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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沂南县)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以“隆中对”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出任丞相。六出祁山攻魏未果，病逝于军中。被后代推为智慧化身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君典型。传曾革新连弩，制造木牛流马。著有《诸葛亮集》。
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于琅邪阳都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诸葛亮父亲诸葛圭，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早年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老朋友荆州牧刘表。
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隆中(今襄阳县之西二十里,一说隐居地是南阳？)，隐居乡间耕种，维持生计。建安四年(199年)，19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
诸葛亮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并喜欢吟诵《梁父吟》这首古歌谣。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诸葛亮还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
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于襄阳隆中，会见诸葛亮，问以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首先夺取荆、益作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这次谈话即是著名的《隆中对》。[一说是襄阳隆中，也说是南阳，难定论？]
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遂出山辅佐刘备，形成三国鼎足之势。
诸葛亮于危难之际出而辅佐刘备，联孙抗曹。大败曹军于赤壁，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间武三年(223年)，刘备病危，以后事相托。
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候，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建兴五年(227年)，上疏(即《出师表》)于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前后6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十二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千百年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诸葛亮的著述，在《三国志》本传中载有《诸葛氏集目录》，共二十四篇，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后人所编，以清人张澍辑本《诸葛忠武侯文集》较为完备。诸葛亮一生主要著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隆中对》（陈寿记述，一说是襄阳隆中，也说是南阳，难定论？韩雪）、等。由于作战的需要，他在天文、符咒、奇门遁甲上研究很深，《三国演义》上讲述很多。诸葛亮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曾革新“连弩”，可同时发射10箭；作“木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
诸葛亮的纪念古迹很多，全国有数十处。旅游观光者络绎不绝。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人，东晋书法家、文学家，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习称王右军。精通书法，备精诸体，尤善楷行，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书风劲健遒美，为历代所崇尚，世称“书圣”。所作《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书。
