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茶话

云雾山

茶与婚俗

　　在我国历史上，茶被看作是一种高尚的礼品，纯洁的化身。在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场合，又将茶作为一种吉祥的象征物，使茶的内涵上升到精神世界。茶与婚姻的关系就是一例。
　　湓江江口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
　　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紫荆花。
　　这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竹枝词，诗人用了一个请郎喝茶的细节，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一个智慧、质朴、纯洁的农家少女的可爱形象。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首爱情诗象一杯甘醇浓郁的香茶令人回味。如果说诗中的茶是青年男女感情的纽带，那就让我们通过这条纽带看看我国古代茶与婚礼的美妙联系吧!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西藏以吐蕃最隆重的礼仪迎接一位从唐朝京都远嫁而来的汉族姑娘。这位汉族姑娘，就是文成公主。按照汉民族的礼节，她带去了陶器、纸、酒和茶叶等嫁妆。当时三十二世藏王松赞干布到大唐请婚，唐太宗决定把宗室养女文成公主下嫁于他。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湖含膏”等不少名茶。这是我国茶与婚礼联系的最早记载。
　　唐朝时社会上“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唐朝饮茶之风盛行于世，反映了在婚礼方面，茶叶不仅成为女子出嫁时的陪嫁品，而且还在唐以后逐渐演变成一种茶与婚礼的特殊形式──茶礼。当时在北方它是指女子出嫁时随身而携的所有嫁妆，俗称“下茶”。如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就有这方面的描写。该书第十六回《西门庆谋财娶妇，应伯爵庆喜追欢》讲李瓶儿在丈夫花子虚死后，准备嫁给西门庆，把她“床后茶叶箱内”还藏着的“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交与西门庆，让他拿去“卖了银子凑着盖房子使”。她“床后茶叶箱内”所藏之物，便是随嫁的“茶礼”。而在南方，“茶礼”却是指男子向女子求婚的聘礼，俗称“茶定”。
　　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记述了杭州当时婚嫁风俗，在男女相见后，若中意，则由双方媒人沟通双方情意，议定茶礼，报送女家。“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茶礼”是男女确立婚姻的重要形式。
　　“茶礼” 之兴起，对唐宋以后的元、明时期婚礼习俗产生了很大影响，“茶礼”几乎成为婚礼的代名词。女子受聘“茶礼”，俗称“吃茶”。侗族订亲，请媒娘到姑娘家提亲，并不直接点破，而是对姑娘的父母说:“某某家托我上你家来找碗油茶吃，不知二老意下如何？”姑娘的父母以同样的方式答复说:“啊！那我们就煮油茶吃吧！”媒娘通过送过来的油茶判断做媒的成败，若是油茶碗底是凉饭，说明姑娘家对这门亲事冷谈；若是油茶碗底是热饭，说明姑娘和他的父母亲同意这门亲事，媒已做成。姑娘受一家茶礼，便是合乎道德的婚姻，如果之后再另外受聘于人，就要被世人斥之为“吃两家茶”，有不贞之嫌。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王熙凤送给林黛玉暹罗茶后对林黛玉诙谐地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这虽然是书中王熙凤试探性的调笑，但也能反映茶在清代婚姻中的重要地位。
　　茶与婚礼的联系从它的萌芽、演变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生活面貌。它们两者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人们对茶叶寄托着种种美好的愿望。例如认为茶树“坚贞”、“不迁”，于是人们把“茶礼”和“吃茶”看作是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中忠于爱情的象征。明朝《七修类稿》的作者就认为“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
　　这种认识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从一而终”的儒家道德观念，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对青年男女坚守贞操的要求。例如，明末冯梦龙编著的《醒世恒言》中有一篇 叫《陈多寿生死夫妻》的小说，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这种观念。小说描写了柳氏欺贫爱富，强令女儿退掉陈家“茶礼”另许富户，遭到了女儿“从没有见好人家女儿吃两家茶”的反驳和抵制。最后，柳家闺女终于与陈多寿结为生死夫妻。
　　茶树是一种四季常青的植物。我国茶与婚姻之联系代代相传、沿袭不断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赋予茶树的某种期望和意念，从茶中图个吉利。因为茶业给人们以生息之利，茶树给人以劳动之趣，茶叶给人以回味之乐。而对于青年男女来说，茶又象征着爱情之树常青，婚姻之果常甜。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在古代婚礼中人们馈送“茶礼”再加上其他果品和饰物，就包含着婚姻美满的良好祝愿。男女结婚时，长辈向新郎新娘赠送茶叶，也包含着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殷切期望。在西藏，人们历来把茶叶看作是珍贵吉祥的礼物，男婚女嫁时自然离不开以茶作聘礼。
　　《西藏图考》载:“西藏婚姻 ……得以茶叶、衣服、牛羊肉若干为聘礼。”藏民把茶叶列在所有聘礼的头一位，结婚时必须熬出大量的酥油茶来招待贺喜的宾客，而且熬出的茶汤要色泽红艳，以祈求婚姻美满幸福，婚后夫妇相敬如宾、恩爱如初、情深意厚、健康长寿。
　　我国古代茶与婚礼的种种联系和演进，归根到底还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求吉图利的文化心态，我国某些茶区，当男方上女方家说亲时，必须带去一包茶叶、两只茶罐及其它礼品作为聘礼。女方就通过品尝男方送来的茶叶质量好坏，作为了解评估男方劳动本领高低的重要参考条件之一。他们认为劳动是幸福之源，种茶是生存之本，一个人劳动本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美满幸福。接到男方的茶礼后，如果女方一旦表示赞成，便可以选择一个吉利日子举行婚礼。
　　我国古代茶与婚礼中的“茶礼”风俗世代相传又是跟茶在人民生活中的突出地位分不开的。特别是有的少数民族“不可一日无茶”，茶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由于茶的交际联谊功能，对青年男女交往，喝茶又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交流方式和明了的或曲折的爱慕信号。如云南中甸地区的藏族未婚男女青年，在节日或农闲的日子里，几个结伴一同出游或赶会，常常能酝酿出一个茶会。他们在途中相逢，遇到中意的青年，以嘻乐开始，邀请一方中的人想方设法接近被邀一方中的他或她，悄悄到看准人的身边，出其不意地抢走他或她的帽子或头巾，然后嘻笑着跑开。被抢者做出坚决讨还东西的状态，紧追不舍，跑离嘻笑的人 群，让人看不到以后，二人便停止追跑，进行协商，约好下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一般选在男方家中，到时候，一见面就开始唱歌，歌声起处，茶会仪式便正式开始了。
　　双方唱着歌儿缓缓来到房舍，一路上借物咏叹，直唱进家中正房火塘边。分宾主两边坐定后，双方为表示庄重，用一条彩带遮住脸庞继续唱和。火塘边备有糖茶水润喉。
　　青年们这样唱道:“高贵的客人们啊，厚脸皮的我们请你们光临寒村，与我们饮茶，如能允喏，寒村便添光彩。”
　　被请者回答道:“白啧啧，高贵的客人啊，给我们这样的荣誉，我们怕爱不了，还是另请姑娘吧!”
　　委婉谦和是茶会交际话语的特点，也是藏族人民谦虚好客的美德。接着就互相唱固定曲调的情歌。

　　南宋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有湘西少数民族未婚男女相聚踏歌，喝茶订亲的歌谣。歌中小伙子动情地唱道: “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小伙子先是把相约相亲的姑娘以“叶底花”比喻为自己的心上人，娓娓动听地道出了红花也要绿叶配的道理和甘做绿叶相扶的心愿，最后委婉地表明了自己请姑娘吃茶的真实动机。又譬如前面的那首《竹枝词》，是描写姑娘主动请郎喝茶的。这位少女感情真挚，急于要告诉对方自己的家庭住址，房舍特征和环境特点。“门前一树紫荆花”虽是说门前特征，其实这也 是少女内心激动，感情热烈的含蓄表达方法。
　　我国许多民族不但喜爱喝茶，善于品茶，而且在婚俗中常常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出现了各种名目的“茶”:
　　求婚茶: 云南拉祜族人民，当男方去女方家提亲时，必须带去一包茶叶、两只茶罐及其它礼品，而女方家通过品尝出男方送来的茶叶质量的好坏，作为了解男方劳动本领高低的主要参考条件。
　　退婚茶: 贵州侗族的男女婚姻由父母决定后，如姑娘本人不愿意，可以用退茶的方式退婚。具体做法是:姑娘悄悄包好一包茶叶，选择一个适 当的机会亲自送到男家，对男方的父母讲: 舅舅、舅娘，我没有福份来服侍两位老人家，你们去另找一个好媳妇吧!”说完，把茶叶放在堂屋桌子上，离开男方家，退婚就算结束了
　　订婚茶: 内蒙、辽宁一带的撒拉族，男方请媒人说亲经女方家长或姑娘同意后，双方便择定吉日由媒人向女方家送“订婚茶”。订婚茶一般是四斤的茯砖茶一块、耳坠一对以及其它礼品。我国西北部的东乡族小伙子订婚，礼品是茯茶二盒和方糖二盒，再加上一些服饰。
　　定茶: 定茶是西北东乡族订婚的一种习俗。
　　过去，东乡人有早婚的习惯。子女长到七八岁时，父母就替他们作主订婚，如果父母早亡，则由亲家伍(族)叔伯、兄长作主。先由男方请媒人到女家说亲。当女方应允后，男方就要送“订茶”。定茶一般都是几斤细茶，几件衣物。送订茶后，就算正式定婚。
　　东乡人用茶订婚的习俗由来已久。古时，这里就有喝茶的习惯，而茶叶要到遥远的南方才有，运输很不方便。有一回，一个东乡商人从南方挖来一株茶树，种在自家地里，不久，茶树便干枯死去了。后来，他们认为茶树是一种至性不移之物，一旦发芽、生根到长大成树，是不能移植的。否则，茶树将会死去。姑娘嫁人也好比茶树一样，一送定茶以后，不许后悔，再嫁二家，这就叫一家女不喝二家茶。
　　送茶包: 送茶包是我国西北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的婚俗。
　　一对青年定婚，先要让媒人去女方家说亲。如女方家中同意，媒人便将结果通知男方家中，男方准备一包茯茶(也有的用春尖或沱茶)用大红纸包封起来，或者用红纸剪成各种花样，贴在茯砖上；再用红纸做成两个方盒，装上冰糖、红枣等食品，外用红线扎住，请媒人送到女方家中。至此，男女双方相互了解对方的品性和为人，以便立下是否缔结姻缘的决心。
　　闹油茶: 闹油茶是侗族沿袭已久的婚礼俗。流行于广西三江平岩。于新娘回门之日的头天晚上举行。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山寨一些俏皮的后生伢子打扮得整整齐齐，来到新娘家。新娘闻知，立即躲进洞房。后生故意把木楼蹬得咚咚响，然后，自己动手到炉子里烧起大火。把铁锅烧得通红，丢许多鞭炮进去，炸得满屋子烟雾弥漫，新娘怕弄坏锅头，只得装出又生气、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出来打油茶。
　　后生们见目的已达到，马上在房里的凳子上坐得规规矩矩，等着喝茶。
　　新娘将早已备好的花生、芝麻等佐料倒入擂钵。新娘右手拿擂捧，左手扶擂钵，嘭嗵--嘭嗵……一会儿，擂茶就端出来了。按规矩，每人都得喝三碗，当喝完最后一碗时，后生们都得掏出一元钱左右，作为“针线钱”放在碗中，送给新娘。
　　亲婆茶: 侗族婚礼中有亲婆茶，也叫新人茶。亲婆即送婆、陪婆，由新娘家选定的上辈姑娘，有的二位，一位也行。亲婆茶是新娘进屋的当天正午，送婆首先吃甜口茶，用白糖加茶叶，还有米花、麻叶、粑粑、酸姜、红枣子糖、步步高糕点等，每人一份，一般只象征吃一点，余下包好，待亲婆返回时全部送上。
　　红豆茶: 红豆茶是侗族象征吉祥如意的“喜茶”。红豆茶里有好几种食物:一是米花，用白米、糯米倒入油锅里煎开花的，二是用炒得焦黄的炒米，三是包谷或黄豆，四是用从坡上摘来的新鲜茶叶，把这些合在一起倒入锅里煮，加上办喜事杀猪的猪血就成了喷喷香的红豆茶。
　　婚礼茶: 藏民把茶叶看作是珍贵的礼品。藏民结婚，必须熬出大量色泽红浓的酥油茶来招待客人，以此象征婚姻美满幸福，夫妻相敬如宾，恩爱情深。这种古朴风俗沿袭至今。
　　陪嫁茶: 云南西双版纳的布朗族人举行婚礼这天，男方派一对夫妇接亲，女方派一对夫妇送亲。父母给女儿的嫁妆包括茶树、竹蓬、铁锅、布和公鸡、母鸡各一对。富裕人家可陪送金银首饰和牛等。不管穷困与富裕家庭，茶树是绝对不能少的。布朗族人把茶树当作至性不移之物。
　　合合茶: 湖南衡阳一带，闹新房是很有特色的。青年男女涌进张灯结彩的大门，将在门边迎客的新郎新娘连推带搡，拉到堂屋里，七手八脚把他们按在早已准备好的两条板凳上坐下。羞羞答答的新娘在大庭广众之中用背对着新郎。
　　这时，拢来二位调皮的小伙子，使劲地将新郎扳过一百八十度，和新娘面对面坐下，膝盖挨着膝盖。不让她动弹半点。另外，一位小伙子搬起新娘的左脚，搁在新郎的右大腿上；然后将新娘新郎的右手抬起；扳开他们的拇指与食指，合并成一个长方形。旁边的另外一个人将早就准备在手的瓷茶杯放在长方形里，立即注满茶水，让前来道喜的亲朋戚友轮流把嘴凑上去喝一口。喝干了，又注上，一边喝，一边说笑话，直到所有的人都喝遍为止。场面热闹有趣。这就是湖南衡阳一带闹新房的合合茶。
　　今天，除了那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我国某些汉族地区也仍旧保留着“茶礼”风俗。如浙江省不少乡镇，至今仍颇有陆羽遗风，男女老少嗜茶成风，天天“三饭六茶”，每逢有娶亲嫁女之事，村里人总要登门喝茶以表祝贺。他们还盛行喝“新家婆茶” ，讨“新娘子茶”，请“新娘子茶”。未出嫁的姑娘家里，也总是备好茶叶招待未来的女婿，家里女儿越多，茶叶吃得越多，姑娘总是把最好的茶叶给小伙子吃。此外，在大、中城市里，青年男女如今虽然不再用茶叶作为爱情的媒介，但也经常把茶叶作为礼品相赠。燕尔新婚之时，亲人也免不了用西湖龙井等名茶招待客人，在慢斟细品中，宾主共叙，互相勉励，同祝幸福。至于日常生活中，男女青年饮茶交谈，对茶生情，更是极普遍的一种生活现象。

