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故事

圣手居士

愿为大家活着 愿为大家活着  


选稿:顾卓丹 来源:报告文学2003年第十期 2005-10-18 13:03:06

　　十二年前左泥兄将收集得的《巴金传》(徐开垒著)插图画页装裱成册展示余前，并索冠数语于首，曾写过这样的话：“全图自巴金1927年辞别祖国赴法留学始，至十年浩劫期间与萧珊诀别止……大半生之奋斗经历、坎坷遭遇，无不择要显现于画内；而巴金对人生的思考、探索、追求精神，同样亦跃然纸上。”今左兄复以十来年间以此画册向巴金的老友、熟朋、同行、读者征求题词，所得的数十篇章，汇同画页编辑成“名家诗文画集藏”，付梓精印，以贺巴金百岁初度大寿。诗文画相互辉映，愈凸现了巴金这个人，这个一生把心交给读者的诚挚的人。编者和出版家都不失为有识之士，谋求为当今文化建设作出一点贡献，不正也是昔日巴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近二十年的同一道路?
　　
　　纵观巴金的人生旅途，今天还能勉力地走到期颐之年，也实在不易啊!记得沈从文夫人兆和三姐在贺巴金九十诞辰的电文中动情地说：“你活得太苦，太累，太不容易!”正是知之甚深的老友发出的衷心语声。君不见，远在七十七年前巴金还是个满怀革命理想的二十三岁青年学子，立于黄浦江畔一艘外轮甲板上热泪盈眶地低声自语道：“再见吧，我的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又不得不爱你!”不正是苦痛心情的表述?
　　
　　巴黎的清苦单调读书生活激起了他思乡的情结，忍不住经常去到先贤祠前，向那“‘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卢梭铜像申诉自己充满寂寞苦痛的心声。法国先贤们的言和行给予他“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一切美好事物”的深刻教育。使得他感动地说：“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斗争和希望，我的心就像被刀子割着一样，那股不能扑灭的火又在我心里燃烧起来。”他坐不住了，原来“抱着闭门读书的决心”给打破了。特别是那个被关在美国监牢里，终于被烧死在电椅上的意大利人樊塞蒂写给他的信里的“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的话，更让他的心万分激动。樊塞蒂的话正是他心里想说没能说出的话。这就更加明确了他今后人生道路的走向。自此他“开始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了一些东西来发泄”他的感情。他说：“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这本练习本上写的东西先后串联起来就成为一篇小说，也就是后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灭亡》。自此他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一名作家了。这实在有违他的宿愿。他原本抱着探索人生的理想，远走海外，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通过革命实践以求改造黑暗的旧中国。结果由于种种因素，理想难以实现，主客观不相调和，思想产生了矛盾，内心苦痛不堪，不但无法放下手中的笔，反而愈写愈勤了。只有写作才能平静燃烧在他心里的烈火，倾吐他苦闷的感情。学人陈思和在他写的《巴金传》里分析说：“是来自人格分裂：他想做的社会改革事业已无法做成，不想做的文学事业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巴金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而巴金自己并不在意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文学家。在小说《春天里的秋天》的序里他就苦痛地写道：“我的许多年来的努力，我的用血和泪写成的书，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到春天，每颗心都得到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到自由。我给人唤起了渴望，对于光明的渴望，我在人的面前安放了一个事业，值得献身的事业。然而我的一切努力都给另一种势力摧残。在唤醒一个年轻的灵魂以后，只让他或她去受更难堪的蹂躏和折磨。”写作同样使他苦痛。倒是他从1935年8月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业务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近二十年中间，在积累文化这一社会实践事业里找到了短暂的内心的平衡。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获得解放，民族新生，国家有望。他跟随人民一道迎接新社会，积极投入新生活，谋求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手中这枝一贯揭露黑暗、控诉罪恶的笔。没料到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苦恼的是连自己使用惯了的笔，也难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勉力地去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总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原本驾轻就熟的文学大道，似乎也愈走愈窄，快变成荆棘丛生的羊肠小路了。后来他在答记者徐开垒的访问时也说：“我在十七年中没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
