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经济（二） （作者按：已将理财改为经济）
　　一次，晚上去看电影，只有一辆车，鲁迅便自己不坐，让许广平、周建人的夫人、周海婴、周建人的三个女儿、萧红坐，他和周建人或者别人走着去。看完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还是不肯坐，让周建人全家坐着车先走了。
　　鲁迅平常只喝清茶，不喝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的饮料，家里从不准备。

　　在北京时，有客人来访，鲁迅一定要请客人吃点心。一开始男客女客一视同仁，但他发现男客一来，就将点心吃的干干净净，于是此后，鲁迅改用花生代替点心招待男客，但招待女客依旧用点心。
　　家中来了客人，鲁迅常陪客人聊到深夜，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饼干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广平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广平打开立柜再取一碟。每来客人，瓜子也必不可少。鲁迅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必让许广平再拿一碟来。
　　鲁迅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鲁迅自己平日吸。另一种是白听子的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听烟放在鲁迅书桌的抽屉里。来了客人鲁迅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便宜的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鲁迅随吸随取。
　　聂绀弩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他告诉鲁迅，对鲁迅不足千字的文章稿费是每篇3元（一般是1000字1元）。鲁迅说：“那我以后给你的文章要越来越短了!”
　　鲁迅极其注重理财，他的日记几乎记载了所有的收支情况。
　　儿子出生后，鲁迅和许广平请了一位保姆阿花照顾周海婴。阿花是绍兴人，丈夫患病失去劳动能力，时常毒打阿花，并想把她卖掉。阿花逃到上海打工。一天，阿花的丈夫从乡下赶到上海，想将阿花带回去，鲁迅请了律师和一位绅士调停此事，最后花150元为阿花“赎了身”。

　　鲁迅经常帮助他人。陶元庆去世后，鲁迅拿出三百元交给许钦文，让许为陶买墓地。柔石遇害后，鲁迅交给柔石遗孀一百元，作为柔石子女的教育费。
　　居上海十年间，鲁迅不断搬家，最初住在景云里时，就换过好几次房子，后又搬到北四川路，去世时住在大陆新村。每次鲁迅都说要换个便宜点的，但每次都越换越大，越搬越贵。
　　鲁迅酷爱木刻艺术，收藏了许多外国木刻。他最喜爱的外国版画家是珂勒惠支、梅斐尔德和麦绥莱勒，并第一个把他们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为麦绥莱勒编选木刻连环画集《一个人的受难》，为珂勒惠支编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作序文。他在自费印刷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版权页上印了“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个字。


　　为学
　　鲁迅一生做得最多的三件事是买书、读书和写书。从1921年到1936年10月逝世之前，鲁迅共购书14000多册，支出10913.65元。
　　鲁迅15岁起就抄书，抄录了30多年，起初抄录小本《康熙字典》上的古文奇字，后来抄录《唐诗扣弹录》、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五木经》、《耒侶经》等书。1911年，他抄录了两大册《说录要》和从大量古籍中抄录出600余张纸条，后来的《古小说钩沉》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及“硬看”学习法：“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的多。”
　　1914年，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五岁，许寿裳给儿子买了本《文字蒙求》，并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教给许世瑛两个字：“天”和“人”，同时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许寿裳说：“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
　　鲁迅住在上海景云里时，与茅盾所住的楼相对。每当茅盾写作夜不成寐时，遥望对面鲁迅，深夜亦灯火通明，于是感慨曰：“亦有失眠是鲁迅，不独失眠是茅盾。”
　　鲁迅在文章写成之后总要看几遍，甚至稿件寄出后还在推敲文字，一发觉不妥即要求报馆改正。孙伏园在编《晨报》副刊时，往往从鲁迅那里拿到文稿刚回到报馆，就接到鲁迅的电话，要求修改某些字，而且他会一再打电话要求修改。
　　鲁迅称自己的译作是“硬译”出来的。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译作过于忠实外语原文的句式，还不够接近中国语言文学的习惯。
　　鲁迅翻译作品极为认真。他翻译《死魂灵》时，书中有一句话：“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德威奴斯的位置。”他不知道威奴斯出浴的姿势，翻查了许多资料后，在译文处注明：眉提希德威奴斯的姿势是，一手当胸，一手置胸腹之间。
　　1930年，许寿裳长子许世瑛考上清华大学，鲁迅给许世瑛开了一张书单，共12种书，并附上说明：“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鲁迅认为读书，不应无重点地乱读一气，什么书都去涉猎；就是同一本书，也不必每章每节“一视同仁”。一次，他指导许世瑛读《抱林子》时就指出：该书“内篇”宣扬神仙方药、鬼怪迷信，是错误的，可不读；“外篇”论述人间得失、臧否世事，这就是要读的重点。

　　鲁迅懒得吃鱼，因为鱼的细骨头多，他不愿花太多时间浪费在吃鱼上面，宁愿多读点书。
　　初到上海时，许广平见鲁迅已经工作了很久，便将双方放在他肩上，打算让他休息一下。结果鲁迅放下笔，却一脸不高兴。许一下如掉入冰天雪地，鲁迅解释道：“写开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是顾不到的，这是最好不理他，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事。”从此，许便不再打搅鲁迅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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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1903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留学期间，书桌抽屉里经常放的书籍除英国诗人拜伦的诗集、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故事外，还有一本线装日本印的《离骚》。他对许寿裳谈起屈原时说：“《离骚》是一首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许寿裳问他最喜欢《离骚》中的哪几句诗时，鲁迅当即诵出：“朝吾将济白水兮，登闻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钱玄同为《新青年》向鲁迅约稿，鲁迅拒绝，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住他们么？”钱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被说服了，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就是《狂人日记》。

　　吴虞读了《狂人日记》后，写下了著名的《吃人与礼教》论文，他在文中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吴虞还说：“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采薇》中的阿金姐是万古常新的谣言家的形象。曹聚仁回忆，鲁迅曾对他说：《采薇》中的“阿金”是很重要的；他创造了阿金，就等于创造“阿Q”，阿金也和阿Q一般普遍地活着的。曹以为，阿金气死伯夷、叔齐，是鲁迅揣摩今人心理创造的。后来读了《文选注引古史考》《金楼子》等书，方知伯夷、叔齐被气死确有出处。
　　鲁迅的作品不仅吸引了青年人，还吸引了一些老年人。章衣萍的岳父看过《呐喊》后，再三称赞鲁迅了不起；荆有麟在河南遇到一位粮食店的七十岁左右的老板，订阅了北平的《京报》，只要是鲁迅的文章，他每篇必看；一位姓莫的民元前革命者，对鲁迅很是佩服，只要是鲁迅的作品，必收藏起来。
　　鲁迅认为自己的历史小说《不周山》的后半部写得草率，绝不能称为佳作，故在《呐喊》再版时删去。
　　鲁迅曾对郁达夫谈及，他准备写长篇小说《长恨歌》，按照他的构思，以唐玄宗之明，怎能不知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因为心中已经厌烦；到马嵬坡下，如果玄宗对贵妃还有爱意，怎会不保全她的性命；到玄宗暮年，想起昔日情爱，梧桐秋雨中，心中颇生悔意，于是让道士为他催眠，梦中与贵妃相遇，这便是小说的结局。
　　高长虹回忆，鲁迅常谈到他的一个构思，说他想描写鬼，结局是一个人死的时候，看见鬼掉过头来，在最后的这一霎那他看见鬼的脸是很美丽的。
　　《阿Q正传》最早在《晨报》副刊连载，第四章刚登完，茅盾就发表文章，称全文虽未写完，但“实是一部杰作”，阿Q并不会真有这么一个人，可是到处可以碰见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所谓典型。
　　高一涵曾发表文章说，《阿Q正传》在报上陆续发表时，“许多人都很栗栗危惧，恐怕以后骂到他的头上”，有人对高一涵说，昨天连载的某段彷佛就是在骂他，因此便猜作者是某人，因为他的事情只有某人知道。等到打听出作者，才恍然大悟，又逢人便声明说不是骂他。
　　王冶秋在《〈阿Ｑ正传〉读书随笔》一文中谈到自己读了十四遍《阿Ｑ正传》的种种体会：“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弃阿Ｑ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Ｑ还是阿Ｑ；第七遍：阿Ｑ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二为一；第九遍：又一次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第十一遍：扩大到全国；第十二遍：甚至洋人的国土；第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第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

