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逸事（四）
　　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以致后来以《女神》名噪诗坛的郭沫若，以一直得不到胡适的评论为憾。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有一次，胡适和新月派诗人聚会，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笑道：“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武人是段祺瑞，名伶是梅兰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溥仪在紫禁城里打电话约来了慕名已久的胡适，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适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注：也有研究者说此诗是胡适为恋人曹珮声所写）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他的导师杜威曾让其博士论文没有通过。两年后，他亲临中国，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的博士论文）在学术界的声势，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后来他颇以有胡适这样的学生而骄傲。
　　胡适一生中，共接受了31个名誉博士学位，加上他的正式学位，共32个。胡适对唐德刚说，他的名誉学位有34个，多为一流学府所颁赠。胡适成为炎黄子孙中拿博士学位最多的人，其次是宋美玲，她的名誉博士学位是12个。


　　逸事（五）
　　胡适的博士头衔大多名过于实，其哥伦比亚哲学博士文凭，也是迟至1927年才正式拿到手。饶是如此，也令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大受刺激。刘经过数年苦读后，在国立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并当选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从此，他在人前自称“国家博士”，以与其他博士相区别。
　　晚年胡适谈到齐白石的时候，胡适放低声音笑着对秘书胡颂平说：“这位齐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
　　胡适在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时，其语言与常人无异：“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一次，胡适谈及北方早婚的人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北方民谣：新娘年纪二十一，新郎还只一十一。两人一道去抬水，一头高来一头低。要不是公婆待我好，一脚踢他井里去。

　　北平乃人文荟萃之地。餐馆食谱上多有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名菜，如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胡博士鱼等等。中山公园长美轩的马先生汤为马叙伦首创，又称“三白汤”，味极鲜美。王府井承华园的胡博士鱼为胡适所创，其法为鲤鱼切丁，加三鲜细料熬成鱼羹。至于张先生豆腐和赵先生肉，也是京师名菜，却已失其详征，只知道“张先生”必是跟北大有密切关系的人，且是南方人。
　　胡适喜欢吃肥猪肉，每次《独立评论》同仁开会前的聚餐，与会者都把肥肉搛给他，让他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胡适有天请罗隆基、潘光旦等到上海徽州馆尝家乡口味，一进门，老板见到他满脸笑容，对着厨房大吼一声。他们都听不懂，胡适解释这是徽州话，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餐油水特别足。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有两个菜印象特别深，一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胡适见宴会席上有家乡名菜狮子头，大为欢喜。即说：《论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两句话是圣人最近人情的话，全世界两千年的哲人中，没有第二个人说过这样的话。
　　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四而楼”的酒馆，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主人说，楼名取自《三字经》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胡几欲晕倒。

云雾山

　　风趣(一)
　　胡适在北京接到新婚的妻子传来已有身孕的消息后，禁不住自我揶揄地吟唱起来：“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天挂不起来了……”
　　胡适说，瑞典的高本汉以一部《中国音韵学》，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来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瑞典学者安特森发现的几处新石器遗址，便可以将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法国教师桑德华发现了一点旧石器，又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千年；周口店的一颗牙齿，经过步达生的化验，又把中国文化拉长了几万年。
　　胡适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北伐成功后，高中以上学校及大学的雪上都受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在学生军成立典礼上，胡适致词说：“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同时学生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所以人称丘九。今天学生组织了学生军，就变成了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批丘十七身上……”
　　新文化运动发动人之一的钱玄同年轻时偏激，曾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玄同过四十岁生日时，胡适、刘半农等人想起钱当年的激愤之语，果真写就讣告、挽联、挽诗以及悼念文章，并发出预告，计划在《语丝》出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结果钱玄同恼羞成怒，横加干涉，以至于专号流产。但颇有外地朋友信以为真，有的还打电话到北平慰问钱的家属。


　　风趣（二）
　　丁文江对他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里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胡适对他说：“史书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识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丁听了大笑。
　　胡适后来和杨杏佛成了好朋友，一日胡适去造杨杏佛，不巧主人不在家。胡适独坐无聊，突发诗兴，便以杨杏佛的大鼻子为题，赋一首打油诗曰：“大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筒。亲嘴全无份，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鱼蒙蒙。”杨杏佛回来后见此大笑，连呼：“好诗！好诗！”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来演讲。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上岸，胡只好给杨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胡适讲课时，曾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风趣（三）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有一次胡适的朋友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季羡林回忆胡适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1947年南京政治大学邀请胡适先生讲演，出现在讲台上的胡适，约五十多岁，留西式发型，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五官端正，容光焕发，文雅中兼有几分英俊，着浅蓝色的长袍，确有大学者的气派。会场上有人在窃窃私语：“胡先生胖了，胡先生胖了。”不料这话被台上的胡适听见了，所以他开头就讲：“我最近到南京开会，住了些时日，南方的大米饭是比北方的麦面好吃，营养又好，所以不觉胖了点。”胡适幽默的开场白把大家都逗笑了。

　　有一段时间，蒋介石提议让胡适当总统，自己任行政院长。胡听说后，跟朋友开玩笑说：“蒋介石如一定让我做总统的话，我就去做好了，反正国家大事有他蒋介石管，与我有什么关系。到那时，我到南京，把总统府大门一关，还作我的《水经注》考证，总统府门禁森严，我便可以安心搞学问。”

清虚道德真君

云兄辛苦！我来顶一下。民国时期，大师辈出。今天的我，很可悲地说出这么一句。

云雾山

通识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差别。这个教育界早就做出了理性的判断。

否则现在就不会恢复通识教育的做法了。

这也是学习苏联模式的一个必然结果吧。

云雾山

　　月老
　　胡适乐于成人之美，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他有一本由他牵线作伐而成，或请他当主婚人、证婚人的新婚夫妇签名簿———“鸳鸯谱”，记录着当代许多文坛名人美满婚姻的佳话。在“鸳鸯谱”上签名的有赵元任夫妇、沈从文夫妇、徐志摩夫妇……
　　沈从文喜欢一个叫张兆和的学生，天天给张兆和写情书，张从来不看，后来烦了，向校长胡适告状，胡适又是一笑，叫张兆和先看看情书以后再说。张兆和读完那些信后，渐渐被沈从文打动，终于成就了一段姻缘。
　　1936年元旦，是经济学家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结婚喜日，他们约请胡适证婚。千家驹说，胡适先生名满天下，他一点不摆架子，是很有人情味的。他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大家在上面签名。举行婚礼时，他致词开玩笑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胡适好做媒。
　　陆小曼拟与其夫离婚，在徐志摩返苏州时前往车站送行，并送上糕点一盒，且要他车启动后才尝，说：“此糕乃赠君者也。有事时，请教于胡适之先生，先生将有助于君。”车开后，在糕盒里见有一信，内称离婚事。
　　陆小曼的母亲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胡适便去劝说，陆母向胡适提出两个要求，如能办到，便准他们结婚。这两个要求是：一、要请梁启超证婚，因为梁启超在全国素有名望，又是徐志摩的老师；二、要求在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里举行婚礼。这两项在当时都是挺难办的，但胡适最终都办妥了。
　　1926年的10月3日，即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诞辰，两人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在亲友云集、热闹非凡的婚礼上，除了祝福，陆小曼和徐志摩还听到了证婚人梁启超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上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做新人。徐志摩、陆小曼，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作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蒋梦麟在北大时期，休弃农村第一位夫人另娶好友高仁山遗孀陶曾谷时，约请胡适作证婚人。当天，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死活不让胡出门，说蒋不道德，抛弃元配另结新欢。胡适只得翻窗“潜逃”，成其美事。


　　癖怪(一）
　　抗战期间，胡适驻美国，有一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胡适的报道，说胡适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二是收藏荣誉学位。
　　胡适喜欢研究奇怪的东西。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是年九月向盟军投降了。