王羲之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濛、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颜真卿(708-784)，字清臣，祖籍琅琊临沂(今费县)人。唐代大臣，书法家。为官耿正，不畏权势。安史之乱中，起兵抗敌，被推为盟主。后为叛军李希烈所害。楷书端庄雄浑，世称“颜体”；行草书纵横跌宕中具凝炼厚之势。《祭侄季明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是中唐时期的书法创新代表人物，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遭劲舒和，神彩飞动。他的书法，既有以往书风中了气韵法度，又不为古法所束缚，突破了唐初的墨守成规，自成一幅，称为“颤体”。宋欧阳修评论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宋朱长文《续书断》中列其书法为神品。”并评说：“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鲁公是书史上居承先启后地位的伟大人物，他的正书，向以博厚雄强着称，「锋绝剑摧，惊飞逸势」，以颜世家庙碑为代表；至于摩崖大家，气势磅礴，以大唐中兴颂最着；至最高境界，表现冲和淡远之韵致者，则推李玄靖碑。行草道劲秀挺，古意盎然，以祭姪稿为第一。
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唯一能和大书法家王羲之互相抗衡，先后辉映的，就是颜真卿了。他的书法，以楷书为多而兼有行草。用楷书所写之碑，端正劲美，气势雄厚。他生于楷书流行之际，与王羲之之典型相对，导开书法新风气。
颜真卿是进士出身，他是在任平原太守时始闻名于世。安禄山起兵范阳时，河北各郡皆降服，唯有颜真卿固守平原城，为义军盟主，为唐朝尽力。最后他奉德宗之命，前往叛将李希烈处劝降，不幸遇害。而他一生忠烈杯壮的事迹，更是提高其于书法界的地位。颜真卿的字宛如其人，自始至终均用正锋，因此所谓颜法的定型化笔法其艺术价值较少，但此笔法却能充分发挥男性的沉着，刚毅。
中唐以后，由于藩镇割据，兵连祸结，旧有的制度已经呈现瓦解之势。颜真卿起而建立楷书新典范，正是重建新秩序的一种心经呈理反映。但是，规矩森严的楷书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毕竟是有距离的，因此唐末以后，书法艺术的发展便集中表现在行草书方面，古典的典范终于让位给个人主义的抒情作风了。
颜真卿的书法，号称颜体，有他独特的风格和笔法。他所留下的碑帖很多，后世的书法家认为从他的一些碑帖中可以找到「圆笔」的痕迹，和其他书法家的「方笔」不同。
颜真卿被使用圆笔的书法家奉为开创者。他和使用方笔的王羲之，都对后世产生既深且远的影响。
颜真卿现存的书法作品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祭伯文稿……等。他和唐诗另一位以楷书成名的书法家柳公权，被人合称为「颜柳」。
他的书迹作品众多，据说流传下来的有130多种。为后人重视的楷书有楷书《多宝塔》、《东方画赞碑》、《麻姑仙坛记》、《郭家庙碑》，《颜勤礼碑》等，这刻楷书，有个性，有特点，有正面不拘，庄而不险的气势，但笔画横细竖粗及捺脚空腹过大之处，在学习时应求其神韵，不应单纯追求形似。他的行书《祭侄季明文稿》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创作出来的佳作，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行书还有《争座位帖》、《裴将军帖》等。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楷书，岑勋撰文，徐浩题额。字体匀称，丰腴。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25年）四月立。碑存陕西西安碑林。
王祥(185-269)，字休徵，西晋琅琊临沂人。历汉、魏、晋三代，先后任县令、大司农、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事后母孝，民间流传“二十四孝”有王祥卧冰求鲤故事。今故里孝友村有“王祥卧冰处”。
王祥心地善良,幼年时失去了母亲。后来继母朱氏对他不慈爱，时常在他父亲面前说三道四，搬弄是非。他父亲对他也逐渐冷淡。王祥的继母喜欢吃鲤鱼。有一年冬天，天气很冷，冰冻三尺，王祥为了能得到鲤鱼，赤身卧在冰上。他浑身冻得通红，仍在冰上祷告求鲤鱼。正在他祷告之时，他右边的冰突然开裂。王祥喜出望外，正准备跳入河中捉鱼时，忽从冰缝中跳出两条活蹦乱跳的鲤鱼。王祥高兴极了，就把两条鲤鱼带回家供奉给继母。他的举动，在十里乡村传为佳话。人们都称赞王祥是人间少有的孝子。有诗颂曰：
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上，留得卧冰模
刘洪(140-206)，字元卓，蒙阴人，东汉天文学家，曾任郎中、上计掾、太守。编制了我国第一部引进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乾象历》。与文学家蔡邕续补《汉书·律历志》。首创珠算。著有《七曜术》。
