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众说
　　对李叔同的遁世，历来的研究者们也在多方考察的基础上，得出了多种的结论。大约有以下几种说法：
　　影响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从年轻时就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晚年更是耽于佛境，乐善好施。他家中那种常年供奉佛位，烟云缭绕，弥漫着的佛教气氛给少年时代的李叔同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父亲临去世的时候，更是延请高僧，在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整个丧事期间，按照老人的嘱咐，逐日分班诵经，送他往西天。每逢这种场合，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诵佛号。而年级稍大的时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李叔同有一位早寡的大侄媳，也是一位佛教徒，李叔同还经常陪她到天津大悲院做佛事，听诵经。
　　李叔同家里一位姓刘乳母，常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13岁的李叔同就能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如此感伤惆怅、人世无常的诗句。
　　由于有了这样的心理积淀，到了李叔同步入中年，饱经沧桑后，幼年时的佛教影响又萌发回复，终于导致他归隐佛门。
　　破产说。李叔同出自天津名门望族，1911年李家所经营的盐业失败，一倒于义源善票号50余万元，继倒于源丰润票号亦数十万元，百万家产荡然无存。李叔同名下原有30万巨款可以由他支配，随着家族的衰败，他的钱亦化为乌有。鉴于此，有论者以为李叔同是因家也破产而出家。

　　遁世说。有人认为李叔同曾有过的一段不拒小节、风流浪漫的生活只是表面现象，而在他的内心里则是对现实社会的苦恼、慨叹和烦忧。因此他就如贾宝玉那样，是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趋势，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而这种放浪与玩世又正是遁世出家的预兆。
　　幻灭说。亦有人以为李叔同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并对革命成功寄于极大的希望”然而革命是曲折复杂的。外强的入侵，军阀的混战，使李叔同的理想幻灭，顿感前程暗淡。所以他索性勘破红尘，成了“一心持钵，一心念佛”的和尚。
　　失恋说。李叔同在俗时的元配俞氏是旧式妇女，他们的婚姻亦属听命于父母，并无感情可言。而李叔同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朱慧百、李苹香等皆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李叔同在日本又娶有日妾，感情应该不错。但香港曾有载文，云此日妾红杏出墙，东归日本。这种感情上的打击，使李叔同大失所望，终于出家。但这种说法反对的意见很多，认为很是牵强，不足为信。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他的学生丰子恺先生以“三层楼”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这样写道：“……当时人都很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对于李叔同出家的缘由，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在为大雄书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写的“传一”中姜丹书写到了他与李叔同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姜丹书听了李叔同这般答语，便也无辞。他觉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厌世，更非欺世，实在是由于参透了人生，飘然出世，正所谓返璞归真。

云雾山

　　修行
　　1918年8月19日，弘一在灵隐寺受比丘戒三十日，因读《宝华传戒正范》、《灵峰辟尼事义集要》，与现实相印证，动悲心，立誓学戒宏律。次年，弘一春季驻锡玉泉寺，四月到虎跑寺结夏，秋天挂单灵隐，冬残，回玉泉寺，与程中和居士共燃臂香，依天亲“发菩提心论”，发“十大正愿”。
　　1923年4月，弘一在上海太平寺谒印光大师。腊月，弘一恳请普陀山印光大师列为门墙。后经印光大师劝告专修念佛三昧，并于岁底回到永嘉。次年五月，弘一自温州再至普陀山，参拜印光大师，侍奉七日。

　　同年八月，弘一的《比丘戒相表记》定搞，由青年僧因弘法师侍编，并由上海穆藕初居士，独资影印一千部。
　　1926年，弘一法师云游四方，到各地讲经，1926年，他约弘伞法师（程中和居士于民国十年出家之法名），于七月同去江西庐山，参加金光明道场。1933年5月，法师自厦门应转物老和尚请，去泉州，驻锡开元寺尊胜院。1935年3月，大师去泉州开元寺，讲《一梦漫言》。1936年正月，弘一法师从草庵扶病到厦门疗养，病中在南普陀养正院讲学。1937年2月，弘一法师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南闽十年之梦影》。4月，法师应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之邀，偕传贯、仁开、圆拙诸法侣，与梦参法师，乘太原轮至青岛，讲《随机羯磨》。

　　弘一法师拜谒佛门高深，同时写下了许多佛家经典著述。1926年，弘一写《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为近代写经杰作。1930年5月，法师至白马湖，住去岁夏丏尊、刘质平等为他集资建筑的“晚晴山房”，圈典《行事钞》。九月，法师到慈溪北乡鸣鹤场白湖金仙寺，十月听静权法师讲《地藏经》，同时全力研究《华严》，并写成《华严集联三百》。1938年10月，常法师迎接被困漳州的弘一大师回泉州，道经安海，宏法一月，法缘奇胜，当时有《安海法音录》问世。

　　1927年3月，政府有灭佛之议。时闭关于杭州城内吴山常寂光寺的弘一法师召请地方政要集会于寺中，以短简示来宾，席间，婉言微语，潜移默化，然后，默坐良久，出席者读短简，汗颜不已。散会后，灭佛之说顿熄。弘一的短简中，所言何事，成为一秘。这月17日，弘一为灭佛一事，又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经子渊、马夷初、朱少卿诸师友，提出整理佛教意见。
　　1929年4月，弘一法师自厦门回温州，途经福州鼓山，发现清初刻本《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篡要》。法师倡印二十五部，请日本出版家内山完造分赠日本各大学及国内重要丛林。

　　1931年初夏，弘一大师到了五磊寺。他这一次来，自然是为了办南山律学院。然而，他的这次尝试没有能够成功。关于此事，亦幻法师在《弘一大师在白湖》中说：“在‘九一八’那年的秋天，弘师想在距离白湖十五里路的五磊寺创办南山律学院，我应主持桂芳和尚之约，同赴上海寻找安心头陀，到一品香找朱子桥将军筹募开办费，当得一千元由桂芳和尚携甬。因为这大和尚识见浅，容易利令智昏，树不起坚决的教育信念，使弘师订立章程殊多棘手……故等我回白湖，事情莫名其妙地老早失败了，弘一法师亦已乔迁宁波佛教孤儿院。”

　　弘一大师对于此事显然十分气愤，他说：“我从出家以来，对于佛教向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这回使我能有弘律的因缘，心头委实很欢喜的。不料第一次便受了这样的打击。一月未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看经念佛，都是不能。照这情形看来，恐非静养一二年不可。”他又在给胡宅梵的信中说：“余近二月来，因律学院事牵制逼迫，神经已十分错乱不宁。披阅书籍，往往不能了解其义（昔已解者，今亦不解），几同废人。现拟静养治疗，未知能复元否。”

　　1932年11月，53岁的弘一法师第三次去闽南，他自上海至厦门，挂单万寿岩，与性常法师结法侣之缘，自此，弘一法师定居闽南。
　　1935年4月，弘一大师与寺侣传贯法师，自泉州乘帆船出海，到惠安去弘法。在泉州准备出发之前，许多法侣考虑到大师的身体不好，而到惠安又要渡海，都力劝他不要去了。然而，弘一大师认为弘法是可以誓舍身命的，岂能被困难吓倒！他主意已定，不了此缘，无以为安。他知道大家都是关心自己，也就含泪辞谢，遂率传贯、广洽二人在泉州南门外乘帆船出海。这一夜，海面上风大浪高，帆船在浪中行驶，颠簸得十分厉害。大师终夜难眠，默念佛号至于达旦。第二天早晨抵崇武。他们一行三人又换上小舟，逆风顶浪，冒着阴雨，于午前到达了净峰寺。

　　在惠安崇五净峰寺，弘一法师有终老于此之念。至崇武后，因缘不留人，十月法师回到泉州承天寺，在戒期中讲律，之后在回惠安，在乡间宏法，写《惠安宏法日记》。十一月后，法师染病，回泉州草庵寺，一病六个月，病中再立遗嘱，交由传贯法师执行。弘一法师即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的处分，其弟子传贯有绘貌传神的描述：“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

　　1937年，弘一大师从青岛回厦门，途经上海，与夏丏尊晤面于旅邸，这一双挚友，一别六年，由夏请师摄影一帧。法师回厦门后，厦门面临战火威胁，师发愿与危城共存亡，除非厦门解厄不他行。直到岁底，始去泉州草庵。
　　1938年正月至四月，弘一法师在泉州、惠安、鼓浪屿宏法，写字结缘。厦门沦陷前四天(阳历五月八日)，法师受漳州(龙溪)佛教界之请，去漳州宏法，得免陷于危城，但却因此羁于漳州。
　　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取了劝告，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李叔同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佛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佛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是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佛教大家。


　　清心
　　弘一大师是南山律宗中兴之祖。律宗以着重研习和传持戒律而得名，因其创始人唐代道宣久居终南山，故称南山律宗。在佛教的许多宗派中，律宗是最重实践的一宗。根据戒律规定，一个人出家受了戒后，必须五年学戒，不离依止，如此才能在僧团里独立生活。弘一按照佛制，学律持律，以自己严格的持戒行动。弘一受戒后，严格实行过午不食,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大约在上午六时左右；第二次是上午十一时。他对饮食的要求非常简单，从不浪费，生活用品都是出家时的物件，二十六年来，未尝更易。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在泉州的弘一大师纪念馆中，这些遗物还可以见到。

　　弘一大师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
　　夏丏尊曾赠给他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卖折大洋五百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
　　弘一大师在寺院里潜心修行，一天，好友夏丏尊来看望他。正赶上弘一大师吃饭．只有一碗白米饭和一碗咸菜。夏老就问他，不觉得太咸吗？弘一大师淡淡地说，咸有咸的好。等用过饭，弘一大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喝，夏丏尊问他，也不用茶，不觉得太淡了吗？弘一法师淡淡的说，淡有淡的好。
　　出家原为解脱，要想解脱，首先必须远离贪著。所以佛陀在戒律中规定，比丘不得重操旧业，以免妨碍修道。弘一出家后，几乎放弃了一切世俗学问，唯以书法接引众生。在居住方面，佛制比丘当常易住处，勿于一处贪著不舍。弘一的出家生涯，居无定所，一衲一钵，行云流水，动止安祥，威仪寂静，充分体现出无挂无碍的解脱心境。
　　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
　　弘一法师后半生仅只破布鞋雨伞随身，吃饭连油也不肯放。平时大师修佛，每天只是在房中念佛，寻常人事一个也不肯见。

云雾山

　　胸怀
　　李叔同出家为僧后，有一次在丰子恺家中的书架上看到一册由基督教徒谢颂羔写的《理想中人》，就说：“他这书很好！很有益的书！这位谢居士住在上海吗？”于是丰子恺预备邀谢颂羔来聚谈，可是他说：“请他来很对人不起。”后来他写了一张横额“慈良清直”四字由丰子恺送去，又由丰氏的邻人陶载良备了素斋，把弘一大师和谢颂羔等一齐请来晤面，结下了这一位虔敬的佛教徒和另一位虔敬的基督徒之间的奇缘。