　　1958年，胡适对朋友们接着收藏这个话题即兴演讲。胡适说，他收集的火柴盒有五千多个。他收藏的荣誉学位，也有三十多个，但不能算他的收藏，都是人家送的。他真正的收藏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世界各种怕老婆的故事，我都收藏了。”胡适谈兴正浓，绘声绘色地讲了意大利有名的怕老婆的故事：地狱里最高魔王召集了所有高级的魔鬼，来讨论问题。因为所有犯了罪的鬼魂，这些鬼魂都说自己没有犯罪，都是他们的太太带来的罪过，他没有办法处置。魔王不明白阳间的情形，难道阳间的女人都这样可怕吗，要派去调查，派出的这位，要在阳间娶妻，体验一下，然后回来报告。大概像是卧底一样的高风险的工作，所有高级的魔鬼不愿意去，结果抽签决定地狱里魔鬼的一个头儿去。这魔鬼带了不少钱到了斐灵翠，娶了一漂亮的小姐结婚了。下面的，不消说，也知道了，这魔鬼不光是怕，是相当的怕。当他作威作福时，一听到农夫说，他老婆来了，他吓得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胡适在北平时，因“旧瓶新酒”一词引发他的考据癖。他说：“现在的人爱引用西洋古谚‘旧瓶新酒’，一定是被翻译错了。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犹太人用羊皮装新酒，而不是用什么瓷玻璃瓶的。”当时有人特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先生考据擅专场，马可福音第二章。原是旧皮囊一个，难将新酒此中装。
　　胡适吃木瓜，为了证实是否是《诗经》里“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木瓜，就抽出《诗经》来读，但仍吃不准是否指现在的木瓜。后来再查了《植物大辞典》，方才清楚。他对人说：“这种木瓜是很小的，所以说‘投’，很大的是投不了的。”
　　齐白石曾卜一卦，相士说他七十五岁时有难，他便刻意将七十五岁“跳”了过去。这个问题在胡适为他编年谱时被发现了。
　　胡适在台湾一直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还很诚心地请教赵元任，问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曰否。


　　癖怪（二）
　　胡适考证南朝陶弘景的《真诰》，发现《真诰》根本是抄袭《四十二章经》的；胡适以为是侦破了一桩千年的窃案。史学家陈寅恪却告诉他，朱熹早在七百年前就发现了。
　　蔡元培为中华书局《红楼梦索隐》作注释，考证《红楼梦》的是记明珠家的隐事。不久胡适另外发表一篇《红楼梦考证》，重点是考证作者曹雪芹的身世和《红楼梦》版本，把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推翻了。当时上海有一家亚东图书馆，首先用新式标点出版了《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书的前面必有一篇胡适的考证文字。
　　胡适在美国求学时，一天他问了50个中国朋友对于《天演论》是否相信，结果个个回答相信。后胡再问《天演论》是根据什么凭而成立，却只有两、三个人回答得出。
　　胡适自述早在儿童时代即因看《资治通鉴》王充“刀锋刀刃”语而成为无神论者，回国后曾经对禅宗六祖的正统地位以考据方法进行怀疑，晚年不相信虚云和尚的年龄，并说“禅宗的和尚爱说谎”。
　　胡适到书铺去，目的只是看书，轻易不买一本书。而且他买书的习惯，只买价值银元一元以下的书，超过了这个价值，他便不买。他在北大时，见到任何好书，向来只要开出书单，交由北大图书馆去购买的。

　　胡适对人力车坚决不肯坐，认为“人拉人”是不人道的。

云雾山

　　惧内
　　据说胡适怕老婆，胡适属兔子，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
　　胡适经常讲：“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
　　胡适的新三从四德大家估计是耳熟能详的，现在的女人总是拿来教育自己的老公或男朋友：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胡适常买书，对旧书商很客气，但家中的财权掌握在夫人手中，先生爱买书，太太不爱给钱，书账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出手还账，还账时嘴里还牢骚埋怨不断。书商佩服胡适，但做他的买卖要和把钱抠得紧的胡太太打交道，大多感到麻烦不痛快。
　　对于爱书、购书有癖好的人来说，最痛苦、最无奈的事莫过于面对梦寐以求的书，而囊中羞涩。琉璃厂的书商给胡适送他想要的书时，他面对的不是无钱买书之虞，而是如何动员太太痛快地付钱此等问题。胡适真是好修养，任凭他的太太怎样发牢骚、如何抱怨他买书，胡适也不会冲她发脾气。他的所为真是“PTT”俱乐部成员的楷模。
　　1931年春天，胡适由沪赴平，道出青岛，杨振声、梁实秋邀请他到青岛大学演讲，他下榻万国疗养院。当晚，青大设宴，有酒如渑。胡适以遵夫人之命为借口，作劝酒的挡箭牌，好在朋友明白他的处境，也不勉为其难。除非身体情况不允许，事实上，“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
　　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有“PTT”三个宇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胡适是P．T．T（怕太太）的楷模。有些人在写文章时，难免添油加醋，胡适即使读到挖苦、嘲讽他P．T．T，他也是一笑而过。1961年5月6日，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胡适之伪装惧内》，胡适看到文章“留着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这几句话，不禁哈哈大笑。胡适对胡颂平说：“这个作者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像他引的第一首诗‘先生几日魂颠倒’，明明是我给朱经农写的诗，这个人说是我给冬秀的，这不是胡闹吗？或者这个人记错了，或者故意这样写吧。”


　　婚恋（一）
　　胡适的发妻江冬秀是母亲为他选者的。胡适虽早年丧父，人品相貌、资质才气均高人一等，上门订婚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对于胡适的身价，村子里曾有一个“值百金”的说法，意思是胡适若为女身，就可得到最高的聘金了。
　　有一回，胡适随母亲冯太夫人去旌德县旺川村的姑婆家做客，恰巧一位吕姓的亲戚也来串门，看上了刚十多岁的胡适，认准这孩子将来要成她家的女婿。这位女戚的夫家姓江，称得上是旌德县的巨族，膝下有一女，名叫江冬秀，年逾胡适1岁，按胡适家乡的俗谚“宁可男长十岁，不可女大一年”来说，这是忌讳的。另外江冬秀肖虎，胡适属兔，旧法上也犯冲。为此，这门亲事就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女方要成，男方不依。

　　后来女方请出了江冬秀的老师——胡适的本家叔叔胡祥鉴前来说项。这人巧舌如簧，东三西四地扯了一大堆吉祥话，硬生生地把胡适的母亲冯太夫人说得动了心。于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冯太夫人正儿八经地要来了江姑娘的生辰八字，请先生开课算过，结果出人意料地好。冯太夫人还不放心，又将江姑娘的八字与其他几个候选媳妇的八字一起放到竹升里，往灶司老爷座前供好。几天后，才虔诚地用竹筷从竹升内夹出一个写着姑娘八字的纸条，打开一看，仍是江姑娘。于是，胡适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胡适一直不喜母亲为他选择的发妻江冬秀，他十八岁在上海求学时，母亲让他回家完婚，他以求学要紧为由回绝了。1916年1月，在美国的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倍受着清冷的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却也感动了胡适。
　　胡适从美国回安徽老家探亲时，曾提出要见江冬秀一面。江家拗不过他，总算勉强答应了。那天胡适来江家，由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陪同前往闺房。胡适跨进绣阁，只见江冬秀已掩进床帐内，张目望去，隐隐约约，只有隔帘花影之感。舅母一步抢上，伸手要去撩床帐，胡适这时已开始感到歉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胡适未见到未婚妻，但是江冬秀却见到了未来郎君，心中很是欢喜。回到家里，大家问他见了新人没有，胡适笑着说：“见了，很好。”