刘洪汉光武帝刘秀侄子鲁王刘兴的后代，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曾任校尉之职，对天文历法有特殊的兴趣。约在公元160年，他的天文历法天才的认识渐为世人所知，被调任太史部郎中，执掌天时、星历。此后10余年，他积极从事天文观测与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天文历法基础。在此期间，他与蔡昌等人一起测定了24节气，太阳所在恒星间的位置、太阳到天球的度距、午中太阳的影长、昼夜时间的长度以及昏旦时南中天所值的28宿度值等5种不同的天文数据。这些观测成果均被列成表格收入东汉“四分历”中，并作为中国古代历法的传统内容之一。刘洪参与了开创这一新领域的工作，这也是他步人天文历法界的最初贡献。
约公元174年，刘洪离开洛阳出任常山国（今河北元氏）长史，协助王国相处理政务。这一年，他献上的《七曜术》，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汉灵帝特下诏派太史部官员对其校验。刘洪依据校验结果，对原术进行了修订，写成《八元术》。可惜二术的内容均无法查考，从术名上看，应该是研究日、月、五星运动的专著，是刘洪关于历法的早期著作。
公元175至公元177年，刘洪因父去世，辞官在家守孝3年，在此间，他写成《九章算术》。这本书是对同名经典数学名著的注释及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也许正由于这个缘故，守孝期满后，他被任命为上计椽，主管财政事务。
公元178年，刘洪又为郎中。鉴于他在天文历算上的深厚造诣，蔡邕推举他到东观一同编撰东汉律历志。蔡邕善著文、通音律，刘洪精通历理和算术，二人优势互补，出色完成了编撰任务。这一年，刘洪还提出过改革正行用的东汉四分历的设想。虽然刘洪的改历之议并未获准，但他却因此名声大振，成为当时颇负众望的天文学家。
公元179年，刘洪年届50。这一年，他主持评议王汉提出的交食周期的工作。公元180年，又参与评议冯恂和宗诚关于月食预报的和交食周期的论争。刘洪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精当的见解，均给以公正评判。
公元184年，刘洪又一次被调离洛阳，出任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东部都尉。在此任内，他初步完成并献上他的乾象历。由于历中对月亮运动的描述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可靠性，当即被采纳，取代了东汉四分历中的月行术。
约公元189年，汉灵帝特召刘洪回洛阳，可能是商议历法改革事宜。但当年四月汉灵帝驾崩，又董卓为乱，时局骤变。于是朝廷改变初衷，改任刘洪为山阳郡（今山东金乡）太守。在这以后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在努力料理繁重政务的同时，又继续改良和完善他的乾象历，并注意培养学生，力图使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后继有人。当时著名的学者郑玄、徐岳、杨伟、韩翊等人都曾先后出其门下，这些人后来为普及或发展乾象历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战国思想家、教育家。赵国人，游学于齐，三为稷下学宫祭酒(学长)。继赴楚国，为兰陵(今苍山兰陵镇)令。著书终老其地。著有《荀子》。
(详细的生平介绍未找到,待补)
左宝贵(1837-1894)，字冠廷，平邑人。回族。清末将领，官至总兵、提督。甲午战争中，率部东援朝鲜，守平壤玄武门，登城督战，虽受枪伤，犹裹创指挥，中炮阵亡。与丁汝昌、邓世昌并称甲午三英。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
清左氏一族，世居齐河，清乾隆年间迁入费县地方镇，靠租种土地和做小买卖维持生计。左宝贵兄弟3人，父母早亡，他带领两个弟弟流浪江南，靠摆地摊补鞋度日。
1856年，左宝贵携带两个弟弟应募从军，编入江南军营，开始了戎马生涯。他随清兵转战大江南北，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受到重用，累升千总，都司、游击、参将、总兵、记名提督，成为清廷高级军官，乡人称他“左军门”。
左宝贵为人“贵不忘本，富而好施”。他当总兵后曾回家省亲，在村外下马徒步行走。当村中老人按制喊他“左大人”时，他连忙制止，说：“在家是乡邻，老人面前我是小辈，还是叫我小名左盒吧！”
左宝贵当官后在费县城东北买地建宅一处，即“左家王庄”。又在城里建城宅一处（死后更建为宫保第）。他屡次捐资修复地方村清真寺，前后计有700两银子。东北、江南等地清真寺也得到他热情捐助，受到父老乡亲赞扬。
