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食趣
　　儿时，梁实秋常随父亲到东四牌楼自家开的干果子铺，每次到后，掌柜总是从蜜饯缸里抓出一把蜜饯桃脯的皮子塞给他，或给他一瓶用玻璃球做瓶塞的汽水。这些足可以让他享受一阵子，整个晚上的心情都因此变得舒展开朗。
　　梁实秋最爱吃北京致美斋的爆羊肚。1926年，梁留美三年归国，甫下车，将行李寄存在车站，直奔致美斋，将不勾芡粉、稍加芫荽梗、葱花的盐爆，勾大量芡粉、黏糊的油爆和清汤汆煮，以及完全本味的汤爆，都吃了个遍，才回家。梁说他在海外想吃的家乡菜以爆肚为第一，而这次一口气吃三种，是“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年犹不能忘”。
　　30年代初，李璜在上海四马路美丽川菜馆宴请徐悲鸿、梁实秋等，席上的蚝油豆腐让梁实秋在本半个世纪后仍记忆犹新。他说：“蚝油豆腐用头号大盘，上面平铺香嫩豆腐，一片片地像瓦垄然，整齐端正，黄澄澄的稀溜溜的蚝油汁洒在上面亮晶晶的。此后数十年间吃过无数次川菜，不曾再遇此一杰作。”
　　梁实秋爱吃红烧肉，但最怕自己做红烧肉。因为他性急健忘，10次烧肉9次烧焦。他说，红烧肉要长时间煨煮，很懒又没记性者最不适合做此菜。
　　1940年，梁实秋和抗战慰问团在湖北访问张自忠。张自忠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他因此餐最简单而又招待最殷勤而永生难忘：四盘菜一只火锅，以青菜或豆腐为主，点缀有肉片肉丸，说是豪华是因为每人加一只生鸡蛋放在火锅里煮。
　　韩菁清爱吃海鲜。梁实秋为之绘了一幅鱼虾图，作题款曰：“小娃小娃，爱吃鱼虾。看了此图，得无馋煞？”
　　晚年，梁实秋不吸烟，只喝啤酒，喝茶极淡。因患糠尿病，不能食甜，他常私下偷吃解馋。一次和刘墉同桌吃饭，冷盘端上来，梁说，他有糖尿病，不能吃带甜味的熏鱼；“冰糖肘子”端上来，他又说不能碰，因为里面加了冰糖；“什锦炒饭”端上来，他还是说不能吃，因为淀粉会转化成糖。最后，端上“八宝饭”，刘墉猜他一定不会吃，没想到梁居然大笑道：“这个我要。”朋友提醒他：“里面既有糖又有饭”。他笑着说，他知道，就因为早知道有自己最爱吃的“八宝饭”，所以前面特别节制。“我前面不吃，是为了后面吃啊；因为我血糖高，得忌口，所以必须计划着，把那‘配额’留给最爱。”

　　儿时夏天，梁实秋喝豆汁，总是先脱光上衣，然后喝下豆汁，等到汗落再穿上衣服。他常说：“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他坦陈：“自从离开北平，想念豆汁儿不能自已。”晚年他与在北京的长女梁文茜取得联系后，在一封信中说：“给我带点豆汁来!”女儿回信道：“豆汁没法带，你到北京来喝吧!”他才知道自己糊涂了，不禁哑然失笑。
　　梁实秋还爱吃北京的传统小吃糖葫芦。他回忆，信远斋卖蜜饯、冰糖子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梁感慨：“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
　　梁实秋对老北京的各种干鲜果品也非常想念：“三白的大西瓜、蛤蟆酥、羊角蜜、老头儿乐、鸭儿梨、小白梨、肖梨、糖梨、烂酸梨、沙果、苹果、虎拉车、杏、桃、李、山里红、黑枣、嘎嘎枣、老虎眼大酸枣、荸荠、海棠、葡萄、莲蓬、藕、樱桃、桑椹、槟子……不可胜举，都在沿门求售。”
　　梁实秋曾描写北平小贩的吆喝：“北平小贩的吆喝声是很特殊的。我不知道这与平剧有无关系，其抑扬顿挫，变化颇多，有的豪放如唱大花脸，有的沉闷如黑头，又有的清脆如生旦，在白昼给浩浩欲沸的市声平添不少情趣，在夜晚又给寂静的夜带来一些凄凉。细听小贩的呼声，则有直譬，有隐喻，有时竟像谜语一般的耐人寻味。而且他们的吆喝声，数十年如一日，不曾有过改变。”