　　婚恋（二）
　　胡适事母至孝，最终还是奉母命成婚，迎娶了母亲选择的儿媳妇。二十七岁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出任北大教授时，才奉命完婚。婚礼那天，江冬秀穿花袄、花裙，胡适穿西装礼服、戴礼帽、穿黑皮鞋，两人相对，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胡适还发表了一通演讲。胡适为自己的那次婚礼写过一首诗：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办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
　　越陈便越响。
　　新婚后，胡适写了几首白话诗，记闺房之趣，其中有一首这样写：“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把一桩桩的伤心旧事，从头细说，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对不住你——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胡适婚后有过几次婚外情，但均被厉害的江冬秀所扼杀。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请胡适当证婚人，江冬秀就拒绝去喝喜酒，说是看不惯这种孟浪习气，胡适只好自己去了。胡适的好友梁实秋想和老婆离婚，另娶新人，江冬秀就把梁实秋的老婆接到自己家里，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败诉，一时里传闻沸沸扬扬，丢尽了大教授的脸面。这一切都等于是间接地向胡适做“河东狮吼”，敲山震虎，唬得胡适不得不做出种种妥协的举动来。

　　江冬秀特别看不惯胡适交往圈子中的孟浪习气，对所谓“浪漫机会”坚决不予迁就。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无法跟太太离婚，陆小曼才转而许身徐志摩的，后来胡适又尽力促成其事，江冬秀怒不可遏，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天叶公超等人在胡家，胡太太又当着这些人的面骂胡适，骂他这批朋友：“你们都会写文章，我要是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说到这儿，胡适从楼上走下来，对太太说：“你又在乱说了。”胡太太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

云雾山

　　对于江冬秀，李敖曾有一段他个人的理解和评价：“你看到了江冬秀女士以后，你才知道胡适的伟大”，“像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把原来那个乡下婆子，那个老婆丢掉了，像傅斯年把原来老婆都丢掉了，可是胡适没有把他这个缠小脚的乡下老婆丢掉，乡下老婆就反客为主，就欺负起胡适来，欺负到什么程度啊？胡适跟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老婆可以进来，当众骂街，讲脏话，讲粗话，讲撒泼的话”

　　1961年5月，台湾一份报纸刊登一篇《胡适之伪装惧内》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留着冬秀（胡适的太太）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据说，胡适读罢不禁哈哈大笑：“这个人好像知道我过去的事情，大体都不错，但有些地方是胡闹了。”
　　但无论如何，最后胡适和江冬秀携手走完了一生，蒋介石评价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和这个不无关系。

　　婚恋（三）

　　胡适一生中有好几段恋情，其中最有名的是韦莲司。韦莲司是1914年胡适在美国时所识,但是随着1917年胡适回国，两个人被迫分离。二人再度见面是十余年后的1927年，当再相见时，他们已经分别10年，都已人到中年，头上长出了白发。在这十年里，胡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事业上达到巅峰，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还有了曹佩声。曹是胡适在杭州养病时，结下的情缘，当时两人爱得死去活来，胡适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胡适的《尝试集》中后面的情诗大多为曹佩声所作。

　　韦莲司爱的炙热，周质平的《胡适的情缘与晚境》中，有韦莲司写给胡适的情书，情书写得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但事实上他们只有精神之恋，没有肌肤之亲。
　　韦莲司甚至在知道胡适和曹佩声的恋情的情况下，还答应胡适照顾去康乃尔大学深造的曹佩声。1962年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9年之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曹珮声（曹诚英）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后是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珮声比胡适大约小10岁。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当时婚礼上的“小伴娘”曹珮声就已经吸引了胡适的目光。曹佩声喜欢种花草，胡适夫妇到北京后，常写信给胡适，要他寄花籽给她，也不时作些小诗请胡适评阅，两人通信往返，互有好感。
　　1918年的冬天，在家里的安排下，曹珮声嫁给了从小就已订婚的同乡胡冠英，1920年曹珮声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丈夫胡冠英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就读，由于婚后四年，曹珮声一直在外求学而没有生育孩子，引起了婆婆的不满，为此婆婆以曹珮声四年不生孩子为由，给胡冠英在家乡娶了一房小妾。此事惹恼了曹珮声，已经开始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曹珮声决定与丈夫离婚。1922年底，曹珮声与丈夫胡冠英解除了婚姻关系。

　　1923年，胡适来到南方养病，经常栖息于沪杭两地，再一次见到了曹珮声。离婚后的曹珮声继续在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这一变故让受饱受办婚姻之苦的胡适又看到了爱情的希望之火。曹珮声离婚后第二年的4月29日，正是杭州城春光最明媚的时候，胡适出现在了西湖边上。胡适的乡邻好友，曹珮声的亲戚，著名诗人汪静之曾说：“胡适来杭州的目的是为探视独居的“小伴娘”。

　　婚恋（四）
　　再见时，曹珮声已不是胡适印象中当年的小伴娘，而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学生，虽然离婚后独居，却依旧开朗，且又带几分伤感。汪静之曾这样形容过曹珮声：“她不算漂亮，但很迷人。先是令我着迷，后又使胡适着迷，她就是属于那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
　　略带伤感的曹珮声更让胡适着迷。在杭州一同游玩了4天后，5月3日，临别之时，胡适为曹珮声写下了一首题为《西湖》的白话小诗：“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舍不得匆匆就离别了。” 1923年5月25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上粘贴了曹珮声随信寄来的八张与西湖有关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曹珮声自己的单身像。
　　到了1923年的5月底，胡适再一次坐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出现在了烟雨朦朦的西湖边上。6月下旬，各个学校放假后，胡适终于在杭州南山的烟霞洞边等来了心中的爱人曹珮声。
　　杭州西湖南山，有三处名洞，为水乐、石屋和烟霞，其中烟霞洞风景最佳，以朦胧中的烟霞为美，清修寺在烟霞洞的南边，十分安静，寺里的僧人仰慕胡适大名，便把大殿东边的两间小斋房出租给了胡适。在这里胡适与曹珮声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在杭州烟霞洞，两人安静地享受着爱情所带来的幸福，每日寄情于烟霞，或两人对弈，或闲坐品茗，或游山观佛。杭州多雨，雨后的西湖和四周的山峦更是清秀可爱，胡适在日记中多处记录了他和曹珮声一同漫步于山水之间。 今天晴了，天气非常好。下午我同珮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胡适日记》）
　　天气不好的时候，两人则在檐下同读一卷书，胡适在日记中又曾这样写到：早晨与娟同看《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我说这个故事可演一首记事诗……（《胡适日记》）
　　两人同居时刚好是曹珮声放暑假，但很快就到了开学的时候，曹珮声又请了一个月的假，继续陪伴胡适，此后胡适一直在南方逗留到1923年的12月中旬才回北京。
　　在烟霞洞与曹珮声一起生活的时光让胡适铭刻一生。胡适曾在1923年10月3日的日记中写到：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胡适日记》。

　　两人虽然同居，但这并不为太多的外人知晓，1923年的中秋节，胡适邀请好友徐志摩来杭州游玩，自命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徐志摩一眼就看出胡适与曹珮声非同一般的关系。
　　胡适虽然是中国现代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人，但他又深受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在面对自由的爱情和旧式的婚姻这个问题上，他始终表现出一种矛盾。
　　徐志摩看出好友在杭州有了情人，便鼓励胡适要“革命”，但是与曹珮声相爱的胡适想要冲破礼教的束缚，却又缺乏勇气。因此胡适曾自我安慰：“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秋去冬来，离别的日子快到了，相见时难别亦难啊，天气也渐渐转凉，带着一片凄凉之意，胡适在日记中写到：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胡适日记》）
　　新历的1923年即将结束时，胡适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间天堂——杭州，离开了已经怀孕的曹珮声，回到北京。

荒原

印象中的胡适是一身长袍马褂的老学究，不苟言笑，大概是过去大陆对他的负面宣传所致，从未想到一代国学大师竟是这样一种性情中人，真的喜欢上了他，他的大作定要去借来细细阅读。

