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适
关键词:自恃、自谦、温煦、真挚、提携、旧儒、新知、传道、
言说、教诲、詈讽、攻伐、议政、际会、诤臣、伤憾、
逸事、风趣、月老、癖怪、惧内、风月、婚恋、溘逝、誉说
自恃(一)
1917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新青年》编委七人: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七个人实行编委轮流制。当时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化名写文章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而由他自己来编。沈尹默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鲁迅兄弟二人也反对他,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适才作罢。
北大哲学系有几位名教授,有打“哲学对台”的传统。胡适和梁漱溟便在北大红楼打过“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楼上楼下的两间教室里讲课,胡适主张用西方文化代替东方文化;梁漱溟认为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是人类的出路所在。二人各执己见,学生好奇,不免向老师发出疑问。于是,胡适议论梁漱溟,说:“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在回答学生的疑问时,则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惟听讲的人都佩服他们学问精湛,各有专长,而且又都有专门著作,所以这出对台戏足足唱了一年,叫座的情况不稍衰退。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的日记,胡适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能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章士钊对章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
章太炎帮助孙中山护法去云南游说唐继尧,被唐礼遇并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就招摇在大军之中,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十分抢眼。于是唐继尧的副官如此告诉了唐继尧,结果唐继尧却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爱国女校,为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与姻亲汪公权私通,被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有一次章太炎实在无钱度日了,写一张纸条给一位朋友,说“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旁边一人说,既然开口借钱,何不多借两元。章太炎施施然答道:“多了怕借不动,与此君也只有两元的交情。”
章太炎日常生活简朴。据当时记载,章太炎饮食简单朴素,出乎想象之外。每天的菜肴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汤国梨就近购买,到“邵万生”去买玫瑰乳腐,到“紫阳观”买酱菜,等等。章太炎喜欢吃零食,日常来访他的人,都带许多食物来,如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钟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
章太炎反对白话文,但他却有白话文的作品:《章太炎的白话文》,这是他1909年至1910年间在日本东京对中国留学生所作的一系列白话演讲录的汇编。他的白话文全不似他的文言那么难读,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试看以下一段他讥讽日本学者的话:“有一位什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学史》,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西游记》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那边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饰的话,说我们看汉土的书籍,只求它的义,不求它的文。这句话只好骗骗小孩儿。仔细说来,读别国的书,不懂它的文,断不能懂它的义。假如有人不懂德国文字,说我深懂康德的哲学,这句话还入耳么?”(《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时,朋友问他对于未来的这位夫人有什么要求,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红楼梦》,也就足够了。”后来汤国梨嫁给章太炎,章太炎却规定她每天必须读《说文解字》,看来作他的妻子,也非“识字”不可。
章太炎娶妻时,号称大麻子的刘成禺和李根源前往祝贺,章邀二人合影,两人都争着要站在章的左面,李对刘说:“我较你年长,当以齿等。”刘却说:“你不过是李麻子,天下人都叫我刘麻哥,当然要让我站上位。”听得一边的章太炎哈哈大笑说:“我这里可不是麻花大学啊,还是不要在这里争行辈吧!”
与汤国梨结婚后,章太炎曾为钱发愁,于是也想敛财。胡适的日记中记叙的一件趣事:仲恕(陈仲恕,名汉第)在熊内阁(指袁世凯当总统时的熊希龄内阁)国务员秘书,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办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持坐三、四个钟头之久,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一麟)见他。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梁燕孙(梁士诒,即后来被章太炎在袁世凯总统府嗤之以鼻的财长)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章太炎近来很有钱,他有巨款存在兴业银行,近来还想做兴业银行股东哩!
自恃(二)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
胡适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历史地位颇为自负,他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21年,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一反以往索隐派、附会派等“旧红学”派的观点,创立了以自传说为特点的“新红学”。胡适因之成为“新红学”派的祖师。胡适对此很是得意,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钱穆与胡适在研究《老子》时发生争论。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认为老子的年代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二人某次在一会上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的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答曰:“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尚不能说服我,果能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亦可不要。”钱穆是经胡适提携进北大的,可见其不计个人恩怨的科学的学术批语精神,而胡适也很宽容,当一同学问及钱先生讲得与他不同,究竟谁的对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是真理。”
胡适在小说考证领域的“抛砖”工作,引来了无数“美玉”,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适去世的当天,胡适在台湾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试验‘对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这是胡适生前的最后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