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徽州文化》之二

清影

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曾起过重大影响的学派，而在新安（后称徽州）的传播和影响尤深，世称“新安理学”。理学的奠基人洛阳程颢、程颐和集大成婺源朱熹的祖籍均在歙县篁墩（今属屯溪），故其为“程朱阙里”。
　　朱熹提出了“天理”、“气”、“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畴。他认为“理”是至高和包罗一切的，故称“理学”。他所说的“理”，实际上指封建伦理纲常。而且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企图使封建伦理永恒化。他还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朱熹广收弟子，亲自讲学，门生遍布各地，有学术成就、政治建树者颇多，这使朱熹学派成为理学史上最有势力的学派。他曾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 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
　　新安理学的主要著作，有解释程朱理学命题的《性理字训讲义》、《太极图书》、《近思录注》，阐发程朱学术思想的《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成》、《六典撮要》等。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间，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书章句集注》理学名著，亦是朱熹 最有化表性的著作之一。 《四书章句集注》的内容包括《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7卷。朱熹在其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的注释，经过40余年的研究探索，到70岁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四书《大学》诚意一章的注释。他认为“四书”完整地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儒家道统，而二程和自已则是这一久已中绝的道统的继承和发扬者。因此，他费半生精力为四书分别作了注释，给《大学》区分了经传并重新编排了章节，还将四书作为一部“套书”刊行，“四书”之名由此始定。注释中多发挥理学家的论点，较系统地反映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明清统治者重视理学，《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诗集传》 《诗经》注本，南宋朱熹撰。全书原20卷，后人并为8卷。其书采杂古人《毛传》、《郑笺》之说，并间用齐、鲁、韩三家诗义，但均以自已的理学观点为标准加以取舍，言其旨在探求《诗经》的本义。也因此，所作解说与《诗序》颇多不同，对破除盲目崇信《诗序》的观点起到一定的作用。 《周易本义》阐释《周易》的专著，南宋朱熹所撰。共12卷。 《朱子语类》理学家朱熹讲学、答问语录的分类汇编。 《书说》吴昶的理学著作。吴昶（？—1219），字叔夏，南宋歙县人，朱熹门下卓有成就的学生。 他的《书说》，直评四书经传，与汉唐古文经学重训诂义疏的传统背道现时驰，抛开传注，借助经文，参以个人体会和一已私见，从中探求性命义理之说。 《易原》理学著作，南宋学者程大昌撰。程大昌（1123—1195），字泰之，休宁县会里（今洪里乡）人。 《四书通》理学著作，元代胡炳文撰。胡炳文（1250—1333），字仲虎，号云峰，婺源人。 《易学启蒙翼传》理学著作，元代胡一桂撰。胡一桂（生卒年不详）号双湖，婺源人。《元史儒学传》载有其事迹。胡一桂之交胡方平曾作《易学启蒙通释》，一桂更加以推阐明辨，故曰“翼传”。他写此书的目的，在于弘扬朱学。 《书传纂疏》理学著作。元代著名学者、教育家陈栎撰。休宁县人。《书传纂疏》是陈栎的代表性著作，此书就儒学流踪，将历代名家的意见加以纂疏，凡数十万言。 《春秋经传附录纂疏》理学著作，元末明初理学家汪克宽撰。祁门县桃墅人。《春秋经传附录纂疏》是汪克宽的理学名作，凡30卷。他取孔子手笔之《春秋》，博考诸说之异同，研讨众说，荟萃成书。明大学士程敏政称赞他“六经皆有说，而春秋独盛，平生皆可师，而出处尢正。其道足以觉人，其功足以卫圣”。 《新安学系录》理学著作，明程瞳撰。休养宁县人。此书程颢、程颐起，至明弘治年间止，共记录了112位新安理学家的事迹和主要学术观点，是对新安理学家进行系统介绍的第一部专著。

