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经预感自己将败于毛泽东手中

思胜见

有意思——            蒋介石曾经预感自己将败于毛泽东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进一步“围剿”红军，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强化军事力量，于1933年7月18日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轮流调集军官，施以反动的政治、军事训练。其主要课程有《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战时政治工作》等。并灌输“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教育。该团还从事收买、分化地方军阀军官的工作。聘请了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为指导，并请意大利、美国的军事人员做教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共训练军官2.5万余人。 这天，蒋介石在庐山同几位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一起聊天。其中有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建绪。刘乃湖南醴陵县人，1892年生，字恢先。一直参与“围剿”红军。时刘问蒋介石:“委员长百年之后，谁能代替你？” 蒋介石答:“能代替我的人已被我枪毙了。”当时在座的都知道指的是邓演达。但蒋介石很快又补充一句:“不，能代替我的人还有一个活着的。”蒋氏虽然没有指明活着的人是谁，但在座的人都意会蒋氏之语指的是毛泽东。
      想来，蒋介石或已预感他将败于毛泽东之手。 后来，刘建绪把他在庐山听到的蒋介石的谈话讲给了侄婿张之毅。张之毅也是湖南人，1948年为国民党福建省研究院社科所的研究员，解放后为北大教授。
      为使读者明了，笔者于此介绍一下邓演达的情况。 邓演达于1895年出生在广东归善(今惠阳)。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0年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率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后负责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的警卫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1925年因受排挤曾一度去欧洲。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湖北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农民部部长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出走苏联，与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发表宣言，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后流亡欧洲各国。1930年回国后，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任总干事，积极进行反蒋斗争。1931年8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在狱中拒绝放弃政治主张。同年11月在南京被秘密杀害。
                                             ——摘自《民国官场迷信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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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父子败退台湾前究竟偷运了多少黄金?
2009-11-25 10:05  来源： 凤凰网历史综合


    蒋经国抵达南京后，国民党中常会于1948年12月29日任命他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蒋介石发表这项任命说明他已经看到败局已定，大陆即将不保，派其子赴台协助爱将陈诚经营台湾，使国民党日后尚有立足之地。然而蒋经国并未立即赴台就职，而是始终陪侍其父共渡危难。

    就在蒋经国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前4天，蒋介石收到桂系大将白崇禧24日发给他的要求政府与中共言和的电报。与此同时，桂系核心人物、时任蒋介石助手的李宗仁与白电遥相呼应，向蒋介石宣布5项和平主张。湖南省军政领袖程潜也向蒋发来了要他下野的通电。12月30日，白崇禧再电蒋介石，重申前电主张。同日，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通电主和。

    在内外交逼之下，尽管蒋介石不断默念“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的古人嘉训，但仍不免心烦意乱。冷静之余，与败打“老虎”归来的蒋经国商讨和战与自己的进退问题。父子二人商讨的对策可从蒋经国1949年1月1日的日记中窥知一二:

    “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43页。

    蒋氏父子二人的分析虽然退的因素多于进的因素，但对引退也不轻易言之。用蒋经国的话说:

    “父亲虽有原则上决定引退，但仍须考虑引退之技术、方式，以及时间等问题。”“否则，将打击士气，震撼人心，更不利于国家及军事矣。”《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45页。

    蒋介石考虑成熟之后，遂于1948年12月31日在南京黄埔路总统府官邸举行除夕晚宴，将政府准备和谈与自己下野的决定公之于众。翌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发出求和声明。文告称: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绝续，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中。”“怎样才能渡过这一难关，克服这一危机，成为我同胞每一个人异常关怀的问题。”对于和战问题的解决，“关键不在于政府”，而“在于###”。现政府决定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 3304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4月版。

    011文告发表当日，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此后几天间，蒋氏父子度日如年。他倒不在乎其他方面的反应，他所重视和等待的是中共方面的反应。

    1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揭露蒋介石“希望从白祟禧手里夺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毛泽东的评论切中要害。

    1月14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撰写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8项政治主张。其中首要条件就是惩办战争罪犯，以及废除伪宪法与伪法统等。这8项条件对蒋氏父子而言犹如五雷轰顶，视其为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感到再无恋栈总统职位之希望。蒋对李宗仁称:“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离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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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下野之前预作什么布置呢？

    首先，他让蒋经国与俞鸿钧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与外汇移存台湾，以备日后###所用。据蒋经国1月10日日记记载
    “今日父亲派我赴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49页。

1月16日，蒋介石约见俞鸿钧、席德懋二人，提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蒋宣称此举“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52页。

