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盘点2010……

云在青天水在瓶

贺国强国内考察调研

这是3月28日，贺国强在浙江梦娜袜业公司生产车间考察。新华社记者庞兴雷 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浙江省考察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对浙江提出要“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努力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走在全国前列；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加强作风建设、强化教育监督、推进制度建设，以反腐倡廉新成效取信于民，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保障。３月２６日至３０日，贺国强深入舟山、宁波、绍兴、金华、杭州等地，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以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调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近日在江苏考察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在科学发展道路上铸造新的辉煌；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出新的贡献。５月１４日至１９日，贺国强深入连云港、南通、无锡、南京等地，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创新等问题进行调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近日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推动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扎实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有力保证。７月１５日至１８日，贺国强来到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等市，深入企业、城市社区和农牧区，就学习贯彻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等问题进行调研。

　　这是8月13日，在林芝地区第一中学图书馆，贺国强与来自边远贫困地区、暑期留校的学生们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８月１３日至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先后到西藏林芝、拉萨等地，就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做好西藏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以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等问题进行调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８月１７日到青海玉树，看望慰问灾区各族干部群众和奋战在恢复重建一线的广大建设者，实地考察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及监督检查工作。
　　初秋时节的龙江大地，山峦葱茏、满目生机，稻菽千里、丰收在即。９月３日至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先后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黑河、佳木斯、哈尔滨等地进行调研。

　　这是10月22日，在城固县桔园镇万亩桔园，贺国强向桔农询问桔子产量、销路和收益等情况。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深秋时节的三秦大地，清风送爽、果红桔黄，一派生机勃勃、喜获丰收的火热景象。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先后到陕西省延安、汉中、西安等地，就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以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等问题进行调研。
　　江淮大地涌热潮，徽风皖韵谱新篇。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先后到安徽省黄山、宣城、芜湖、合肥等地进行调研。
　　１２月４日至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先后到海南省海口市、三亚市、澄迈县、儋州市、东方市、乐东县、保亭县等地和海南农垦总局、洋浦经济开发区调研。

云在青天水在瓶

2010年里的误读与被误读：

我们看了 但是没看明白

2010年，已然呼啸而过

　　深圳新闻网12月30日讯   2010年，载满了无数事件与话题、无数观点与态度呼啸而过……
　　此时此刻，他已渐行渐远，在我们要换乘下一班列车继续旅程之时，却总有一些旅途上的见闻令我们难以忘怀。从社会、经济再到国际话题，半月谈网的年度盘点已近尾声。掩卷深思，有许多的图景仍然吸引着我们的视线，有太多声音依旧敲击着我们的鼓膜，每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从能够激起各个群体从各个角度去审视的冲动，他们在这个新媒体勃兴的时代演绎着“众声的喧哗”，这个时代提供了更多人想要叙述与表达的平台，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更多的“会错意，表错情”。
　　我们从盘点中可以看到人们对纷繁复杂世界的无数解读：它们是一些人眼里的“正解”和另一些人口中的“误读”。这如许五色的“误读与被误读”究竟因何而生？又是如何在舆论土壤中“开枝散叶”甚至“野蛮生长”？探寻它们的轨迹，对今天与未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图就有真相吗？
　　2010年，一起绵延数载的“网络冤案”再次通过一张新闻图片发酵。

“协警救人”还是“城管抓小姐”

新锐艺术家高氏兄弟以照片为原型制作的雕塑

　　2004年3月，昆明一女子企图自杀时被消防员救下，当地媒体的记者拍下三名协警将女子带走的照片发在网上，该照片从此在网络上以惊人的速度疯传，并且 “协警救人”渐渐被误读为“城管抓小姐”、“协警抓小姐”，甚至有知名艺术家还据此照片创作了一件引起轰动的艺术雕塑，在照片传播的6年期间，尽管拍摄记者和相关媒体都站出来澄清，却始终无法阻挡谣言的流传。
　　“愤怒，是围观的绝佳理由。”而媒体本能就是制造自己被围观的机会。在网民的“滔滔义愤”之下，城管“蛮横粗暴”形象的“购买需求”被很多媒体积极地满足着。转载媒体对图片的真实性并非无据可查，然而长期以来“城管”权力被无限放大的判断，加之城管蛮横执法的众多暴力事件，塑造了“城管”的负面刻板印象，网民的仇视心理极容易被此类事件吸引并满足，所以不少媒体更愿意将“救人”解读为“抓人”，主观的贸然误读，是在迎合网民畅快淋漓地发泄愤懑之外，是否更多暗合了新闻背后飙升的点击率和媒体利欲熏心的丑恶？
　　这其实是媒体的一种功利性误读，其要害便是媚俗求利。这种误读沦丧了媒体新闻操守，扰乱了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真相取舍和价值判断，甚至可能引发公众不良情绪、激起社会矛盾。传媒应该尊重受众，但不可迎合受众。因此，传媒自身及公众都应该警惕主观的功利性与非理性误读。

云在青天水在瓶

被无数解读包裹着的《挟尸要价》

　　2010年8月，几乎在各大网站的首页都公布了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年度新闻图片颁奖的消息，其中作品《挟尸要价》以全票赢得了本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成为颁奖典礼上的焦点。
　　2009年的10月24日下午，长江大学的15名学生在长江宝塔湾河段救起两名少年，不幸的是有3名大学生被江水吞噬。大学生的英勇行为感动了中国，温暖了社会，受到了万民的称赞。众多媒体云集荆州，争相报道英雄的事迹，但也有的媒体“另辟溪径”。
　　这张照片以及部分媒体的解读完美吻合了网友愤怒的共振频率，从照片在网上出现之日起，各种骂声就不绝于耳。在“骂声的涟漪”彼此“推波助澜”之下，蔓延于网络的“水流”便不可遏制的冲向了现实中的当事人。照片中的老人名叫王守海，这照照片给他带来的就是耳光与谩骂，是“打死这个没良心的老东西”的怒喊，是被烧毁的渔网……
　　而据牺牲学生母校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介绍，当时的实情是：在打捞中两条船需要共同作业，捞到后要迅速地用绳子拴着手或脚，避免再次滑落水中，船太小，在深水处不容易把尸体捞上来，要牵引到岸边再捞起。着白色衬衫者手牵尸体挥舞手臂是指挥岸上的人们配合将尸体打捞上岸。
　　网络中“有图有真相”的俗语，早已经变成了一句笑谈。我们在每每因为一些“真相”而要大喝一声，冲出来“破口大骂”之时，似乎更应该反问一下：自己的愤怒是由什么成分构成的？


你看了，但是你没看明白
　　在一个信息知识爆炸、社会分工愈发精细的时代，媒体从业者也相应地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记者，专门报道某些领域，随着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逐渐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还有一类是职业记者，具备较强的学习和业务能力，能够承担各类选题，每篇报道都至少能达到一定的职业标准。然而，不能奢求所有传媒从业者都具备“专才”或“全才”的素质与功底，因此在碰到专业性较强的选题，难免出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误读。
　　2010年6月，国家质检总局下发《关于中国名牌产品有效期满后标志使用问题的通知》，某媒体对此解读，这表明今后我国将禁止使用“中国名牌产品”标志。而国家质检总局很快出来澄清，从未说过“中国名牌产品”标志要禁用。相反，正在研究并准备重新启动中国名牌战略，同时要对评选机制做一些改动和创新。
　　显然，此例中的误读缘于记者对国家商标体系不了解，而又没有做足功课，没有对国家相关部门进行深入采访，传播了错误信息，使媒体公信力大打折扣。媒体记者虽然不是天生的万事精通，但其被社会天然赋予的采访权成为传媒行业的立业之本。准确的转述消息源、尽可能多的采访权威消息源、多源核实和平衡报道，此类职业规范是避免媒体能力所限形成误读的良方。

日本发布的“超级细菌”照片

　　此类误读还在科普报道中较为突出。今年8月，就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甲流大流行结束之后，一种被误读成病毒的金属酶“NDM-1”又被推上风口浪尖。“致死性病毒”、“超级细菌”、“无药可治”等字眼频频见诸报端。报道的起源是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一篇专业性很强的论文。实际上，《柳叶刀》杂志的表述很清楚，“NDM-1”既非细菌，也非病毒，仅仅是肠杆菌科细菌产生的一种金属酶。它只是对抗生素破坏能力比较强的。但难治并不等于无药可治，也绝非SARS、甲流之类的传染病。
　　有意思的是，国内涉嫌误读“超级细菌”的报道大多援引自外媒，由此看来媒体误读并不单是中国特色。

云在青天水在瓶

请顺着我的手儿瞧　　一些政府机构会利用传媒施放决策气球进行政策试水。何谓“决策气球”？社科院孙旭培研究员认为：“它是在政策问题已形成、有一定的政策诉求后，有关部门在考虑相关政策制定与否、该如何制定时，尽可能广泛地听取舆情民意的一种试探性方法，具体是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有关信息，以激发利益取向不同的公众参与讨论，各抒己见，建言献策。”今年九月“延迟退休年龄”的热议被各家媒体连篇累牍的刊登，反对声音居多，最后此事以人社部官员“是否延长退休年龄还在研究”作结。
　　除了政府，其他个人或组织也希望利用传媒的工具属性进行放风，对于此类新闻主体，媒体要提高鉴别能力，善用闭合式文本，多源采访、平衡报道、客观记叙、罔做推断。对于利用传媒炒作的新闻主体要警惕，选择合适的时机澄清、对峙或反击也未尝不可。
　　2010年12月15日，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联合百合婚恋网，在北京权威发布了《2010年全国婚恋调查报告》(后简称《婚恋报告》)。在部分媒体的报道中，中国最受欢迎的结婚对象职业是公务员，而参与调查的七成女性表示男方没有房子不会结婚。
　　在《婚恋报告》公布后的一周内，“非房勿扰”“非公(公务员)不嫁”成为了一周众多媒体批判的头条，而“是谁逼走了中国人的爱情”、“中国人的爱情怎么了”也成为了许多网站的头条，但也有人站出来表示，一份婚恋报告并不能代表中国人的爱情观。

七成女性认为“非房勿扰”？

　　在记者的求证中，更多的事实浮出水面。此次《婚恋报告》流传最广的结论是，七成女性认为“非房勿扰”。但在记者的调查中，很多受访者都表示是否有房是一个要考虑的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该数据来自《婚恋调查报告》中“您认为男性具备哪些经济条件后才能结婚”的选项，其中该选只有6个选项，即“有房，有车，有稳定收入，有一定积蓄，父母有经济实力，无所谓”。其中有92.8%的女性选择了有稳定收入，接下来是70.8%的女性选择了有房。与此同时，有80.9%的男性将“有稳定收入”作为择偶首要条件。
　　记者在新疆“一站路”交友网上看到，过半的女性征婚者的自我介绍上都有这样的表述：没有婚房，希望另一半能够提供婚房。该网站的负责人范晓华表示，其实“非房勿扰”是误读，“是在非常窄的经济范围内进行选择，然后又进行了无限的放大，被妖魔化了，只要认真读过《婚恋报告》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在该网站登记的征婚者陆晓敏认为媒体误读了《婚恋报告》，“给了6个选项，都是经济类的，我感觉先是挖了一个坑让我们跳，然后就得出了‘非房勿扰’的结论，很冤枉。”采访中，众多女性受访者也表示，“非房勿扰”是在目前国内高房价的环境下放大了的一个噱头而已。

