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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1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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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百年庆典
贾植芳(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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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1915-）山西襄汾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华史料学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研和创作，著有《人的证据》、《人生赋》、《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等，译有《契诃夫手记》、《契诃夫戏剧艺术》、《俄国文学研究》等。
贾植芳:师者脱俗于是教育脱俗
贾植芳1916年生，山西襄汾人。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七月”派作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家。贾植芳创建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研究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博士生导师。
所谓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
走近复旦大师贾植芳，如同走近百年学府的师道光芒。
因为，师者风骨，文化风华，正是“旦复旦兮，日月光华”之精粹。
师道的光芒，那是在长久的点滴的寻常中，而无声地流露和浸润。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更是自己人生一世的传奇与琐碎。正如有的学生所说：“我特别喜欢植芳先生在一杯茶、一支烟中，侃侃而谈，风骨毕现，从中不仅传授了读书的心得，更是传染了一种难得的为人风格。”
师者脱俗，于是教育脱俗。
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贾）教授”吗？不，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
采访贾植芳教授，是在他安于复旦教师公寓的家中。窗外绿意葱茏，屋内书香萦绕，小恙后的他端坐于书房，体格清癯，风骨清峻。
因为身体的关系，医生不许他抽烟，只有一杯清茶仍在手，侃侃而谈的他神采也依旧：“解放前我是个以写作译书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解放后，实行每人分配一个岗位。我是左翼作家，把我安排到了复旦大学。”
那时三十多岁的进步作家贾植芳，人生转折成为高等学府的教授，开始漫长的执教生涯。“我成了一名身为教授的职业者，但我不是科班出身的书斋学者，我是在时代风浪中奔波的知识分子。教书育人，这是我一辈子颇感欣慰的大事！”
努力经营“教书育人”大事的贾植芳教授的家，吸引着学子们络绎地前来。你一声“贾教授”，他一句“贾教授”，常常惹出他意味深长的幽默。“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教授’（贾）吗？不过，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
“不卖假货”的他，严谨治学，认真对待每一次的传道授业。文革结束后他重返教席的一堂课，是去上海海关专科学校作“关于狄更斯和《大卫·科波菲尔》”的报告。学校学生百余人，围着他提问种种，他一一作答。为了这一课，他“找了几本有关英国文学方面的书参阅备课，在前两天还开了一个夜车到凌晨三点，才写好了讲演的提纲”。
他教书不拘一格，家门为学生大大敞开着，于潜移默化中“植”种桃李芬“芳”
贾植芳教授让家人拿来点心，招待我们。“澳门朋友寄来的，多吃点。”老人一再地要我们品尝，自己捧着茶杯，笑微微的。仿佛，一次次学生登门时的慈祥与热忱。
出生于山西的贾植芳，有着北方人的豪放与质朴，有着五四青年的热情与执著，更有为人师者的慷慨无私。他相信传统的师承关系，先教学生做人，再教学生学问。他教书不拘一格，家门为学生大大敞开着，于潜移默化中“植”种桃李。学生都爱找他求学问学，到他家里聊天、喝茶、吃饭、喝酒，乃至借钱。更慨然奉献着的，是学问之渊博和传道之虔诚。
一口浓浓的山西乡音。第一次听贾教授讲话，学生李辉说：你的话真难懂。毕业二十年后，李辉回忆道：“他关于现代文学的广博见识和真知灼见，贯穿于这样一些闲谈中。与课堂教学相比，我更喜欢这种聊天式的熏陶。在我看来，甚至这是大学教育真正的魅力所在。”
有时连续下雨，使得大家不便串门。贾植芳耐不住这样的清静。于是，端着茶杯在客厅里来回走，还不时到门前听听有没有敲门声……
