿万家财，本可以享受田园牧歌式的农场主生活，却无心享乐，一心要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1996：入主金新信托

回头看去，1996年危机正是德隆数年后更大危机的预演，而唐万新彼时的选择，也正是日后的选择：掌握更大的金融机构，控制更多的金融资产。一句话——“做大”

危机说来就来。

1996年底，德隆形势骤然崩紧。据王宏的供述材料，1996年底，德隆资不抵债1亿元；德隆负债总额4.2亿元左右，欠新疆金融租赁的即有3.2亿元；另有对建行信托投资公司、鞍山财政证券、陕建信托(即后来的健桥证券)1亿元负债，而资产总值仅3亿多元。

最大的威胁来自新疆金融租赁管道被抽紧。央行在清理金融租赁公司在各证券交易中心的资金业务；新疆金融租赁发生人事变动，租赁牌照到期需要重新领证。种种因素归拢指向一个前景：德隆以新疆金融租赁的名义在外融资3亿多元之举即将曝光。

回头看去，1996年危机正是德隆数年后更大危机的预演，而唐万新彼时的选择，也正是日后的选择：掌握更大的金融机构，控制更多的金融资产。一句话——“做大”。

其时，金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原大股东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正在脱钩过程之中。1996年底，德隆的危机关头，唐万新获得机会收购金新信托30%股权。由于以德隆名义出资收购获批的可能性很小，唐万新绕道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疆屯河)。

新疆屯河董事长何贵品，当年的昌吉州国企屯河水泥厂厂长，是唐万新生涯中的另一“贵人”。唐万新自称与何相识是在1995年新疆金融租赁的董事会上。新疆屯河当时也是新疆金融租赁的股东之一，“(我)对信托、金融的理解打动了何。”唐说。

挪用新疆金融租赁3亿多元资金的唐万新，如何令新疆金融租赁股东新疆屯河董事长一见倾心，不得而知；但唐、何两人从此结盟，却是眼见的事实。

1996年新疆屯河上市，德隆持股9%，后来更全面控股其母公司新疆屯河集团。屯河参股的新疆金融租赁、金新信托，都是德隆早期依赖最重的金融机构。正是由于在唐万新发迹早期起到重大作用，何贵品在德隆内部被尊称为“老爷子”，后来担任包括金新信托、天山股份、天山畜牧等在内多家机构的董事长职务。

2005年9月，68岁高龄的何贵品在金新信托非法吸收存款案中被起诉。

屯河股份收购金新信托30%股份于1996年底获批，正式交割完毕则是1997年9月。然而，由于1996年即遭遇资金危机，还未等股份交割完毕，德隆就已经迫不急待地进入金新信托。1996年底，德隆即以金新信托名义，收购陕建信托上海宁武路证券营业部，派出“老战士”洪强、董公元接管，唐万新则亲自坐镇操盘。

唐万新日后对公安机关供认，进入金新信托以后，代销齐鲁石化所发石化债券，是业务“转动起来”的重要原因。他声称所做的不过是“超卖”操作。“举例说，8000万元的石化债券，金新信托卖出1亿元，用超卖的2000万元资金进行短期的股票认购”，不过是“业内常见”的做法。

唐万新派至金新信托担任总裁的“老战士”王宏，则在供述中详陈唐万新在石化债券上妙手空空的来龙去脉，内容令人瞠目结舌。

1997年4月，唐万新以金新信托名义，借入齐鲁石化公司所发行9000万元石化债券，到手后即在二级市场上卖掉，钱归德隆使用；同年7月，其又采用同样办法，靠新疆石化券再度拿走5000万元。王宏称，德隆挪用这些资金，金新信托当时的总经理、工行脱钩办主任王玉才均不知情。金新信托被德隆正式收购半年后，无论唐万新作何挽留，王玉才坚决离职。

更大胆的是，德隆其时还以金新信托的名义，获得6000万元齐鲁石化债券的分销资格。但唐万新以金新信托名义开出代保管单，同时向客户许以高于券面收益率3%的补充收益率，轮回操作，最终融资近3.6亿元；另外挪用客户保管券并抵押贷款6000万元，作为销售回款交给齐鲁石化债券主承销商。

“用代保管单融来的约3.6亿元不知去向。”王宏说。

到金新信托股权正式过户之前的九个月间，德隆以类似方式占用金新信托的资金已达5亿到7亿元。有此“及时雨”，德隆安然度过了1996年底的危机；至2000年下半年，这个数字更达到14亿元。

“这些资金到哪里去了呢？是谁占用、侵吞了这些资金呢？我感到恐惧，后怕，无奈。”王宏在供述中说。

1997-2000：“股市第一庄”

德隆内外兼修全面控制“老三股”的手法，是一套集各种违规手法——内部交易、市场操纵等——于一身的模式，唐万新做到了极致

2003年的某个夜晚，在上海德隆总部的宴席上。“喝得差不多了，”一位与会者向记者回忆，“唐万新站起来发言，滔滔不绝而富于哲理。我只听懂一句‘德隆在追求效益的过程中，忽略了其过程的合理性’，别的都没听明白。”

唐万新蓄小八字胡，身形不高而腰围甚宽，实属貌不惊人，并不符合人们对于呼风唤雨者的想象。

唐的精干被人们所公认，“思维非常快。”一位在唐后期与其颇多业务往来的人士告诉记者，“我看见他的第一印象是——乡土气的狡猾。”

1996年底收购金新信托，只是解决了德隆短期的兑付危机，更大的隐患随之产生。

数亿元金新信托账外负债如何归还？此外，收购金信新托前德隆已资不抵债近1亿元，1997年以后规模膨胀，“没有利润来源，完全是净消耗”，每年净增加1亿元亏损，出路在哪里？王宏在供述中回顾十字路口上的德隆。

唐万新最终选定股市庄家一途。入主金新信托之时的唐万新已大举进入二级市场。他遇到了1996年至1997年的“大牛市”。

起诉书认定，德隆操纵市场罪名的时间，是从德隆正式入主三家公司的1997年开始的。但市场众所周知的是，早至1996年春天，德隆建仓湘火炬，根据王宏的供述，1997年前主要是唐氏以个人名义在炒股；收购金新信托后，才演变成德隆等公司通过金融机构委托理财来炒股的形式。

1996年7月，唐万新已将湘火炬70%的流通股握在手中，该股也从2.3元上涨60%到4元附近。同一阶段，四川长虹、深发展等有大比例送股的龙头股却有400%的涨幅。唐万新看到股票市场巨大的利润空间，同时意识到，如果无法获得公司决策权，就不能如指使臂，通过大比例送股这种中国股市“喜闻乐见”的形式任意左右股价。

1997年5月，唐万新主持了德隆人称之为“遵义会议”的北京达园会议。唐在会上告诉“老战士”们，德隆必须“考虑战略问题”。

在这次会上，唐万新端出了战略“理念”：要在股市上获巨利，须集中持有流通股票；要使上市公司与股市操作默契配合，须通过收购法人股控制上市公司。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进行产业链的收购和整合，提升公司价值，使得入主上市公司与股票炒作相得益彰，“以虚数填实数”，最终在股市上实现巨额利润。

次月，德隆入主合金投资，半年后入主湘火炬，并分步完成了对新疆屯河及其母公司屯河集团的收购。湘火炬在1997年和1998年分别推出10送2和10送9股的优厚方案，到1998年，股价超过20元，德隆湘火炬账面利润超过10亿元。

2005年12月，由武汉市公安局委托武汉正浩会计师事务所所做的审计报告称：根据武汉公安局经侦处提供的德隆集团买卖“老三股”控制的46783个股东账号，经查实，自1997年到2004年4月14日止，德隆实际买卖“老三股”共使用股东账号24705个。这段时间内，新疆德隆、金新信托、德隆国际和中企东方累计买入“老三股”金额678.36亿元，余股市值为113.14亿元，按移动平均法的计算原理，计算余股成本为162.30亿元，共获累计既得盈利为98.61亿元。

德隆内外兼修全面控制“老三股”的手法，与控制中科创业的“K先生”吕梁并无不同，时间上则更较吕氏为先，规模上更是登峰造极。这一模式集各种违规手法——内部交易、市场操纵等——于一身，却因庄家绝对控盘并持续推高股价，并获“K先生”鼓吹以“长庄”、“善庄”之名，在1997年至2000年间风光一时。

德隆与其他“长庄”们最大的区别，除了直接控制多家金融机构将委托理财托至极致(“K先生”们仅仅是借用了各证券营业部提供的融资通道)，还在于其在产业一翼铺开的规模之大，为同辈所远远不及。

以“老三股”为经纬延展开去，德隆相继控制了更多企业，包括天山股份、ST中燕、重庆实业、沱牌曲酒等上市和非上市公司，行业遍及番茄酱、水泥、汽配、亚麻、钾盐、旅游业、饮料业、娱乐业、种业、农资超市等等，德隆一举成为最大的民营产业集团。截至2004年4月，德隆实业部分总资产约200多亿元，负债230亿元。

熟悉唐万新的人，从德隆在上述众多行业的高歌猛进中，可以看到唐万新过去从商的影子。与过去一样的是，唐显然看见了过多的商业机会；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他宣称自己有点石成金的超凡能力，有能人所不能的整合力量。这一产业整合先锋的形象，一直到德隆衰败的末期，仍然有效地在德隆和唐万新身上罩了一层光环。

事实是，除“老三股”和天山水泥，德隆未对其他上市公司进行大规模的资产重组；而即便是德隆最引以为豪的“老三股”产业整合，也绝未催生德隆所希望人们相信的那种神奇效果。

《财经》获得数份来自一家著名金融机构风险管理部门从2003年初开始的分析报告，其中指出德隆旗下四大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重大财务问题；所谓产业整合，其实脆弱不堪，基本上是靠银行信贷资金堆砌而来。仅靠这数家公司本身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仅还贷即需数十年时间！而且，多年来，德隆旗下上市公司一直有巨额资金持续流出，去向不明。

更重要的是，在德隆的整个画卷中，所谓产业整合只是为二级市场提供故事的噱头，无论产业重组给德隆带来多少整合专家的光环，给市场带来多少化腐朽为神奇的期待，它都被“老三股”的急速扩张远远地抛在后面。通过连年大比例送配和股价持续推高，“老三股”的流通股数量和市值惊人膨胀，与其内在价值毫无关联。

以2003年年底(历史最高价)与1996年年底相比较，湘火炬A、新疆屯河、合金投资的流通股数量分别增长了9.69倍、22.22倍、10.89倍，流通市值分别增长了37.34倍、26.71倍、26.70倍，高峰期总市值高达200多亿元。这期间，深沪股市经历了几番涨跌轮回，无论牛市、熊市，“老三股”的股价始终屹立不倒。德隆“股市第一庄”的地位由此奠定。

2000：顶峰

来自中国边远一隅新疆、刚刚君临中国金融中心的唐万新及其伙伴们踌躇满志，在新的舞台上，似乎再无障碍阻止他去追求自己的宏图大志，做“大事”！

这一切都掌控在唐万新手中。

“最开始操盘是我自己，1997年到1998年，我在金新信托上海宁武路营业部的时候有过一年左右。1998年我到北京去组建德隆总部时，就把操盘的工作交给唐万川和董公元，两人都直接向我汇报。买卖股票是由唐万川负责，董公元负责操盘。”唐万新在供述中说。

审计报告显示，“老三股”的流通股90%以上全在德隆的控制之中，德隆自买自卖量占总交易量的最高比例在99%以上。股价推高本身是一个完全操于德隆之手的数字游戏，一个饮鸩止渴的游戏。