　　弘一大师在福建时，一天，有基督徒，某小学校长庄连福希望聆听弘一大师说法，但在半道上却被弘一大师的弟子传贯阻挡，以为基督徒不宜来听佛教高僧的演讲。此事被弘一大师知道后，即批评了传贯，并要求他向庄校长道歉。次日上午，传贯怀着歉疚之心来到小学校，跪在庄校长上课的教室门口。庄连福请他到宿舍里喝茶，传贯硬是不肯，谢罪道：“我是受师父之命，特地来向你们赔罪的，万万不可受你们的招待！”说着，他又从怀里取出弘一法师手书的单条四幅及一本《华严经》送给庄校长。大师的宽广胸怀、海涵山容的气度感动了这位基督徒。此后他便经常汇集其他教友前往净峰寺聆听大师讲经。据庄连福自己说：弘一大师的开示“给我们很深的启迪。因此，我们连续上寺听弘一大师讲经，每次都增加了不少基督教徒听众。”


　　功德
　　弘一提倡在家律学。戒律是行为的准则，戒律是衡量是非的标准，佛制以戒为师，就是要求七众弟子都要学戒持戒，依律行事，因此，不只是出家僧尼必须如此，就是在家居士也必须如此。可是，佛教界不少在家居士，对于戒律知之甚少，且疏于遵守。弘一针对这一情况，特从南山三大部中关于在家律仪部分录出，编为《南山律在家备览》，为在家居士的学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后，弘一陆续编写了《五戒持犯表》、《三皈略义》、《八戒略义》、《授三皈依大意》、《在家律要之开文》、《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法式凡例》等在家律学著作。

　　戒律在中国的翻译虽有多部，但唯有《四分律》弘通独盛，蔚成一宗。道宣依此撰写了《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比丘食注戒本》，构成南山一宗的律学体系，称为南山三大部。道宣之后，注释三大部的有六十余家，其中宋代元照所注《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记》，《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为最权威，与南山道宣三大部受到同样的重视。可惜南宋之后，这些著作都散失了，直至清末民初才从海外找回。弘一为发扬南山律疏，便于后人学习，对律疏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做圈点、表释、集释，力图清晰易懂，并用列表的形式，将比丘戒相艺术化。

　　弘一除了亲自整理律学著作外，还专门培育律学人才，1931年，他与亦幻、栖莲等法师合作，在慈溪五磊寺兴办南山律学院，计划三年为一期，讲授南山三大部，后因干扰而中途停缀。过了两年，弘一在厦门妙释寺讲《四分戒本》时，宣布弘律办法为“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固定地址”，只为培育律学人才。后来，弘一与十余名学律同学移居万寿寺，开讲《随机羯磨》，并撰学律发愿文，表示要誓尽心力，宣扬七百多年湮没不传之南山律教。后应泉州开元寺转物和尚邀请，弘一到开元寺结夏安居，安居期间，讲授戒律，每次连续约讲两周，《四分律含注戒本》及《随机羯磨》，分两次讲完。有时兼讲古德格言，以资策励身心。授课时学员提出问题讨论，或以书面请示，都能获得圆满解答。学员除了听律之外，阅读圈点三大部，以作深入研究。

　　弘一除了专门培育律学人才外，还应各处邀请，前去讲律。被人们遗忘有八百多年之久的南山律，经过弘一大师的弘扬，才引起佛教界的重视。
　　1928年秋天，弘一法师在上海（江湾丰子恺家），丰子恺看其师心情沉重，问他近来有什么心愿，弘一法师说，释迦牟尼所示之“戒”字，实是戒暴力杀害。丰子恺听了，了然体悟其师的心境。那年，弘一法师49岁。丰子恺先前曾与李园净商量过，出一套画集祝贺其师五十寿辰，并计划到其师五十岁时，出五十幅，到其师六十岁时，出六十幅。了解了弘一的心愿后，丰子恺决定将画集定名为《戒杀画集》，弘一知道了，建议改“戒杀”为“护生”。如此，就定名为《护生画集》。到十一月，《护生画集》第一集编辑完毕，定稿了。1929年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1942年弘一大师圆寂，然丰子恺的画集不缀。逢弘一法师70、80、90、100诞辰时，丰子恺皆以画集纪念。画册最后一集出版的时候，丰子恺已在前一年离世。

　　《护生画集》由马一浮先生作序。他在序言中十分感佩大师的用心：“假善巧以寄其恻怛；将凭兹慈力，消彼犷心。可谓缘起无碍，以画说法者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
　　《护生画集》英文版封底有这样一个事例：1928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弘一大师在行船上看到一只老鸭被关在笼子里，据鸭主人说这老鸭肉可以治病，此鸭正是送给乡间病者宰杀食肉的。弘一大师听后，倍感老鸭之不幸。他于是恳请船主替老鸭乞命，并表示愿意用三金赎老鸭。在他的救助之下，老鸭终于免其恶运，随大师一同下船。事后，弘一大师特意让丰子恺将老鸭的造型绘出，一并收入《护生画集》。弘一大师为此画的题词是：“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老鸭札札，延颈哀鸣；我为赎归，畜于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

　　弘一大师对待护生的态度可谓郑重之极。在此期间，还有另外一件事。为此，夏丏尊先生在十年后有这样的回忆：“犹忆十年前和尚偶过上海，向坊间购请仿宋活字印经典。病其字体参差，行列不匀，因发愿特写字模一通，制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经。还山依字典部首逐一书写，聚精会神，日作数十字，偏正肥瘦大小稍不当意，即易之。期月后书至刀部，忽中止。问其故，则曰：刀部之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耳。其悲悯恻隐，有如此者。”

　　弘一大师向来把护生看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十分重要和必须严肃对待的事。丰子恺于1926年的随笔《法味》中写道：七岁的P儿从外室进来，靠在我身边，咬着指甲向两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师说她那双眼生得距离很开，很是特别，他说：“蛮好看的！”又听见我说她喜欢书画，又喜刻石印，二法师都要她给他们也刻两个。弘一师在石上写了一个“月”字（弘一师近又号论月）一个“伞”字，叫P儿刻。当她侧着头，汗淋淋地抱住印床奏刀时，弘一师不瞬目地注视她，一面轻轻地对弘伞师说：“你看，专心得很！”又转向我说：“像现在这么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报应的故事讲给她听。”我说：“杀生她本来是怕干的。”弘一师赞好，就说：“这地板上蚂蚁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们周到。

　　弘一大师一生都重视“护生”。对编绘护生画是如此，在其他日常生活中亦是如此。比如他在1940年春写信给妙慧法师：“兹拟做大漉水囊一件，兹送上竹圈一个，即以白布缝于此上。此竹圈，系林居士物，乞代告知，即以此赠与余，为感。送上洋一元，乞代购白布。以能漉水，而小虫不得出者为宜。费神，至感。”大师为防伤害小虫而将食用水用“滤水囊”滤水。此一点一滴之小事均体现了他的护生精神。

　　弘一法师曾打算刺血写经，为印光法师所劝阻。他喜欢以上乘书法抄写经书，并集《华严经》中的偈句为三百楹联，凡求书法者则书之，作为礼物，送给有缘者，使人对佛经起欢喜心，将此视为普度众生的方便法门。
　　弘一大师所书的偈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其光风霁月的怀抱历历可见。
　　弘一大师晚岁驻锡闽南，为期十四年（1929～1942）之久，弘法的地点主要在泉州。泉州相传为八仙之一的李铁拐的居地，风俗纯古，有如世外桃源。他弘扬律法，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僧徒，训导他们“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使东土八百年来湮没无传的南山律宗得以重新光大。同时，他也使相对闭塞的闽南人文气象蔚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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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寂
　　1939年2月，60岁的弘一法师自泉州乘车去永春山中蓬壶乡普济顶寺潜居五百七十二天，在此编著律学多种，并在此渡六十周甲世寿。因法师与外界断缘，外界传说弘一大师圆寂于此。初夏，画家徐悲鸿，在新加坡为师绘巨幅油画像，存广洽法师处。
　　1940年10月，弘一法师去南安洪濑灵应寺闭方便关，性常、广洽法师等影印《金刚经》，丰子恺绘《护生画集续集》为师寿。次年4月，弘一法师去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寄书各地师友，暗示行将告别。十一月，至泉州，作最后一次宏法活动，腊月底，回福林寺。
　　1942年2月，弘一大师应惠安县长石有纪请，至灵瑞山讲经，相约不迎、不送、不请斋。3月，法师回泉州，挂锡百原寺，不久移居“温陵养老院”停止一切活动。八月十五日、十六日两天，法师在温陵养老院，讲《八大人觉经》，这也是弘一大师最后一次讲经，同时在养老院向院中老人讲《净土法要》。8月23日，大师微疾，但依旧写字与晋江中学学生结缘。28日下午，大师嘱寺侣妙莲法师到室内写遗书。9月1日上午，大师为黄福海居士写纪念册两本，下午四时写“悲欣交集”四字，交与妙莲法师（这是弘一大师最后遗墨）。9月4日（阳历十月十三）下午八时，弘一大师又胁而卧，安详圆寂于养老院“晚晴室”，遗嘱由妙连法师执行。临终前，师已分函上海夏丏尊、刘质平，向他们告别。

　　弘一大师致夏丐尊的遗书：“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遵照大师的遗嘱，在大师圆寂七天后，即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下午七时，在承天寺举行火化，色身仅穿旧短裤，依律而行。火化历一小时，荼毗时，多色火焰剧烈上升。在一百日内，由骨灰中，拣出各色舍利一千八百粒，舍利块六百多块。舍利由妙莲法师供养。
　　以后，弘一法师的遗骨分别葬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两处皆有法师的灵塔。到十年‘文革’期间，被毁。

　　评誉

　　太虚大师曾为李叔同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
　　赵朴初先生评价弘一大师的一生为：“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丰子恺评价老师李叔同的艺术生涯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挚友夏丏尊的挽联云：“垂涅槃赋偈相诀，旧两相忘，热情应啸溪虎；许娑婆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好友叶青眼的挽联云：“叹我公毕生修持僧伽志行，力求圆满，堪称一物无遗，寸丝不苟；信温陵此日各界人士心情，所获教益，应似千江印月，万木迎春。”
　　李叔同的俗侄李晋章的挽联云：“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居诸不过年余耳；音书久迟滞，闻道悲欣交集，想像真堪痛绝乎。”
　　李叔同的演讲稿与处世格言被梁实秋、林语堂等文化巨擎誉为“一字千斤”，值得用一生的时间静静体悟。
　　丰子恺评价老师李叔同一生的几次变化：“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
　　挚友夏丏尊评价弘一大师：“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林语堂评价李叔同：“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他的浪漫才情使他即便出世，也选择在了杭州这个风花雪月、侠骨柔情的地方，使那些看惯‘湖山此地，风月斯人‘的杭州人生平添了一分新的骄傲。”
　　鲁迅评价弘一大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郭沫若在写给弘一法师的信中说：“手书奉悉……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然仅有学问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文云：士先器而后文艺，殆见到之言耳。”（郭沫若于1942年春向弘一法师请求书法，得弘一书幅“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书幅末署款：“沫若居士澄览”、郭沫若写此信向弘一法师表达敬意）
　　周总理生前曾嘱咐著名剧作家曹禺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八十年代初，当代著名画家刘海粟先生发表的一篇名为《大师》的文章里这样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时，日本天皇还向江泽民主席提起弘一大师的事迹。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云雾山