　媒体误读对互联网时代的启示
　　媒体误读是一种尴尬的情况，也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大量新闻误读所反映的普遍情绪和社会心态未被误读，相关报道主体和权力执法部门的反馈不及时，事件暴露的其他社会不正之风正暗合了部分网民的发泄心理。
　　受众的这种心理被形象称为“社会墙”：即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对政府有关部门，表现出种种猜疑、隔膜和不信任感。“社会墙”的产生有转型期复杂国情的历史必然，也有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问题和社会道德对社会的约束力问题。信任缺失一旦被放大，就会使政府面临公共治理的困境；社会成员的互不信任，也有可能加剧社会的离散感，使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的难度加大，对政府正常的权力行使构成威胁。
　　有学者为推倒社会墙提出三条建议：首先是信息透明，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有真相才有信任。其次是利益表达，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意。第三是制约权力，这是最有效的重建信任的机制。
　　互联网背景下，虚拟、快捷和海量赋予了信息新的特征，而媒体在互联网时代更容易被误读造成严重的社会隔膜，这也与当今网民的社会心理和角色演变分不开。互联网不断成熟，网民社会阶层出现分野，草根和精英舆论并行发达；网民社会关怀和人文精神大幅提升，社政民情的风吹草动都能引起一波喧哗；网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网民监督从发声到发力，从舆论转为行动，从线上走向线下。所以培养互联网时代的健康良性的媒体生态和传媒素养势在必行。
　　从国家和行业角度来说，法律规制和行业自律双管齐下。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应该及时，官员问责力度应该加大，网络舆论反映应该提速，从而在引导舆论中修复政府公信力。从媒体角度来说，坚守新闻的真实客观和社会公器责任，提升专业主义和职业技能，增加政治敏感性和辨别力。从受众的角度来说，培养传媒素养，理性看待新闻报道，学会辨别信息不被利用。

章鱼帝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绝妙隐喻

　　今年的世界杯因为一只章鱼而不同以往，在我们顶礼膜拜它的“神迹”之后，就如它突然闪现一般它也匆匆“仙逝”，徒留下世人“世间再无章鱼帝”的感叹，然而它的每一次选择，和我们对它选择的解读，究竟是谁在误读谁，谁又在被误读？
　　我们都愿意为秉持公正与真实信仰的媒体起立欢呼、拍红手掌。然而定睛一看，舞台上当得起这份荣誉之人寥寥。同样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应该试着坐在更多位置去观看一个事件的各个角度，而不应该仅仅选择自己最偏好的位置去讲述所见。

　　2011年，还有更多的真相等待我们去发现……（半月谈网 梁恒 吴琳）

云在青天水在瓶

2010人物之“最”

方舟子最尴尬 周立波最激动

　2010，真的假的，他们这样经过

　　笑看花开花落，笑即沧桑
　　纷纷攘攘之中，2010悄然流逝。岁月无痕，然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或长叹一声，或会心一笑。
　　本期，晨报记者总结了2010年被新闻格外关注的10个人，他们也许处于社会纠纷的焦点，也许身在留言侵袭的中心，总之，他们是2010年中，最受争议的人，其人其事，倘若放在历史长河之中，可能只是沧海一粟，倘若仅仅是过去的一年，则不能不提起他们。记住2010，也就记住了他们。

资料图：方舟子

　　最尴尬
　　方舟子：斯文谁顾忌
　　关注度：☆☆☆☆☆
　　2010年8月29日傍晚，打假斗士方舟子在微博中，以他爱人的名义发布了一条微博：“方舟子刚刚遭到两个埋伏歹徒辣椒水和铁锤的袭击，受轻伤。”
　　对于被袭事件，方舟子表示，他与任何人都没有私人恩怨，“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就是因为揭露了这些造假，他们个人的利益被我触及到了，买凶来报复。”对此，方舟子还透露，遇袭之前最近一次接到恐吓电话是2010年7月2日，电话连号码都不显示，对方称“这几天有人要整你，小心一点”，方舟子在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去派出所报案，但随后却不了了之。
　　2010年9月21日，方舟子被袭案主要犯罪嫌疑人肖传国因故意伤害罪在上海浦东机场被警方抓获。10月10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审宣判。法院认定，5名被告人寻衅滋事罪名成立，肖传国、戴建湘均被判处拘役5个半月，其余3名被告人则分别判处4个月至一个半月不等拘役。
　　评点：暴力并不能解决科学问题，但暴力能够解决科学家。只是以往使用暴力的大多站在科学的对面。如今却连科学家本身都开始使用暴力了。因学术问题而导致暴力事件，不管对于方舟子，还是肖传国，甚至是学术本身，都是难掩的尴尬，真是斯文扫地了。

云在青天水在瓶

最沉痛　　蔡定剑：谁定平世剑
　　关注度：☆☆☆☆
　　2010年11月22日凌晨3点半，医生拔下呼吸机，55岁的著名宪政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与世长辞。
　　蔡定剑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后辞官入学，他说：“职务越高，越不应该发表个人看法，在机关工作，条件、环境都不错，但自己的研究涉及的都是政法领域的敏感问题，如果总以官员身份表达个人意见很不妥当，不如选择做学术研究。”
　　蔡定剑涉猎的学术领域包括历史变迁、民主法制、财政税收、观念价值等，近年来，他还抨击腐败、扶助弱势群体、关注基层实践。
　　蔡定剑关心选举治理，他认为：“说农民素质太低，搞不了选举，完全是一种主观想象。”他曾做过大量调研，继而得出结论，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近两年来发生的四川罗江县人大代表创新、四川雅安党代表改革、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政治改革事件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去年6月份的一次例行体检，蔡定剑被查出胃癌已转移肝部，且已到晚期。面对病魔，蔡定剑说：“我曾是一名战士，我现在还要像战士一样战胜它。”
　　评点：蔡定剑去世后，媒体称“世无定剑谁举旗”。在普通人中，蔡定剑也许不是特别有名的人。然而，在学术界，这个名字则意味着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峰，大多数研究法治、研究当代社会的人，以蔡定剑为楷模。蔡定剑之剑，乃平世之剑，非荆轲辈之剑。

最矛盾
　　郑渊洁：作秀与作协
　　关注度：☆☆☆☆☆
　　2010年4月25日，著名作家郑渊洁发表博文，宣布退出中国作协。
　　郑渊洁提出了三条退出的理由，一是耻于与某些委员为伍，二是认为国家已经没有必要维持作协，三是坚信作协产生不了好的作品。
　　他在文章中称，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难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曹文轩在玉树地震发生后对灾区人民表现出的冷漠，令人失望，自己不能与如此“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为伍。郑渊洁对于作家的经费制度也表示批评，他在文章中说：“《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30条表明，作协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每年这笔数目不菲的钱用于各地作协给200多名驻会专业作家(其中多数是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按月开工资和维持作协的日常办公。”
　　郑渊洁退出作协，并非第一次，在退出中国作协前一年，也就是2009年6月，他声明退出北京作协，退出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作协管理水平下降，一个是自觉受到排挤。
　　郑渊洁是1981年加入北京作协，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的。在两个作协待的时间分别是28年和25年。
　　评点：郑渊洁退出作协，有人说他作秀，有人说他愤怒，其实都无关紧要。对郑渊洁来说，只是识时务行动，他退出作协，进入市场，成为与时俱进的那一个人；对于作协来说，已然成众矢之的，也不多这么一回，一个郑渊洁的退出，不说明什么。重要的是，郑渊洁们开始退，作协又如何进？

最路人
　　周孝正：宁鸣而不默
　　关注度：☆☆☆☆
　　2010年10月9日，微博上有消息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遭到校方停课”。
　　该微博发布了一段90分钟的周孝正讲座视频，周先生剖析当代中国社会现象，全场演讲一气呵成。他的课讲得有理有据，不时引用公开的权威资料佐证其观点，语言也风趣幽默，台下不时传来笑声和掌声。发帖者还用文字注释该视频说，“周孝正是人大四大名嘴之一，人称单口相声之王。”该消息表示，因为周孝正的社会学讲座太出位，针砭时弊、揶揄史说，大受学生欢迎的同时，引起一些人紧张，“学校已经停了他的课，不让他毒害祖国的下一代了。”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以针砭时弊著称。在微博爆出被停课消息之后不久，周孝正在采访中澄清，他今年63岁，已从学校退休，属学院返聘教授，并没有收到任何停课的消息。此外，人大教务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校方没有停过周老师的课，现在周孝正已经退休，尚不清楚学院有没有安排他的课程。
　　评点：周孝正连续两年将“被……”评为年度流行语法，没想到自己也终于“被”了一回。周孝正关注的领域非常多，文化、社会、经济……而且往往一语中的，切中要害。这恐怕也是他被称为“名嘴”的原因，不过他自己不太喜欢“名嘴”这个词，他说“名有美名丑名”，不分美丑的名显然不是他想要的。晨报记者周怀宗

云在青天水在瓶

　2010，笑了哭了，皆成人间恩怨　　最是潮起潮落，最是他们
　　月满则缺，物成有败。世间的事，无非是人来人往。有的人一笑即忘，有的人耿耿于怀，不同的态度决定不同的结果，或成朋友，或为仇雠，不过是一念之间。
　　然而，也正是这不同的人生态度，才有了五彩缤纷的世界，才有了无数让人记忆犹新的故事，这是人的故事，是人的世界，他们即是我们。

　　最淡定
　　金庸：两渡生死劫
　　关注度：☆☆☆☆
　　今年，金庸大侠两次险些“被死亡”，第一次是6月，有网帖爆料“金庸逝世”，惊动了全国媒体。但是金庸好友倪匡、潘耀明等人及金庸创办的《明报》很快出面辟谣，各界纷纷指责谣言发布者“没有道德”。
　　2010年12月6日下午，微博上再爆消息称：“金庸，1924年3月22日出生，因中脑炎合并胼胝体积水于2010年12月6日19点07分，于香港尖沙咀圣玛利亚医院去世。”消息一出，便引起网友诸多质疑，这也难怪，这些年“被死亡”的消息实在是太多了。消息发布后的第一个回复就是“求证，这是真的吗？”可见网友已经有足够的免疫力。
　　果不其然，该消息发布后仅22分钟，著名媒体人闾丘露薇就在微博上辟谣，称证据有两条：“其一，金庸前一天刚出席树仁大学荣誉博士颁奖仪式。其二，香港根本没有尖沙咀圣玛利亚医院。”她还批评造谣者“太不专业”。随后，专栏作家“老榕”、“王星WX”等人也站出来，表示该消息纯属造假。
　　再过一个小时，已有媒体发布消息，称已从香港记者处得到证实，金庸身体无恙，听闻去世假消息后，老人家并没有生气。
　　评点：名人“被死亡”，金庸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和信息的发达与否没有关系，而是人的一点点小心思而已。这一点儿小心思，说是嫉妒也可，说是诅咒也行，其实无伤大雅。全都光明磊落，那不是人间世界。金大侠一年两度生死，经历多了，也自然淡定了。