　　
　　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让他感觉到自己头上似乎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无时无刻不怀着一颗惴惴难安、怵惕的心。先是身不由己地跟着别人喊着大话、空话，继之不得不作违心之言也说点假话了。清夜反思，痛苦何堪!终于浩劫降临被打入地狱，沦为“牛鬼”。等到十年梦醒，回顾既往，汗流浃背，内心出血，忍不住沉痛地说：“经过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了别人，但是我看清了我自己。我虽然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解剖自己，深入灵魂，能不痛乎?痛定思痛，重新拿起自己的笔大胆而又谨慎地写出自己要说的心里话。用了八年的时间才完成《随想录》五卷，一本“讲真话的大书”。在说惯了大话、空话、假话的社会里要说真话也真难啊!这苦难的历程在作家陈丹晨的《天堂·炼狱·人间——巴金的梦》和青年评论者周立民的《另一个巴金》，这两本书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与分析。我不想在这里多作赘述了。在《探索集》的《后记》里他就说：“我说过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了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无法生存，更无法去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在《我和文学》一文里他还说：“这仍然是在反对那些无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语。我恨那些盗名欺世、欺骗读者的谎言。”
　　
　　尽管巴金也说过：“我的思想不但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变化，即使最近十年来，在我写《随想录》开始时，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到目前也有所不同了。”(答徐开垒的访问)不过“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这一信念始终如一地贯彻在他的作品与行为中没有变；讲真话、表白灵魂、把心交给读者依然如故。就是“躺在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的时候，他想着的仍旧是他的读者。当他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时，想到柴氏说的：“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间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欢乐。”他说“这正是他要对读者说的话。”他不能用笔了，就想法用行动以践自己的诺言，要做到言行一致，偿还自己的“欠债”。
　　
　　从1999年2月8日到今天已经四年多了。他依旧躺在病床上过着有口难言的日子，还要跟病魔作斗争，他依然坚持着活了下来。去年六月里作家张者在《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文中，一开始就问道：“活着不能活动，有思想不能表达，关心着外面的事情无法了解，这位多病的老人，他的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我们该还记得巴金在《激流三部曲·总序》里就说过：“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随想录》第五卷《无题集》的“后记”里他又说：“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我只能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间。”从那次病危中被抢救过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内心的“搏斗”与思考，他终于又作了诺言：“愿为大家活着。”为大家活着就意味着牺牲自己。好多年前他就说过：“我活下去只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这样的生活是有光彩的。”他的忠实的读者和老友杨说得好：“他奉献出他所有的燃烧的热情，因为他爱人类，他爱他的亲人、朋友和读者，他始终相信‘爱能征服一切’。”他还能坚持着活下去。
　　
　　祖国需要他，读者热爱他，人们希望他活着。华东医院崔医师真诚地说：“我们期盼着在他百岁生日那天送给他一篮百朵玫瑰花。”这不单是崔医师，也是多年来为他护理的众多医护人员的共同愿望与期盼。玫瑰花是爱的表现。以往在他的生日里总有人给他送上盛开的红玫瑰。冰心大姐在世时几乎年年如此。眼看他的百岁大寿之日即将来临，他的病情依然比较平稳，这是令人高兴的吉兆。届时盛开的灿烂似火的百朵红色玫瑰必然飘香在老人的病榻前，病房里又将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欢乐景象。让这本小书伴随着玫瑰花，同样表达我们的一瓣心香吧。
　　
　　祝愿巴金老人身心欢畅，永无灾!