他用精神感染学生，桃李果然芬“芳”。在他的第一批学生中，出了美学家施昌东、文学史家章培恒、现代文学专家范伯群、曾华鹏等。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导陈思和，想起曾“坐在贾植芳先生那时所住的朝北小屋里，灯火幽暗，充满煤气味，我们聆听着他老人家侃侃而谈。我们正是从他那高亢急促的声调里，渐渐地步入现代文学的堂奥，开始了研究道路。复旦就是有这么一个好传统。”已身为人师的他，如今传承的就是曾经从师辈那里所获得的东西———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做人为文的品格，是诲人不倦的红烛精神。
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他努力“把人字写端正”
师者风骨，是由传奇人生铺垫的。
贾植芳曾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精神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一生坚持知识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努力“把人字写端正”。是为贾氏“风骨”。
1936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贾植芳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当时的他正在北京美国教会崇实中学念书，经常在《京报》、《大公报》、《申报》上发表文章。一天凌晨，数名军警突然来到他的住所，将他带进了监狱。首度进班房，罪名是“危害民国”。在监狱里，贾植芳一直是个“刺头”，狱监给政治犯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他怒摔饭碗，“我没犯罪，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硬是让看守所所长给他换了伙食。
在山东济南经商的伯父赶到北京，花钱将他保释出来。因为在牢里的“出格”举动，他被要求“随传随到”。为了避免再被抓进牢里，伯父让他到日本留学。在东京读书的时候，贾植芳结识了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
1937年，贾植芳回国，那时他的最大信念就是抗日救国。
1945年，贾植芳想通过西安投奔革命根据地，路经徐州的时候，被日本宪兵队的特务抓走了。这一次，他在宪兵队的监狱里呆了3个月，直到日本投降。
离开徐州后，贾植芳只身来到上海，《大公报》发表消息，题目是《青年作家贾植芳到上海》。那一年，他30岁，正是而立之年，但他的身上只有8块钱。
在上海，贾植芳办过报纸、杂志，以文谋生，但他始终积极投身当时的进步运动。1947年，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上海的地下学联办的《学生新报》请贾植芳写文章，他写了《给战斗者》，热情讴歌战斗的勇士。
频频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贾植芳又一次进了监狱，以“煽动学潮”的罪名被关了一年半。最后，是和贾先生相熟的一家书店的老板，以留日同学会的名义把贾植芳保了出来。
当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换了天空。他拒绝了仕途，选择了到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被誉为革命作家。
1955年5月15日，就在报纸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第三天，上海高教局领导以开会为名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你对胡风的思想作何表态？”
贾植芳说:“胡风是我的朋友。”
“他写了30万字向党进攻,你知道吗？”
“他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贾植芳这样表态。
一直持续到晚上，贾植芳始终坚持，胡风是他的朋友。后被带进了看守所，他依然咬定“胡风是我的朋友”，坚不改口。为此，他遭受了整整11年的牢狱之灾，被批斗了近13年。
在苦难面前，贾植芳始终心怀坦荡，不忧不惧。刚毅的精神，支撑他的艰苦岁月。“平时我舍不得吃肉，都是买青菜，但是一批斗我，回家我就买排骨，自己安慰自己。一个人不要自我侮辱，是很重要的。”
在历经坎坷的他看来，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而自己此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没有做对不起国家、民族、朋友的事，做人还像个人，书没有白念。”
坎坷中彼此搀扶的坚强人生，他们活出的是一番气象，活出的是一种风骨
如今年已九旬的贾植芳老人，安静地在家里，读书看报，和学生交流。
坎坎坷坷的过去，享誉学界的声名，在他看来都是“云淡风轻”。他所求着，就是最质朴、最本真的道理：“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离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平反后的贾植芳回到了复旦大学。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的妻子任敏也回到了他的身边。嫁给贾植芳，任敏是嫁给了自己所倾慕的才华和人品，也是嫁给了婚姻中的“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晚年时，这对半世飘零的老两口，总算过上了安稳的生活。贾植芳治学育人，任敏操持家务，帮助整理资料，抄录手稿。
