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爱恋（五）
　　鲁迅与许广平恋爱期间，暗恋许广平的高长虹时常攻击鲁迅，他写诗将自己比作太阳，鲁迅是夜，许广平则是月亮。鲁迅发表诗作《奔月》，他在给许的信中说：“我是夜，则当谈要有月亮的，还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
　　郁达夫为到上海的鲁迅和许广平接风洗尘，饭后，当茶房送上咖啡时，鲁迅热情地看着正在搅拌咖啡的许广平说：“密丝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郁达夫从鲁迅热情而又带告诫的口吻中，立即读懂了他俩的爱情。

　　许杰回忆，1927年十一二月间，他到内山书店与鲁迅、郁达夫等人见面。当时鲁迅的《唐宋传奇集??序例》刚发表不久，文章最后又四句话：“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谈话间，郁达夫问鲁迅：“这篇文章的末尾，你在后面加上四句，是什么意思？”鲁迅吸了一口烟，伸一伸手，仰一仰头，显出坚决和果断的神色，说：“那是我有意刺高长虹的！”许、郁二人很是惊讶，鲁迅接着说道：“高长虹自称是太阳，说景宋是月亮，而我呢，他却谥之为黑暗，是黑夜。他追求景宋，他说太阳在追求月亮；但月亮却投入黑夜的怀抱中，所以他在那里诅咒黑夜。”

　　1975年，许杰在杂志上看到连载的石一歌的《鲁迅传》中这样写关于这四句话：“短短数语，洋溢着独立于险恶环境中的凛然之气，表达了对凶残的敌人嫉妒的蔑视，形象地概括了‘四一五’以后他在广州的生活背景和战斗风貌。”许于是感慨道：“老实说，这样的望文生义，生造瞎凑，自作聪明的解释，我在当时，却不能不暗自替他们觉得好笑。”
　　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开始同居，二人定居上海。鲁迅不能休掉朱安，因为他知道像朱安这样的旧式女子被休后就等于给她判了死刑，所以，他无法给许广平一个名分。许广平明确表示自己不在乎名分问题，只看重双方的感情。于是，二人开始正式同居。
　　刚开始，有朋友来访，鲁迅总是让许广平不要下楼，尽量不跟朋友见面。万一避免不了见面，鲁迅就跟朋友交代说：“这是我的学生，来帮我搞校对的。”
　　1927年冬，荆有麟到上海看望鲁迅，当时他们已经住在景云里二十三号，许广平住三楼，鲁迅住二楼。荆到后，鲁迅便将二楼让给荆住，自己住到三楼。第二天，许广平拿着一封信下楼交给鲁迅，说：“你看，她们多可恶，江绍源太太来信说，说她要改称呼了。再不姊妹相称。她要称我师母。”鲁迅笑着说：“那就让她称师母好了。有什么要紧。”荆也笑着说：“那我也改称呼了。”鲁迅听罢便大声笑了起来，许广平红着脸说：“你们全可恶！”然后跑出去了。荆回忆，此时鲁迅的家中，即使没有客人，也会有说有笑了，再不想北平时那样凄苦与冷静。许广平不仅是鲁迅的爱人，还是助手，帮他抄校，整理稿件书籍。鲁迅送给荆的《小约翰》上，便有许用红笔进行的改校。

　　1928年夏天，鲁迅和许广平一起到杭州游玩。鲁迅特意让先到杭州的川岛帮他预订一个三床位的房间，又让许钦文同到杭州。晚上，迎接鲁迅一行的川岛夫妇告辞时，许钦文也准备离开，谁知鲁迅忙拦住许，说：“钦文，你，日里有事情，尽管跑开去做；可是夜里，一定要回到这里来睡，每天夜里一定都要到这里来，一直到我们回到上海去！”并一定让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于是，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鲁迅和许广平分睡在两边的两张床上。

　　游完虎跑的第二天，鲁迅突然问许钦文道：“钦文！你知道女人是什么？”许钦文一是莫名其妙，因为室内除了许广平再无别的女人，不知如何回答，颇有些窘。“是寒暑表！”鲁迅故意用严肃而重的声音说，“一晒太阳，有时只是照着了阳光，就热呀，热呀地嚷个不了。一到泥塑的老虎脚边（虎跑岩中的最阴凉处），就冷啊冷啊地喊起来。回到旅馆里，就又热呀热呀地嚷个不了。这不是寒暑表么！”接下来，许钦文的窘态便转移到许广平脸上，她狠狠地盯了一眼鲁迅，又瞥了一眼许钦文。鲁迅乐地哈哈大笑，许钦文也想笑，但尽力忍住了。

　　许钦文对川岛戏言，鲁迅先生与景宋夫人这次来杭，像是度了蜜月。川岛后来得知，这是鲁迅、许广平二人的约定，而这也是鲁迅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开怀畅游。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文坛中人不乏有讽刺之语。1928年，一名叫周伯超的人写信给鲁迅说，有人宣传鲁迅“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与女学生发生关系”，他认为“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
　　鲁迅和许广平共同生活了十年，鲁迅写他与许广平的感情曾说：“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而相知。”

云雾山

　　爱恋（六）
　　鲁迅太忙，许广平尽量体贴和包容，但不免有时会有小摩擦，但他们并不吵闹，往往就是缄默。鲁迅沉默得厉害，最厉害的时候，会茶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许觉得痛苦万分。过后，鲁迅常略带歉意地说：“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讲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信。”许广平答：“世间会有百听百从的好人的吗？我得反抗一下，实地研究研究看。”或者，鲁迅会解释说：“我脾气不好。”许广平说：“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鲁迅马上说：“我知道。”

　　吴似鸿回忆，1935年，沈兹九曾到鲁迅家中动员许广平出来作妇女工作，沈说了半天，鲁迅说：“广平你不要出去！”
　　萧红回忆，许广平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时，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或者就一边聊天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将每一个客人送到楼下门口，替客人打开门，等客人走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来了客人，许要上街去买鱼或买鸡，买回来后还要做饭。鲁迅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去邮局寄或投到大陆新村旁边信筒里。萧红说：“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一些是白了的。”

　　早晨六点左右，许广平会给完成一夜写作的鲁迅泡上一壶茶，或预备些吃的，在饮茶的时候，鲁迅会很高兴地让许看他的文章，许偶尔作一些修改建议，鲁迅会很高兴地接受。
　　许广平对鲁迅照顾很是细致，鲁迅常对人感叹说：“现在换件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而有了许的照顾，鲁迅的头发不再那么长，衣服上也不再有补丁，身上也清洁了许多。有时，他会体谅许广平的疲倦，会催促许去休息，会歉意地表示因为他太忙而没有太多机会与许聊天，所以，许睡前，他会赔罪似地陪许几分钟，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号吗？”然后他会在许身边躺下，漫无目的地聊几句，聊得兴奋了，他就要求说：“我再抽一支烟好吗？”得到同意后，他便聊的更高兴了，许多半会在他聊天声中睡去，然后他就轻轻离开，去工作了。

　　自从鲁迅病重后，许广平更忙了，她需要按时让鲁迅服药，给鲁迅量体温，并记录鲁迅的情况。来看鲁迅的人很多，许广平要一一接待，告诉他们鲁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所有的书、报、来信，许广平都要看，以便必要时告诉鲁迅。她还要看鲁迅因为病后耽搁下来尚未校完的校样。收电灯费的来了，在楼下一敲门，许广平就得赶快往楼下跑，怕他多敲几下，吵了鲁迅。不仅家中的琐事依然要处理，许广平还要照顾海婴。

　　鲁迅病后，单独在楼上吃饭，许广平每餐都亲手端上去，她总是细心挑拣，如果是鸡或鱼，总是最好的部分，菜拣嫩的，不要茎，只要叶，鱼肉之类，拣烧得软的，没有骨头没有刺的。她总希望鲁迅多吃一口，但有时竟原封不动地端下来。
　　须藤医生来过后，告诉许广平鲁迅的病情，许便哭了起来。这时鲁迅叫许帮他拿东西，她只好上楼去了。她不敢到鲁迅先生的面前去，一直背对着鲁迅，问他要什么。
　　每次须藤医生走，许广平都替老医生提着皮提包送到前门外的。
　　萧红回忆，许广平“每天上下楼跑着，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纽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春天时许先生穿了一个紫红宁绸袍子，那料子是海婴在婴孩时候别人送给海婴做被子的礼物。做被子，许先生说很可惜，就拣起来做一件袍子。……许先生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有一次我和许先生在小花园里拍一张照片，许先生说她的纽扣掉了，还拉着我站在她前边遮着她。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处处俭省，把俭省下来的钱，都印了书和印了画。”

　　鲁迅弥留之际，冯雪峰对许广平说：“你在周先生面前要竭力表现得坚强；你是知道他的性情的，即使万一……他看见你强，也就安心一些了。”之后，许广平果然做到竭力表示坚强，不曾在鲁迅面前流过一滴眼泪。
　　鲁迅病重时，他不看报，不读书，但有一张小画一直在他床边放着。这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画片差不多大，上面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奔跑，她旁边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