云雾山

　　婚恋（五）
　　在微微的寒风吹拂下，胡适回到了北京。徐志摩已经把胡适与曹珮声相爱的事情传开了。回到家中，妻子江冬秀手持剪刀逼问胡适，胡适承认了自己与曹珮声的恋情，由于此时母亲冯顺弟早已去世，不用再遵母命尽孝道的胡适终于向江冬秀提出了离婚。
　　江冬秀以杀死他们的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只好作罢。但他心中依旧念念不忘曹珮声。与妻子争吵后，胡适离家出走，住在北京西山的朋友家中，心中的苦闷、感伤和凄凉无处排遣，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胡适写道：“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
　　之后，曹佩声由胡适推荐于1934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是我国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
　　1939年，曹佩声结识了一位归国留学生，俩人产生了恋情，岂料江冬秀在男方亲戚中败坏她的名声，致使男方单独解除婚约，直气得曹佩声要上峨嵋山当尼姑。后在其兄曹诚克力劝之下方改变了主意，又兼在美国做大使的胡适来信安慰，还捎来300美金资助生活，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曹佩声对胡适，一直是痴情不改，一往情深，鸿雁不断，相互都品尝着苦涩的婚外恋情。
　　1949年，胡适不听曹佩声的劝阻流亡到美国，从此两人鸿雁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1958年，她退休后于1969年落户绩溪山城，原想找一处房前屋后能够耕作的住所，自筹资金建一个养猪场、气象台，但这些设想都一一落空。生活上十分清苦孑寂，她写有一首《临江仙》：“老病孤身难寄，南迁北驻迟疑，安排谁为决难题？哥哥长病废，质仰死无知。徒夸平生多友好，算来终日痴迷。于今除却党支持，亲朋休望靠，音信且疏稀。”

　　曹珮声终身未再嫁人，她至死都把对胡适的爱珍藏在心底。杨林桥，位于胡适家乡安徽绩溪上庄村的村口，1965年6月25日，杨林桥被山洪冲毁，曹珮声捐献了自己的积蓄，重修杨林桥。
　　1973年，曹佩声病逝于故乡安徽绩溪。临终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把她安葬在杨林桥边的那条小路旁，因为那是胡适回家的必经之路。她曾经委托好友汪静之，将她一直珍藏着的一大包与胡适来往资料，在她死后焚化。这段刻骨铭心的相思，她珍藏了一辈子，死后也随她带去了天堂。
　　对于这段婚外恋，胡适有诗记之：“隐外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

　　婚恋（六）
　　胡适曾爱慕陈衡哲，他虽至死不承认，却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素斐”。素斐即Sophia，也即“莎菲”，正是陈衡哲的英文名和笔名。
　　陈衡哲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是一位历史学家，文学不是她的本行，但胡适赞誉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她是新文学史上颇有贡献的女作家。
　　胡适和陈衡哲认识于留学美国期间。陈衡哲在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留学，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胡适留学日记》中记载了胡适和陈衡哲见面的情形：“（1917年）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这是胡适在美留学期间与陈衡哲的第一次见面，他们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在五个月之内，胡适寄出了信函“四十余件”，差不多每月十件，为数颇不算少。留意那些“游戏酬答之片”，双方的感情还是很亲密、很谐趣的。1914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寄陈衡哲女士”云：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915年9月，梅光迪（觐庄）等人和胡适的“文学革命”笔战中，陈衡哲也支持胡适的主张。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陈衡哲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胡适序）

　　留美期间，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三个好朋友。任鸿隽1919年与陈衡哲订婚，1920年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回国担任教授，和任鸿隽同在北大任教。1920年9月16日陈、任举行结婚典礼，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戏赠他俩的贺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曰：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他还在诗末加注说：“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素斐夭折后，任鸿隽陈衡哲夫妇送他们的女儿给胡适做干女儿。由此可见，两家交情很深。

云雾山

　　1927年，素斐夭折后一年半，远在美国的胡适给妻子江冬秀写信说：“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梦中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场……”并在信后附上诗《素斐》一首，有研究者认为，哭女儿是真情迸发，诗素斐，可到底是为哪个Sophia？
　　陈衡哲曾用“金坚玉洁”来形容他们的友谊。但有人散布流言蜚语，他们三个人的友谊被人误解和中伤。1934年《十日谈》第二十六期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上，发表了“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文章说陈衡哲要与胡适结成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鸿隽；陈衡哲、任鸿隽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此文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反击胡乱猜测和无中生有的诬蔑，胡适写信（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过目并同意）给《十日谈》编辑部用事实来加以批驳，并要求杂志向他们三人公开道歉。

　　为辟谣胡适曾写道：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拿胡适的女儿“素斐”来做文章的，不是别人，是胡适的高足唐德刚。唐德刚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素斐夭折后胡适写的那首《素斐》的短诗。唐德刚先生认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
　　美籍学者夏志清说：“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婚恋（七）
　　在胡适身边，还有一位单恋胡适的女性，她就是胡适的好友朱经农的胞妹朱毅农。民国时期，朱经农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夫人朱其慧，是朱经农和朱毅农的姑姑。
　　在胡适的朋友圈子里，最有资格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要数朱经农和任鸿隽。借着哥哥和胡适的亲密关系，朱毅农很自然地走到胡适的个人和家庭生活。1923年，从江冬秀给胡适写家书中得知，有一段时间，朱毅农主动承担家庭教师职责，教导胡适长子胡祖望，每天教他两个小时的功课。
　　不知道何时朱毅农何时爱上了胡适，只知道结局：单恋胡适多年而发疯，最后染病身亡。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和绝望的结局。这个秘密只限于跟胡适最要好的朋友知道，胡适的日记和家书中半遮半掩地记录了几笔，我们借以管窥这位薄命的红颜。
　　江冬秀写于1923年8月18日的家书提到了朱毅农的病情：“我今天去看朱小姐，他的病好点了。……他说明后天朱经农要到了。医生劝他先在家住一个月，把病养好点，再到西山去住住去。他说这一次一听到西山去住半年，他等朱经农来，把他母亲安顿一下，他狠（很）不放心他的老母亲没有人照顾。”从这封信来看，朱毅农已经发病了，病情严重到去西山住半年。江冬秀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让朱小姐的母亲搬到家里住可好？

　　朱毅农对胡适的单恋持续了多年，1930年间，她的家人甚至为了她而另租了一间房子，请了看护，把她隔离，胡适在他的日记里把她住的屋子称为“她的疯狂院”。十月下旬，胡适去探望朱毅农的时候，她自己告诉胡适：“我是为了想你发风疯的。”并且说她别无指望，只希望能常见到胡适。两天以后胡适又去了一次，看她奄奄一息在床，不由得黯然地作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叹。更凄惨的是，朱毅农还是胡适中国公学的学生饶毓泰的妻子。不但如此，他们1924年结婚的时候，胡适和江冬秀还是他们的证婚人呢！

　　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1333）里，提到过“一位女朋友”毁稿的憾事：
　　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千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中国妇女的自传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本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意，不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
　　夏志清在《小论陈衡哲》一文中推测焚稿的自传作者是陈女士陈衡哲。有人认为，这个焚烧自传稿件的“女朋友”不是陈衡哲，陈衡哲没有出现过“精神病态”，显然是朱毅农。
　　朱毅农写好了自传只给胡适一人看，也很符合她单恋胡适的心理特点和行为动机。还有一个原因，胡适大力提倡传记文学，他不仅身体力行写作人物传记和自传，不厌其烦地劝导督促他的朋友们写自传，朱毅农写自传是单恋胡适的一种回应。

云雾山

　　溘逝（一）
　　1962年2月22日，吴健雄从美国飞抵台湾拜访胡适，顺便友情参加24日的院士会议。这次院士会议上，胡适抱着乐观主义精神，大谈十几年来在这个孤岛上，虽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和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然后他继续骄傲地说他教出了两个物理学家，非常引以自豪。
　　胡适话刚一结束，副院长李济不以为然，与胡适乐观态度唱反调。他说，经过50年提倡，科学思想还是在中国生根不成。胡适显然在李济悲观主义话语中受到了刺激，于是说：
　　李济先生太悲观了。……科学的发展，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决不敢凭空地想迎头赶上。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于是，很快出现了这样一幕：胡适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移步走到会场中部正要转身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医生接连为他注入三针强心剂均无济于事。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中国科学民主呐喊、操劳一生的自由主义领袖，四十多年来名震宇内的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终年72岁。
　　胡适在台湾逝世无疑成了轰动一时的重磅新闻，一时间各种悼念胡适的诗文布满台湾报刊。台湾政府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台湾当局也趁机做一番反共宣传，将胡适思想荒谬地“盖棺定论”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哲学。这时“倒胡派”的言论亦销声匿迹，胡适获得了极大的哀荣。
　　胡适几年前就用英文留下遗嘱，并请毛子水、杨联陞做遗嘱执行人：死后火葬，骨灰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愿意把留在北平的102箱书全部捐献给北大；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个人如有遗产给儿子祖望和思杜兄弟，如他们先自己而去，则给孙子们平分……但清点胡适在台湾财物时，除了他的书籍、手稿、文件之外，所有存款仅是135美元，令人唏嘘不已。
日期：2009-05-29　23:36:09