张恨水（初稿）
　　张恨水（1989-1967年），原名张心远，恨水是笔名。安徽潜山人。著名报人、章回体小说家。
　　关键词

　　缘起、著述、风靡、拥趸、泉涌、报人、
　　赤胆、婚姻、恨水、逸事、性情、归去、赞誉

　　缘起
　　童年时，张恨水就读于旧式书馆，并沉溺于《西游》、《列国志》一类古典小说中，尤其喜爱《红楼梦》的写作手法，醉心于风花雪月式的诗词典章及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情节。
　　张恨水倒是出生在武将之家，他的祖父曾经做过参将，武功非常好，十几岁时就能举起百斤巨石。张恨水儿时目睹过祖父的功夫，并在《啼笑因缘》里。《啼笑因缘》中有个侠客叫关寿锋，他伸出筷子，一伸手把苍蝇挟住了。挟住了之后，苍蝇并未被挟烂，而是翅膀折断。这种挟苍蝇的功夫，张恨水的祖父曾经表演给他看。

　　张恨水的父亲也会武功，但是父亲觉得张恨水不应该再学武，而要求他学文。张恨水6岁入私塾学习。张恨水对文字非常敏感，善于对对子。有一次，老师出了一个对子，上联叫做“九棵韭菜”，张恨水对曰：“十个石榴”。
　　张恨水记忆力极强，过目不忘。先生让他背书，他总是很快就背出来了。先生增加背诵的量，他也能迅速背诵。因为他极强的记忆力，故他有很好的文学功底，他的诗词、骈文、文言散文都做得非常好。
　　十岁那年，张恨水和他的四叔一起坐船，一觉醒来看到叔叔正在捧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连自己跟他说话也没有听清楚。他凑过去看，原来是一本《残唐演义》，于是他就挤在叔叔旁边和叔叔一起看。张恨水越看越爱看，等到叔叔看完，自己接过来看。从此之后，张恨水就拿着自己不多的零用钱，到处买小说看。他的私塾老师喜欢看《三国演义》，常常把《三国演义》放在书桌上，老师休息的时候，张恨水就马上偷过来看。

　　张恨水看古书，不仅看正文，也看批注，不仅看内容，也看书评。在张恨水看来，这些旁人读来未免枯燥的文字，妙处实不亚于小说本身。他从里面“懂了许多典故”，又“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13岁时，张恨水开始创作第一篇武侠小说。
　　张恨水原本想去日本留学，但1912年秋，其父得急病去世，家中经济来源中断，张恨水只得中途辍学，后随家回原籍潜山，靠薄田数亩度日。第二年，张恨水考入苏州的孙中山所办的“蒙藏垦殖学校”。此时，他开始向《小说月报》投镐。他的短篇小说《旧新娘》（文言）、《梅花劫》（白话）受到该刊主编恽铁憔的赞许，可惜并没有能够刊出。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学校被解散。张恨水失学，只能返回故乡。张恨水失学后，到南昌想继续求学。他到汉口时，正好他的一个亲戚加入了一个文明戏剧团，张恨水也加入这个戏剧团。他在文明戏剧团中，开始是写写说明书，后来便上台表演，据说他演过《落花梦》里边的一个生角，还演过《卖油郎与花魁女》里的卖油郎。张恨水表演时说话很快，而且，带一点安徽的或者是江西的土音。张恨水的演员经历，给他的创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他说：“当我描写一个人的时候，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自己对镜子演戏给自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他的房间里挂了一面大镜子，写作的时候，他就对着镜子表演，在表演过程当中获得灵感，然后写到小说里去。

　　张恨水从文明戏剧团回到家乡，总是遭到家乡人的白眼。因为张恨水每次回家，都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张恨水在家不事生产，不会谋生，每次外出都要向家中要钱，还当了戏子，所以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包衣”（包衣就是胎盘，当时认为包衣无用，只能扔掉）。此时。张恨水在文明戏剧团时认识的朋友郝耕仁，写信给他，说他想学习《老残游记》中的老残，到处游历，问张恨水是否愿意同行，并说明费用由他承担。张恨水此时在家乡正是抬不起头的时候，所以马上就同意了。他们在安庆会合，准备一起步行去北京。二人化装成药商，出发了。

　　他们走到扬州邵伯镇时，准备找个旅店休息。旅店老板发现他们不是药商，样子有点特别，要求他们一定要找铺保，否则不能住店。郝耕仁就到了镇上的西药店去找铺保，西药店的经理告诉他，前方正在发生战事，这里军阀混战，你们两个人很容易被人家当作探子抓起来，所以，我劝你们还是赶快回去，不要再走了，否则有生命危险。郝耕仁和张恨水只好慌慌张张地离开邵伯。他们没有回去的路费，只好把药减价卖给西药店，打道而回。而这一次游历让张恨水了解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生活状况。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给张恨水“很大的刺激”。他决定去北京，计划先在北大旁听，慢慢地转为一名正式生。初衷为求学而来，可是由于穷，不得不找份事做。随即又发现，只做一份事工资甚菲，便同时兼着两张报纸的工作，“这样，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读书了”。

　　著述
　　青年时期的张恨水成为一名报人，并开始创作。张恨水1919年以前的作品，如《青衫泪》、《南国相思谱》等，以描写痴爱缠绵为内容，消遣意味浓重，均可列入鸳鸯蝴蝶派小说中。
　　1924年4月张恨水开始在《世界晚报•夜光》副刊上连载章回小说《春明外史》，这部长达九十万言的作品在此后的五十七个月里，风靡北方城市，使张恨水一举成名。1926年，张恨水又发表了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
　　从《春明外史》开始，张恨水首创了九字回目。他认为以前的章回小说，对于回目都不太考究，字数不一，词藻也不典雅。基于此，他煞费苦心地始创了“九字回目”，而且还定了几个原则：一、回目文字一定要切合本回的高潮；二、词藻要华丽典雅；三、所取字句和典故，一定要诨成；四、回目成上下联，均为九字，求得一律，平仄对仗，上联是仄声，下联必须是平声落韵。
　　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写的是北京豪门，于是读者就推测开了，有的说是袁世凯家，有的说是钱能训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了一阵。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有个公开的答复：“《金粉世家》，是指着当年北京豪门哪一家？‘袁’？‘唐’？‘孙’？‘梁’？全有些像，却又不全像。我曾干脆告诉人家，哪家也不是！哪家也是！”
　　真正把张恨水声望推到最高峰的是将言情、谴责、及武侠成分集于一体的长篇《啼笑因缘》，这部小说至今已有二三十个版本，在发表的当时就因各大电影公司争先要将之拍摄为电影而几成新闻，由它改编成的戏剧和曲艺也不在少数，而因《啼笑因缘》而作的续书之多更是民国小说中之最。至此，张恨水的名声如日中天，即使不看小说的人也知道这个作家，就如同不看京戏的人也知道梅兰芳一样。

云雾山

　　《啼笑因缘》是“因缘”而不是“姻缘”，张恨水说：“《啼笑因缘》并不是写婚姻的。因‘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机缘’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了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
　　1930年2月，张恨水辞去了《世界日报》工作以后，没有编务缠身，可以一心一意地写作，这一时候可以说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他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与作，直至下午六七点钟才停笔。晚饭后，偶尔和夫人周南去听场京戏或看场电影，否则仍是继续写稿到深夜12点。像机器需要加油一样，张恨水也要给自己“加油”，每晚登床以后，总要拥被看一两点钟的书。他说，必须“加油”才能跟上时代，理解时代。

　　张恨水读书，兴趣偏重于考据。他认为中国小说，始终未能进入中国“文学殿堂”，在追求仕途经济的大人先生们眼中，稗官小说不过是“雕虫小技”，在“四部”、“四库”那样的正史中绝无其立身之地。于是他曾想要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为此，他走遍了北平各大图书馆，走遍了东南北城的旧书店、旧书摊。张恨水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小说版本，仅《水浒》一书，他就收集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就连被胡适先生自诩为124回的海内孤本，他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在安庆又买到两部。又如《封神演义》，只在日本帝国图书馆里有一部许仲琳著的版本，国内从未见过，张恨水居然在宣武门小市上，买到一套朱本，上面也刻有“金陵许仲琳著”的字样，只可惜缺了一本。张恨水也到一些私人收藏家去看，他曾在一位专门收集中国小说的马毓清先生那里，见过一部《三刻拍案惊奇》。这些挖掘出来的宝藏，使张恨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觉得写小说史的心愿能够实现了，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欣喜。不料就在他准备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小说史》的写作中去之时，“九一八”事变后，他辛苦搜集到的宝贵资料，后来都毁于战火之中，此后，他再也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寻觅那些珍贵无比的小说史料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恨水正在上海的《快活林》连载《太平花》，当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武装救国，而《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和当时气氛是有些不相时宜的，张恨水苦思冥想该如何改动？当时只有两个办法：一、书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干脆，把这篇“夭折”，另写一部。张恨水决定将它变成抗战故事，他整整想了一个礼拜，才动笔修改。

　　1945年，张恨水创作小说《虎贲万岁》。该书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著名战役——常德保卫战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战史小说。作品描写代号“虎贲’的74军57师在日军六万余人的包围中，同仇敌忾，背水一战，“以一敌八”，苦战十余日，与日寇浴血巷战，得以使援军合围，保卫隹了常德。全师八千余人，仅有83人生还，全书写得可歌可泣，气壮山河。
　　1949年初发表张恨水的回忆自己生活和创作的《写作生涯回忆》。此后任文化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所写长篇小说《秋江》、《孔雀东南飞》、《凤求凰》等发表于香港、上海等地的报刊上。
　　张恨水的杂文写得更好，在他30多年的报人生涯中，有一段时间，除小说外，几乎每日均有杂文见报，多因事而发，针砭时弊，如《势利鬼可起而为总长》、《官不聊生》、《免考入门券》等。他的杂文评论犀利老辣，直指时弊，站在民众立场上对世间不平之事直指无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在他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共完成作品不下三千万言，中长篇小说达一百一十部以上，堪称著作等身。


　　风靡
　　据左笑鸿、贺逸文、夏方雅合写的《〈世界日报〉兴衰史》所述，每日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等待当日报纸发售，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先睹《春明外史》为快。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朝朝如是，一排就是5年！《春明外史》写到第13回时，由《世界日报》出了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罄尽，接连数版，很快就销售一空。1927年11月报社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也是很快就售完。

　　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将《春明外史》全书出版，分上下两函12册，发行前，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86回目联文，全文大字刊载，这种不寻常的举措，在上海是很少见的，吊足了读者的胃，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都是抢售一空。当时，上海和北京的作者，各有地盘，北京的作者一向不被上海报纸约稿，而北京的报纸也从不约上海的作者写小说，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打破这一约定俗成的惯例，北京作者打入上海滩，被各报约写小说，张恨水是第一人，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进入上海，也就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了。