江城子说

我不喜欢朱程理学，但朱、程二人终归还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其志可嘉！！！

涵馨

拜读了~~~~又学了一程

凝月无语

---  新安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起重大影响的学派，其奠基人程颢、程颐及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在徽州（今黄山市屯溪区篁墩），因徽州的前称为新安郡，故这一学派以"新安"定名。朱熹亦自称"新安朱熹"。徽州从其学者甚众，理学家代不乏人。南宋理宗推崇程朱理学，元代以降、历代王朝倡兴理学，"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祥，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然"，以至"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
    理学家重视对理欲、心物、义利、道德、天人及其关系的逻辑论证，著述宏富，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思维，培养了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理学的奠基人洛阳程颢、程颐和集大成婺源朱熹的祖籍均在歙县篁墩（今属屯溪），故其为"程朱阙里"。 朱熹提出了"天理"、"气"、"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畴。他认为"理"是至高和包罗一切的，故称"理学"。他所说的"理"，实际上指封建伦理纲常。而且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企图使封建伦理永恒化。他还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
    朱熹广收弟子，亲自讲学，门生遍布各地，有学术成就、政治建树者颇多，这使朱熹学派成为理学史上最有势力的学派。他曾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 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 理学在本县传播和影响极深。理学的奠基人洛阳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婺源 朱熹的祖籍都在篁墩，故称其为"程朱阙里"。朱熹的母亲为本县县城人，父亲朱 松曾在徽州府城南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入闽后刻印章曰"紫阳书堂"，并以"紫阳 "名其居。朱熹著述亦自称"新安朱熹""紫阳朱熹"。朱熹曾三次回徽州省亲和 扫墓。第一次来本县拜见其外祖父祝确；第二次瞻仰紫山祝确故庐，讲学于老子祠， 并题有"旧时山月"四字；第三次曾在县城东北的天宁山房讲学，本县听讲的有赵 师端兄弟和祝穆、吴昶等人。在天宁山房，朱熹答问40条。朱熹死后，南宋理宗追 封朱熹为太师、徽国公，亲自为本肥紫阳书院题写匾额。
    元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竭 力推崇理学，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科举考试的论据。本县学者对程朱理学更 是信奉不移，"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 （道光《徽州府志》），并在篁墩建"程朱三夫子祠"。当时，徽州"书院林立， 以紫阳为大"，紫阳书院被视为传播程朱理学之圣坛。清代曹振镛称："自宋、元、 、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士私淑文公，能于学校自表自见者，必推我新安"。故本 县称为"理学之都"。 据《歙县志》和《紫阳书院志》记载，以道德品行为尊，被认定卫道有功者， 有：南宋末祝穆，久从朱熹居福建崇安，得其微言者绪 论。吴昶在朱熹回徽时， 曾执礼馆怔，后徒步到福建建阳就正所学，并请得示熹亲书《四书注稿》回歙。昶 安贫守道，著述甚多。元代曹泾，穷研经学，尤精诣朱子书，曾任紫阳书院山长， 著有《五经讲义》等书，《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亦出其门下。元末郑玉，绝意 仕进，筑师山书院教授门徒，昼耕夜读，教人以德行为本。至正间曾受赐封。
    明兵 至，守将欲要用之，郑玉为全忠义，遂自缢而死。明初有唐仲实、姚琏、明太祖至 徽，曾应诏进?平天下之道"，两人均不仕，后在紫书院任山长和讲席。清代有 吴曰慎，深研易学，著有《周易本义》、《周易愚按》等书，相国李文贞将其著述 选入御纂《周易折衷》。汪德元、江恒、汪知默、胡渊四人均学通性理，攻辟异端， 并先后在紫阳书院任山长和讲席，时有"醇儒"之称。江恒著有《王学类禅臆断》 ，汪知默著有《笃行录》、《理学归一》等书。这批理学家大多恪守师训，治学严 谨，讲学授徒，广注经典，与探索与研究本体与现象（理与气、心与物）、人性论 、知行论以及道德修养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特别是他们继承和发挥了朱熹的" 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要，莫贵乎循序渐?的思想和以"明人伦"为目 的，包括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一套为封建社会培养人才的教育方法， 对徽州的政治、道德、文化、教育都有重大的影响。商人"贾而好儒"，称为"儒 商"；医家以儒通医，称为"儒医"；匠人了称"儒匠"。徽商获利以后，回乡投 资办义学、建书院、促进了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借理学来巩因礼教，因礼教 而提倡理学，理学的地位被越抬越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理学成了"官学" 以后，结果使人们思想僵化，其影响愈来愈表现出消极的一面。理学家宣扬?三 纳五常"、"三从四德"，对本县妇女毒害尤深。民国《歙县志》16本，其中《烈 女传》就占4本。徽人赵吉士指出："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