云雾山

茶与书法

　　书法的发生发展，和其他艺术一样，是沿着一条由实用到艺术的道路前进的。它的初期只是作为一种记事手段，但古代许多信札、碑文、书稿等，现在看来大都是很好的书法作品。我们今天考察茶的起源和发展情况，除了从茶的物种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角度出发之外，还有一条从文学的道路可以探索。历史遗留下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种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它还可作为其他学科资料的一种补充。
　　一般认为，唐代之前均以“荼”字表示茶，所以对“荼”字，茶叶专家们总是抱着浓厚的兴趣去探讨、研究和发展。目前看来，“荼”字字形的较早遗迹，是在古玺印中，如《古籀汇编》中收有的三个古玺文字。应该是先秦时的书迹，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唐代是书法艺术盛行时期，也是茶叶生产的发展时期。书法中有关茶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著名的狂草书家怀素和尚的《苦笋贴》。这是一幅信札，上曰:“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全帖虽只有十四个字，但通篇章法气韵生动，神采飞扬。从中可以看出怀素对茶的渴望心情。
　　说到怀素，又自然而然地想到茶文化的杰出贡献者、世称“茶圣”陆羽。《僧怀素传》便是陆羽所作，其中有几段是记述怀素、邬彤和颜真卿讨论书法艺术的言语。怀素与邬彤为表兄弟；常从彤受笔法。彤曰:“张旭长史又尝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晚年颜真卿问怀素曰:“师竖牵学古钗脚，何如屋漏痕?”又问:“师亦有自得之乎?”素曰:“贫道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尝师之。其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如壁折之路，一一自然。”这段书论中所言的“屋漏痕”、“壁折之路”等比喻，启迪了后来书家对运笔妙法的领悟，至今还为书法家们津津乐道，对书法创作和理论产生着重大影响。陆羽还有一篇《论徐颜二家书》，他认为学书应重神似，而不应为外表形态所囿，持论也颇有见地。史载陆羽从小就刻苦学习，“竟陵西湖无纸，学书以竹画牛背为字”，并与颜真卿过往甚密，他曾挥笔题壁:“天下奇泉”，也曾在庐山与挚友皇甫冉把盏啜茗畅谈书法。纵观陆羽一生中的种种成就，无疑当推《茶经》为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陆羽还是一位有造诣的书论家。
　　宋代，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可谓茶人迭出，书家群起。茶叶饮用由实用走向艺术化，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宋四家”之一的蔡襄(君谟)。蔡襄一生好茶，作书必以茶为伴。在任福建路转运使时，他改进了制茶工艺，采用更为细嫩的原料，制成精美细巧、价值黄金的小龙团(上品龙茶)。宋人熊蕃称:“自小龙团出而龙风遂为次矣。”欧阳修也在《龙茶录后序》中说:“仁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蔡襄不仅在制茶实践上有独到之处，而且更有一部影响甚大的理论著作《茶录》。
　　《茶录》是对《茶经》的一个发展。并且，蔡襄的《茶录》书迹本身，便是一幅有名的佳作，历代书家多有妙赞。除此之外，蔡襄还有《北苑十咏》、《精茶贴》等有关茶的书迹传世。宋代《宣和书谱》对蔡襄书法作如是评论:“大字巨数尺，小字如毫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缜密，小者不失宽绰。……尤长于行，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
　　唐宋以后，茶与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有茶叶内容的作品也日益增多。流传至今的佳品有苏东坡的《一夜帖》、米芾的《苕溪诗》、郑燮的《竹枝词》、汪巢林的《幼孚斋中试泾县茶》等等。其中有的作品是在品茶之际创作出来的。至于近代的佳品则更多了。
　　历代书迹中有着茶事，历代茶事中有着书家。“酒壮英雄胆，茶引学士思”，茶能触发文人创作激情，提高创作效果。但是，茶与书法的联系，更本质的是在于两者有着共同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特性，两者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将两者永远地联结了起来。
　　茶在生活中的地位，由疗疾的良药、提神的佳饮、交友的雅物一直上升到事艺的清品，并衍生出一系列的茶艺活动和具备了特定的思想内涵，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嬗变而成的。特别是魏晋以来，诸如“以茶代酒”、“陆纳杖侄”等佳话的出现及茶与佛教结合而逐渐显现出朴素、廉洁、宁静、清雅、淡泊、去欲、和睦、互敬……一系列象征意义。因此，茶艺的精神及给人的审美愉悦总是离不开这些内容。它最终是对人的品行道德的一种修炼。中国书法的创作心态和艺术特性与此有很大的相通之处。中国书法艺术，讲究的是在简单的线条中求得丰富的思想内涵，就象茶与水那样在简明的色调对比中求得五彩缤纷的效果。它不求外表的俏丽，而注重内在的生命感，从朴实中表现出韵味。对书家来说，要以静寂的心态进 入创作，去除一切杂念，意守胸中之气。书法对人的品格要求也极为重要的，如柳公权就以“心正则笔正”来进谏皇上。宋代苏东坡最爱茶与书法，司马光便问他:“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君何同爱此二物? ”东坡妙答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也；皆坚，是其操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这里，苏东坡是将茶与书法两者上升到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高度来加以认识的。此外， 如陆游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这些词句，都是对茶与书法关系的一种认识，也体现了茶与书法的共同美。

云雾山

茶与祭祀

　　由于茶与宗教关系密切，所以，茶还常常作为祭天祀祖的物品。作为祭品的茶，往往寄托祭祀者的深深的祝愿。
　　用茶祭祀，在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据梁萧子显《南齐书》记载: 南朝时齐世祖武皇帝萧颐，在他的遗诏里说:“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神异记》一书中记述了一个故事，说浙江余姚人虞洪上山采茶，遇见一位道士，牵着三头青牛，道士带着虞洪到了瀑布山，对他说:“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以后，虞洪就用茶来祭祀，后来家人进山，果然经常采到了大茶。在这里，古人认为即使是“仙人”，同样也是爱茶，这就是用茶祭天的延伸。
　　有关这类记载，说得最详细的要算是南朝宋刘敬叔著的《异苑》，其中记到：剡县(今浙江嵊州市)人陈务的妻子，年轻守寡，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很喜欢喝茶。因为住宅里有一个古墓，她每次在喝茶之前，总是先用茶祭祖，她的两个儿子很讨厌这种做法，对她说:“古冢何知？徒以劳？”要把古墓掘掉，经母亲苦苦劝说，才算作罢。那一夜，她梦见有个人对她说:“吾止此冢 三百余年，卿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享吾佳茗，虽泉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天亮后，她在院子里发现有铜钱十万，好像是很久以前埋在地下的，只是穿钱的绳子是新的。为此，她把这件事告诉两个儿子，他们都感到惭愧。此后，他们一家祭奠得更加虔诚了。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我国的饮茶风俗，在民间已有用茶祀祖的做法。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恩怨相报的思想。
　　用茶作为随葬物，这种风习，在我国的不少地区，一直沿袭。长辈死后，若生前爱茶，做晚辈的就用茶作随葬品，以尽孝心，慰藉长辈在天之灵。至于根据故人生前遗嘱作为随葬物的，更是时有所闻。
　　用茶作为殉葬品，在我国民间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茶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人虽死了，但阴魂犹在，衣食住行，如同凡间一般，饮茶仍然是不可少的。前面提及的几则神异故事，就是这种意念的反映。它虽有迷信色彩，但也表现了晚辈对长辈的一片孝心。一种认为茶是“洁净”之物，能吸收异味，净化空气，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用茶作随葬物，有利于死者的遗体保存和减少环境污染。
　　在我国民间，还有信神拜佛的，尤其一些善男信女，常用“清茶四果”或“三茶六酒”，祭天谢地，期望能得到神灵的保佑。
　　至于逢年过节，尤其如此，在江浙一带，特别在一些老年人中间，说农历七月初七是地藏王菩萨生日；七月十五日，是阴间鬼放假的日子；十二月二十三日，是大年徐夕，等等。在这些节日，就得用三茶六酒，拜天谢地，泼洒大地，以告慰神灵，保佑平安，寄托未来。这种祭祀方式在一些老年人中和农村地方，不时可以看到。
　　在我国民间还有一些信神的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由于他们把茶看作是一种“神物”，用茶敬神，便是最大的虔诚。所以，在我国古刹禅院中，常备有“寺院茶”，并且将最好的茶叶用来供佛。据《蛮瓯志》记载: 觉林院的僧侣，“待客以惊雷(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佛教规制，还要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茶禅一味”这种习惯，一直流传至今。有鉴于此，一些虔诚的佛教徒，常以茶为供品，向寺院佛祖献茶，这在我国西藏寺院中最为常见。
　　在唐代，做茶叶生意的人，往往在家里供上一个陆羽的瓷像，相隔一段时期，要用茶水浇洒瓷像，作为一个祭祀茶祖的方式，是为了保佑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兴旺。
　　用茶祭祀，有的还是沿袭民间传说而逐渐形成的，如我国著名黄山毛峰茶的产地安徽黄山一带农村，有的农户，往往在堂屋的香案上供奉一把茶壶。据说明代时，徽州府有个知县，闻说黄山云雾茶不仅清香扑鼻，滋味甘醇，而且在泡茶时能出现奇景: 在雾气缭绕的茶壶之上，似能见到有个美丽的姑娘，左脚跪地，面对旭日；右手前伸，犹如一只飞翔的天鹅。知县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匆匆赴京禀报皇上。哪知皇帝要在金殿面试，不料一试，未能形成奇观，于是龙颜大怒，将知县立即问斩，并追查制造“胡言邪说”的人，以同罪处之。徽州知府闻听此言，大惊失色。他虽听过有此传说，但未曾想到知县会瞒着他进京献茶，落得杀身之祸，如今又要给茶乡百姓带来灾难，该杀多少无辜。为此，他只得将个中原由告诉百姓，问众位父老，如何是好? 结果，黄山百姓告诉他，用黄山云雾茶泡茶，确有这等景观，但必须有四个条件，这就是必须用谷雨前采制的茶叶，盛在紫砂壶中，再用栗树炭烧的山泉水冲泡，才能有此奇观。至此，知府才明白其中奥妙，于是他亲自带着一位有丰富泡茶经验的老汉，带着谷雨前茶、紫砂壶、山泉水、栗树炭，来到金殿之上，当场验证。这一着，果然有效，使龙颜大悦，文武百官见了也呼“神奇！”于是，皇帝重赏了知府，撤散前旨，终于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从此之后，黄山百姓把知府上京用过的紫砂茶壶、扁担、绳索等物奉若珍宝。特别把茶壶看作是“救命壶”。黄山的家家户户，都置上一把，作为供物。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云雾山