　　陈西滢说：“阿Q不但是一个Type（典型），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人，他大约可以同李逵、刘姥姥同垂不朽了。”
　　敬隐渔将《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审阅，罗兰十分欣赏。1926年1月12日，罗兰将该文推荐给《欧罗巴》杂志的编辑，此作品得以在国外发表。在罗兰死后的手稿中发现了他对《阿Q正传》的评价：“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离不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鲁迅的白话文写的极好，但寿洙邻认为鲁迅的古典文字更为出色。他常对鲁迅说，何不将古典著作出版，可以传世。鲁迅笑答：我的文字，是急于要换饭吃的，白话文容易写，容易得版税换饭吃，古典文字，有几人能读能解。
　　鲁迅和陈赓谈话后，曾打算写中篇小说《红军西征记》。他说：“要写，只能像《铁流》似的写，有战争气氛，人物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他深以自己缺乏实践感受而苦恼。
　　许寿裳评价鲁迅诗有四长：使用口语，极其自然；是解放诗韵，不受拘束；能采取异域典故；时常讽刺文坛阙失。
　　孙伏园曾问鲁迅最喜欢的小说是那篇，鲁迅说是《孔乙己》。
　　1932年，王志之问鲁迅：“先生这几年怎么不写小说了？”“理由很简单：写不出来了。”鲁迅笑着回答，语气却很慎重：“因为旧有的是过去了，新的又抓不着。”
　　鲁迅最喜欢的是杜甫诗，只要说出一个题目，他就能背诵全首。
　　胡风曾问鲁迅：“《孤独者》里面的魏连殳，是不是有范爱农的影子？”鲁迅不假思索地回答：“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停顿一下，他又说：“当然，也有范爱农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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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
　　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授生理卫生，曾应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很坦然。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对夏丏尊等人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据说鲁迅的课讲的很成功。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要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怕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 ”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学生们如同看天书。

　　鲁迅吸引了校内校外的许多青年学生，甚至还有从外地赶来专门听他的课的。同学们反映听他的课就像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说法很不同。”
　　王森然回忆，鲁迅上课时，总是将一支铅笔横置右耳上，随时准备更正讲义中的错字，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铅笔便放置耳上不动。下课后步行，其笔仍在耳上。
　　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声音略带一点江浙味道，而吐字尤很真切”，他不论讲什么，总“要将那奇异的特点，用常人所不大应有的语句，形容出来，听的人会有一种兴味感”。他博学多能，无论讲什么，不管是引证或比喻，材料总是格外丰富而生动。因此，鲁迅讲课便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讲义不够是小事，旁听的常将课堂挤满，选课的学生常无座位可坐，晚到的学生找不到座位，便坐在窗台上。上课时，鲁迅“先是一阵微笑，接着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滔滔如瀑布”。鲁迅善用幽默地语调，讲不到二十分钟，总会听见学生的一次哄笑。他每次上课讲两个小时，听课的人，“却像入了魔一样，随着他的语句、思想，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

　　1920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先后开设“中国小说史”、“文学理论”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很多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据当时的旁听生鲁彦回忆，“每次，当鲁迅仰着冷静的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宰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讲桌旁，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鲁迅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起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言，既不赞誉，也不贬毁。”“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1923年，二年级的许广平第一次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他穿着“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他常从讲台跳上跳下，因此两个膝盖上的大补丁也显露出来。这满身的补丁如同像黑夜中的星星，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也许还有人想：“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 然而，当他开口，整个教室却肃静无声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下课的）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与鲁迅熟识后，许广平问鲁迅是不是故意这样打扮，做成一种“保护色”，不使人注意，鲁迅笑笑，表示默认。
　　当时的女师大学生、女作家的陆晶清回忆说：未受教前很仰慕，很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初受教时，十分敬重，但有畏惧。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就有些怕。有时他讲了幽默话引得我们笑了，可是当他的脸一沉嘴一闭，我们的笑声就戛然而止。后来，逐渐察觉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
　　任均回忆：“由于鲁迅瘦削的脸上一直浮现着比较严肃的表情，不常露出笑容，所以初会面时，我总以为他是不大容易接近的；但见过几次之后，我才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鲁迅先生极其真挚、坦率、亲切，而又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的。他的谈吐很风趣，富有幽默感。他能够把一个很严肃复杂的问题，轻松而又简洁地用三两句话就点出了它的要害。在言谈中，他那幽默、精辟的话语往往使人听了不能不笑起来，但他自己却不笑。据说他当年在北大讲课时，学生很喜欢听他授课，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来得迟的只好坐在窗台上或者过道上听。”

　　常维钧回忆：鲁迅上课，总是很早到学校。如果下午有课，他中午很早就到教员休息室等着。鲁迅总是按时上下课，从不迟到，也不拖堂。有时上课铃响了，上一堂课的教师还没下课，他就在门外等候，下课铃响，他立即下课，同学要问问题，他总让他们去教员休息室。
　　讲课时，鲁迅总是先把讲义念一遍，如有错字，告诉学生改正，然后逐段讲解。他讲解得详细认真，援引其他书中的故事，比喻解释，尽量让学生了解明白。有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他还在黑板上画画，或以肢体语言表达。一次，为了解释《酉阳杂俎》中的故事，他仰着面，弓着腰，身子向后仰，结果身体一弯曲就晃起来，脚下也站立不稳，他自语道：“首髻及地，吾不能也。”学生们见此情形，很是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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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一）
　　秋瑾留学时，女留学生极少，故每有聚会，必请其登台讲话，下面的人拼命拍手。秋瑾遇害后，鲁迅说：“秋瑾是被人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鲁迅在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演讲时说：“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可是到了北京，去看故宫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皇帝我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于能和朋友进行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们都下跪，只听到‘嗻、嗻’之声，那有什么趣味，但是皇帝还是有人做，因为他们和外界隔绝，不知道外面还有世界。”
　　鲁迅说：“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
　　鲁迅曾为杨贵妃、褒姒、妲己翻案，说：“几千年来一些史学家为了替专制王朝辩护，说他们的江山，是被几个女人毁掉了的，其实不过是一派谰言。”
　　鲁迅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
　　鲁迅说：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者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鲁迅说：“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鲁迅说：“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回来，就是回来。”
　　鲁迅常说：“一个人娶了太太，当了大学教授，就什么都完了。”
　　鲁迅说：“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来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讽刺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
　　鲁迅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郁达夫翻译辛克莱的《拜金艺术》，内有名言“一切艺术皆宣传”。鲁迅很是欣赏，但他加了一句话：“但一切宣传并非都是艺术。”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放弃广州。后当了英国俘虏。当时民间讽刺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鲁迅读后将它改为“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鲁迅在《算账》中写道：“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何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要取个外国名字呢？鲁迅说：“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
　　1936年春寒料峭，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鲁迅：“……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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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二）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鲁迅在论及知识分子说：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以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鲁迅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与许寿裳谈到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讨论后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冯至听鲁迅讲课，感到鲁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如谈到秦始皇，鲁迅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鲁迅谈到自己的小说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文学不是梅毒，可以靠肉体关系遗传。
　　鲁迅说：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鲁迅终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国民性，他曾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有诗说自己：“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在1925年的《忽然想到》文中写道：“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运动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些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鲁迅在《夜颂》里写道：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黑夜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左翼思潮兴起时，一些追求进步的青年自居信徒，党同伐异。徐懋庸曾对鲁迅说：“对于他们（指胡风、黄源等）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对此鲁迅反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鲁迅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鲁迅《少读中国书》观点：主张读经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倒可以得意姿态、高高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常常以读经自负，以中国古文化自居，但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中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
　　鲁迅在随感录中感慨道：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云雾山