凝月无语

新安理学与历史上的徽州民俗
　　新安理学对徽州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最具说服力的当是徽州民风民俗。历史上，徽州民俗区别于其他郡府的特质在于“邹鲁之风”，即具有浓厚的儒教化特征。作为徽州文化活的见证，徽州民俗的研究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理学存在的社会基础是宗法伦理关系，而聚族而居是徽州特别普遍的风俗。“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豪不紊；主仆之严，虽数世而不改，宵小不敢肆焉。”（康熙《徽州府志》卷1《风俗》）这些材料说明，徽州人聚居具有严格的传承，其指导思想是以家庭伦理观念为中心，严于上下之别，具有强烈的宗法伦理色彩。历史上宗族聚居好处很多：首先是重宗谊，修世好，岁时合族以祭，使“贫民亦安土怀生”，这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一个有效手段；歙地有“千百年祖墓，千百丁祠宇，千百户乡村”，所以能保证经商外出者的故乡观念。同时也因为聚族而居，乡村城市诸姓皆无错乱，各有段落，如此则“主教堂，礼拜之寺无从建焉”，所以“徽州独无教门”，不尚佛老，以至“求其崇宏壮丽所谓浮屠老子之宫，绝无有焉”。凡此等等都说明了族居这一徽州普遍的民俗所体现的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状态。《歙事闲谈》的作者许承尧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学的教化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聚族而居的民俗是受新安理学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它标示的是一种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同时也强化了作为封建伦理纲常的理学的地位，二者是相互促进的。
　　理学精神最显之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倡导“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现在依旧竖立在徽地的贞洁牌坊即是证据。理学以“天理”为念，要求人们致身国事，孝慈亲友，也强调对人欲的节制，所以要求妇人守节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程朱理学渊源的徽州此风尤盛，对于节烈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休宁碎语》卷一说：“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婺源县城有一处牌坊记载的烈妇自宋以至于光绪年间共有5800人之多，民国修订的《歙县志》16本当中就有4本是《烈女传》，其他未见于史料者便可想而知了。究其原因，乃在于广大妇女深受理学教化的影响，耳濡目染，渐成观念。以理学的价值观念为指导的族居形式也强化了这一信念，族居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持纲常名教不可动摇的权威，以至于诸姓之间绝无错乱；妇人若是改嫁，也就破坏了这一稳固的社会状态。质言之，守节与族居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二者在维持封建伦理纲常方面是一致的，并且在这一原则之下，二者也是互相联系的。
　　总之，历史上徽州民俗与新安理学具有这样的关系：新安理学反映的是封建伦理纲常的需要，徽州民俗则以新安理学为价值指南，从而与封建伦理纲常相一致，并进而互为强化；在此基础上，徽州民俗也是一个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联结、互为因果的稳定系统，这一系统所承担的职能就是在百姓的人伦日用之中强化理学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无上地位，举凡布局严谨的民居、俭中求细的饮食等日用风尚莫不如是。