　　在《春明外史》中，张恨水精心创制了九字回目，不仅受到读者的激赏，许多词章爱好者，不仅吟诵研究，而且“私淑者”大有人在，像万枚子、金寄水、刘肇霖、萧豹岑等都采用九字回目写书。当时还有一位郭竹君的读者，把《春明外史》的所有回目，全部用原韵和唱，投到《世界晚报》，那时《夜光》主编，已是左笑鸿，他把全部回目刊出。和诗步韵，本是历来文人常见之事，他“唱和回目”，则属破题第一遭，大概也是“空前绝后”了吧。

　　张恨水还因《春明外史》成了月老。张慎之是名小说家“百花同日生”即张秋虫先生的哥哥，原在太原办报，他的太太长得很漂亮，也有文化，看了《春明外史》，心仪杨杏园，也想在生活中找一个新闻记者，后来认识了张慎之，两人一见钟情，冲破阻力，终结良缘，夫妻双双来到北京，张慎之后来也进了《世界日报》，同事们开玩笑地说：“没有恨老，就没有你们这一段姻缘，可得谢谢恨老这个大媒人呀！”

　　当《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的时候，《新闻报》的副刊主编严独鹤立即与严谔声、徐耻痕办了一个叫“三友书社”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惟一的目的就是出版《啼笑因缘》。
　　《啼笑因缘》成书后，张恨水有事到江南，看到此书的受欢迎程度，他说：“我这次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云雾山

　　《啼笑因缘》最早是1932年由明星公司拍摄，胡蝶、郑小秋、夏佩珍主演，阵容十分强大。由于这部电影，当时还发生了一场官司。明星影片公司通过三友书社购得《啼笑因缘》的演出改编权，由严独鹤编剧，预定拍成有声电影，并在报上刊登了不许他人侵犯权益的广告。此时，上海北四川路荣记广东大舞台（黄金荣门徒所开设）正拟由刘筱衡、蓉丽娟上演同名京剧。于是明星公司请律师提出警告，不准上演。后由黄金荣出面调解，改名《成笑因缘》。大华电影社的顾无为对明星影片公司素有积怨，由眼热而图报复，与他的后台老板黄金荣勾结，走门路，托人情，取得了内政部的《啼笑因缘》剧本著作权，然后又用高薪挖角儿。主要演员中，只有女主角胡蝶效忠于明星公司，不为顾的金钱所动。顾迁怒于胡蝶，特在天蟾舞台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借以坐实张学良在北京饭店与胡蝶跳舞行乐，不抵抗日寇侵占东北的谣言。于是张学良与胡蝶的绯闻在全国不胫而走，事实上二人根本不相识，所谓张、胡跳舞的消息，据说是日本同盟社捏造的。1932年6月，第一集《啼笑因缘》有声影片终于上应。放映前，已座无虚席。谁知顾无为竟从法院弄到了一个“假处分”，等到即将放映之际，带着法警到场，要南京大戏院立即停演，以便查封影片。明星公司措手不及，只得请律师向法院交了3万元，方才撤销了“假处分”，使影片下午5点得以放映。黄金荣不甘心，便从后台转到前台，对人扬言，这部《啼笑因缘》是他要拍的片子，并让顾无为到南京内政部去活动。内政部果然指令明星公司暂时不得放映《啼笑因缘》。明星公司迫不得已，请出当时已与黄金荣地位相当的杜月笙出面调停，并按照杜的指示，请章士钊做法律顾问。最后在黄、杜共同出面“调解”下，敲了明星公司10万银元的巨款，才告“和解”。

　　《啼笑因缘》出版后，要求张恨水写续集的读者信，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来，3年不辍。不得已，张恨水只好在报上发表《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一文，文中他说，为了“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之故，“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但是1933年，日寇举兵占领山海关，为了躲避战祸，张恨水送母亲回安庆居住，顺便赴上海探友。不料张恨水一到上海，就被书商包围，尤其是三友书社，天天磨着他写续集。而且一部现代人写的小说，居然有十几种“续书”和“反案”，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于是张恨水又写了《啼笑因缘续集》，让书中的人物都投身抗日。

　　《金粉世家》在报上连载时，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还被编成电影，北京的评书艺人又把它改编为评书，不仅在茶社说书，而且还在广播电台播讲。现代题材被改编为评书，《金粉世家》在北京城可能还是第一次。
　　《金粉世家》在连载时，发生了“请命”风波。当写到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时，很多读者为冷清秋的凄惨命运洒下同情之泪。张恨水的至交、著名的老报人万枚子，看到这里时，竟和他的夫人相对而泣！当读者看到在昆明湖发现冷清秋丢失的鞋，预感不妙，纷纷写信给张恨水，让他“笔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有的甚至对张恨水“口出不逊”。许君武回忆他当初看《金粉世家》时，曾给张恨水写过一封信，要他不可“笔下无情”。

　　张恨水同时在六、七家报纸连载，但是却绝不是为了敷衍读者胡乱动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平新闻界差不多当时主要报刊都在连载张恨水的小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两家报刊都在上海，一个是《申报》，一个是《新闻报》，而这两家报纸也在连载他的小说。
　　《啼笑因缘》在《快活林》连载后，上海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很快就像是一股旋风刮进了上海滩，上海读者为之疯狂。接着又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成了“最时髦”、最畅销的书，一时间竟出现了“啼笑因缘热”！由于把北京的天桥和风物写活了，不少读者到了北京都要到天桥和凤喜住过的胡同去看看。
　　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再版二十多次，先后六次拍成电影，创下了一个记录。
　　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攒出了一百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倒也卖得不错。

　　拥趸

　　《金粉世家》最受女读者的欢迎。张恨水在许多场合总会遇到一些女读者，拿《金粉世家》的问题来问他。就是一些粗通文字的老太太也喜欢《金粉世家》。每天晚饭后，张恨水的母亲就让张恨水把当日的连载念给她听，这成了张恨水的每日“工作”，他也乐此不疲。
　　早在赵超构作为《新民报》记者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就曾与他谈起过张恨水的小说，认为他的《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1945年秋，国共两党重庆谈判间隙，经周恩来介绍，毛泽东接见了张恨水，那时张恨水正主持《新民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两人相见，亲切地谈起了当时的形势和政局，以及写作和生活等许多问题。由于毛泽东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因此常常能说出其中的情节。就这样，两人一气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将延安生产的呢料、小米和红枣送给了张恨水。

　　张恨水十分感动，回到家便对夫人说：“这是延安来的小米和红枣。”家里的人都感到很兴奋。当小米红枣粥熬成，全家围桌喝粥时，张恨水有所感触地说：“毛先生知识渊博，是了不起的人物。”
　　张恨水生前很少向人谈起他在重庆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的内容。他只在《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中简单地写道：“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当他的女儿张明明多年以后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时，他也只是简单地答道：“主席说的是关于写爱情的问题。”
　　张恨水把毛泽东送给他的那块呢子衣料做了一套中山装，每逢参加重要的活动，他总要穿上这套中山装。时间长了，衣料褪颜色，他就把它染成藏青色的。
　　有一次，全国政协举办的春节团拜会，张恨水又穿了那套中山装去出席，周恩来总理见到他，亲切地问候他，看到他这身衣着，似乎有点寒酸，就问：“张先生近来是否生活有困难？”张恨水感到奇怪，后来领悟了总理的意思，说：“总理还记得主席在重庆送给我的粗呢吗？这就是用那块呢料做的，因为它掉色，我染过了，所以总理认不出它了。至于我的生活，政府很照顾，一点没有问题。”总理听了很感动，说：“张先生，你没有忘旧啊！”

　　有这样一件趣事，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茅盾把他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恨水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由此可见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竟连茅盾也真假难辨。
　　张恨水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被尊为“教授之教授”的大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早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惟一消遣。
　　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刘继兴查阅《鲁迅全集》，其中直接提到张恨水的地方只有一处，是1934年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曾有人问鲁迅的母亲：“您觉得您儿子的小说怎么样？”鲁瑞回答：“还可以，喜欢嘛……说不上。”老太太最爱读的是张恨水。她曾问鲁迅：“你为什么不写张恨水这样的小说给我看看呢?”鲁迅回答：“他写他的，我写我的。” 有一次，老太太听到许钦文和一两个年轻人在鲁迅家里谈论《故乡》这篇小说写得怎么怎么好时，老太太不服气地说：“有这么好的小说吗？你们拿来给我看看！”当时老太太还不知道“鲁迅”就是她自己儿子的笔名，她带起老花眼镜，把《故乡》读了一遍，然后用绍兴话摇着头对几个年轻人说：“呒啥稀奇！呒啥好看！这种事情在我们乡下多得很！”

　　张学良也是张恨水的读者。《春明外史》连载时，张学良也在北京，他看了连载，十分赞赏，径自找到张恨水的寓所去拜访张恨水，交谈之下，倾盖成交。后来张学良看到张恨水家里人口多，经济拮据，便授予他一个挂名领薪的“参事”职务，但张恨水一向厌恶官场，便拒绝了。虽然婉拒，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张学良曾经想让张恨水给他写传，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落笔。1928年8月，张学良将军决定创办沈阳《新民晚报》，函邀张恨水为之写一部类似《春明外史》的长篇小说。9月，张恨水应张学良之邀撰《春明新史》，开始在沈阳《新民晚报》连载。

云雾山

　　泉涌
　　张恨水每天同时给七八家报纸创作连载小说，其效率才思可谓天下无敌。他不仅用连载小说救活了多种报纸，且以一支笔养活着数十个人口的大家族，一生创作作品高达3000余万字，堪称海内第一。
　　1928年是张恨水写作最忙的时期。这一年，他竟同时有《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6部长篇小说在不同的报刊上连载，6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程各不相同，如此超群出众的写作才能，确非常人所能想象。其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等在张家门口，张恨水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甚至有一日，他坐在麻将桌上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子，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照样按时交稿。

　　1932年，张恨水在北平《世界日报》连载《金粉世家》的同时，他在北平的《新晨报》连载《满城风雨》，他在上海《红玫瑰》杂志连载《别有天地》，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太平花》，在上海《晶报》连载《锦片前程》，在上海《旅行杂志》连载《似水流年》。此外，他还在世界书局出版《满江红》，这个作品不是连载。他同时又在报刊上发表了《弯弓集》的各个短篇。
　　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恨水的女儿张政的记忆中，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馆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也从不拖稿，《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是因为女儿患猩红热夭亡，过于悲痛，停登过一天。而二十四小时之后，又将后稿补上。
　　《金粉世家》中人物就有一百多，张恨水同时还在写《春明外史》、《天上人间》、《京尘幻影录》等长篇，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实在搞不清父亲是怎么安排的，难道不会乱吗？这个疑问一直憋在他心里，有一天他终于把这个疑问向父亲说了，张恨水回答说：“自己的小说怎么会乱呢？这都是我早已经就想好了的。谁也不会把自己家里人搞错吧？小说里的人物也和家里人一样。再说，几部小说我是分开写，今天写这部，明天就写那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要天天写，我就把《金粉世家》列了一张人物表，写上这些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贴在书桌前的窗子上，写之前先看一遍，就不会错了。”据张伍所知，张恨水的小说有人物表的，就只有《金粉世家》，别的书都没有用过。