　　胡适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3月1日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悬挂灵堂中央：“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胡适治丧委员会光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就有八百余件，其中如：“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3月1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人士近3万多人，上至国民党党政大员，下至家庭妇女，都前往致祭瞻仰胡适博士遗容。
　　10月15日，胡适遗体入殓，安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启灵出殡时，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
　　这天是入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细雨霏霏，胡适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万余人陪着灵柩出殡，一起送走了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散发着智慧光芒与温煦气息的学者。这一天，台湾有三十万人自发性地为他送葬。
　　胡适安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上。他的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胡适墓志铭由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誉说(一）

　　胡适对中国讲西方文化，对西方讲中国文化。面向中国，他积极引进民主、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毕生一以贯之；面对西方，他不断地提出中国文化与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精神相协调部分，作为中国不输其它精神文明的论据。罗素说，胡适“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1946年8月，胡适到北大就任校长，冯友兰在欢迎大会上说：“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是一件应乎天而顺乎人的事，就全国范围来讲，再没有比胡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
　　殷海光抱怨，无论有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期待藉批胡暴得大名。结果“来自左方的势力，对于胡适思想，清算洗脑，必欲铲除尽净而后快。来自右方的势力，提起胡适思想就消化不良，想尽种种方法把胡适思想从人们的记忆里勾销”。
　　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作为被青年当作偶像崇拜的胡适思想以及所谓的胡适崇拜（The Hu Shih Cult），并非由政治权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权威挑战的心理；因此他成了唐德刚口中“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无论左右、两岸，甚或激进、保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终其一生，面对来自政治的不信任、压力与封杀，到最后抑郁而终，正是这股革命力量所赋予的原罪。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刘文典的《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中谈到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 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文记录了胡适：“胡适之先生的谈吐是可爱的，听说已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的演讲之好，不在其演讲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的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并且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

　　胡适逝世后，在台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誉说(二）
　　梁寒操挽胡适：“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通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胡适在提倡白话文和红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为举世所公认。胡适去世后，有人撰联挽之：“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聘请年仅26岁的胡适为北大教授，“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
　　徐复观说：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提起风光无限的胡适先生，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桑兵教授会感到一丝遗憾与纳闷：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
　　朱学勤的说法是：“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适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适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还说过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这样的话，意思是胡适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云雾山

　　誉说（三）
　　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来访问胡适，说：“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适。”这位政论家把谈话记录，刊在一本叫做《亚洲内幕》的刊物中。
　　鲁迅说胡适予他的印象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又评论胡适的人格：“……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唐德刚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netic 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殷海光等人批判胡适，质疑他的学术成就，质疑他好名，质疑他想当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但殷海光又说，总结数十年来中国国运起伏隆替，“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反之，“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也就是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胡适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确是一种“昏沉的中国之现代的启蒙导师”，而这股启蒙的力量，敦促中国人在西风东渐之际，必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甚至包括胡适自己所持的思想在内，也才能成为开放社会中，内在稳定与向上提升的根源；也展现了思想的可贵，在于思想是无法被力量打倒的，思想只能经由时代与实践的检验来证明真理的成分。

云雾山

马寅初

　　关键词：
　　壮怀、狮吼、立场、识见、君臣、论争、执著、真理、农书、公案、
　　情谊、仁厚、介直、简朴、婚姻、逸事、兄弟、演讲、百年、评定

　　壮怀
　　童年时代，马寅初很想读书，更想到大城市去读书。马寅初天生聪慧，父亲就希望他继承“酒坊”家业，学做生意。为读书，马寅初经常挨父亲训斥、毒打，罚跪，但马寅初坚持“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为了躲避父亲的打骂，马寅初甚至躲到鸡窝里。父亲的蛮横，深深伤害了马寅初，他见求学无望，一气之下跑到镇外，一头扎进了黄泽江，幸亏被人救起，马寅初竟由此因祸得福。恰在此时，父亲的老友张江声由沪来嵊县探亲访友。得知此事，觉得马家老五有志气，说服了马寅初的父亲。马寅初认张江声为干爹，并跟随他到上海读书。从此竟改变了马寅初的一生。

　　1919年马寅初返回祖国，怀着“强国富民”的理想支持进步，崇尚革新，声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著书立说。
　　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狮吼
　　马寅初因为揭露四大家族而被舆论形容成“马寅初作狮子吼”。
　　1940年春，重庆郊区的陆军大学邀请马寅初给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这些将官学员很多是从前方调来受训的。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抗日战争正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演说在将官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席间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则吓得不知所措，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就赶紧把马寅初送走了。

　　蒋介石知道马寅初在他的心腹学校点火，非常生气。1940年秋，蒋介石“召见”马寅初被拒。孔祥熙接着对他进行利诱，请他当财政部长，又遭拒。蒋介石便于1940年12月6日派宪兵闯入学校，将他逮捕。随后中央通按讯社发出了“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实际上他却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以专家身份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极为不满，他将这种情况精辟而形象地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并将矛头直指孔、宋家族。
　　1941年3月30日，马寅初六十大寿，重庆各界人士为他开了一个没有寿星的祝寿会。重庆大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马寅初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祝寿活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来了一副巨大的对联，以示声援。对联曰：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1942年8月，周恩来等人进行了多次营救，但蒋介石并不买账。此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也向蒋提出释放的要求，赫尔利是马寅初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蒋介石处处依赖美国，又迫于抗战形势于8月20日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家中，而且不许马寅初教书，不许发表文章，在经济上断其生路。

　　抗战时，面对蒋宋孔陈的大发国难财的举动，马寅初批评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
　　马寅初一身正气，针针见血的演讲使国民党的腐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丑恶无处藏身。蒋介石在气急败坏时曾说马寅初是“嵊县强盗”，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即强大的道理，而蒋介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正义加雄辩，举国景仰。
　　抗成胜利后，马寅初继续反对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当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消息传来，马寅初愤怒万分，当即写了遗书，告别大家，孑然一身穿蓝布长衫赴南京中央大学讲演，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当讲到物价飞涨时，指名道姓、抨击蒋介石，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国统区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
　　马寅初有一很著名的话是：蒋介石的光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云雾山

　　立场
　　1927年到1937年十年间，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参与对国家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寻找症结的所在，谋求解决的办法，全力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1937年到1945年，马寅初继续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研究中国的财政经济，剖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撰文抨击“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之机大发横财的罪行。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拥护抗战，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9年5月，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的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会见了当时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的马寅初。周恩来对这位年长自己16岁的绍兴籍学者十分尊重，对马寅初提出的为抗战征收临时财产税的主张十分支持。同时,周恩来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中国革命该走的道路。这次会见成为马寅初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马寅初后来在不同场合以及文章中多次说：以前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1939年以后逐渐靠拢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了。

　　多年亲历国民党的腐败之后，马寅初曾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常务委员、财经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6月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位饱经忧患的古稀老人，对新中国无比热爱，与共产党同心同德。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初的三个孩子都是由祖父取名，孙女命名思润，长孙命名思泽、次孙命名思东。三个名字中都包含着对毛泽东的景仰与信赖。