最神话
　　李一：长生而迁去
　　关注度：☆☆☆☆☆
　　神仙李一，无疑是2010年最搞笑的人物了。7月24日，方舟子发了一条微博：“某周刊吹完‘少林隐僧’就吹‘神仙’李一。‘道长李一的皈依弟子超过3万，一半在商界；而另一半中，政界、演艺界、学界的精英亦不乏其人。凤凰卫视的刘春、杨锦麟、窦文涛、梁文道、王鲁湘都是仙友。’”
　　一篇微博，揭发了一场惊人骗局，网友们遂开始寻找李一的种种“神迹”，原来李道长精擅辟谷、养生、水下闭气、身体过电种种绝技，并且在各个媒体上有无数的表演。这位“以道家精神倡导人类新文明”的道士，早就被很多人捧成了“活神仙”一般的人物。
　　随即，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假开始了，人们这才知道，原来这位“活神仙”以养生为名，假造履历、结识权贵、把魔术当仙术，行种种敛财、骗色之事，上演了一场平步青云的好戏。最终，骗局揭穿后的李一辞去了所有的职务，留下“反思过去，修行未来”八字箴言，选择无限期闭关。看起来还是不太愿意放下“神仙”身份。只是不知道他修的是什么行，闭的是什么关？
　　评点：《说文》曰：“仙，长生迁去也。”长生是中国人永远抹不去的渴望，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莫不如此。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实长生早就实现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寿命不过20年，解放前平均寿命也只有35岁，现在已经到72岁，岂不是长生。既然世人都已成仙，李一道长也该“迁而去之”了，何必在红尘中打滚儿。

最激动
　　周立波：前恭而后倨
　　关注度：☆☆☆☆☆
　　“海派清口”周立波今年在微博上很活跃。年初，与老大哥关栋天“一拍两散”后，周立波立刻在微博上抛出了经典的“鱼翅泡饭论”，被不少网友批评为“令人心寒”。年中，周立波又以“教父伪善论”暗讽关栋天。到了年末，周立波又先后发表“自宫论”、“公厕论”等，与网友“开战”半月有余。
　　高潮出现在最后的骂战中。从周立波跟评论者谢勇论战开始，到之后与无数网友群战，其中“自宫”、“私粪”等不雅词汇频现，微博上甚至发起了“拒当周立波粉丝”的活动，而周立波则一反以前批评时政的态度，呼吁政府整顿网络，实行网络实名制，且公开宣称，要和网络暴民开战。
　　这一场骂战迁延日久，不少名人牵扯其中，但重点还是周立波单枪匹马“群战”网友。最终，周立波以关闭自己的微博和评论系统结束了这场“骂战”。12月，在“骂战”休止后，《人民日报》以不点名的方式暗批周立波，称个别公众人物“‘脱下西装’，与网友爆粗对骂”，并奉劝公众人物应“珍惜自己的话语权，用好自己的话语权”。
　　评点：周立波在电视上以针砭时弊而被众多网友追捧。然而，成名后的周立波最终走到了网友的对立面，和网友大开骂战。苏秦问他嫂子说：“何前倨而后恭也？”网友也要问问周立波，“何前恭而后倨也？”

云在青天水在瓶

最猖狂　　李启铭：我爸是李刚
　　关注度：☆☆☆☆☆
　　2010年10月16日晚，一辆黑色轿车在河北大学校区内撞倒两名女生，一死一伤，司机不但没有停车，反而继续去校内宿舍楼接女友。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该肇事者不但没有关心伤者，甚至态度冷漠嚣张，高喊“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后经证实，该男子名为李启铭，父亲李刚是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
　　此事一出迅速成为网友和媒体热议的焦点，“我爸是李刚”也迅速成为网络最火的流行语。并且衍生出来一个词，叫做“拼爹”，世间的竞争，不拼本事，不拼学历，唯独要“拼爹”。
　　事件的过程并不复杂，不过其引发的议论却久久不散，网友们在网上极尽调侃，有以《我爸是李刚》为题的网络歌曲，词曰“横行路中央，轿车轻飞扬。黄土地里养育着咱那霸道的爹娘。平凡的模样，可咱爸是局长……我叫小霸王，撞死人我不用慌。这是为什么呢，天塌下来有人扛。”也有网友在网上用“我爸是李刚”玩造句大赛，句云：“窗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你爸是李刚；商女不知亡国恨，还说我爸是李刚 ”……
　　评点：很久前网上有段子：你别跟我狂，我哥秦始皇……如今看来，李刚显然要比秦始皇更有威慑力。你哥秦始皇，不过让别人不跟你狂，你爸是李刚，却能撞死人当没事。其中差距，不可以道理记。真是网友所说，“俱往矣，数千古风流人物，还看李刚”。

　最丢脸
　　唐骏：窃国者诸侯
　　关注度：☆☆☆☆☆
　　2010年7月，方舟子，又是方舟子，在微博上连续发表几十条消息，称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打工皇帝”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系造假。
　　微博称，有两项关键证据证明唐骏学历造假：一、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系校友名单中没有此人，二、美国大学博士论文数据库中找不到此人的论文。其后方舟子更称根据查证：“在 2001年之前加州理工学院就没有华人得过计算机博士学位，到现在也没有姓唐的得过。”
　　作为被质疑方，唐骏在央视上回应称，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加州理工学院(或大学)的博士，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他拿的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是获得认证的。方舟子随后又指出，加州的西太平洋大学是没有获得认证的、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被称为“文凭工厂”。2004年，美国总审计局特殊调查办公室在调查报告中将西太平洋大学、巴灵顿大学、拉科罗斯大学等若干所学校认定为标价贩卖文凭的“文凭工厂”，从不提供授课指导，且学费需要一次付清。
　　点评：唐骏的学历问题被人从他的畅销书《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发现。这本书曾经受到社会学家的严厉批评，“唐骏年薪一亿，倘若可以复制，岂不是全世界都是亿万富翁？”而且，学历问题被堂而皇之地发现于他自己写的书中，似乎并未加以掩盖。庄子云：“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如今窃学历者，可为亿万富翁也。

最勇敢
　　陈晓明：特立而独行
　　关注度：☆☆☆
　　如今，当代中国文学，似乎已成落水狗，人人可打。“文学已死”似乎也是多数评价者所持有的观点。所以，在这个时代，倘若为当代文学说好话，自然是要有一点儿勇气。
　　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陈晓明11月初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陈晓明还举出贾平凹、阎连科、莫言、刘震云四位作家的作品为证。
　　观点一出，引起诸多批评，其中，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表示：“我认为，当下中国文学处于非常的低谷——不应有的低谷。原因有二，一是文学遭遇了来自电子媒介艺术的冲击，被边缘化；二是文学的自由创作精神和理想意识严重退落。”
　　实际上，社会对于陈晓明的观点，批多赞少，陈晓明表示：“我说这句话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是不会有人同意的，我是孤掌难鸣，在今天我会更加的孤立。”
　　评点：在众口一词的赞誉中批评，很难；在众口一词的批评中赞誉，则尤难。事实上，大家都骂的，未必就是坏的，问题在于，谁有慧眼识真身？陈晓明是专业的学者，他的观点自有其逻辑，批评文学的也多是学者，也自有理由。谁是谁非，说不清楚，还是网友道破天机：“文学，那是一个传说。”晨报记者周怀宗

云在青天水在瓶

2010，公民精神成长记录

深圳新闻网12月28日讯   11月21日，上海大火后第7天，上海的胶州路上，千疮百孔的大楼前堆积出一片哀恸的花海。成千上万的上海及外地群众自发来到这里，鞠躬，献花，默哀。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这一次，他们用一种和平、坚定的力量，以其自身公民力量的觉醒真正雄起，我开始有些骄傲，为这些人，非其他。”一位观察者在《2010，上海之变》中这样写道。
　　事实上，在2010年很多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公民意识的强烈萌动，看到公民理性的力量。
　　城市之变
　　《新世纪周刊》记者赵何娟是《2010，上海之变》的作者。她说，在上海这次大火后，她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此前，她的脑海中刻满了“上海人不够大气”、“上海男人太精致”、“上海女人太拜金”之类的印记。但这一次，她却在上海人的平和之中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大火后，我每天晚上都会去现场，倒不一定是采访，只是去看看，去听听人们怎么说。”赵何娟说，那段时间，三五成群的上海老人，聚在一起，也夹杂着一些年轻人，他们在那里讲述历史，讲中国式民主，讲中国的倒退与进步，讲人的本性。
　　“头七”那天，鲜花铺满了胶州路，覆盖了火灾后的焦味。那一天，赵何娟再次被“这次感觉挺带劲的”上海市民所感动，“我自己也很想哭”。
　　她观察到了一些细节：一位上海老人站在大楼对面人行道的台阶上，振臂一呼，大声质疑政府的政绩工程和救援不力，逐渐集聚过来的群众中不断响起掌声。一个交响乐队自发前来，默默地合奏一曲，优雅地离去。一些人手捧大把鲜花，轻轻地为路过的人递上一支。
　　在这次致哀中，赵何娟也感受到了秩序之美，数万群众井然有序地排队献花，没有人喧哗，没有人吵闹，没有人嬉笑。“市民表面的平和与内心对合法权利的坚持，越来越成为这个城市的一种性格。”
　　相比之下，深圳的性格要张扬一些。


6月27日，一项名为“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职瓶盖瓶底排行榜”的榜单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关注。虽然榜单的名字有些娱乐化，但内容却很实在：
　　几位普通市民组成了民间观察组，根据2008~2010年深圳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提出的建议、议案和提案进行了统计，数量最多的代表和委员排在“酒瓶”的最顶端，登上“瓶盖”排行榜，数量少的排在瓶子的最底部，进入“瓶底”排行榜。这份榜单的原始数据来自深圳市人大、政协和政府网站。
　　据这个观察组整合的数据，在2010年两会期间，深圳的407名人大代表中，自己没有提出、也没有和其他代表联名提出建议或议案的有73名，498名政协委员中有60名。
　　榜单还显示，从2008年以来，深圳市人大代表人均建议议案数量在逐年下降，今年代表名额增加了70名，但建议或议案数量并没有增加。
　　虽然是一份纯草根的排行榜，其娱乐化的形式和“以数量论英雄”的排行方式也备受争议，但这种举动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来自学界和舆论界的普遍赞誉，甚至被视为是深圳公民意识不断增长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确实，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之地，深圳居民的权利意识和公共意识更为张扬——竞选人大代表、设立“人大代表接访室”、网友因发表《深圳，你被谁抛弃？》而被市长请去对话、申请并促成政府公开部门预算草案等，都是深圳“特色”。
　　2006年从美国归来定居深圳的吴君亮，自回国起就坚持不懈地向各级政府提出查看预算案的申请。2008年5月27日，他接到了深圳市财政局的电话，同意他们查看并拍摄深圳市政府2008年度的部门预算草案，他因此被称为“预算公开凿冰人”。他今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深圳的预算执行情况，比前几年好了很多。
　　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才会有深圳市民在一封“写给2040的深圳”的信里这样憧憬：“在市民中心的广场上，不时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竞选演说；在基层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勇敢地站出来对工作报告提出质疑；所有工作、生活、打拼在这个城市的居民不再有身份的歧视，大家统称为公民……”