　　张恨水从少年时，就浪迹天涯，漂泊不定，以后又多年从事报馆的编辑工作，不仅练就了写快文章的本领，而且还善于在嘈杂喧闹的环境中工作，一旦写起文章，不管有多大吵闹的声响，他都可以“充耳不闻”。
　　张恨水不但可以闹中取静，在临街的编辑部里振笔疾书，而且一旦编辑来请示工作或让他审阅大样，他便放下笔，来处理工作，处理完毕，便又埋首再写，两不耽误。
　　一次夜半，有客来《南京人报》拜访，张恨水放下编务待客。而《南华经》正在此时要付排，版面还差一小块。编辑急得在楼下大喊，问张怎么办。张让客人稍候，便走到楼栏对编辑说：“别急，我说你记，等版面够了，就喊停。”于是他在楼口随口而来：“楼下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时钟一点都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日里高眠夜里忙，新闻记者异平常；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断阴来夜断阳。齿牙半动视茫茫，已过中年底事忙？应是要当姜白发，还图八十遇文王。”直听到楼下编辑喊“停”，他才遏住“诗兴”，这件“楼上口占打油诗”的轶事，成为南京报界的佳话，事后也有人遗憾地说，编辑应该晚一点喊停，看他能口占多少首？

　　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周恩来给他安排的职务，又专事写作，以此谋生。女儿张政回忆说，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是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张恨水又恢复了写作，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

　　报人
　　张恨水成为一名报人得益于郝耕仁。郝耕仁到广东去时，推荐张恨水接任他《皖江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从此，张恨水就进入了报界。
　　1924年，成舍我筹到了一笔资金，他找到张恨水，让张辞去工作，帮他创立北京《世界晚报》，负责文艺副刊，张恨水欣然前往。因为是初办，外稿不多，故初期的《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笔记、谈戏等等，全是他一个人包了，这种“包写全版副刊”的新鲜事，在新闻界是一直引为佳话的。《夜光》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张撰写的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得到了各阶层的喜爱，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1925年2月10日，成舍我又在石驸马大街甲90号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是由张恨水主编副刊，张恨水为副刊取名《明珠》。和《夜光》一样，《明珠》初期仍是“张恨水独角戏”，他撰写了连载小说《新斩鬼传》，刊完后，又撰写了百万言巨构《金粉世家》，这部小说再一次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竟然出现了许多《金粉世家》迷。
　　由于当时张恨水的工作太忙，为了《明珠》、《夜光》的稿件质量，他在报上公开招聘特约撰稿人，由张恨水亲自出题考试，他除了文字功底，他还拟了几个条件：一、须是学生；二、对新闻事业有兴趣；三、勤苦耐劳。在众多的投考者中，张恨水选中4人，他们是张友渔、马彦祥（凡鸟）、朱贻荪（虚白）、吴秋尘（凖）。他们以及后来的胡春冰，被当时的新闻界及读者戏称为“明珠党”。

　　张恨水被迫离开北平后，先到了上海，由于过不惯十里洋场的生活，他来到南京，并与张友鸾等人办了《南京人报》。1936年4月8日，该报正式发行。由于张恨水名字的巨大号召力，《南京人报》一炮打响，由于在不足100万人口的南京市，《南京人报》出版的第一天，就销到了15000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破纪录”的新闻！
　　张恨水在《南京人报》不拿薪水，编副刊也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所以当时在南京报界，《南京人报》被称为“伙计报”，因为根本就没有老板！
　　张友鸿回忆张恨水：“张恨水先生当时40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他撩起夏布长衫，拿着折扇，登上楼来，嘴里还说着：‘今天可真热！’一来编辑部，他首先是翻看当天各家报纸，拆阅给报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后和报社其他负责人谈谈，了解报纸出版时间和发行情况。他洒脱豪放，谈笑风生，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哼哼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鸿从北平来（左笑鸿也是新闻界知名人士，当时主编《世界日报》副刊），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乱发当风

名帖留爪.........

云雾山

　　赤胆
　　张恨水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
　　“九·一八”事变后，张恨水开始写以抗战为题材的“国难小说”，如收在《弯弓集》内的短篇小说，意在“鼓励民气”（《弯弓集·序》）。中篇小说《巷战之夜》，则直接描写天津爱国军民反抗侵略、浴血奋战，艺术视野趋于开阔，格调趋于豪放。
　　张恨水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完了《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贡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作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张恨水为了《弯弓集》早日出版与读者见面，于是自费出版。这在张恨水一生出版的小说和散文集中，是唯一的一次自掏腰包。
　　抗日战争时期，张恨水埋首写国难小说，此时上海《申报》副刊《春秋》主编周瘦鹃来约稿，张恨水谢绝了，但周还在坚持，有朋友知道这消息后，好心规劝说：国内两大报纸的长篇小说全归你一人包办，自然是罕见的盛举，但也要考虑到别人的反映。但张恨水仍坚持不写。可周瘦鹃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他写稿，张恨水最后只好让步，便写了《东北四连长》。
　　由于张恨水积极宣传抗日，日寇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提出抗议，并上了日寇特务机关的黑名单。张恨水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他曾有诗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陷入恐慌，人们开始逃难，报纸销量骤然下降，但张恨水坚持将《南京人报》办下去，印刷部的全体工友和编采部的全体同仁体谅张恨水的处境，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免了。那时张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张恨水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张恨水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一待警报解除，他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他只有四处告贷。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但在他的坚持下，《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12月初，即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

　　南京沦陷后，张恨水安顿好家人，只身入川。当时43岁的张恨水决定投笔从戎。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他以自己的名义亲笔写了个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希望用他的声望和影响，号召组织一大批爱国青年，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请认可他们的这个行动，并写明了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就只要第六部的认可。呈文是递上去了，但被拒绝了！张恨水请缨无路，入川后，立即写了部长篇小说《疯狂》，发泄愤慨的心情。但由于政治原因，连载时受到各方面的掣肘，下笔出言，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后写成的与原意已有很大的出入，张恨水对此书很不满意。

　　张恨水的《热血之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抗日小说。《大江东去》是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中国作品。《虎贲万岁》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著名战役——常德保卫战的长篇小说，中国军队“以一敌八”，浴血巷战，乃至全军牺牲，惊天地、泣鬼神！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向一千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在其列。
　　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东北沦陷，张恨水痛感国土沦丧，他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呼吁开发西北，作为抗日的基地。1934年5月18日，张恨水带了一名工友，由北平出发，前往西北考察。张恨水一共考察了20多个县。在考察中，他亲眼目睹了当时西北的生活，全家找不到一片木头，家里没有被子，把沙烧热了当被子，18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靠围着沙草过冬。他亲眼目睹，一个人要饿死，旁边的人把食物给他，但是其他人阻止他。因为这点食物已经救不了他，只能延长他的痛苦。所以，在1934年之后，张恨水更加关注现实，接连写了《燕归来》、《小西天》等作品。


　　婚姻
　　张恨水与第一个妻子徐文淑的婚姻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是一段典型的包办婚姻。1912年秋，张恨水的父亲去世。张恨水随母亲戴氏从江西回到老家潜山。当时张恨水已经18岁了，母亲戴氏对张恨水寄寓了太大的希望，她不放心儿子在乱世中到外面瞎闯，要给张恨水找个媳妇，拴住儿子的心。
　　据媒婆说，姑娘家也是书香之家，门户相当。父亲徐海山，就是教书馆的私塾先生。徐家有个女儿叫徐大毛，待字闺阁，娴熟知礼，心灵手巧。戴氏一听，非常高兴，亲自出马，替儿相亲。
　　这日，徐家牌楼戏台唱戏，相亲就选择在这天。因媒婆说要“暗相”，就是先不惊动对方，但是双方都知道。相中了，再明媒过礼；相不中，外界也不知，双方也不失面子。所以，戴氏在媒婆的陪同下，来到徐家楼，对人便说是“看戏”。只见台前人山人海，甚是热闹。两个姑娘并肩而坐，又说又笑。媒婆指着其中一个说：“就是这一个。”戴氏一看，那姑娘眉清目秀，细皮白肉，模样可爱，神态大方。戴氏很是满意，于是两家很快定下亲事。

　　可是，戴氏和徐府双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奸刁滑坏的职业媒婆，为了贪得媒礼，在暗中又使用了“连环调包计”。她给戴氏指的是徐家姑娘的表妹，坐在身边的才是相貌平常的大姑娘。就这样，媒婆设计导演，一手操作，终于成就了一个“门户相对”的“美满姻缘”。随即，下了聘礼，定了婚期。

云雾山

　　张恨水本不想这么早结婚，他一门心思要干大事业，但是他不忍拒绝母亲，也只能同意。转眼到了腊月初八。张府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迎亲队伍吹吹拍拍，热闹非凡。张恨水像木偶一样穿上了新衣，戴上了瓜皮帽，对着祖宗的画像，对着高堂，对着新媳妇，施了九叩大礼，此时他还不知道姑娘的模样。
　　在众人的簇拥下，张恨水与新娘拜堂成亲，牵入洞房。谁知，秤杆子挑开红头盖，新娘不好意思的一笑之中，张恨水却呆若木鸡，眼前的新娘翘嘴唇，踏鼻梁，眉目平平，村姑肤色，不显山水。他再定睛一看，身材矮胖。这哪里是身材窈窕？顿时，张恨水的心头大有蒙骗成婚的屈辱之感。这时候的张恨水已经读了不少中外小说，浓词艳章才子佳人使他产生过很多向往，可眼前的新娘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他心里不由得一阵抽搐。他不由自主地走出了洞房，默默无语地走着，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后山天明寨，一个人号哭起来。

　　家人送鸳鸯蛋时，才发现只有新娘一人独坐，而不见了新郎，方知张恨水逃了。顿时，张府一片混乱，族人打着松明火把，四处寻找。找到下半夜，方在后山找到了张恨水，将其挟持而归。
　　戴氏流着泪劝说张恨水，张恨水只能顺从母亲，认命了。婚后，徐大毛更名徐文淑。戴氏与徐文淑相处，觉得徐文淑长的不漂亮，但是人心地善良，于是劝说张恨水与文淑圆了房。徐文淑曾产下一女，但不幸夭折了。
　　张恨水与徐文淑的同居生活仅仅维持了五六个月，他便出外谋事。1926年，徐氏随全家迁居北平。这个时候张恨水已经娶了胡秋霞，并有了一个女儿。徐文淑没有怨言，和胡秋霞相处的极好。
　　张恨水的母亲心疼儿媳，总希望徐文淑能有个孩子，能老来有依靠，于是劝说儿子到徐文淑房子。1927年，徐氏又生下一子，不幸夭折。从此，徐文淑产生了苦命的心理，基本过着单身生活。1928年，胡秋霞为张恨水生下儿子张晓水，下地不哭，是徐文淑抱在怀里救活的。从此，视张晓水如同己出，而张恨水的孩子们叫徐氏“大妈”。
　　徐文淑在北京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快乐的十年。抗战时，张恨水与周南去了重庆，将徐与胡秋霞安顿在安徽老家。1946年，徐文淑曾居安庆，张恨水每月给她汇寄50元生活费。徐常对人说：“我嫁了个摇钱树呢。”
　　解放前夕，徐文淑因为有小块田地，被划成地主。她只能离开潜山县，在安庆市里的一座小楼中生活，深居简出。1955年，张恨水曾去看望她。
　　徐氏晚年开始信佛，研读佛经。每逢初一、十五，就到安庆迎江寺叩头烧香。1958年10月的一天，徐氏上街去给张晓水寄信时，跌倒在地。路人过来搀她，她指指腰兜。人们从兜里掏出一封未发出的信，即按寄信人地址找到她家，送往医院，患了中风，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她示意亲属说，楼上木箱中有两枚金戒指，分别送给胡秋霞和周南，以作纪念。