　　
　　2003年3月26日写毕于萦思楼
　　
　　2003年7月28日重订于酷暑高温中。

圣手居士

晚年巴金  

选稿:顾卓丹 来源:新民晚报2003年11月3日 作者:陆正伟 2005-10-18 13:06:2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工作关系，我有幸走进了巴老的家，目睹了在家养病的巴老在客厅里接待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友人。每次，他都不坐那把惯坐的高靠背椅，而与客人们同坐在起坐不便的沙发上会谈，还拄着手杖同大家站立在一起合影留念，始终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会见结束时，他迈着病腿，走下台阶，把客人送至门口，微笑着握手道别……我想：真挚的感情是相通的，亲身经历过此情此景的人们，一定会像我一样，已把这美好的一刻深深地留存在了心间。
　　
　　进入九十年代后，巴老的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以前了，出门只得靠轮椅了，手也抖得厉害，连握笔都觉得困难。因此，他在一篇文章中谈道：“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现在我行动不便，写字很吃力，精力体力都在不断地衰退，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尽管体力不支，他还忍着病痛坚持把有着上千万字的《巴金全集》（26卷本）清样全部校阅了一遍，接着又把译作经整理后出版了《巴金译文全集》（10卷本），还为每卷写了序跋。这对一位时年已九旬的老人，所花出的心血和遇到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1994年，巴老为早日出版《巴金译文全集》，他不顾劳累加点加时地校阅译作，后终因积劳成疾突患胸椎压缩性骨折被送进了医院，从此，华东医院和杭州的西湖成了他晚年人生之旅的两个驿站。虽然靠药物维持着他的生命，但他始终同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前途在一起跳动，所以他的心仍保持着不泯的童心，在探索着新鲜事物，在追求着人生的乐趣。当他的体力行将耗尽时，便默默地做着心中想做的事，他一次次地向社会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用行动关心着贫困地区的孩子；关心着下岗的职工；关心着遭受灾难的灾民。藏书，可说是他一生的爱好，他为了让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籍、文献、资料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分门别类整理好后分期分批的捐给了图书馆、档案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以证实曾向读者说过的“散布知识，散布生命”的话。晚年，他还向有关部门呼吁：关心教育事业，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为香港回归而欢呼；为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而奔走呼号；也为文学事业的发展而摇旗呐喊……我从众多的读者来信中，了解到关心巴老的读者是多么想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哪怕能获得片言只语也是莫大的欣慰啊。人们只知道巴老晚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也很少有新的文字发表，偶然在报端见到的也只是记者介绍巴老在病中的简单文字，读者无法更深地了解巴老究竟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渐渐地，我感到有一种历史责任降到了我的头上，深感这责任重大，这责任又是义不容辞、不可推卸的。于是，我拿起笨拙之笔，好似记下了点什么，日积月累。将它编成了一份巴老晚年的年表（1986年至今），在文汇出版社将要出版《晚年巴金》一书时一并献给读者，我只求读者在此书中能获得一点有关巴老在病中的一些信息，或给研究巴金的工作者提供一份粗浅的资料。有人说，巴金是海，那么，我愿它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已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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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故事一:钱,是用来买书的
选稿:游海洋 来源:新华网 作者:赵兰英 2005-10-18 11:41:58
　　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内，曾经到处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恐怕无人可比。
　　藏书多，自然在于书买得多。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１·２８’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１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４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５７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２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３００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０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这是一封巴金写于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３日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去，大概还有几包。”已寄了几包回去，还有几包，这还是买得少的，那么多的呢？可以想像，巴金买书有多“狠”。这次寄信的地点也是在北京。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没有一次不买书回来的。琉璃厂、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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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故事二:称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选稿:游海洋 来源:新华网 作者:赵兰英 2005-10-18 11:43:44
　　《巴金全集》２６卷，７００来万字。这是巴金献给人类的一笔巨大财富。
　　文人多自尊，多轻狂，多自以为是。世上少有赞叹别人的文人，更鲜有批评自己的文人。所谓“文人相轻”，不仅有道理，而且是一个普遍现象。