围观即参与，转发即表态，求证见真相
　　140个字的表达，在微博诞生后变得非常有力。
　　这种力量，一定让双双被免职的江西宜黄县委原任书记邱建国和原任县长苏建国印象深刻。
　　9月16日7时10分左右，《新世纪周刊》记者刘长接到宜黄拆迁事件当事人钟如翠的电话，称她和妹妹钟如九计划乘飞机前往北京，当她们领取登机牌的时候，宜黄的十多名干部赶到现场，阻止她们登机，然后她们被带进机场内的公安局办公室。
　　7时39分，刘长发了一条微博。8时左右，《凤凰周刊》记者邓飞接到刘长打来的电话，他希望邓飞将此信息传递给尽量多的媒体以跟进采访。
　　8时11分，邓飞转发刘长的微博。此后，不到一个小时，这条微博已被转载近千次；当天上午，这条微博已被转发2700多次，并获得了1000多条评论。
　　接下来，邓飞又根据刘长告知的新情况，连续发微博，对动态进行了跟进。随后的3个小时里，他一共发了20多条微博，其中9条以《昌北机场女厕攻防战直播》为标题，实时直播了昌北机场的情景。
　　“我看见‘转发’和‘评论’的数字开始翻滚。”邓飞说，“微博的作用不只是所谓的围观，很多网友会想办法找到当事人的电话等进行询问、质疑，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这就对公权力进行了有效的监督。”
　　事实上，确实有无数个电话打往江西各级政府部门，甚至还有人给带队堵人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发短信表示抗议。
　　次日，全国数十家媒体跟进报道了钟家姐妹在机场的遭遇，宜黄的部分官员很快被问责处理。由于微博直播，原本可能被掩盖的事实，成了备受公众瞩目的公共事件。
　　2010年被视为中国微博元年。互联网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微博带来了一场信息传播革命。微博让公民的知情权、评论权深深地揳入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公共事务领域。“围观即参与，转发即表态”；“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等口号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公民记者”得以涌现，微博为公民的诉求表达增添了新的力量。

    事实上，因微博围观、转发、求证引发的还有许多公共事件：到处推销成功学的“打工皇帝”唐骏，因在微博上被质疑而深陷“学历门”；知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因首先在微博上发布自己被袭击的消息而获得关注。此外，在“我爸是李刚”事件、“复旦大学黄山18驴友”事件、“吴忠警方跨省追捕”事件中，微博也是信息传播和公民参与的主要载体。
　　如果不是微博，青岛四方区拆迁户王国栋的人生或将呈现出另外一种图景。
　　“之前我真的穷尽了各种法律救济措施，还是看不到任何希望。”注册微博账号两周后，12月6日晚，深感绝望的王国栋拿出汽油，在微博上留下“我爱这个国家，但它不容我了”的遗言，准备“誓死捍卫家园”。
　　令王国栋意外的是，该条微博迅即被转发了7000多次，短短2小时内，陌生的劝慰电话、短信不断。有网友说：“不用谢，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
　　在多方劝解下，王国栋最终打消了自杀念头。随后，得益于众多网友、媒体以及知名学者的介入，当地政府决定暂缓强拆。
　　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中，微博使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进展成为可能。据调查记者王克勤透露，这一案件最初是事发大学的学生用微博向他发私信求助，后来又源源不断地向他传送信息，才使他得以完成这次艰难的采访。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认为，在微博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这开辟了一个公民表达、参与和互动的新场域，“毫无疑问，微博是很有利于培育现代公民意识的”。
　　宜黄事件中“机场攻防战”的主角之一、22岁的服装销售员钟如九也开通了微博，这位以前只会上网听歌的“网络菜鸟”表示，要“跟大家一块儿成长，推动社会一起往前走”。
　　理性和建设性的个体表达应受到管理部门的充分尊重
　　2008年年底，26岁的河南南阳青年王清向全市181个行政部门提请了政务信息公开申请，仅收到18份回复。不仅如此，他还陷入困境，不断接到骚扰电话，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间谍。
　　到了今年，这种信息公开的申请，已经成为普遍的“公民行动”。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开始收到越来越多的类似函件，要求公开预算，公开“三公”经费，公开公车数量，公开公务员收入……

    公民力量的成长，也有赖于公民意识的觉醒。这些人站在公民的立场上，运用合法手段，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动起来，去推动公权力的公开透明与公平正义，展现出力量。
　　叶晓静是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12月21日，为了解北京市公务用车的确切数量，她向北京市公安局、财政局、交通委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这是一个公共事件，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我认为必须要公开。”叶晓静说，“尽管我买不起车，但我一样关注买得起车的人的权利。申请必要的信息公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权利都是自己争取来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公权力可能会不断膨胀，私权也因此受到公权的侵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理性和建设性的个体表达及权利维护，应受到管理部门的充分尊重。
　　贾西津说，政府部门应在日常管理中，更多地纳入公民表达和参与的因素，不能看到类似的要求，就认为是对自己的质疑或挑战，从而采取躲避压制的态度。“应该看到这些表达往往比较平和、理性，也通常是合法的诉求。这样的诉求得到良性呼应多了，抗争性、冲突性的诉求就会少了。”
　　贾西津认为，表达理性很重要。现在，媒体和网络正在公共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个平台如何不至陷于无序埋怨、谩骂，而是理性表达声音，将体现公民参与事件的成熟度。本报记者 叶铁桥 邢婷 田国垒

云在青天水在瓶

盘点2010最具争议性社会话题

　深圳新闻网12月28日讯   编者按：一年之中，热点纷呈；网络意见，众说纷纭。新闻事件往往纠结着事实的真伪、价值的判断，关注之所在常常又是争议之所在。如何辨明这些事件背后的是非、善恶、得失？价值多元的时代更需要新闻的多元阐释，方能求得最大限度的客观和公正。以这样的眼光盘点2010，我们发现网络一度热议的一些现象和话题依然包裹着集体的非理性，有待再认识。“官二代”全是“拼爹”吗？被问责官员，该不该再给一次机会？官员自杀都是因为腐败吗……我们对这类问题认识全面吗，是否因某种情绪而产生了偏见？

    “我爸是李刚”：拼爹时代已经到来？
　　一个“拼爹”的时代是病态的，一个民众都默许“拼爹”的社会是可悲的，怎样约束富二代、官二代的骄横作为或许是教育问题，但怎样改变“拼爹”的现实却是难解的社会之殇。
　　“我爸是李刚”：拼爹时代已经到来？
　　“我爸是李刚”，让人好悲伤，从中折射了这是一个“拼爹”的年代。很早以来就流传这样一句话：“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家庭的出生，决定了一个人的出路，有一个“好爸爸”，就有一个好前程，这是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如今，许多人就以“我爸是XX”作为成才的捷径，作为进步的筹码，也作为违法乱纪的资本。
　　有家网站做了项调查，调查发现70%多的男孩子表示没房没车可以结婚。但是同样70%多的女孩子表示，没车没房还是不结婚。有人说，现在80后和90后的男孩子是最可怜的一代，他们要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与富二代竞争。
　　对官二代特权意识的考量不应是唯一的追问
　　“我爸李刚”必定要与官二代李启铭成为2010最热网络语。事件激发的民事反弹达到顶点，不仅有对官二代特权意识的反抗，更包含对造成官二代目无法纪，肆意妄为的官一代的追问。公权膨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民意的倾轧，强烈倾轧必将引起激烈民意反弹并直指社会安定，将公众安危踩在脚下的官二代也注定被淹没在公众严惩凶手的呼声中。
　　官二代肇事后的冷漠与狂妄，影射出官一代对官二代教育的显性不良，从官二代行凶后的颐指气使，更可捕捉到官一代的官声和乖张的行为方式。我们完全看不到人性的善念和温情，肇事后若无其事的接女友喝咖啡，更彰显出官二代对权力护航的倚重和张扬，人性泯灭天良丧尽。公众在深思官二代不可一世嚣张的背后，似乎更有上梁倾斜下梁歪的定律如影随形。
　　公众在急于对官二代权力通行无阻思维进行抨击时，更不可忘记在权力护航一路高歌猛进的背后，是否有更加严重的腐败丛生，因而，对官二代特权意识的考量不应是唯一的追问。(荆楚网/张本强)



要救“拼爹”时代病 教育和公平需双管齐下
　　今天，人们对官二代与富二代的印象是如此之差，他们成了年少多金，腐朽糜烂，嚣张跋扈，肆意妄为，愚蠢无能的代名词。其实无论什么社会，什么时代，官二代与富二代总不会少。为什么在今天会有这样强烈的社会恶感，这其中的因素，首先应当拷问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富裕阶层在物质生活达到相当高度的同时，精神生活的提升却远远滞后了。家庭教育没有赋予他们物质之外，生活的足够意义；没有教给他们权钱关系之外，与别人和谐相处的理由和技巧。再看今天的社会教育与引导，同样存在价值观的错位、缺失。学生时代起就得到灌输，人生的最大意义不过是竞争，惨烈竞争背后，麻木的眼里只有权力与金钱，而非丰富的人生，美好的人格。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与平头百姓的差别总是显而易见的。教育的正确引导可能使一个人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处事态度，不会因为自身条件的优越而损害甚至践踏他人权益，但是面对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社会现实，要使能量巨大者始终不逾矩，就必须有完备的社会制约体系。这不仅基于完备的法律与严明的司法，更基于全社会对于公平和公正的内心信仰和认同。
　　2009年9月8日，河南平顶山新华四矿在明知井下瓦斯超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仍组织93名工人陆续入井，零时55分该矿发生瓦斯爆炸，致使76人死亡，15人受伤。
　　2010年6月21日1时40分，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兴东二矿发生特别重大炸药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经河南省委、省政府全力组织抢救，当班下井作业的75人中，有28人升井获救，事故共造成47人遇难，26人受伤，其中7人重伤。
　　今年7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听取河南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平顶山卫东区兴东二矿“6·21”井下火药爆炸等重特大煤矿事故的汇报，研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经会议讨论，河南省委最终决定，对平顶山市市长李恩东、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李俊峰和洛阳市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沈庆怀实行停职。
　　国务院在“6·21”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中认定，上述两起事故均为责任事故，时任平顶山市长李恩东对两起事故都负有领导责任，给予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政纪、党纪处分。然而根据11月初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消息表明，平顶山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李恩东出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级别仍为正厅级。
　　这次“严重问责，闪电复出”的事件，令李恩东成为时下焦点人物之一，同时对于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引发热议。