　　风趣
　　在哈佛大学时，梁实秋和顾毓秀等人租住在一所公寓中，他们轮流负责做饭、洗碗、采购等工作，而这里也成为中国学生的活动中心，来往过客随时下榻，帆布床随时供应。一次，梁实秋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一闻到炸酱的香味，便嚷着要吃面。梁慷慨应允，却有意往小碗炸酱里加了4勺盐，咸得他们皱眉瞪眼，拼命找水喝。
　　王敬义每次从梁实秋家离开时，总要偷偷在梁家门口小便。梁实秋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不无得意地问梁道：“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微笑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梁实秋论女人：“假如女人所有杜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那很容易致富。”

　　老舍在山东大学教书时，在一次演讲中说，文艺作品中的坏人形象大都是脑满肠肥、一脸横肉的大胖子。一周后，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梁实秋上台演讲，说着说着，话锋一转：“就我个人所知，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脖子细得像猴子一样……”梁白白胖胖，而老舍正是个脖子很细的瘦子。老舍听罢，一笑了之。
　　抗战时期，在北碚各机关团体发起的一次募款劳军晚会上，老舍和梁实秋准备搭档说相声。相声里有一段需要老舍用折扇打梁实秋的头，老舍本要删去，但梁坚持保留，最后二人商定打的时候比划一下，并不真打。到演出的这天，二人走上台来，绷着脸肃立片刻，如同泥雕木塑一般，观众看了已是笑声一片。二人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到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的向梁打来，梁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他的眼镜。梁当即反应过来，手掌迅速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了落下来的眼镜，然后保持那个姿势半天不动，喝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梁实秋的一手绝活，高呼：“再来一回！”

　　梁实秋在师大任教期间，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讲演。一次，主讲人迟迟未到，在座的师生都等得很不耐烦。刘真只好请在座的梁救急，上台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梁慢吞吞地说：“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一番话引得全场哄笑，驱散了师生们的不快。
　　梁实秋与韩菁清的新房设在韩家。洞房花烛夜，梁因高度近视，又不熟悉环境，没留心撞到了墙上。新娘立即上前将新郎抱起。梁笑道：“这下你成‘举人’了。”新娘也风趣地回答说：“你比我强，既是‘进士’（谐音近视），又是‘状元’（谐音撞垣）。”两人相视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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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己
　　冰心与梁实秋是一生知己。1923年，赴美留学的梁实秋和冰心在前往大洋彼岸的轮船上相遇。梁颇为尴尬，因为之前他曾撰文批评冰心说：“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并说《繁星》、《春水》此类诗作“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许地山为二人介绍后，梁问冰心：“您修习什么？”冰心答：“文学。你呢？”梁回答：“文学批评。”然后两人再无话，幸好有许地山在一旁缓和，才避免了窘境。

　　冰心给梁实秋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后来接触多了，梁发现，冰心只是表面上对人有几分矜持，实则与人为善，宽厚待人。他后来赞扬冰心：“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为了打发旅途中的无聊，梁实秋与顾一樵等人办了一份名为《海啸》的文艺刊物，向冰心和许地山等人约稿。冰心在此发表了《乡愁》、《惆怅》、《纸船》等。一次编辑会后，梁忽然对冰心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这个女朋友就是他后来的夫人程季淑女士。闻此语，冰心大为诧异。
　　梁实秋到哈佛读研究生时，冰心在威尔斯莱女子学院就读，每到假期，或梁去拜访冰心，一起“泛舟于脑伦璧迦湖”，或冰心来访梁，“做杏花楼的座上客”。
　　哈佛中国学生会曾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顾一樵将《琵琶记》编成话剧，由梁实秋将剧本译成英文。冰心演丞相之女，其同学谢文秋扮演女主角赵五娘。男同学们纷纷争抢男主角蔡中郎，好一亲芳泽，最终决定由梁实秋出演。他们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担任导演。导演很是认真，每次排练到蔡伯喈和赵五娘的团圆戏时，导演便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梁很是窘迫，告诉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摇头不已。演出结束后，导演将梁拉到一旁，对他说：“你下次演戏最好选一出喜剧，因为据我看你不适于演悲剧。”后来，谢文秋与朱世明订婚，冰心打趣梁实秋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梁实秋此后写文章就以“秋郎”署名，晚年又自号“秋翁”。

