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天云地野 于 2012-4-7 17:57 编辑
四月的记忆 (一) 这两天总是下着夜雨，在我记忆中如此的天气是清明时节的特点。清明前后总是一有股大的寒潮相袭，才能把春放开，把夏迎来。家乡把这股寒潮称之为冻桐子花，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就是桐子树开花的时候。小时候，大集体人民公社时，满山满崖的油桐树，到清明时节，红的蕾，白的花，还有嫩小的叶，在寒风中甚至小雨里怒放，确实是道不错的风景。其实这样的寒潮不只是把花冻开了，更在于落花因寒而腐，花泥入土重归大地。所以，农村人把这天气称之冻桐子花。 这个时节总是发生在阳历的四月前后，也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不经此“浩劫”，天气是正常不了的，现在许多人常常感叹天气反常，包括所谓的专家。殊不知这是年年的规律。这样的季节，四川的山还没有真绿起来，然而青草却是浸润着油脂般的湿润渗透进每一寸土地之中，得意洋洋地不分昼夜的欢笑。也就这个时候，我们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在天黑之前背起背兜，到田间地头打猪牛草。割猪牛草的人太多，春草疯长的速度总是跟不上我们割的速度。渐渐草皮让我们刮尽，田埂露出了她那饥饿的骷样儿。为了不让家长骂，不让猪牛嚎叫(其实只有猪才是爱嚎叫的家伙，还有，那时牛都是集体统一养着，叫与不叫好像与自家不相干呢。割来的牛草上交队上能换工分)，做为孩子的我们都会悄悄猫到油菜地里打油菜叶。饥饿中的孩子会抓住这个时候，摘几把嫩油菜叶填肚子，油菜花也不会放过。 可这是冒险的行动，各个生产队都有看守的人员，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称为，叫着看青，就是专门守护庄稼，相当于现在超市的服务员，专门看护架上商品，有顾客进来就尾随顾客，总有监视之责。那些看青的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并且得与队长有点关系的人，因为这是个不出力只是背着手，叨着烟杆行走在高处的自由人，工分是正常的8分。这可是个肥差啊， 尤其在没有农活可做的时候，大家都在家打扑克或者忍受饥饿的日子，自己还能挣工分。父亲因为身体不好，加上队长在解放前曾经过继给我的地主爷爷，因而时有也被照顾来看青。父亲看青算得上称职，也算不得称职，因为他看到了一般只是吼吼，但不会举报揭发，更不至于把孩子的背兜抢了交公。交公这样的行动在那时是很害怕的事，那是要扣家里口粮的，如果是成份不好的家庭，又总是受欺负的对象，那可就惨了，孩子有可能被打耳光，父母呢，却会被弄到几天一次的大队批斗会场腰弯九十度狠批狠斗。队长的嫂嫂就是个最乐于看到别人挨打批斗的老女人。我们都怕她，为了显示她的成就和威风，她总是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躲在最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我们为了安全，总是先派出两个队员潜入油菜地，假装摘油菜叶，看看她会不会冒出来。这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时候，久了彼此都有了成熟的对付办法。我们呢，最坏的办法就是大家一起乱串，弄两个家庭好的，她惹不起的孩子上前，把她推到一边，以最快的速度跑开。 油菜叶有季节性，支撑不了多久，我们的背兜就会变得空空的，只得转向瘦弱的土地掠夺。因此常常一把小鎌子，把田埂修理得比我们现在的脸还光滑。只要野草的地方都会被我们扫荡殆尽，但总是不能把背兜装实。 (二) 人间四月天，应该说是个很温暖的季节。然而并不是。记忆中那是与饥饿紧密相关的季节。每到这个时候，家里的能吃的东西已基本吃完，包括苕渣与米糠。 苕渣是上年秋天红苕打碎滤完粉汁后剩下的渣，捏成小团儿晒干，保留到第二年饥饿时食用。一般也不像粮食一样刻意贮存，多是晒干后放在家里土墙上。苕渣团儿可能因为捏的太紧太结实，也可能因为没有营养，放在土墙上老鼠除了把它弄到地上，也不会吃它。所以，它们好像总是高居在土墙上直到眼睁睁让我们吃完为止。吃的时候，先是把它们打碎，再用磨子磨成面。加上水，再捏成小汤园一样的大小，放在早已烧开的清水锅里煮，熟了，一人一碗，有时为了再节约，只是抓几把撒进锅里做成稀粥一样的糊糊吃。这种饭一般还有几片牛皮菜叶儿在里面充数。牛皮菜我们叫着田菜，而非北方的甜菜。 当苕渣吃完的时候，我们还有粗糠可以短暂充饥。粗糠不能直接食用，因为太粗糙，吃起来很难受。因而，事前都要反复用磨子推磨，直到推得很细了，再用细竹筛把未磨细的粗糠筛掉才能食用。一般也只能做糊糊类的吃。说是糊糊，其实如很淡的汤汁而已，比牛奶粉冲兑的奶汁还要淡很多。 记得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某年有一个人喝稀粥的时候，有领导问他吃得如何，那人回答说：吃不饱，一碗汤两张嘴喝，能吃饱吗？