　　荷戟（一）
　　二十年代，鲁迅为自己的书斋起名“绿林书屋”。因为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辱骂为“土匪”、“学匪”，匪住的屋子当然是强盗的所在，故命名“绿林书屋”。
　　鲁迅被人骂为“堕落文人”和“封建余孽”，他便用“隋洛文”和“封之余”作笔名写文章反击。鲁迅也曾一度用来“何家干”这个笔名，意思是“这是谁做的文章？”让他们去猜吧。鲁迅曾经被人指为买办，于是取笔名“康伯度”，为英语“买办”的音译。

　　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评价鲁迅“颓废不适于斗争”，有人将此话转述给鲁迅，鲁迅哈哈一笑，说，除了也“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
　　泰戈尔访华，梁启超作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梁的学生徐志摩不仅自愿担任翻泽，且以弟子自居；胡适也与泰戈尔交往甚多，且有诗歌相赠。鲁迅在其杂文《骂杀与捧杀》中嘲讽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吴佩孚当政时，谓据其考察结果：“蚩尤乃赤化之祖，蚩音东也，尤者赤化之尤也。”鲁迅知后斥之曰：“蚩尤本称炎帝。炎，火德也，故亦称炎帝。如吴大帅所说，则黄帝讨伐蚩尤，是即以赤讨赤。”
　　1929年，鲁迅到孔德学校访马隅卿，碰见钱玄同，钱见桌上放的鲁迅的名片高声说道：“你的名字还是三个字吗？”鲁迅答：“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钱常用“钱夏”、“玄同”或“疑古玄同”）钱听罢默不作声，走出门去。鲁迅在两地书中谈及遇到钱之事：“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油价，唠叨入股，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刘大杰标点《袁中郎全集》，鲁迅写《骂杀与捧杀》嘲讽他。
　　鲁迅对顾颉刚极尽挖苦之能事，国民党“清党”时期，加顾颉刚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如我在武汉（武汉中山大学亦曾聘我），凭此一纸副刊，已足制我死命……血口喷人，至此而极。”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说“禹是一条虫”（顾颉刚作为假设提出的学术命题），鲁迅很不以为然。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某日赴校长林文庆家宴，他指着一道青蟹菜，问同席的顾颉刚道：“顾先生，请考察考察，这是什么世纪的东西啊？”
　　1935年，鲁迅又在《故事新编》中讽刺有口吃和酒糟鼻的顾颉刚：“‘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荷戟（二）
　　张竞生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鲁迅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鲁迅点评梅兰芳：“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1926年，陈西滢在报刊上撰文，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于当年2月1日发表《不是信》，对陈源作了有力反击：“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随着《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中文译本面世，关于鲁迅抄袭的谣言不攻自破。

　　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中，推荐了鲁迅的《呐喊》，他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陈西滢在《现代》第63期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对此，鲁迅在《无花的蔷薇》里讽刺道：“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最早说鲁迅抄袭的不是陈源，而是顾颉刚，对此，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中说：“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鲁迅并不知顾颉刚指正他抄袭一事，二人在厦门大学时关系甚好。但鲁迅却因川岛之事与顾颉刚闹翻。顾潮回忆，川岛曾托顾替自己在厦大谋职，顾“尽管从工作考虑不赞成其来厦大，但从私人面子上考虑不便回绝，”他给川岛回信，说“事已弄妥”。但同时又“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但林最后聘用了川岛。经过这件事，鲁迅在致许广平信里这样评价顾颉刚：“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

　　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一次，有人请鲁迅谈谈这一问题，鲁迅笑而不答，只是讲了两个故事：
　　《金扁担》：“有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一天，他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吃的呢?自己又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
　　《吃柿饼》：“有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觉得饿，她想，皇后娘娘是怎么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施蛰存跟鲁迅论战，鲁迅说他是“洋场恶少”，因为这个名字，施蛰存后半生吃尽了苦头，并从文坛上销声匿迹。
　　梁实秋跟鲁迅论战，从此世人皆知梁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迅劝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此言一出，中国大学学生熊以谦撰文反对，引发一场持续几个月笔墨官司。鲁迅积极应战，他说：“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就篇篇都答复他们，总要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夺回他们老巢去为止。”
　　四五年后，荆有麟偶然遇到了熊以谦，觉得熊是个很老诚的青年，便告诉了鲁迅。不料鲁迅说：“你说他老实么？那就是他骗取社会同情的手段。凡遗少，都有那一手，怎么样？现在还在上海么？喊他来，我把他脑子汇总的中国书虫，都要打干净。”

云雾山

　　攻伐
　　
　　北师大某学生受了刺激后，冒充杨树达，到鲁迅住的阜成门西三条二十一号兴师问罪，发泄对文坛的不满。鲁老太太迷信，认为新居不吉利，便不赞成鲁迅随便接待客人。一日，诗人柯仲平来访，鲁迅便在客厅待客。柯拿出诗稿，大声朗读给鲁迅听，声音大而响亮，竟使鲁老太太以为又有人来闹事，忙让荆有麟去看。荆看后告诉她是在读诗，老太太还心有余悸地说：“可是个怪人吧？我听老妈子说：头发都吊在脸上，怕他同大先生打起来，大先生吃他的亏。”
　　
　　创造社曾围攻鲁迅，成仿吾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的病态之人。郭沫若、钱杏邨等人纷纷发文围攻鲁迅。鲁迅积极应战，并认真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使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
　　
　　叶灵凤曾发表一幅漫画讽刺鲁迅，他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海。”
　　
　　1932年，鲁迅到北京探望母亲，北师大准备请鲁迅来演讲，当王志之告诉国文系主任钱玄同后，钱的“眼眶渐渐地胀圆了，眼珠挺起来死死地”望着王，好像要一口把王吞下去，大声吼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并且宣布：“要使鲁迅到师大来演讲，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
　　
　　1933年，有人在《新时代》发表《鲁迅的狂吠》一文说：“鲁迅先生的谩骂是有什么意识呢？读者们仅能感到一丝滑稽罢！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
　　
　　鲁迅29岁自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杭州师范学堂任教，后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但被拒。苏由此而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磨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鲁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里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太阳社成员杨邨人发表了《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后来鲁迅逝世，有人问杨邨人感想如何，杨悻悻地说：“这老头子叫我不要担心他的老！丢！他现在不只老，而且死去了！我为什么要担心呢！”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后，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他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鲁迅病重时，与徐懋庸论战。王春翠回忆，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正与鲁迅论战的徐懋庸十分悲痛，写下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流着泪说：“是鲁迅误会我，我心目中，他始终是革命的朋友。我是一位有朝一日，鲁迅先生会谅解我，我是始终崇敬他老人家的。但是，完了，晚了，他一死不能复生了！”出殡之日，徐去瞻仰了鲁迅的仪容，并前去送葬。行前，他对王说，他是冒着可能遇到的冲击而去的。
　　

荒原

这真是一本好书，期待实体

云雾山

本书最后一个人物鲁迅的后半部分还没有出，等全文都好了之后，我会做个电子书，放在首页供需要的朋友下载。
感谢天涯民国文林兄大才。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提醒。

云雾山

　　四十四、鲁迅（修改稿）
　　
　　印象、童年、倔强、峻急、狷介、兀傲、谿刻、偏狭、古怪、
　　多疑、悲凉、自陈、深情、宽厚、俯首、横眉、斗士、同路、
　　歧途、攻伐、爱憎、爱恋、慈父、谨严、世俗、经济、逸事、
　　嗜好、为学、文学、教学、言论、魂归、尊仰、身后、评说。