　　张恨水在京闻讯，因当时周南在病中，无法分身，便拿出700元，派长子张晓水千里奔丧。张小水日夜兼程赶回安庆，办好了“大妈”的后事。
　　1989年，张家后人为徐氏立碑，碑上刻有“张母徐老孺人文淑之墓”，后人处落款是“男晓水”。


　　张恨水对他与徐氏的包办的婚姻不满意。来到北京后，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那时他30岁，一个外乡人客居北京，举目无亲，没有经济实力，没有殷实的家庭背景，在似有若无的爱情中遇到过挫折，内心非常的苦闷，惟有一盏孤灯陪伴他写诗填词。
　　一次，张恨水到“贫民习艺所”（一个救济院性质的慈善机构）去采访，那里收容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女孩子大了，院方负责介绍婆家，对男人还要上上下下审查一番。院方把女孩们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里，在许多照片里，张恨水选中了一个女孩，交了一笔押金，交了照片，等着院方的通知。当时看上这个女孩的还有一个胖胖的商人，拿着两张照片，这个女孩选择了张恨水。
　　女孩的身世很苦，她出生在重庆的一个江边小镇，父亲是一个靠挑水过活的穷人，四五岁的时候被骗子拐走，卖到了上海一个姓杨的人家当丫头，杨家后来全家搬到了北京，女孩也就跟到了北京，一次她不堪忍受毒打从杨家逃了出来，在巡警的指点下来到贫民习艺所……
　　张恨水从贫民习艺所接出女孩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她起名字为胡秋霞。秋霞出自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张恨水先将胡秋霞寄养在一对老夫妇家中，两人培养出感情后，才办了婚礼。
　　胡秋霞对张恨水悉心照料，使得张恨水可以安心工作。而张恨水也手把手地教胡秋霞读书识字。到《春明外史》连载时，胡秋霞已经可以看小说了。张恨水这一时期的小说，胡秋霞就是最早的读者。
　　张恨水与胡秋霞结合后，他的创作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而随后，张恨水将老家的一大家子人接到北京，胡秋霞对婆母悉心照料，与徐文淑及张恨水的弟妹相处融洽，赢得了一大家人的好感。
　　1924年，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开始连载，而红极文坛，名躁京都，她们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使小家庭更有了温暖。而那姓杨的人家，又想方设法来慕名攀亲。又是认胡秋霞做养女，说这样可以提高她的出身门第，不辱没大作家张恨水；又是带着金银首饰，给他俩新生的女儿；又是接胡秋霞回家，说是回娘家走走亲戚。
　　后来，张恨水根据胡秋霞的生活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落霞孤鹜》。小说出版后，立即被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看中，于1931年又拍成了电影，由著名影后胡蝶主演。有关杨家人认胡秋霞做女儿的情节，张恨水又将其写进了另一部小说《金粉世家》，如第九十八回“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但是，胡秋霞毕竟只是粗通文墨，她与张恨水之间还是有差距。他们之间缺少张恨水向往的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浪漫。
　　1928年，张恨水遇到了一位留学归来的才女，二人互生爱慕。才女提出，如果张恨水想和她结婚，必须先和胡秋霞、徐文淑离婚。张恨水觉得一旦离婚，胡、徐将失去生活的依靠，于是他毅然挥剑斩情丝。
　　但是，接下来，周南出现了。胡秋霞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她愤怒，她闹过，想过离婚，撕碎了所有以前的照片。据说有一天胡秋霞她就趁张恨水不在家的时候，闹上了周南家的门，把玻璃都砸掉了。但是，在婆母和家人的劝说下，为了三个幼小的儿女，她最终还是妥协了。于是她常常借酒浇愁。
　　夫妻失和，对孩子疏于照顾是必然的。1932年，佣人带孩子们上街玩耍，不幸染上了猩红热，不到两个月，胡秋霞的女儿大宝和康儿先后去世。当时张恨水在写《金粉世家》，他将悲痛写在了书的序言中。
　　胡秋霞对钱看的很淡，张恨水给她的私房钱她从不会自己享受，张恨水在办《南京人报》的时候，她居然能够拿出首饰和现金2000元大洋帮助张购买印刷设备。

云雾山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重庆，胡秋霞和家里人被留在了安徽老家。张恨水惦念着老家，从他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寄给老家，由于战争，钱只能寄到金寨，胡秋霞爬山越岭两百多里山路冒着危险把一家人的活命钱取回来。老家人对胡秋霞的评价是，很像一个侠女，“爱劳动，胆子大，心眼好。”

　　抗战中，在重庆的张恨水帮胡秋霞找到了她的哥哥，以后两家互有往来。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将胡秋霞母子接到北平，刚开始她住在丈夫单位的宿舍里。1948年，她生下儿子张正后，为了更好地照顾胡秋霞，她被张恨水接回了家，和周南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1949年，张恨水脑溢血，还在哺乳中的胡秋霞与家人轮流照顾丈夫。等张恨水病好一些，她就搬到别处居住。张恨水每月来看他们，来了便乐呵呵地带着他们上小馆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胡秋霞剩下粮食给儿孙吃，自己却常常饿的浮肿。她去张恨水和周南的住处串门，总是带上一些吃的，生怕自己去吃了饭他们不够吃而为难。
　　周南病逝后，胡秋霞和张恨水没有一起生活。她常常去探望张恨水，到张恨水离世前，次数明显增多。
　　晚年的胡秋霞虽然有儿孙相伴，但却依旧寂寞，苦酒伴随了她整个后半生。她指着袅袅的檀香清烟对女儿说：“那就是我的伴……”
　　1983年，胡秋霞也告别人间。

　　1931年，张恨水与北平春明女中学生周淑云结婚，婚后，他根据《诗经·国风》第一章周南二字，为周淑云改名“周南”。
　　据张恨水的孙子张纪说，他听叔叔张伍说过，张恨水与周淑云由京剧结缘，而张伍则说是经人介绍认识。张恨水和周淑云的结识有好几种版本，而张家后人对于二人的事也三缄其口，故目前没有定论。
　　据相关材料说，张、周二人相遇是在春明女中的一次赈灾游园会上，组织者在这次游园会中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演出的剧目是传统名剧《玉堂春》中的《女起解》一折，张恨水被邀请出演押差崇公道这一角色。而扮演苏三的就是周淑云。
　　周淑云祖籍云南，出身于一个破落官僚家庭。父亲早故，只有母亲和一个弱智弟弟。因此，她成了母亲唯一的希望。这身世与张恨水《啼笑因缘》中沈凤喜较相似。而她就是看了《啼笑因缘》，转而倾慕张恨水的才华的。

　　两人两情相悦，心心相印。张恨水坦诚相告，已有两房妻室。周淑云追求的则是彼此相爱，终身相守，根本不在乎什么名份和地位。原先，周淑云的母亲并不同意二人的婚事，但周淑云坚持，母亲无奈，只好同意了。于是，17岁的周淑云以“外室”的身份同36岁的张恨水闪电式的结合了。
　　婚后，二人到苏杭一带旅行，度过了蜜月。回京后，张恨水便教周南读唐诗、学绘画、练书法，不时来段京腔对唱，其乐融融。无疑，周南的到来，给张恨水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张恨水享受到了追慕已久的琴瑟相和、红袖添香的家庭温馨。当年，周南生下了一个白胖小子，取名张二水。1934年又生了儿子张全。
　　张恨水和周南终于让张恨水有了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周南不敢独自过马路，张恨水于是雇人力车拉她横穿马路；周南偶尔贪小便宜买布，却怎么也看不出是占了便宜；周南错将公鸡当成母鸡买回家……这些偶尔出现的小插曲，在张恨水的眼中都成了周南的娇憨可爱。
　　张恨水与周南结合后，他的创作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才子佳人习气消失了，原先的思想化色彩褪去了，思想感情更接近现实生活。张恨水的研究者们认为张恨水获得了爱情，无需再为天下儿女说相思了。
　　1935年，张恨水到上海创办《立报》。周南怀抱张全相伴其右，在上海，张恨水除编《立报》副刊外，尚有报刊约稿多达十篇。每天必定写作到深夜。周南却有早睡的习惯。不时将孩子送到张恨水怀抱，自管休息。张恨水只得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笔写作。孩子哭时，还得哄逗。有时，周南还打招呼说：“里弄中有叫卖火腿粽子的，给我卖两只来。”张恨水点头听从。周南虽然爱使点大小姐的娇憨脾气，张恨水倒反觉得生活中增添了玩赏的乐趣。

　　抗战之初，全家迁居安徽潜山故居。张恨水只身入川，创办重庆《新民报》。周南却怎么也按耐不住单居山乡的寂寞。她带着张全和不满周岁的张伍，奔往重庆与张恨水团聚，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上演了一幕千里寻夫的悲喜剧。一路上，冒着兵荒马乱，枪林弹雨，甚至连续两天没有吃饭。有关这入蜀之难的情节，张恨水后来写进了小说《蜀道难》。
　　在重庆，一家人度过了艰苦的八年生活。“入蜀三年未做衣，破衫已不像东西。袜子跟通嘲鸭蛋，布鞋帮断像鸡皮。”是其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住的是“文协”的三间茅屋，下雨时，锅碗瓢盆全用上接漏，恨水戏称“待漏斋”。“瓦盘又唱食无鱼，近还牛肉不登厨。”为改善生活，周南学会了种菜、养猪。为不影响恨水写作，天不亮就叫孩子把猪赶上山，天黑后才赶回后院。
　　有一次日机轰炸重庆，周南闻讯奔到码头准备过江去看张恨水，到了江边，小轮已离开数尺，她不顾一切跨向小轮，一只脚在船上，一只脚还在船外，幸亏轮上的乘客相扶，才免意外。
　　周南又先后生下两个女儿明明和蓉蓉。生活的艰辛，孩子的料理，使她不曾开口一亮歌喉，张恨水在旧货摊上买来京胡，按图索音的拉起来。周南嫌其艺差，不肯露艺。但又禁不住弦索的诱惑，常常随着琴声唱上一曲。往往引来隔溪过路行人驻足而听。张恨水调笑说：“你不请自来，我吹箫引凤。”周南则说：“你的技艺不敢恭维，不过是聊胜于无而已。”
　　1946年，周南全家定居北平。1949年又生了第六个孩子张同。建国后，周南与恨水共同生活，精心护理着大病之后的张恨水。她身体一向单薄，积劳成疾，于1956年患乳腺癌做了手术。后来病情恶化，做了第二次手术。她默默承受着病魔的折磨，仍以笑脸迎人，直至卧床不起。张恨水才意识到她已经病入膏肓，向中央文史馆负责人讲述了周南的病情。文史馆派来名医，但已无济于事了。1959年10月14日，周南离开人世，其年仅四十又五。