左宝贵出身贫困，使他深切体会到老百姓苦处。他驻军一处，即能为百姓兴利一方。光绪元年以后驻兵沈阳，在当地设栖流所，建育婴堂，办牛痘局、字纸局，捐助受灾民众。他还关心民间教育事业，曾在营口海神庙、沈阳练公所南北寺等地设立义学，劝诫孩子入学认字。他在练军讲武之暇，常“轻裘缓带，亲临学校对学生进行考课，温文尔雅有儒士之风”，至今当地传为佳话。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集左宝贵等五路大军增援朝鲜，反击日本侵略军。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不听左宝贵等人劝告，致使清兵坐失良机，平壤城陷入日军重重包围。9月12日，叶志超召集众将， 提出弃城逃跑的主张，左宝贵拍案而起，愤怒地说：“谁怕死自己走，我誓与平壤城共存亡！”并当众把企图逃跑的士兵斩首示众。叶志超不得不放弃逃跑打算，内心却对左宝贵怀恨不已，派他防守平壤城东北及北面的牡丹台、玄武门一线。这里位置重要，是敌人重点进攻地。14日，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北门，左宝贵镇静自若，站在城门楼上指挥火炮还击。自晨至午，打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敌尸体狼藉，不能越雷池一步。下午，日军兵力大增，猛攻制高点牡丹台。守军弹药不足，向统帅叶志超求援，竟遭到拒绝。危急之际，左宝贵亲自去找叶志超，要求给以援助，叶志超连连冷笑，诡称无兵支援，竟然见死不救。左宝贵见叶志超不顾大局，慷慨激昂地说：“大敌当前，应同仇敌忾，宝贵食君禄，尽君事，誓与日军决一死战！”愤恨回到阵地，同敌浴血奋战。由于弹药不足，人员伤亡，牡丹台终于失守，玄武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左宝贵见情势危急，下定了与平壤城共存亡的决心。他两眼闪着怒火，穿上清廷赏赐的黄马褂，头戴双眼花翎，站立玄武门城头，激励官兵奋勇杀敌。日军军官在望远镜中察知他是高级指挥官，令炮兵瞄准射击，连串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部将见主帅处境危险，劝他下楼暂避，被他斥责。众亲兵强挽他下城，他又奋力挣脱，复立城头。这时垛口炮手牺牲，左宝贵赶上前，亲燃大炮，连向敌人射榴弹30发。亲兵见主帅临危不惧，均奋力抗敌，舍生忘死。忽然一块弹片穿入左宝贵右肋，立时鲜血染红战袍。他依然屹立城头督战，继又胸中一弹，喉中一弹，终于伤重倒地，壮烈殉国。身居内城挟妓作乐的叶志超闻听左宝贵战死，平壤北门陷落，急忙下令撤出城外，连夜逃跑回国。
噩耗传来，朝野震惊！9月23日，清廷降旨：“……左宝贵著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加恩予谥，入祀昭忠祠。所有战迹及死事情形，付国史馆立传。准于立功省分建立专祠。”并责令李鸿章查明左宝贵子嗣，准其来京候旨施恩。10月7日，朝廷传旨:“左宝贵之子左国楫、左国栋、左国樟，著俟及岁时带领引见。”据乡里耆老传说，当时老太后慈禧在金銮殿召见了左国楫兄弟三人，见他弟兄三人年纪尚少，怜悯之心顿生，竟老泪纵横，把弟兄三个揽在怀里，抚慰说：“你的爷老子为我大清出了力，朕不能忘了他的孩子!”遂一一封赐。
次年1月13日，清廷对左氏一族大加封赐，左宝贵“从优加赠太子太保衔”，其长子左国楫荫袭骑都尉；次子左国栋荫袭云骑尉，（左国樟情况待考）。封左宝贵曾祖父天增、祖父凤友、父士荣为“振威将军”。赐封左宝贵叔父左士宏为“建威将军”。另外赏给抚恤银800两，致祭银25两，全葬银500两，碑价银350两。1月17日，皇帝朱笔圈出，予谥“忠壮”，并制作《御制祭文》、《御制碑文》，由山东巡抚李秉衡率司、道、府、左、县各级官员亲往左家读文致祭。清政府在其故里地方村西老林地修建左宝贵衣冠冢一座，在费县城里左家公馆建“宫保第”一处。奉天(今沈阳)、北京、费县等昭忠祠将左宝贵神位入祠祭祀。
曾子(前505-前436)，名参，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平邑)人。孔子学生。以孝著称。奉行忠恕。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相传《大学》为其所著。后被尊为“宗圣”。
曾子一生从事的主要事业是讲学，据“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并且“亲在”看，曾子最迟在二十三、四岁就开始设教讲学。由于曾子教育得法，教育成果显著。据《孟子·离娄章名下》记载，在他三十多岁时就有学生七十多人，最终有多少学生已无从统计。在他教的学生中有成就者不乏其人。最著名的有子思、乐正子春、公明仪、吴起等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名亻及 。孔子临终前把子思托付给曾子，子思跟随曾子学习，颇得曾子真传，成为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是思孟学派的创始人。曾子比较有名望的弟子还有单居离、公明高、公明宣、子襄、阳肤、沈犹行等人。
曾子一生忠于孔子思想，直到晚年仍为推行和实践孔子思想作着不懈的努力，做出了老年著书、病中教徒(子)、守礼至终三件有影响的事，实践了自己“死而后已”的诺言。
一是老年著书。《颜氏家训·勉学篇》说：“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这里的“学”，应该是研究学问、著书立说的意思。曾子晚年考虑到靠什么传播孔子思想的问题，于是他组织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开始编写书籍。他们首先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辑录起来，最后以子思为主编辑成《论语》。同时曾子认为自己也应有书，于是在乐正子春等学生协助下开始编写《曾子》一书，最后由乐正子春等定稿。他们还一起编写了《孝经》、《大学》、《主言》等书和篇章。由于曾子的去世，这些书大多由他的学生完成。