　　巴金却说自己“不”。这个“不”，不是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是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生命：他说，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王仰晨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是无情的。他说，第４卷中的《死去的太阳》，是一篇幼稚之作，第５卷中的《利娜》，严格地说还不是“创作”。他认为《砂丁》和《雪》都是失败之作。这两篇小说，写于３０年代初，以矿工生活为题材。他虽然在长兴煤矿住过一个星期，但是对矿工的生活，了解的还只是皮毛。因此，编造的成份很大。尽管如此，当时统治者很害怕这两篇小说，发行不久就遭到查禁。《雪》的原名叫《萌芽》，重印时改为《雪》。
　　巴金是严厉的。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爱情三部曲》，他也说是不成功之作。在《巴金全集》第６卷“代跋”中，巴金开篇就写道：“《爱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关于这三卷书我讲过不少夸张的话，甚至有些装腔作势。我说我喜欢它们，１９３６年我写《总序》的时候，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今天我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不过我不像从前那样地喜欢它们了，我看到了一些编造的东西。有人批评我写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说这样的革命是空想，永远‘革’不起来。说得对！我没有一点革命的经验。也可以说，我没有写革命的‘本钱’。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的发光的东西。我拿着画笔感到毫无办法时，就求助于想象，求助于编造，企图给人物增添光彩，结果却毫无所得。”
　　巴金是苛刻的。他还说《火》是失败之作。《火》也是三部曲。说它是失败之作，巴金多次讲过。在编选《巴金选集》时，也没有把它们收进去。巴金说：“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但写一个短篇，不一定会暴露我的缺点。写中篇、长篇那就不同了，离不了生活，少不了对生活的感受。生活不够，感受不深，只好避实就虚，因此写出了肤浅的作品。”关于《火》，巴金还说：“三卷《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除了刚才说的‘避实就虚’外，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做文章一贯信笔写去，不是想好才写。我没有计划，没有蓝图，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巴金是彻底的。他觉得，他在一些文章中写了自己不想说的话，写了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在一些作品里，他还写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他的百分之五十废品的观点，自然不被人们认同。编辑王仰晨首先在给巴金的信中表达了异议。巴金回信道：“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废品的看法。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举成为现实。”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所以，他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在十八九岁的日子，热情像一锅煮沸的油，谁也愿意贡献出自己宝贵的血。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一次又一次地送到年轻读者手中。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加深。但是二十年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动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
　　一个睿智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可敬的人――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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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故事三:出书献给读者是莫大的快乐
　　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史上，留有值得大书的一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这个由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却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年的老编辑、巴金胞弟李济生整理的图书出版目录中，我们看到了一长串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故事新编》、《骆驼祥子》、《边陲线上》、《憩园》、《第三代》、《淘金记》、《前夕》、《八骏图》、《路》、《团圆》、《南行记》、《运河》、《饭余集》、《雷雨》、《日出》……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戏剧……涵盖各个文学门类。
　　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靳以、艾芜、沙汀、郑振铎、黄源、穆旦、何其芳、唐弢、萧乾、李广田、师陀、黄棠、王西彦、黎烈文、柯灵、鲁彦、方令儒、芦焚、张天翼、王统照、肖军、胡风、罗洪、吴组缃、丽尼、欧阳山、陈荒煤、刘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家、端木蕻良、陈白尘、曹葆华、冯至……86位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灿若星际。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流派纷呈，社团众多，阵营分明。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作品将南北各家、东西各方集于一堂。86位作家，有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前辈大家，又有巴金、沈从文、鲁彦、张天翼等当红名家，还有艾芜、曹禺、丽尼、卞之琳等初露头角的作家，尚有刘白羽、陈荒煤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在一个社团，但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
　　形成一支包罗各方的文艺劲军，这是鲁迅先生生前所希望的。巴金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实现了鲁迅先生的夙愿。