云雾山

　　逸事（一）
　　鲁迅最初名“阿张”，为祖父周福清所取。鲁迅出生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一位姓张的官员（据说是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又以同音字取大名“樟寿”。周作人出生后，家信到达周福清手中的那天，有一个姓“魁”的官员到访，于是周便有了小名“阿魁”，大名“櫆寿”。
　　祖父给鲁迅取号“豫山”，因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鲁迅在书房上学时常被同学们取笑，于是他便请祖父改名，先改为“豫亭”，再改“豫才”。
　　1898年，17岁的鲁迅到南京投奔叔祖周椒生，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周椒生本人任水师学堂监督，却认为族中后人进徐学堂“当兵”，有失门风。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本字，为其改名“树人”。
　　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第一学期结束时，因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却走把奖章卖掉，换回几本书和一串红辣椒。以后，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天寒人困时，他就把辣椒摘下一只来，分成几片，放到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嘴上唏唏。此时，他顿觉周身发暖，困意消除，于是又捧书攻读。
　　许寿裳说，鲁迅学医，一是因为中医延误了父亲的病；二是寻求放足的方法。孙伏园回忆，据鲁迅说，他十四五岁时牙痛，告诉家中长者，结果只得到一句：“不害羞，还亏你自己说得出来！”从此他便忍痛不说，自己研究，以致日后学医。

　　鲁迅好奇心重，总能注意到别人忽略的东西。一次，他在南京看到墙上贴有一张纸片，纸片上有一个茶壶，接连看到好多次，便沿着茶壶嘴的方向走，结果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他有些害怕，便不再往前走。过后鲁迅细想，认为是秘密组织的暗记，如果继续往前，可能会很危险。
　　鲁迅幼时，曾拜一位和尚为寄名师傅。后该和尚娶妻生子，其三子，即鲁迅的三师兄也是个和尚，但也娶妻，鲁迅嘲笑他不守清规，他金刚怒目，大声喝道：“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鲁迅哑口无言。
　　一次，鲁迅在嘉兴看见一个小贩卖糕，糕块很大，样子似乎很好吃，便问道：“多少钱一块？”小贩答：“半钱。”鲁迅闻之大惊，心想怎么如此便宜，便又问一遍，答案还是“半钱”。于是鲁迅便拿了四块，付给小贩两文钱，小贩却不依不饶，揪住他，大吵起来。鲁迅细问，才知道他说的是“八钱”，只因方言“半”“八”相近，才有了这场误会。
　　鲁迅在绍兴中学堂任教时，家离学校较远，他总是抄近路，经过一处义塚。一天夜间，鲁迅经过义塚回家，路边草长得很高，忽然看见前面有个白色的东西，慢慢地，那个东西停住了，并渐渐变小，变成石头一般，不动了。时已深夜，鲁迅颇为踌躇，他想这东西不会就是鬼吧？经过短时间的考虑后，他冲上去，用穿着硬底皮鞋的脚对着这东西踢过去。只听见呵呦一声，这东西站起来向草丛中逃去。鲁迅后来讲到这件事时笑着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辛亥革命爆发时，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校长，当革命的消息传来时，鲁迅十分兴奋，召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未光复的绍兴街道上游行，镇静人心。结果大家以为革命军已经到来，绍兴光复唾手而得。
　　鲁迅与钱稻荪、许寿裳合作设计中华民国国徽，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还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委托设计了北大校徽，沿用至今。


　　逸事（二）
　　鲁迅与许寿裳留学日本时，两人一起吃面包，许总爱将皮撕下来；鲁迅舍不得将皮扔掉，便捡起来塞进嘴里，托词说：“我喜欢吃的。”许竟以为真，此后，凡共吃面包时，总是先把皮撕给鲁迅吃。
　　在日本时，鲁迅、许寿裳等六人请了一名教师教他们学习俄语。俄文单词虽较长，但拼音规则，比英文好读。然而有一位姓汪的学生总是念不好，读起来有很多杂音，仿佛多用“仆”音。每每听他仆仆地读不出来时，不仅老师替他着急，坐在旁边的鲁迅和许寿裳更是紧张得浑身都发热起来。他们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
　　1914年开始，鲁迅花了大力气钻研佛经，他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后来他又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人皆言壁虎有毒，鲁迅却对章衣萍说：“壁虎确无毒，有毒是人们冤枉它的。”章将鲁迅之言告诉孙伏园，孙说：“鲁迅岂但替壁虎辩护而已，他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并且养过壁虎的。据说，将壁虎养在一个小盒子里，天天拿东西区喂。”沈尹默也回忆，鲁迅在绍兴会馆时曾养过一直胖而且大的壁虎，见了人也不逃走，鲁迅每天都要喂它稀饭。
　　沈尹默回忆，鲁迅住在北京绍兴会馆时，墙上挂着一个篾条弯的小弓，鲁迅解释说是用来从窗缝里射那些在院子小门边墙角小便的人们的。
　　1918年5月，鲁迅首次“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当时新青年的编委不赞成使用匿名和别号，必须使用真名。鲁迅不想用真名，但又不能破坏规矩，故署名“鲁迅”。他曾对许寿裳解释此笔名的含义：（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老太太爱读小说，特别喜欢才子佳人的故事，为母亲找书，成了鲁迅兄弟的责任。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为母亲找书的艰难任务就落在了鲁迅一人头上。每次买到书，最多一星期，母亲便对他说：“大，我没书看了。”买来一本书，母亲却说：“大，这本书，我看过哉。”
　　胡风回忆，一次他去找鲁迅，鲁迅正包扎好几本书预备付邮。他告诉胡风，这是《啼笑姻缘》，寄给母亲的，又补充一句：“她的程度刚好能读这种书，”接着笑了笑，“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
　　《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将书送给鲁老太太看，并指明《故乡》热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看，读完后，把书还给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种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在座的人都笑了。
　　鲁迅有童心，看到店里的玩具好玩，常买下来。有时送给朋友的孩子，有时便自己收藏了。许广平等几个学生在他书柜的抽屉里看到小的磁水桶、磁蟾蜍等小玩意儿，大家便一齐动手，哄抢一空。
　　鲁迅曾给俞芳等人讲绍兴女人吵架时常用的“剪刀阵”和“壶瓶骂”。他说：“绍兴女人吵架，有一种架式是‘剪刀阵’。”俞芳忙问剪刀阵是不是拿着剪刀打架，鲁迅笑道：“你们看我。”然后他站起身，双脚分开，两手叉腰，并让俞芳学着他的样子。然后，他指着俞芳对大家说：“你们看这样子像不像一把剪刀口朝下的剪刀？”大家哄笑。接着他又示范“壶瓶骂”，左手叉腰，右臂向右前上方伸直，并用食指指向对方做骂人状，边示范边问道：“这样子像不像一把茶壶？”他的姿势引得大家笑的前仰后合。

　　川岛因留学生头被人戏称为“一撮毛哥哥”，鲁迅在送给他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上题道：“请你送‘情人的怀抱里’，暂时伸出一只手来，接过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

云雾山

　　逸事（三）
　　1924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的俄国教授谢利谢夫想拜见鲁迅，学校便安排荆有麟帮他约见鲁迅。鲁迅让荆有麟带着谢一起到东安市场去吃饭，同去的还有章衣萍、孙伏园。荆有麟到后，先申明自己的世界语是三脚猫功夫，不能任翻译。这下大家都傻了眼，因为谁也不会俄语。谢利谢夫说他会讲德语，日语也能应付，荆这才高兴起来，因为他知道鲁迅会日语，德文也可以应付，于是让二人直接对话。结果，谢开口说的是德文，鲁迅说的却是日语，二人都选择自己熟悉的语言，结果都不能听懂对方说什么。“谢利谢夫撅着嘴，摸起他的长胡子”。鲁迅“皱起眉头，拼命抽烟”。于是还是只能由荆有麟用有限的世界语维持场面。

　　由于语言不通，谢便将心思放在菜上，正好有个侍者端着汤进来，手指放在汤里，鲁迅便讲起一则逸事，说一次某人去餐馆吃饭，菜里有苍蝇，喊来茶房，茶房用手指夹起苍蝇，一口放进自己嘴里，说不是苍蝇。大家哈哈大笑，谢问荆为何发笑，荆便将笑话讲给他听，没想到，听完后，任凭荆怎么解释，谢不再动筷子了，大概以为菜里有苍蝇。
　　大家谈兴正浓，谢说他要出去一趟，荆听不懂他说的专有名词，便让他对鲁迅说，谢还是说德语，鲁迅听不懂，用日语问他，他又不能用日语作答。最后，谢红着脸，“长胡子一束一束抖动着，索性弯下腰，撅起屁股，两只手在屁股上作了一个动作”，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要“大便”。谢出去后，房间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张恨水的《鲁迅之单人舞》中记载：“章士钊改女师大为女大时，女师大一部学生离校，由数教授率领之继续上课于皮库胡同，经费悉由师生自筹，鲁迅先生其一也。先生授课，指斥章氏，间杂以谐语，一座哄堂。一曰，值校庆，师生毕集以示不弱。会后作余兴，先生任一节目，先生固不善任何游艺苦辞不获，乃宣言作单人舞。郎当登台，手抱其一腿而跃，音乐不张，漫无节奏，全场为之笑不可抑。先生于笑声中兴骤豪，跃益猛，笑声历半小时不绝。此为当年与会学生所言，殆为先生仅有一次之狂欢，不可不记。”（率真）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任教，当时教员宿舍没有厕所，住在宿舍的教员方便要到一百六十步外才有厕所。鲁迅的对策是，天黑之后，小便就在宿舍楼下的草地上就地解决。（散漫）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好，我以后再写，免得人说鲁迅来到文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了。”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鲁迅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鲁迅夜间写作，有时会下楼煮茶，有时会去如厕，来回走动。某夜有小偷光顾，但见室内灯火通明，有人走动，故不敢轻易下手。等到凌晨三点，鲁迅准备洗漱睡觉，小偷以为有人起床，更不好得手，气得在楼梯上留下一泡大便，悻悻而去。事后，鲁迅笑说：“他对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只好撤退了。”
　　鲁迅对别人赠送的书，收藏后专柜陈列，如需阅读，则另购一本。
　　有人问鲁迅，写文章有秘诀吗？鲁迅回答：“如果有的话，问好传于其子，世世代代为文豪了。”
　　徐梵澄回忆，鲁迅笔端常尖刻，但谈话间论人，却非常平恕，通常说“是好的”，或“不坏”；如果论及某些厌恶之人，则说此人“厉害”，或“是非常厉害的”。