云雾山

　　印象
　　
　　1923年，二年级的许广平第一次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他穿着“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他常从讲台跳上跳下，因此两个膝盖上的大补丁也显露出来。这满身的补丁如同像黑夜中的星星，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也许还有人想：“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 然而，当他开口，整个教室却肃静无声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下课的）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与鲁迅熟识后，许广平问鲁迅是不是故意这样打扮，做成一种“保护色”，不使人注意，鲁迅笑笑，表示默认。
　　
　　
　　萧红这样回忆道：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挚友许寿裳回忆：“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慈悲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
　　
　　沈尹默回忆，鲁迅“在大厅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钱玄同说他神似猫头鹰，因此替他起绰号“猫头鹰”。
　　
　　孙伏园回忆说，鲁迅授课或演讲时，常讲得出神入化，语言幽默，使人哄笑，他自己却不笑；但私人谈话时，他会带着笑讲话，说到高兴时，发出轩朗的笑声，声震屋宇。
　　
　　孙伏园还谈到，鲁迅留学归国时，头发不常理，约五分长，乱簇簇的一团，留着胡子；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长袍多为灰布的：冬天灰棉布，春秋灰布夹袍，初夏是灰色大褂；裤子多是西服裤；皮鞋是东方式的，黑色无带，便于穿脱；手中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的哭丧棒。
　　
　　朱自清第一次见到鲁迅，觉得：“看了他的脸，好像重读了一遍《呐喊》序。”
　　
　　蒋廷黼讲述自己对鲁迅的初次印象：“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王志之第一次见到鲁迅，“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是灰黑色的，一切都很模糊，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很厚的涵蓄……消瘦的脸是那样的憔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颧骨……”
　　
　　辛朗回忆鲁迅：“面貌是瘦的，身体甚至于手，都是异常孱弱的。……那天我知道他要去北平的师大演讲了，我预先便在那里候着，许多青年男女，无数的一群都拥挤在那‘风雨操场’里。鲁迅到的消息传来了，人数也就更增加了。房中容不下，只好又挤在空场中，中间一个方桌上便站着鲁迅。语句很沉着，间或几句使听的人发笑了，但他却像并不有意，继续着他的话，眼望着远方，虽然并不嗔怒，却更能使人感知，他虽然并没有发出激越的声调，但听的人谁都听得很真切。讲演完了，他向外走着，一重一重的人海还是围绕着他，要不是你预先知道那是鲁迅，准会由他陈旧带着许多块油渍的长袍上想到是一个贩买古董旧货的商贾……”
　　
　　增田涉印象中的鲁迅则是“清澈澄明的眼睛毫无纤尘，走路的姿态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他在室内“穿着狭小的学生装的裤子，束着皮带，穿着手织的紫色毛衣。头发和胡须蓬乱，手里经常拿着烟管，嘴闭作一字形，微微笑着。……香烟不离手，……手指头给烟脂熏得变成赤茶色。头发也有时剪了，大概由于剪发的事极少，所以一剪了就显出样子很不同地好看起来，我便开玩笑说‘漂亮’。”增田每天在鲁迅的书房听他讲课，二人并排坐在桌子旁边，鲁迅大概由于满口假牙，发声不方便，不时口沫飞溅，“又时而咯吱咯吱地搔着两股周围”，增田一面心里暗笑着，一面听他的教导。
　　
　　马幼渔的女儿、16岁的马珏未见鲁迅之前，“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想，鲁迅“大概同小孩差不多，一定是很爱同小孩在一起的”，“大概是爱穿漂亮西服罢；一定拿着Stick，走起来，棒头一戳一戳的”。这日，鲁迅前来拜访马幼渔，马珏终于见到了鲁迅，她没想到，鲁迅是这么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马珏看到“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的一丝一丝的”。
　　
　　鲁迅从上海回京探望母亲，某先生请其到家中用餐。客散后，某先生的小儿子惊讶地说：“我老想鲁迅一定是个高大的大个人，原来是这样难看的老头儿。”某先生哈哈大笑，第二天告诉鲁迅，鲁迅也禁不住哈哈大笑。
　　
　　与鲁迅同去西安讲学的张辛南回忆，鲁迅的牙齿全部是深黄色，牙根是深黑色，其黑如漆；上街时，他穿一条黑布裤，一件白小纺大褂，头发不剪，面带黑黄色。几次演讲下来，许多人都认为鲁迅吸鸦片。一次，有人问张道：“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张答：“周先生吃香烟。”又一次，一位军人问张道：“学者也吸鸦片烟么？”张问：“哪个学者？”他毫不犹豫地说：“周鲁迅满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么？”张见他语气坚定，只好不予理会。
　　
　　一次，有人在路上冒冒然问鲁迅道：“那种特货是哪儿买的？”原来鲁迅面庞消瘦，看起来像个烟鬼，所以此人才有此问。
　　
　　
　　阿累回忆鲁迅：“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民国时期，书店里的书常被偷。鲁迅第一次到内山书店去买书时，日本雇员打量了鲁迅后，对一位姓王的中国雇员说：“盯住那个人，他可能会偷书。”
　　
　　今人陈丹青谈及仅仅从照片中见到的鲁迅：“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其实非常的摩登……”“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云雾山

（非正文，留作纪念）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埗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拚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云雾山

　　童年
　　鲁迅幼时，一次听说某地唱戏，便兴冲冲催促家人带他去看。结果父亲要求他背诵完功课才许出门。鲁迅照办了，但去看戏便变得索然无味，对书本也产生了反感。许广平说，鲁迅个性很强，如果一件事情遇到了阻碍，给予他的印象，便比别人深刻得多。
　　在鲁迅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杀儿童的天性的人：“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但在弟弟周作人的印象里，同一个父亲却是个慈爱的父亲。
　　鲁迅幼时，长妈妈总限制他的活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都要管束。当长妈妈踩死了伴他读书生活的隐鼠，他愤怒了，公开向长妈妈诘问，并从此对长妈妈产生了憎恶。但是，当长妈妈用蓝布衫为鲁迅包回他渴望已久的四本绘图《山海经》，鲁迅一下子把长妈妈敬若神明，以前谋害隐鼠等怨恨，全都消失了。

　　寿洙邻回忆，鲁迅在三味书屋的书桌原本设在南墙下，光线较暗，后鲁迅以门缝有风为由，请求将书桌移至西北临窗的明亮处，其实鲁迅是因为喜欢在抽屉中看小说，暗处光线不足，才请求移至亮处。
　　当时绍兴初设电报，街道上竖杆挂线，学生见之效仿，拔下头发接成长线，悬挂在梁上，将纸条系与发上，来往通信，不亦乐乎。先生寿镜吾由于近视，最初并未发现，后来看见纸条在空中移动，便责问谁是肇事者，学生相互抵赖，但私下皆怀疑为鲁迅发明。
　　先生寿镜吾曾出对子“独角兽”，少年鲁迅对以“比目鱼”， 一兽一鱼，一虚一实，堪称佳对。
　　鲁迅记忆力很好，读书时，先生最初每日限定要背四行书，他马上便能背诵；先生看见他在玩，便加背四行，结果不出一会儿，他又能背诵；于是先生加到十六行、三十二行……半本书、整本书，都难不倒他，先生只好作罢。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记载一事，一次，同学将漂亮的信笺分赠他人，大家都高兴地收下，惟有鲁迅拒绝不收。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些信笺是那位同学偷来的。

　　鲁迅的祖父习惯在饭后才吃点心，因为饭前吃点心，正餐便要相应减少，而饭后再吃，则吃几个也不成问题。他不仅自己吃，也允许孙辈们吃。鲁迅养成了这种习惯，并称之为“一起消化”。五四时期，钱玄同常到绍兴会馆找鲁迅聊天，饭后鲁迅常拿出点心来吃，钱便笑道：“一起消化么？”然后努力陪着鲁迅吃下一个。
　　鲁迅告诉许广平，他小时候每每穿上新衣服，家人总时时监视警告他不要弄脏新衣，弄得他坐立都不自由，便觉得穿新衣服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情。鲁迅宁可穿的差一些，当吃完点心糖果，手边没有可以擦手的，便很随便地在身上一揩。
　　鲁迅自小便爱书，买来的书如有污损，一定要拿去换；书钉的不好，他便自己拆开重新装订。他翻书时极其小心，舍不得弄上一点污渍或褶皱；翻书时，为不弄脏书，总是从书页褶缝上方印有一条宽墨线的地方翻书。如果弟弟们在一旁看，鲁迅也不许他们伸手摸书，因为生怕他们弄脏了书页。读毕，鲁迅要把书放到一只红色皮箱里码放整齐，小心收藏起来。
　　一次，鲁迅买回书后，发现纸有残缺或墨污，便拿去换，但换回来的又不满意，便再拿去换，如此反复，书店伙计烦了，调侃道：“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何必掉换。”鲁迅听罢愤然而出，再不去买书。