　　《死魂灵》、《上尉的女儿》、《猎人日记》、《贵族之家》、《凯旋门》、《劳动》、《双城记》、《柔米欧与朱丽叶》、《包法利夫人》、《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简爱》、《大卫·高柏菲尔》、《决斗》、《悬崖》、《杜勃洛夫斯基》……一部部世界文学名著，也正是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介绍到中国来的。
　　随着作品，果戈里、狄更斯、普希金、托尔斯泰、左拉、莫泊桑、福楼拜、屠格涅夫、高尔基、肖伯纳、莎士比亚、司汤达、王尔德、杰克·伦敦、赫尔岑等世界作家，走进中国读者心中。
　　东西方文化在上海汇流，后浪推前浪，汹涌澎湃。
　　巴金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正在被人们认识。陈荒煤在《冬去春来》一文中说道：“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团结作家的面很广，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翼作家的作品。这套丛刊实际展示三十年代开始了一个创作繁荣的新时代，这是现代文学史异常光辉的一页，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在复旦中文系简陋的办公室，巴金评论家陈思和对记者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价值比他本人再写几部书更重要。”
　　巴金自己又如何看待这段时间的工作？1982年，巴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１４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他还说道：“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的，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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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故事四: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选稿:游海洋 来源:新华网 作者:赵兰英
　　1954年，徐钤由部队转业来到上海文联，在对外友协，负责作家、音乐家的联络工作。今天，徐钤两鬓染白，早已离休。然而，每星期他总有几天，从远离市中心的莘庄，坐上地铁和公交车，花去一个多小时的时辰，来到医院，探望巴金先生，顺便为巴金处理一些事情。
　　这一生，徐钤接触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唯有对巴金的感情最深。他是在一些细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这是徐钤对巴金的深刻印象之一。
　　二楼，巴金书房，北墙处有一尊褐色巴金铜像。这是50年代中期苏联雕塑家谢里汉诺夫雕铸的。徐钤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幕。那会儿，谢里汉诺夫同时为上海好几位文化名人塑像。按中苏两国的协议，谢里汉诺夫在沪的吃、住等费用，由上海方面一次付清。因此，他在为文化人塑像期间的用餐，由自己解决。
　　那一天，轮到巴金了。从小见到拍照就躲，不喜欢出头露面的巴金，“乖乖”地当了回“模特”。在巴金的不自在中，时间流过去了，到了中午时分。谢里汉诺夫在收拾着工具，巴金问道：“中午是休息，还是继续做？”谢说：“都可以。由你定。”巴金关切地问道：“你中午干什么？”谢里汉诺夫答道：“我带了面包，吃一点就可以了。”巴金听后，十分不安，说道：“我也要吃饭，我请你，一起去吃吧。”这样，巴金的塑像雕了３天，巴金请谢里汉诺夫吃了3天的饭。
　　徐钤说：“巴金就是这样一个厚道的人，总想着别人。”
　　那会儿，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宾的礼品，都是由公家买的。甚至，一些头儿或名人，在家里接待客人，连茶水、点心，都是由公家买好后送了去的。只有巴金从不这样，所有接待外宾的费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礼品都由夫人萧珊买，会面结束时，拿出来送客人。
　　巴金的这一“习惯”，保持到今天，反映在方方面面。1960年，巴金回到故乡成都，四川歌舞团正在上演《刘三姐》。一天，巴金请沙汀代买8张票，请大家看戏。有关方面知道了，决定送票给巴金。巴金坚决不要，说道：“我请人看戏，必须自己花钱。”80年代，巴金有过几次出国机会。每次回来后，都是由巴金出钱，请大家吃一顿后再“散伙”。那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同行的有冰心、艾芜、杜鹏程等人。回国后，在上海作总结。按理，会后应该由中国作协请大家吃饭。但是，没有。还是由巴金出钱，在静安宾馆订了二桌，请大家吃了一顿，尔后各奔东西。
　　徐钤说：“巴老就是这么一个人，从不揩公家的油。所以，我敬佩他，愿意终身为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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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故事五:你是巴金的儿子？
选稿:游海洋 来源:新华网 作者:赵兰英
　　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来访。走进巴金寓所，陈铁迪看到自己属下的工作人员李小棠，便有点奇怪地说了一句：“你怎么也来了？”这时，有人赶紧告诉她：小棠是巴金的儿子。
　　“你是巴金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陈铁迪惊异地问起来。
　　陈铁迪当然不知道。在小棠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名人之后的影子。他自己也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起父亲。在这个家里，凡需要“出头露面”的事，小棠一概推到了姐姐小林的身上，他总是躲在幕后。巴金年迈后，出访时需要家人陪伴左右，方便照料，这时也都是姐姐出面，他不参与。总之，在以巴金为主的公众活动中，难以看到小棠的身影。以至于，有人玩笑地说：“见小棠比见巴金都难。”
　　小棠在复旦大学读书４年，学校许多领导都不知道他是巴金的儿子。毕业分配时，很多人为子女能分到一个好单位，这里托人，那儿找人，千方百计搞关系，走后门。唯有巴金，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小棠的很多同学，这个留在了学校，那个到了中央大单位，这个进了报社，那个去了电视台……通俗点说，在那时，很多人分配的工作都比小棠好。而小棠来到上海市政协文史室工作，这一干就是20多年，没有一点怨言。
　　在儿子的身上，可以看到巴金的许多影子。和父亲一样，小棠外表沉稳，不善言谈，不喜张扬，但不乏幽默。有一年，巴金在杭州休息，小棠去看父亲，钱包不慎在火车上被人扒了。到了巴金住所，小棠说了钱包被偷的事，完了，把手一摊，对巴金说：“老巴金，赔我钱。”巴金可不“糊涂”，说道：“你的钱被人偷了，为啥子要我赔。”“我是来看你，才被人偷的。我没有钱，要你赔。”小棠“强词夺理”。巴金“回敬”道：“你多写几部电视剧，钱就有了。”看着他们父子“唇枪舌剑”，一旁的工作人员都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