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病情反反复复，医院甚至发出了病危通知。
贾植芳在学生的搀扶下来到病房，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握老伴的手，大声叫着：“任敏啊，你要好起来！”
入院以后从来没有反应的任敏，这时突然涌出了眼泪……
2002年11月，任敏离开了人世。贾植芳至今保留着她的房间，老伴活的时候是什么样，便永远是什么样。“我的所有的人生活动和成就，都凝结着妻子的欢欣和眼泪。我们在到处是坎坷的人生旅途中，彼此搀扶着，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过来；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天风暴，坚强地活了下来。”
坎坷中彼此搀扶的坚强人生，他们活出的是一番气象，活出的是一种风骨。
采访结束时，贾植芳老人一笔一画地签上名字，赠送我们的，就是任敏女士纪念集《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贾植芳人字的最后一画
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离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让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临近老年的标志，是在我接受的信件里，喜庆的帖子越来越少，而讣文却越来越多。......我也常常到火葬场去参加告别仪式，每逢这种场合，像我这样拄着拐杖的三条腿角色一般都被安排在前面一排的位置上，面对墙上用黑边围绕的死者遗像低头默哀。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独独墙上那颗钉子一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
——贾植芳《一个老年人的自述》
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离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一说起自己的传奇人生，贾植芳老人来了劲，泡茶，点烟，笑眯眯。他的养女贾英有点担心，几回悄悄地说：你们别逗着他讲，上回有人来采访他，老爷子一讲起来脑子会激动，亢奋，停不下来，一说说到晚上人走了他还不停，最后送到医院打了一支镇定安神的针，才算告停。
九十出头的人了，还记得自己童年的趣事，记得交往的每个朋友的籍贯，记得重大事情发生时当事人的衣着，一口浓厚难解的山西腔，说到得意处，自个儿先嘿嘿嘿地笑上了，全然不管我们听懂了没有。作家的几项职业特质：观察、记忆、性情，在他的身上依然保持完好。
但是听力已经无可挽回地衰退了。老人曾写文自嘲：人年轻的时候是动物，到老了就成植物了，不能跑东跑西了，走路要用拐杖，谈话要用助听器，成了《封神榜》里三条腿、三只耳的角色。这一天，贾老没戴他的“第三只耳朵”，我们的交谈，是靠指手画脚和趴在他耳边大叫完成的。
拒绝做顺民
“一个外国作家说，人经历过两种境界，就什么都不怕了，也就自由了，一是战争，一是监狱。我都经历过了。”天生傲骨的贾植芳，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或时代动荡，都要坐一次牢，罪名无一例外地是政治犯。
1936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贾植芳首度进班房，当时的审判是“危害民国、就地正法”；抗战后期在徐州搞策反，被抓进日伪的牢房；1947年为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了一年多；1955年，一场风暴把胡风和他的朋友都一锅端到监狱中去，贾植芳也未能幸免。
“一二·九”运动爆发之时，贾植芳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的大潮之中，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当时的贾植芳正在北京美国教会崇实中学念书，他的文章经常在《京报》、《大公报》、《申报》上出现。一天凌晨，数名军警突然来到他的住所，将他带进了监狱。在监狱里贾植芳一直是个“刺头”，狱监给政治犯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贾植芳怒摔饭碗，“我没犯罪，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硬是让看守所所长给他换了伙食。