　　鲁迅曾对徐梵澄说，世家弟子有三变，一变为蠹鱼，即出卖祖上留下的字画图书；再变则为蛀木虫，即出卖家中木器乃至房屋；三变为大虫，即“吃人”，卖去奴仆。
　　西安未禁鸦片，鲁迅和孙伏园到西安后，心血来潮，决定尝尝鸦片。孙觉得烟嘴太太，吸得极不方便，几口之后便放下了。鲁迅吸得还算顺利，吸完后静候灵感的到来，不料却什么都没有。孙问他怎样，他颇为失望地说：“有些苦味。”

云雾山

　　逸事（四）
　　1928年3月，鲁迅收到一位马姓女子的来信，说1月与鲁迅在杭州孤山见过面，并说鲁迅在苏曼殊坟前题了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鲁迅当时已近十年未到杭州，疑心有人假冒，便让许钦文和章川岛去调查此事。许、章打听到假鲁迅在松木场的小学里教书，便去教室寻找。结果这人开口便说：“敝姓周，我是周作人，就是鲁迅。”并说《彷徨》卖了八万本。二人没有拆穿他，回去后写信告知鲁迅此事。鲁迅只是通过管理松木场小学的机关，让假鲁迅日后不可再假冒，并写了一篇声明《在上海的鲁迅启事》说：“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鲁迅与姓许的有缘，他最好的朋友许寿裳从幼年时就开始交往，一起留学日本，友情深厚；另一位好友许季上是道义之交；除了夫人许广平，还有交往颇深的晚辈许钦文、许羡苏兄妹二人。
　　曹聚仁回忆，鲁迅到曹家，见曹聚仁搜集了他的许多资料，便知道曹要为他写传记。曹笑着对他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听罢，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我的了！”
　　许广平不仅将鲁迅的生活照顾地非常周到，在工作上，还是鲁迅的助手。朋友看到后，对也是其学生的爱人说：“我是你的先生，我应该教你，你应该像许广平一样。”
　　许广平因领导女师大学生运动，被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称为“害群之马”，因此，鲁迅和许寿裳戏称许为“害马”。
　　1929年，有人通知鲁迅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北四川路得书店楼上咖啡座开会，商议对付鲁迅的策略。鲁迅马上兴奋起来，问清楚开会时间后，便带着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到创造社楼上的咖啡座，并说：“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前面，看他们怎样对付罢。”到了咖啡座，鲁迅特地要了中间的长台子，并说什么人来都不让。结果等了整整一下午，创造社都没有来，四人只好回去，途中，鲁迅还说：“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川岛回忆，鲁迅不爱去素菜馆，因为一般的素菜馆中，常有一些仿荤的菜，或素菜荤名。鲁迅认为，如果有人愿意去吃鸡鸭，就吃好了；既然要戒杀生、吃素持斋，就应忘情于鸡鸭鱼肉。所以，素菜荤名，实在大可不必。
　　王蕴如回忆，“一二八”前后，上海形势非常紧张。某日，鲁迅在北四川路的住处附近响起两声枪响，一颗子弹穿过鲁迅书桌前的窗户，将写字台后面鲁迅坐的一把椅子打穿。幸好那时鲁迅正和周建人夫妇聊天，否则子弹正中胸口。
　　萧红回忆，1935年，鲁迅的病愈发重了，但他从此不但没有休息，而且还更加勤奋，校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还计算着出三十年集（即鲁迅全集）。平常他还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以至于感冒一次总要拖上半月一月之久。《海上述林》校样几十万字，要看三遍，鲁迅说：“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从下午二三点钟开始，鲁迅家中的客人就络绎不绝，鲁迅便开始陪客人，客人若在家吃晚饭，吃完饭后必要一起喝茶，或者前一位客人刚刚吃完茶走了，或者没走又来了新客人，于是又得陪着，常常陪到十二点钟。鲁迅陪客人时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客人走了，这时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便开始工作了。
　　郁达夫在上海聚丰园设宴，时鲁迅在座。郁问鲁迅：“这些天仁兄辛苦了吧？”鲁迅吟出了前两天未写完得半首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郁打趣道：“如此看来您的华盖运还没有脱。”鲁迅忽有所悟，说：“给您这么一说，我又有了上半首诗。”接着吟出上半首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这便是鲁迅最著名的自嘲诗。

　　据北大教授白化文回忆，老北大时期，校门口卖豆腐脑常自豪地对他们那些小青年们说：“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屁股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
　　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
　　《海上述林》上卷出版后，鲁迅让冯雪峰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各一册，冯用鲁迅的钱给毛泽东买了一只火腿，并告诉了鲁迅。冯托西安办事处转交延安，后来冯才知道，书是送到了，火腿却被西安办事处吃掉了。以后冯见到毛，告知火腿之事，毛高兴的说：“我晓得了。”
　　有人统计过鲁迅300万字的作品，发现其中“人”字出现了21362次。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鲁迅曾谈到了想做一部中国的“人史”，以对抗满篇都写着吃人二字的历史。

云雾山

　　印象
　　1923年，大学二年级的许广平第一次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他穿着“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他常从讲台跳上跳下，因此两个膝盖上的大补丁也显露出来。这满身的补丁如同像黑夜中的星星，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也许还有人想：“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 然而，当他开口，整个教室却肃静无声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下课的）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他干脆、守时刻，走到讲台上就打开包裹，那黑地红色线条的布包，为他所喜爱的代表钢铁与热血的两种色彩的包裹，无异把他坚定如铁，热情如血的整个人生展示给大众，他一点也不浮夸，他的包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些儿虚假，不太多也不太少的称出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地讲出来了。脸上的两只亮睛睛的仁慈而坚定的眼珠子，就好像洞察一切地扫射出来。他又何必点名呢（以前学校上课一开始是点名报到的）？横竖一个也不会少，连生病的除非起不来了才告假。像真理一样普遍，他到过的学校都是这般情景。”

　　“他是严峻的，严峻到使人肃然起敬。但瞬即融化了，如同冰见了太阳一样，是他讲到可笑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有时他并不发笑，这样很快就又讲下去了。到真个令人压抑不住了，从心底内引起共鸣的时候，他也会破颜一笑，那是青年们的欢笑使他忘却了人世的许多哀愁。”
　　萧红这样回忆道：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挚友许寿裳回忆：“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慈悲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
　　沈尹默回忆，鲁迅“在大厅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钱玄同说他神似猫头鹰，因此替他起绰号“猫头鹰”。
　　孙伏园回忆说，鲁迅授课或演讲时，常讲得出神入化，语言幽默，使人哄笑，他自己却不笑；但私人谈话时，他会带着笑讲话，说到高兴时，发出轩朗的笑声，声震屋宇。
　　孙伏园还谈到，鲁迅留学归国时，头发不常理，约五分长，乱簇簇的一团，留着胡子；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长袍多为灰布的：冬天灰棉布，春秋灰布夹袍，初夏是灰色大褂；裤子多是西服裤；皮鞋是东方式的，黑色无带，便于穿脱；手中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的哭丧棒。
　　朱自清第一次见到鲁迅，觉得：“看了他的脸，好像重读了一遍《呐喊》序。”

　　蒋廷黼讲述自己对鲁迅的初次印象：“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王志之第一次见到鲁迅，“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是灰黑色的，一切都很模糊，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很厚的涵蓄……消瘦的脸是那样的憔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颧骨……”
　　辛朗回忆鲁迅：“面貌是瘦的，身体甚至于手，都是异常孱弱的。……那天我知道他要去北平的师大演讲了，我预先便在那里候着，许多青年男女，无数的一群都拥挤在那‘风雨操场’里。鲁迅到的消息传来了，人数也就更增加了。房中容不下，只好又挤在空场中，中间一个方桌上便站着鲁迅。语句很沉着，间或几句使听的人发笑了，但他却像并不有意，继续着他的话，眼望着远方，虽然并不嗔怒，却更能使人感知，他虽然并没有发出激越的声调，但听的人谁都听得很真切。讲演完了，他向外走着，一重一重的人海还是围绕着他，要不是你预先知道那是鲁迅，准会由他陈旧带着许多块油渍的长袍上想到是一个贩买古董旧货的商贾……”

　　增田涉印象中的鲁迅则是“清澈澄明的眼睛毫无纤尘，走路的姿态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他在室内“穿着狭小的学生装的裤子，束着皮带，穿着手织的紫色毛衣。头发和胡须蓬乱，手里经常拿着烟管，嘴闭作一字形，微微笑着。……香烟不离手，……手指头给烟脂熏得变成赤茶色。头发也有时剪了，大概由于剪发的事极少，所以一剪了就显出样子很不同地好看起来，我便开玩笑说‘漂亮’。”增田每天在鲁迅的书房听他讲课，二人并排坐在桌子旁边，鲁迅大概由于满口假牙，发声不方便，不时口沫飞溅，“又时而咯吱咯吱地搔着两股周围”，增田一面心里暗笑着，一面听他的教导。