茶、禅、佛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
　　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
　　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性修行的作用。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
　　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
　　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
　　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
　　到宋代仪茶敬佛，发展成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表演，宋代的斗茶也十分时兴，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上品茶，斗茶风遍及各地。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
　　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
　　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
　　唐代轰动一时的禅宗“赵州吃茶去”，正是茶禅一味的表现。
　　说的是河北赵州有一禅寺，寺中一高僧名从念禅师人称“赵州”，问新到僧：“曾到此间乎？”
　　答：“曾到。”
　　赵州说：“吃茶去！”
　　又问一僧，答：“不曾到。”
　　赵州又说“吃茶去！”
　　后院主问：“为何到也‘吃茶去’，不曾到也‘吃茶去’？”
　　赵州又说：“吃茶去”。
　　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答，正是反映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来或没来过，或者相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进入“茶禅一位”的境界。正所谓：“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静心境；唯是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又诗云：“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揭，不如吃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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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中国茶道修行的必由之路


　　中国茶道是修身养性，追寻自我之道。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必由途径。如何从小小的茶壶中去体悟宇宙的奥秘？如何从淡淡的茶汤中去品位人生？如何在茶事活动中明心见性？如何通过茶道的修习来澡雪精神，锻炼人格，超越自我？答案只有一个——静。
　　老子说：“至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庄子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伏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老子和庄子所启示的“虚静观复法”是人们明心见性，洞察自然，反观自我，体悟道德的无上妙法。 道家的“虚静观复法”在中国的茶道中演化为“茶须静品”的理论实践。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写道：“茶之为物，……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徐祯卿《秋夜试茶》诗云：
　　静院凉生冷烛花，风吹翠竹月光华。
　　闷来无伴倾云液，铜叶闲尝字笋茶。
　　梅妻鹤子的林逋在《尝茶次寄越僧灵皎》的诗中云：
　　白云南风雨枪新，腻绿长鲜谷雨春。
　　静试却如湖上雪，对尝兼忆剡中人。
　　诗中无一静字，但意境却幽极静笃。
　　戴昺的《赏茶》诗：
　　自汲香泉带落花，漫烧石鼎试新茶。
　　绿阴天气闲庭院，卧听黄蜂报晚衙。 连黄蜂飞动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可见虚静至极。“卧听黄蜂报晚衙”真可与王维的“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相比美。
　　苏东坡在《汲江煎茶》诗中写道：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写时声。
　　枯肠未易禁散碗，卧听山城长短更。
　　生动描写了苏东坡在幽静的月夜临江汲水煎茶品茶的妙趣，堪称描写茶境虚静清幽的千古绝唱。
　　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虚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虚静升华净化，你将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和一”的“天乐”境界。 得一静字，便可洞察万物、道铜天地、思如风云，心中常乐，且可成为男儿中之豪情。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教更主静。我们常说：“禅茶一味”。在茶道中以静为本，以静为美的诗句还很多，唐代皇甫曾的《陆鸿渐采茶相遇》云：
　　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
　　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
　　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
　　寂寂燃灯夜，相思一磐声。
　　这首诗写的是境之静。 宋代杜小山有诗云：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写的是夜之静。
　　清代郑板桥诗云：
　　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柯。
　　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
　　写的是心之静。
　　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大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课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激，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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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中国茶道中人的身心享受

　　“怡”者和悦、愉快之意。
　　中国茶道是雅俗共赏之道，它体现于平常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不讲形式，不拘一格。突出体现了道家“自恣以适己”的随意性。同时，不同地位、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茶道由不同的追求。。历史上王公贵族讲茶道，他们中在“茶之珍”，意在炫耀权势，夸示富贵，附庸风雅。文人学士讲茶道重在“茶之韵”，托物寄怀，激扬文思，交朋结友。佛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德”意在去困提神，参禅悟道，间性成佛。道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功”，意在品茗养生，保生尽年，羽化成仙。普通老百姓讲茶道，重在“茶之味”，意在去腥除腻，涤烦解渴，享受人生。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茶事活动中取得生理上的快感和精神上的畅适。
　　参与中国茶道，可抚琴歌舞，可吟诗作画，可观月赏花，可论经对弈，可独对山水，亦可以翠娥捧瓯，可潜心读《易》，亦可置酒助兴。儒生可“怡情悦性”，羽士可“怡情养生”，僧人可“怡然自得”。中国茶道的这种怡悦性，使得它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怡悦性也正是中国茶道区别于强调“清寂”的日本茶道的根本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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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中国人不轻易言“道”，而一旦论道，则比执著于“道”，追求于“真”。“真”是中国茶道的起点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
　　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所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最好是真山真水；挂的字画最好是名家名人的真迹；用的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含了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新静要真闲。茶是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真。
　　中国茶道追求的“真”由三重含义。
　　1.追求道之真，即通过茶事活动追求对“道”的真切体悟，达到修身养性，品味人生之目的。
　　2.追求情之真，即通过品茗述怀，使茶友之间的真情得以发展，达到茶人之间互见真心的境界。
　　3.追求性之真，即在品茗过程中，真正放松自己，在无我的境界中去放飞自己的心灵，放牧自己的天性，达到“全性葆真”。
　　爱护生命，珍惜声明，让自己的身心都更健康，更畅适，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更真实，做到“日日是好日”，这是中国茶道的追求的最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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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道与佛教


　　佛教于公元前6——前5世纪间创立于古印度，月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随唐时达到鼎盛时期。而茶是兴于唐、盛于宋。创立中国茶道的茶圣陆羽，自由曾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竟陵龙盖寺学文识字、习颂佛经，其后又于唐代诗僧皎燃和尚结为“生相知，死相随”的缁素忘年之交。在陆羽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可以说，中国茶道从一开始萌芽，就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人知的便是——禅茶一味。
　　“禅茶一味”的思想基础
　　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曰“苦”
　　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第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
　　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情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曰“静”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无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 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三曰“凡”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 次话一语中的。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曰“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
　　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
　　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
　　愿大家都作个放得下，无牵挂的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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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人怎样喝茶