在济南经商的伯父赶到北京，花钱将他保释出来。因为在牢里的“出格”举动，他被要求“随传随到”。为了避免再被抓进牢里，伯父让他到日本留学。在东京读书的时候，贾植芳结识了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在神田的内山书屋，贾植芳看见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人与学习丛刊》，这是一个坚持鲁迅战斗文学传统的严肃文学刊物。贾植芳将他写的以国内监狱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人的悲哀》投给了丛刊。不久，他收到了30日元的稿费和主编胡风的来信。也是在这时，贾植芳开始与胡风有了书信往来。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并不自由，进步青年的每次集会都会受到当地警方的高度关注。贾植芳到日本还不到一个月，一名叫春山的警察就来“拜访”，“我是警视厅亚细亚特高系的，您以后在日本的生活就由我来照料，请多多关照！”说完还鞠了个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春山由暗中监视变为了明目张胆的搜房。贾植芳知道在日本呆不下去了，于是悄悄地假道香港回国。
回国后，贾植芳参加了国民政府的留日同学训练班，那时他的最大信念就是抗日救国。他被分配到山西前线的第三军第七师。部队驻扎在中条山下，他担任宣传和翻译工作，也为后方的报纸写战地通讯。
“那时候，经常跟了部队没日没夜地行军，在枪林弹雨里奔来奔去，也不觉得害怕。有时候走长路，背上背了一个煮熟的牛腿，腰里挂了一个大酒壶，迷迷糊糊跟着队伍走，饿了割一块牛肉，渴了喝一口土造的白酒。人生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了。”
在山西前线，贾植芳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凋敝落后和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他在给胡风的信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真太古老了，难道黑暗和腐化这东西真是上好的油漆一样，涂于这古老的壁上，怎样也擦不掉么？有人说黑暗是没有进步性而只有蔓延性，那么现在所该做的，也许只是‘防疫'的工作。”同时，他对这支军队产生了疑问。
山西前线打了胜仗，贾植芳写稿给后方，说聚歼日寇300。而国民党内部口径是歼敌3000。于是高层下令，“缩小我军战果，要查明记者，按军法处理。”贾植芳听到风声，便向部队请辞。军官威胁，如果离开军队，将以逃兵论处，马上枪毙。
1939年，山西国民党军队里反共阴影越来越浓，在军队内部开始严厉打击“以抗战为名”的“共党分子”。贾植芳和许多青年学生被送到后方审查。他们刚过黄河，在河南渑池县休息的时候，贾植芳便在饭桌上策动众人离开军队，“大家愿意去西安的去西安，去延安的去延安！”
胡风的“死党”
“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胡风《酒醉花赞——怀贾植芳》
贾植芳最早是在日本通过书信与胡风结交的。回国他辗转各地，两人始终缘悭一面，但书信从未断过。1939年贾植芳到重庆，在信中告诉胡风已来渝，在一家报馆谋事。他并没有告诉胡风自己的住址，也没有打算拜访胡风。但胡风很热情，几乎跑遍了重庆大大小小的报馆，终于找上门来，并带来了贾植芳在山西前线时所写文章的稿费，两人从此建立了友谊。
在重庆期间，贾植芳经常跟胡风促膝长谈，有时在胡风租的房子里，有时在化龙桥一带的茶馆里，从文学到人生，从国内格局到国际形势，无所不谈。直到今日，贾植芳还在怀念与胡风一起到湖北点心店去吃的汤圆和豆皮。
贾植芳写过一系列短篇小说和杂文，并在《大公报》、《文汇报》、《联合晚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矛头大多指向国民党政府。不久，贾植芳的第一本书——小说集《人生赋》出版，收入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后来，胡风介绍贾植芳到《时事新报》主编文艺副刊《青光》。1947年夏天，全国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刚过而立之年的贾植芳又亲身经历了一次学生运动。不久，他就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住关押。
在狱中，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引诱贾植芳屈服，但贾植芳坚持说他根本不认识胡风。
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说不认识，不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却死不改口，一口咬定自己跟胡风是朋友。贾植芳吟诗明志，“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1955年5月15日，就在报纸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第三天，上海高教局领导以开会为名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问贾植芳对《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编者按语》有什么看法。
贾植芳说：报纸看是看了，但是意思我不明白。
领导直接问：胡风搞的什么阴谋？
贾植芳的脾气上来了：胡风按正常组织手续向中央提意见，又不是在马路上撒传单，怎么是阴谋呀？