由于股价完全脱离企业内在价值的支持，这一游戏之得以维持，必须确保委托理财业务融资额的持续扩张。与传销的性质相仿，传销的产品本身只是一个载体，本身的价值无关紧要，核心的是整个传销架构的搭建和资金链的金字塔效应。

举例言之：假设“老三股”的流通市值规模是100亿元，而德隆许诺的平均收益率是10%，那么德隆必须获得110亿元的新资金，才能将原投资者兑付完毕。惟一出路便是去寻找愿意提供110亿元资金的新投资者，而要兑付完毕新投资者则需要121亿元资金……这是一头一旦骑上去就再也不可能下来的猛虎。“老鼠会”们把这个过程叫做“寻找下家”，德隆及其同行们把这叫做“融资”，或者叫作“提供金融服务”。

德隆体系1997年以后数年间最重要的融资平台，是金新信托。“老三股”股价节节推高，正与金新信托在德隆主持下大规模启动委托理财相同步。在2001年《信托法》明文规定理财业务不能保底后，金新信托将合同名称改为信托计划，但实质内容丝毫不变。

1997年9月至2001年，金新信托在全国设立了20多家办事处，建立委托理财业务融资网络。1999年上半年，金新信托在上海设立理财管理总部，统一管理遍及全国的理财业务，许以高额固定回报。以1997年为例，金新信托理财业务许诺的平均利率为14.5%，总体“西低东高、北低南高”，部分合同许诺回报率更高达22%。1999年开始，德隆按融资量1%向融资业务员发放“融资费用”。

虽然历经监管当局连续多次对信托行业的清理整顿，金新信托理财业务却获得了“蓬勃发展”。

金新信托财报显示，1997年负债余额9亿元，1998年负债13亿元。从1999年开始其有明确的融资“任务”，当年余额负债20多亿元，其中融资14亿元；2000年底总负债23亿元，其中融资15亿-16亿元；2001年在新疆的融资额为13亿元，加上新疆以外地区的融资额总计近50亿元。2002年，金新信托的总融资“任务”为50亿元，来自新疆的部分为20亿元；2003年和2004年，新疆区内的融资任务额更增至35亿元和40亿元。

这些资金的去向现在已然清楚。截至2004年6月，德隆从金新信托调走资金共计57亿元，其中23亿元名义上投资国债，实则通过国债回购倒手后用于炒股，12亿元委托德隆系四家壳公司即上海西域公司、中极公司、创索公司、创荃公司炒股，10亿元直接在金新信托的账上购买了德隆“老三股”股票；此外，还有3亿元用作信托贷款，2.3亿元作长期投资及1亿多元的固定资产投资。

金新信托及其总裁王宏等人最终走上了被告席。2005年9月，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起诉金新信托及其高管。起诉书称，自1997年1月至2004年8月，金新信托共计吸收公众存款35265笔，涉案金额近202亿元；截至2004年8月31日，未兑付资金达42亿元。

但这是后话。1997年以后，正是受益于源自金新信托的这个触角遍布全国、规模与效率在同行中少有其匹的融资网络，“德隆系”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在业内颇令人称羡。清算日到来还需时日。

1998年12月5日，杭州西湖宾馆，德隆在此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产生33个合伙人，并选举出九名董事，包括唐家四兄弟以及张业光、王宏、黄平、孔清华、宋华杰等人。这是唐万新理顺德隆建制之始。

1999年，唐万新将总部从新疆迁至上海。德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股东增加到37人，其中唐万新占13.6%，三个兄长分别占6.7%。上海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浦东的上海证券大厦16层(其时德隆大厦还未建成)里，来自中国边远一隅新疆、刚刚君临中国金融中心的唐万新及其伙伴们踌躇满志。在新的舞台上，似乎再无障碍阻止他去追求自己的宏图大志，做“大事”！

次年8月，唐万新将德隆体系整合为金融与实业两翼，自己作为最高负责人同时主抓产业整合，金融一翼成立上海友联，由王宏任执行总裁，负责旗下的金融机构。此时，德隆已形成产业以“老三股”为核心，金融以金新信托为主、新疆金融租赁为辅的格局。

此后，德隆又陆续控股新世纪租赁、中泰信托、南京国投等金融机构。“老三股”之外，德隆还陆续炒作过祁连山、三峡水利、秦丰农业、亚华种业、人福科技、青岛双星、华北制药等上市公司的流通股。

这个阶段，只要是德隆染指的公司，便能在市场上引发强烈跟风。“价不在高，有德就灵；股不在高，有隆则名”，“德隆系”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江湖地位”达到顶峰。

这是德隆公关攻势最猛的一年，也是其危如累卵的一年。德隆体系每年需新注入融资“老鼠会”的资金以百亿元计。唐万新力辩其可行。他的方案是：秘密控制金融机构，越多越好

2001年初夏某日，德隆集团董事局主席唐万里、多位德隆高层与本刊负责人共进晚餐。此时外界风传，《财经》杂志正在着手一篇关于德隆的调查报道。德隆高层前来，正是为了沟通看法，解释误会。席间，德隆各位人士畅谈产业理想，唐万里一再强调：“德隆是做实业的，我们不做二级市场，更不是庄家。”

“太好了。既然德隆光明磊落，何不干脆公布‘老三股’的前100名流通股股东名单？这样岂不正可以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监管者？”本刊负责人说。

房间内一片寂静。无论何时，这都是德隆不能碰的“死穴”。

2001年，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一文，揭出证券投资基金业普遍存在违规操作的现实；

——2000年12月底，中科创业股价崩溃，庄家吕梁随后出逃；

——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启动查处首只百元股票亿安科技市场操纵行为；

——2001年8月，《财经》又发表文章“银广夏陷阱”，揭出其时流通市值第二大上市公司银广夏利润连年造假。

中国证券市场以“发展”为主旋律的“发展”与“规范”二重奏持续了十余年，“规范”奏出强音的时刻终于到来。2001年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个“监管年”。无论“恶庄”、“善庄”，庄家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灾变。

中科创业庄家崩溃数月之后，2001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新财富》杂志发表“德隆模式-类家族敛财模式”，详尽分析德隆体系结构及其敛财模式之不可持续，并预言投资德隆股票者最后会“血本无归”。

2001年是风雨飘摇的一年。中科创业崩盘引发了投资者对于庄股的恐慌，“善庄”、“长庄”模式已经破产。于2001年间看过太多类似中科创业的故事后，市场普遍认为，庄家的“寿命”不会超过三年，德隆的倒台看来随时会发生。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德隆一改过往“只做不说”的作风，开始主动地与外界“沟通”，宣讲德隆的“产业整合”理念。

对于市场操纵，德隆的策略是在公开场合绝不承认——德隆国际董事局主席唐万里宣称，“老三股”的股价是1998年金融机构一些不负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炒高的，并非德隆所为——在私下与“同业”谈话时，唐万新虽不讳言做庄，但着意解释为中国“扭曲”的证券市场制度环境下金融创新者的“原罪”，而德隆正立志突破窠臼，打造民营金融—实业财团。

唐万新相貌虽不够轩昂，但态度诚恳，激情四溢，逻辑丝丝入扣，数据顺手拈来且异常准确，所描绘的愿景令人信服，往往效果十分彰显。跟唐谈过而感到“这个庄家不寻常”的专业人士，所在不少。

不过，唐万新本人在公开场合的出现，始终守住分寸。人们记忆所及，仅有2001年5月唐万新出席北京上市公司论坛。唐纵论产业整合，却被记者追问“老三股”的股价是否炒离了企业基本面时，他忍不住高声断言：“不是高估，而是大大被低估了。”

唐万新惟一的一次出场收效却不佳，有关报道强调的多是他眉头紧锁、抽烟不断的形象。从此以后，唐万新恪守自己主内、大哥唐万里主外的分工。直至德隆最后崩塌，再未越雷池一步。

宣讲“舶来一分自我发挥九分”的理论，力图重塑社会形象、引导投资与投机风向，德隆不是首创。中科创业操纵者吕梁是此道前驱。吕梁以“K先生”之名在媒体发布多篇长文，宣讲“长庄”、“善庄”理念，塑造了1997年以后的庄家操作新范本。但吕梁资源有限，根底不“扎实”，事事只能亲力亲为，势力所及不过少数证券业媒体。唐万新则不然，可以整个机构全力投入形象重建，效果远超前辈。

2001年8月，德隆邀请大批新闻媒体负责人赴新疆实地参观其产业。不过，当面与媒体亲善沟通，只是德隆之一手；德隆之另一手，是背过脸去则大谈媒体如何“不负责任”，如何损害了志向远大的民营企业。也是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大量赞誉德隆的文章、专著纷纷面世。

据称，德隆为某位“经济学家”的相关“专著”开价200万元——在这些文章、专著里，德隆是1997年(《证券法》实施之年)后绝足二级市场炒作、专注于产业整合的实业干才；是延聘罗兰贝格、麦肯锡等世界著名咨询公司，以国际化、专业化路径探讨产业兴国之道的战略家。

另一方面，德隆着力将自己刻画为民营企业代表。一者可以民营企业不获平等准入为由，敦促有关方面为德隆所谓金融混业宏图开门；二者是大树下面好乘凉；三者可将德隆的阴暗面埋在民营企业“原罪”之中。2002年8月，德隆客卿、执行董事向宏在云南昆明举行的一次金融控股研讨会上，突兀提出民营企业需大赦“原罪”之说，公开了德隆的诉求。

2002年11月，新疆德隆董事局主席唐万里当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德隆“去草莽化”成就达到顶峰。

2003年，唐氏兄弟位居《财富》杂志中国百富榜第25名，拥有财富19亿元。德隆旗下控制的五个上市公司其总流通市值超过200亿元。

这是表象，真相又如何？

今天成堆的案卷材料说明，彼时的德隆已经危如累卵：2001年初，金新信托旗下融资网络与客户签订的委托理财总余额为143亿元；2001年一季度金新信托即发生挤兑风波，在整个2001年，挤兑风波发生了三四起。金新信托一季度有20多亿元无法兑付，到年底，需要兑付的资金缺口为41亿元。

2001年德隆对外形象公关攻势最猛烈之日，也正是德隆最高层就是否放弃金新信托绝密辩论不休之时。具有欺骗性的是，至今，唐万新仍把这场本属于德隆自身的危机描述成“金新信托要不要破产”的选择，为自己凭空笼罩上一层勇于“负责”的光环。事实则是，所谓放弃金新信托，意味着德隆即刻的曝光和灭亡。

2001年4月，德隆国际全体董事在杭州西湖宾馆开会，商量如何处置金新信托。七人主张金新信托“破产”，惟唐万新一人坚持要“救”。此次会议未作最后决定。

四个月后，正当德隆遍邀媒体负责人访问新疆，展示其欣欣向荣景象，以“事实”反驳媒体的“不实报道”之时，德隆董事会在苏州东山宾馆再度开会，决定亏损累累的金新信托何去何从。仍然是唐万新以一对七，力排众议。

“发生分歧的原因是唐万新只跟我们说经营模式，不说清楚盈利模式。”王宏说。身为金新信托总裁及庞大委托理财网络的具体管理者，此时的王宏已经深知委托理财资金集中持股已不再可能是一个“盈利模式”了。

唐万新所秉承的“经营模式”，已在2000年底拖垮了中科创业操纵者吕梁，又在随后的两三年间拖垮了其他绝大多数“长庄”庄家们。作为最大庄家，德隆维系着200亿元左右的“老三股”市值，用于维持股价和德隆各种开销的成本高达数十亿元；由于2001年后原客户绝大多数撤资，德隆体系每年需新注入这一击鼓传花机制的资金以百亿元计。这注定无法持续，惟一的悬念是何时崩溃——但唐万新力证其可行。