　　百草园东边有一私塾，先生姓王，绰号“矮癞胡”，打学生手心时下手极重，还设了撒尿签。而三味书屋则自由多了，想要方便时从来不用请示先生，故鲁迅等人听说王先生之事后极为愤慨。某日中午放学后，鲁迅和几个同学约好，冲进“矮癞胡”的书房（书房中的师生都已散去），撅折了撒尿签，将笔墨乱撒一地，以示惩罚。
　　祖父下狱后，鲁迅兄弟三人被分别送到亲戚家避难，鲁迅寄居在大舅父家中，不免受些闲气，据他对周作人说，曾在那里被人骂作“讨饭”。
　　父亲生病后，鲁迅不仅要上学，还要走六七里路上街为家中采买东西。其中最轻松的差事是为父亲买水果，水果店的店主日久面熟了，便尊称他“小冷市”（少掌柜）。
　　鲁迅的父亲病重后，鲁迅作为长子，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后来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自己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鲁迅在《呐喊》序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到南京读书前，周家全族召开会议，内容对鲁迅家这一房极为不利，其他房的长辈们逼迫鲁迅签字，鲁迅说要请示祖父，拒不签字。但这件事对十五六岁的鲁迅影响不小，“至少不见得比避难时期被说是‘讨饭’更是轻微”（周作人语）。

云雾山

　　身后
　　鲁迅去世后，其好友陈仪请求蒋介石给予国葬，未得允许。

　　鲁迅去世后，有人提议将绍兴改名为鲁迅县，但最终国民政府并未同意，而因鲁迅县的搁浅，连带将绩溪改为胡适县的提议，也作罢了。
　　曹聚仁回忆，鲁迅去世后，曹曾看到一张手令：“副刊文字中，以不见鲁迅的姓名为上，否则也要减至极少的限度。”大概是张道藩签发的。全国各地只有桂林、重庆、昆明这几个地方可以举行鲁迅逝世纪念会，其他城市有不成文的禁令，似乎纪念鲁迅便代表了革命。
　　1936年冬，郁达夫路过厦门，厦大同学前来看望他，谈及他们想呈请政府将厦大门前的一条路改名为“鲁迅路”，但迟迟未得到答复之事。郁答应帮忙，他找到市长才知道，原来是国民党党部反对，不许人们纪念鲁迅。后来，郁将此事告诉鲁迅的好友陈仪，陈表示赞成。但不久厦门沦陷，此事也就搁置了。
　　鲁迅去世后，其好友许寿裳写下许多纪念鲁迅的文字《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并编有《鲁迅年谱》，不遗余力宣传鲁迅。1948年2月18日，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的许寿裳在台北寓所被国民党暗杀。
　　为了纪念鲁迅，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培养革命青年，周扬任校长。
　　鲁迅去世后，其当年的学生苏雪林以攻击鲁迅为毕生事业，对鲁迅的攻击最为激励。她骂鲁迅为“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性迫害者”、“财迷”、“火老鸦”、“暴君”、“老毒蛇”、“疯老头”、“大流氓”、“剽窃的狗”等。她还写信给胡适，邀胡一起骂鲁迅，胡适回函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张凤举……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胡适晚年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鲁迅去世后，与他曾有论战、且从未谋面的郭沫若盛赞鲁迅，曾写下三副挽联，其中一联云：“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1946年初，郭沫若在上海提出纪念鲁迅的三点建议：（1）设立鲁迅博物馆，由景宋（许广平）任馆长；（2）多多塑造鲁迅像；（3）把杭州西湖改为鲁迅湖。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鲁迅举行国葬。当年鲁迅逝世时的抬棺者已风流云散，周文已死，黎烈文和孟十还去了台湾，鹿地亘回了日本，胡风在监狱中，只剩下巴金和靳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当时军政和文化界领导如宋庆龄、柯庆施、茅盾、金仲华、周扬，加上巴金和靳以，一起为鲁迅扶柩。其中，周扬曾被鲁迅斥为“奴隶总管”，称鲁迅为“上海滩的老爷子”，两人素有过节；后来，周扬还将胡风等人送进了监狱。虽然这次周扬声称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但到了1976年，胡风仍耿耿于怀地说：“抬棺必须是鲁迅生前接近或没攻击鲁迅的人。”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60年代，鲁迅作品在台湾遭禁，与鲁迅曾有论战的梁实秋公开反对国民党禁鲁迅作品。
　　1976年，韦君宜去大连“学习取经”，访问了一次市委宣传部长，这位部长说，他们市里承揽了《鲁迅全集》的注释任务，动员了1万人参加。但据韦君宜所知，他们只是负责一篇短文的注释，是由一家学院分下来给他们的，最多不过10条。
　　80年代，薛绶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中，第一次收录了鲁迅那位被遗忘的夫人朱安的照片，结果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汪晖说：“《鲁迅全集》的每个字上都趴着一位学者。”
　　王朔说：“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在2009年8月的第四届鲁迅论坛上，来自全国的学者和中学语文老师一起，就新时代鲁迅作品应该不应该再编入教科书展开了探讨。一些一线语文教师反映：“鲁迅的部分作品很难读懂，文字较晦涩。”“读鲁迅的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北京师大附中一位老师坦言：“鲁迅作品几乎快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块鸡肋。”
　　据某篇新闻报道，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

云雾山

　　嗜好
　　沈兼士回忆，鲁迅的嗜好有三：吸烟、喝酒、吃糖。鲁迅吸烟如同吸鸦片，手指被熏得很黄；他的酒量很大，而且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后来觉得不过瘾，于是白干、绍酒等都喝了；每每吃饭，鲁迅总是先找糖或甜的东西吃，他的衣服口袋里不断装着糖果，随时嚼吃。
　　大概因为爱吃糖，鲁迅一直被牙病所困扰，到1930年，他不堪其烦，终于下决心将余下的仅有的五颗牙齿全部拔掉，换成了假牙。
　　鲁迅抽烟，一支未灭接上一支，且不需要点火柴。无论写作、休息还是待客，他的烟一直燃着。不抽烟的人去见过鲁迅，离开后衣衫还带着一股烟味，这成为见过鲁迅的一个证据。住在北京时，他的屋内全是烟灰、烟蒂，一天过后，看地上的烟灰、烟蒂的数量，便可知道他在家时间的多少。
　　许寿裳回忆，鲁迅每日早上醒来便要卧床吸烟，住在绍兴会馆时，他的白色蚊帐被烟熏成了黄色。在东京留学时，他从东京回仙台，买完火车票后，将剩下的钱统统买了烟。上车后，车上拥挤，他看见旁边有位老妇人无座，便将自己的座位让了出来。老妇人为表示感谢，请他吃了一大包咸煎饼，结果吃完觉得口渴，到了一站唤来卖茶者，却又想起口袋中分文没有，只好作罢，支吾着不买了。到了下一站，老妇人买来一壶茶送他，他也不客气，一饮而尽。

　　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日本时，晚上常读书到深夜。第二天早晨，房东进屋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像是一个大马蜂窝。
　　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厦门大学时，因为气愤学校当局对资本家的态度，喝酒解闷，结果有些醉了，回到宿舍，在躺椅上抽着烟便睡着了。睡着睡着觉得身上热烘烘的，一睁眼，眼前一团火，原来腹部的棉袍被烟蒂点着了。火扑灭后，发现棉袍被烧了直径七八寸左右的一个大洞。这件袍子补过之后，鲁迅竟然还接着穿，后来到了上海还穿过。
　　郁达夫回忆，鲁迅的习惯是从来不把烟盒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盒抽出一支，他总是从灰布棉衫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不知道是不想让人看见他抽什么牌子的烟还是觉得这样方便。
　　鲁迅抽烟不讲究档次高低，经常吸的是廉价烟，他解释说：“虽然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肚子里。”意思是既然不是吃的，就不必在乎好坏。
　　许广平回忆，鲁迅很是俭省，香烟吸到直至烧手甚至烧口，没法拿了，才丢掉。后来许买了一个两寸左右的烟嘴送给鲁迅，防止他烧手。
　　鲁迅拿烟有时还有一个特别的姿势，就是不用食指和中指，而是用大拇指和另外四个手指拿烟。
　　周海婴回忆：“那时候我父亲常常抽平海牌、强盗牌香烟，比较便宜。客人来，就会拿出一种红盒的，上面有个黑颜色猫的好烟，请他们抽。喝茶也是这样，请客人喝好茶。”
　　许广平回忆，鲁迅每天要抽五十支烟左右，工作越忙，烟越不能离手，一半是吸掉的，一半是烧掉的。
　　鲁迅不爱吃腌菜、干菜、鱼干一类，认为干菜和腌制的东西代表农村产品，而罐头则是外来的文明，是工业品。但他却爱吃绍兴的臭豆腐、臭千张之类的臭东西。
　　鲁迅爱吃辣椒，这是在南京读书时养成的习惯，许寿裳回忆说：“他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他发胃痛的时候，我常见他把腹部顶住方桌的角上而把上身伏在桌上，这可想见他胃痛的厉害呀！”