问责与复出：是否有法可依？
　　2008年因“三鹿”事件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在2009年复出，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
　　2009年3月20日，监察部网站发表通告称，因三鹿奶粉事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被处以行政记大过处分。而实际上，鲍俊凯早于 2008年12月28日已经升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同样因为三鹿奶粉事件被处以行政记过处分的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也同样早于 2008年11月就调任邢台市副市长、党委副书记。此后更于今年初当选为邢台市市长。
　　2008年5月，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邵立勇组织部分干部赴福建考察，即便是在“5·12”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该局人员仍在武夷山等地赴宴、游玩。邵立勇在事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同年12月，邵立勇便复出担任威海市工商局副局长。
　　2009年4月，瓮安事件中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也被发现悄悄“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
　　2009年8月，因两年不交停车费、并辱骂殴打负责物管的老人，四川泸州马潭区原交通局长谢林8月5日被免职，8月7日，被免职的谢林到泸州市经济开发区管理中心报到；10日，谢林正式任职，职务是办公室副主任。
　　2009年10月，广州海事法院院长罗国华因出国“豪华游”被免职，但仅两个月后，2009年12月30日，他又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
　　……
　　这是一组颇受关注的“问责-复出”事件名单，和李恩东事件相同，它们也曾受到过广泛质疑和激烈争论。那么我国的官员“问责与再用”问题究竟是按照怎样的规定来执行的呢？
　　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指出，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
　　其中第十条规定：“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云在青天水在瓶

“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其中第二十条规定：“问责决定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201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对受行政处分官员的处分解除程序作了如下规定：受处分人的处分期限满了，要由监察机关及时解除处分，其今后的晋升、晋级不再受处分的影响。这意味着，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将通过立法加以规范，同时也表明备受争议的“官员复出”将得到法律认可。
　　同样是今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责任追究办法》)。中组部更同时出台三个《办法》与其配套，共同构成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监督链条。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领导干部问责制并非是将被问责的官员一棍子打死，永不任用，相反，在经过一定的过程和程序之后，凡是符合条件的官员，还是可以被重新任命的。
　　被问责官员该如何再用？
　　专家建议：低位复出
　　作为有17年反腐研究经验的专家，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一直主张强化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有些官员高位复出或者同位提一级，丝毫体现不出对他们的惩罚。”林喆说。
　　针对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潮”，林喆说，“问责制度在过去有致命的缺陷，比如说不追查直接责任人，用人者和监督者没有责任。2009年的暂行规定弥补了这一缺陷，弥补了用人的失察和监督的缺位。而今年的《责任追究办法》更是细化了一些地方，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她说，《责任追究办法》的一大亮点就是“规定党政干部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
　　林喆对此建议，即使要复出也要低位复出，地厅级干部复出后只能当处级干部，省部级干部复出后只能到地厅级，重要岗位上的干部到非重要岗位上。否则这些落马官员很容易去掩盖真相，充当‘丢车保帅’戏码的‘替罪羊’。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去检举揭发真正责任人。


专家提醒：警惕“政策走样”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现强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在取得不断进步的同时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六重六轻”上：即重行政问责，轻法律问责；重执行问责，轻决策问责；重内部问责，轻外部问责；重事故问责，轻日常问责；重应对问责，轻预防问责；重形式问责，轻结果问责。
　　由于信息不完全公开，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原因、理由和程序，公众均一无所知。“隆重”被问责，“静默”重新上岗，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导致群众大惑不解。
　　“问责一定要追到连带责任人，这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林喆提出，对于选用干部应该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不能仅仅是一把手说了算，对长期以来没有提反对意见的班子其他成员也要进行问责。
　　林喆认为，腐败者最怕公示，在公示时设置举报箱在旁边，把一切放在阳光下运作。
　　“官员复出要经过人大讨论和说明，而不能仅仅是‘上面打招呼’就重新上岗。至于谁提议其复出，也要一并进行公示。”林喆认为，犯了错误的官员要重新上岗需要先取得民众的谅解。可以有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上进行诚恳的道歉和检讨。
　　如何看待官员“问责与复出”？
　　在这个“民意喷涌”的网络时代，对于“问题官员”的“问责与复出”往往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怎样在公正合理的前提下对出现问题的官员干部进行适当的惩戒，又该如何重新启用有能力有才华的公务员？“合情”与“合理”兼顾的标准需要我们仔细斟酌。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表示，问责官员的复出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依法。若复出规范化得以实现，那么，严格依照规则办理问责官员复出事宜是第一要义。否则，规范化就毫无价值可言。因此，也就需要对违法复出现象予以查究和追责；
　　二是理性。问责官员的复出与否，需视其一贯的品德和才能表现、在问责事件中的过错程度、对新岗位的胜任能力等情形而定。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是制度理性的体现；
　　三是透明。问责官员复出的整个过程和重要环节皆应公之于众，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以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取代躲躲藏藏、偷偷摸摸，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猜忌；

四是参与。对于问责官员是否适宜复出的问题，在政府主导制之下，应吸纳公众参与、民主评议，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理性清晰地认识官员问责机制、公开透明地贯彻执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践行“执政为民”的根本原则。
　　近年来，自杀官员频频出现，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一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杀。2010年官员自杀事件更是不断，截至目前媒体已公开报道的已有8起。“官员自杀”为何屡屡发生？如何减少此类悲剧？有专家表示，官员自杀是极少数个案，远远未能上升到社会共性。官员最重要是摆正心态，找准定位，为民做官，让自己拥有一个快乐的精神家园。
　　精神家园缺失 贪污腐败？仕途不顺？工作压力过大？
　　毫无疑问，官员自杀主要是精神家园缺失所致，而贪污腐败，仕途不顺，工作压力过大是构成官员自杀的三大诱因。
　　“官员的心理要健康，前提是要有一个人人清廉的政治环境，让官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用制度保护官员的心理健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央今年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在规范党员干部行为方面强调52个‘不准’，并在实施与监督方面有具体措施，使官员廉洁从政更多了一些制度保障。如果官员腐败问题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官员自杀的情况自然会逐步减少。”
　　“健康的心理来自于包容、开放的心态，这种心态与社会心理状态息息相关。”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认为，“官员作为执掌公共权力的特殊主体，应该还权力以公共性、开放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执掌权力主体的心理也变得更加‘阳光’一些。”
　　“官员自杀现象原因很多，非常值得深入分析。不是说当了官就高兴，有的当了很高级别的官，也有可能产生抑郁。分析原因，一种是因贪污受贿‘做贼心虚’，遇到纪委调查周围干部就睡不着觉。另一种是本身就有抑郁症困扰的人，进入公务员队伍做官；还有一些‘买官卖官’，花很多钱买官，当了官钱也回不来而抑郁，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心理素质不好的官员，看到比自己差的人提升了，而自己得不到提升，其心理上接受不了而产生抑郁。”

“就目前中国来讲，确实存在公务员通过‘买官卖官’靠关系坐在官位上的，但也有一些公务员，来自普通阶层，靠埋头苦干上来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接受采访时认为，“官员自杀与公平公正有很大关系，基层官场最容易产生任命干部的不公，这是造成人心理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干部任用提拔，有的靠关系，有的靠送钱，有的干得再好，埋头苦干，还是上不去，这样的人容易产生抑郁心理。”
　　“任何人包括官员都是社会人，不能就人论人，而应放到社会中去考虑官员自杀问题。这不是几个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系统工程。”该专家分析认为，“近年来，自杀官员增多反映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也确实存在着，如社会不公平，司法不公正，阶层之间相互仇视等社会问题，这都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整体的，我国每年大约有近30万人自杀。自杀现象今年发生多起，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员，自杀最普遍的原因是缺少一个心灵的家园。‘姓钱’ 了，一心只想‘向钱看’，就会产生精神家园的缺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表示，“十七大时胡总书记要求我们建设百姓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简单地说就是信仰。”
　　为官者要心态平和 心里要装着百姓想着百姓
　　“官员自杀话题是个深刻的话题，这种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个省，差别很大，有的是压力大，有的有精神遗传史，这些自杀事件有共性有个性，应以个案来看，具体原因具体分析。如果把官员自杀上升到社会共性还为时尚早。”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认为，现在我们讨论自杀问题，最重要是上升到干预和救助系统，“防患于未然”。
　　“日前中国自杀率是万分之一，我国公务员是600万，官员自杀不可能达到万分之一，所以官员自杀并不是一个共性现象。”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前理事长张侃与周孝正观点一致。他不认为官员自杀是社会普遍现象。(中国网)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让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一个“蚁穴”，他将自己所研究的这个“高知、弱小、群居”的群体称为“蚁族”，也同样使他们成为今日中国最具话题性、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蚁族”走上时代议程的前台绝非偶然，这个“现象级”群体浓缩着当代社会众多社会因素，如果存在一份“蚁族”的 DNA化验报告，那么你很可能在结果中看到这样一串词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穷二代”、高房价、理想与现实落差……然而，当我们走近他们时，却发现这一群体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命力，他们对现实的压力发出了有力的质问，“谁的青春不是苦过来的”。他们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如同蚂蚁，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低于350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住宿条件简陋，狭小杂乱，已经形成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蚁族总体上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较低，大约84%的人感到不满意，而仅有1%感到满意。

云在青天水在瓶

这一群体的人数，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而根据笔者在广州、北京等地的观察与调查，在城中村、平房区等低租金、低生活消费区，同样聚居了大量低收入大学毕业生。他们与在城乡结合部或近效农村居住的“蚁族”一起，事实构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蚁族”群体。　　有人认为，“‘蚁族’是继中国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这一判断是笔者首先所质疑的。弱势群体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概念。弱势表明处境不占优势，并且缺乏改变其境遇的条件，通常也被翻译为“弱者”。同我国三大弱势群体一样，“蚁族”具有很强的同质性、集中性和群体性。他们目前的处境肯定不占优势，但其也有明显不同于其他三大弱势群体之处。由于各种原因，三大弱势群体大部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弱势贫困处境的。比如下岗工人，即使再就业，也最有可能是在收入最低端的部门工作，而低工资的职员比起高工资的职员更有可能经受下岗。而农民和农民工因着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的户籍制度的体制性排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想短期内摆脱弱势处境更是不切实际的。
　　很明显的特征，“蚁族”均为年轻人。一般而言，年轻人在最初的工作中处于相对较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其正常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收入和待遇是否具有合理性，这种处境是否只是短暂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自己努力就能创造条件改变现状?或说我们的社会是否为他们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公正通畅的渠道?(半月谈网)
　　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经济领域里的有些事、有些现象，确实会让整个社会觉得很无奈，如假冒伪劣、如傍名牌等等，为一己私利，某些人会铤而走险，甚至冒掉脑袋的风险……可对某种属于“灰色地带”的营生，当官方从管不胜管，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到公开亮明观点予以首肯后，想必就如“野火遇春风”，顷刻就成燎原大火。
　　此说的是所谓的“山寨”现象，眼下只要不算OUT的人，恐怕都明白“山寨”之意。
　　就在前几天，工信部副部长杨学山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山寨”现象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不侵犯他人产权的模仿也是一种创新。他说，“山寨产品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的模仿，另外一种则是侵犯他人产权的抄袭。对于前者我们要给予保护和鼓励，而后者则要严厉打击”。他强调模仿也是一种创新，也可能是新的创新的初期阶段，这也应该是对待“山寨”现象的基本原则。(12月3日《天府早报》)