支撑唐万新以一对七力辩同伴的，除了他本人长期在德隆内部形成的绝对权威，更有他本人的坚定“信念”。他相信，自己不是坐在火山口上，而是坐在金矿上；他相信，自己以上市公司为轴展开的产业链整合必然会创造商业奇迹，并反过来证实德隆多年来以巨大成本集中持股的英明和远见；他相信，吕梁在中科创业所宣称要做而没有做或做不到的“虚数填实数”，他唐万新本人一定能做得到；他相信，自己能够把火山变成金矿，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为了赢得时间，委托理财集中持股绝不能垮掉。

他说服了德隆国际董事会。

董事会最终通过了唐万新的策略：全员动员，以收购金融机构为第一急务。“收购新的金融机构，扩大委托理财规模，以保证资金流不断”。

唐万新2001年危机的求存之道，说到底是师法1996年危机的故技，规模则不可同日而语。最后的疯狂开始了。

2002-2003：“金融控股”的表象与真相

德隆一位颇有背景的商业伙伴告诉《财经》，他每听唐言及此，会禁不住说道：小唐，你说的这些事，是国务院总理考虑的问题。唐万新则微微一笑，说：“我就是想当民族英雄！”

2001年间，在唐万新的布局下，金新信托逐步淡出德隆委托理财网络的核心。自2001年初，金新信托业务全部收缩回疆，在全国设立的33个理财网点全部划归至德隆旗下其他金融机构。2002年元旦前夕，金新信托退出北京，位于北京西直门附近的成铭大厦A座22层的投资银行业务部悄悄撤回上海。

从2001年10月，唐万新开始了他所称的长达两年半的“救火”。实现唐万新计划、替代金新信托核心地位的新平台，是上海友联。上海友联成立于2001年6月5日，由重庆证券(德恒证券前身)和金新信托出资成立，第一任总裁为王宏。至当年12月，唐万新亲自上阵，友联作为后期德隆神经系统中枢的地位骤然升级。

友联的功能主要有二：统一部署德隆体系对于金融机构的收购，整合旗下金融机构的委托理财业务，实行集权控制、实现高效、规模宏大的“融资”计划。

在金融机构收购目标中，唐万新对深圳发展银行(下称深发展，深圳交易所代码：000001)觊觎已久。

早在2001年3月1日，德隆即借受让海通证券所持2500万深发展法人股，成为深发展第七大股东。德隆为控股深发展颇费周折，但事实上从未真正有过机会。从一开始，原大股东深圳市政府就把德隆排除在潜在谈判对象之外——这个决定显然是明智的。正如唐万新在供述中承认，收购金融机构的目的就是扩大规模、应对挤兑，更方便融资。“只要说是德隆的机构，就立刻出现挤兑风波，以德隆的名义再无法做下去。”

虽然未能得手深发展，德隆不计成本不分良莠的收购策略，使其很快入主许多金融机构。为逃避监管要求，德隆均采用了复杂、隐密的代持安排。这套安排始于德隆入股金新信托，并在德隆全面控制金新信托的过程中成型。

1997年至1998年间，德隆以表面上无股权关系的多家壳公司先后收购了新疆有色金融金属总公司、新疆民航、新疆石油公司、金新房地产开发公司持有的金新信托股权；由于新疆有色金属总公司原本持股15%，德隆为规避大股东持股10%要经审批的限制，与新疆有色签订委托持有协议，新疆有色把所有权益都转给德隆。最终，德隆在控股金新信托超过60%。

德隆进入后来的十余家金融机构，则动用了几十家表面上和德隆全无关系的壳公司。唐万新更发明令德隆颇为自豪的结构，将“委托理财”和委托持股整合为一套安排。一些企业以自己名义购入金融机构股权，实则是代德隆持有，所投入的资金则体现为对德隆的委托理财。德隆无需动用资金，就获得了多家金融机构股份的实际控制权。

这样做自然是一举多得，既节约成本，又逃避监管，还掩人耳目，方便利用金融机构进行担保、拆借、资金的运筹帷幄。

德隆体系中的金融机构在2001年以前，仅有新疆金融租赁、金新信托、新世纪金融租赁和德恒证券四家，自2002年初起即增加了恒信证券、中富证券、伊斯兰信托、南京国投、昆明市商业银行、南昌市商业银行；至2004年4月危机总爆发之时，德隆体系控股及参股的金融机构已达21家，实际控股了伊斯兰信托近60%，南京大江国投、德恒证券、恒信证券100%，中富证券89.94%，健桥证券65.0 5%，昆明市商业银行49.23%，株洲市商业银行41.05%，南昌市商业银行31.63%。

唐万新本人在策划及执行如此大规模行动时所表现出的操控能力，每每令同行击节赞叹。由于布局隐密，代持安排结构复杂，甚至可能不留文字，大量信息可能只存在于唐本人的大脑之中，德隆体系内除他一人无人知晓。

一位在德隆崩溃后尝试整体收购德隆旗下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告诉《财经》，以这种方式收购、管理旗下21家金融机构，姑且不算上同样繁杂的德隆实业组合，已足以构成对一个人能力、智力和体力的巨大挑战。

在辗转于十余省、接触了德隆系六家金融机构、与各色诸侯强豪打了一轮交道后，这位专业人士说，“我很累”；而唐万新能够转动这么庞大而复杂、隐密的结构，“他一定是个工作狂，而且一定得有一个他自己全情投入的‘信念’——不管这个‘信念’在他人看来将多么疯狂。”

随着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城市商业银行不断纳入囊中，执着于做“大事”的唐万新更形成了金融混业经营并迈向金融产品综合服务商的战略构想，其途径则是整合德隆旗下金融资产为金融控股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唐万新便一变而为“先进金融理念”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即便在德隆崩溃以后，昆明市商业银行的官员还记得唐万新点拨的战略是怎样令他们如醍醐灌顶——零售银行业务是不重要的，银行应当寻求与具有产业整合理想的企业共同成长；这一成长，如果发生在由德隆旗下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商业银行所构建的综合性全功能金融平台的支持下，是多么地令人神往！一家有抱负的金融机构，为什么不在这样了不起的平台里寻求自己的位置？

当然，唐万新并非书生；他所用来打动诸多金融机构决策者的，除了愿景，还有其他。德隆进入金融机构费用极高为业内所周知，“进入一个金融机构的‘前期费用’(‘灰色支出’的另一个说法)通常就有两三千万元。”一位具有丰富金融机构收购谈判经验的专业人士告诉《财经》。

曾供职于中国证监会机构部的一位官员亦告诉记者，唐万新攻城拔寨所向无前，金钱开道、豪阔出手是关键因素。

更重要的是，哪怕唐万新真诚地信奉金融混业的理念，他从未真正将其“伟大愿景”付诸实施。德隆将数十家金融机构纳入囊中以后，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随即流失于德隆庞杂体系当中，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唐万新大举进入金融机构以后的急务所在。

现在看起来很清楚：德隆末期主要通过旗下数家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开展委托理财业务敛财。而德隆所控制的数家城市商业银行亦成为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些银行资金以违规贷款或是同业拆借的方式离开当地，经由德隆控制的信托公司转手，最终仍是进入德隆控制的证券公司，主要投入炒股。

即以昆明市商业银行为例。德隆进入昆明市商业银行是在2002年6月，立即以所谓“金融创新”的名义贷款4亿元，其中2亿元是以德隆控制的新世纪租赁公司名义代为处理昆商行的不良贷款，另2亿元则为商业贷款。由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出省需经监管部门审批，德隆转而改走拆借一途，以所控制的伊斯兰信托、银川市商业银行、南京大江国投的名义，前后从昆明市商业银行挪走资金达12亿元之巨。

德隆控制的其他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大都不佳，如株洲市商业银行截至2002年9月增资扩股前累计亏损已达2.5亿元，长期依赖央行再贷款，每笔贷款都需当地监管部门批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出资7000万元控股的德隆仍通过拆借方式挪走1.7亿元。

“控制金融机构——以种种方法挪用其资金——购买已被德隆拉高的股票”，不论唐万新想像的金融控股前景何在，他实际上真正操作的金融控股“创新”，无不出于为打通占有金融机构资金通道而做的苦心经营。

与控制金融机构数量膨胀相同步，德隆体系委托理财业务规模激增。德隆收购金融机构后由友联集中引入的所谓客户集中管理、资源共享，无不直接服从于唐万新所谓“融资计划”的要求。

唐下达的融资计划年度增长惊人，大体言之，是德隆体系定下年度总融资计划，并分解到旗下各金融机构，各机构全国设点，委托理财的数额一般要求以1998年底的总数为基数每年递增30%。德隆体系1998年的委托理财总额为二三十亿元，而唐下达的2002年融资计划总额则为210亿元，实际完成数为190亿元！

金新信托以外的金融机构明显成为德隆末期的主要融资工具。案卷材料显示，上海友联2003年3月向各机构下达年度融资计划，金新信托(新疆区域)任务是35亿元；德恒证券是80亿-100亿元；恒信证券是30亿-35亿元；伊斯兰信托25亿元；南京国投20多亿元；新疆金融租赁15亿元；上海新世纪租赁十多亿元。各家商业银行亦有数额不等的指标。

到德隆危机深重的最后几年，融资计划的总额实际上由唐万新根据“救火”所需要的资金数额倒推而出。比如，2003年的融资计划为250亿元，即是根据2002年危机程度加18%增长率得以确定。2003年起，唐要求包括董事会在内的所有人到一线融资。

“我自己也成了融资员。”唐万新在自述中说。

从形式上看，各金融机构的理财，是对金新信托模式的大面积复制，不同的是，友联提供了详尽的“战略指导”、精确的计划，以月度目标和年度目标进行考核。

在资金饥渴症驱动之下，德隆的融资行动表现出竭泽而渔的色彩：上海友联将全国近1.9万家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作为重点客户，按地域分配给七家证券金融机构负责。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及成渝地区的749家上市公司和集团为第一批目标市场和客户，各金融机构被分配了具体的上市公司拜访任务，其中德恒证券分配330家、恒信证券80家、大江信托66家、伊斯兰信托283家。

金新信托的激励机制也同样被复制到各家金融机构。到2003年，唐万新更进一步，停用各金融机构各自的理财费用账户，由友联设立统一账户，金融机构从友联借支理财费用，如果承诺的保底收益率为10%，则相应支取的理财费用为1%，以此为基数增减。友联还针对高管出台额外激励手段，如果年度融资额达标，融资额在40亿元以内的按1‰，高于40亿元的按1.5‰提取奖金。

凭借如此高效严密的安排，德隆融资的末路狂奔，终得以在2001年危机来临之后仍延续了近三年。“友联控制的金融机构历年来累计融入的资金，没有明确的统计，估计有800亿到1000亿元左右的累计融入量。”唐万新供称。

此次司法机关统计的六家金融机构460亿元的非法吸存额，时间段为2001年到2004年，实际仅占其中一半。

从2002年以后两年多“救火”阶段，恰也是唐万新更宏大构思层出不穷的两年多。诸多“产业整合”从国内走向国际的计划，赴欧洲收购飞机制造公司等奇思妙想，正发生在这个阶段。这些构思数量多到令唐的手下亦只好摇头苦笑，而唐万新沉浸于此，更引发出诸多全局意识和高尚情怀，使商业决策中时时散发着“振兴中华”的理想光辉。

唐万新所接触的商业伙伴们，并不总是热衷于聆听唐的伟大设想。德隆一位颇有背景的商业伙伴告诉《财经》，他每听唐言及此，会禁不住说：小唐，你说的这些事，是国务院总理考虑的问题。唐万新则微微一笑：“我就是想当民族英雄！”他的神情总是真诚的。这些商业伙伴觉得可笑的伟大设想，正是唐所认为自己过人之处。