领导质问：你还为胡风辩护！你跟胡风是什么关系？
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过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
当晚，贾植芳就被带进了看守所。此后，他咬定自己跟胡风是朋友，死不改口，并为此受了整整11年的牢狱之灾，被批斗了近13年。
已经90高龄的贾植芳回忆起这一段，居然笑了：“我不后悔，我是胡风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光荣。”
知识分子的老婆
“一九六三年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贾植芳《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贾植芳最得意他跟任敏的结合，“我们那个时候，就直接同居了！”他把“同居”两个字，咬得特别响亮。
当时知识分子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礼，任敏常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他的才华，相识之后，这个商贾人家的女儿，就自己跑到黄河边上的民房与他住在了一起。
上世纪80年代末，夫妇俩都是70开外的老公婆了，一次同到中山大学开会，招待所的服务员提出要看结婚证明，否则就不能开同一个房间。啼笑皆非之余，贾植芳突然想到，他们之间的结合，确实没有任何义务和法律的约束力，婚姻关系松散到连一纸婚书都无法出具。任敏却结结实实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这中间，还包括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年轻时候的任敏天真不谙世事，贾植芳的朋友胡风和夫人梅志都说她是“小孩子”，很喜欢她。胡风脾气暴躁，任敏有点怕他，说胡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凶，胡风回答说，“你以为做知识分子的老婆容易哪？”
从1942年与贾植芳结合起，不到3个月，任敏就因丈夫“有共党嫌疑”而开始了逃亡生涯。1947年，夫妻双双因“煽动学潮”遭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26岁的任敏第一次尝到铁窗的滋味；1955年，贾植芳因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获罪，任敏连坐，再次入狱。单位领导要她跟丈夫划清界限，她拒绝了，结果先被监禁16个月，不久流放到青海；1959年，以莫须有的罪名第三次被捕，判刑10年。
在青海的监狱里，任敏每天要拆洗一大堆衣服和被褥，大西北的冬天，双手泡在冰凉的水里，十指都冻僵了。她常听人说，“有犯杀罪，却莫犯饿罪。”她却天天看着身边的人因饥饿而犯罪，因犯罪而饿死。
同监一位才旦卓玛阿姨，临死前想喝一杯牛奶，任敏就趁打洗衣水的时候，偷舀了公安局长家的一杯牛奶给老人喝，结果被罚戴了10天的背铐。10天以后，任敏又被罚去抬监房饿死的女尸。困难时期的寒牢不断有罪犯饿死，任敏常常累得瘫倒在地。
从监狱出来以后，得不到贾植芳半点音讯，任敏决定申请回到丈夫老家去当农民，一来可以照顾公婆，代狱中丈夫略尽孝道，二来万一丈夫出狱，更容易找到自己。
在贾植芳的山西老家，任敏与乡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就是想等着出个结果。”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她。1978年，贾植芳结束监督劳动的生活，回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这对夫妻经过整整23年的天各一方，终于重新生活在了一起。这一年，贾植芳62岁，任敏58岁。
1980年底，贾植芳正式平反，夫妻俩沽酒对饮，任敏这才把自己多年的经历告诉贾植芳。先生问：“你为我吃了那么多苦，为何到今天才告诉我？”任敏说：“你处境不好，心情不好，我怕告诉你，你会绝望。”
“任敏啊，你要好起来！”
我在这个您生活了八十四年的世界里，向您送行摇手，因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又将团聚，再次营造我们两人世界的家庭。
“我相信在那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凭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劳动，辛辛苦苦营造建立的家庭不会像您生前那样，一再受到政治暴力的摧毁与抢劫，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悲剧。
——贾植芳《哭亡妻任敏》
平反后的贾植芳回到了复旦大学，投入到他热爱的文学研究工作中去了，任敏在家操持家务，帮助贾老整理资料，抄录手稿，贾植芳外出访问讲学，任敏也总是尽量跟随。这对半世飘零的老俩口，总算过了十多年安稳、幸福的生活。
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