　　1959年10月14日，周南因癌症病逝，临死前她最牵挂的是七岁的儿子张同。张恨水老泪纵横地在周南的额头深情地吻了一下，说了一句：“你放心去吧……”
　　张恨水沉浸在悲痛之中，先后数次把笔写作《悼亡吟》。“深山日永绿松阴，聊发豪音我佐琴。只是一场春梦破，画像双瞳出泪痕。”“影尽床前壁上悬，夜来恰是梦相连。今宵若有魂能会，只在垂杨夕照边。”张恨水给周南写了许多悼亡诗，这是他诗词的绝唱，从此再不写诗。
　　张恨水晚年，将周南的一张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下，文革时，儿女怕照片被当成四旧，藏了起来，张恨水却重新找出来，挂在床头，日夜相对。

云雾山

　　恨水
　　张恨水的情事，历来在张家都是个禁忌。张恨水一直不愿意谈及他的爱情，张恨水的孙子张纪说：“我爷爷张恨水一生娶过三个妻子，作为张恨水的后人，我们不愿用世俗的尺子去衡量他更爱哪一个女人，这段历史被我上一代人封存已久缄口不谈，不仅在我家，就是在老家的大家族里也是讳莫至深。因为我爷爷反对被人谈及他的罗曼史。”
　　张恨水本名心远，“恨水”之名是他发表作品所用的笔名。不少人对其何以署名“恨水”不解，因而产生种种猜测。有的说张恨水暗恋某某名女士，因为始终得不到美人的青睐，失恋失意之余，忿而假借《红楼梦》贾宝玉的话：女人是水做的，引申而成“恨水”。
　　抗日战争时期，张恨水来到重庆，寓居南温泉，当时陪都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钦慕张恨水之名，常到南温泉他的住处拜访，请教于他。张恨水都热情接待。有人曾问他何以用“恨水”这个笔名，张恨水回答说，“恨水”两字是取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乌夜啼》中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中之意，为的是时刻勉励、提醒自己要珍惜时间，不要让大好时光像流水一样任其白白消逝而无所作为。

　　在和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问起张恨水笔名的由来。张恨水答道：“‘恨水’一名是我十七岁那年，在苏州第一次投稿时自己取的笔名，是从南唐后主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截取出来的。那时，我想人生有限，决不能让光阴如流水一样白白流逝，所以取这个笔名时刻自勉，珍惜时光。”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说，张恨水第一次向《小说月报》投稿用的笔名是“愁花恨水生”，但当时的稿子并没有发表出来。从“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本是李后主词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中的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的兴趣和猜测，直到现在还有人和我说起‘恨水不成冰’的故事，而且版本众多，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关于张恨水“恨水”的由来，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恨水不成冰”，冰指冰心先生。冰心晚年，有人曾经问过她：“民间有张恨水先生因爱慕您而恨水不成冰之说，是否事实?”她回答：“那是扯淡，张恨水先生是前辈，我连认识都不认识，哪来恨水不成冰?”
　　但张恨水的女儿张正说，1928年至1929年间，张恨水认识了一位有文才的女子，留过洋，家境富裕，思想解放。二人互生情愫，这位女子希望张恨水能与两个妻子离婚，她才可以嫁。但是，张恨水认为，如果胡秋霞和徐文淑离开她，她们将无法生活下去，于是放弃了与那位女子的感情。
　　此女子后来与另一男子恋爱结婚，并邀张恨水参加婚宴。这日，张恨水嘱咐胡秋霞认真打扮，要她同去参加。婚宴摆的是西餐，胡秋霞在应酬中落落大方，用餐时左右手刀叉运用自如。回家后，张恨水笑着说：“那里摆西餐我没想到，也许是想出秋霞的洋相，没想到她这个‘左撇子’救了急。”
　　冰心的爷爷是福建的大户，父亲是个海军军官，她出生时，已经是“海圻舰”的副舰长，1923年官至北京国民政府出任海军部军学司长。而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时间就是在1929年6月15日，从当日下午4点在燕京大学临湖轩前拍的照片看，婚礼是西式的，冰心身穿白纱，吴文藻及男宾西服革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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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事

　　张恨水随父亲到江西景德镇，入私塾学习。这所私塾中有两个女学生，其中一个叫秋凤，和张恨水同龄，二人关系甚好，一起读书，一起玩耍，青梅竹马，天真无邪。除夕，张恨水在秋凤家玩耍，秋凤的母亲对秋凤的父亲开玩笑说：“两小无猜，将来应成眷属也。”这时秋凤家的人多，就让秋凤和张恨水作新人交拜取乐。第二天，秋凤来张家拜年，偷偷问张恨水张母可知道昨日的事，张恨水笑着说知道，“谓尔来我家亦甚佳。”秋凤笑着跑了。元宵节，张恨水穿上了新衣，邀她一起去看灯，手拉着手，跟着飞舞的龙灯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直至夜深，两人才依依不舍分了手。六年后，张恨水再到景德镇，秋凤已经嫁人生子，张恨水无限感慨。

　　张恨水谈及择妻的标准，他说：“绿荫树下，几个好友，谈至择妻的问题。有人说，要美丽的，我以为不如赏花。有人说，要道德好的，我以为不如看书。有人说，要能帮助我的，我以为不如买架机器。有人说，要能让我快活的，我以为不如找各种娱乐。说到这里，朋友不能再找出好的标准了，就问我要怎样的人？我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要一个能了解我的。”

　　后来有女子问张恨水择夫的标准，他说：“夫要说话诚实，作事有秩序，且知卫生。身体强壮，而不肥胖。无论学文学，学科学、要喜欢文艺，有美的意味。无不良之嗜好，无虚浮之习气，所入虽不必太丰，然家庭及子女教育之费，必能努力罗致（但有不得已，亦可原谅）。合乎以上几个条件，女子似乎可以嫁了。大腹便便的至于官僚政客，满口新名词的大代表，身洒香水，脸擦雪花膏的荷花大少，这种人，未必不可取，但是以言终身的良伴，那就差得远了。”

　　张恨水爱听京戏，“民国三大贤”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联袂演出时，张恨水把他全部家当——仅有的1元钱，买了戏票，去听梅、杨、余的戏，这件“倾囊豪举”，是他引为平生得意之事，到了晚年，还笑呵呵常常提起。
　　然而1958年，梅兰芳先生率团在京演出，那时买一张梅兰芳的戏票，是难上加难，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了戏票，兴冲冲回家，让他去看，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恨水却说他不想去，让家里人去吧；儿子告诉他，这戏票是千难万难，特意买给他的。张恨水的回答是：“梅兰芳已经是60多岁的老头子，再演小姑娘恐怕是不适宜的了，我要留一个美好的梅兰芳在脑子里，所以就不要看了。”

　　张恨水与成舍我有过交往。他初到北京时，薪水微薄，举目无亲，工作之余，就在会馆里闷头读书，他那时正攻读《词学大全》，兴之所至，也会照谱填一阕，填过就丢，自己也不保留。一天，他正在填一阕《念奴娇》，同乡方竟舟先生来访，随手把这阕词拿走了，他也不在意，过后就忘了。不料事隔三四天，那位方先生来了，进门就说，那阕《念奴娇》被一位朋友看到了，他读了“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大为倾倒，读其词，而心仪其人，非常想见张恨水，这位朋友就是成舍我。成舍我也喜爱诗词，做学生时总爱摇头晃脑琢章雕句，所以得了“摇头先生”雅号。他和张恨水一见如故，所好相投，唱和联句，往往通宵达旦。两人从此合作多年，被人赞为珠联璧合的搭档。

　　1931年，张恨水以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他被推举为校长，兼教中国古典文学和小说创作，但不过问具体校务，日常工作由其弟主持。他请来齐白石、于非、王梦白、李苦禅等先生。其中齐白石、王梦白素不来往，由于张恨水的友谊和情面，使得这两位美术大师在一校共事，成为当时美术界一段佳话。张恨水还请来刘半农担任校董。由于张恨水的声明，报名的学生很踊跃，全校有200多学生。学校前后虽只办了4年的时间，但培养出了不少学生，包括张仃、蓝马、凌子风、张启仁等。

　　张恨水创办美术学校时，自己也趁机学起了山水画，曾有朋友说他的散文比小说好，诗又比散文好，可他自己却说：“都不好，我的画好”。
　　20世纪50年代，中共请人给自己提意见。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吴冷西点名要张恨水发言，张站起来，马上说：“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也曾闯进张恨水。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居然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作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张恨水事母至孝，他把母亲的照片挂在客厅正中墙上，每年的除夕，他都要让儿子在院子里燃放鞭炮，点上了蜡烛，毕恭毕敬，虔诚无比地向母亲像跪拜，年年的三十晚上，都要“接祖宗回家过年”。他不让孩子跪拜，他说：“这不是迷信，我是在做我心之所安的事，这样，可以让我的思念，得到一些慰藉。”1967年的除夕，张恨水的心情很是不好，身体益发虚弱，行动很不方便，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接祖宗回家过年”，他让女儿蓉蓉用白萝卜切成两个蜡烛台，点上红蜡，又儿子、儿媳搀扶着，抖抖颤颤地向母亲像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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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情(一）
　　当时，高官政要纷纷以结交张恨水为荣。蒋介石、宋美龄前往看望，张恨水客气接待，却让佣人送其出门；张学良派副官赴京，邀张做文化顾问，挂个虚职，月薪100大洋，张恨水却以“君子不党”婉拒。这个带着皖南口音的“乡下人”，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姿态低到极致。他曾自言道：“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张恨水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只笔，日子倒过得不错”。宅院里有他亲手种的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说：“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有人非议其小说尽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他从不辩驳。有友人当面问起，他只是温和地反问：“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
　　《啼笑因缘》的受欢迎也给张恨水带了一些麻烦，那就是要回大量的读者来信。张恨水给读者回信，不管多忙，都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不过那阵子读者来信太多了，他无法一一回信，只好在报上来个总答复。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回忆，他同学的母亲曾对他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张恨水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张恨水，希望能得到他的相片。这位同学的母亲笑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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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去
　　1966年，张恨水的女儿明明结婚了，张恨水异常高兴。女儿离开家的时候，张恨水他压抑很久的感情终于爆发了，他踉跄着奔向大门外，儿子张伍赶紧跑上前搀扶着他，他倚着儿子的身子，执着女儿的手，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地说：“明明，爸爸怕是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一语成谶，这是张恨水留给明明的最后一句话，父女俩竟成诀别。
　　1967年的春节，张恨水像往年一样让家人留下一些菜，好招待客人。他独自坐在屋里看书，有时会放下书望望门外，虽然没有动静，但是家人明白，在他特意留下的“年菜”的举动，就是惦记那些“生死未卜”的老朋友，希望仍能和这些数10年的知交，把酒论文，共度新春。然而，就在张恨水逝世后的第四天，张友鸾受几位尚能“自由行动”的老友之托，来看望他，并要约定日期，来我家小酌。当张友鸾得知张恨水已仙去的消息，不禁潸然泪下，顿足自悔地连连说：“早来几天就好了！早来几天就好了……”