领导问是怎么回事？那人答：上面一张嘴，下面也有一张嘴，同时都在喝，你说吃得饱不？后来因为这话，那人成了攻击伟大社会主义的专政对象，斗得死去活来。 不论是苕渣还是粗糠，都得十分小心地计划着、十分吝啬地吃。从三月到四月底得有近两个月差不多六十天合计1440小时的漫长岁月啊，那是需要多少东西来填充干瘪的肚皮!现在回想起来，苕渣与米糠在饥饿的年代也不是好吃的东西，涩而再涩的味儿好像还在喉间梗着。对于那个伟大的疯了的年代，总是远甚于无的。 这些吃完了，剩下的日子真的只有饥饿了。每到这子个时候，总有几天我看不到父亲的身影，要过了好些天才能见到他。记得有一年，那是个小雨的日子，应该说正是冻桐子花的时候，也许还是个星期天，因为这天姐姐没有上课。我与姐姐都坐在哥哥的腿上，看着灶台上铁罐子里的清水反复地沸腾，白雾把屋顶的烟尘条子都蒸得发出了油亮的光，父亲还没有回来。哥哥反复唱着他心中的样板戏片段，逗我们笑。过了很久很久，我们都往罐子里加过好几次水了，哥哥还是不停在唱他的样板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他才说：爸爸应该回来了。可是父亲并没有出现。我是第一个开始哭的人，饥饿让人确实没有办法把眼泪留在肚子里，只得冒出来与革命样板戏抢镜头了。后来姐姐也哭着要饭吃。哥哥也许真没有力气唱样板戏了，关了他的歌喉，劝我们再等等。眼看要天黑了，父亲还没有回来。已经一天没有进食的我们看是没有希望等到父亲回来。哥哥最后对姐姐说，你到队长家里再借点粮食，就说爸爸回来了就还他。姐姐跑到队长家里奇迹般地借回来了一碗米，估计有一斤多点。在那个年代，在普遍饥饿的日子里能借到白花花大米那可是比今天亮闪闪的钻石更诱人啊。哥哥马上安排姐姐到可怜的地里揪几片牛皮菜叶，他推磨，我在磨子边向磨子眼喂米。一碗米不能煮成饭吃，只能磨成面，分成多次煮成非常稀的糊糊吃。好像又是过了一天，也就是一碗米被我们兄弟姐妹三人吃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候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的时候杠了袋粮食，好像是玉米。那个时候借粮也有些不成文的约定，一般说来是借玉米麦子偿还的时候是一比一地还大米的，与今天所说的高利贷无异，有的还可能加成偿还。至于父亲借的粮食是怎么还的，我不清楚。也许是借什么还什么吧。因为父亲在亲戚之中还是很有威望的，所以如此揣度。好比姐姐在队长家借回白米一样。除队长与我们家有点“关系”外，多病的队长夫人也与我们有一点“关系”，她与我们同族同宗，她喊我父亲“祖祖”，就是曾祖父一样的称呼，按辈份称我们“爷爷”。民国时代，她娘家人年年清明会都会出席祭扫先祖。 现在在网上常常看到一些人在叫嚣毛泽东时代的公平，没有贫富差距。我说这是不了解历史。因为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贫穷，没有富裕的土壤，何来贫富差距。那个年代一切都是计划的，多余的钱财也使不出劲儿，相反还会要了你的命。其实那个时候也有盘剥，就像这借粮。虽然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像高利贷，那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被动一方的让步。那个时候，性交易活动也是存在的，只是更隐蔽。为了一点工分，为了几斤粮食，为了涨一级工资。那个时候也有靠权力多吃多占，比如这队长家，只他一个人挣工分，还有四个孩子，大家都愁吃的时候，他家还有白花花的大米，为什么？那个时候，有权力的人，因为站在了伟大领袖的一边，可以对他认为的坏人有生杀的权利，一样让你哭诉无门，尤其是专政对象及其子女。那个年代，一个队干部、一个强势的混混只需要口头说站在了毛主席一边，再罗织一个罪名给你，就可以进入你的家里任意翻箱倒柜，带走他想带走的东西，你还不能有异议，那比今天的公安到你家翻东西还强势。这就是那个年代，他没有公平，也有欺诈与盘剥，也有蛮横与无理。今天虽然也不是法制社会，与今天有着历史因缘的昨天也不是什么法制时代。不明白这个，只能更有害于社会的进步。 关于饥饿的日子的记忆还有很多。有一家人，三口。男主人是贫协主席，老婆是个天生的哑巴。大女儿出嫁后，只有一未成年的女儿。因为饥饿的原因吧，大女儿后来跑到外省再嫁给别人了，这在那个时候是很常见的，就像现在许多女孩子喜欢嫁给有钱人一样。这里不妨多说几句这个贫协主席的故事。他没有文化，但很看重他的贫协主席这个称号。他常常说，毛主席是主席，我也是主席，只是他是全国人的主席，我是全队人的主席，队长都要向我敬礼。有一年公社来了个姓代的副乡长，据说不识字。他们两人好开玩笑。与他讨论这个主席的事，他就说，你这个乡长，是代的，就像人家带干儿子一样，不是正宗的。我这个主席是全国人民选的，就像毛主席一样。然后两个人就纠缠说了几个小时。当时是大热天，看热闹的人多。 再回到原题来。每到这个时节，总有几天他们一家人就会饿得在家门口哭泣。年年如此，这个时候只有靠大家相互接济，估计是不会还的。就在我们哭泣的那年，他们一家在门前哭了两三天了，队长夫人看他们确实没有办法了，让孩子给他们端了一斗玉米去。