半个月后，任敏病情稳定回到了家中，贾植芳像孩子一样高兴。但幸福只延续了一个中午，任敏再次倒下了。第三年，任敏高烧不退，时有抽搐，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贾植芳在学生的搀扶下来到病房，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紧握着任敏的手，大声叫着她的名字。“任敏啊，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来！”入院以后从来没有反应的任敏，这时突然涌出了眼泪。
在观察室里，任敏每天的用药需花费五百多元，钱到领药。旁观者都啧啧叹息，不知是同情病人还是惋惜那水样流出去的钱，甚至连医务人员私下都在嘀咕，人到如此，何必再花冤枉钱。在任敏生病的5年里，昂贵的医药费几乎将贾植芳拖得山穷水尽，但这位老人没有吐露过一句怨言，而是一声不响地整理起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各类散文，每天伏案，著述不已。出版社汇来的稿酬，看也不看就交给学生，说赶快，送到医院里去。
任敏奇迹般地闯过了生死关口，虽仍昏迷不醒，但是医院宣布她可以回家休养。这可把贾植芳老先生给忙坏了，他请来侄女管理他的家，又请了保姆专门照料病人，他每天亲自挑选水果，加上用小米、大枣、核桃、麦片熬的粥，每天不断地喂给病人。
每天早上，老先生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任敏，问她晚上睡得好不好，然后再去刷牙洗脸，晚上睡觉前，他给任敏搓脚心，搓到热了才放进被窝。当时贾植芳自己已经是80开外的老人了，每次都搓得一身汗，但这些事情，他不要保姆做。任敏中风后不能说话，后来逐渐连意识都没有了。但贾植芳每天都在她的床前跟她说话，给她读文章。家里来了客人，老先生抽不出时间陪妻子，等客人走了，他都要到病床前，一一告诉任敏，来了些什么人，说了些什么话。“任敏，刚才某某来了，我没能陪你，你不生气吧？”他常常抚摩着任敏的额头，“任敏不要怕，咱们回家了。”
任敏的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但是每次她都能奇迹般地活下来，活过了5个春秋。养女贾英说，母亲舍不得父亲。
2002年11月，任敏离开人世。贾植芳至今保留着她的房间，任敏活的时候是什么样，便永远是什么样。一张小桌上，端放着任敏遗像，旁边放着鲜花、水果、点心和酒。“这是酒，她爱喝酒，每天中午我都会陪她坐着，陪她喝一杯。这是牛奶，是任敏的早点。”
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回顾狱内狱外人生
10月15日是贾植芳先生90岁寿辰，来自天南地北的祝福飞临上海一所普通的民居，复旦大学还特意为他举行了学术思想研讨会。研讨会前夕，贾植芳先生在家里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90岁的贾先生，思维敏捷活跃，风趣而幽默，瘦小的身躯似乎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听觉的障碍并不妨碍他浓浓的谈兴。他记忆力惊人，对若干年前的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言语之间，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谈话从贾先生的作品《狱内狱外》谈起，这是他亲身经历的描述，要知道，他一生曾经四进监狱，加上改造时间，前后达25年之久。
监狱砸饭碗惊动“蒋委员长”
1935年除夕之夜,思想激进、热衷于参加学生运动的贾植芳第一次被抓进了监狱。
他笑着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
他被关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房间一边关押着政治犯，另一边是刑事犯。吃饭的时候，警察给他送来了一个半斤重的窝头和一碗开水。一个刑事犯对他说:“你是政治犯，他们给你吃的是刑事犯的饭。警察把你的待遇贪污了，你的饭应该有15块钱呢。”
贾植芳听罢，怒砸饭碗，大叫:“我不要这个饭，我要吃好的。”看守所所长怒气冲冲,但又无可奈何地说:“你想吃好的，就要讲，你把碗都摔破了。”不过,他还是命警察送上了炒肉丝、花卷和米饭。
最后,在济南做买办的伯父以1000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贾植芳保了出来。从伯父那里得到的消息说，贾植芳最好离开北京，他在监狱怒砸饭碗的事情经报纸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甚至传到了蒋委员长耳朵里，引起了蒋委员长的“关心”。
贾先生说，当时的他不到20岁，因为人小，也不怎么知道害怕，可没想到的是，他这一辈子都要跟监狱打交道。
坐牢如同回外婆家
1945年，贾植芳想通过西安投奔革命根据地，路经徐州的时候，被宪兵队的特务抓走了。这一次，他在宪兵队的监狱里呆了3个月，直到日本投降。
离开徐州后，贾植芳只身来到上海，《大公报》发表消息，题目是《青年作家贾植芳到上海》。那一年，他30岁，正是而立之年，但他的身上只有8块钱。在上海，贾植芳办过报纸、杂志，以文谋生，但他始终积极投身当时的进步运动。1947年，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上海的地下学联办的《学生新报》请贾植芳写文章，他写了《给战斗者》，也给当时复旦新闻系的刊物写下了《暴徒万岁》，热情讴歌战斗的勇士。