　　马幼渔的女儿、16岁的马珏未见鲁迅之前，“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想，鲁迅“大概同小孩差不多，一定是很爱同小孩在一起的”，“大概是爱穿漂亮西服罢；一定拿着Stick，走起来，棒头一戳一戳的”。这日，鲁迅前来拜访马幼渔，马珏终于见到了鲁迅，她没想到，鲁迅是这么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马珏看到“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的一丝一丝的”。

　　鲁迅从上海回京探望母亲，某先生请其到家中用餐。客散后，某先生的小儿子惊讶地说：“我老想鲁迅一定是个高大的大个人，原来是这样难看的老头儿。”某先生哈哈大笑，第二天告诉鲁迅，鲁迅也禁不住哈哈大笑。
　　与鲁迅同去西安讲学的张辛南回忆，鲁迅的牙齿全部是深黄色，牙根是深黑色，其黑如漆；上街时，他穿一条黑布裤，一件白小纺大褂，头发不剪，面带黑黄色。几次演讲下来，许多人都认为鲁迅吸鸦片。一次，有人问张道：“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张答：“周先生吃香烟。”又一次，一位军人问张道：“学者也吸鸦片烟么？”张问：“哪个学者？”他毫不犹豫地说：“周鲁迅满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么？”张见他语气坚定，只好不予理会。

　　一次，有人在路上冒冒然问鲁迅道：“那种特货是哪儿买的？”原来鲁迅面庞消瘦，看起来像个烟鬼，所以此人才有此问。
　　阿累回忆鲁迅：“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民国时期，书店里的书常被偷。鲁迅第一次到内山书店去买书时，日本雇员打量了鲁迅后，对一位姓王的中国雇员说：“盯住那个人，他可能会偷书。”
　　丁玲回忆：“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神，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付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会上正有两位女同志发言，振振有词的批评左联的工作，有一位还说什么“老家伙都不行，现在要靠年青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气的话。我看见鲁迅仍然是那末平静的听着。”

　　萧红回忆，鲁迅从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出门时，大家劝他围上围巾，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胶皮底鞋夏天穿着热，冬天又凉又湿，大家劝他换掉，他不肯，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于是，他就这样走着去内山书店，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这个包袱他每天随身携带，出去时带着给青年们的回信，回来时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他看的稿子。

　　今人陈丹青谈及仅仅从照片中见到的鲁迅：“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其实非常的摩登……”“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云雾山

　　童年
　　鲁迅最初名“阿张”，为祖父周福清所取。鲁迅出生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一位姓张的官员（据说是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又以同音字取大名“樟寿”。周作人出生后，家信到达周福清手中的那天，有一个姓“魁”的官员到访，于是周便有了小名“阿魁”，大名“櫆寿”。
　　祖父给鲁迅取号“豫山”，因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鲁迅在书房上学时常被同学们取笑，于是他便请祖父改名，先改为“豫亭”，再改“豫才”。
　　周家从明万历到乾隆年间，是“合有田万馀亩、当铺十馀所”的世家望族。后太平军占领绍兴，家道中落。

　　鲁迅幼时，一次听说某地唱戏，便兴冲冲催促家人带他去看。结果父亲要求他背诵完功课才许出门。鲁迅照办了，但去看戏便变得索然无味，对书本也产生了反感。许广平说，鲁迅个性很强，如果一件事情遇到了阻碍，给予他的印象，便比别人深刻得多。
　　鲁迅的祖父介孚公，才学很好，恃才傲物，牢骚甚多，好骂人。曹聚仁说：“鲁迅的骂人，有着它们祖父风范，也可以说是有着绍兴师爷的学风，这是不必为讳的。”
　　在鲁迅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杀儿童的天性的人：“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但在弟弟周作人的印象里，同一个父亲却是个慈爱的父亲。
　　鲁迅幼时，长妈妈总限制他的活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都要管束。当长妈妈踩死了伴他读书生活的隐鼠，他愤怒了，公开向长妈妈诘问，并从此对长妈妈产生了憎恶。但是，当长妈妈用蓝布衫为鲁迅包回他渴望已久的四本绘图《山海经》，鲁迅一下子把长妈妈敬若神明，以前谋害隐鼠等怨恨，全都消失了。
　　寿洙邻回忆，鲁迅在三味书屋的书桌原本设在南墙下，光线较暗，后鲁迅以门缝有风为由，请求将书桌移至西北临窗的明亮处，其实鲁迅是因为喜欢在抽屉中看小说，暗处光线不足，才请求移至亮处。
　　当时绍兴初设电报，街道上竖杆挂线，学生见之效仿，拔下头发接成长线，悬挂在梁上，将纸条系与发上，来往通信，不亦乐乎。先生寿镜吾由于近视，最初并未发现，后来看见纸条在空中移动，便责问谁是肇事者，学生相互抵赖，但私下皆怀疑为鲁迅发明。
　　先生寿镜吾曾出对子“独角兽”，少年鲁迅对以“比目鱼”， 一兽一鱼，一虚一实，堪称佳对。
　　鲁迅记忆力很好，读书时，先生最初每日限定要背四行书，他马上便能背诵；先生看见他在玩，便加背四行，结果不出一会儿，他又能背诵；于是先生加到十六行、三十二行……半本书、整本书，都难不倒他，先生只好作罢。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记载一事，一次，同学将漂亮的信笺分赠他人，大家都高兴地收下，惟有鲁迅拒绝不收。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些信笺是那位同学偷来的。
　　鲁迅的祖父习惯在饭后才吃点心，因为饭前吃点心，正餐便要相应减少，而饭后再吃，则吃几个也不成问题。他不仅自己吃，也允许孙辈们吃。鲁迅养成了这种习惯，并称之为“一起消化”。五四时期，钱玄同常到绍兴会馆找鲁迅聊天，饭后鲁迅常拿出点心来吃，钱便笑道：“一起消化么？”然后努力陪着鲁迅吃下一个。
　　鲁迅告诉许广平，他小时候每每穿上新衣服，家人总时时监视警告他不要弄脏新衣，弄得他坐立都不自由，便觉得穿新衣服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情。鲁迅宁可穿的差一些，当吃完点心糖果，手边没有可以擦手的，便很随便地在身上一揩。
　　鲁迅从幼时就喜欢绘画，他常用一种叫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把它们一个个的描下来，一如写字时候的影写。
　　鲁迅自小也爱书，买来的书如有污损，一定要拿去换；书钉的不好，他便自己拆开重新装订。他翻书时极其小心，舍不得弄上一点污渍或褶皱；翻书时，为不弄脏书，总是从书页褶缝上方印有一条宽墨线的地方翻书。如果弟弟们在一旁看，鲁迅也不许他们伸手摸书，因为生怕他们弄脏了书页。读毕，鲁迅要把书放到一只红色皮箱里码放整齐，小心收藏起来。
　　一次，鲁迅买回书后，发现纸有残缺或墨污，便拿去换，但换回来的又不满意，便再拿去换，如此反复，书店伙计烦了，调侃道：“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何必掉换。”鲁迅听罢愤然而出，再不去买书。
　　百草园东边有一私塾，先生姓王，绰号“矮癞胡”，打学生手心时下手极重，还设了撒尿签。而三味书屋则自由多了，想要方便时从来不用请示先生，故鲁迅等人听说王先生之事后极为愤慨。某日中午放学后，鲁迅和几个同学约好，冲进“矮癞胡”的书房（书房中的师生都已散去），撅折了撒尿签，将笔墨乱撒一地，以示惩罚。

云雾山

　　自陈
　　鲁迅告诉许寿裳，他在医学院时，解剖过许多尸体，最初动手，颇有不安之感，尤其对于年轻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非特别鼓起勇气，不敢下刀。
　　鲁迅与革命者多有交往，却不参加革命，他总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做不到。”一次，他看到革命者某君与朋友聊天，而此时某君的部下正在进行暗杀行动。震耳的爆炸声传来时，鲁迅想到实施暗杀行动的人可能惨死了，而回顾某君，却神色不变，鲁迅惊佩不已。
　　鲁迅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又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1924年9月24日，鲁迅写信给李秉中说：“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
　　鲁迅在《而已集》中自陈：“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 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鲁迅坦言道：“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
　　鲁迅谈自己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小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而不是银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厦门去广州的船上，鲁迅在一个单人间里，写下了两地书中最后一封恋爱信件，其中写道：我可以爱。
　　1927年中秋夜，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后含蓄的写下：“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鲁迅坦率的写道：“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鲁迅在《野草》中写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鲁迅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
　　胡风曾问鲁迅：“《孤独者》里面的魏连殳，是不是有范爱农的影子？”鲁迅不假思索地回答：“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停顿一下，他又说：“当然，也有范爱农的影子……”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他写信对朋友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 我极憎恶他，想除去，而不能。”
　　鲁迅在《影的告别》里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鲁迅笔下写道：“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鲁迅在一家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看到了有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的新闻记录片，对周围的人说：“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
　　鲁迅去世前几个月写下杂文《死》，里面说道：“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云雾山