其实，唐只需走进每天下午雷打不动在德隆总部召开的资金“头寸会”，就无需别人提醒他真诚设想的那些伟大计划不过是空中楼阁。唐万新全力支撑的庞大委托理财工程，每天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从2002年1月2日到2004年4月15日，唐万新亲自坐镇上海友联“头寸会”。“头寸会”在旗下金融机构之间任意纵横调用资金，以解决兑付危机中之最危急的问题。“危机每天都有，”唐万新在供述中承认。由于“老客户”纷纷离开，回头率从97%跌至3%，加大了对新客户“营销”的需求，后者的难度亦是与日俱增。除却极少数时段，德隆资金月月有缺口。后期，德隆甚至向江浙一带的地下钱庄以20%以上的高利借款。

也许只有心理学家才能解释一个如此枭雄的性格两面：一个清醒地制造危机的赌徒，一个坐在危机火山上的“理想家”。

唐万新为德隆下达的2004年融资计划达到了256亿元。这也是德隆的最后一个融资计划。

2004：终局和未解之谜

“英谚有云，拿锤子的人看什么都是钉子。”一位与唐深谈的金融业人士告诉记者，“这正是唐万新的写照”

盛时的唐万新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汲汲于做大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钱，用于不合法的扩张，没用在生活上，也没拿走。”唐万里则对外称，德隆做事简朴，“吃盒饭、穿布鞋”云云。

知悉唐万新生活细节的人们则告诉记者，他亦有诸多外人所不知的豪奢之处，“吃饭，消费，哪里贵去哪。”他可以长年包下豪华酒店最好的房间，就为了每年去一两次时可以随时入住；也可以兴头上来立即让人在贵州买下正宗的花江狗肉，当天送到上海总部。

在唐不可一世之时，有人送了唐万新三句话：

——“你做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你和你的团队是否有能力驾驭？”

虽然唐在2001年以后引入多家国际一流管理咨询公司为德隆产业整合出谋划策，唐万新对自己这个团队毕竟心中有数。“我们这个团队，虽然是大老板不少，但连个过去当过基层干警这个级别的干部都没有。”他曾自嘲。

唐本人虽然智力过人，但纯然是自生自长的领导模式和语言模式，并未经过系统训练。唐虽然以战略自负，但“恰恰失败在战略上”。“一个很好的连排长放到了司令的位置上。”一个唐的生意伙伴对《财经》说。

——“你想做事还是想发财？”想发财，那就闷声发财；想做事，就要按规则做。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牵涉到公众利益，行走于两者之间，必须要考虑公众公司的游戏规则。”

——“你想做企业家还是金融家？企业家和银行家是两回事，你自己没想清楚。”

事后，唐万新告诉身边人，这三句话，他“终身难忘”。然而，终局时刻，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撑无可撑之际，唐万新幻想的，是一场股价“软着陆”。

2004年1月，德隆高层在海南召开最后一次年度工作联席会议。会上，唐万新提出，准备到当年6月把“老三股”的价格先降三分之一，到年底再降一半，亏损大概在120亿元。“不过是18年全部白干。”唐万新说。

事实证明，崩溃来临方式不可能由庄家来选择。其后的三个月，“老三股”股价持续阴跌，节节向下。唐万新再也无力回天。

4月3日，是唐万新40岁的生日。他选择在这一天最后摊牌。所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友联全体执委和其他核心人员被通告了唐的决定，全面动员，全力护盘，坚决不能跌过30%。唐告诉众人：这一步过去了，德隆还有更好的将来，过不去，“再也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开会了”。

“那时测算下来，要托住，还得十个亿。”与会者纷纷表态将努力筹钱。事实上，德隆内部信心已经土崩瓦解。

2004年4月13日，清算日到来。德隆旗下的健桥证券首先抛售合金投资股票，当日合金投资股票跌停。德恒证券、中富证券以及德隆系坐庄的机构，开始疯狂抛售“老三股”股票。“老三股”崩盘就此开始。到期的与未到期的客户全部要求兑付，德隆的资金链彻底断裂。一切都结束了。

5月28日，唐万新失踪，后被证实出走某海外岛国。

6月初，德隆产业部分的14家贷款银行组成债权人委员会，并聘请工商东亚为财务顾问。

一个多月后，2004年7月18日，出走海外的唐万新回到北京，为整个故事平添了几分“悲情英雄”色彩。

与此时的唐万新颇多接触的多位人士告诉记者，唐万新若不归国，则“德隆系”只有他洞悉的千头万绪很可能就此断线；而唐之所以归国，第一个原因是其兄长唐万里向他力保归国则可无虞；第二个原因是不忿于“德隆系”分崩离析，昔日旧将翻脸自保；第三个原因是，唐万新觉得化危为机重振德隆未必没有机会。

在归国后致国务院的一封信中，唐万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在A股市场挑选50家股价最低公司，购买法人股和流通股，获得公司控股权，输出“德隆战略”，对公司进行“产业重组”，提升价值后卖出股票获利。资金则来自央行再贷款或是其他有志于此事业的新资金。与唐万新七年来所做的事情略有不同的是，此番操作在“监管当局的监管下进行”。

自1997年至2004年，七年一轮回，庄家唐万新始终不悟。据说，他在回国后被捕前的最后时刻，还与前来看望的人感慨：“如果我有一家银行就好了”；“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就好了。我手上有企业，保证一个亿进去，三个亿出来。”

——他所说的“出来”和“进去”，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把戏——炒股。

“英谚有云：拿锤子的人看什么都是钉子。”一位与唐深谈的金融业人士告诉记者，“这正是唐万新的写照。”

如果唐万新归国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他的一点执迷不悟：如果归国后身入牢狱，那就将自己挽救民族工业的“志向”大白于天下，“让人们知道我是为国为民为改革捐躯”，他与一位生意伙伴交心。

这位头脑清醒的生意伙伴为之一笑，“为国为民为改革？难道资产不姓唐吗？”

2004年10月5日，在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托管德隆资产近两个月后，国务院有关部门主持召开了“德隆系”金融处置工作会议，首次公布了德隆系的债务情况。

——德隆系总负债高达570亿元，其中金融领域负债340亿元，实业负债230亿元。德隆系控股、参股企业200家左右，其中上市公司五家；德隆系控制和关联的金融机构有七家证券公司、三家信托投资公司、两家租赁公司、四家城市商业银行、两家保险公司。

——金融机构中，三家高风险证券公司负债总额220亿元，其中个人债务缺口48亿元(含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缺口14.6亿元)；三家高风险信托投资公司负债120亿元，其中个人债务31亿元。这六家高风险金融机构的个人债务合计79亿元，涉及17个省(区、市)。

——除了高达340亿元的金融负债，德隆系实业部分的负债也高达230亿元，其中欠11家银行贷款167亿元。

2005年12月，根据武汉市检察院起诉书的叙述，德隆控制的六家金融机构从2001年6月5日到2004年8月31日，共变相吸收公共存款450.02亿元，其中未兑付资金余额为172.18亿元

这是唐万新留给社会的账单。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他将重新面对这张账单。他应当付出何种代价？

云雾山

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经中共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党组书记陈同海开除党籍处分；经监察部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决定给予陈同海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1月26日《成都晚报》）

作为一位正部级高官，陈同海是2007年落马企业高管中级别最高、掌管企业规模最大的一位，将给后继者以深刻的警示意义。此前，有评论客观地认为，陈同海近几年在中国石化(600028行情,股吧)建树颇多，最大的功绩是提升了利润率和建立了较为健康的市场化形象，包括建立更加合理的薪金制度、加强海外战略的执行和大刀阔斧地进行资产重组等。

但是，功绩并不能掩盖个人的违规违法问题，越是位高权重的企业高管，越应该珍惜权力、严格自律。因为，权力与金钱是一把“双刃剑”，人民赋予你一定的权力，也可以随时收回你的权力，一旦触雷，身败名裂、身陷囹圄将是必然。陈同海被“双开”并将受到法律严惩，再度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铁律。纵观这位声名显赫的国企巨无霸掌门人的贪腐轨迹，笔者发现，除了一些见怪不惊的“共性”之外，还一些特殊的“个性”，让人有“三惊”——

一惊其共享情妇的“雅量”。随着陈同海案的真相大白，一个能耐颇大的神秘女人进入了办案人员的视野，这就是陈同海的情妇李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就是这位深得陈同海宠幸的情妇李微，却被他“大方”地送给了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李微在与陈同海保持亲密私人关系的同时，也同杜世成建立了亲密关系，并由此渗入青岛地产界。无论是大炼油项目生活基地还是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的商业开发，李薇均有染指。

二惊其挥霍公款的“气量”。此“气”乃财大气粗之“气”也。据报道，陈同海为人霸道，是中石化公司内部人见人怕的“霸王”。他自恃是正部级高官，每月公款花天酒地达120万，平均每天挥霍4万元，让我等平民百姓见识了什么叫“挥金如土”。监察部、国办曾找他谈话，要他注意影响，不能挥霍，陈竟然回应说：“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二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如此“名言”，足可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了。

三惊其抗衡中央的“胆量”。去年6月中旬，中纪委副书记何勇找陈同海谈话，对他提出四点“规劝”，要求他边工作边从经济、金融方面进一步交待。可天性狡诈、顽固到底的陈同海却把中纪委治疗他不治之症的“良方”置之度处，边交待边转移财产，积极准备外逃。5月中旬到6月20日，陈同海在京、津、深的12个账户，有51次大额款项被提取或转移到其他账户及套购外币，总额达1.73亿元。

陈同海之所以恬不知耻将自己花了巨额“投资”且心仪的女人拱手相让并与杜世成“共享”，乃是另有所图，将此作为维系“共同利益”的重要筹码，来缔结腐败同盟；他蜕变成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内的“陈老虎”、“陈霸王”，把企业的钱视为囊中之物，每日挥霍4万元，并胆敢与中央抗衡，不仅仅是缘于他个人权力的急剧膨胀，也说明了我们的监督手段是多么的乏力。人们禁不住要问：既然陈的挥霍由来已久且有目共睹，“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

看来，如果权力不在阳光下运行，监督继续存在真空，那么，还会有更多的陈同海们“前腐后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云雾山

张海，一个年轻的亿万富翁，一个所谓的“资本大鳄”，一个最新的健力宝事件出局者，一个迷一般的人。

仿佛从雾里走出来。

有人说，他“肯定”是中央某前部长级官员的孙子；有人说，他“一定”是某曾非常著名的高科技投资公司负责人张某某的儿子，而这个迄今一直藏身海外的张某某仍在遥控指挥国内的金融投资业务；有人说，他“应该”与某国家领导人的亲属集团有着密切联系；还有人说，他是某著名藏密大师的大弟子。

如此多的神秘传言，笼罩在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不动声色的30岁年轻人的头上。

两年多前的2002年8月，在新加坡的顶级豪华游轮“处女星号”上，千余名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前来的嘉宾，共同见证了张海的首次亮相。这个“神奇小子”在收购了健力宝后，选择了以一种“极尽奢华之能事”的方式出场(曾受邀参与该活动的本刊记者如是描述)。

自此后，张海开始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除了经营健力宝，他还投资足球，收购健力宝足球队，甚至一度想收购多家足球俱乐部，组建足球界的“张海系”。

特别是在2004年10月的中超“足球革命”中，张海以揭竿而起的革命者姿态，和徐明等一起，公开向中国足协叫板，一时风头无二。这样一副无畏姿态、斗争精神，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现实政治格局下，不能不吸引了多数球迷、也包括众多中国人的注意力。