频频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贾植芳又一次进了监狱，以“煽动学潮”的罪名被关了一年半。最后，是和贾先生相熟的一家书店的老板以留日同学会的名义把贾植芳保了出来。
谈及他这两回坐牢经历时，贾植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生性开朗，什么也不怕，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历，坐牢也已经没什么感觉，像在外婆家一样。
“胡风是我的朋友”
当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换了天空，“人民已经翻身做了主人”。他拒绝了仕途的诱惑，选择了回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被誉为革命作家。
1952年院系调整，加强教师的政治学习，贾植芳是政治学习的大组长。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有重回监狱的一天。
1955年的5月15日是贾先生记忆犹新的一天。一大早,当时的上海市高教局长兼党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找到贾植芳，直截了当地问:“你对胡风的思想作何表态？”
贾植芳说:“胡风是我的朋友。”
“他写了30万字向党进攻,你知道吗？”
“他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贾植芳这样表态。
“考虑”一直持续到晚上，贾植芳始终说，胡风是他的朋友。高教局长终于忍无可忍地宣布:“贾植芳停职检查，到公安局去交代。”
此后10年,贾植芳一直被关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直到1966年,形势有所变化,贾植芳的问题被当作了人民内部矛盾。
一天，贾植芳忽然被带上警车驶向法院，他不知道此去的目的，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到了福州路旁边的一所木头房子，认识贾先生的老法警让他休息一下，要了4两米饭、芹菜炒豆干。贾植芳吃了之后，又要了一份，他想，就是枪毙也要吃饱。
到了法院，贾植芳被直接带到二楼，他听到法院宣判:首犯胡风罪大恶极，已经伏法。贾植芳不知道自己会被判几年，也不想知道，他甚至一个字都没看，就在判决书上签了字。
过了一个礼拜，判决书被送到了复旦大学保卫科。一个姓彭的科长对他说:“我们将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争取重新做人，不能乱说乱动。”
贾植芳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可是，他还要在复旦的印刷厂改造，一改造就是13年。
戏剧人生
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始终为贾先生的风趣、开朗所感动。虽然历经劫难，但是在他的言谈中,却听不出丝毫的抱怨。
贾植芳说，当年的“胡风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真诚、善良，为了理想而活,可他们都死了,至今为止只有他还活着，是开朗、豁达的性格成就了他。
在复旦印刷厂接受改造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话。他出席自己的批斗会，同大家一起喊口号“打倒贾植芳！”——这是他练习语言能力的最好方法。劳动改造间隙，他照样去小饭馆来三两土烧酒、二两猪头肉犒赏自己。
“这个世界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吗？”贾植芳反问。
活着还要活出自信，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都要相信自己。他跟记者提起，留学日本的时候，曾做过这样一道考试题:“你最崇拜谁？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他的回答是:“我崇拜我自己。”
贾植芳一生都在实践“崇拜自己，崇敬生命”的诺言，他寄语《瞭望东方周刊》，一个人在世界上，首先要身体好;其次，要先读中国历史，懂中国社会，懂中国国情;最后，一个读书人还要行万里路，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一大财富。-
命运的承担者
他更愿意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
一个90岁、国宝级的老人，他的家想像不到的简陋:身居底楼，没有铺地板的水泥地面，湿气很重，墙壁已经斑驳，床是铁架子的，还罩着城里人很少用的蚊帐，桌子是20世纪60年代的。
王智量教授是贾植芳的学生，他说，先生好抽烟，有学生送他好烟，他总是特别开心，可没人送他烟的时候，他就抽3块钱一包的次烟，至今如此。师母在的时候，弟子来访，无论贾先生的经济多拮据，他总要留弟子吃饭，师母也总能变着法子烧出几个好菜。
贾植芳在自己的一生中，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诲人不倦”，实践了“兼济天下”的使命。作为知识分子，他能忍受贫穷、颠沛、监狱，可他不能不说，不能不写。