　　识见
　　在美国留学期间，马寅初撰写的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了当时美国的财政界和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1927年，马寅初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他强烈要求要禁鸦片。他写了《鸦片问题》、《关于禁烟问题之几个要点》等十多篇文章，在报刊上呼吁。他说：“今日之禁烟问题，实吾浙江之生死问题。”还说，“我在职一天，必须反对到底，毫不妥协，因为我是省政府委员，是要为浙江人民谋利益的。”马寅初还收集和编写了《戒烟歌》、《戒赌歌》。命人张贴、传唱。如戒烟歌一：“劝我民，莫吸烟；五脏六腑都熬煎。甘之如饴真鸩毒，想一想，速死由己不在天。”

　　近代以来调停或干预中国内政的外国人中，马歇尔是地位和声望最显赫的一位。马寅初曾说：“举国人民的目光都注视到他，寄以无穷的希望，好像中国之命运已经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领袖的地位，好像已转移给他。”
　　作为经济学家，马寅初自然心系民生。他认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一条定律，指出应该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而且认为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
　　1957年7月15日，75岁高龄的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这篇论文是经过调查研究后写成的，马寅初在文章中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为20%，以此推算，如不控制人口，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他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

　　马寅初认为，发展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人口问题，其次是农业问题。他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除了人口问题外，农业问题应及时研究，要早为之图，要花大力气，下苦工夫！”之后不久，马寅初就着手搜集农业方面的材料，准备组织一个班子，编写一部《农书》。

　　君臣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1日下午，毛泽东由张治中、邵力子陪同前往中苏文化协会，参加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并参观苏联图片展览。马寅初以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身份应邀出席了这一酒会。这是毛泽东与马寅初初次见面。在会上，他们互致问候。会后，毛泽东邀请马寅初去他住处恳谈了2小时。
　　当毛泽东于1949年3月进北平的那天，马寅初也去西苑机场欢迎，并参加了毛泽东当晚特设的宴会。随后，马寅初参加了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与毛泽东同时当选为新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0月1日，马寅初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亲眼看着毛泽东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上祖国的蓝天。
　　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年秋，马寅初在中南海开会，遇见了毛泽东，便对他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马老，您要我怎样的支持?”毛泽东笑容可掬地问。“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这个好办。”马寅初的话音刚落，毛泽东紧接着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马寅初得到这把“尚方宝剑”后，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京大学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以至周恩来总理。

　　1951年国庆前夜，马寅初对即将参加游行的学生说：“明天游行，你们走过天安门时，我一定亲自指给毛主席看，告诉他，这就是北京大学的队伍!”马寅初说到做到。当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举着红楼模型通过时，他便指着队伍对毛泽东说：“主席，这就是北大的游行队伍。”毛泽东立刻点了点头，不停地向北大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并回头问：“马老，红楼还是原来的样子吗?”“一切还是原样，丝毫未损!”马寅初回答说，“主席与李大钊同志的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正谈着，突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看着游行队伍，关切地说：“马老，您的学生淋雨了，我给您派人打电话，通知学校，让食堂给大家准备姜汤!”马寅初感动不已，动情地说道：“谢谢主席关怀!”游行结束后，马寅初坐车返回学校，看见学生正在食堂里喝着姜汤，便兴奋地把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的谈话告诉大家，并鼓励学生说：“同学们今后要更加努力奋进，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关怀。”

　　1957年3月2日，在毛泽东亲自到会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老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毛泽东的话使马寅初倍受鼓舞。于是在4月27日特地向全校师生作了一个“新人口论”的报告。随后又在这个报告基础上加工整理成《新人口论》一文，发表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主席一声令下，所有的矛头全部指向马寅初。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尽管这样，马寅初对毛泽东的崇敬，仍是真挚的、纯洁的。当他看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形式主义和庸俗化倾向以及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时，深感忧虑。在一次会上，有人说《毛泽东选集》四卷一千年两千年后仍可适用。马寅初听了，不禁“毛骨悚然”。他说：“对毛主席的这种恭维，是在搞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毁坏毛主席的‘糖衣炮弹’。”他多次表示，毛泽东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吸取斯大林生前被神化身后被指责的教训，不要搞个人迷信。他忧心忡忡地说，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

云雾山

　　论争(一）
　　建国后，马寅初就以警醒的态度审视着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他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矢志不渝地展开攻关，并身体力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根据他的建议，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为，截止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６亿。仅仅４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１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

　　不久，已经年过七旬的马寅初，带领一批助手和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人口调查。此时，中央也十分关注全国的人口问题。刘少奇召集有关人士开会，作了《提倡节育》的重要讲话。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既然最高领袖的意见是多生，全国各级政府也就鼓励生育，个别地方还对生育多的妇女给予奖励。

　　1954年，马寅初以人大代表的身分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10个县的2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这次调查中，他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为乐唤起更多人的重视和支持，他找到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柳亚子、马叙伦、李达等商谈，言词恳切地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后来，他又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提交给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马寅初毫不妥协地说：“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1957年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的面，再一次提出了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他并大声呼唤，“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这个演讲稿经过加工整理，成为后来的《新人口论》发言稿。
　　起初毛泽东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赞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1957年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刊载了《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8亿。”

　　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观点发生了变化。

　　论争（二）
　　1957年，“反右派”风暴刮起，康生等人想利用运动将马寅初打成“右派”。中央统战部许涤新为此事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马寅初才得以幸免于难。但据许涤新在一篇序文中揭露，马寅初仍被打入了“内定右派”的花名册。
　　1958年7月，为了迎合“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康生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向《新人口论》发难。1959年10月24日，他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马寅初，并指示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分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还指示有关部门批判完了将马寅初调出北京大学。接到康生指示后，《光明日报》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共发表了10篇批判文章，《新建设》发表了4篇批判文章，批判马寅初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于是，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据现在档案资料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寅初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文中说：“《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所发表的批判我的文章很多。不过，过去两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都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1月30日《光明日报》一篇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宽体胖’了。”“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康生看到这篇文章的小样后，说：“这是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
　　《新建设》在发表马寅初的文章时据此加了按语，说：“他的这篇文章和其他许多文章，资产阶级谬论很多，必须进行讨论和批判。”之后，马寅初的申辩权被剥夺。1960年1月3日，马寅初被迫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的口头辞呈，翌日，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不久，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辞职。很快他又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从此，中国人口盲目增加，多生了几亿人。人们常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后来毛泽东看了马寅初《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这以后对他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

　　不久，马寅初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还规定马寅初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以戴罪之身，遭到软禁。至此，近8年的人口论争划上了句号。
　　马寅初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离开了燕南园，住进了东总布胡同。世态炎凉，门可罗雀。但也不尽然，周培源、陈叔通都曾看望过马寅初。陈毅元帅不请自来，用他那宏钟般的声音对马寅初说：“你的人口理论完全正确，一定要坚持，不检讨是对的，我支持你！”
　　在批判马寅初的同时，科学规律毫不留情地惩罚着愚昧。中国的人口年年月月分分秒秒地猛增着，给国计民生带来极大的压力，而且难于短期克服。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竟与十七年前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三个小标题完全一致！
　　十年动乱发生时，周恩来指示对马寅初进行特殊保护，使他在身体上没有受到伤害。可是，他的大量珍贵的文稿连同书画等文物，都被当时是学生的马老的孙辈作为“四旧”烧毁了。

云雾山

　　执著（一）
　　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马寅初因人口理论受到批判，北大开大会批他，会议开始了很久，而马寅初的人还没到。于是派人把他“请”了过来，他到场之后，搬了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此时，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马寅初却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1958年，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会上，马寅初高声大喊：“我没有再课堂里上课，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来教育北大学生坚持真理。”后来，马寅初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世纪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
　　1958年4月陈伯达突然袭击马寅初，在北大的庆典上公开要求“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发表在各大报刊杂志上的攻击文章像雪片一样，北大校园内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竟达近万张。马寅初先生，表现出毫不畏惧的浩然正气。他拒不作任何无原则的检讨，与责难者公开辩论，面对那些借政治打压学术的投机分子，他说“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是很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论，对我泼冷水，我最欢迎。”同年7月，陈夫子（陈伯达）败下阵来后，“理论权威”、“整人高手”康老夫子（康生）亲自破挂上阵，在北大的批判大会上，他指责马寅初“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毫不示弱，当众反击道：“我是马克思的马！谁说我是马尔萨斯主义，我就认他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一时间会场哗然。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60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并做纪念讲话。陈伯达冲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出检讨！”马寅初听此言，微微仰着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日期：2009-06-03　13:11:00