他是谁？是从不为人知的角落里、靠天赋、本领、狡黠和运气杀将出来的一彪黑马？还是有浓厚的政经势力做背景的财团利益的前台代言人？

他从哪里来？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

他想干什么？他还能“神奇”多久？

现在当然远不是为他“做传记的时候”(张海自己语)，当下的财经媒体格外关注的健力宝与他的财务纠纷，我们也无意涉入，作为一家以客观记录人的命运为己任的杂志，我们关心的，其实只有一点：

在从1990年代初期到现在的十几年间，在南北大地，在波诡云奇的资本市场里，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舞台上，一个出身平凡(这一点已由我们的记者调查做了证明)、面目不清的中国人是如何闪转腾挪的，他做过什么？

从某种程度上说，张海好也罢，不好也罢，他的离奇发迹史，恰恰是我们这个混乱时代的一个缩影。

本刊特派记者此深入到他的家乡河南开封、郑州，采访了大量与张海有关联的当事人，试图撩开笼罩在他身上的种种面纱，还原一个“神奇小子”的离奇人生。

调查张海：从藏密大师到资本巨鳄

入主健力宝期间，很多员工不叫他老总，而是喊他“老师”。他自己的说法是，从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开封相国寺的方丈净严法师学习佛法，“到十四五岁的时候，已经是相对专业的了”。

他又说，他的老师夏日东活佛曾经多次将他带到西藏，在西藏他前后呆了二三年，那时，他只有13岁。而在他的家乡和弟子当中，他6岁就开始到青海、西藏学艺的故事广为流传。传言没有源头。

突然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张海的身世再次被人关注。

但对很多人来说，他仍是一个谜。公众隐约了解的是，他通过收购成立了深圳凯地投资有限公司，开始构建被业界称为“凯地系”的投资王国。此后，“凯地系”在股市频频出手……

对于当初是怎么发家的，张海一直语焉不详。他对外的说法是“18岁没有上完大学就到香港发展了……”

资料显示，张海早在1992年9月就曾经去过西安办讲学班。1992年10月在荆门举办全国性的提高班，1992年11月在武汉开过三个授课班……根据1993年张海讲课时的宣传资料上的数字，他到1993年春已经给数十万人讲过课，按最低标准每人40元的初级班算的话，10万人就是400万……

是真是假？哪一个他是真实的？

据记者了解，这两种身份在张海身上都真实地存在着。分水岭也许是在1992年，此前的他是一个气功爱好者，所谓的“藏密大师”，此后，他逐渐消隐了这一身份，成为资本市场的操盘手。

不像1990年代初“气功热”时期，他那些同样喧嚣一时的“气功大师”同行一样，张海居然巧妙地把他的人生命运完全改观了。

18岁之前的他是怎样的？本刊记者奔赴河南开封——他的故乡作调查。

开封，12月，冰天雪地。

但是，熟悉他的人们对他关注的热度丝毫不减。谈论他参与的“中超革命”，谈论他与健力宝的是是非非，以及谈论他是否娶妻生子。此时，他已离开开封接近十年。

为什么普通的人们这么关心一个资本市场上的高手？仅仅因为家乡人的缘故？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许多熟识张海早年经历的人眼中：他拥有“特异功能”；他是“藏密大师”；更或许，隐隐约约的，张海就真的是活佛转世呢？

“不是这样的话，怎么来解释张海身上的那些特异功能呢？”张曾经的一位老师，至今依然对他拥有的“法力”怀有深深的敬意。

张海的母亲叫朱乐平，原开封二十五中的语文老师，父亲张智志，原开封市经委工作人员，此前也当过中学老师，张海是他们惟一的儿子，这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城市家庭，但是，这一切都因为张海的“特异功能”而变得神秘起来。

他的一个邻居回忆，整个小学乃至初中阶段，张海都没有表现出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一样的上学，一样的顽皮，一样的天真。天一冷，鼻涕拖得老长，爱蹦、爱跳，喜欢吃香蕉。但是，在初中毕业前后(1988年)，张海开始传出有“特异功能”的消息。

“一天，张海兴冲冲地拿了一本杂志喊我说，姨，你看，上面说的‘特异功能’我也有啊！”张的邻居说，“后来就逐渐传出更多的关于他‘特异功能’的消息，什么把大树叶含在嘴里变成小树叶、意念拨表之类的东西。当时，正流行‘特异功能’，各个地方都有所谓拥有‘特异功能’的人，我也就没放在心上。谁知道后来有关张海‘特异功能’的传说越来越厉害，连他父母也都开始说他有了。”

张海曾经的班主任——河南大学体育学院退休的董超老师向本刊证实：“当时张海在我班上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他会什么特异功能，后来他转走之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但我从来没有见过！”

董超说，当时的河南大学体育系为了创收，登广告面向全国招收一批具有武术基础的学员，学历不限，结果刚刚初中毕业的张海就报名入学了。当时，学员的年龄参差不齐，大到四十，小到张海这样刚刚初中毕业的。不过，张海没有武术基础，而且斯文、腼腆，加之常常旷课。没有过多久，不知何故，张海就被退学。

出身教师子弟，张海为什么不按部就班地读高中、上大学，而是初中毕业后就读了一个自学考试性质的武术专修班呢？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班主任——开封十三中学的李九成老师语焉不详。但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张海学习成绩不好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从河南大学退学后，张的父母很着急，年纪轻轻，没有学上，将来可怎么办啊？

不久，张的父母通过关系找到了当时河南大学另外一个武术专修班的班主任张宏梁，得以成功“转学”。

加入到爱好气功的张宏梁的班里，张海似乎找到了方向。

张宏梁回忆，当时，由于自己爱好气功，也特别注意学生是否有些“特异功能”，后来不知怎么得知张海具有这方面的特长，于是到外地开会、讲学什么的都带着他，让张海结识了一批人。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多。而当时，张海的父母也正为孩子的前途发愁，看到这个，也都很支持。

更为神奇的是，张宏梁向本刊证实，他亲眼见过张海表演的“特异功能”：把一片大的冬青叶子含在嘴里，过一会树叶会自动变小，而且轮廓保持不变，甚是奇妙。他曾经亲自带着张海给来访的外国友人表演过这个功夫，并出具了当时的照片。

张宏梁透露，正是在他班上读书的这个时期，因为具有“特异功能”，张海开始给人治病。

张海母亲的一位同事徐月娥告诉本刊记者，知道张海能够用“特异功能”给人治病后，她曾经向张海的母亲提出请求，让张海给自己的朋友看病。由于朋友之间关系不错，当时，张海的母亲朱乐平直言，这个东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张海的外公生病，张海就没有能够治好。

“后来，张海也没有能够把我朋友的病给治好。”徐月娥说。

就是在这种具有“特异功能”并且能够治病救人的光环下，张海迎来了他河南大学面临毕业时的考试。

当然，张海也无法取得专科毕业证书。张宏梁回忆，后来，还是张海的阿姨替张海领的结业证书。“大概由于不好意思吧。”

不过，在河南大学读书的最大收获是，在此期间，张海认识了一批人，其中包括北京过来的一个藏密气功的信徒——王紫升。

张宏梁回忆，王紫升很是欣赏张海。张海到北京时，曾吃住都在王的家中，而且最为关键的是，王紫升就是藏传佛教夏日东活佛的弟子。“很可能，就是通过这一层关系，张海才得以认识夏日东活佛(注释附后)，然后拜为弟子。”

事隔多年，人事离散，张海怎样成为夏日东的弟子，记者已难获知细节，但事实是，原本在开封地盘“发展”的张海，归入夏日东门下后，他开始了从一个单纯的具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向“藏密大师”的转变。

张海自己说，他是13岁的时候到西藏去拜夏日东为师的。按照他1974年出生的说法，这个时间应该是在1987年，但此时，张海尚在开封市十三中学读初中二年级，“特异功能”尚未显露。同时，夏日东的同事兼好友——青海民族学院的李建本教授告诉记者，夏日东教授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90或者91年的时候收张海作弟子的，“不可能这么早”。

或许结识夏日东时间的早晚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张海——一个据说拥有“特异功能”的十几岁的孩子，是如何变为一个“藏密大师”的。

1991年第3期《妇女生活》一篇名为“大器早成——记十六岁的藏密气功师张海”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原来张海从小就迷恋气功，四岁就开始学静坐……在夏尔登(笔者注：应为夏日东)活佛(曾任中国北京高级藏语系佛学院第一届任课教师，亦为班禅大师讲授过法义。班禅大师赐封号为“持戒教证功德海之主”，并给予“高级藏学学者”证书。2001年8月去世)那里他学到了很多高深的功法。为了尽快掌握上师的传承，他投入了忘我的修炼。练三明字功，按最低基数要求是八十万遍，张海练得口角起泡，上下嘴唇都肿了。修炼藏密中有名的“拙火定”功，张海在数九严寒脱掉上衣，让父母把经过五六层冷水浸泡的棉布裹在他身上，然后用自己的身体散发的热量迅速把棉布烘干……

但是，除了这篇报道之外，记者在开封采访期间，没有听到丝毫有关张海如此练功的说法。而且，张海的邻居们，也从来没有听说他“四岁就开始练功”。

但，一个事实是，“夏日东活佛弟子”，“特异功能”、气功治病等结合起来，张海的名头愈见其响，“藏密大师”之称不胫而走。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办公室主任孙岭回忆，有一次，河南省气功协会邀请张海去传功授课，身体不好的她去听课，觉得效果不错。下课后，她就问张海，想做他的弟子，合格么？非常合格！张海这样告诉孙岭。

随后，孙岭又请张海给患有肺气肿的社会科学院的领导治病，据说是减轻了。这位领导很感激，组织全院人员听张海讲课，平时就喜欢佛法、气功的孙岭就向所长、院长建议要让张海领衔成立一个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

在这帮热心信徒的操持下，1992年12月12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成立，张海被任命为所长。孙岭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经费自筹。

戴上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帽子，张海的“事业”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在一次欢迎张海到武汉讲学的致词中，原武汉大学副校长、湖北省老教授协会常务副会长戴礼彬写道：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藏密瑜伽大师张海先生，师承当代高僧、著名佛学家夏日东活佛，以及多位高僧的加持和传承，功理渊博、功法精熟……受夏日东活佛的嘱咐，出山传功，两年多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国内外受传承学生达十余万人，他的事迹曾被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新闻单位，先后报道，在气功界、科学界、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孙岭向本刊证实，当时的张海业务确实繁忙，整天全国各地到处跑着讲课，尽管他是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但是一年见不到几次他的人，还经常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等国家传授藏密气功。

但是，“藏密大师”张海的传授功法不仅仅是学术交流，更多的是要收费的。

资料显示，1992年5月，刚刚18岁的张海在湖北荆门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个藏密瑜伽健身中心——“中国荆门张海藏密健身中心”。首期培养了弟子300名，骨干教师180名。收费标准为：一，教功收费初级班每人收费40元，中级班每人收费50元，提高班每人收费90元；二，辅导班的收费，初、中级辅导班每人收费15元，提高辅导班每人收费20元；三，骨干培训班，中心下属有14个辅导站，要成为辅导站中的骨干，每人收费50元；四，治病疗养收费，这种收费每人要预收费300元，15天为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收费100至150元；五，各单位、辅导站请中心老师办班，按总收费50%交“中心”，其余50%归单位和辅导站。在中心成立后，张海在半年内三次在中心开班授课。

孙岭回忆，当时张海在湖北福慧山庄开办藏密高级班，每人几百元的学费。而张海后来组织的到五台山的“灌顶活动”(笔者注：藏密中的一种法事活动)，更是场面宏大，信徒达到数万，每人都有“施舍”，刨除了场地租赁费等各种费用之外，张海依然收入颇丰。

“当时，一年几十、上百万，应该不是问题。”孙岭说。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突然之间成为“藏密大师”，很难不引起人们的疑问：张海的藏密功法确有其事么？