中国“山寨”之路能走多远？
　　国家掌管制造业的高官在一个正式场合发表这样的观点，可以说绝非其个人之见，应该说是代表这个主管部门的意愿。消息甫出，我不知道多少原来提心吊胆、藏着掩着地干着“山寨”活儿的人要额手相庆了：从此，俺可以理直气壮地“山寨”了!你能咋的啦?
　　且不论，杨副部长所说的“要严厉打击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山寨”行为。单说模仿的“山寨”产品也有创新之意，就让人有点云里雾里，既为“山寨”，无非是外表相像而已，其内涵或将差之千里。
　　一家企业研发设计了某个新产品推向市场，总要看看市场的反应如何，才能决定是否批量生产或停产，就像“生了小孩才能报户口”一样，知识产权保护申请或许总是在产品畅销之后(否则一个没有市场需求的产品，有必要申请保护知识产权吗?)，倘若此时，看到这个产品畅销后，一夜之间，诸多“山寨”品如雨后春笋、群起而入市，那么原生产企业权益何在呢?恐怕，想哭都来不及!如此这般的“山寨”行为也算一种创新?早年在浙江永康，保温杯、滑板车短时间内大起大落的怪现象，岂不都是一个个生动的例子?
　　或许，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初期，“山寨”之路是一条必经之路。从1949年到1979年，日本产品设计经历了一个从“仿”到“造”的发展历程，日本民族传统中强烈的拿来主义特色，始终将“模仿”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在他们看来“模仿”只是一个过程，决非是结果。正是基于这一个种发展理念，日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创新之路。如今，日本的工业大国形象，又有谁能否认呢?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基础薄弱的中国工业确实需要走一段“山寨”之路，如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乃至“模仿”生产一些国外产品，从而刺激工业发展。那么，眼下之中国，用西方人的话来讲，“用了30年时间走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路”，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全球大舞台，我们如果还要鼓励企业去拾人牙慧，那么中国或将总是步人后尘!
　　中华民族是有大智慧的，几十年前在遭受列强封锁的极其艰苦条件下，中国人依靠自身力量研发出了“两弹一星”。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进入世界前列，我们应该能有更多资金投入研发，应该能在国家层面上，营造一个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的氛围，而非是小脚老太似地甘于“山寨”，沦为一个沉湎于享受“山寨”或“舶来品”的国度。
　　中国已经树立起一个“政治大国”形象，而期待要建立一个真正“经济大国”形象，“山寨”之路，绝不能走得太远!环顾全球，哪个国家能以“山寨”而崛起?(半月谈网)
　　卫生部26日公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碘含量(征求意见稿)》，拟降低我国食盐碘含量的上限值，同时全国也将不再统一碘盐浓度。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调整？这是否意味此前我国补碘过量？我国食盐碘含量标准进行过几次调整？针对这些疑问，标准的主要研制人、卫生部碘缺乏病专家咨询组组长陈祖培27日接受了记者专访，详解这次标准的主要内容。


降低碘含量并不意味碘过量
　　根据征求意见稿，我国食盐碘含量将由20-60毫克／千克，调整为20-30毫克／千克。“这是一次很正常的微调，这样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我国人群补碘过量。”陈祖培说。
　　此前有报道提出，食盐补碘可能导致我国沿海地区人群碘营养过量。对此，陈祖培介绍说，卫生部专门就此发布了《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报告表明：从人群尿碘水平和膳食碘摄入量两方面评价，我国除高水碘地区外，绝大多数地区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处于适宜和安全水平，沿海地区也不例外；食盐加碘并未造成我国居民的碘摄入过量；我国居民碘缺乏的健康风险大于碘过量的健康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普通人群碘营养水平适宜标准为，尿碘中位数在100微克／升-200微克／升之间，孕妇人群的碘营养不足标准为小于150微克／升。2009年我国沿海地区调查显示，上海、辽宁、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成人、乳母和儿童的尿碘中位数都在100微克／升-250微克／升之间，碘营养状况总体上是适宜和安全的，但尿碘水平偏低个体比例较高，尤其是孕妇，尿碘水平低于150微克／升的人群比例为46%。
　　陈祖培说，人体碘营养63%来自食盐，来自食物的很少，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海产品都含碘高，所以沿海地区人群不一定碘摄入就多。
　　碘含量有下调余地但不宜大调
　　在碘缺乏病防治取得重大成绩、人群碘营养处于可接受水平的情况下，为何要对食盐含量进行调整？陈祖培说，这次调整主要是根据尿碘水平的数据。
　　2005年全国碘营养监测结果为：儿童尿碘水平为246微克／升。尽管全国水平处于可接受水平，但有5个省份处于过量水平，大于300微克／升；16个省份处于大于适宜量水平，为200-300微克／升；处于适宜水平的仅9个省份。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食盐中碘含量有下调余地，但不宜大幅度下调，而是小幅度下调。”陈祖培说，5个省尿碘水平只是略微偏高，均没有超过350微克／升，对人体健康并无影响，精细的微调是为了更多地区人群的碘营养接近理想的适宜水平，而大幅度调整则可能给碘缺乏病留下隐患。
　　他还指出，自1995年以来，我国加碘盐企业经过多次技术改造和工艺改进，食盐的碘含量和均匀度都有了明显提高，在生产、流通等环节中损失量大大减少，从而保证了盐中碘含量的稳定，这也为这次食盐中碘含量的适度下调奠定了基础。
　　据预测，这次调整执行后，人群尿碘有可能从246微克／升下降到200微克／升左右。


　食盐补碘将迈上“因地制宜”之路
　　根据《食用盐碘含量(征求意见稿)》，全国将不再统一碘盐浓度，各地可在规定的范围，选择适合本地情况的碘含量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我国食盐补碘将走向“因地制宜”。
　　目前，我国实行统一的碘盐浓度，均值为35毫克／千克。陈祖培指出，全国各地饮食习惯差异大，盐的摄入量不一样，如上海居民每天摄入盐在5至8克，而黑龙江则可能达到10多克，这样实行统一的碘盐浓度确实不合适。另外，监测数据也表明，全国各地尿碘水平不一样，有高有低，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调整难度较大。因此，这次的标准将给地方“因地制宜”设定碘盐浓度的权力。
　　“制定食盐中的碘含量标准，要综合考虑人体需要量、膳食结构以及食盐生产流通过程中的碘流失等情况。”陈祖培说，取消统一碘盐浓度标准是“科学补碘”的体现。
　　食盐碘含量的调整还会继续
　　“食盐碘含量的动态调整是正常的。”陈祖培说，多年来，我国已对食盐碘含量进行过三次调整，这次将是第四次调整，以后再进行调整依然还有可能，但是每次调整都要基于全国的监测数据。
　　第一次调整是1996年。1995年全国碘营养监测发现，由于对食盐中碘含量没有规定上限值，导致部分地区的盐碘含量过高，有的高达100毫克／公斤。为此，1996年就规定碘含量的上限值不得超过60毫克／公斤。　
　　第二次调整在1997年。1997年全国碘营养监测结果显示：儿童尿碘水平为330微克／升，提示儿童尿碘水平大幅升高，这是由于向重点人群滥补碘(乱用加碘保健品和碘油丸)所致。卫生部及时要求碘盐覆盖率已经大幅度提高的多数地区，停止碘油丸的投服，同时提出“科学补碘”的原则和口号。
　　第三次调整在1999年。当年的全国碘营养监测结果发现，儿童尿碘水平为306微克／升，处于偏高水平。我国专家经讨论和论证，在世界首次提出把尿碘水平降至300微克／升以下是可接受的碘营养水平，这样既能向人群提供足够的碘，又把副作用的危险性降至最低水平。2000年我国将生产环节的碘含量出厂不低于40毫克／千克下调为平均35毫克／千克。
　　陈祖培说，调整后人群碘营养水平由碘过量降低到碘营养水平处于充足和可接受水平，2002年和2005年两次全国碘营养监测结果显示，儿童尿碘水平分别下降到241微克／升和246微克／升，说明这次调整是有效的。
　　此外，陈祖培指出，未来几十年，食盐的碘含量还有调整。他说，当前为防控慢性病的发生，我国提出控盐策略，盐摄入量减少，碘摄入量也将随之减少，因此以后还有可能再提高食盐的碘含量。基于科学数据的动态调整正是“科学补碘”的要义之一。(半月谈网)

云在青天水在瓶

记录百姓心头事盘点2010年九大民生热词

图表：盘点２０１０年九大民生热词 新华社发

　　深圳新闻网12月24日讯   （记者何雨欣、刘羊旸）每一年都会有一样的民生热度，每一年都会有不一样的民生话题。２０１０年即将过去，这一年，究竟什么事萦绕在老百姓的“心头”？
　　物价、收入分配、保障房、入园难……一个又一个民生热词记录下了２０１０年老百姓的真实感受，这其中有欣慰，也有期待。

　　资料图片：12月11日，北京一家超市的工作人员在帮助顾客选购蔬菜。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1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1%，创28个月来新高。其中，11月份食品类价格对CPI上涨的“贡献”率为74%，居住类价格对CPI上涨的“贡献”率为18%。新华社发（罗伟摄）
　　热词一：物价
　　毋庸置疑，如果评选２０１０年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物价应首当其冲。近几个月，“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油你涨”等新词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份调侃的背后多少折射出老百姓对物价屡屡攀升的一份无奈。
　　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问题凸显。１１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ＣＰＩ）创两年多来的新高。物价的涨跌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第四季度全国储户调查，７３．９％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
　　从１１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到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定价格总水平均被放在突出的位置。随着一系列调控措施的实施，让老百姓有更多理由期待物价过快上涨的势头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资料图片

　　热词二：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改革在我国由来已久，在国民收入这块“蛋糕”日渐做大的同时，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切好显得更为迫切。
　　收入分配一词的热度还源于其在２０１０年一些重要文件中的数次提及。从“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到２０１０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从“十二五”规划建议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收入分配一词均屡见其中。
　　可以预见，千呼万唤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在２０１１年出台，而让老百姓通过劳动能获得与经济增长水平和物价上涨水平相一致的收入，能分享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成果，经济的发展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资料图片