　　少年
　　祖父下狱后，鲁迅兄弟三人被分别送到亲戚家避难，鲁迅寄居在大舅父家中，不免受些闲气，据他对周作人说，曾在那里被人骂作“讨饭”。
　　父亲生病后，鲁迅不仅要上学，还要走六七里路上街为家中采买东西。其中最轻松的差事是为父亲买水果，水果店的店主日久面熟了，便尊称他“小冷市”（少掌柜）。
　　鲁迅的父亲病重后，鲁迅作为长子，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后来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自己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鲁迅在《呐喊》序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98年，17岁的鲁迅到南京投奔叔祖周椒生，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周椒生本人任水师学堂监督，却认为族中后人进徐学堂“当兵”，有失门风。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本字，为其改名“树人”。
　　鲁迅到南京读书前，周家全族曾召开会议，内容对鲁迅家这一房极为不利，其他房的长辈们逼迫鲁迅签字，鲁迅说要请示祖父，拒不签字。但这件事对十五六岁的鲁迅影响不小，“至少不见得比避难时期被说是‘讨饭’更是轻微”（周作人语）。
　　这是鲁迅第一次离家远行，身上怀揣母亲给他筹办的八块银元，写下了一则情深动人的《戛剑生杂记录》：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于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第一学期结束时，因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却走把奖章卖掉，换回几本书和一串红辣椒。以后，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天寒人困时，他就把辣椒摘下一只来，分成几片，放到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嘴上唏唏。此时，他顿觉周身发暖，困意消除，于是又捧书攻读。他的胃病也由长期吃辣椒而得。
　　鲁迅后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他的同学张燮和回忆，鲁迅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但每次绘图都又快又好，同学们来不及绘，下课后总请他代为补绘。每次考试，他从不温习功课，但总是最早交卷，成绩十次有九次是第一名。一次考试，他得第二，便愤中带笑地对得第一的张说：“我下回必须把你打下去！”

　　鲁迅在矿路学堂学习期间，曾下过矿井学习，此矿井在今天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
　　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时，两江总督刘坤一签署了毕业执照，鲁迅的执照上面写着“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
　　许寿裳说，鲁迅学医，一是因为中医延误了父亲的病；二是寻求放足的方法。孙伏园回忆，据鲁迅说，他十四五岁时牙痛，告诉家中长者，结果只得到一句：“不害羞，还亏你自己说得出来！”从此他便忍痛不说，自己研究，以致日后学医。
　　鲁迅取得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乘坐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去往日本，同船的有自费留学的陈衡恪和其弟陈寅恪。

云雾山

　　第二卷后记
　　此刻才见天空（后记）
　　此书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细说民国大文人》的第二卷：思想卷，其他两卷分为国学卷、文学卷。书中所叙文人逸事，皆从三百多部书籍，上千篇文章中采撷而来，笔者加以斟酌、选捩、修改、增删、归类、排序、承启，终成此书。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每本书附主要参考书目，以供读者方便查阅本书的思想谱系。
　　思想卷单列十位思想者，涉百余位民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笔法，笔记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锵鸣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天地逆旅，你我都是流水，唯有思想得以永恒。但思想者又总是孤独的，本书十位大师所行道路各异，筚路蓝缕孜孜矻矻一生艰辛，让笔者不禁想起弗洛斯特的诗句以纪念之：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每看民国大师们的生平细微，总让我联想起红楼中的金陵十二钗，但无疑这些男子们才情更可羡，命运更吊诡，身世更引人黯然销魂。即使如此，我们仍需看到，他们都只是华夏大陆自1840年后，大悲情包含下的小悲情。只愿我们的祖国，在饱尝苦难之后，最终能走过历史的三峡，走进真正属于人民的盛世，属于中国文化的盛世。
　　笔者编著此书，努力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用逸事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内容，用轻松的笔调来展示厚重的主题；二是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及其学术价值，三是尽量用客观的事例说话，而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纸后，不让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读者的思考。如果读者朋友读完后，感觉到了问题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终结，笔者幸甚。

　　本书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实受余世存先生《非常道》一书启发，写作思想也部分发轫此书，不得不记之。
　　谨以此卷献给我亲爱的父母。
　　民国文林
　　2010-3-29

柳青

及无风雅
亦谈不上风流
风雅总要配风流的
俺干着嗓子
能韵几成风流？
败给你了

云雾山

及无风雅
亦谈不上风流
风雅总要配风流的
俺干着嗓子
能韵几成风流？
败给你了
柳青 发表于 2010-6-6 01:45

估计有个别别字，但是不影响理解。

远客来了上好茶。

风雅风流仁智事，

且看阅者独自评。

云雾山

　　炽热
　　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他喜欢骑马，但经常从马上坠落，摔得皮破血流，却不以为意，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
　　一次骑马路过驻防旗营，受旗人兵士奚落，他便扬鞭穷追，结果旗人将腿搁到马脖子上，疾驰中，用马鞍刮鲁迅的腿，鲁迅不查，吃了暗亏，坠落马下。
　　鲁迅在南京上学时，回绍兴省亲一般坐船。当时先到船舱里的人会用绳子、破衣服等占着床位，要求后到的乘客花钱购买。但鲁迅任凭这些人恐吓，就是不肯花钱买床位，宁可坐在行李上打盹。等到船开了，霸占床位的人没办法，只好收起绳子、衣服，悻悻离去，而鲁迅此时便可挑选最好的床位，打开铺盖，从容休息了。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到日本后，在1903年就剪去了辫子，是当时江南班上最早的一个。
　　这一年，鲁迅写了一首《自题小像》赠与许寿裳，诗中最后一句激扬的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发表了《斯巴达之魂》，这是鲁迅第一篇用铅字排印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文章里洋溢着高昂的热情。许寿裳后来说，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的尚武精神。
　　许寿裳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以下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鲁迅回忆在日本留学时心态的转变时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当然以为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袁文薮等人开始积极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据日本增田涉回忆，苏曼殊也是《新生》的筹办人之一。为了办好《新生》，鲁迅从刊名、封面设计、书内插图等各方面都一丝不苟地做了细致的安排。第一期的插图已拟定用英国19世纪画家瓦支题为“希望”的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个诗人，蒙着眼睛，抱了竖琴跪在地球上面。但是《新生》最终因经济问题未能出版。
　　鲁迅转为《河南》杂志写稿，其中以《摩罗诗力说》、《文学偏至论》尤为著名，鲁迅在后一篇文章中鲜明的提出了“立人”的主张：“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在友人蒋抑卮的经济资助下，鲁迅和周作人开始合译《域外小说集》，重点翻译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家和地区反映人民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鲁迅每天都要翻译到深夜，到次日收拾房间时，鲁迅取暖用的炭炉中往往插满了烟蒂，如蜂窝状。
　　周作人回忆说：“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 便由许季弗赶来劝开了。”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价：“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翻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21册！”
　　谋食杭州的日子，鲁迅闲时常带学生踏山采制植物标本、寻访古碑、偶与同事游湖，因其潇洒无辫曾被当地人误认为是和尚。
　　辛亥革命爆发时，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校长，当革命的消息传来时，鲁迅十分兴奋，召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未光复的绍兴街道上游行，镇静人心。结果大家以为革命军已经到来，绍兴光复唾手而得。
　　鲁迅的远方表兄阮和森回忆：“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越铎》报因为不满意浙江都督王金发而在报上骂他，王金发大怒，甚至仇视这份报纸，目标却是鲁迅，颇有见害的意思。鲁迅偏不管，每天在家吃完夜饭一定要回到学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两只手各拿一个灯笼，灯笼上红红的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从学校回家，又总是说：‘怎么样？又回来了。’”

　　鲁迅回忆：“说起民元（民国元年）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许寿裳讲述他与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时，“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只看见一片焦土，在瓦砾堆中，有一二年老的满洲妇女，住在没有门床的破屋里，蠕蠕而动，见了我们，其惊惧似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馀恨。”
　　鲁迅从南京刚到北京任职时，心情舒展，意欲有所作为，他在日记中温暖的写道：“是日易竹帘以布幔，又购一小白泥火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
　　鲁迅与钱稻孙、许寿裳合作设计中华民国国徽，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还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委托设计了北大校徽，沿用至今。
　　鲁迅一连几个星期，都会到周期讲演会去演说《美术略论》，又一次正逢大雨，他依然冒雨前往，但到场后发现没有听众，他们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来。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鲁迅在生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依然在认真的讨论国民性的问题：“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云雾山

　　悲凉
　　鲁迅到北京不久，得到了范爱农淹死的噩耗。对于这位坎坷一生的好友之死，鲁迅内心始终无法释然，他曾写下三首挽诗《哀范爱农三章》：“风雨飘摇日，吾怀范爱农……”
　　鲁迅百无聊赖时，便抄写碑文打发时间。据周作人说，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的特务到处秘密抓捕反袁之人，北京的大小文官一律受到监视。为此文官们人人设法避人耳目，觉得要有一种嗜好才能让袁放心，于是重则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字画。鲁迅不会赌，玩古董又没钱，只能收集些石刻拓本。但看拓本一来不能打发漫长的岁月，二来没有钱天天买，于是便动手抄写。一块汉碑可以抄上半个月，用来消磨时光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周作人说：“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层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 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
　　章衣萍曾见鲁迅抄写《六朝墓志》，问其目的，鲁迅答：“这等于吃鸦片。”而刘半农也曾就此问过：“目的安在？”鲁迅说：“这等于吃鸡肋而已。”
　　1917年除夕，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惑。”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反复提到了自己精神上的的痛楚和寂寞：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绍兴会馆时期的鲁迅”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关键。他写道：“ 他还没开始文学生活。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闹鬼的屋子里”埋头抄古碑，没有任何动作显露于外。‘呐喊’还没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的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作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

　　到了二十年代，鲁迅的笔下郁结了更多孤愤的气质，散文集《野草》和小说集《彷徨》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希望》中写道：“我的心分外的寂寞……”
　　鲁迅的《伤逝》从表面看是一部写爱情的小说，周作人认为其实它是在暗自咏叹断交后的周氏兄弟之情：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在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这么写道：“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
　　1933年，鲁迅在一首题为无题的小诗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
　　挚友许寿裳感慨：“（鲁迅）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
　　鲁迅早在他的青年时期的作品《摩罗诗力说》中即讲到，屈原的后世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至死，社会依然。”