蒋氏父子盗运黄金至台，俞鸿钧是核心人物。蒋介石下野的前两天，即1月19日，俞氏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副总裁刘驷业继任。就在他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后，俞氏以一介平民身份奉蒋氏父子之命，将中央银行黄金、银元与美钞搬运至台。关于此点，台湾《联合报》刊载的《俞鸿钧先生的风范》中作了如下说明:

“也许有人以为俞氏当时既为中央银行总裁，筹划启运央行库存黄金至安全地点，本为其职责以内的事。其实，俞氏当时并不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当时央行的总裁为财政部长刘攻芸兼任，俞氏不仅已经离职央行，而且他本人并不在上海，后因沪上情况紧急，李宗仁态度暧昧，鉴于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对国家命运的重大影响，俞氏乃奉命冒险从香港飞往上海，运用他个人与中央银行在职人员的渊源关系及影响力，擘划部署，将库存黄金运来台湾。”1960年6月2日台湾《联合报》。

该文称俞虽未担任财经方面的任何公职，但他“本诸个人对国家的忠诚、热爱，而将个人危险置之度外，为国家保全了巨款财富，这是难能之处”。

至2月10日，中央银行库存金银大部分运至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20万两黄金。蒋经国在2月10日日记中写道: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共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70页。

以上事实说明两点:第一，蒋经国、俞鸿钧将央行黄金、银元与外汇运至台湾与厦门是在蒋介石下野之后，下野之后的蒋介石就是一介平民，以一介平民指挥蒋、俞搬运央行黄金亦属非法，故称蒋经国盗运黄金。蒋介石说此举是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实则是拆李宗仁的台，为其日后再度复职准备物质基础。第二，在盗运黄金、银元过程中，当时的财政主管当局与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是反对的。关于此点可从蒋经国后来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说明:

012“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来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这一箱珠宝，多半是在抗战时期一班汉奸非法搜刮的财物，胜利后被依法没收，交付中央信托局代为保管的。因为我曾担任过管制上海经济的工作，知道这箱珠宝存放的地点；所以，父亲就命令我去负责执行这一项任务。当我到达上海以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无法取出。我因向父亲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蒋经国:《我的父亲》，引自李敖:《我来剥蒋介石的皮》第179—180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8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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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责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李宗仁回忆录》第95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应当承认，在盗运黄金与银元至台过程中，俞鸿钧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央日报》1960年6月2日刊发王康的《平凡中的伟大》一文中，称俞氏“不声不响，与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副总统’函电密商，决定将黄金全部运台，在某一个深夜，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央行附近的码头边”，将“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主席打电报给俞氏，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到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接管黄金、银元的严家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对国家的贡献”1960年6月2日台湾《自立晚报》。。正因为俞鸿钧对国民党退台后能够得以继续统治有功，故被蒋介石任命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台湾交通、农民银行与台湾银行董事长。1953年出任台湾“省主席”。1954年5月，又被蒋介石提名为“行政院长”。俞在“行政院长”任内因在提高军、公、教人员待遇问题上同“监察院”发生摩擦，以致遭到“监察院”弹劾。在此情形下，蒋介石于1958年1月16日亲自邀集国民党中常委、中央委员与国民党籍“监察委员”200余人发表演说称:“俞院长是国家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我们希望你们记得我说的话，以后如有类似的问题，你们要慎用你们的权力。”《俞鸿钧传》第235页，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因遭弹劾，俞氏心灵受到重大创伤，故辞去“行政院长”职，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60年6月1日病逝于台北，终年62岁。

014对于蒋经国、俞鸿钧盗运至台的黄金、银元与外汇到底有多少，众说纷纭。据李宗仁称:

“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35000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依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上下。” 《李宗仁回忆录》第952页。

另据蒋介石机要秘书出身、直接参与盗运黄金的吴嵩庆部下詹特芳称:

“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92万两，多出2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10 余斤至20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另外还有黄金4200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银元部分约计3000万元。引自李敖:《我来剥蒋介石的皮》第188页。

另据中央银行1949年12月报告，当时国民党当局的银行库存的黄金为395万两，白银1136万两，银元398万多块。引自刘建兴:《台湾经济介评》第123页，中信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程思远在《李宗仁先生晚年》的回忆中称:“蒋介石令蒋经国赴沪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发行金圆券得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等共计3.7亿美元秘密运往台湾。”曾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郝柏村称国民党撤退时将几百万两黄金运至台湾。1989年11月27日《台湾时报》。《人民日报》根据历史资料称: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先后3批实际运去台湾的黄金共277.5万市两，银元1520元。1990年1月8日《人民日报》。

比较以上诸种说法，《人民日报》公布的数字基本上是准确的。这部分黄金、银元对于稳定台湾社会与发展经济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阿fay

别的俺没看,就看金子了.要是大陆留下了,十年动乱也糟蹋了.

鹅老石

往事不可追，来日犹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