　　“茶圣”陆羽是如何煮茶的？这一失传千年的唐代茶艺，经过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等方面专家近一年的科学实验，终于得到科学“复原”。
　　中国茶文化国际研究会副会长、著名茶专家程启坤说，陆羽煮茶法是唐代饮茶文化的主体，其成功复原就是唐代茶艺的成功复原。
　　据《农业考古》杂志主编陈文华介绍，中国人在散茶冲泡之前，一般都是煮茶吃。许多人曾依据《茶经》等文献中的记载复原以陆羽煮茶法为代表的唐代茶艺，但大多是以文学家的想象展开的定性研究，主要体现表演价值。此次茶叶专家们以科学实验为基础，首次对唐代饼茶和陆羽的煮茶法进行了科学的量化研究和成功实践，这在茶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茶是中国的“国饮”，也是世界三大软饮料之一。据考证，中国人饮茶是从鲜叶生吃咀嚼开始，后变为生叶煮饮，形成比较原始的煮茶法。唐时饮茶开始由粗放走向精工，尤以集历代茶艺精华、著有世界上第一部茶艺专著的陆羽为杰出代表。陆羽在总结前人饮茶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亲身体验，提出了煮茶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开创了饮茶新风尚，推动了唐代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唐皇宫每年4月也举办盛大的“清明茶宴”，法门寺地宫1987年出土的13件金银茶器，就是唐代皇帝供奉的。
　　参与“复原”唐代茶艺研究的姚国坤说，陆羽煮茶法讲究技艺、注重情趣，要求茶、水、火、器“四合其美”。要真实地复原陆羽煮茶法，首先要用唐代的制茶工艺做出当时的饼茶。为此，研究人员根据《茶经》规定的茶叶采制时间、采摘嫩度、饼茶加工工序等，制定了采茶、摊放、蒸叶、捣碎、压模成形、穿孔、脱模、初次烘干和再烘至干的工艺流程，经过反复比较实验，制作出了9种不同规格的方、圆两型唐代饼茶。
　　姚国坤说，陆羽煮茶法距今已有1200余年，茶是何种煮法？除书本简单记载外，已无踪可觅。我们根据《茶经》相关内容，采用山泉水、电热能（火）、瓷饮器，经过无数次实验发现，“复原”陆羽煮茶法和唐代茶艺要把握好三个关键：一是煮茶前先要烤茶，烤茶要讲究远近、茶色和时间长度，以保证饼茶香高味正。二是碾茶要适度。在烘干饼茶冷却后，将其敲成小块，再倒入碾钵碾碎，用箩筛选出粗细适中的茶颗粒，这样煮出的茶汤清明，茶味醇正，不会生苦涩味。
　　“最重要的是煮茶时要掌握好火候，协调好茶、水、盐三者用量的比例关系”，姚国坤说，当水温达86摄氏度至88摄氏度发生“一沸”时，按一定比例加盐；当水汽增加，“缘边如涌珠连泉”的“二沸”时，舀出一瓢沸水待用，并用夹有节奏地向同一方向搅水，当中心出现旋涡时，按量放入茶叶，至茶水“腾波鼓浪”的“三沸”时，加进“二沸”时舀出的一瓢水止沸，随即端下煮茶锅，舀茶汤分成3至5碗。姚国坤笑着对笔者说：“此时，边品茶，边尝点心，有滋有味，真是茶乐融融，唐代茶艺的精髓也即在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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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具发展史
　　中国古代茶具发展史初探
　　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从中还可以看到陶瓷制造的艺术造谐，过去对这方面作系统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笔者不揣浅陋，试对古代茶具的概念及其种类作一个初步探讨，并主要论述唐宋以来茶具的发展进程及其社会原因，文章只是抛砖引玉，欠妥之处，请专家们斧正。
　　一、古代茶具的概念及其种类
　　茶具，古代亦称茶器或茗器。“茶具”一词最早在汉代已出现。据西汉辞赋家王褒《憧约》有“烹茶尽具，酺已盖藏”之说，这是我国最早提到“茶具”的一条史料，到唐代，“茶具”一词在唐诗里触处可见，诸如唐诗人陆龟蒙《零陵总记》说：“客至不限匝数，竞日执持茶器。”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唐代文学家皮日休《褚家林亭诗》有“萧疏桂影移茶具”之语，宋、元、明几个朝代，“茶具”一词在各种书籍中都可以看到，如《宋史·礼志》载：“皇帝御紫哀殿，六参官起居北使……是日赐茶器名果”宋代皇帝将“茶器”作为赐品，可见宋代“茶具”十分名贵，北宋画家文同有“惟携茶具赏幽绝”的诗句。南宋诗人翁卷写有“一轴黄庭看不厌，诗囊茶器每随身。”的名句，元画家王冕《吹萧出峡图诗》有“酒壶茶具船上头。”明初号称“吴中四杰”的画家徐责一天夜晚邀友人品茗对饮时，他趁兴写道：“茶器晚犹设，歌壶醒不敲。”不难看出，无论是唐宋诗人，还是元明画家，他们笔下经常可以读到“茶具”诗句。说明茶具是茶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现代人所说的“茶具”。主要指茶壶、茶杯这类饮茶器具。事实上现代茶具的种类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古代“茶具”的概念似乎指更大的范围。按唐文学家皮日休《茶具十咏》中所列出的茶具种类有“茶坞、茶人、茶筍、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其中“茶坞”是指种茶的凹地。“茶人”指采茶者，如《茶经》说：“茶人负以（茶具）采茶也。”
　　“茶籯”是箱笼一类器具。唐陆龟蒙写有一首《茶籯诗》“金刀劈翠筠，织似波纹斜。”可知“茶籯”是一种竹制、编织有斜纹的茶具，“茶舍”多指茶人居住的小茅屋，唐皮日休《茶舍诗》日“阳崖忱自屋，几日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煎柴蕨，乃翁研茶后，中妇拍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诗词描写出茶舍人家焙茶、研（碾）茶、煎茶、拍茶辛劳的制茶过程。
　　古人煮茶要用火炉（即炭炉），唐以来煮茶的炉通称“茶灶”，《唐书·陆龟蒙传》说他居住松江甫里，不喜与流俗交往，虽造门也不肯见，不乘马，不坐船，整天只是“设蓬席斋。束书茶灶。”往来于江湖，自称“散人”，宋南渡后誉为“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压波堂赋》有“笔床茶灶，瓦盆藤尊”之句。唐诗人陈陶《题紫竹诗》写道：“幽香入茶灶，静翠直棋局。”可见，唐宋文人墨客无论是读书，还是下棋，都与“茶灶”相傍，又见茶灶与笔床、瓦盆并例，说明至唐代开始，“茶灶”就是日常必备之物了。
　　古时把烘茶叶的器具叫“茶焙”。据《宋史·地理志》提到“建安有北苑茶焙。”是有名的，又依《茶录》记载说，茶焙是一种竹编，外包裹箬叶（箬竹的叶子），因箬叶有收火的作用，可以避免把茶叶烘黄，茶放在茶焙上，要求温度小火烘制，就不会损坏茶色和茶香了。
　　除了上述例举的茶具之外。在各种古籍中还可以见到的茶具有：茶鼎、茶瓯、茶磨、茶碾、茶臼、茶櫃、茶榨、茶槽、茶宪、茶笼、茶筐、茶板、茶挟、茶罗、茶囊、茶瓢、茶匙……等。究竟有多少种茶具呢？据《云溪友议》说：“陆羽造茶具二十四事。”如果按照唐代文学家《茶具十咏》和《云溪友议》之言，古代茶具至少有24种。这段史料所言的“茶具”概念与今是有很大不同的。


　　二、中世纪后期煮茶茶具的改进
　　古人饮茶之前，先要将茶叶放在火炉上煎煮。在唐代以前的饮茶方法，是先将茶叶碾成细未，加上油膏、米粉等，制成茶团或茶饼，饮时捣碎，放上调料煎煮。煎煮茶叶起于何时，唐代以来诸家就有过争论。如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说：“于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后人看到魏时的《收勘书图》中有“煎茶者”。所以认为煎茶始于魏晋。据《南窗记谈》“饮茶始于梁天监（公元502年）中事。”而据王褒《憧约》有“烹茶尽具”之语，说明煎煮茶叶需要一套器具。可见西汉已有烹茶茶具。时至唐代，随着饮茶文化的蓬勃发展，蒸焙、煎煮等技术更是成熟起来。据《画谩录》记载：“贞元（公元785）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其后稍为饼样，故谓之一串。”茶饼、茶串必须要用煮茶茶具煎煮后才能饮用。这样无疑促进茶具的改革，而进入一个新型茶具的时代。
　　从中世纪后期来看，宋、元、明三代，煮茶器具是使用一种铜制的“茶罏”。据《长物志》记载：宋元以来，煮茶器具叫“茶罏”，亦称“风罏”。陆游《过憎庵诗》日：“茶罏烟起知高兴，棋子声疏识苦心。”依此说，宋陆游年间就有“茶罏”一名，元代著名的茶罏有“姜铸茶罏”，《遵生八笺》说：“元时，杭城有姜娘子和平江的王吉二家铸法，名擅当时。”这二家铸法主要精干罏面的拔蜡，使之光滑美观，又在茶罏上有细巧如锦的花纹。“制法仿古，式样可观，”还说“炼铜亦净……或作。”实指镀金。由此可见，元代茶罏非常精制，时至明朝，社会也普通使用“铜茶罏”，而特点是在做工上讲究雕刻技艺。其中有一种饕餮铜罏在明代最为华贵。“饕餮”是古代一种恶兽名，一般在古代钟鼎彝器上多见到这种琢刻的兽形。是一种讲究的琢刻装饰。由此见到，明代茶罏多重在仿古，雕刻技艺十分突出。
　　我国中世纪后期，除了煮茶用茶罏，还有专门煮水用的“汤瓶”。当时俗称“茶吹”，或“铫子”，又有“镣子”之名。最早我国古人多用鼎和镬煮水。《淮南子·说山训》载：“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高诱注：“有足日鼎，无足日镬”。（明清时期，我国南方一些地区把“镬”叫锅。）从史料记载来看，到中世纪后期，用鼎、镬煮水的古老方法才逐渐被“汤瓶”取而代之。
　　过去一些作家认为，我国约在元代出现“泡茶”（即“点茶”）方法，因此元代煮水器具为之一变（指改制用汤瓶）。但据笔者所收集的史料来看，煮水用瓶在南宋就存在了。这里顺便摘引两条史料为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记载说：“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近世（指南宋）沦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难以候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依罗大经之意，过去（南宋以前）用上口开放的鼎、镬煮水，便于观察水沸的程度，而改用瓶煮水，因瓶口小，难以观察到瓶中水沸的情况，只好靠听水声来判断水沸程度，《鹤林玉露》又说：“陆氏（陆羽）之法，以末（指碾碎的茶末）就茶，故以第二沸为合量下末。”陆羽是唐朝人，是《茶经》的作者，被认为是我国唐代茶文化兴起的奠基人。这样一个茶家煮水都使用“镬”，足可说明唐代还未曾使用“汤瓶”。又据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煎茶歌》中谈到煮水说“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银瓶泻汤誇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苏轼的这段诗词可以作为宋以来煮水用“汤瓶”的又一很好的例证。
　　明朝，沦茶煮水使用“汤瓶”更是普遍之事，而且汤瓶的样式品种也多起来。从金属种类分，有锡瓶、铅瓶、铜瓶等。当时茶瓶的形状多是竹筒形。《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说，这种竹筒状汤瓶好处在于“既不漏火，又便于点注（泡茶）”。可见汤瓶既煮水又可用于泡茶两种功用。明代同时也开始用瓷茶瓶，可是因为“瓷瓶煮水，虽不夺汤气，然不适用，亦不雅观。”所以实际上，明代日常生活中是不用瓷茶瓶的。明朝“茶瓶”中还有奇形怪状的作品。见《颂古联珠通集》“一口吸尽江南水，庞老不曾明自己，烂碎如泥瞻似天，巩县茶瓶三只嘴。”明朝竟有三只嘴的茶瓶，稀奇到了脱离生活实际的地步。无疑，这种怪异茶瓶只能作为收藏装饰物，仅此而已。
　　三、唐宋以来饮茶茶具有新的改进发展
　　古代饮茶茶具主要指盛茶、泡茶、喝茶所用器具。这一概念与今所说的茶具基本相同。唐宋以来的饮茶茶具在用料上主要是陶瓷，金属类饮茶茶具在唐宋以来是少见的。因为金属茶具泡茶远不如陶瓷品，所以是不能登上所谓茶道雅桌的，唐以来主要变化较大的饮茶茶具有：茶壶、茶盏（杯）和茶碗。而这几种茶具与饮茶文化的兴起有直接关系。
　　（一）茶壶
　　茶壶在唐代以前就有了。唐代人把茶壶称“注子”，其意是指从壶嘴里往外倾水，据《资暇录》载：“元和初（公元806年，唐宪宗时）酌酒犹用樽杓……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罂是一种小口大肚的瓶子，唐代的茶壶类似瓶状，腹部大便于装更多的水，口小利于泡茶注水。约到唐代末期，世人不喜欢“注子”这个名称，甚至将茶壶柄去掉，整个样子形如“茗瓶”，因没有提柄，所以又把“茶壶”叫“偏提”。后人把泡茶叫“点注”。就是根据唐代茶壶有“注子”一名而来。
　　明代茶道艺术越来越精，对泡茶、观茶色、酌盏、烫壶更有讲究，要达到这样高的要求，茶具也必然要改革创新。比如明朝茶壶开始看重砂壶，就是一种新的茶艺追求。因为砂壶泡茶不吸茶香，茶色不损，所以砂壶被视为佳品。据《长物志》载：“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热汤气。”说到宜兴砂壶几乎无人不知。而宜兴砂壶正是明朝始有名声。据史料记载说，明朝宜兴有一位名叫供春的陶工是使宜兴砂壶享誉的第一人。《阳羡名陶录》记载说：“供春，吴颐山家僮也。”吴颐山是一位读书人，在金沙寺中读书，供春在家事之余，偷偷模仿寺中老僧用陶土搏坯，制做砂壶。结果做出的砂壶盛茶香气很浓，热度保持更久，传闻出去，世人纷纷效仿，社会出现争购“供春砂壶”的现象。供春真姓“龚”。所以也写成，‘龚春”砂壶。此后又有一个名叫时大彬的宜兴陶工，用陶土，或用染颜色的硇砂土制作砂壶。开始，时大彬模仿“供春”砂壶，壶形比“供春”砂壶更大，一次时大彬到江苏太仓做生意，偶在茶馆中听到“诸公品茶施茶之论。”顿生感悟，回到宜兴后始作小壶。其壶“不务妍媚，而朴雅坚粟，妙不可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画航录》说：“大彬之壶，以柄上拇痕为识。”是说世人以壶柄上识有时大彬拇指印者为贵。从此宜兴砂壶名声远布，流传至今，还是人见人爱的精制茶具。
　　（二）茶盏、茶碗
　　古代饮茶茶具主要有“茶椀”（碗）、“茶盏”等陶瓷制品。茶盏在唐以前已有，《博雅》说：“盏杯子。”宋时开始有“茶杯”之名。见《陆游诗》云：“藤杖有时缘石瞪，风炉随处置茶杯。”现代人多称茶杯或茶盏。茶盏是古代一种饮茶用的小杯子，是“茶道”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器具之一。大家知道，我国茶文化兴起于汉唐、盛于宋代。茶盏也随同茶文化的盛起而有较大的变化。
　　宋代茶盏非常讲究陶瓷的成色，尤其追求“盏”的质地、纹路细腻和厚薄均匀。据宋蔡襄《茶录》载：“茶白色、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纣黑，纹路兔毫，其杯微厚，熁火，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依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如盛白叶茶，就选用黑色茶盏，说明当时已经注意到茶具的搭配关系。搭配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更好的茶色与茶香。宋代建安（今福建建瓯）制造的一种稍带红色的黑茶盏，被时人看作是佳品，其次可以看到，当时评赏茶盏的质量，还有茶盏表面的细纹，如建安的绀黑茶盏已经精制到“纹路兔毫”的地步，足见陶艺水平很高。再者看“熁火”。“熁火”之意见《广韵》曰“火气上”，又《集韵》“火通也”，熁音协，含烫意。这里“熁火”实指茶杯中热气的散发程度，明清时期，江苏的宝应、高邮一带把“熁火”称为“烫手”。宋代建安生产的“绀黑盏”比其它地区产品要厚，所以捧在手中有“久热难冷”的好处。因此被看作是宋代茶盏一流产品。
　　《长物志》中还记录有明朝皇帝的御用茶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茶盏工艺最完美的代表作。《长物志》说：“明宣宗（朱瞻基）喜用“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三足茶盏世属罕见。明宣宗的茶盏形状实在怪异，可见明代陶艺人思维活跃，有所创新。另外，明朝的第十一代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则喜用坛形茶盏，时称“坛盏”。明世宗的坛盏上特别刻有“金籙大醮坛用”的字样。“醮坛”是古代道士设坛祈祷的场所。因明世宗后期迷信道教，日事“斋醮饵丹药”。他在“醮坛”中摆满茶汤、果酒，经常独自坐醮坛，手捧坛盏，一面小饮一边向神祈求长生不老。可是这种迷信并没有使这位皇帝长寿，年仅59岁就驾崩了。
　　据史料记载，明代贵重的茶盏主要有“白定窑”的产品，白定即指白色定瓷窑，这种窑瓷为宋代建于定州。在定州，窑瓷茶盏上有素凸花、划花、印花、牡丹、萱草、飞凤等花式。又分红、白两种。时人辨别白定瓷的真伪，主要从是否白色滋润，或见釉色如竹丝白纹等判定是否真品。因定州瓷色白，故称“粉定”，亦称“白定”。尽管白定窑茶盏色白光滑滋润，但是在明朝白定窑茶盏始终是作为“藏为玩器，不宜日用”。为什么这样一种外表美观的茶盏不能作为日用品呢？原因很简单，古人饮茶时，要“点茶”而饮，点茶前先要用热水烫盏。使盏变热，如果盏冷而不热的话，泡出来的茶色不浮，因此也影响到茶色和茶味。白定茶盏的缺点是“热则易损”。即见热易破裂，可谓是好看不好用，所以被明人作为精品玩物收藏。
　　碗，古称“椀”或“盌”。先秦时期，又有“榶盂”一名。《苟子》说：“鲁人以榶，卫人用柯”（原注：盌谓之榶，盂谓之柯）。《方言》又说：“楚、魏、宋之间，谓之盂。”可见椀、盌、榶、柯都是一种形如凹盆状的生活用品，所以古人称“盂”。现代人习惯上已把碗和孟清楚地分开了。
　　在唐宋时期，用于盛茶的碗，叫“茶榶”（碗），茶碗比吃饭用的更小，这种茶具的用途在唐宋诗词中有许多反映。诸如唐白居易《闲眼诗》云：“昼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诗人一餐喝两碗茶，可知古时茶碗不会很大，也不会太小，见韩愈《孟郊会合联句》说：“云纭寂寂听，茗盌纤纤捧”。纤纤多形容细。依此说，唐代茶碗确实不大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也非圆形。
　　上述不难看出，茶碗也是唐代一种常用的茶具，茶碗当比茶盏稍大，但又不同于如今的饭碗，当是一种“纤纤状”如古代酒盏形，从诗词来看，唐宋文人墨客大碗饮茶，以茗享洗诗肠的那般豪饮，从侧面反映出古代文人与饮茶结下不解之缘。