当年张海的几十万弟子已经无法一一寻找，但是，夏日东的一位朋友——青海民族学院的李建本教授却告诉了记者一个惊人的事实：夏日东活佛从来没有传授过弟子藏密！

“挂名夏日东名下的弟子很多，但是他一直就不谈或者不传授密宗，遇到人们问询或者实在被逼急了，就以自己不会来搪塞。”李建本说，“而且当时青藏地区的活佛们对张海在外面大搞学习班也颇有微辞，不过，夏日东为人宽厚，一直没有对张海说什么，后来他们师徒之间就不怎么来往了。”

此种说法，得到后来多次到西藏拜佛的孙岭的证实。“西藏的活佛们说，张海当时传授的不是藏密，而是外道(笔者注：即为歪门邪道或者非正宗之意)。”孙岭说。

夏日东因为张海受累的说法也在网络上流传。乐趣园网站“网海莲舟佛法论坛(国内版)”一篇文章称，夏琼寺的夏日东佛爷曾经因为和内地的张海有过联系，在这些大佛爷的年会上被很多的佛爷提出不同意见，但没有否定他是佛爷啊！只是说宁可让密法失传，也不可以和搞气功的混到一起。

退出江湖

记者无法查证，当年通过办学习班，张海挣到多少钱。但一个事实是1992年之后的这几年，这位“藏密大师”的大部分时间依然在国内，只是离开了开封。而不是他自己所说的，1992年以后就到了香港康达公司。另一个事实是，随着这位“藏密大师”“事业”的发展，其父母逐渐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辅助”起自己惟一的儿子。

张的一位邻居说，大概是在1995年左右，张海举家迁居广州。彼时，张海已经从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的孩子，变为了拥有名车、豪宅的年轻富豪。

张海父亲的一位同事也告诉记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或者更前一点，张海结识了一批粤、港以及海外的富商，这让他受益颇多。香港富商张金富——以后张海商海生涯中的重要伙伴，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于是，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传功当中，张海宣布，他要退出藏密气功的舞台，考虑转型。

张父的这位同事分析：这可能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看到当时气功盛极而衰的兆头；二就是手中有了一定资本开始向经济界转型。“当时，据说一位港商给了张海不少股份，等股价上涨后，张海抛售套现，一下挣了500多万。”

或许是意识到通过气功这种方式挣到第一笔钱不是很光彩的事情，张海的父亲开始想极力抹去张海“藏密大师”的过去，而张海在公开谈及自己过去的时候，也总是极力淡化自己“宗教”的色彩。

12月26日，记者在开封采访张海当年的一位忠实信徒时，这位老人一定要亲自联系过张海，得到同意之后方接受采访。他当年的初中班主任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首要条件也是，尽量不谈不利于张海的事情，而且不允许录音。

此外，让记者不解的是，很多时候，张海刻意隐瞒自己的经历；在河南大学体育系武术专业自修班入学所填写的档案资料中，张海竟然把自己毕业的母校——开封市第十三中学改为第二十一中学！而在他所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代表简历中，最终毕业学校更是忽而是河南大学，忽而是郑州大学。

退出气功江湖的张海很快一头扎入他陌生的资本市场。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当年一位教过张海的老师，听记者说起张海是资本运作的高手，立即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就他那个初中毕业的水平能行么？他的背后肯定有人在帮他！”语气之肯定，几乎不容置疑。

但事实是，当2002年，张海再以健力宝掌门人的身份重现公众视野的时候，已经完全确信无疑是一副“资本大鳄”的面孔。

资本大鳄

河南省工商局的企业登记资料显示，1996年11月27日，张海联合其他股东，出资1999万元成立了河南心智实业有限公司(即现在河南方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张海出资999.5万元，占50%股份，被选为法人代表、董事长。1997年4月17日，张海又发起成立了河南菩提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河南心智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法人大股东入股，张海再一次被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而他的合伙人中，就有当年接待他的武汉大学原副校长戴礼彬。

“正是在各地讲学过程中，张海结识了许多人，而这其中的有用之才日后成为转型经济的坚挺基石。”开封一位评论人士这样分析。

记者得到的另外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张海在香港的重要伙伴——张金富本人当年也是张海的弟子。

有了财力，结识了人才，此后的张海，开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

此后张海的经历如何，记者经多方调查后，并无更多了解。以下材料，均源于其他媒体的公开报道。

1996年，张海和他的另外两个伙伴筹资一亿，香港中联出资5000万，准备收购中国航空科技进出口总公司属下的深圳分公司。由于种种原因，此次收购遇阻搁浅，但幸运的是，张海和他的伙伴们却敲开了另外一扇大门。

“我们改组了中航科技下面的一家财务顾问公司，这个公司曾为深天马和深南光等上市公司做顾问。”张海介绍，而改组后的公司就是如今的深圳凯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饥饿难耐的“凯地投资”甫一落地，立即凶猛出击，展开一系列连环收购。2000年4月，凯地联手河南心智收购了深圳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凯地占70%的股份，河南心智占20%股份。此次收购成为打造“张海系”的关键一役。因为在此之前，东方时代刚刚入主由36所名牌大学发起成立的中国高科。正是站在中国高科的肩膀上，凯地才如鱼得水地介入方正科技和中科健等多家高校和中科院系的上市公司。

“我25岁时就做了中国高科的董事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张海满脸笑意。

2001年，频频得手的凯地又先后介入银鸽投资、深大通、浙江国投；2002年初，则又巧取健力宝。几乎在一年时间，凯地用资本链进行超级捆绑的关联公司已经超过百亿市值。

至此，张海“资本大鳄”、“企业屠夫”的称号已经名副其实，彻底完成了从“藏密大师”到“资本大鳄”的蜕变。

或许，真相永远都在传言后。仅我们看到的是，张海已经一步步远离“特异功能”，远离“藏密大师”，逐渐走入商贾巨富的行列，而且现在他还饶有兴趣地玩起了足球。

“既然外边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我就要解释一下，但我不会太认真去说这件事。佛学让我懂得调节自我，养成好的心态。我是一个宗教的研究者和虔诚的信仰者，如此而已。”

“我只有30岁，还远没有到为我这个人作结论的时候。”

确实，人生是复杂多变，对一个年仅30岁的年轻人，任何武断的概括或者品评都会显得苍白乏力。

张海很早就懂得利用新闻媒体包装自己，左图是河南某家公开出版的杂志1991年3月号的报道原文。标题是《大器早成——记十六岁的藏密气功师张海。

1990年2月9日的上午，过完春节刚刚上班的中央电视台的编辑记者、演职员、播音员以及《体育世界》、《武魂》等杂志社的新闻工作者，一大早便来到电视台演播大厅，观看年仅16岁的张海做关于藏密气功的汇报表演。

表演项目为倒拨生物钟，即用功力让已老化的树叶变青变小，变得像刚刚萌芽的嫩叶片。

那些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编辑记者和演员们，怀着稀奇、不解与疑惑的心情等待着、议论着：

“不可能吧？已经长老的树叶怎么可能再变小变嫩呢？要是这样，人不也可以返老还童了？”

“眼见为实，是真是假，看看再说！”

张海出现在主席台上。台上的陪同人员为避免表演后可能出现的“魔术说”，便让电视台的几位同志亲自到院子里随意掐任何树木或花草的叶子。几个人急急忙忙跑出去把一大把杜鹃花的叶子捧回来，又从中挑出两片斑痕最多而且大小形状都相似的老叶，交到张海手里。只见张海把其中一片放在一张白纸上，另一片托在手里，不到一分钟工夫，托在手里的那片老叶开始逐渐变小、变青、最后变成了一个黄嫩黄嫩的芽芽。与放在白纸上的那片相比，体积足足缩小了约20倍。

……

关于张海这次汇报表演的情况，笔者曾听人提到过。然而，当时却对此疑信参半——因为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虚讹滥传毕竟太多了。

直到12月9日上午亲眼近距离目睹了张海在省城的一场汇报表演，才知道听到的情况不仅千真万确，而且了解到那些表演项目只不过是用来宣传藏密气功的“小打小闹”，若与他完整的功能功法以及用藏密气功为中原父老解决疾病痛苦的贡献相比，那简直有点微不足道了。

趁他在省直办学习班的机会，笔者采访了他。

交谈中发现，这是一个从学识、秉性、气质都远远超出实际年龄的孩子。虽然刚满十六岁，言谈举止却透出少见的成熟与稳重。同龄人中常见的浮躁与卤莽，以及略怀雕虫小技便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轻薄与狂妄，在他身上一点迹象也找不到。

“听说藏密气功一旦出功能层次特别高，治病效果又快又稳固，能谈点这方面的情况吗？”

“这我就不说了，明天上午搞治疗，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

第二天，我一大早赶到气功科研会。要求治疗的病号已坐了满满一屋。

已被治疗过的凑在门外兴奋地议论着：“我的瘤子果然没有了，才两分钟时间呀，真神啦！”

“我的胳膊已有十来年抬不起来了，只这么一会儿工夫，就可以绕着头划圈圈了，我觉得像做梦似的！”……

我跟在张海后面，想亲自验证一下治疗效果……

几十位现场目睹者禁不住鼓起掌来……

12月22日上午，记者联系上张海，对方爽快地答应当天下午就接受采访。此前几天，《21世纪经济报道》登出了一篇报道——《张海涉嫌侵吞健力宝数亿元》，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跟进，张海，被猝然间推到了风口浪尖。

下午3点半，记者在北京昆仑饭店阳光酒廊见到张海。

然后，在整个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张海，自报年龄为“30岁”，一系列正在扩散搅深的旋涡中心的张海，基本保持了他一贯给媒体的表情，笑呵呵，一直笑呵呵。即使偶尔的言辞欠缺“举重若轻”的风度，也会来上一句，“我开玩笑了，哈哈”，找补一下。

他在“他想谈的”和“想被知道”之间，一直坚定不移地“详略得当”。

他着力“详”的个人表白有：

为了健力宝球队，他正在心急如焚地斡旋，为的是给球员发工资，留住要转会的球员，为明年年初的亚洲区俱乐部赛“争光”；

在他主政健力宝的两年多时间，健力宝既赚钱又发展了品牌，成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五季”；而他本人，当初进入健力宝的内心动力之一是，寻求一个成功者的自我突破，之二是，为发扬民族名牌，甚至有年少时“健力宝情结”的原因；以及包括进入健力宝后，他个人类似劳动模范的各种好人好事，比如，连续72小时工作，吃盒饭，无奈之下，学抽烟、喝酒等。

他经意“略”的问题，常常是，记者提问，他或笑而不答，或只回答很少，然后问题再被提起……它们包括：

关于教育背景。总结张海零星的说法如是：初中毕业，即因武术被河南大学公共体育专业特招。在校学习一年多时间后辍学。那时候，社会活动就非常多了。后来没有再受过正规学校教育。

关于18岁以前的人生。在谈话中，张海常常试图以“18时，……”为开头，岔开追述，让话题重回这个，让他开始一帆风顺阳光灿烂的发财成名之路的“时代赋予的偶然机遇”：在互联网初兴之时，这个18岁的，“有比较多人际关系”的河南青年，以香港一高科公司国内代理之名，来到北京，与国家大企事业单位签下巨额网络工程承包合同。

关于他的信仰背景，以及这个背景与他从商之间的关系。关于前者，他一直“羞涩”——“那是以前的一段经历了，没什么好说的”；关于后者，他一直“坚决”——“没有关系”。

关于“这几天的状态”和球队

人物周刊：您这两天很忙，很急吧。

张海：也没有。

人物周刊：关于您从健力宝拿走6个亿的报道出来后，您觉得被动吗？

张海：我已经请了律师保留起诉的权利。对于造谣和诬陷，你只有采取法律手段捍卫自己了。负面作用该产生的也产生了，那天我去谈一个项目，人家说，你不是被抓起来了么？你怎么又来了？那我来了就证明我没事吧。大家就闷着头跟我谈，谈到最后谈价格的时候，突然间就冒出一句话：2000万你在乎什么，你不是从健力宝拿走六七个亿吗？