才度过了最困难的几天。因为几天后队上开始分红苕了。这红苕是储备的种苕下种后剩余的部分，那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是救命之食。再过几天就有葫豆和豌豆了，还有葫豆叶可以吊命。再过些天就有大麦收割了。 学生时代的我们，一边上学一边努力地享受着饥饿的盛宴。于是我们把野外能吃的基本上都吃过。割猪草的时候吃一些野草的根叶是很正常的事，比如芧草根，比如蒲公英，比如车前草，基本上猪能吃的，我们都吃过。只是因为我们是人，不能太好意思地把猪草吃完吃尽，否则猪八戒会造反的。这种有控制的吃法，在那个文明年代我们努力保持了一点人的尊严，虽然我们还是不懂事的孩子。吃映山红，也就是杜鹃花是我们上学路上最鲜红的记忆吧。上学的路上，有一座小山坡，当时没有开垦，除了松树，就是满山的杜鹃了。每年四月间，杜鹃花开了，把山映得通红如血。不下雨的时候，无论是放学还是上学，我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涌上坡去，坐在杜鹃丛中，慢慢的摘花吃。把花摘下来，把花芯一点点地除去，再送进嘴里。孩子多，一般会边吃边唱。那景象想来是多么的壮观，几十个孩子坐在花丛之中，牙齿和手指染得红红的。 年年如此的季节，年年如此的饥饿，于我的生命之中烙下了深深的永远也抹不掉的印记，每到这个时节，我总会回忆起来，虽然不再吃什么鬼样的忆苦思甜饭(现在想来，那些日子里，我们哪天不是在吃苦饭呢？)。也因为这个缘故，到如今我还是不好意思倒掉一粒米饭，不敢在餐馆点一大桌吃不完而浪费的菜。对于别人的习惯我管不了，自己总会这样做的。也许这是乡下人的土气根子没有除掉吧。 (三) 清明节，今天是个真节日了，以往多停在口头上，是个气候节点而已。当然也要上坟祭祀。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清明上坟的。很小的时候，没有看到上坟的人，除非是别人家里死人起新坟的时候。有一年，也好像是个周末吧，因为那天没有上课。我在院子后看到原来的土堆上有了白纸带，在风中飞舞，煞是好看。但不知道是什么，再过了一两天，一些坟头上也挂满了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有冥纸烧过。问父亲，说是清明节上坟的。还是不明白。 在我此前的记忆里，没有这回事儿。虽然母亲很早去世了，坟就在附近，割猪草的时候也会光顾的。但那只是座坟而已，母亲对于我，只是一个概念，没有任何印象。 应该是再过了一年吧，我在哥哥的带领下开始上坟了，不只是清明，还有春节。为什么要在别人上坟成了风气了我们才上呢，当时不明白。后来知道了。 原来，上坟这些事都是封建迷信活动，不准。至于是什么时候成了禁忌，我不太清楚。反正是解放后的一次次运动的结果吧，估计应该始于文革时期。父亲历经多难后，事事小心，上坟的事也不敢跟风赶时尚，只有看到大家都在做的时候，且没有人管了才能小心跟上。想来是这个缘由。 据说解放前的清明，对于每个家族来说是一家大事。不论是多少代的后人，都会在族长的招呼下，成群结队地在各地有代表性的先祖坟上转来转去地祭扫。办清明会的人也不是哪个家庭都可以办的，虽说不如现在申办奥运会一类那么复杂，但也得有一些程序与讲究。首先得有那个经济条件，虽然大家都会出钱，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首先坐的地方就是问题，所以得有个宽敞的地方；其次，还得有点体面的家庭，用现在的话说，大概也得属于理事成员一类的吧；再次，还得考虑大家方便，不能让大家跑得太费力吧。一般在事先确定的家庭中轮桩。据说，清明会也不是同姓都可以参加，必须是同宗的。就我们这个家族来说，必须是湖广填川而来的。对于新面孔，还要“考问”一番，比如背诵祖传的离乡诗。 解放以前，因为我还在菩萨那儿效力，没有下凡，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清明兴起的时候，父亲组织过几次人，规模远远不可比了，几次后就没有办了。 清明之所以成为一个大家共享的节，我觉得应该感谢韩国人。不是韩国人超前的将端午节申遗(虽然没有成功)，估计今天也不会有端午、清明、中秋的法定节日。自从解放后，我们除了马恩列斯毛外，好像什么都不该学习和继承了，甚至于汉字某个时候都成了封建落后的糟粕。今天能使用汉字，汉文化能成为一种世界热，说实话，真得感谢英明者一时且持续的糊涂，才没有使汉字成为字母文化。
2012-04-07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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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7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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