　　四、结束语
　　古代茶具与现代茶具的概念稍有不同。唐宋时期所言的“茶具”似有大概念与小概念之分。如唐、宋、元、明许多诗人笔下的“茶具”主要指与饮茶有关的茶罏、茶壶、茶杯等器具，所以是小概念的。从大概念来看，依唐文学家皮日休《茶具十咏》所指出的有十大件，其中包括制茶、盛茶、烘焙茶具、饮茶有关的器具，甚至包括茶人、茶舍。又按《云溪友议》提到有“二十四种”茶具，显然，后两者是大概念的茶具，这一概念与今有许多不同。
　　唐宋以来，铜和陶瓷茶具逐渐代替古老的金、银、玉制茶具，原因主要是唐宋时期，整个社会兴起一股家用铜瓷，不重金玉的风气。据《宋稗类钞》说“唐宋间，不贵金玉而贵铜磁（瓷）”铜茶具相对金玉来说，价格更便宜，煮水性能好。陶瓷茶具盛茶又能保持香气，所以容易推广，又受大众喜爱。这种从金属茶具到陶瓷茶具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唐宋以来，人们文化观，价值观，对生活用品实用性的取向有了转折性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唐宋文化进步的象征。
　　再之，唐宋以来，陶瓷茶具明显取代过去的金属、玉制茶具，这还与唐宋陶瓷工艺生产的发展直接有关。一般来说，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瓷器生产开始出现飞跃发展，隋唐以来我国瓷器生产进入一个繁荣阶段。如唐代的瓷器制品已达到圆滑轻薄的地步，唐皮日休说道：“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磁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当时的“越人”多指浙江东部地区，越人造的磁器形如圆月，轻如浮云。因此还有“金陵碗，越瓷器”的美誉。王蜀写诗说：“金陵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宋代的制瓷工艺技术更是独具风格，名窑辈出，如“定州白窑”。宋世宗时有“柴窑”。据说“柴窑”出的瓷器“颜色如天，其声如磐，精妙之极”。北宋政和年间，京都自置窑烧造瓷器，名为“官窑”。北宋南渡后，有邵成章设后苑，名为“邵局”，并仿北宋遗法，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为“内窑”。内窑瓷器“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景德镇陶器色变如丹砂（红色），也是为了上贡的需要。大观年间朝廷贡瓷要求“端正合制，莹无暇庇，色泽如一。”宋朝廷命汝州造“青窑器”，其器用玛瑙细未为油，更是色泽洁莹。当时只有贡御宫廷多下来一点青窑器方可出卖。“世尤难得”。汝窑被视为宋代瓷窑之魁，史料说当时的茶盏，茶罂（茶瓶）价格昂贵到了“鬻（卖）诸富室，价与金玉等（同）。”世人争为收藏，除上例之外：宋代还有不少民窑，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等生产的瓷器也非常精美可观。一言蔽之，唐宋陶瓷工艺的兴起是唐宋茶具改进与发展的根本原因。

云雾山

“庆林春”的来历

　　北京人把“柴、米、油、盐、酱、醋、茶”称做“开门七件事”。
　　这7个字的内容和排列都大有讲究，它道出了北京人少不了的饮食要素。
　　别看把“茶”放在最末的位置上，可它在老北京人的生活里少不了也离不开。
　　喝茶的人多，茶叶铺就多。名茶庄大多是前店后厂，自采自做，各有风味，比如庆林春茶庄。
　　1900年，庚子事变中，前门楼子被大火烧光，慈禧鼓起腮帮充胖子也要凑钱把前门楼子修起来。“国门”修好了，大清国也完了。
　　1916年，民国初立，为了一改明清两代帝都的皇城封闭堵塞，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奉命施工打开紫禁城，拆除天安门前废弃多年的千步廊和前门瓮城，拓建府右街等南北通道。
　　有个福建人叫郭庆安，他在修改正阳门工程中专管前门楼子的油漆彩画，自己在前门外劝业场开了个油漆店，从家乡带来个徒弟叫林子训，看门打杂照顾门市营业。林子训三年出师后，就在劝业场南门外摆了个茶摊，卖老家福建运来的花茶。他熟悉老家出产的茶叶质好价廉味香；他也熟悉老北京人一天三遍茶，很有讲究。他在摊上卖的“茉莉高碎”不光口味香、耐沏、颜色正，而且价钱便宜，生意很好。
　　不久他又在劝业场里面租了半间门脸，开了个小茶庄，生意更好。此后，他瞄准了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他知道这是块生金的宝地，顾客中有达官贵人平民百姓，也有东西方洋人和海外来京旅客，路子更宽了。
　　他在东安市场西门买了两间铺房，一大一小，隔路互应，又很花了一番心思布置店房，墙上挂着唐宋诗词，桌上陈设着精美的福建漆器工艺品和茶器，静雅温馨，暗香浮动，令游客驻足小憩。
　　他坚持自采、自加工、自销。卖小包茶，香气浓，新鲜，因为北京人不喜欢存茶叶；他善待职工，工资高，吃得好，但要求严格，不许职工在操作间穿有香水味等异味的衣服，要干净，不能把异味带进茶加工车间；他精心制做不同档次的花茶，同样精选全国各地的优质绿茶，配备各地名茶达一百余种，货正、货全、货真价实是他营销的重要策略之一。他聪明努力，精于管理，更难得的是，他饮水思源，不忘旧情。他为茶庄取名庆林春，就是用带他进京的师傅郭庆安中的“庆”，他的姓“林”，和一个取意蓬勃向上万物复苏的“春”字。
　　后来，他又在前门五牌楼跟前路西开了第三家庆林春。至今，老店依然香飘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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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大师砸壶