这个行为，名誉侵权是次要的，但现在在“刑事”上，有一个损害商业信用罪，那我现在谈的一个项目，万一人家受这个的影响，那我肯定是要追究的。当然了，开玩笑的。呵呵。

人物周刊：那就说一下您今天的一些安排吧。

张海：实际上我这次来北京在等李志达(编者注：现在的健力宝大股东，11月份张海签定协议，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了李)，他约我来的，来了之后他就联系不上了。约好的时间通过中间人改了三次。一推再推，原来约的前天，后来改昨天，然后昨天又改成明天，明天现在又取消了。

人物周刊：那您是还在等？

张海：所以我就有空见记者喽。(笑)等他是因为足球队的事。因为今年的这些球员都是我从全国各地买来的。现在得为人家负责啊。

人物周刊：您这么有责任心啊？

张海：实际上是个负担。马上该过年了，人家工资还没领到呢。民工都要去讨工钱啊。现在找不到领导是谁，政府托管的是健力宝集团，俱乐部的股权已经卖给了李志达，现在李志达不出现，对这个问题回避。这怎么办？年底球员都在到处找工作。

人物周刊：您心情这么迫切，可之前为什么健力宝拖欠了几个月工资呢。

张海：我在的时候没有拖欠，我4月份就离开健力宝了，我就没有权力了。然后所有张海时代喜欢干的事人家都不干，恨不得把我修的球场的草都拔了，别说给球员发工资了。

人物周刊：您分析李志达为什么不见你呢？

张海：不知道。不想花钱呗。没理由啊。我现在变成秋菊了嘛。来要个说法。(如果)你说，张海你不要管这事；那我就跟我的球员说，老板说了，不让我管，你们去找老板。或者你说，我不管了，我把球队交归你管，六千五百万的工资，大概连税下来八九千万，你自己解决。好，我来解决，我想办法给你们钱。2月9号，深圳队要代表中国去打亚洲冠军杯，马上要打亚洲俱乐部杯，难道要让健力宝丢人丢到国际上去么？

人物周刊：关于您和健力宝的报道中，提到不少健力宝的员工把矛头指向你，认为您把健力宝搞砸了。

张海：这个很正常，这个我倒一点气都没有。为什么呢？我刚接触健力宝的时候，很多员工都来告李经纬的状。我第二天，就把这批人给炒掉了。今天我很理解这个事情。李经纬那么大功劳都有人骂，我张海，比起他来说，挨两句健力宝人的骂很正常。不在位了嘛，说什么的都有。

人物周刊：还不光指责操作上，还指责你的战略投资、包括品牌运营。

张海：战略投资和品牌运营，我跟很多媒体都讲了，我认为没有错，都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他们没资格指责我这个——我不给你发工资你可以指责我。但是从股东的角度来说，那么我只要是赚钱，而且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不存在被指责的问题。

关于过去：信仰、第一桶金

人物周刊：好像很多人都喜欢用“神秘”这个词来形容你，你觉得这个扮相怎么样？

张海：应该不神秘，我多爽快的一个人。你们采访的企业家也很多，实际上像我这样讲话的人不多。我是个，实际上在根本上来说，属于一把快刀，做事比较果断，在处理一些人的关系上，反而变成了不愿意过多地跟人解释，因为你做之前跟人解释，属于泄密，做之后跟人解释，也没用了。

人物周刊：大家说的神秘包括不清楚您过去的经历。

张海：是，这个没办法，年轻，你被人关注，然后各种各样的猜测，实际上本身很简单，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推测，堆积在一起就变成神秘了。

信仰和少年时光

按照张海的原话是：家住河南开封相国寺附近，曾经在未成年之前受过一段时间“这方面”(指佛学)的熏陶。学习过梵文，很早就开始翻译。曾经离开过开封一段时间，到西北搞佛学方面的学术交流。老师之中，有夏日冬活佛(编者注：经本刊记者调查，该活佛已于前文简介说2001年去世)。开始走的学术道路，甚至考虑过翻译《邓小平文选》，但是发现已经有人翻译了……这些东西，我都不想多去说，嗯，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然后，18岁，我就变成了个商人。

人物周刊：您的这个信仰背景，和您后来从商有关系吗？对您有帮助吗？

张海：没有。完全没有。

人物周刊：有报道说，您当时在各地办气功班，收费的，很火的。

张海：没这回事。

人物周刊：从来没有过？

张海：有也是在大学里，是学术交流。

人物周刊：您那时候十几岁，神童啊。

张海：我很早就开始工作了，边工作边学习。

张海：我不满意自己的媒体形象

18岁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按照张海的说法，他18岁时，由于感觉“如果只是做学问，完全掉进书本里的话，可能和现实生活离得很远”，所以放弃了做学问，开始从商，加入香港一家名叫康达的公司。这个公司的主业是通讯和电脑。张做的是国内业务，“类似包工头”，做网络硬件的施工。先后做了很多大型的网络工程，包括工商银行总行，农业银行总行，人民银行总行，中国银行总行，香港的汇丰银行，香港的会展中心，而且1995年1996年的时候参与了当时亚洲区最大的互联网工程，香港机场的ATM网的工程，“那时候是亚洲最大，现在也是”。张作为其在大陆业务的拓展者，“从一开始就持有一定股份”，后来赶上互联网的春天，这家公司上市，再后来这公司与香港一家公司换股，张遂卖掉股份，退出。

至于，如何加入，该公司为何看中18岁的没有专业背景的“自己”，张海说，“是关系，当时虽然年轻，但是已经有一定社会关系了”；至于这么值钱有用的“关系”是否与“信仰”有关？——“没帮助，完全没有，反倒有影响。”那么是如何建立的？张海的回答非常地“综合”：

“综合的吧。再说句难听话，他们是香港人，你是大陆人，自然比他们关系要多一点。

而且真正的关系，至今我还认为，其核心在于你做的事情。”

至于“成功的秘诀”，张海说是，“由于需要。因为我选择的行业都很好，在行业的选择上我认为自己有一个独特的眼光。我做互联网的时候，互联网在中国刚开始，接着1993年、1994年、1995年每年都在高速上升，在它最顶峰时离开这个行业的；然后做手机，做之前是很困难，我一接触手机立即是国产手机暴涨的两年；电脑也是一样，接手那时候方正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接下来赶上电脑最好的两年。”

健力宝啊健力宝

这之后的事情，按照张海的自述：20郎当岁的自己，开始做证券，收购中国高科，给都是大学校长的董事们当25岁的董事长；收购科健手机，取牌方正——“两个全国第二”……

但是，这位“当时二十六七岁，很多人羡慕”的“方正的执行董事，持科健手机51%股份的大股东”，“投资了很多其他上市公司”的张海，“发现一件非常不开心的事情，有一种失落感，就是中国IT行业的核心技术中国资本永远无法掌握。你做来做去都是在做别人的下水道。非常之不开心，甚至一度想从此就退出江湖了。”

彷徨。“大概彷徨了半年多时间”，然后突然有一天，戏剧化的转折发生了。

2001年年底，飞机上看报纸，民族品牌要卖给新加坡人？民族自尊心，回忆起童年得冠军才有健力宝的时光，再加上“早有进军越土越好的食品业的念头”，——“下飞机就去三水，我说新加坡人出多少钱，我比他多出5000万”，十几天后签约……

“然后一晃就是两年”。“这两年”，在记者与张海的叙述里，是张海最主动的一段，几乎有点滔滔不绝的架势；从内容上讲，基本是“创业的艰苦以及令人欣慰的成功”。

“艰苦很多”，比如，原来“做资本的，每天西服革履，道貌岸然，坐着奔驰劳斯莱斯、公务仓，满天飞；现在做事业，整天开会，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最后顶不住了我就抽雪茄……”

“成就很多”，比如一个月时间“第五季”，“从包装的设计到广告的拍摄到中央台的世界杯招标。然后1个月零15天，就收了将近2个亿回来，第一次上市就收了1亿5的订单，第一年的销售就将近十个亿，第二年超过十个亿。”

艰苦“如是”、成绩“如是”；“但是”，“执著于民族实业而不被理解，被排挤出局！”

人物周刊：您这么成功，后来被免去董事长之职，您觉得为什么？

张海：因为董事会的改组。原来健力宝董事会的4个人我控制3票，后来改成7个人我只有2票了，我不能完全控制的企业我不能做。当时我在和一个大型的品牌做一个合并，这个方案，我们的股东们表面上支持，实际上反对。因为祝维沙他们就是为了套现，我则是有一个5年的长期战略，我是5年要达到4个目标：

一是，健力宝要成为中国消费者首选的品牌；第二是进入中国500强；第三是上市；第四，能够在收购或者通过重组的方式兼并一个国内的饮料，进入到第一军团。四个目标，前两个完成了。我本来还有10年规划呢，是达到世界消费者首选的中国饮料……那不说了。

人物周刊：合作的分歧在哪里？

张海：他们可能觉得套现比做产业更重要。可能他们和我合作时，是把我当成一个资本家来合作的，想快进快出，但我一不小心来了健力宝成了实业家，就没合作价值了。

被“道不同不相为谋者”“排挤出局”后，英雄还有未竞的责任。

人物周刊：那您的实业计划已经基本结束了？

张海：2005年我的新年愿望是：春节之前，能够把健力宝收购这件事有个了结。然后健力宝恢复正常生产，球员能够领到工资。

人物周刊：但是你现在已经退出了，健力宝生产不生产与你还有很大的关系么？

张海：你卖条狗都得关心它到人家家里是否吃饱穿暖；何况不是(狗)，这是健力宝啊，这个情感肯定是在的。我打个比方吧。这个茶壶值200元，你是个万元户，你把茶壶给摔了，砸了，但是别人还等着喝茶壶里的水救命啊。那你摔了这个茶壶，人家就没命了啊。你有钱，你买这个企业花了2个亿你无所谓，不要了。但这得关系到多少人的饭碗啊。大家都得过个好年啊。

关于年龄、速度、自我评价

人物周刊：你30岁，就已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的人生似乎比一般人速度快一些，那您觉得你有过青春期，所谓彷徨迷茫的时期？青春期给你留下的遗产是什么？

张海：我觉得人的成长是个过程。过程，何谓过程？过去了才能回过头去想你这个过程。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朋友拍了部电影叫《成长》，拍一个小孩，从8岁，98年开始拍，每年固定在北京的亚运村凯迪克大厦的楼顶上拍一段。你会发现，6年过去了，整个城市在成长，不光是这个小孩子成长为一个大姑娘了。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价值就是：你所在这个社会的变化，比你个人的变化还要大。因为你不是在一个稳定成型的社会，这社会一直不断地在变，给你的过渡时间、准备时间相对来说少一点。可能你时刻准备着，比如30岁开始个什么事业，但对于我来说可能准备的时间短一些，直接开始了。

人物周刊：那您觉得到现在为止过得最愉快的时光是哪一段时光？

张海：在健力宝这一段时间。

人物周刊：那您有没有感觉特别疲惫，比如自己过得太快了？

张海：没有。

人物周刊：您有过不喜欢自己的时期么？就是自我否定的时候。

张海：没有太多。实际上一直在做事，没太多时间去思考。就是把自己的智慧变成“应用式”的了，很少用于去感慨，也可能还没到时候。我觉得30岁还没到一个去评论自己过去或者下结论的时候。