　　一次，梁实秋给冰心画了一幅梅花，冰心回信说：“画梅花有什么了不起，狗也会画。”
　　抗战期间，冰心偶尔到梁实秋住的雅舍拜访。时值寒冬，他们围着火炉促膝长谈到深夜，冰心兴致颇高，还唱了一段福建戏词，是夜，冰心留宿雅舍，与龚业雅挤在一张床上睡了一夜。
　　冰心住在歌乐山，梁实秋到歌乐山看望冰心，冰心一定要让梁试试她和丈夫吴文藻睡的那张弹簧床，梁躺上去，感觉软得像棉花团。
　　梁实秋某次进城办事路过歌乐山，却未拜访冰心，冰心知道后很不高兴，埋怨道：“山上梨花都开过了，想雅舍门口那一大棵一定也是绿肥白瘦，光阴过得何等的快！你近来如何？听说曾进城一次，歌乐山竟不曾停车，似乎有点对不起朋友。”
　　有人曾问冰心为什么梁实秋是一朵鸡冠花，冰心说：“因为那时旁边还有好几位朋友，大家哄笑说‘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因此我加上一句‘鸡冠 花’，因为它是花中最不显眼的。”
　　“文革”初期，在台湾的梁实秋听谣传说冰心与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信以为真，悲痛之余写了《忆冰心》一文，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上，文末附上冰心历年给他的信。此文几经辗转，到了冰心手里，她极为感动，立刻写信托人从美国转给梁实秋。两年后，梁才知道冰心夫妇自杀之说是误传，又在《传记文学》上著文更正，欣喜之余，又伤感于他们在“文革”中的种种磨难。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梁实秋次女文蔷回北京探亲，替父亲去看望冰心。梁让女儿给冰心带的口信是：“我没有变。”冰心听后对梁文蔷说：“你告诉他，我也没有变。”
　　1985年，梁实秋散文集《雅舍怀旧忆故知》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冰心欣然作序。她深情地说：“我感激故人对我们的眷恋，我没有去过台湾，无从想象台湾的生活情况，但是北京的情况呢，纸上真是说不完，我希望实秋回来看看……”

　　梁实秋去世时，时已87岁高龄的冰心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连续写了两篇悼念文字《悼念梁实秋先生》和《忆实秋》，她说：“实秋是我一生知己，一生知己哪！”
　　莫逆
　　梁实秋一生的另一位亲密好友，就是他的同窗闻一多。闻比梁早三年进入清华读书，但闻一多一年级时因为英语不及格留级一年，后又因故留级一年，最后只比梁实秋早一年毕业。1920年，梁实秋与同学发起“小说研究社”，闻一多也加入该社。从此，梁实秋与闻一多熟识并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梁实秋与闻一多对新诗的态度一致，他们认为，诗要有“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宁可多一点贵族精神，也万不可提倡“平民风格”。他们欣赏、推崇郭沫若的《女神》，对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则表示批判。二人分别写下《评论》。

　　闻一多欣赏梁实秋，他将梁比作现代的李商隐与英国的济慈。他曾说：“实秋啊！我的惟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朋友啊！我现在同你订了约，你能允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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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闻一多的《红烛》付梓在即，他希望梁实秋的《荷花池畔》等诗作也能结集出版，他写信催促梁道：“我们两人的作品定要同时出世，我想这定能做到。”他连梁诗集的封面和序言都设计写好寄给梁，但最终梁的诗集还是未能面世，闻很觉遗憾。
　　闻一多的《红烛》由梁实秋作序，闻在给梁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很可怜，竟找不到一位有身价的人物替我们讲几句话，只好自己相互介绍了。”
　　闻一多出国留学时，梁实秋对去美国留学并不是很热衷，一来当时他已经与程季淑恋爱了；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有些恐惧。闻未出国留学时，曾与梁探讨，他们如果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到美国后，闻一多致信梁实秋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梁出国开开眼界。