　　执著（二）
　　1959夏天，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因为马寅初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最后，周恩来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但马寅初对周恩来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面对批判的声浪，马寅初再次发表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北大批判马寅初之风尘嚣上。面对此局面，马寅初一再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在争辩，越辩越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他还在一次批判会上对北大学生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战胜我，但是要用科学，而不是大棒。”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所以董桥曾撰文，让今人“学学马寅初的硬朗”。这种“硬朗”，自在北大学生的回忆中：“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后，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的空气太沉闷了，学生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

云雾山

　　执著（一）
　　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马寅初因人口理论受到批判，北大开大会批他，会议开始了很久，而马寅初的人还没到。于是派人把他“请”了过来，他到场之后，搬了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此时，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马寅初却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1958年，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会上，马寅初高声大喊：“我没有再课堂里上课，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来教育北大学生坚持真理。”后来，马寅初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世纪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
　　1958年4月陈伯达突然袭击马寅初，在北大的庆典上公开要求“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发表在各大报刊杂志上的攻击文章像雪片一样，北大校园内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竟达近万张。马寅初先生，表现出毫不畏惧的浩然正气。他拒不作任何无原则的检讨，与责难者公开辩论，面对那些借政治打压学术的投机分子，他说“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是很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论，对我泼冷水，我最欢迎。”同年7月，陈夫子（陈伯达）败下阵来后，“理论权威”、“整人高手”康老夫子（康生）亲自破挂上阵，在北大的批判大会上，他指责马寅初“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毫不示弱，当众反击道：“我是马克思的马！谁说我是马尔萨斯主义，我就认他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一时间会场哗然。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60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并做纪念讲话。陈伯达冲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出检讨！”马寅初听此言，微微仰着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日期：2009-06-03　13:11:00

　　执著（二）
　　1959夏天，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因为马寅初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最后，周恩来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但马寅初对周恩来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面对批判的声浪，马寅初再次发表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北大批判马寅初之风尘嚣上。面对此局面，马寅初一再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在争辩，越辩越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他还在一次批判会上对北大学生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战胜我，但是要用科学，而不是大棒。”

　　当年，北大所有的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检讨，坚决不写检讨文章，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住所，“圆圆一张脸像弥陀”。所以董桥曾撰文，让今人“学学马寅初的硬朗”。这种“硬朗”，自在北大学生的回忆中：“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后，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的空气太沉闷了，学生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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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
　　1979年7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往日静悄悄地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宅院顿时热闹了起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来到这里，拜访了98岁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会见是在马老的卧室进行的。马老坐在单人沙发上，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和儿女。李贵副部长说：“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马老兴奋愉快地回答说：“我很高兴。”“20多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20多年的是非终于澄清，冤案终于平反。实践宣布了公允的裁判：真理在他一边。

　　1979年，面对中国人口的沉重压力，人们想到了早在20年前提出“新人口论”的马寅初，《光明日报》率先为马寅初恢复名誉。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正文前面加了大段的《编者按》，对《光明日报》当年错误批判马寅初先生一事作了深刻检查。马寅初对此感慨地说：“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不光明磊落，今天《光明日报》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的理论再扳正过来，我还是很感激你们的。希望你们向广大读者转达我的谢意。”


　　农书
　　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后，下决心要写出一部分量不亚于历史上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农业大书。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1962年，马寅初还借到浙江农村视察的机会，对农业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带回很多第一手材料。
　　据知情者介绍，马寅初写这部《农书》还真有些别样。他写文章与一般人不同，不是用钢笔写在稿纸上，而是用墨笔写在一张张白色的宣纸上，每写完一章，马寅初便把宣纸铺在地板上，等晾干后，又认真地将宣纸按顺序粘接起来，卷成一个纸卷，注明内容，放入一个藤箱里。写累的时候，马寅初便会沿着院中的水泥小径散步。
　　不知不觉，藤箱已满。从1963年开始写稿到1965年初稿完成，三年光阴，马寅初写出了100多万字。写完后，他又从头到尾作了一次修改，一般情况用蓝笔，特别重要的改动用红笔。为了防止手稿受潮和被虫蛀，马寅初特别嘱咐家人将放书稿的藤箱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写完《农书》后，马寅初已83岁，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有一次，他以前的秘书陈玉龙前去看他。一进屋，见地上铺满了稿纸，马寅初正在看他的《农书》。见陈玉龙进来，他说：“他们不给我发表，我自己看！”言语中不免有种愤怒。
　　前来看望马寅初的亲朋好友婉言相劝：“马老，你还写那些招灾惹祸的东西干什么？这么大年纪了，好好养养精神吧！”马寅初回答说：“正因为我年岁大了，我才更应该把我彻悟了的真理，及时地记录下来，警告世人，不然就会烂在肚子内、带到棺材里去，那才是真正可惜呀！”

　　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多少个日日夜夜就这样悄然而过。马寅初的《农书》“长卷”已经成捆成堆了，大大小小的纸卷堆满了书柜。据说，这部《农书》初稿有百万字之巨(一说150万)。到1965年底，83岁的马寅初已经对《农书》从头到尾作了一次修改。素以治学严谨闻名的马寅初，在修改稿子的时候，仍然一丝不苟；修改文字一般用蓝笔，特别重要的改动则用红笔。
　　1966年春节后的一天，马寅初将全家人召集起来，说：“请你们抽时间帮我把《农书》原稿照抄一遍。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它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啊！”
　　然而，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虽然由于受到特殊的保护，马宅免于抄家之祸。但是，大“革”文化之“命”的憾事，却在家庭内部发生了。马寅初家中几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因担心抄家者会从马寅初的手稿中搜寻出批斗马寅初的把柄，于是乎在半是胆怯、半是盲从的情绪支配下，将马寅初珍藏多年的来往书信、文物字画，连同这部《农书》手稿以及其他经济学资料，统统当作“四旧”而付之一炬，销毁得一干二净。也有人认为是家人根据马寅初的意见将书稿焚烧殆尽的。

　　马寅初当初在撰写《农书》时，往往写下后便放起来，并没有跟家人细谈，以至于无人知道《农书》中详细的内容，给世人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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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案
　　鲁迅与马寅出是绍兴同乡，但这两人关系交恶。不知何缘由，鲁迅对于比自己年轻一岁的绍兴同乡马寅初很少好感。1926年秋，厦门大学一次请来了马寅初，为此，全校“列队欢迎，大摆宴席”。因马寅初是“北大人”，校长还发函叫“北大同人”鲁迅及沈兼士去陪。鲁迅收到公函后，除了非常愤怒与拒绝外，没有其他反应，只在公函上写了个“知”字，意为“不去可知矣”，并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关于鲁迅的辩护词》的作者房向东分析，厦大校长林文庆之所以对马寅初那么殷勤，主要是学校资金缺乏，希望能从马寅初这位财神爷身上捞一点油水。而鲁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拒绝与马寅初接触。加上马寅初是当时中国财经界的名流，是个“红人”，而鲁迅向来不喜欢趋炎附势，因此对马寅初不仅冷漠，而且热讽。房向东在《关于鲁迅的辩护词》中还说：“鲁迅不参加‘列队欢迎’的儿戏，是为了逃避无聊；鲁迅的‘骂’马寅初，与其说是‘骂’，不如说是反抗无聊。”

　　1926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提到马寅初：“这几天此地正在欢迎两位名人。一个是太虚和尚到南普陀来讲经，……一个是马寅初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演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一切由它去罢。”鲁迅所谓的“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指的是马寅初发表在1924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的《中国币制问题》，其中谈到了主币与辅币的换算问题。