　　年后不久，张恨水身体微恙，身体更加虚弱，不仅说话越发困难，还不断地喘息。家人要带他去看病，他说不用，说完继续埋首于《四部备要》。
　　正月初六的下午，张伍和父亲说好明天去看病，晚11时半，他看见父亲的屋里还亮着灯，不放心，就披衣过去，看见张恨水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便对他说：“爸，明儿早上您还要去看病，还是早点睡吧。”张恨水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便睡下了。
　　第二天，农历正月初七的早晨，差十分七时，张恨水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原因还是脑溢血，就这样，张恨水永远地走了。
　　2002年，张恨水曾住过的砖塔胡同面临拆迁，他的家人曾申请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最终还是落了空。


　　赞誉
　　茅盾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
　　老舍称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张友鸾评价张恨水办《南京人报》的举动：“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刘半农在授课中，对学生说张恨水是“当今的小说大家”，说他的成就“超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那些人”。
　　孔庆东谈到在他参与主编的《通俗文学十五讲》里，“一个作家占一讲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张恨水，一个是金庸”。他还说：希望人人都能受张恨水影响，人人能成为张恨水，只有这样，中国国民的素质才会有真正的提高。这才是张恨水及其作品所蕴含的价值所在。

　　孔庆东具体谈到张恨水的价值时说：张恨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接表现在两点：一是作为人的张恨水，张是一个合乎中国传统文化标准的文人，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所重的忠、孝、义气、诚信等优秀的传统，他尊爱老人、敬重朋友、照顾弟妹，具有中国传统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和西方作家不样，西方作家不要求作家本人有人格魅力，不要求人文一致，中国人则非常看重这个，而张恨水则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作品中对传统文化的表现事实上也是其本人生活态度的一种延续。

　　第二个是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张恨水的作品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诸多形态，他的小说大大丰富了章回体小说的创作手法，将章回体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其小说中诗、词、楹联等都有很高的造诣，另外，像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儒、佛、道的思想，这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驿路莉花

好贴，只是好长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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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所长。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关键词：
　　五四、霸气、敦厚、率真、介直、治学、教育、铁腕、革新、爱国、壮怀、
　　情谊、恩怨、大炮、逸事、留洋、去留、孝道、家庭、谶语、归去、评说


　　五四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他曾自豪地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一个月，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说：“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傅斯年在一篇咏耶稣的诗《前倨后恭》中写道：“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这正是傅斯年处世的态度和一生为之拼搏奋进的写照。

　　傅斯年因为走路被旁边过的汽车溅了泥水，于是愤恨道：“坐汽车的就该枪毙！”傅斯年说完之后，一边走一边想，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道理。于是，他就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了，而且赢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到“五四”运动时，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演讲呢，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摁了一声喇叭。大家想起傅斯年的这句话来了，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

　　这场面让也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这个人就是梁实秋。
　　1919年5月4日上午，傅斯年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该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集合汇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的规定。
　　下午，各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学生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西门口美国使馆门前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愤怒的学生痛打呆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派兵赶赴现场镇压，当场逮捕学生32人。傅斯年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当天晚上他回校时对同学姚从吾说：“这回北大损失太大了，同学被捕去好多。”

　　5月5日，傅斯年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样，傅斯年退出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给他的好友，北大毕业后在清华学校任职的袁同礼写一封信。这时，傅斯年已确定以山东公费的名额去欧洲留学。傅斯年在信中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
　　同年10月，傅斯年在《新潮》2卷1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也谈到了五四运动所发生的影响。他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但他同时说：“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希望《新潮》的同人能做扎实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傅斯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写的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里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
　　傅斯年说：“我觉得若是青年人只知道有群众运动，而不知道有个人运动，必有好几种毛病。(一)(群众运动)一时未尝不可收‘疾风摧劲草’的效力。但久了，便多因分子不健全的原故而不能支持。(二)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腐败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始。若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之后也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三）群众运动太普遍了，怠情的人——自然占太多数——安于‘滥竽’之列。”


　　霸气（一）
　　民国史上有几位著名的被称为大炮的暴脾气人物，最著名的，一是孙大炮（孙中山），一是傅大炮（傅大炮）。
　　傅斯年在学生时期，一直是学生领袖，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据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

　　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

　　傅斯年脾气暴躁，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有一天，与傅斯年不和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对董作宾说：“胖猫（指傅斯年）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这正足以说明了孟真先生办史语所的贡献之一，他在（民国）十七年计划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后十年集刊中所发表的这些青年的论文，就是明证。”

　　傅斯年的霸气性格，使他树敌颇多，故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斯年总要给新进史语所的工作的人“来一个下马威”，如不得乱写文章，强迫他们校书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李敖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李又说：“学阀作风结胎于傅斯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波，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他哥哥的同学梁思成，已经闻名海内外的大建筑学家梁思成带他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见面后，傅斯年问清王的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说了一句：“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这样将王世襄轰了出来。灰头土脸的王只好跟着梁思成到南溪县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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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气（二）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史语所工作，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你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理研究员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你昨日已晒够了。”
　　史语所的弟子门生对傅斯年，又敬又怕。马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所长傅斯年先生为人正派，令人敬重。初入所时，闻傅先生性情急躁，大家都生敬畏之心。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因而常常高举棋子而迟迟不落，今知者感怀，不知者诧异。也有传说他是借机测试，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学术造诣。”

　　板栗坳牌坊头是史语所同人茶余饭后聊天下棋的地方，当青年们来到此处时，总是有说有笑狂放自在。住在桂花坳的傅斯年吃罢饭，有时也从家中过来凑个热闹。但青年们见了，如同老鼠见猫一样，“一会儿溜一个，一会又溜一个，过不多长时间就全部溜得无踪无影了”。来不及溜的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下棋，傅斯年先是蹲在一边观阵，攻卒跑马地大喊大叫，兴致上来，便挽起袖子亲自上阵厮杀。这个时候有谁和他对弈就算倒了大霉，因为傅斯年经常下着下着竟思考起其他问题，一枚棋子停在半空再也不肯放下。对方只好强忍着性子，等呀等，许多之后，见仍无动静，才敢大着胆子催一句：“傅先生，该您走了。”这时傅斯年才如梦初醒，嘴里不住地“噢、噢”叫着，开始走车飞象地大杀大砍起来。可惜好景不长，没几个回合，又按兵不动了，此举如同钝刀架在脖子上不断地搓动又总不见血，令对方难受至极。有了这样的教训，后来的日子，不管是闲聊者还是下棋者，只要看到傅斯年出了家门向牌坊头走来，皆以最快的速度溜之也。面对这种反常的举动，傅斯年感到大不对劲，便带着不解向董作宾讨教道：“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溜了，这是为什么？”董听罢，哈哈一笑曰：“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啊。”傅斯年听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道：“糟糕，我这么不受欢迎，看来得向你学习呀！”

　　“一二&#8226;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要求复课，而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才能复课。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学潮，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发生冲突。据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台大发生学潮时，有人趁机发难，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攻击傅斯年。傅斯年虽不支持台大师生的行为，但他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共产党分子，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他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愤然声明道：“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敦厚(一）
　　傅斯年请李方桂出任史语所所长，李方桂说：“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闻听此言，顿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待回过神来，他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对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有人说傅斯年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据说，在南京史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因为他上午刚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
　　傅斯年一直知恩图报。傅斯年出国留学时差一点被人挤掉名额，陈雪南关键时候伸出援手，傅得以出国留学。此后，傅斯年一直与陈保持相当良好关系。1948年，傅斯年在美国，被选为立法委员，他坚辞不就，后经陈雪南劝说才接受。
　　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傅斯年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逆流而上，上三楼把患有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躲进防空洞。
　　四川李庄永胜村农民张汉青的父亲张海洲当年给傅斯年抬过滑竿，他听父亲说过往事：“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父亲）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长经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马上喊停，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街上，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
　　“在月亮田打坳田谷子的时候，有个兵抢人。傅所长就把他们连长叫来，连长一见傅所长马上敬个礼。傅所长叫他把抢人的兵查出来。他连连点头。这类事后来没再发生。”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全部用在买书上。在李庄时，他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庭人口多，生活无保证，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敦厚（二）
　　一位当时台大的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回忆道：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一二&#8226;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一下飞机，见到关麟征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后两年间，因学力、教学水平低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多达七十余人。但出身贫寒的他始终对下属有颗仁慈而悲悯的心，他明白一些大学教授被解雇后可去之处甚少，其中被他解聘的几位教师生活特别穷困，他又充满人情味地动用多方关系，把他们安置到台大图书馆，并续发了一年的聘书缓解他们的困难。
　　在台湾大学时，作为一校之长，傅斯年的原则是答复政府公文可以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们来信他都是亲自动笔回复，以示对学生的尊重。
　　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綵回忆说：傅先生在台大，“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傅先生每次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
　　1950年，傅斯年去世后不久，卫生署一人将一副眼镜送到傅家，告诉俞大綵说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为某学生配的。原来，傅斯年为了发掘高才生，在台大举行作文比赛，由他亲自出题阅卷。一日，他回家兴奋地告诉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这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而不戴眼镜，问他为何，该生默然不答。这名学生拿到眼镜后，含泪长跪在傅斯年墓前。

云雾山

　　率真（一）
　　傅斯年的旧学功底十分扎实，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来又痛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就问他：“当时你喜欢李商隐的时候怎么不说他是妖阿？”傅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1920年，《新潮》曾发表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的是留学欧洲途经上海的观感。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籍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认为傅斯年丑化了上海人。傅斯年这样写道：
　　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北伐胜利之后，傅斯年等几人在在蔡元培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傅斯年便肆意乱说了。他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做大将。”
　　1927年，时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是系主任，又是院长。一天他和别人吵架，吵完后找到他的朋友罗家伦和何思源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
　　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率真（二）
　　朱家骅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为宴请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和傅斯年，特地安排了一桌最好最贵的酒席。赵元任夫妇吃完先走，杨步伟在路边看见一个北京炸酱面摊，要了一碗，正待品尝，傅斯年和朱家骅从后面赶来。朱觉得没让客人吃饱，过意不去；傅抱怨杨在大街上吃，不成样子。杨说：“什么不成样子，难道在街上就不能吃东西吗？”
　　傅斯年一贯反对提倡中医。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时，因为中医问题，他与参议员、孔子后人孔庚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但又不甘败下风，便当众辱骂了傅斯年，气得傅斯年也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了门口，但他看到已古稀之年的孔庚身体那么瘦弱时，立马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20世纪40年代，何兹全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一天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好碰到傅斯年从段锡朋屋里出来，帽子歪着，满头大汗。傅斯年笑着对何兹全说：“我和书贻（段锡朋）抢书来，他抢不过我。”神情很是得意。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蒋介石曾专门设宴招待傅斯年，以为孔祥熙说情。当傅斯年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之际，蒋介石委婉地劝说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当即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抗战胜利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与中央博物院大部分人员自李庄迁回南京后，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席间，傅斯年追忆史语所历次搬迁的，在讲到抗战岁月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地说着：“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