云雾山

　　狷介
　　夏丏尊回忆鲁迅，他常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
　　清末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人员复杂，良莠不齐，老百姓叫它“混蛋汤”。鲁迅便把广和居卖的“混蛋汤”这道菜叫作“总理衙门”。

　　1912年5月，鲁迅、许寿裳、蔡谷清（蔡元培的堂弟）及许的侄儿一同从绍兴北上，在上海乘轮船分配仓位时，鲁迅突发奇语：“我睡上铺，谷清是被乌龟背过的，我不愿和他同房。”原来，蔡曾自述，在北京时他到八大胡同喝花酒，忽遇骤雨，院中积水，无法出门，便让妓院中的男子背着涉水而出。于是，蔡、许二人一间，鲁迅和许的侄儿住一间。
　　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一次次长（副部长）让他批示某公文，他看过公文后，拒绝批准。次长无奈，只好作罢。
　　教育部同事冀贡泉回忆说：“我和他同桌办公，感到他正是所谓‘直’、‘谅’、‘多闻’的益友，……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我们两个并不是闲的，没公事办，有私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记得好像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他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同事们佩服他看书有恒心。总之，他是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
　　寿洙邻回忆，鲁迅不喜谈政治，亦不喜谈法律。民国初年设立议会，高谈法治，一时学子，纷纷改习法政。鲁迅讽刺道：“此皮相尔，此作官热耳。”但其论法律的文章，却字字精当，老吏弗及。
　　1917年张勋复辟，鲁迅闻知愤而从教育部离职，直到复辟乱平，他才回来上班。
　　在厦门时，鲁迅到一家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师看他衣着平常，于是乱剃一气。没想到鲁迅给了他一大把钱，理发师既惊讶又惭愧。第二次鲁迅又去理发，理发师便悉心伺候，但鲁迅只照价目表付了帐。理发师问其故？鲁迅说：“上次你乱理，我乱给；这次你认真的理，我就认真的给。”
　　鲁迅曾告诉刘文典，他在广州时，一次，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年轻的军警一愣，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陈彬如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后，国民党高层想拉拢他，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人均送帖子请他吃饭，他一概拒绝。请帖送来的多了，他便统统拿到楼下传达室去展览，并贴上一张条子，上书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日本某报曾在报道中批评鲁迅，鲁迅对该报的上海支局长很是生气，认为没有读自己的文章便撰文批评，不负责任。之后，局长请鲁迅写文章，鲁迅断然拒绝，送来礼品，鲁迅也坚决退回。一次，增田涉陪鲁迅去看画展，遇到了这位局长，局长讨好地请鲁迅吃饭，鲁迅扭过脸去，不予理睬。
　　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罢，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中日民航通航，日本方面希望鲁迅能主持中国方面的通航典礼，委托一个驻中国记者前来邀请鲁迅。鲁迅马上拒绝：“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说：“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
　　1934年，《人间世》杂志编辑写信给鲁迅，说想去采访，并希望以书房为背景拍一张照片，再拍一张鲁迅的全家福。鲁迅回信拒绝道：“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重，曾以为不妨滥芋其例。近来悄悄醒悟，已羞言之。头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地欢迎也。”

　　鲁迅的某位朋友作了大官，到上海去看望鲁迅，鲁迅竟从后门避走，让佣人告诉他，主人不在家。朋友知道鲁迅的脾气，在大门口等待徘徊。半个小时后，鲁迅从后门回家，在楼下客厅说话，朋友听见后，冲进门来，说：“哈哈！我晓得你在家呢。”鲁迅躲不及，颇为窘迫地说：“你不是已经作了官了么？”朋友知其意，答道：“作官归作官，老朋友总还是老朋友呀！”于是两人才一同上楼聊天去了。

　　如果有人在鲁迅工作的时候上门找他聊天，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他也会很不客气的说：“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俞芳回忆，鲁迅每次出门，总在口袋里装一小叠纸，回来后，又从口袋里掏出，扔到炉子里烧掉。俞芳觉得奇怪，便问鲁迅：“大先生，你带出去的纸，为什么要带回来烧掉呢？”鲁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道：“你们有常识课吗？老师给你们讲过随地吐痰的害处吗？”俞芳答：“讲过，随地吐痰是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鲁迅说：“对呀，把痰吐在事先准备好的纸里，带回来烧掉，消灭细菌，这样做好不好？”俞芳这才明白，原来鲁迅的这些纸是用来吐痰的，为了不传播病菌，他又带回家来烧掉。

　　俞芳还回忆说，当时北京常有假银币，许多人收到了，总是“假进假出”，当成真的再花出去。但鲁迅收了假银币却并不如此，他总是用小榔头将假银角子敲成几块，放进火炉烧掉，说是“火化”；假银元则放在抽屉的一个小盒子里，不拿出去使用，说是“打入冷宫”。
　　鲁迅不因对某人的好恶而影响对其作品的判断，他不喜胡适，与林语堂分道扬镳，与周作人失和，但是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提到的三名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时，其中之一便是胡适；在提到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五名杂文家时，头二人便是周作人、林语堂，之后才是他自己、陈独秀、梁启超；鲁迅也并不喜欢沈从文，但依然赞扬沈从文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好的作家之一。
　　1936年，李霁野写信建议鲁迅：“应该有一个人好好为你写一部传记……只有景宋女士（许广平）合适。”许广平也表示赞成，并马上搜集资料。鲁迅起初不同意，认为自己不值得这样做，后来说：“要写，就坏话也得写。”
　　鲁迅曾被通缉，他病重后，其学生从南京到上海探望，后又寄信说，他考虑到鲁迅在病中，想申请将他的通缉令取消，但怕冒然行事惹鲁迅不快，所以先写信请鲁迅同意并谅解。鲁迅回复道：“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回忆，鲁迅身体极差，七八岁就患龋齿，到二十六七岁时，满口牙都必须镶了；逝世前一天，须藤告诉鲁迅，他筋骨脆弱，牙齿全缺，患有痔核、胃扩张、肠弛缓症、胸膜炎、气喘、肺结核等病症，然而他答道：“只要没有花柳性病就可以证明自己是纯洁的，再者自己虽是老视眼只要不是中国多数的沙眼就是特别的地方。”
　　鲁迅逝世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这也是他的“遗嘱”：一、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云雾山

　　谨严
　　孙伏园发现鲁迅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即便在寒冷的北京的冬天，也一向如此。鲁老太太对孙伏园说，鲁迅身上穿的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裤子，补过不知多少回，她看不过去，让朱安为他做了一条棉裤，等他上班时偷偷放在他床上，却被他扔了出来。而鲁迅对孙伏园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经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一次，徐梵澄陪鲁迅去看一个西洋油画展，其中有一幅背面正坐的女子裸体画，只画了头发和背部，鲁迅只看了一眼，便立刻回过头去。
　　鲁迅在教育部上班时，每天一定准时下班，沿途商铺都将鲁迅当成时钟，看见他乘坐人力车走过，便说：“可以做饭了。”
　　1924年2月的一天，许钦文到砖塔胡同去看望鲁迅，刚进门，十二岁的俞芳便对他说：“昨天晚上，大先生那里好像有客人，半夜了，还在高声谈话呢！”许进屋去找鲁迅，才知道，昨天晚上不是来了客人，而是鲁迅在独自朗读刚写完的《幸福的家庭》。每次鲁迅写完文章，“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
　　1924年，郑振铎主编的某期《小说月报》，在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芦那卡尔斯基的照片下，写了另一位文学家的名字。荆有麟不能确定小说月报是否刊登错误，便买了一本，去找鲁迅。鲁迅一看便说道：“他们真胡闹，连照相也可以随便安排。”他马上跑到书房，不仅找出了芦那卡尔斯基的照片，还找出了该文学家的照片。之后，荆在《京报》上将《小说月报》的错误指了出来。

　　荆有麟回忆，鲁迅准备翻译《小约翰》时，发现日文译本不忠实，而德文译本又有删节，但他又看不懂其他文字。某次，他听同事齐中颐说英文本的很好，于是便请其用英文本帮忙。当时齐在中央公园整理档案，鲁迅便每天下午到中央公园，请齐为他解释英文本，同时参照日、德文本，逐字逐句校释。时值酷暑，鲁迅每天穿着旧且紧身的淡蓝竹布大褂，一手夹着书，一手拿着香烟，去中央公园找齐。有时到的太早了，就在公关柏林下面转转圈，遇到熟人，便道露天茶社坐上一会儿。

　　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后，得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人翻译的版本，立即买来与自己译的逐一对比，发现商务的译本中，对于文法的处理及语句的运用，有些地方很难表现原作者的意思，这才放下心来。
　　鲁迅任《奔流》、《语丝》编辑时，寄来的稿件真是五花八门：有自己写了不愿再看，让鲁迅仔细修改的；有翻译错误百出，不能登载，抱怨不断的；有一稿多投的；有字小且模糊的……这些稿件，鲁迅都用心加以编辑，设法登载。如果是译稿，但凡能对照原文的，鲁迅便自己对照，加以改正；如果原文是英文，鲁迅便向人打听，修改妥当。
　　鲁迅校书，不仅对文字的正误很严格，对排版也严格要求。每行的高低，字的大小、偏正，文字在整个页面的位置，他都严加校正，不惜一次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萧红回忆，鲁迅的记忆力非常好，东西从不随便乱放。他提着一把伞，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一进客厅，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然后鲁迅上楼去拿烟，抱着印花包袱，也没有忘记那把伞，顺手带到楼上去了。