　　许钦文回忆，一天，他到老虎尾巴去看望鲁迅。去时，鲁迅正在吃馄饨，蒸的，没有卤，所以放在盘子里。不用调匙，也不用筷子，用手抓着吃。但令许钦文极为诧异的是，鲁迅将馄饨先放到旁边摊在一张方纸上粉屑一般的东西上翻几翻，再揿一下，然后放进口里咀嚼。许钦文以为那粉屑般的东西是麻酥糖，他想蒸馄饨是放上了酱油的，“为什么还要和麻酥糖混在一起当作甜点心吃 呢？”于是他走过去探视，闻到刺鼻的胡椒气味，几乎咳了起来，他忍不住问道：“大先生，怎么你要用这样多的胡椒粉？”鲁迅笑道：“哈哈，没有辣酱就吃胡椒。可以吃！（“可以吃”是鲁迅的口头语，意为“很好吃”）但你恐怕吃不来，所以不请你吃。哈！”

　　鲁迅爱喝茶，周作人回忆，在日本时，鲁迅每天都要喝茶。因为喝茶要开水，所以即使是三伏天，他的房间里也生着火炉，随时准备开水泡茶喝。
　　周作人回忆，鲁迅手头有些钱，便会买些较好地点心。一次，风月堂出了一种法国细点，名叫乌勃利，广告说风味淡泊，鲁迅忙买来一尝。结果打开重重包装，漂亮的洋铁方盒内装的就是二十来个蛋卷，只不过做工精巧罢了。后来查字典才知道，法文乌勃利就是“卷煎饼”。
　　刘文典与鲁迅同为章门弟子，二人先后入门，没有一起学习过，但刘对周氏兄弟早有耳闻，知道他们有两大特点：一、都不喜欢说话；二、随时都口不离糖，以至于饭吃的很少。
　　有朋友从河南带给鲁迅两包柿霜糖，许广平见后说，这糖用柿霜做成，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柿霜糖一搽就好。此时鲁迅已经吃了大半，听罢赶紧把糖收好，以备将来药用。不料才到晚上，鲁迅觉得生疮的时候毕竟很少，不如趁新鲜吃一点受用。
　　这天恰巧高女士来访，鲁迅没有别的点心，只好贡献出柿霜糖，并郑重地说明来历谁知高女士是河南人，一看就说了个一二三，之后赏脸尝了一片。鲁迅由此恍然，请河南人吃柿霜糖，犹如请绍兴人喝黄酒，都是班门弄斧。就这么想着，那可以治疗生疮的柿霜糖就被鲁迅吃了个干净。
　　李霁野回忆，鲁迅爱吃糖和花生，也常用来待客。一次，李去拜访鲁迅，两人聊的时间长，两种食品随吃随添了多次，而鲁迅谈兴正浓，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李想这两样东西所存应不多，便笑着说，吃完就走。鲁迅说好，随手打开一个未开封的大糖盒，李只能暗暗叫苦。

　　鲁迅对书籍很是爱护。线装书缺页的，他能钞补；外观破烂的，他能拆开修理后重新装订；书头污秽的，能用浮石水磨干净；天地头太短的也能够每页接衬压平，技艺堪比琉璃厂的书匠。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少时经常去书坊，去的多了，便学会了书坊伙计包书、装订的技术。
　　为了保护书，鲁迅主张印毛边书。鲁迅看到，许多人看书时不清洁手，书边沾上了油和汗，黑乎乎的，看完收藏起来，一遇到天潮，便生霉，时间长了会长虫。所以鲁迅主张将书装订成毛边，看完后，将沾了油污的毛边裁去，既漂亮，又不生霉。第一次，鲁迅让李小峰将书一律装成毛边，但等李小峰将样书拿给鲁迅时，却是切好的，鲁迅很是恼火，问李怎么回事，李说毛边书卖不出去，只好切了边。鲁迅马上说：“那我不要切边的，非毛边的不可，你能将就买客，当然也可以将就我。切边的我决定不要，你带去好了。”李小峰只好将这批书带回去，重新印刷装订好毛边书，给鲁迅送过去。

　　徐梵澄回忆，鲁迅似乎对湖南人颇有好感，总说湖南人爱吃辣椒，脾气躁；又常夸“浙东学派”，说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

云雾山

　　慈父
　　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他说：“我的出生是一个意外。母亲告诉我，当时他们觉得生存环境非常危险、恶劣，朝不保夕，有个孩子是拖累。但是后来他们避孕失败，我就意外降临了。”许广平生产时，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当医生问鲁迅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许广平母子出院回家后，夫妇二人准备给孩子洗澡。鲁迅特别小心，他将开水晾到他认为合适的温度，由许托着孩子，自己动手洗。二人都没有经验，水是温的，风一吹，孩子冻得面色发青，直发抖，两人狼狈不堪，草草了事。结果孩子着了凉，发烧感冒，只能上医院。日后，他们只好请护士来给孩子洗澡，护士提议让他们也来学习一下，二人却再不敢自己动手。
　　许广平在信中曾称呼鲁迅“小白象”，所以孩子出生后，鲁迅便称呼儿子“小红象”。

　　周海婴说自己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一次，鲁迅正写文章，周海婴忽然过去，伸出小手在笔头上一拍，结果稿纸上立刻出现一大块墨渍，鲁迅虽然心疼自己的心血，但并不对儿子发怒，放下笔，只是说：“唔，你真可恶。”周海婴笑着飞快地逃了。
　　遇到周海婴淘气时，鲁迅会用报纸卷起来打他两下。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曾经说，打起来声音响，却不痛的。在周海婴的记忆中，父亲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他。
　　一次，丁玲和冯雪峰去拜访鲁迅，三人在桌子旁聊天，周海婴在另一间屋子睡觉。鲁迅不开电灯，把煤油灯捻得小小的，说话声音也很低。他解释说，孩子要睡觉，灯亮了孩子睡不着。丁玲回忆说，他“说话时原有的天真的表情，浓浓的绽在他的脸上”。