　　传说，在清代，江浙一代有名有一个茶壶制作大师，姓邵，人称邵大师，也叫邵大亨，此人不但茶壶做得美妙绝伦，而且为人慷慨、豪爽、正气。有意气相投者，他所做的茶壶可免费赠送，语不投机者千金难求。
　　一次，苏州某巡抚好不容易觅得一邵壶，珍惜万分。一年中秋，坐船出城赏月，一名侍女端盘献茶，不想船身摇动，侍女站立不住，把“邵大亨”壶跌落摔碎。巡抚大怒，把侍女吊起来，重重鞭笞，其哭叫之声凄凄惨惨传遍水面。
　　这时，正好邵大师也和家人、朋友划船在水中赏月，闻得缘由，便说自己船上有好壶，叫巡抚过船来看壶。巡抚过来一看，见16把上好茶壶罗列桌上，件件精品，立即垂涎三尺半。邵大师劝巡抚宽恕侍女，并许诺巡抚可其从十六把壶中任挑选一件“相赠”。
　　巡抚从其言，得壶而去。巡抚一走，劭大师便把余下的十五把壶统统砸碎，忿忿地说：“为了我的壶，竟有人玩物丧‘命’，再不做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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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煎茶

　　唐宋时期茶风极盛，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文人雅士、僧道等均以尚茶为荣，对品茶十分讲究，因而出现了一大批品饮的行家里手。
　　据说，唐时竟陵积公和尚，善于品茶，他不但能辨别所喝是什么茶，沏茶用的是何处水，而且还能判断谁是煮茶人。这种品茶本领，一传十，十传百，人们把积公和尚看成是“茶仙”下凡。这消息也传到了代宗皇帝耳中。代宗本人嗜好饮茶，也是个品茶行家，所以宫中录用了一些善于品茶的人供职。代宗听到这个传闻后，半信半疑，就下旨召来了积公和尚，决定当面试茶。
　　积公和尚到达宫中，皇帝即命宫中煎茶能手，沏一碗上等茶叶，赐与积公品尝。积公谢恩后接茶在手，轻轻喝了一口，就放下茶碗，再也没喝第二口茶。皇上因问何故?积公起身摸摸长须笑答；“我所饮之茶，都是弟子陆羽亲手所煎。饮惯他煎的茶，再饮旁人煎的，就感到淡薄如水了。”皇帝听罢，问陆羽现在何处?积公答道：“陆羽酷爱自然，遍游海内名山大川，品评天下名茶美泉，现在何处贫僧也难准测。”
　　于是朝中百官连忙派人四出寻访陆羽，不几天终于在浙江吴兴苕溪的杼山上找到了，立即把他召进宫去。皇帝见陆羽虽然说话结巴，其貌不扬，但出言不凡，知识渊博，已有几分欢喜，于是说明缘由，命他煎茶献师，陆羽欣然同意，就取出自己清明前采制的茶饼，用泉水烹煎后，先献给皇上。皇帝接过茶碗，轻轻揭开碗盖，一阵清香迎面扑来，精神为之一爽，再看碗中茶叶淡绿清澈，品尝之下香醇回甜，连连点头称赞好茶。接着就让陆羽再煎一碗，由宫女送给在御书房的积公和尚品尝。积公端起茶来，喝了一口，连叫好茶，接着一饮而尽。积公放下茶碗，兴冲冲地走出书房。大声喊道：“鸿渐（陆羽的字）何在?”皇帝见状惊问：“积公怎么知道陆羽来了?”积公哈哈大笑道：“我刚才饮的茶，只有渐儿才能煎得出来，喝了这茶，当然就知道是渐儿来了。”
　　代宗十分佩服积公和尚的品茶之功和陆羽的茶技之精，就留陆羽在宫中供职，培养宫中茶师，但陆羽不羡荣华富贵，不久又回到苕溪，专心撰写《茶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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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诗的体裁
　　在我国数以千计的茶诗、茶词中，各种诗词体裁一应俱全，有五古、七古；有五律、七律、排律；有五绝、六绝、七绝，还有不少在诗海中所见甚少的体裁，在茶诗中同样可以找到。
　
　　1、寓言诗
　　采用寓言形式写诗，读来引人联想，发人深思。这首茶寓言诗，记载在一本清代的笔记小说上，写的是茶、酒、水的“对阵”，诗一开头，由茶对酒发话：“战退睡魔功不少，助战吟兴更堪夸。亡国败家皆因酒，待客如何只饮茶?”酒针锋相对答曰：“摇台紫府荐琼浆，息讼和亲意味长。祭礼筵席先用我，可曾说着谈黄汤。”这里说的黄汤，实则是贬指茶水。水听了茶与酒的对话，就插嘴道：“汲井烹茶归石鼎，引泉酿酒注银瓶。两家且莫争闲气，无我调和总不成!”
　　2、宝塔诗
　　唐代诗人元稹，官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白居易交好，常常以诗唱和，所以人称“元白”。元稹有一首宝塔诗，题名《一字至七字诗·茶》，此种体裁，不但在茶诗中颇为少见，就是在其它诗中也是不可多得的。诗曰：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
　　宝塔诗是一种杂体诗，原称一字至七字诗，从一字句到七字句，或选两句为一韵。后又增至十字句或十五字句，每句或每两句字数依次递增一个字。元稹在他的宝塔茶诗自注中说：一至七字诗，“以题为韵，同王起诸公送分司东郡作。”全诗一开头，就点出了主题是茶。接着写了茶的本性，即味香和形美。第三句，显然是倒装句，说茶深受“诗客”和“僧家”的爱慕，茶与诗，总是相得益彰的。第四句写的是烹茶，因为古代饮的是饼茶，所以先要用白玉雕成的碾把茶叶碾碎，再用红纱制成的茶罗把茶筛分。第五句写烹茶先要在铫中煎成“黄蕊色”，尔后盛在碗中浮饽沫。第六句谈到饮茶，不但夜晚要喝，而且早上也要饮 。结尾时，指出茶的妙用，不论古人或今人，饮茶都会感到精神饱满，特别是酒后喝茶有助醒酒。所以，元稹的这首宝塔茶诗，先后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从茶的本性说到了人们对茶的喜爱；二是从茶的煎煮说到了人们的饮茶习俗；三是就茶的功用说到了茶能提神醒酒。