　　1928年1月28日，鲁迅又在自己主编的《语丝》周刊4卷7期化名“楮冠”发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其中公开讽刺了马寅初：“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
　　另据宋运郊在《回忆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一文中回忆，1956年秋天，北大文科同学为了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建议邀请许广平到北大介绍鲁迅事迹。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虽然同意了这件事情，却“碍于情感方面的因素”没有出面接待许广平。


　　情谊
　　抗战后期，马寅初被蒋介石软禁在重庆歌乐山，蒋不许马寅初教书、发表文章，段了马寅初的经济来源。周恩来获悉情况后，指示《新华日报》：马寅初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此后，马寅初被《中央日报》退回来的稿子都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出来，并给予最高标准的稿酬，这使身处危难之际的马寅初终生难忘。

　　马寅初为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并积极投身于共和国的筹划和建设之中。1949年3月25日，在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竟不顾会场秩序，跑向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大声对周恩来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平。”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1959年，全国发起了讨伐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声浪，此时，周恩来找到马寅初，恳切地要求马寅初写一份检讨，马寅初拒绝。但拒绝后，马寅初觉得对周恩来有所歉疚。数天后，他为《新建设》杂志撰文，便特意加上一段：《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1960年初，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这时又是周总理出面，将马寅初安排到北京市政协东城区小组。这对从政治学术舞台巅峰上被突然打落下来的马寅初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马寅初的儿子马本寅回忆说：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在“文革”期间是难逃劫难的。不过，他清楚地记得：“文革”刚刚开始后某一天，辖区的一位派出所所长突然来到他家里，关照说：“根据周总理指示，你们的住宅是不允许任何人闯入、抄家的，如果有人进来可以及时通知我们。”事后，马寅初和家人才知道是总理亲自列出的民主人士的保护名单保护了他们。正是由于周总理对马寅初的关爱，使得马寅初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免遭太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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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开始便血。北京医院诊断可能是直肠癌，家属和医院在手术还是化疗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为此马寅初的夫人就向国务院打了一个请示报告，周总理见到报告后立即批示：病人自己愿意动手术，家属也同意，医院应以手术方案为主，请天津王大夫主持会诊，以后情况还要向他本人汇报。这个批示当天就下达到北京医院。从此，卫生部专门为马寅初组织了一个专家会诊小组。1972年5月，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有关方面为马寅初安排了周密的手术方案。手术相当成功，马寅初因此又多活了十年。后来马寅初常说：“周恩来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两次救了我，一次是194２年，一次是1972年。”前一次使他摆脱了困境，这一次使他渡过了病魔的折磨。

　　1975年夏天，周恩来总理在自己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依然惦记着马寅初，关心他手术后的情况和用药。周恩来还派出自己身边的两位保健大夫上门为马寅初治病。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关怀使得马寅初及家人备感温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马寅初连续数日沉默不语。1月11日，马寅初接到通知去参加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他一早起来，饭不吃，水未进，就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吊唁大厅。当见到周恩来的遗体时，坐在轮椅上的马寅初老泪纵横，默默地向周恩来遗体鞠躬行礼。马寅初随着吊唁的人群绕遗体一圈后仍然不肯离去，工作人员只能让马老再绕一圈。走出吊唁大厅，马寅初再要子女扶着他回来，深情地向周总理的遗体鞠了三个躬。马本寅说，此时此刻父亲可能想到了所有与总理见面时的情景，或许他只有选择这样的方式才能表达自己毕生对总理的感激之情。



　　仁厚
　　马寅初小时候非常爱吃嵊县家乡所炸油条，它在制作上只用少许面粉，把内芯炸空，一节一节像气泡一样，吃起来特别酥脆。后来他回国当了教授，回乡发现儿时炸油条的朱师父仍在操作，因为资金有限，一次只能付3斤菜油、10斤面粉的钱，很是同情；就付了一年的油钱和面粉钱。嘱咐说当朱师父购买时，就不收钱；但每次只能取3斤菜油、10斤面粉，也不准换现钱。他知道朱爱喝酒，怕他拿去换酒喝。

　　1955年8月，北京大学发生一起学生死亡的意外事故。睡在上铺的一位上海籍学生黄柏松半夜从上铺摔了下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天之后，黄柏松同学的父母从上海赶来，马寅出亲自接待，安慰家长。同时，学校马上给每个双层床发绳子，说是接高教部紧急通知，必须为所有没有防护装置的双层床安装防护设备，现在先用绳子临时防护。宋运郊说，从一个学生的事故，到校长关怀，再到高教部的紧急通报，不过一两天的工夫。当年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沟通传播之快，对人的关怀，令人佩服。由此可见马寅初对学生的关怀。

　　宋运郊回忆马寅初，刚到北大“之后一两天的下午，马老来到我们住的小饭厅逐一查看我们的床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校长。他沿着走道不时翻开被褥细看，还问我们夜里冷不冷。那年我十七岁，血气方刚，连忙说不冷不冷，想不到犯了众怒，旁边连忙有人纠正我说，这么大的屋子，已经是9月了，我们从南方来的感觉是有点冷，他是北京的学生，年纪又小，还不知道什么是冷呢。这时马老说，年年增招许多学生，宿舍不够，年年建设新楼，再有不多日子新宿舍楼完工了，大家就可以进楼了。说完，马老侧过身来对随行的人说：请总务处的同志去城里租些被子来，给大家添被，千万不能冻着他们。当天傍晚就运来了一大批棉被，挨床分发，一床一条，好像也没有签字登记之类的麻烦，进楼前归还棉被时只是把它们留在空床上，也没有清点数目追查责任之类的纠葛。马老说到就做，校长言出职能部门必随，虽说有棉被一大批，人人秉公办理没有贪渎劣迹，这是我看到的马老治下的当年北大效率。”

　　马寅初很关心学生食堂的工作。一次宋运郊正在低头吃饭，那天吃的是肉片白菜，忽然有人伸手接他的筷子，他抬头一看是马寅初，立马递过筷子给他，心里却还疑惑他为什么要我的筷子。马寅初接过筷子就在他的碗里挑起肉片来，把肉片全都挑在一边后，大概知道了肉片的数量，然后问我：这是什么菜，多少钱？宋告诉他这是肉片炒白菜，两毛钱，他听了后微微点头说：还可以嘛。还有一次是宋运郊在食堂吃山鸡，一毛五一份，鸡肉块很多，马寅初进门后走过宋运郊他们所在的餐桌前，看见他在吃鸡肉连忙问我，你吃的是什么？宋回答说这是山鸡。马寅初不解，又问“山鸡”是什么？宋运郊解释说，山鸡就是南方人说的野鸡。他又问，那为什么不叫野鸡而叫山鸡？宋运郊感到了一种童心，连忙说，北方人不兴说野鸡，因为那是妓女的别称。他哦哦两声，这才结束了餐桌讨论，问过价格之后又问口味如何，宋运郊说还可以。他最后的问题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野鸡呀？宋运郊告诉他可能是北大荒开垦带来的，听说整车皮地进北京呐。他点头说：这就很好，很好，不贵不贵。缓缓地离开了食堂。宋运郊不仅看到校长的关怀，还看到了一个老人的求知童心。

　　一次，宋运郊在小饭厅的南头吃饭，马寅初进来了，问同学们吃的什么，好吃吗，营养够不够。快考试了，吃这样的饭菜能够应付考试吗？不久就学校统一发给每个同学一大张红纸的餐卷，分30个小格，每格1角钱，这是考试期间的餐费补助。
　　1956年，北大学生因举办鲁迅逝世20周年活动，提议让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到北大演讲。马寅初应允。但是，演讲当日，马寅初却并未出席会议。事后，学生都好奇马寅初为何失约。有人问到校长办公室主任高望之，不料得到的是当头棒喝：你们还是北大的文科学生呢！后来学生们才明白，因为三十年代马老和鲁迅先生在观念上有分歧，有过笔墨官司，故马寅初才没有到会。但为了满足同学们的要求，马寅初还是答应让许广平来北大进行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