　　鲁迅讨厌留声机的声响，尤其是在闭目构思的时候。但因为周海婴喜欢，他特地给六岁的儿子买了一台。周海婴对送来的留声机不满意，鲁迅竟一连给他换了3次。面对一些人的非议，鲁迅显得很坦然，为此，他还写下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
　　父亲的鲁迅留在周海婴脑海中的印象，是个一直趴在书桌前写作的长者：“他早上醒得比较晚，因此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蹑手蹑脚的，大家都让我别吵爸爸。这次濮存昕主演的电影《鲁迅传》里，有一个镜头就是小海婴给鲁迅装烟，当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应该孝顺父亲，装支烟也是孝顺。”父亲慈爱的回答声还仿佛回响在周海婴的耳畔，“他会说小狗屁，挺乖的啊，好啊。”
　　周海婴回忆，鲁迅夜间写作时，遇到雄猫呼唤异性，文思屡被打断，便向窗外扔装香烟的铁皮罐。周海婴睡梦中听到外面一阵“当朗朗……”的声音，伴着雄猫“哗喵”的怒吼声，便下楼去，看到鲁迅正向外掷出铁皮罐，等鲁迅手边的香烟罐扔完了，周海婴便到天井里寻找，捡到两只凹凸不平的“炮弹”，送还给父亲备用。
　　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每年一到夏天，周海婴背上总要长出痱子。晚饭以后，他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这时候鲁迅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周海婴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许广平用扇子扇干。直到天色黑尽，鲁迅又要开始工作了，周海婴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鲁迅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鲁迅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周海婴遇到父亲写信时，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鲁迅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周海婴另选一张，而他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鲁迅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
　　一次，鲁迅不知为何生气，躺在阳台上，许广平束手无策。三四岁的周海婴觉得父亲躺在阳台上很有趣，便跑过去学着父亲的样子躺在鲁迅身边。鲁迅看见了，哼了一声“小狗屁”，气就消了，起身下楼吃饭去了。
　　黄源给鲁迅带去一个高尔基的木雕像，周海婴见后，问道：“这是爸爸？”鲁迅答道：“我哪里配……”许广平在旁提醒海婴：“你猜是谁？你知道，高……”周海婴马上答道：“高尔基。”鲁迅听儿子说对了，回头对黄笑道：“高尔基已被他认识了。”
　　鲁迅很爱儿子周海婴，他和朋友谈及儿子：“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有次，周海婴竟然问鲁迅：“爸爸可不可以吃啊？”鲁迅道：“要吃是可以的，自然是不吃的好！”

　　鲁迅好骂人，但是却经常被几岁的儿子周海婴骂。朋友们总是拿这个开玩笑。王映霞就说过：“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林语堂也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1936年，鲁迅病倒后，周海婴经常悄悄钻进鲁迅的卧室，他总想为父亲尽点微力，于是轻轻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鲁迅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鲁迅往往故意不提。周海婴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鲁迅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

　　鲁迅去世时，周海婴年仅7岁。他后来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周建人说从来没有。周海婴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周建人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
　　鲁迅去世后，原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墓碑上的“鲁迅先生之墓”是7岁的周海婴按照许广平的字样临摹的。

云雾山

　　爱恋（一）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接到家中急电，称母亲病重，速回。原来，鲁老太太听说鲁迅在日本已经结婚，有人看见他带着妻儿在街上走，忙把他叫回绍兴，为他完婚。
　　
　　母亲为鲁迅选择的妻子朱安，当时已28岁，比鲁迅大三岁，是传统的旧式女子，三寸金莲，身材矮小，为人厚道，温柔善良，没有文化。鲁迅曾要求朱安放脚、读书，但朱安没有做到。婚礼当日，朱安知道鲁迅不喜欢小脚，为了讨好鲁迅，特地穿了双大鞋子，里面塞了很多棉花。然而，花轿落地，朱安下轿时，鞋却掉了，当场就露了馅。新婚的第二夜，鲁迅便睡到书房，据鲁迅家的仆人王鹤照说，是因为新房的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的脸染青了，他很不高兴。按例新婚夫妇要去祠堂祭拜，鲁迅也未去。第四天，鲁迅东渡日本，继续学业。
　　
　　俞芳回忆：朱安“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平日少言寡语，少带笑容。……操持家务事称职的，节俭持家，空下来就做做针线。她还能炒一手道地的家乡菜……”
　　
　　周冠五在《我的杂忆》中说：“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挂，跪拜非常听话。”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谈到，鲁迅的婚姻，是上了媒人的当。媒人是鲁老太太的本家妯娌，“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大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的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周作人还曾对张铁铮说，朱夫人有侏儒症，发育不全。
　　
　　鲁迅对这桩婚姻极其厌恶，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说：“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在和许广平同居前的21年中，鲁迅和朱安一直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
　　
　　鲁迅在《独身者》中说自己“不得已而过独身生活者”，以致“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表面上因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的牵掣，不由自主地蠢动着缺憾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接受朱安。在绍兴任教时，他曾在给许寿棠的信中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鲁迅买下八道湾的房子后，将母亲从绍兴接到北京居住，朱安也跟随鲁迅的母亲来到北京。晚间就寝时，朱安总会为先生铺好被褥，等着鲁迅，然而鲁迅却大发脾气，每每拒朱于门外。母亲曾让朱安给鲁迅做了一条棉裤。朱安做好后，悄然放在鲁迅床上，鲁迅发现后却将棉裤扔出门外。
　　
　　1923年夏，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决定搬家。朱安随鲁迅一同搬出八道湾，照顾鲁迅的起居生活，但他们依然分居。

云雾山

　　爱恋（二）
　　
　　朱安对鲁迅照顾很是细心，她几次让俞芳、俞藻姐妹不要吵到鲁迅，有时甚至是恳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鲁迅生病时，朱安千方百计做鲁迅平日喜欢吃的菜，让鲁迅开胃。但她自己却从来不吃这些。
　　
　　俞芳回忆，鲁迅的客人来访，朱安总是尽心接待，但有时也会考虑不周，而落得个吃力不讨好的境地。一次，鲁迅的学生常维均来访，时值盛夏，天气极热，但朱安不仅泡了两杯热茶，还做了两碗热气腾腾的藕粉送过去。常接过点心，很是尴尬，鲁迅摇头苦笑道：“既然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
　　
　　荆有麟记载：据鲁迅家中的老妈子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俞芳回忆，为了避免和朱安交谈、接触，鲁迅在自己的床下放了一只无盖的柳条箱，里面放着自己换下需要洗涤的衣裤；而箱盖放在朱安屋门右手边，口朝上，放着鲁迅替换的干净衣服，箱盖和箱子上各盖一块白布。这样鲁迅换洗衣服便不用和朱安交流了。而在俞芳的印象里，她和鲁迅夫妇同住了九个多月，但却不知道他们相互之间当面如何称呼。
　　
　　1925年，朱安生病住进山本医院，荆有麟和夫人前去探望，去了一会儿，鲁迅来了，一进门就问朱安：“检验过了没有？”朱安说：“检验过了。”鲁迅便说去问问医生。过了一会儿，鲁迅回来，进病房就对荆氏夫妇说：“走罢，到我家里吃中饭去。”荆氏夫妇便向朱安告辞，走出房门。在门外，荆听见朱安问道：“医生怎么说？”鲁迅答道：“没什么，多养几天就好了。”然后出门和荆氏夫妇回家了。
　　
　　张铁铮记载，孙伏园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转述鲁迅所言，全家迁到北京后，一次鲁老太太寿宴，开席前朱安忽然穿戴整齐走出来，跪着对亲友说：“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着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完话，磕了头，退回房去。鲁迅说：“中国的就是妇女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他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鲁老太太曾问鲁迅，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是摇头，说和她谈不来。他举例说，他有一次告诉朱安，说日本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附和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但这种食品只有日本才有，中国并没有，她怎么能吃到！
　　
　　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朱安留在北平陪伴婆母。一次，俞芳去西三条看望鲁老太太婆媳，谈及此事，朱安很激动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接着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十分沮丧，俞芳不知该如何安慰她。见俞芳没有说话，朱安便嘱咐道：“我也是随便说说的，你不要把话讲出去。”
　　
　　1929年，朱安叹息道：“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都不同我说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鲁迅逝世后，朱安很想到上海参加鲁迅的葬礼，但因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年过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朱安只能在北京为鲁迅守灵。
　　
　　寿洙邻见过朱安祭鲁迅，她必准备一种食品：将白薯切片，裹上鸡蛋面粉用油炸熟。此食品鲁迅生前最爱吃，因此被称为鲁迅饼。

云雾山

　　爱恋（三）

　　周海婴回忆说，鲁迅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并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
　　周海婴十五六岁时，朱安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朱安在信中说：“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朱安还对许广平母子念念不忘。
　　朱安一直陪伴照顾婆母，直到1943年鲁老太太过世。鲁迅去世后，鲁老太太和朱安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和周作人负担。婆母去世后，朱安拒绝接受周作人的供养，原因是周作人和鲁迅的不和。虽然许广平总想方设法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仍十分清苦，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决定将鲁迅的藏书卖掉。
　　得知朱安卖书的消息后，许广平请唐弢到北京告诉朱安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时，朱安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唐弢说明许广平的艰辛后，朱安决定将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出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
　　朱安对许广平是感激的，她去世前曾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她曾在给周海婴的信中就说：“值兹上海百物高涨，生活维艰之秋，还得堂上设筹接济我，受之虽饥寒无虞，而心中感愧，实难名宣。”一次收到许广平寄来的钱后，朱安又得到一笔馈赠，她便写信给许，表示如果许要用钱，她可以寄回一些。