　　热词三：保障房
　　如果说“蜗居”“蚁族”是２００９年高房价派生出的热门词汇，那么，２０１０年，作为房地产调控政策中一再提及的重中之重，保障房肯定是房地产行业的热门词汇。
　　５８０万套保障房的开工任务完成、保障房的供地比例不断提高、公共租赁房破题、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入保障房领域……种种迹象均表明，２０１０年，我国保障房的建设进程全面加快。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介绍，２０１１年，保障房的开工任务是１０００万套。保障房建设的提速表明，我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在“市场”与“保障”相结合之下寻求一剂“良方”。

云在青天水在瓶

资料图片

　　热词四：入园难
　　入园难，２０１０年，这个词让多少孩子的父母感同身受。当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城市和农村入园难问题开始凸显，学前教育仍面临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瓶颈”。
　　７月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学前教育，１１月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措施，近日，国务院还印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可以说，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无疑将推动全社会提高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从近日各地传来的消息可以看出，入园难问题已经开始着力解决。

资料图片

　　热词五：加息
　　时隔３４个月之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国人民银行首度宣布加息。因为事关自己的“钱袋子”，所以该消息一经公布，迅速引起了老百姓的普遍关注，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加息对老百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我国物价上涨问题凸显的形势下，加息无疑为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实际利率为负的状况，但对于如房贷一族和车贷一族的老百姓而言，本次加息同时意味着贷款成本增加。
　　虽然经过此次加息，但居民存款仍然没有摆脱“负利率”的困局，２０１１年即将到来，老百姓的“钱袋子”将如何保卫还要继续努力。

资料图片

　　热词六：医改攻坚
　　２０１０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开始正式在我国１６个城市推行。公立医院改革被称为整个新医改中“最为复杂艰巨的任务”，改革试点的推进意味着我国备受关注的新医改开始进入攻坚阶段。
　　２０１０年，我国新医改继续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正在向６０％以上地区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进，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提高到１５０元左右，未来１０年卫生人才发展规划编制……
　　根据相关统计，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基本覆盖全民。共同期待，老百姓早日告别“看病难、看病贵”。

云在青天水在瓶

资料图片

　　热词七：养老金
　　１２月２２日，刚刚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１０％左右，这是自２００５年起，我国第七次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养老金的频频上调让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２０１０年起，我国养老保险事业继续推进，《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开始实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实现全国“漫游”，此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也在这一年扩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２０１０年，将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我国的养老保险事业正在向人人都能“老有所养”的目标迈进。

资料图片

　　热词八：城市拥堵
　　城市拥堵，这个词让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头疼”。２０１０年，我国一些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凸显，尤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等特大城市为甚，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老百姓的出行。
　　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各地都在酝酿治理措施。可以预见，２０１１年，交通拥堵将成为一些城市政府部门和老百姓必须直面的问题，而随着我国城镇化以及城市交通机动化步伐的加快，解决城市拥堵问题将可能面临更多挑战。

资料图片

　　热词九：七连增
　　２０１０年，我国粮食连续第七年增产，总产量达到１０９２８亿斤，再创新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的连年丰收，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稳定物价总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已明确，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是２０１１年“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以及多部门的有力措施，再加上农民的辛勤劳作，２０１１年，期待又一个丰收年。

云在青天水在瓶

2010"逃离北上广"引领风尚

下一站幸福向何方

　　“北漂”小伙戴海飞所造的“蛋形”小屋，曾引发社会热议。毕业半年的他，因难以承受租房的费用，曾在这个“蛋壳”里居住过几十天 新华社 图

　　深圳新闻网12月22日讯    如果说“蜗居”和“蚁族”，是形容2009年城市新移民生存状态最贴切的词，那么“逃离北上广”似乎诠释了2010年他们新的生命之旅。
　　如果单纯从字面上来理解，“北上广”只是三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但在更深的层面来看，“北上广”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崛起的超大规模城市的缩影，它意味着实现梦想的机会、展示自我的平台，但同样意味着拥挤的资源和艰辛的奋斗之路。
　　2010，“北漂”已经不是一种时髦，“逃离北上广”成了引领风尚的流行话题。
　　别了，唐家岭
　　唐家岭是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居地。这里真正被关注是因为2010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造访唐家岭，目睹了一对蚁族兄弟的住宿情况，并且在听了他们自己创作的“蚁族之歌”后感动地流下眼泪。此后，仿佛一夜之间，唐家岭被推到聚光灯下。其实，唐家岭只是北京“蚁族”生活的一个缩影，这样的地方在北京为数不少。
　　12月的北京，天气阴冷。记者来到位于圆明园附近的福缘门村。通往村里深处的是一条很窄的小巷，巷子的两旁有很多低矮的红砖房。这些房子大多都是一层高的，外形没有任何特色。而且，大多数房间都没有窗户。
　　租住这样普通的房间，除了一张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床外，房东是不愿提供其他额外家具的。房客也乐得省心——毕竟，住这样简易的房间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房租。
　　类似这样的场景，并非只在拆迁前的唐家岭才可以看到。北京上地附近青龙桥一带，西苑一带，中央党校东墙的坡上村一带，与国贸的双子大厦仅一墙之隔的后方，都布满了这样的城中村，这样的外来人口聚集地。
　　中国社科院人事教育局局长潘晨光主编的《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称，目前北京地区保守估计“蚁族”有10万人以上，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太原、郑州、南京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据初步分析，全国“蚁族”人数将在百万以上。
　　而随着“蚁族”渐入公众视野，旧村改造的步伐也在加快。今年北京启动了包括唐家岭村、夏家胡同村等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今日唐家岭，已不复往昔景象。
　　福缘门村也在被改造的行列。有村民对记者说，今年出租房屋的生意没有往年好，新来的客人很少，旧的主顾也在渐渐搬离。他们有的搬到其他地方，有的可能已经离开了北京。


　从“二次逃离”到“一次逃离”
　　2007年本科毕业于北京一所理工院校会计学专业的刘泽一在求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受挫后，选择到北京一家民营会计事务所做审计工作。
　　他对记者说，最初一年，12个月有9个月在外地出差，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吃的比猪还差，干的比牛还累。”他如此形容自己当时的工作状况。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税后收入为5000多元，除去吃、穿、住、行各种开销后，到月底依然所剩无几。
　　最终迫使他离开的直接导火索是他母亲的到来。远离家乡的刘泽一一直对家人说自己在北京过得不错，和朋友合租房子，工作忙碌充实。直到思儿心切的母亲到北京后，发现儿子所谓的“合租房”只是由两居室中的厨房改造而成，里面非常局促，仅容得下一张单人床和简易衣橱等家具。房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交错分布的各种管道。
　　在祖辈人心中，孩子能有机会跨进大学的门槛就是“有出息”。可眼下，大学毕业后的孩子过的竟是这种生活，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母亲当时就受不了了，流着眼泪说，“儿子回家吧！”刘泽一略带羞赧地对记者说，这最终推动他毅然决然地踏上离京返乡的路。
　　其实，有着类似想法的可能不在少数。某招聘网站对7000多名白领的调查显示，八成白领有逃离“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念头。
　　当记者问及，有没有注意到“逃离北上广”这一现象时，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一位研究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有！”他笑称：“压力太大了，要是有合适的机会，我也会离开的。”
　　在这些超大城市“漂”过一段时间，而后在各种压力下逃离的人们被称为“二次逃离”。除此之外，记者注意到，“一次逃离”（即毕业后马上离开）的现象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那些曾经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未毕业时就从不同渠道预感到面临的压力，因而在毕业的一刻，选择离开。“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豪言壮语正在消退。
　　在北京某高校日前举办的招聘会上，记者发现不少外省企业已经将触角深入。和此前几年不同的是，他们吸引了相当多即将走出校园的年轻人驻足。招聘方整齐划一的住宅楼、颇有吸引力的福利规划，不时引来一片赞叹。在山西某大型国企招聘展台前，几位学生详细询问相关职位的具体要求、发展空间。两个男生在相互打趣：“要不我们一起去好了，至少不愁买房了。”
　　这种现象在两年前还并不多见。当时“北上广”的毕业生初次就业选择离开的比例远低于当下。从被动离开到主动撤离，在生活压力面前，年轻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在各种生活压力面前，即将离开校园的大学生开始降低目标和预期，很多人开始放弃“一定要先留下来”的想法。

生活不能承受之重
　　在造成人们“逃离北上广”的各种因素中，房价毫无疑问是第一推手。一份网络调查数据显示，有54.7%的人选择“逃离”是因为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是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9.8%的人认为，在一线城市生活“幸福性价比”太低。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房地产绿皮书》显示，据测算，2010年前两个季度，我国绝大多数城市住房支付能力指数（反映城镇居民家庭购买存量住房的能力）持续下降。其中，北京的住房支付能力指数最低，深圳、上海、杭州、广州的支付能力指数也较低。
　　其实，即使不借助统计部门的数字，我们也能很直观地感受到部分城市的高房价所带来的冲击。
　　眼前的小江是个漂亮能干的女孩。曾经在全国主持人大赛中获得过第二名，目前在国内某知名门户网站做主持人。
　　然而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小江却也有着颇多无奈。和众多年轻人一样，小江也是“租房族”，每月工资6000多元，除去房租和各种生活开销，经常是所剩无几。“我租房子的时候，房东还主动把1600元的房租降到1400元，因为房子里面的水管又生锈坏了。”说完她自我解嘲地笑了笑。
　　主持财经栏目的她，天天工作时谈着房价，下班后则条件反射似地想要逃避这个话题，“越来越厌倦谈论这个话题，有一天我也逃离北京算了。”
　　房价之外，还有各种烦恼。英国《经济学人》援引某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单程）花费的时间领先全球。中国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钟用在上班路上，排在第二的印度人需要39分钟，而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只需22分钟。另据统计，欧美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平均上班时间为27分钟。
　　对于上述统计数据，“北上广”不少上班族表示，其实远不止42分钟。在广州上班的小云对记者说，由于住的太远，要一大清早去赶公交车上班。正常的话路上需要70分钟左右，“如果遇到汽车追尾等事故出现交通堵塞，那迟到是无疑的了。”
　　还有户籍制度的掣肘。网上一篇题为《中国政法大学老师一封给女儿的信：等爸有钱了给你办美国户口》的热帖，曾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师翟继光在帖子中叙述了在北京给孩子办户口的经历，让不少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深有同感：在大城市上个户口，怎就这样难？