二是病中教徒(子)。曾子在重病中，仍念念不忘教育学生，教育儿子。《论语·泰伯》记载，曾子有病的时候，他的学生孟敬子去看望他。曾子对他说：“鸟快要死的时候，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快要死的时候，他说出的话是善意的。在上位的人应该重视的礼貌有三个方面：严肃自己的容貌，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轻慢；端正自己的表情，就接近于诚实守信；说话注意用词和口气，就可以避免粗野和背理。至于祭祀和礼仪方面的事情，自有主管的官吏在那里。”
三是守礼至终。曾子终生按礼制去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曾子上承孔子，下传子思，孟子又学于“子思之门人”。孟子把儒学发扬广大，到西汉武帝时“罢黑出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国学。时至今日儒家文化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以致在全世界都有重大影响。
曾子有儿子曾元、曾申、曾华，孙子曾西，都以贤达闻名。《说苑·杂言》中说：“孔子家的孩子不懂得骂人，曾子家的孩子不懂得追求权位，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父母善于教养。”这是说曾子家有良好的家教。曾子十五世孙曾据，有功于西汉王朝，封关内侯，因耻事王莽，率族人南迁江西，曾氏族人在南方得到发展，后又遍布全国，部分移居海外，成为名门望族，代代有贤人。
蒙恬(？-前210)，蒙阴人。秦朝名将。世代为秦重臣。初任狱官，后为将。秦统一六国后，率兵北击匈奴，并筑长城，修直道。传其曾以兔毛改良过毛笔。
蒙三代事秦，屡建战功，始皇二十六年，蒙恬拜为内史，秦统一六国后，北方匈奴大举南侵，始皇命蒙恬率三十万众，北逐匈奴，收复河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始皇三十三年，蒙恬北伐匈奴，大获全胜，同时率众修筑从陕西淳化至内蒙九原达数千里的直道，“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成为与秦长城并重的秦代巨大军事工程，可称为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
始皇三十七年，赢政出巡至河北沙丘病逝。臣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与始皇第十八子胡亥，三人合谋更改始皇遗诏，命太子扶苏死，扶苏即行杀身。蒙恬惟恐其中有诈而复请。胡亥闻扶苏死，欲释蒙恬，赵高恐恬复贵不利于己，怂恿帝灭蒙氏以除后患，遂诏蒙恬服毒死，部将劝蒙恬率义旗反，蒙至死不从。后被关押阳州（今陕西省子长县），胡亥派使者命蒙死，蒙恬说：“我蒙恬有何罪，无过能死吗？”良久痛心地说：“我罪有该死呀，我修筑万里长城，大概是破坏了风水，这就是我的罪行呀！”后含愤服毒而死，三军将士感其贤达明良，怀愤含泪，用战袍撩土将其葬于绥德城西大理河川，遂形成现在的小山丘，与扶苏墓遥遥相望。朝霜墓尘，默默传神，犹似当年将帅精诚团结，共同御敌，宁死不屈之状。有诗赞云：“春草离离墓道浸，千年塞下此冤沉。生前造就笔干枝，难写弧臣一片心。”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9年)绥德知州立“秦将军蒙恬墓”石碑一块。
蒙恬率三军，逐匈奴，修直道，筑长城，久负盛名，流芳百世。
匡衡(生卒年不祥)，字稚圭，东海丞(今苍山县)人。西汉大臣，官至丞相。家贫，当过雇工。少年勤学，“凿壁偷光”的故事，成为家贫而苦读的典故。能文学，善说《诗》。终成为经学家。
匡衡家代务农，是地地道道的平民。幼年时家庭贫寒，靠当长工过活。他听说有个姓文的财主家里有很多藏书，便主动给他家当长工。在议定工钱时，匡衡说，我不计较工钱，只要你允许把藏书给我读就行了。《西京杂记》记载了他“凿壁偷光”的故事。匡衡跟著名学者后苍学经，对《诗经》有深刻研究。
匡衡曾做过小官，地位不高，加之宣帝不大喜欢儒生，便被派到地方任职。当时长安城内很多学者给宣帝上书，请求将其留在京城，没被采纳。汉元帝即位后，匡衡被调回京都。经常让其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他上书元帝指出：百姓生活十分贫困，而许多官吏却贪赃枉法，大肆搜括民财，一味追求享受。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廉耻，大搞裙带关系，阿调奉承等。建议压缩开支，考订国家制度，整顿朝纲，得到元帝的重视和采纳，却收效甚徽。他当了巫相后，胆子很小，对专权宦官不敢揭露斗争。直到元帝死后，宦官失宠时，才上书弹劲，因此受到指责和非议。匡衡在羞愧中辞去丞相之职。他明知百姓疾苦，却大量占有土地，达2，27万公顷。汉成帝将其罢官为民，于归家后病卒。其墓在枣庄市峄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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