　　1947年6月，朱安在北京去世。去世的前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朱安去世后，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而没有如她所愿，常伴鲁迅左右。她的坟前，没有墓碑，没有行状，不知其父母、生辰。人们仅从许广平的文章里知道了她的姓名：“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说许羡苏是鲁迅的恋人，差点成为鲁迅的妻子。
　　1920年，许羡苏到北京上学，原本想住在北大的学生公寓，但因公寓不收未入学的女生，她只好求助老师周建人，并住到八道湾。因为是绍兴人，能陪鲁老太太用家乡话聊天，帮她购物，许深得老太太的欢心，入学后，她还常到八道湾走动。次年，周建人到上海工作，鲁迅无形中便成了许的监护人，后许转学到男高师（北师大），也是鲁迅做了她的保证人。许转入北师大后，功课跟不上，又请鲁迅帮她转回女师大数理系，鲁迅再次照办。

　　1925年暑假，许羡苏住到西三条的鲁迅家中，直至这年年底。鲁迅离开北京后的次年暑假，许羡苏再次住到八道湾，就住在鲁迅著名的老虎尾巴中，直至1931年春许离开北京。
　　许羡苏几乎是鲁迅生活中，除了母亲妻子以外，关系最亲密的女性朋友。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租住了砖塔胡同俞芬姐妹的房屋，当时为鲁迅介绍房子的就是许羡苏。女高师风潮发生后，鲁迅在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地避难，都是由许羡苏为鲁迅传递消息，取、送物品。许还替鲁迅家中管理账目，整理书籍，为鲁迅编织过毛衣、围巾、毛背心。许还是唯一收到鲁迅1932年以前全部著作、译作和所编刊物的人。

　　许羡苏宛若鲁迅家中的一员，她回忆：“鲁迅先生的习惯，每天晚饭后到母亲房间里休息闲谈一阵，……那把大的藤躺椅，是他每天晚上必坐的地方，晚饭后他就自己拿着茶碗和烟卷在藤椅上坐下或者躺着。老太太那时候已快到七十岁，总是躺在床上看小说或报纸，朱氏则坐在靠老太太床边的一个单人藤椅上抽水烟，我则坐在靠老大太床的另一端的一个小凳上打毛线。”
　　和鲁迅通信数量最多的人是许羡苏，鲁迅给许写过一百一十封信（给许广平的为八十封），而许给鲁迅的为九十六封。对于这些书信，许在晚年回忆中说是鲁迅让她转寄在北京的刊物和书籍。这些书信，许羡苏离开北平时交给了朱安，目的是“以备有事要查查”。但这些书信最后佚失。据香港中文大学的孔慧怡在《字里行间：朱安的一生》中猜测：“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而目不识丁的朱安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也不清楚许羡苏为什么要把信交给她。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鲁迅死后，她更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鲁迅死后不久或她自己去世前把信毁了。”

　　晚年，许羡苏在写《回忆鲁迅先生》时，这篇并不算长的文字，许足足写了三个月时间，她在开篇写道：“只是我可怜的笔和衰退的记忆限制着我，写不出也说不来。”

云雾山

　　爱恋（四）

　　孙伏园曾对人说：“L（鲁迅）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L是爱长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才气云云。”长的指许广平。
　　1925年端午节，鲁迅请许羡苏、许广平、俞芬、王顺亲四位女学生在家中吃饭。许广平与俞、王一起，将鲁迅灌醉。鲁迅酒后拳打俞芬，并按了许广平的头。许羡苏见状愤然离席而去，事后她又对许广平说：这样灌酒会酒精中毒的；鲁迅喝酒只能喝多少，是有戒条的。许广平忙给鲁迅去信赔罪。鲁迅复信道：
　　“刚才接到二十八日函，必须写几句回答，便是小鬼（指许广平）何以屡次诚惶诚恐的赔罪不巳，大约也许听了‘某籍’小姐（指许羡苏）的什么谣言了罢，辟谣之举，是不可以已的。
　　第一，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自己的行为，与别人无干，且夫不佞年届半百，位居讲师，难道还会连喝酒多少的主见也没有，至于被小娃儿所激么？这是决不会的。
　　第二，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
　　然而‘某籍’小姐为粉饰自己的逃走起见，一定将不知从那里拾来的故事加以演义，以致小鬼也不免赔罪不已了罢。但是，虽是‘太师母’，观察也不会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不会对。我自己知道，那天毫没有醉，并且并不胡涂，击‘房东’（指俞芳）之拳，案小鬼之头，全都记得，而且诸君逃出时可怜之状，也并不忘记。”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自号景宋。她一生下来，母亲就据迷信说法，认为她要克父母，对她十分厌恶，将她送给本家，甚至愿意自贴抚养费。她生下来三天就被许给孔教会中某人的儿子。十二三岁时，那家的人到许家，许广平冲出去，当着父亲的面对来人呵斥道：“出去！”并说完拒婚的意思，后在哥哥的帮助下才解除婚约，到女师大读书。
　　许广平是鲁迅在北师大教课时的学生，她坐在第一排，好提问题，有时竟打断先生的话。但鲁迅认为她聪明，肯动脑子，有才气，颇怀好感。
　　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决心中的疑惑，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3月13日一早，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复信。从此，二人就开始了通信。
　　许广平听鲁迅的同乡说起鲁迅：他的房里有两把刀，一把就放在床褥下面。他很孝顺他的母亲，如果他的母亲不在，在这可悲的环境里，他可能会自杀。与鲁迅熟悉后，一日，许广平在他的书架中和床褥下果然发现了两把匕首，许没收了，鲁迅只是笑笑。许久之后，鲁迅对许解释说：“刀是防外来不测的，那里是要自杀。”许将其同乡的话说给他听，他听后大笑，说：“你真是个傻孩子！”
　　鲁迅病后，医生让他禁烟、禁酒。许广平发现，让鲁迅禁酒可以，禁烟似乎很困那，许便和鲁迅的一位同乡劝了他一夜，总算劝得他答应遵照医嘱，先好好养病。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说：“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进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了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
　　在爱情面前，许广平比鲁迅要坚决和果敢很多，她向鲁迅示爱，鲁迅力陈不配，并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回答到：“神未必这样想！”
　　许广平对鲁迅说，朱安是“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促成鲁迅勇敢接受许广平的爱情的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四起的谣言。川岛到厦门后，看到鲁迅一人独居，很是惊讶，因为当时京沪等地传说鲁迅与许广平在厦门同居了。鲁迅曾经致信许广平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当时许广平在中大任助教。鲁迅初到，人生地不熟，许广平充当了他的向导，并照顾他的生活，常为他送去可口的饭菜。曹聚仁认为，当时他们已经“进入结合共同生活的阶段了。”
　　1926年3月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下：“旧历正年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减去鬃毛。”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隐语，大约指二人开始同居。
　　许广平写下散文《风子是我的爱》，记录她和鲁迅的爱：
　　“……风子是我的爱，于是，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

　　奇怪，风子同时也报我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并且我脉博的跳荡，也正和风子呼呼的声音相对，于是，它首先向我说：‘你战胜了’！真的吗？偌大的风子，当我是小孩子的风子，竟至于被我战胜了吗？从前它看我是小孩子的耻辱，如今洗刷了！这许算是战胜了吧！不禁微微报以一笑。
　　它——风子——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呀！风子。”
　　鲁迅与许广平恋爱期间，暗恋许广平的高长虹时常攻击鲁迅，他写诗将自己比作太阳，鲁迅是夜，许广平则是月亮。鲁迅发表诗作《奔月》，他在给许的信中说：“我是夜，则当谈要有月亮的，还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