　　3、回文诗
　　回文诗中的字句回环往复，读之都成篇章，而且意义相同。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一生写过茶诗几十首，而用回文写茶诗，也算是苏氏的一绝。在题名为《记梦回文二首并叙》诗的叙中，苏轼写道：“十二月十五日，大雪始晴，梦人以雪水烹小团茶，使美人歌以饮余，梦中为作回文诗，觉而记其一句云：'乱点余花睡碧衫'，意用飞燕唾花故事也。乃续之，为二绝句云。”从“叙”中可知苏东坡真是一位茶迷，意连作梦也在饮茶，怪不得他自称“爱茶人”，此事一直成为后人的趣谈。诗曰：
　　酡颜玉碗捧纤纤，乱点余花睡碧衫。
　　歌咽水云凝静院，梦惊松雪落空岩。
　　空花落尽酒倾缸，日上山融雪涨江。
　　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窗。
　　诗中字句，顺读倒读，都成篇章，而且意义相同。苏轼用回文诗咏茶，这在数以千计的茶诗中，实属罕见。
　　4、联句诗
　　联句是旧时作诗的一种方式，几个人共作一首诗，但需意思联贯，相连成章。在唐代茶诗中，有一首题为《五言月夜啜茶联句》，是由六位作者共同作成的。他们是：颜真卿，著名书画家，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官居吏部尚书，封为鲁国公，人称“颜鲁公”；陆士修，嘉兴(今属浙江省)县尉；张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工文辞，任吏官修撰；李萼，赵人，官居庐州刺史；崔万，生平不详；昼，即僧皎然。诗曰：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士修)。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荐)，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萼)。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万)。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昼)。
　　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士修)。
　　这首啜茶联句，由六人共作，其中陆士修作首尾两句，这样总共七句。作者为了别出心裁，用了许多与啜茶有关的代名词。如陆士修用“代饮”比喻以饮茶代饮酒；张荐用的“华宴”借指茶宴；颜真卿用“流华”借指饮茶。因为诗中说的是月夜啜茶，所以还用了“月桂”这个词。用联句来咏茶，这在茶诗中也是少见的。
　　5、唱和诗
　　在数以千计的茶诗中，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唱和诗，可谓别具一格，在咏茶诗中也属少见。
　　皮日休，唐代文学家，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曾任翰林学士。陆龟蒙，唐代文学家，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曾任苏湖两都从事。两人十分知己，都有爱茶雅好，经常作文和诗，因此，人称“皮陆”。他们写有《茶中杂咏》唱和诗各十首，内容包括《茶坞》、《茶人》、《茶笋》、《茶籯》、《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和《煮茶》等，对茶的史料，茶乡风情，茶农疾苦，直至茶具和煮茶都有具体的描述，可谓一份珍贵的茶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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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与诗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为后代留下的茶诗、茶词，不下数千首。中国历代咏茶诗词具有数量丰富题材广泛和体裁多样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西晋左思的《娇女》诗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茶诗了。“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写的左思的两位娇女，因急着要品香茗，就用嘴对着烧水的“鼎”吹气。与左思此诗差不多年代的还有两首咏茶诗： 一首是张载的《登成都楼》，用“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诗句，赞成都的茶；一首是孙楚的《孙楚歌》，用“姜、桂、茶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的诗句，点明了茶的原产地。到唐宋以后，茶的诗词骤然增多，这些茶诗茶词既反映了诗人们对茶的宝爱，也反映出茶叶在人们文化生活中的地位。
　　唐代，随着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发展，涌现了大批以茶为题材的诗篇。如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杜甫的《重过何氏五首之三》：“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白居易的《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等等，有的赞美茶的功效，有的以茶寄托诗人的感遇，而广为后人传诵。诗人袁高的《茶山诗》：“黎甿辍农桑，采摘实苦辛。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则表现了作者对顾渚山人民蒙受贡茶之苦的同情。李郢的《茶山贡焙歌》，描写官府催迫贡茶的情景，也表现了诗人同情黎民疾苦和内心的苦闷。此外，还有杜牧的《题茶山》、《题禅院》等，齐己的《谢湖茶》、《咏茶十二韵》等，以及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颜真卿等六人合作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等等，都显示了唐代茶诗的兴盛与繁荣。
　　北宋由于在“靖康之变”前的近百年中，中原有过一个经济繁荣时期，加之当时斗茶和茶宴的盛行，所以茶诗、茶词大多表现以茶会友，相互唱和，以及触景生情、抒怀寄兴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是欧阳修的《双井茶》诗：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　
　　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茅生先百草。
　　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斛茶养一两芽。
　　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尤须三日夸。
　　苏轼的《次韵曹辅壑源试焙新茶》诗中“从来佳茗似佳人”和他另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欲把西湖比西子”两句构成了一副极妙的对联。范仲淹的《斗茶歌》、蔡襄的《北苑茶》，更为后世文人学士称道。
　 南宋由于苟安江南，所以茶诗、茶词中出现了不少忧国忧民、伤事感怀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是陆游和杨万里的咏茶诗。陆游在他的《晚秋杂兴十二首》诗中谈到：
　　置酒何由办咄嗟，清言深愧谈生涯。
　　聊将横浦红丝碨，自作蒙山紫笋茶。
　　反映了作者晚年生活清贫，无钱置酒，只得以茶代酒，自己亲自碾茶的情景。而在杨万里的《以六一泉煮双井茶》中，则吟到：
　　日铸建溪当近舍，落霞秋水梦还乡。
　　何时归上滕王阁，自看风炉自煮尝。
　　抒发了诗人思念家乡，希望有一天能在滕王阁亲自煎饮双井茶的心情。
　　元代，也有许多咏茶的诗文。著名的有耶津楚材的《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洪希文的《煮土茶歌》、谢宗可的《茶筅》谢应芳的《阳羡茶》等等。元代的茶诗以反映饮茶的意境和感受的居多。
　　明代的咏茶诗比元代为多，著名的有黄宗羲的《余姚瀑布茶》、文征明的《煎茶》、陈继儒的《失题》、陆容的《送茶僧》等。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还有不少反映人民疾苦、讥讽时政的咏茶诗。如高启的《采茶词》：
　　雷过溪山碧云暖，幽丛半吐枪旗短。
　　银钗女儿相应歌，筐中采得谁最多?
　　归来清香犹在手，高品先将呈太守。
　　竹炉新焙未得尝，笼盛贩与湖南商。
　　山家不解种禾黍，衣食年年在春雨。
　　诗中描写了茶农把茶叶供官后，其余全部卖给商人，自己却舍不得尝新的痛苦，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生活极大的同情与关怀。又如明代正德年间身居浙江按察佥事的韩邦奇，根据民谣加工润色而写成的《富阳民谣》，揭露了当时浙江富阳贡茶和贡鱼扰民害民的苛政。这两位同情民间疾苦的诗人，后来都因赋诗而惨遭迫害，高启腰斩于市，韩邦奇罢官下狱，几乎送掉性命。但这些诗篇，却长留在人民心中。  
　　清代也有许多诗人如郑燮、金田、陈章、曹廷栋、张日熙等的咏茶诗，亦为著名诗篇。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清代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皇帝，他六下江南，曾五次为杭州西湖龙井茶作诗，其中最为后人传诵的是《观采茶作歌》诗：
　　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
　　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试一观其道。
　　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
　　地炉文火续续添，干釜柔风旋旋炒。
　　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工夫殊不少。
　　王肃酪奴惜不知，陆羽茶经太精讨。
　　我虽贡茗未求佳，防微犹恐开奇巧。
　　皇帝写茶诗，这在中国茶叶文化史上是少见的。
　　至于现代，咏茶诗篇也是很多的，如郭沫若的《赞高桥银峰茶》，陈毅的《梅家坞即兴》，以及赵朴初、启功、爱新觉罗·溥杰的作品等，都是值得一读的好茶诗。
　　中国的茶诗、茶词，不但数量多，而且题材十分广泛，如写名茶的有王禹偁的《龙凤茶》、范仲淹的《鸠坑茶》、梅尧臣的《七宝茶》、文同的《谢人寄蒙顶茶》、苏轼的《月兔茶》、苏辙的《宋城宰韩文惠日铸茶》、于若瀛的《龙井茶》等等。写名泉的有陆龟蒙的《谢山泉》、苏轼的《求焦千之惠山泉诗》、朱熹的《康王谷水帘》等等。写茶具的有皮日休和陆龟蒙分别作的《茶籯》、《茶灶》、《茶焙》、《茶鼎》以及《茶瓯》等等，写烹茶的有白居易的《山泉煎茶有怀》、皮日休的《煮茶》、苏东坡的《汲江煎茶》、陆游的《雪后煎茶》等，写品茶的有钱起的《与赵莒茶宴》、白居易的《晚春闲居，杨工部寄诗、杨常州寄茶同到，因以长句答之》、刘禹锡的《尝茶》、陆游的《啜茶示儿辈》等。写制茶的有顾况的《焙茶坞》、陆龟蒙的《茶舍》、蔡襄的《造茶》、梅尧臣的《答建州沈屯田寄新茶》等等，写采茶和栽茶的有姚合的《乞新茶》、张日熙的《采茶歌》、黄庭坚的《寄新茶与南禅师》、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杜牧的《茶山下作》、陆希声的《茗坡》、朱熹的《茶阪》、曹廷栋的《种茶子歌》等等，在历代诗人中，由于他们爱茶、饮茶，因而在茶诗、茶词的内容上，写得最多的莫过于颂茶和借茶抒怀。苏轼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中的句子，“从来佳茗似佳人”，将茶比作美女；周子充在《酬五咏》诗中，有“从来佳茗如佳什”，将茶比作美食；秦少游在《茶》诗中，“若不愧杜蘅，清堪拚椒菊”，将茶比作名花，施肩吾在《蜀茶词》中，“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将茶比作琼浆，都表达了对茶的赞颂。陆游以同宗族的“茶神”陆羽自比，在《试茶》诗中称道：“难从陆羽毁茶论，宁和陶潜止酒诗”。表示宁可舍酒取茶；沈辽在《德相惠新茶奉谢》诗中认为：“无鱼乃尚可，非此意不厌”，则表示愿意取茶舍鱼，都充分反映了诗人对茶的偏爱。
　　由于茶能益思，所以诗人饮茶成习，对此体会更深。卢仝在他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除写谢孟谏议寄新茶，和对辛勤采制茶叶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外，其余写的是煮茶和饮茶的体会。诗中说由于茶味好，诗人连饮数碗，每饮一碗，都有一种新的感受：
　　……
　　一碗喉吻润。
　　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
　　卢仝描述的各种不同的饮茶感受，对提倡饮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在唐以后，卢仝连同他的七碗茶诗一起，每每为后人所传诵，卢仝亦从此被后人称之为爱茶诗人。宋代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梅尧臣的《尝茶与公议》、苏轼的《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元代耶律楚材的《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等诗中，都谈到了对卢仝的推崇。
　　自卢仝之后，还有许多诗人谈了饮茶的体会，肯定了茶的作用，可谓是补卢仝)/>之不足。继卢仝之后，唐代诗人崔道融的《谢朱常侍寄贶蜀茶剡纸二首》：“一瓯解却山中醉，便觉身轻欲上天”，认为茶可醒酒，使人轻健。宋代苏轼的《赠包安静先生茶二首》：“奉赠包居士，僧房战睡魔”；陆游的《试茶》：“睡魔何止退三舍， 欢伯直知输一筹”，都认为茶有“破睡之功”；黄庭坚的《寄新茶与南禅师》：“筠焙熟茶香，能医病眼花”，认为茶可以治“眼花”。此外，欧阳修的《茶歌》、陆游的《谢王彦光送茶》、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高鹗的《茶》等等，也都论及茶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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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谚

　　茶谚，是我国茶叶文化发展过程中派生的又一文化现象，所谓“谚语”，用许慎，《说文解字》的话说，“谚：传言也”，也即是指群众中交口相传的一种易讲、易记而又富含哲理的俗话。茶叶谚语，就其内容或性质来分，大致属于茶叶饮用和茶叶生产两类。是一种关于茶叶饮用和生产经验的概括或表述，并通过谚语的形式，采取口传心记的办法来保存和流传。所以茶谚不只是我国茶学或茶文化的一宗宝贵遗产，它又是我国民间文学中一枝娟秀的小花。
　　茶谚不是与茶俱有，而是茶叶生产、饮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我国饮茶和种茶的历史十分久远，但是，关于茶谚的记述，直至唐代末年,苏广的《十六汤品》才见。
　　在我国整个古代茶书和其他有关文献中，基本上都未提到植茶的谚语，就是制茶和茶叶收葳方面的谚语，也直到明清期间，才有“茶是草，箬是宝”，以及《月令广义》引录的“谚曰：善蒸不若扇炒，善晒不如善焙”这样两条记载。在古代条件下，茶叶的收藏防潮，主要用竹箬，以箬封口，剪箬置于茶中较埋储“烧灰”或存放焙笼等办法，要省事得多。其后一条谚曰，所谓“善蒸不若扇炒”，就是说蒸青不如炒青；“善晒不如善焙”，是指晒青不如烘青，其实这条谚语仅仅反映一些地区或一部分人对各种绿茶的推崇和喜好而已。不过，这两条茶谚，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当时，对茶类生产和茶叶保存，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其他，我国关于茶的生产技术方面的谚语，特别是浙江、湖南、江西，还是较多的。这里不妨以浙江的茶谚为例来剖析一下。
　　如提倡和劝种茶树方面的谚语，有“千茶万桑，万事兴旺”。浙西开化一带，有“千杉万松，一生不空，千茶万桐，一世不穷”等等，这些茶谚，都较古朴，虽然搜集于本世纪中期，但是，与种橘植果的一些谚语对照，就其风格来说，很像是明清间或更古的茶谚。浙江全省采摘茶叶的谚语面广量大，单以杭州一地这方面的谚语为例，最具代表性的谚语，如“清明时节近，采茶忙又勤”；“谷雨茶，满地抓”。“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成草”。“立夏茶，夜夜老，小满过后茶变草”。以及“头茶不采，二茶不发”。“春茶留一丫，夏茶发一把”。“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露白”等等，就都体现了这一采摘指导思想。必须指出，在唐代以前，从史籍记载来看，似乎是不采制秋茶的，唐代特别是唐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茶业的蓬勃发展，秋茶的采制才逐渐盛行起来。所以，“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露白”的谚语，是一条流传较早的古谚，其主要的含义，是提倡和鼓励人们采摘秋茶，并不真正说秋茶的质量就比春茶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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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茶道之——贵族茶道


　　四大茶道分别为：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和世俗茶道。
　　文化背景不同便形成中国四大茶道流派。贵族茶道生发于“茶之品”，旨在夸示富贵；雅士茶道生发于“茶之韵”，旨在艺术欣赏；禅宗茶道生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世俗茶道生发于“茶之味”，旨在享乐人生。
　　贵族茶道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豪门乡绅于茶、水、火、器无不借权方和金钱求其极,很违情肯理，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源于明清的潮闽工夫茶即贵族茶道，发展至今日渐大众化。
　　茶虽为洁品，但当它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被列为贡品，首先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皇妃再推及皇室成员，再是达官贵人。“小家碧玉”一朝选在君王侧，还能保持质朴纯洁么？恐怕很难。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茶列为贡品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常据著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发联合当时居住川、陕、部一带的庸、蜀、羡、苗、微、卢、彭、消几个方国共同伐纣，凯旋而归。此后，巴蜀之地所产的茶叶便正式列为朝廷贡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135年，离今有3000年之久。
　　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名茶。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家的好恶最能影响全社会习俗。贡菜制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 是世界产茶大国、饮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
　　但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德行。反之，贡茶坑苦了老百姓。
　　为了贡茶，当此时，男废耕，女废织，夜不得息，昼不得停。 茶之灵魂被扭曲，陆羽所创立的茶道生出一个畸形的贵族茶道。条被装金饰银，脱尽了质朴；茶成了坑民之物，不再济世活人。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夸示皇家气派。
　　贵族们不仅讲“精条”，也讲“真水”，为此，乾隆皇帝亲自参与“孰是天下第一泉”的争论，用“称水法”一锤定音，钦定北京玉泉水为天下第一泉。为求“真水”又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相传，唐朝宰相李德裕爱用惠泉水煎茶，便令人用坛封装，从无锡到长安“铺递”，奔波数千里，劳民伤财。此后因一云游和尚点化，知其弊端，才“人不告劳，浮位乃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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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六大茶山”概况
　　清乾隆进士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於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这“周八百里”不仅指茶山的面积，而且也表明“六大茶山”是连成一片的。西面是攸乐茶山，中间是革登、莽枝、倚邦、蛮砖茶山，东面是慢撒茶山。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车里宣慰使刀应勐将其管辖地划为12个版纳时，“六大茶山”为一个版纳——“茶山版纳”。这是为适应茶叶，特别是贡茶的生产而必须的。据《普洱府志·形式》篇所载，六大茶山除慢撒茶山属易武土司管辖外，其余五山均属倚邦土司管辖。有史籍讲“易武茶山，实际上就是慢撒茶山。清《滇海虞衡志》记述古六大茶山的地名是正确的。
　　关於古“六大茶山”地理位置，史籍上的说法多种多样：有的讲在澜沧江以东，有的讲在澜沧江以西，还有的说澜沧江两岸各有六大茶山。清光绪年间绘制的《思茅厅界图》表明，古“六大茶山”确都在澜沧江沿岸。攸乐茶山现属景洪市，其余五大茶山均在勐腊县。其中，慢撒在易武乡，革登、莽枝、蛮砖、倚邦在象明乡。据说，象明是以孔明山、野象山合名而得。古“六大茶山”为云南最古老的茶山，也是中国最古老的茶区之一。现均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古“六大茶山”的命名，传说与诸葛亮有关。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蜀汉丞相诸葛亮走遍了六大茶山，留下很多遗器作纪念，六大茶山因此而得名。清朝道光年间编撰的《普洱俯志古迹》中。有记载：“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悠乐，置铜鉧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蹬，置撒袋于慢撒。因以其山名慢枝、革蹬有茶王树较它山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古茶山中的孔明山巍峨壮观，是诸葛亮寄箭处（民间传说射箭处是普洱俯城东南无影树山），上有祭风台旧址。
　　古“六大茶山”三国前就有茶树种植，三国以后茶就作为商品与外地贸易，晋时逐渐发展，唐、宋已形成茶叶商品基地，明洪武年间被划作一个单独行政区域。清中叶茶山鼎盛，产品远销四川、西藏、港澳、南阳各地，普洱茶从此闻名中外。古“六大茶山”不但是西双版纳各族人民过去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曾经吸引内地数十万同胞前来开发，这对於繁荣边疆经济，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交往，起到巨大的作用。
　　由於种种原因，清末及民国时期“六大茶山”逐渐走向衰落，到解放前夕茶叶生产更是跌到谷底。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十分重视茶叶生产，“古六大茶山”逐渐恢复生机，普洱茶生产走出低谷，重放光芒。
　　攸乐古茶山