下一站，幸福
　　“逃离北上广”之后，下一站奔向何方？
　　一个选择是重返故里。记者注意到，做出这种选择的，往往是家乡本身有较好发展条件的或者是家庭条件较好的。
　　典型的如成都、重庆，这些城市曾经对“北上广”输出了大量人口，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地区已经能为人们提供不亚于外出打工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吸引力。
　　在四川的“十二五”规划中，特别提到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目前已经有富士康等企业开始回迁内地，这些企业内迁不仅给内地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机遇，更引领了一轮人口的回流。
　　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年轻人，回乡后虽然个人发展空间相对“北上广”会小一些，但是生活压力和购房压力会小很多，也能过上相对轻松的生活。
　　原本“沪漂”的小齐日前终于回到家乡的省会城市。她对记者说，以前最怕的是每年回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当年自己在班里算是成绩优秀的，考到上海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有一个还算安稳的工作，“但过了两年，每次聚会都感觉自己是‘被可怜’的对象。”
　　“原本是被羡慕的对象，现在总要忍受同情的眼光。”小齐郁闷地说，“特别是眼看着很多高中同学都结婚、生小孩了，我这个‘大龄剩女’，每次回家都能被家人的口水淹死。”
　　终于在父母和同学的一轮轮“轰炸”下，她回到了家乡的省会城市，当上了公务员。在经过几次相亲后，嫁给了一个感觉比较靠谱的男人，买了房和车，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以前不甘心回来，总觉得出去了再回来是件丢脸的事情，好像混不下去了。现在看，真是浪费了几年时间。生活合不合心就像鞋子合不合脚，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舒服就好。”小齐已经很想得通了。不过，有时也难免会怀念“沪漂”时那段充满忙碌和斗志的生活。
　　而那些“逃离北上广”后未返乡的人，很多开始了围绕“北上广”的生活。许多人走出上海后，无论是北进到苏州还是南下到温州、台州，都处在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辐射圈内。这个辐射圈还包括无锡、杭州、绍兴、南通等二、三线城市。一些人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是还在这个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圈内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而且，小日子会过得更加惬意。
　　在珠三角，当地便捷的轨道交通，连通了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离开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后，人们可以住在周围的县城或者小镇里，生活也很便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退居二线”，无论是从人的个性化发展还是从人才自由流动的角度来看，这种转移都是符合潮流的。另一方面，人口的这种流动不仅缓解了大城市的交通等压力，客观上也为二、三线城市的发现提供了智力支持。记者秦菲菲

来源： 上海证券报

云在青天水在瓶

2010年落马贪官“雷人”百态

2010年即将结束，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今年又有一批贪官落马。举凡贪官大都是翻云覆雨、诡计多端之辈，他们要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期蒙蔽人们的视听；要么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妄图逃避法律的制裁。为了逃避惩处，有些贪官真可以称得上是“殚精竭虑”，于是，各种雷人的行为和言语层出不穷，闹出不少笑话，让人既感荒诞滑稽，又觉可恨可恶。我们在此盘点一些2010年落马的“雷人”贪官，“机关算尽太聪明”，他们最终还是无法逃过法律的惩处。

　　1、“文质彬彬”的贪官：广西烟草专卖局销售处原处长韩峰
　　关键词：局长日记　　

　　如果不是网友“含仙子”2010年2月28日在天涯社区发帖展示韩峰的“局长日记”，现在的韩峰可能还在继续着他****腐败的生活。这部从2007年9月24日至2008年1月31日的日记，将韩峰的生活彻底展现在公众面前，用网友的话说就是“非常简练，但真实生动，文笔流畅，充分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尤其是细节描述得较好”。韩峰的“幸福时光”因这部日记戛然而止，2010年3月14日，韩峰被处以开除党籍和行政开除处分；9月2日，韩峰涉嫌受贿犯罪案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韩峰涉嫌收受贿赂101万元；12月１４日，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韩峰有期徒刑１３年。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铁窗岁月。

2、强词夺理的贪官：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
　　关键词：升官不成便腐败

　　一句“升官不成便腐败”，让文强毫无疑问的成为今年最会“强词夺理”的贪官。初落马时，文强曾经面对镜头痛哭流涕，后悔自己醒悟得太晚。然而，他好像并未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悔过书中，他不是去反思自己，而是用大段篇幅发牢骚，怪组织多年没提拔自己。
　　他在悔过书中写道：十多年一直在公安局担任副局长，总觉得自己业务熟，有能力，付出的多，取得的成绩也不少。尤其是看到比自己资历短、业务又不熟悉，甚至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都提拔到与我同一级的职务，甚至更高的职务后，思想上不能正确对待，产生不满情绪，升官不成，就乱用权……
　　升官不成便腐败，这个借口更像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讹诈。话说回来，即使多年未被提拔，腐败在法律和道义上也绝没有哪怕半点的正当性。
　

3、怨天尤人的贪官：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
　　关键词：怪组织没提醒

　　“我曾经有过美好向上的追求，也想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没想到如今却沦为一名罪孽深重的阶下囚。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即使犯了也会有所收敛，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严重程度。”
　　这是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的悔过书，2010年9月14日，李人志(正厅级)被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封悔过书，与其说是悔过书，不如说是抱怨书。在李人志的逻辑里，他只认识到自己之所以犯罪是由组织没有定时提醒，却没有意识到造成他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他对党纪国法的无知和漠视。

来源： 检察日报-正义网

云在青天水在瓶

4、“深谋远虑”的贪官：湖北省鄂州市鼓楼街办原主任邵海　　关键词：反调查“演习”

　　为了应对纪检部门的调查，提前进行反调查“演习”，湖北鄂州市鼓楼街办主任(副县级)邵海可谓是“深谋远虑”。具有研究生学历，当过教师，头脑灵活，喜读经济书籍，如果不是因为贪，他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官员，然而他的智慧没有用在怎样为百姓服务上，而是用在了“对付”纪检部门的调查上。据媒体报道，早在聚敛钱财之初，他就处心积虑应对调查。受贿的时侯，他通过朋友变现获得好处，给证据认定增加了难度；贪污时，他将贪污资金与引资返税等费用混在一起，采取假拨款和假票据冲账，事后自己销毁还要求他人销毁原始记录和账证。而在调离杨叶镇前，他多次与同伙商定应对调查措施。调离后，还几次与他人进行反调查演习。然而，在法律面前，他终究难逃惩处。

5、“狡兔三窟”的贪官：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
　　关键词：四处借身份证藏匿赃款

　　刚被“双规”时，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十分坦然的对专案调查组说：“你们查吧，家庭情况可以说明我的问题。面对金钱诱惑，我抵抗住了。但碍于人情，也收下了一些钱，我都上缴廉政账户了。”随后，经过调查发现，李荫奎和妻子、孩子名下果真无大额财产，而李荫奎在2003年至2008年12月也确实上缴了廉政账户资金共639800元。
　　然而就是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自信十足的官员，在担任封丘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却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先后一千五百七十五次受贿，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
　　而李荫奎和妻子、孩子名下无大额财产的背后真相是，李荫奎一边上缴廉政账户资金，一边让妻子四处找亲戚朋友借来身份证，早已用其他人的名义将巨额赃款藏匿了起来。

　6、“夫妻情深”的贪官：国土资源部机关服务局接待处原副处长昝红伟
　　关键词：用公款为妻子缴社保

　　“我妻子现在还是待业，当时考虑到妻子要去别的单位还要托关系，我又不想求人，索性就在服务中心给她挂了个名。”2010年11月2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当检察官指控昝红伟利用职权，指使会计用公款为其妻缴纳社会保险费，非法占有6500余元时，昝红伟作出了如上解释。
　　看到妻子还在待业，立刻就想到为妻子缴纳社保，昝红伟对家人真是呵护备至，尽到了一个做丈夫的责任。但是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的家人谋福利就让人愤怒了。而庭审结束时，昝红伟声音哽咽地向法官求情，称自己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才犯了错误，“我的孩子6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见上一面”。情景令人动容，只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事实证明，无论多狡猾的贪污手段、多周密的反调查准备、多动听的自我辩解，最后还是无处遁形，最终也难逃党纪国法的制裁。

来源： 检察日报-正义网

云在青天水在瓶

网评2010十大感人动物 上海火灾守望犬居首

守望犬晶晶

    2010十大感人动物

　　上海火灾守望犬列首
　　本月9日，某论坛发起了一项《评选2010年度十大感人动物》评选活动，13日评选结果出炉，上海大火“守望犬”夺冠。
　　活动发起人刘子萍表示，希望通过此活动，呼吁广大网友关爱身边的小动物，共同抵制虐待动物的行为。
　　第一名 火灾“守望犬”
　　11月15日下午，上海静安区发生特大火灾，58人遇难。当人们仓皇逃离的时候，金毛犬晶晶却趴在公寓外不吃不喝地等待自己的主人，而且一直在流泪。
　　后续：在网友的帮助下，11月17日，晶晶找到主人并顺利回家。

　　第二名 流浪猫救同伴
　　土耳其一只流浪小猫在停车场被汽车撞倒后，无助地躺在地上，同伴随后赶来，用猫掌在昏迷的同伴胸口上心脏按摩，整整2个小时，希望它能够醒过来。
　　第三名 “猫坚强”
　　背部遭铁钩刺穿，腹部两侧的皮毛都已空缺，仅脊背处还有一点皮毛留了下来。11月2日，济南市民岳淑芹救助了这样一只猫咪，强强。宠物医生估计是烤羊肉串的人先用钩子把猫勾起来，然后从身子两边各拉一刀，活剥了这只小猫的皮。
　　后续：强强接受免费救治，并被岳淑芹收养。

　　第四名 仗义松鼠
　　视频《不要动我朋友》中，一只松鼠为保护同伴尸体，与几只乌鸦对峙搏斗。在动物世界也不乏为朋友行侠仗义的感人举动。

    第五名 最励志的小蜗牛

　　一组图片展现了一只最励志小蜗牛。让网友佩服的是，这只不起眼的小蜗牛，从一根木杆跨至另一根木杆，它的顽强精神感动了网友。

　　第六名 两条腿的坚强小狗
　　小狗Faith（信念）出生时共有三条腿——两条健全的后腿和一条开始萎缩的前肢（前肢后来用手术除掉）。在主人的帮助下，Faith渐渐学会用两条腿平衡和跳跃式地前进，最后可以跟人一样用两腿步行。Faith的信念感动了无数人，它的坚强也鼓舞了更多人，它还登上了美国《人物》周刊封面。

第七名 猫狗互取暖
　　猫和狗一般不会相处的，网友却在街边发现一只流浪猫和一条被遗弃的小狗挤在一个废弃的角落，相互取暖抵挡寒流，实属罕见。

第八名 埃莉诺的葬礼

　　大象是“母系氏族”社会，母象在家族中起领导作用当。家族40岁的女首领埃莉诺被蛇咬伤后，她的同伴用鼻子努力的要扶起她，但她依然伤重死去。其它闻讯而来的大象一起用树枝、草与泥土将埃莉诺埋葬。

　　第九名 老虎小猪一家亲
　　位于泰国海滩度假胜地芭堤雅的Sriracha老虎园就发生了怪事，一只母老虎养育着一群小猪。

　　第十名 小虎猩猩成朋友
　　在印度的塔曼野生动物医院，两只野生苏门答腊虎和两只野生猩猩成了朋友。这种友谊注定不会长久，幼虎长到三个月时开始吃肉，那时他们就得跟自己的新玩伴分开。

来源： 重庆晚报

云在青天水在瓶

歇会~~~~
大家继续添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