　　鲁迅的写字台面对着窗户，但他从不开窗。因为他怕开窗后，风会吹动纸张，这样写作时便时时要防备纸被吹跑，文章就写不好。故一到夏天，他的屋子里常热得像蒸笼似的，但他又不习惯换地方工作。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广平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他也不肯，于是又汗流浃背。
　　鲁迅对烟灰缸的要求是一定要深且大，里面放些水，免得烟灰乱飞。
　　鲁迅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鲁迅休息的时候，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他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好静，所以家里总是很安静。来了客人都是许广平亲自倒茶，如果要招呼保姆，也是许下楼去吩咐，绝不会站在楼梯口大呼小叫。厨房是鲁迅家中最热闹的地方。因为鲁迅爱吃竹笋，在菜板上切笋片笋丝时，刀刃每划下去都发出很响的声音。但萧红说，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
　　鲁迅的书架和文具都是自己整理，书架上的书拜访得非常整齐，文具也有各自的位置，从不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鲁迅对书很是爱惜，书脏了，他会用衣服去擦，每次洗了手才会翻书。在北京时，因为他的寝室也兼做会客室，为了防止别人随意乱翻他的书，他总将喜欢的书藏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不愿意借书给别人，遇到有人借，总是买一本送给别人。如果是别人送的丛书，他总要先包好，包好之前，除了儿子周海婴，就是许广平想看也不可以。一位朋友听说鲁迅不肯借书给别人，于是也效仿鲁迅，从此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借。

　　黄新波回忆，1934年，鲁迅选编《木刻纪程》时借用过许多青年木刻家的木板。书编完后，鲁迅将借用的每块木板上的油墨洗净，将一些弯曲的木板设法压平，然后用厚纸垫好板面，再用牛皮纸仔细包好，一一送还。
　　鲁迅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每次要寄书，即使许广平已经包的很好，鲁迅也要自己动手，重新包扎。他包好后，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连绳头，他都用剪刀剪得整整齐齐。
　　增田涉回国时，去向鲁迅辞行，鲁迅准备了许多土特产送给他。许广平已经将礼物包装好，但鲁迅说许的包法不好，拿过来重新包装好后，方才交给增田。

云雾山

　　鲁迅好给人起外号。邵明之在北海道留学，面大多须，绰号曰“熊”，鲁迅称呼他为熊兄。章太炎称呼陶焕卿（成章）为“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因袭称之为焕皇帝。蒋抑卮是富家子弟，遇事便说：“拨伊铜钿，就行了吧？”鲁迅便称呼他为“拨伊铜钿”。杭州章君是许寿裳的同学，听路上卖唱的，人问这唱的是什么，答说：“这是唱恋歌呀。”鲁迅此后便称呼其为“恋歌”。后来鲁迅到教育部工作，有同乡的候补人员往见，欲表示敬意，说自己是后辈，却自称小辈，鲁迅对其大为训斥，以后称他为“小辈”。鲁迅的同学顾琅在学堂时名“芮体乾”，鲁迅叫他“芮体干”。

　　由于鲁迅见解深刻，一针见血，邵明之也给他起了个外号：“毒奇”。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吴一斋从国内来，鲁迅招待他在伏见馆住下。吴拿出一方火腿叫公寓的下女替他蒸一下，谁知下女煮成了火腿汤。吴很是生气，见人便诉说火腿之事，鲁迅因此送其诨名“火腿”。
　　许寿裳回忆，鲁迅时常称道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故为严氏起了一个轻松地外号“不佞”，后因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谈论严氏时有“载飞载鸣”之语，故改称严“载飞载鸣”。
　　一次，蒋观云谈论服装时说，清朝的红缨帽有威仪，又指着自己的西式礼帽说，西式服装则无威仪。回去的路上，鲁迅对许寿裳说：“观云的思想变了。”不久之后，蒋便与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立宪。鲁迅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无威仪”。
　　鲁迅、钱玄同等人在日本留学时，一起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钱玄同话多，好动，听课时常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起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后来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还称钱玄同为“爬翁”。
　　钱玄同说：“人过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钱过40后，便开始发福，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时期，禁止学生学习和宣传辩证法，并说：“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鲁迅曾写《教授杂咏》，其中一首即是讽刺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鲁迅与范爱农、陈子英、马可兴四人一起喝酒，边喝边聊，气氛热烈。鲁迅很少说话，但每遇到他们有说错的地方，必指出是非。饮罢，四人到别处就餐，鲁迅走在前面，范居中，陈、马殿后，范指着鲁迅的背影笑着对二人说：“冷坑蚊虫！冷坑蚊虫！”意指鲁迅不说话则已，一说必句句击中要害，如冷坑的蚊子咬人一般痛。鲁迅听见，回头指着范笑着说：“烂虫！烂虫！”（绍兴土话，意为：我当面责备你莫怪，你怎么骂起人来了）陈、马二人哈哈大笑。

　　范源濂接替教育总长后，决定删去“美育”项目，鲁迅在日记中记到：“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写文言小说丑化、谩骂北大新派人物，鲁迅颇为反感，曾写《敬告遗老》一文予以回击，并在信函中称林为“林禽男”（林纾字琴南）。
　　鲁迅、周作人兄弟与陈西滢论战时，傅斯年在给罗家伦的信中说：“通伯（陈西滢）与两个周实有共同处。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启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学究，非你们damned绍兴人莫办也。仆虽不才，尚是中原人物，于此辈吴侬，实在甚不敬之。他们有些才是不消说的。”
　　鲁迅看不惯顾颉刚，写文章时总以“红鼻”代之，当傅斯年要聘请顾时，他大怒，称：“鼻来，我就走。”
　　吴稚晖年少时，读到《何典》的开篇一首《如梦令》中最后一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茅塞顿开，豁然领悟，从此骂人无拘无束，自由放荡。鲁迅在《“言词争执”歌》中讥讽道：“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
　　潘光旦因患足疾，截去一足。后来他参加新月社，鲁迅嘲笑他为“蹩脚教授”。
　　鲁迅在北大上课时，有学生问他：“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我不爱。”学生问为什么，鲁迅答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的。”又一次，他谈及不喜林的原因时说：“她是痨病鬼。”
　　鲁迅在与许广平的书信中，形容厦门大学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
　　鲁迅与蒋光慈交恶，他在文章中称蒋光慈为蒋光X，或为蒋光Y，蒋光Z。
　　鲁迅说：“与名流学者谈话，最好装作偶有不懂状。因为全不懂被人看轻，全懂了遭人厌，偶有不懂最妙！”
　　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编辑赵景琛翻译过一些外国作品。由于他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笔误出现。一次，他将“银河”误译为“牛奶路”；还有一次，又将“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先生据此写了一首打油诗，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鲁迅在闲谈中偶然说，田汉请客，座位背后赫然站着一条大汉。有人告诉他，这是田汉请的保镖，鲁迅认为，田汉不是富翁，不用防人绑票，如果是防止国民党拘捕，一个保镖怎么抵挡得住？对照田汉的生活态度，要么，是炫耀自己的重要身份，要么，是扮演一次罗曼蒂克滑稽戏的角色。说完，他似笑非笑地笑了笑。
　　周作人对张铁铮说，鲁迅这个人，有所谓的浙东人的脾气，就是“谿刻”，与李越缦相似。张认为，“谿刻”并不是绝对的贬义，说是“疾恶如仇”也未尝不可。

云雾山

　　温厚（一）
　　据北大教授白化文回忆，老北大时期，校门口卖豆腐脑常自豪地对他们那些小青年们说：“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屁股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
　　许广平回忆，一次，上课时，前排的几个学生说：“周先生，天气真好哪！”鲁迅不答。又有人说：“周先生，树枝吐芽哪！”还是不答。“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哪！”终于，他笑了笑。学生受了鼓励，说：“书听不下去哪！”他说：“那么下课！”马上有学生接口道：“不要下课，要去参观。”这时全体学生都说要去，于是鲁迅便带着他们去参观故宫了。

　　鲁迅搬到砖塔胡同时，十二岁的俞芳觉得他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故有些怕他。院子里有一棵俞芳种的芋艿，从来没人注意过，鲁迅搬来不久便问她：“为什么你种的芋艿总是只有一片叶子呢？”俞芳答：“新叶出来了，又嫩，又绿，老叶颜色太深，不好看，我就把老叶摘掉了。”鲁迅便告诉她，这样芋艿是种不好的，让她以后不要再摘掉老叶了。这时，一旁的大姐俞芬忍不住骂俞芳“呆”，鲁迅却微笑着对她说：“小孩子总有小孩子的想法和做法，对他们幼稚可笑的行动，要多讲道理，简单的指责和呵斥，并不能解决问题。”