　　攸乐山位于景洪市辖区内，现名基诺山。东西长75公里，南北宽50公里。东北与革登茶山为邻，西南接小勐养、勐罕和勐宽三个坝子，现为景洪市的一个乡级行政单位。
　　攸乐茶山历史上位居“六大茶山”之首，是云南大叶茶的中心产地，历史上最高产量达2000担以上。攸乐山种茶年代久远，相传茶是孔明遗种，故尊奉孔明为茶祖。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曾设过同知府和专管捕“盗”的普洱通判。1942年国民党军队开进攸乐茶山，烧杀抢掠，茶农四逃，茶山荒芜，茶叶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解放后，人民政府拨款、发粮救济茶农，扶持茶叶生产，使产量逐渐上升。1993年攸乐茶山产茶1942担（97000多公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州、市碓定该地区为山区开发实验区，在有关科研单位的指导下，在大力发展茶叶生产的同时，还积极种植砂仁、橡胶等，使基诺族同胞经济收入大增，生活明显改善，正在向小康迈进。
　　革登古茶山

　　革登古茶山包括今象明新发寨、新酒房、菜阳河一带。也是古代较闻名的茶区，年产茶量在500担以上，茶叶属大叶类型。清嘉庆年间（1796—1820）革登八角树寨附近有茶王树，春茶一季可产干茶一担，已枯死，至今已荒芜难寻。
　　倚邦古茶山
　　倚邦古茶山在清朝初期及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在茶文化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清宫贡茶均以倚邦茶菁为原料。明朝末年，大批四川茶农怀揣小叶茶籽来到倚邦种植，于是小叶茶在倚邦安家落户，成了清宫贡茶的当然原料。鼎盛时期，在清朝乾隆年间，倚邦茶山人口达九万人之众。人皆种茶，人皆制茶，人皆卖茶，形成了四大茶叶集镇。即：倚邦街、曼拱街、蛮砖街、牛滚塘街。镇与镇之间，运茶马邦往来，盛况空前。光绪31年始，倚邦没落，至民国初，倚邦街竟然只剩下一百三十余户，人口不足一千人。牛滚街瘟疫十室九空，荒芜人烟，故到清朝后期，倚邦没落，易武崛起，绝冠群芳，到民国之后，云南茶叶则以勐海独领风骚。
　　倚邦管理攸乐、架布、习空、莽枝、蛮砖、革登等6大茶山，又是普洱茶的生产地和集散加工地，倚邦茶山汉族多系宁洱、石屏一带迁来，从事茶叶种植。清正年间（1723—1735年）建石屏会馆。早年还建有四川会馆和楚雄会馆。倚邦茶叶历史上以圆茶畅销省内外，后又销到越南、香港，年产茶1000担左右。倚邦本地茶叶以曼松茶味最好，被定为“贡茶”。其特点为质厚味美，放少许入杯，用开水冲泡后，茶叶直立不沉，色清微黄，其味甘香可口，饮后神志清醒，曼松曾“年解贡茶20担”。
　　倚邦古茶山（傣语称“磨腊”倚邦，即茶井之意）总面积称为360平方公里，是多民族集居的高山区。历史上以生产圆茶（七子饼）而著名，年产茶万担以上。明、清时期，茶庄林立，商贾云集，极为热闹。最早的茶号为宋云号和元昌号，创立于光绪（1875—1908）年，制作的茶叶专销四川。倚邦所产的茶远销西藏、港澳、南洋各地，由于茶质好，每年都要进贡朝廷。
　　清朝为了加强对茶山的管理和贡茶的运送，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从昆明经思茅至茶山（倚邦易武）的崇山峻岭中修筑了一条由石板镶成的运茶马道，宽2米，长达数百公里。从残存的石板磨损状况可以判断当时筑路的艰辛和茶叶运输的繁忙景象。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倚邦就成为内地与边疆交往的政治、经济中心，各种商铺、学校、会馆应运而生。昔日的倚邦街子於解放前毁于火灾。现有部分修复的旧街道。
　　莽枝古茶山

　　主要集镇是牛滚塘街。牛滚塘街在象明“四街”中，最为繁华。居住者多数是外来的生意人，从事茶叶种植、收集和交易。今秧林就是莽枝茶山育茶苗的地方，大寨是莽枝种植茶叶的地方。在牛滚塘街建有“五僧大庙，在莽枝建有川祝庙，每年三月采摘春茶之季，当地茶农到庙里敬香祭祀茶神祖先。由于莽枝茶叶质好价廉，一些内地茶商压价收购，倪蜕《滇云历年传》记载：“雍正之年（公元1728），莽枝产茶，商败践更收发，往往舍于茶户，坐地收购茶叶，轮班输入内地”。昔日的关庙已变成废墟，只有一块“永远奉守”大碑卧地而睡，四周大树参天。昔日茶马古道留下的道道痕迹，如同一道道诗行，记录了古“六大茶山”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到一座座沉睡百年的古墓和那—幅幅壁雕，身骑白牛，双手紧握圆饼茶，高高举起的茶农壁画，一块块石碑记录了古六大茶山的盛事和昔日的盛景
　　蛮砖古茶山

　　蛮砖茶古茶山包括蛮林和蛮砖等地。由易武西行经高山寨，过磨者河承天桥经蛮林才到慢砖。慢砖关帝庙（石屏会馆）废墟碑文记载，蛮砖系六大茶山之一，该庙始建于乾隆六年（1741）春。过去蛮砖的茶叶年产量至少在万担以上，大部运往易武加工、销售。
　　蛮砖茶山是”古六大茶山”现今保存得较好的一座茶山，茶林不规则地散布在原始密林中，经几代茶农的精心管理，至今仍年产茶叶万担以上。蛮砖村公所恢复”曼庄优质茶”产品，茶叶独特，茶芽雪白晶亮，是抢手之货，深受客人的喜爱。
　　1994年，西双版纳州、县政府确定在曼庄茶山新建万亩茶园，在云南省茶科所专家的指导下，万亩茶园盘绕群山，株株茶树绿油漂香，喜看古茶山和新茶园交相争辉，茶叶生产蒸蒸日上。
　　慢撒古茶山

　　慢撒茶山位于勐腊易武乡东北，紧接老挝边境。清乾隆年间是慢撒茶山的辉煌时期，满山遍野都是茶树，年产万担以上。只有8户人家的茶王树村年产茶叶就达320担。采茶季节要雇佣大批茶农。清咸丰壬子年（公元1852年）来自内地的很多汉族同胞在茶山与当地茶山各民族兄弟共同种茶制茶，创下一代伟业。所产”元宝茶”（圆茶）远近驰名，畅销国内外，慢撒古茶山种茶历史悠久。
　　实际上慢撒古茶山包括易武茶山，是普洱茶最早的集散地，唐代时被称为“利润城”，是滇藏茶马古道之源头。清道光年间（1821—1850）莽枝、架布、习空、倚邦茶山逐渐衰退，易武茶山取而代之。易武茶，茶质优良，远销佛海，年产茶约4000担，以加工团茶（砣茶）为主，乾隆年间（1736—1795），许多石屏人纷纷迁居易武种茶树，用传统方法制作的“七子饼茶”作为贡茶，加工精细。《云南经济滇茶》说：“于二月间（农历）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茶”。七子饼茶，采用的是上等好茶，要讲究花色，共计八色贡茶。乾隆六十年（1796）易武、曼腊茶山所产的团茶（砣茶）也定为贡茶。李佛一《十二版纳志》载：“清道光同治间，易武产茶额七万担，光绪三十年间，因战乱易武区茶产额减为二万担”。易武在几个世纪前，它就是云南为数不多的富庶之地，因盛产大叶种茶，唐时就被称为“利闰城”。据说车家祖上敬奉贡茶有功，皇帝品茗之余，龙颜大悦，特赐“瑞贡天朝”匾，以诏后人。明清时期更为朝庭关注之地，既是普洱六大茶山所产茶叶的集散地，是滇藏茶马古道之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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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的内涵

　　从广义上讲，茶文化分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
　　由于茶的自然科学已形成独立的体系，因而现在常讲的茶文化偏重于人文科学。
　　茶文化包括茶的历史、茶的著作、茶的传说以及人们在饮茶、品茶中的学问，还包括茶在人际交流和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和意义……这些博大精深浩如烟海而独特清新的人文景观日益充实和丰富着茶文化的历史画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亮丽风景。可以肯定的说，中国是最早发现茶和使用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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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醉人的酒茶

　　香醇浓郁的美酒，加上可口怡人的红茶，是特别具有欧式风情的一种红茶风味，尤其适宜气候寒冷时饮用。当然酒茶不只是可以热着喝而已，在夏天里来一杯具有麦香口味且又清凉解渴的啤酒红茶，更是清爽又消暑。
　　可以加入红茶中调配酒茶用的酒种类十分繁多，一般常见的有可调配出苏格兰风味的威士忌、皇家红茶中的当家花旦白兰地，还有莱姆酒、兰姆酒、红葡萄酒等。这些酒香醇怡人，加在红茶之中，更能烘托出茶和酒各自迷人的一面。
　　皇家红茶、啤酒红茶，是较为特殊的两种酒茶。皇家红茶是将白兰地燃烧后放入红茶中，在白兰地燃烧时，可将室内的灯光熄掉，享受它蓝色荧荧的火焰摇曳和燃烧时散发出的香气；而啤酒红茶由于含有冰凉的酒精成分，能带给人清凉有劲的感觉；尤其是加入葡萄酒的酒茶更具有舒筋活血、开胃健脾、帮助消化等功能，对神经衰弱和过度疲劳的人非常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