人物周刊：那您说说您崇拜的人吧，或者比较敬重的……

张海：真正比较敬重的是我母亲。

人物周刊：稍微谈一下上一辈人对您的影响，谈谈您自己的母亲吧。

张海：资本市场很险恶，你看到的都是成功，可能中间(会)经历很多失败，每到这个时候，我母亲都说“没事，千万不要跟别人计较”。每到关键时刻，我都会想起我母亲的话，没必要去跟一些不值得计较的人或事去计较。我个性中养成一个特点，就是不计较，什么事都基本上不太在乎。

人物周刊：类似这样的话，可能每个妈妈都和孩子说过。这些简单的信条你觉得就可以帮助你？

张海：知道，理解，做到。佛学中有所谓的见、修、行。见是认识，修是对认识的修正，有了初步的认识，然后对认识进行修正，剩下就是去做。

人物周刊：父母对你的影响体现在你的人格上，性格上。事业上没有什么帮助。

张海：基本上没有吧。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团队吧。

人物周刊：您能稍微介绍一下这些团队是怎么形成的么？

张海：不说了吧。说清楚是很难的，而且还牵扯到别人。

人物周刊：你在媒体上的形象让你自己满意么？

张海：我相信没有人会对自己在媒体上的形象满意的。中国的媒体现在就这样。

人物周刊：那您觉得和您最大的误差在哪里？

张海：我比大家想象的都简单。

张海对本刊记者说，自己是因为“执着于民族实业而不被理解，被排挤出局！”

云雾山

20年间，极富传奇色彩的亳州人王效金，让偏居小镇一隅的古井酒厂，成为声名远播的国内酒业“大鳄”。在创造白酒奇迹的同时，王效金也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成为阶下囚，昔日的英雄也沦落为古井的罪人。

王效金的案发，不仅给古井带来警示，也提醒众多的国企掌门人，如何用好手中的人、财大权，当好国企的当家人。另一方面，王案带来如何有效监督国企掌门人的思考，从其落马前的行为及心态变化，或许可见端倪。


推动改制背后另有“小九九”



王效金曾公开表示，由于体制本身的缺陷，导致古井集团的经营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只有国有资产大部分退出，才能使企业再次焕发生机。他表示，希望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转变经营理念、改善治理结构，推动古井实现新的辉煌。其实在冠冕堂皇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背后，王效金另有“小九九”。


2003年下半年，深圳某集团准备收购古井，并向王效金行贿。2004年2月25日下午，古井集团根据与深圳某集团的谈判初步成果，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听取审议并最终通过改制方案。


方案显示，古井以净资产为基数，让出60%股权给深圳某集团，余下40%在内部分配，然后以员工拥有的这4成古井集团股权，再设立一家新的投资有限公司，作集团的一个股东，以此实现古井股权多元化。


该方案规定，在这家新的持股公司中，普通员工占股60%，管理层占股40%。但普通员工每人仅有3万股，而王效金一人则高达1000万股。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据参与者回忆，当时很多职工为了宣泄对分配方案的不满，竟然跑到王效金所居住的别墅边烧纸钱。


宣传效忠古井就要效忠王效金


王效金在古井集团可谓一言九鼎，也因此，很多行贿者对王效金“银弹”开路，总能心想事成。


在很多古井员工眼中，王效金就是古井集团。“没有王效金，就没有古井的今天。”此话并非言过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古井酒厂厂长后，王效金便开始展现惊人才能。1989年初，白酒业一片萧条，而此时，王效金推出“降度降价”策略予以应对：将古井贡酒的度数降下来，同时也将销售价格降下来，让普通人也能喝得起名酒。由此，在当年的名白酒企业中，古井成为唯一一家效益没有滑坡并一跃成为全国工业企业500强的企业。


此后，古井酒厂进入高速发展期。至1999年，集团总资产已近百亿元。在最辉煌的时候，古井集团上缴利税曾达亳州市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光芒之下，王效金让人无法不仰视，在《古井报》上，可以看到以各种形式宣传王效金的文章。


有报道称，王效金也在公开场合说，王效金就是古井，古井就是王效金，效忠古井就是效忠王效金这个人，效忠王效金的目的就是为了古井的发展，是为了每一个职工的发展。


国企亟需完善权力监督体系


王效金的案发，引发广泛关注的话题：如何监管国企“掌门人”。王效金对此也是感慨系之，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他表达了深深的忏悔之意。


面对王效金案，人们必须深思：国有企业的权力监督体系该如何构建？


“国企由于产权唯一或产权不明晰，往往造成各级负责人责任不清，以权谋私。只有引进不同的投资者、产权多元化、多方竞争，才能针对重大决策的表决、执行和监督形成内部的制约机制。”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主张，关键要引进外部监督者，比如会计师事务所等独立机构，不能仅依赖于企业的内部审计或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审计。此外，还应聘请独立的董事、监事及财会人员。


胡星斗还认为，必须加强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监督。“必须给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企业的重大决策应该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确保职工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企业核心权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而言之，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落实公司化的治理结构，确保分权制衡机制的运行，是专家就国有企业权力监督体系的完善给出的建议

云雾山

对于2005年年初才荣登“胡润资本控制50强”第一人的顾雏军来说，他也许不会想到，自己会步第一届榜首德隆唐氏兄弟的后尘。在顾雏军东窗事发前，顾曾经被称为“民企中产生的第三代企业家领袖”，并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顾雏军的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顾雏军的悲剧不是顾个人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悲剧。

顾雏军，格林柯尔集团的创办人,曾于天津大学任教,是顾氏制冷剂的发明者,也曾是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和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顾雏军的理论是产业整合，整合中国冰箱制造业的产能，把中国建设成为220公升以下冰箱的全球制造基地，建成名副其实的冰箱王国，做中国的和世界的冰箱大王。为此，顾买下科龙，又买下美菱，更是整合无数的已经停产或关闭的冰箱生产企业。

顾雏军从自己整合冰箱的实践中发现了自己“无所不能”的能量。因此顾老板不再满足于做冰箱大王的梦想，顾老板还想做中国的汽车大王。于是，顾雏军在拿下老家的亚星客车之后，又把襄阳轴承收入麾下，更把目光投向了英国的设计公司和法国的零配件商，幻想打造一条全新的汽车产业链。

2000年，顾雏军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融资5.46亿元。香港格林柯尔控制着一家注册于英属处女群岛的GPHL公司，这家公司又控制着3家注册于英属处女群岛的公司，这3家公司再控制着位于国内各地的6家格林柯尔公司。

2001年，顾雏军斥资5.6亿收购科龙电器。针对这个来历不明的收购者，国内主要经济类媒体均发表了质疑文章，火力集中在顾雏军的理论悬疑、公司业绩、收购资金来源等问题上。

不仅如此，格林柯尔在2002年4月底遭香港交易所质询，要求对2001年底上市公司格林柯尔与位于天津格林柯尔之间发生的一起关联交易作出解释。格林柯尔的年报显示，这笔总数约2.3亿元的款项被用于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未来所需的制冷剂，而香港联交所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交易的更多细节，包括付运日期。这笔2.3亿元的交易发生在2001年12月，恰恰是在顾雏军宣布以个人资产收购科龙之后，因此引发了市场的种种猜测，即该笔预付款的大部分有可能被用于收购科龙支付的首批款项1.5亿元。不过，在质疑阴影中的顾雏军依然不改初衷，继续进行着其收购的步伐。

2003年5月，顾雏军拥有全资股份的顺德格林柯尔，在合肥和美菱电器达成合作协议，顺德格林柯尔以2.07亿元的价格，收购了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成为美菱电器最大的股东。当年7月份，格林柯尔旗下的科龙与杭州西冷集团签署协议，收购西冷70%的股权。同时，格林柯尔与南京斯威特集团抢食小天鹅，并争购小鸭电器。短短两年，一连串资本运作战绩，使顾雏军一跃成为引人瞩目的“资本狂人”。也就是在抢购小天鹅时，顾雏军喊出了他事后一直追悔的经典话语———“我惟一不缺的就是钱”。

顾雏军更将触角伸向汽车业，并加快了其整体收购的速度。

在家乡扬州，顾雏军布下进入客车行业的第一颗棋。2003年12月，顾雏军以4.178亿元，通过扬州格林柯尔协议收购了亚星客车11527.3万股国家股（占总股本的60.67%），并因此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收购扬州亚星之后，顾雏军马不停蹄地收购了国产汽车轴承第一品牌襄阳轴承。2004年4月，襄阳轴承第一大股东襄轴集团将其持有的4191万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格林柯尔，转让总价为1.01亿元。转让后，格林柯尔将持有公司29.84%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

尽管已掌控4家A股公司和1家香港创业板公司，顾雏军的资本运作仍未停歇。2004年8月，格林柯尔以1.84亿元的价格收购商丘冰熊冷藏设备有限公司；2004年11月，顾雏军通过境外子公司GRCCapital全资收购了法国汽车配件生产商汤姆肯斯的子公司盖兹国际在法国莱维斯的汽车管件工厂以及英国汽车设计公司LPD，从而打通了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

在一系列收购完成之后，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已悄然成形，产业顶端是格林柯尔制冷剂，作为产业链的上游资源，一条线路是直接向下游两家电器类上市公司出口，另一条线路是向两家汽车及其汽车配套类上市公司产业延伸。

不过，在顾雏军大肆收购的同时，顾雏军和他的格林柯尔始终摆脱不了市场的质疑，特别是在格林柯尔并购的资金来源问题上。200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金融教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郎顾之争”的大幕由此拉开，顾雏军由此目标越来越大，行为越抹越黑。

2005年4月，科龙电器年报报出6000万巨亏。2005年5月，科龙公告承认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2005年5月13日，科龙电器发布公告称，德勤拒绝继续接受科龙电器的聘请担任该公司的审计师。2005年6月24日，三位独立董事陈庇昌、李公民、徐小鲁递交辞呈。2005年7月6日，科龙高层证实顾雏军欲出售整个广东格林科尔，谈判已进入价值评估阶段。2005年7月12日，律师严义明发起投票权征集行动以求罢免科龙电器现任董事顾雏军。2005年8月1日，公安部门证实顾雏军等6名格林柯尔系高管已经被依法审查。2005年8月1日顾雏军北京闪电被拘，科龙已由当地政府正式托管。2005年8月2日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公司持有*ST亚星的1.15亿股股权被司法冻结。2005年8月2日襄阳轴承与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解除收购合同。2005年7月26日美菱集团与第一大股东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洽谈收购其所持美菱电器股份。2006年12月15日接手股权手续办理完毕，海信正式成科龙最大股东。顾雏军正式告别科龙。

2008年1月30日日上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顾雏军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顾雏军有期徒刑12年,罚金680万元。顾雏军胞弟顾绍军表示,顾雏军已明确表示要上诉。

有业内人士分析,顾雏军在科龙玩的“八个杯子七个盖的游戏”终于告一段落,顾雏军在案发前后态度的倨傲是其落到这步田地的主要原因。

【人物素描】

科龙电器、美菱电器、亚星客车、襄轴股份和格林柯尔等5家境内外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1989年，顾雏军凭借自己的制冷剂技术发明专利赴海外创业，1995年回国发展，使格林柯尔成为地跨亚、欧、北美三大洲的高科技跨国集团公司，并跻身世界三大无氟制冷剂巨头之列。

2001年底，顾雏军控股科龙电器。2002年对科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民营化重组改造，使公司迅速摆脱困境，当年扭亏为盈。

2003年5月，顾雏军收购了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

2003年11月，顾雏军收购亚星客车60.67%的股份；2004年4月，收购襄轴股份29.84%的股份，标志着格林柯尔进入汽车制造和配件行业，公司发展又迈进了新的阶段。

吟风听月

还要增加一个国美的，呵呵，有几个人开始确实让人佩服，可惜周边没人，走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