　　搬来不久，鲁迅便送给俞芳和妹妹俞藻每人一盒积木，并常给她们买点心和糖果。他从来不对孩子们摆架子，俞芳肖猪，俞藻肖牛，他便称呼二人“野猪”、“野牛”，而二人也没大没小地叫他“野蛇”（鲁迅肖蛇）。他也不生气，笑着问她们：“蛇也有不是野的吗？”
　　对于孩子们的要求，鲁迅每次有求必应。俞芳写了篇童话，请他修改，他很认真地为她修改，并加了标点；俞芳、俞藻喜欢画小人，但不会画人头，便请鲁迅帮忙，他总按她们的要求画，立等可取；俞芳、俞藻的地理课老师要求学生家长将各省的省会、主要出产、气候等用毛笔写在卡片上，小姐妹分配到长江流域各省的卡片，二人请鲁迅帮忙写出，第二天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她们回家高兴地告诉了鲁迅，鲁迅笑着说：“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一次，鲁迅送给俞家三姐妹一包奶油蛋糕，但俞芬收了起来，没有给两个妹妹吃。鲁迅知道后，再送糖果、点心时，总是分成三包，一包较大的给俞芬，两包较小的给俞芳、俞藻。
　　北京冬天，常有小贩叫卖萝卜“萝卜赛梨呦——辣了换”，这时，俞芬便带头敲鲁迅的竹杠，让他请客，十有八九她们的愿望会得到满足。还有一种小贩是卖桂花元宵的，元宵比较贵，大家都没吃过，一次，俞芬又敲鲁迅的竹杠，结果他竟然同意了，一共买了九碗，不仅俞家三姐妹、母亲、朱安每人一碗，连周家的两个女工和俞家的女工也有。结果，因为头天晚上做成了一笔大生意，第二天卖元宵的小贩又到周家门口吆喝了好久。

　　某日深夜，周家的两个女工王妈和齐妈发生口角，声音越吵越大，鲁迅被吵醒，整夜失眠，第二天就病了。晚上俞家姐妹去看望鲁迅，说起夜间女工吵架之事，俞芬问道：“大先生，你为什么不去喝止她们？其实你就是大声咳嗽一声，她们听到了，也会不吵的。”鲁迅摇头道：“她们口角，彼此的心里都有一股气，她们讲的话又急又响，我听不懂，因此不知道她们吵嘴的原因，我去喝止或大声咳嗽一声，可能会把她们的口角暂时压下去，但心里的一股气是压不下去的，心里有气，恐怕也要失眠；再说我呢，精神提起，也不一定就能睡着，与其三个人都失眠或两个人失眠，那么还是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

　　俞芳、俞藻转入培根小学读书，学校要求提供担保人。小姐妹便到西三条去请鲁迅帮忙，鲁迅一口答应，当即填好保证书，盖上图章，并和蔼地说：“要好好学习呀。”
　　许钦文回忆，鲁迅在砖塔胡同居住时，总和俞芳、俞藻小姊妹玩耍，显得天真烂漫，几次让许觉得“他的小胡子好像是假装的，是用钳子夹在鼻孔里，为着扮演老人”。当时知识分子总到真光电影院去看电影，中天电影院则无形中成为了儿童影院。但为了照顾俞家小姊妹，鲁迅总带大家一起到中天电影院去看电影。
　　一个寒冬，鲁迅坐人力车，发现车夫没有穿棉裤，问他为什么，车夫答：“先生，生活艰难啊，吃都顾不上，哪有钱买棉裤呢？”鲁迅便给他一元钱，再三叮嘱他去买条棉裤穿。第二天鲁迅下班后，在教育部门前观察，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力车夫都穿着单裤，他感慨道：“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单靠个人的同情和帮助是不行的。”
　　一次雪后路滑，车夫拉着鲁迅，一起摔倒在地上，车夫的腿受了伤，鲁迅的门牙撞掉，满口是血，车夫很是惊恐，但鲁迅并未责备车夫，反而问车夫的伤势如何。回家后，大家惊慌失措，鲁迅却含笑说道：“世道真的变了，靠腿吃饭的，跌伤了腿，靠嘴吃饭的，撞坏了嘴。”

　　孙伏园回忆，他和鲁迅一同旅游，无论到陕、厦门、广州，他的铺盖常常是鲁迅为他打的。
　　鲁迅、孙伏园等三人到陕西讲学，一个月得酬三百元，鲁迅认为，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他们得知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便捐赠了一部分钱。西北大学的工友服务很周到，鲁迅主张多给些钱。同去另一人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登时说不出话来，他私下对孙伏园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内山完造回忆，一天，鲁迅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廉价的橡皮底鞋，到宾馆去看望萧伯纳。鲁迅走进宾馆电梯，准备搭乘电梯上楼，但电梯司机见他进来，既没有理会，也没有动作。鲁迅以为还有人来，于是就等着。过了好一会儿没人过来，鲁迅便催促司机说：“到七楼。”司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走出去！”鲁迅只好出去，爬楼梯上七楼去了。下楼时，萧伯纳将鲁迅送到电梯，见到萧对鲁迅的殷勤样子，司机很是窘迫。

　　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

思胜见

但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我有时间还是要来看看。

云雾山

　　演讲
　　1936年，美国纽约举办第一届全美书展，主办者安排了一次作家演讲，林语堂也在被邀之列。当时，他的《吾国与吾民》正在热销，读者争相一睹其风采。轮到林演讲时，他穿一身蓝缎长袍，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以风趣幽默、机智俏皮的口吻，纵谈了他作为东方人的人生观和写作经验。听众被他那娴熟的英语，雄辩的口才，以及俏皮精湛的演讲所折服，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正听得入神，他突然收住语气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说，说完就走。”说罢，拾起烟斗，挥了挥长袖，走下讲台，飘然而去。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好几分钟才反应过来，拿着纸片追了出来。

　　1939年，林语堂在纽约世界笔会上讲演《希特勒与魏忠贤》。他说，当今德国有人把希特勒比为耶稣，让他想起中国明朝一位读书人称颂魏忠贤与孔夫子有相当的地位。那时惟有这样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事。魏忠贤当权时与今日德国如出一辙，声势显赫，但到头来免不了自杀身亡。最后，林语堂准确预言道：“自杀乃是独裁者的唯一出路。”
　　有一次，纽约某林氏宗亲会邀请林语堂演讲，希望借此宣扬林氏祖先的光荣事迹。但凡这种演讲如果不说夸赞祖先的话，同宗就会失望，若是太过吹嘘，又有失学人风范。林说：“我们姓林的始祖，据说是有商朝的比干远相，这在《封神榜》里提到过，英勇的有《水浒传》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之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另外还有美国大总统林肯，独自驾飞机越大西洋的林白，可说人才辈出。”

　　林语堂常常强调，一篇成功的演讲，必先充分准备，才能得心应手。美国总统林肯最有名的葛底斯堡演讲，短短数百字，却是精心思索，反复推敲的结果。因此，林语堂最反对临时请人演讲。
　　一次，他到一所大学去参观。参观结束后，校长请他到大餐厅和学生们一起进餐。校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临时起意请他和学生讲几句话。林语堂很为难，无奈之下，就讲了一个笑话：罗马时代，皇帝残害人民，时常把人投到斗兽场中，让猛兽吃掉。有一次皇帝把一个人丢进斗兽场里喂狮子。这个人看到狮子却并不害怕，走到狮子身旁，对狮子讲了几句话，狮子听罢竟然掉头就走。皇帝极为奇怪，又让人放了一只老虎进去。那人依旧无惧色，走到老虎身旁与它耳语一番。老虎听罢也走了，同样没有吃他。皇帝非常诧异，问那人道：“你究竟对狮子和老虎说了些什么，竟使它们不吃你呢？”那人答道：“很简单，我只提醒它们，吃我很容易，可吃了以后，你们得演讲一番！”林语堂说罢，全场哄笑，校长却啼笑皆非。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一位英文教授撰文回忆，他去巴黎参加国际语言学大会，坐在他前面的一位东方会员，站起来用流利畅达的法语发言。他询问邻座，才知道这位发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先生，他大吃一惊，佩服林的语言天才，因为他知道林曾在美、德留学，如果是用英语、德语发言，他不觉得惊讶，但林用的是标准的法语，实在让他大感意外。
　　在美国，时常有大学请林语堂去演讲。他写演讲稿是快手，礼拜一晚上的演讲，他总是磨蹭到中午，才慢吞吞地点燃烟斗，仰坐在桌前深思默想，一袋烟吸完，腹稿也打完了。穿衣打扮似乎更费时间，妻子要他以最好的形象示人，他却像不愿上学堂的小学生，跟父母拧上半天，最终还得照办。
　　林语堂应哥伦比亚大学之请去讲中国文化。他从衣食住行谈起，一直讲到文学、哲学，大赞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美妙绝伦。在座的都是年轻气盛的美国青年，见林滔滔不绝地称赞中国之好，一位女生忍不住问道：“林博士，您好像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你们中国的好，难道我们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吗？”林微笑着回答：“有的，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
　　在法国举行的世界笔会第三十六届年会上，轮到林语堂发言，他向主席要求讲十分钟，但主席却拒绝了，说别人发言都是五分钟，不可破例。林说五分钟我不讲，这可急坏了同去的马星野，马忙找主席商量并请求，主席终于答应给林十分钟。马又去找大会秘书长，秘书长答应说：“先安排十分钟，如果林语堂讲满十分钟，尚未结束发言，则仍可讲下去。”

　　林语堂接受了这个安排，登上讲台，全场鸦雀无声，他讲得十分投入，不知不觉，已讲满十分钟，主席提醒时间已到，请林结束发言。与会者正听得入神，对主席极为不满，于是一致鼓掌，希望林继续讲下去。主席颇为尴尬，只得默认答应。但林语堂极为恼怒，愤而不讲，迳自走下台去。
　　1962年，林语堂携廖翠凤造访南美洲，所到之处，欢迎者如云。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听众太多，挤满了临街的大道，政府不得不出动警察来维持治安。林语堂在演讲中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林语堂晚年定居台湾后，几乎每个星期都得例行公事讲上几次。国人演讲长得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客气寒暄话起承转合，林语堂苦不堪言。一次，轮到林演讲时已是中午过半，与会者饥肠辘辘，又不得不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他上台后说：“绅士的演讲应该像女士的裙子，越短越迷人！”说完就结束了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