凝月无语

新安理学与易学 新安理学与易学
　　新安理学是宋元明清时期以徽州（古称新安，包括今安徽省黄山市和江西省婺源县）籍理学家为主体而形成的一支地方理学流派，这一流派奉祖籍徽州婺源的朱熹为开山宗师，以维护继承、发扬光大朱子学为宗旨。新安理学具有鲜明的学派特色，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对易学的重视和研究。
　　在新安理学形成的南宋时期，与朱熹齐名的程大昌（徽州休宁人）就著有《易原》和《易老通言》。朱熹对《易老通言》推崇备至，称赞此书“立言之旨奥博，非先儒思虑所及。”（《新安学系录》卷五）大约100多年后，徽州又出现了一位“精研《易旨》，沈潜反复二十余年”（《宋元学案》卷八十九）的理学家胡方平（徽州婺源人）。他著有《易学启蒙通释》2卷，此书主要阐释朱熹《易学启蒙》之旨，多引朱熹门人及后学之说进行诠释。值得称道的是，胡方平的易学研究还成了家学。其子胡一桂生而颖悟，好读书，尤其精通于《易》，著有《周易本义附录纂疏》15卷、《易学启蒙翼传》内外两篇。无独有偶，另一位新安理学家胡炳文（徽州婺源人）的易学研究亦受益于家学，其父胡斗元，跟从朱子的从孙朱小翁得《书》、《易》之传。胡炳文自幼好学，长大后潜心于朱子之学，著有《易本义通释》12卷，其解说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依据，采诸家之说互相发明。
　　元末明初的新安理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是陈栎（徽州休宁人）、朱升（徽州休宁人）和郑玉（徽州歙县人）。陈栎为新安理学大师，他为了维护朱子之学的纯真性，一生勤苦，著述不辍，留下许多书、传、纂、疏，其中包括《读易编》。朱升曾受学于陈栎近20年，深得陈氏器重，他十分注重读书，于五经皆有旁注，而《易》尤详。郑玉平生虽对《春秋》用力最深，却有“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吾身一《易》也”的慨叹，并著有《周易大传附注》。
　　明中后期，王学兴盛，新安理学内部出现分化，阵容逐渐萎缩。其间虽有程日童（徽州休宁人）编纂《新安学系录》16卷，但终究无法挽救新安理学衰落的命运。戴震“皖派经学”的创立，标志着新安理学的终结，这一终结同时隐含着易学研究的凋零迹象。在戴震丰厚的学术著作中，易学研究可谓沧海一粟，只有在他的《经考》与《经考附录》中，才论及到易学，而且多是征引前人注解，按语微少。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戴震所援引的寥寥数人中，就包括了朱子、程大昌、胡一桂、胡炳文四位新安理学家，由此可管窥到戴震哲学中挥不去的新安理学余韵。
　　《周易》虽有“群经之首”之誉，然《易》之难治，可谓学者共识。那么，为什么新安理学却形成了重《易》治《易》的流派性特征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派传承的自然演进。就朱熹来说，他虽认为《易》于六经，最为难读，但其一生对《周易》的经传注述并没少下功夫，除了平日讲学，同朋友、学生书信来往中常论及《周易》以外，还同蔡元定合编了《易学启蒙》，并独撰了对后世影响较深的《周易本义》。新安理学既以发朱子学为己任，当然也要将朱子易学一脉传承下来。二是《周易》主流精神与徽州生存环境的契合。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山多地少的地理环境限制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拓展。在这样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周易》“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大生”精神无疑是对徽州人的最大鼓舞。三是理学家自身勤苦自励的品格。或许是由于艰苦的生存环境的锤炼，多数徽州人都养成了坚忍弘毅、奋发向上的品格。史载程大昌十岁便能成文，成年后因苦于两汉以来《易》义之纠纷至甚，所以作书以贯通之，苦力思索，四年而成《易原》。胡炳文自幼嗜学，父母恐其成疾，欲阻止其学习，他便用衣服遮蔽窗户缝隙，终夜默诵。程直方竟能做到读书十年不下楼。新安理学家共有的勤苦自励的品格是他们精研典籍特别是易学的内在动力。
　　在形式上，新安理学家治《易》不仅继承了朱熹“取经文本义”的释《易》原则，而且发扬了“既不废取象学说又注重义理”的解《易》风格。在内容上，新安理学家对《周易》“开物成务”的本旨给予了特别关注。朱熹指出：“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乃《易》之“大意”。郑玉在《周易大传附注序》中说：“《易》可前知，所以洁净精微之教而示人以开物成务之道也。”胡方平认为《易》“上足以赅太极之理，下足以济生人之事。”（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聚焦于《周易》“开物成务”之本旨，新安理学家著书讲学，孜孜不倦，为易学在徽州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