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以往出差到城市一样,从被装进那溽闷得令人昏昏欲睡的铁皮虫腹内,一路上聊以止睡的只有那疾疾退去渐渐模糊的野绿,直至再被排到某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除了公事所需进出官衙,便是自囚于酒店某个客房的四方体之中,对城市的大厦丛林与霓光幻彩没有丝毫的兴趣。 城市里的一切几乎都是修饰过的,就连最应该自由生长的绿木花草,也同样逃不脱被修剪、摆布的命运,更不必说那些楞头楞脑的楼厦如同积木一般装饰得千篇一律。 在城市,我宁愿囚于一室,也没有兴趣看那些灯红酒绿。街上车来人往与我没有多大关系,空中日升月落也与我无甚相干。想起一位五四作家陆蠡的一篇作品《囚绿记》。他牵两茎常春藤进了居室,打算引为“绿友”,不料这位绿友日渐消瘦终于枯亡。可见绿色的生命是不应该囚禁的,即便想引为友人,也应当到它们能够正常自由生长的居所去亲近。而我对城市里那些被修剪得齐整划一、看不到舒展枝叶的所谓草木也已经形同陌路,尽管它们还能够长出绿色,但也只是囚于城市之中的绿,是失去自由生长的绿。 我当然不会再蹈陆蠡的覆辙。比如对于也在城里的那爿四方住所,我从来就没有养花莳草的欲望,更不会买被人弄得奇形怪状的所谓盆景,在我眼里那只是一堆患了严重侏儒症和软骨症的病树。人,从来就不应有囚绿的权力。绿,也从来就应当让它在野外自由生长、漫延,就像顽强的地衣覆盖原本毫无生气的石头。 我醉心于野外那大片大片肆意生长的绿。当我每一次出差结束乘车归返,当身后的城市渐渐陷于一片灰色的蜃雾之中,前方那些久违的野绿就在视野中逐渐清晰放大起来。如同脱笼之鹄一般,饕餮的目光似乎也长出了翅膀,迎风翔于低水高冈之上。野绿开始在大地上恣肆漫延,柔和的山脊曲线重新起伏于天地之间。野地里独有的凉沁的风迎面疾疾吹来,曾被城市氛埃所垢的面颊也渐渐洗汰如新,甚至能感觉到脸上每个毛孔也开始自由呼吸了。这般时候,就想对着长天绿地大喊一声:“我回来了!”。这种久抑突释而来的兴奋,在出差归途中都是每见不爽。 我一直认同张承志对“野草”与“芳草”那种几近偏执的区别。在他笔下,北京城里的野草是一种“粘粘的饱水的绿丛,藏满了蛇蝎,或是一些不凶残但恶心的虫”,他“清楚地感觉着自己心上绷紧的一根硬弦,而且每天都感到这弦在恶草湖腥中层层锈着”,这是只能被称之为“伪草”的野草,真正的野草则生长在他竭力闭目才能看见的北国大陆,他上升称之为“芳草”。 这些零星的摘录出于张承志的散文《野草芳草》。他在文中固执而严格地区分着野草与芳草。他为生计不得不忍受着北京城里那些粘腻得锈蚀心弦的伪草,可见即便心力强大得在碌碌囿于体制、兢兢自钳口舌的中国作家中始终“以笔为旗”的张承志,也必须为了家小与生存暂且委身于伪草的包围之中。也正因为张承志如此严格区别野草芳草,才让他与那些所谓的泱泱作家们格格不入。而我心志尚且孱弱,当面对着城市之外的野绿也已经足以满足我这渴绿的心了。 与张承志后来放逐于西北三块大陆相似,韩少功则敛迹于鄂北的偏远乡野,都不约而同地离开了只有喧闹才繁华得无孔不入的城市。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即是他入乡——我不愿意用“下乡”这个字眼,它似乎总有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开荒种菜之后的散文随笔结集。他在那里不仅自食其力生活,更有了劳动所得的智慧,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所谓作家偶尔下乡体验生活的采风。他在其中的一篇《耳醒之地》中写道: 很多虫声和草声也都从寂静中升浮出来。一双从城市喧嚣中抽出来的耳朵,是一双苏醒的耳朵,再生的耳朵,失而复得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还有各种天籁之声的纤细、脆弱、精微以及丰富。 | ——当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如同韩少功耳醒一样,当我重新迎接野地里铺张恣肆的绿,重新像一滴水融入海洋,像一只虫豸又得以游走于没有人迹的草丛,我的眼睛也同样苏醒了,一颗渴绿的心也得到浸润。尽管出差是一次次不得已的离开,所幸的是还可以有一次次归返时的目醒心润。亦如山脊线,有了起伏才愈显柔和,横平竖直得不留丝毫余地的城市楼群只会割伤天空、刺伤视线。 2011.11.26 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