“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过去那个年代逝去的知识分子，过着清寂生活，却对自己的事业无怨无悔的贾先生们，都是对朱学勤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贾植芳：
山西襄汾人。
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上海通俗研究会名誉会长。贾植芳创建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研究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博士生导师。
著有《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国现代文学主潮》、《契柯夫手记》(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等。
李辉眼中的贾植芳:等待中,那一刻惊喜
认识贾植芳先生是在1979年，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他则刚刚获准从监督劳动多年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当图书馆管理员。
资料室分两部分，外面是阅览室，摆放着各种报纸杂志；里面则是一排排书架，书籍按照不同门类摆放。一天，我走进里面寻找图书，看到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个矮小精瘦的小老头。有人喊他“贾老师”，有人喊他“贾先生”。我找到书，走到他身边，与他打招呼，寒暄了几句，具体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了。从那时起，我就喊他“贾先生”。后来，到资料室次数多了，与先生也渐渐熟悉起来。面前这个小老头，热情，开朗，健谈，与他在一起，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相反感到非常亲切。每次去找书，他会与我谈上许久。在课堂教学之外，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不少现代文学中的人物、作品和掌故。
有一次，我正在资料室里找书，看到一位老先生走进来与他攀谈。他们感叹“文革”那些年日子过得不容易，感叹不少老熟人都不在人世了。那位老先生当时吟诵出杜甫的一句诗：“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
后来，我成了他家里的常客。喝得最多的是酒，吃得最多的是炸酱面。再后来，还是喝酒，还是吃面，但听得最多的则是动荡时代中他和师母两人的坎坷经历，以及文坛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是非恩怨。
1955年因“胡风集团案”爆发，先生作为要犯率先被捕入狱。几天后，师母也被捕入狱。一年多后，她被释放。但很快，在1958年年底又被从上海下放到青海。初到青海，师母被安排到山区教小学。不到半年，上海的检举信便到了青海，揭发师母在一位上海朋友家里时曾为胡风集团鸣冤叫屈。于是，她再度被关进高原监狱。三年灾害时期，她的主要任务是每天负责搬运饿死的囚犯……
在认识先生和师母并且逐渐了解了他们的人生故事之后，这对个头一样矮小、一样精瘦的夫妻，在我心目中变得魁梧、高大起来。他们相濡以沫，共同走过磨难。环境险恶，人心叵测，可是他们从未失去过做人的根本。正直、善良、坦荡、乐观，构成了他们的人格。
1962年，师母出狱回到山西贾先生的家乡襄汾。一回来，师母首先想到的是尽量打听到先生的下落。经过多方打听，她得知先生仍关押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先生在回忆录《狱里狱外》中写到一个动人细节：“1963年10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颗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1966年春天，先生出狱，但仍属管制对象，师母和他只能书信往来。直到一年后的1967年9月，她终于凑够了钱，乘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她没有告诉先生她要来探望他的消息，也许她更愿意让他感到惊喜。
她来到先生的住所。时已中午，先生还没有回来，她静静地躲在宿舍大门后面的角落。她害怕碰到认识的人。
先生回来了。他刚走进大门，手提包袱的师母突然在旁边叫了一声：“植芳，我来了！”
前年，师母故去。在追悼会上，先生突然跪下，朝着师母一声又一声：“任敏，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
站在一旁，我落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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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1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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