　　一年后，梁实秋也来到美国。他刚到科罗拉多泉大学，就给在芝加哥大学的闻发去一封信，附上了12张科罗拉多当地的自然风光画片，并在其中一张的背面写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他的本意只是逗逗闻，因为他知道闻在芝加哥过的并不痛快。不料几日后，闻竟提着一只大皮箱出现在梁的面前，告诉他，自己已从芝加哥转学到了科泉大学。于是两个人又开始了亲密的同窗生涯。他们在当地一个报馆排字工人家中各租了一间房，朝夕相伴，共同讨论文学，真正实现了当年闻一多“西窗剪烛、杯酒论文”的夙愿。

　　此后，二人为了省钱，搬到学校宿舍居住。刚开始，他们只敢用酒精炉煮点咖啡或茶喝，吃饭则用面包充饥。后来胆子渐渐大了，开始用酒精炉炒木樨肉吃。一次，闻一多不小心把酒精炉打翻，烧了头发眉毛烫了手，还差点烧着了窗帘。又一次，他们煮饺子吃，被人发现，于是管理员前来干涉。当他们请管理员吃了一个后，管理员直说好吃，从此，便准许他们煮东西吃，但动静不可太大。
　　闻一多曾参加纽约画展，因为缺少一张风景画，刚学会开车三天的梁实秋租了一辆车，自告奋勇开车送他上山写生。二人开着车向曼尼图公园驶去，越走越高，结果走错了路，走进了一条死路，尽头是绝崖。梁只能向后退，路的两边是幽深的山涧，梁倒车的时候手有些发抖，一不留神，车出了辙，斜叉着往山涧里溜下去了，二人只听得耳边风呼呼地响，车已经失去控制，闻一多吓得大叫。最后车被两棵松树夹住了，才停止下滑。他们赶紧爬上山，找了个西班牙人帮忙，把车拉上了大路。但经此折腾，梁实秋再不敢放胆开车，闻一多的画画的兴致也没有了，二人无精打采地打道回府。

　　闻一多对西班牙画家Velasquez的作品颇感兴趣，故也学其风格，画的人物差不多全是面如削瓜狰狞可怖。一次，他给梁实秋画过一张半身像，用粗壮的笔调大勾大抹，嘴角撇得像瓢似的，头发是葱绿色，像公鸡尾巴似的竖立着，而背景则是红色的，看起来很吓人。画好后，闻一多极为满意，但梁实秋带回国后，梁家的孩子们看着害怕，居然扔掉了。
　　在科泉大学时，一个美国学生在周报上发表诗作，说中国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部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什么。虽然此诗并没有侮辱中国人的意味，但梁、闻二人还是觉得气愤，梁写了《一个支那人的回答》，闻写了《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同时发表在校刊上。结果二人大出风头，一时成为校园中的新闻人物。
　　1924年，二人离开科泉大学，梁实秋准备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闻一多则到纽约继续学习绘画。临别时，闻将自己心爱的《霍斯曼诗集》和《叶芝诗集》送给梁，梁回赠一具北京老杨天利精制的珐琅香炉和一大包檀香，因为闻最喜欢“焚香默坐”的境界，常吟陆游的“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雨中”。
　　梁实秋和闻一多先后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又在上海的新月社重聚。1930年夏，二人同时接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青岛山路多，两人都选购了一根精致的手杖。每天闻去学校上班，路过梁家门口，轻轻招呼一声，梁应声而出。二人着长袍，各策一杖，踽踽行走于崎岖小路，风神萧散，旁若无人……

　　梁实秋对山清水秀的青岛极为喜爱，但闻一多却常叹息青岛“没有文化”。二人结伴游崂山，闻叹道：“风景虽美，不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梁指着山岩反驳道：“那就是千千万万年前大自然亲手创造的作品，还算不得是‘古迹’么？”
　　校长杨振声是山东人，性格豪爽，好饮，在校中常与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一起饮酒作乐。七个酒徒加一个女史，戏称为“酒中八仙”。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回忆，他们酒兴甚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我们曾自谓‘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豁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一多笑呵呵地说：‘不要忘记，山东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之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青岛大学的学生与北方各校学生一起结队南下，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出兵抗日。事件发生后，闻一多在校务会议上建议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遭到了学生的抗议，校长杨振声辞职。闻也受到学生的攻击，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苦笑着答：“任你选择！”

　　闻一多遇害后，梁实秋四处奔波寻找真凶。他对国民党很是失望，从此在参议会上一言不发。他一直将闻一多给他的书信带在身边，即使后来到了台湾也精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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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恋
　　1921年，父母为梁实秋物色了一位妻子人选，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陪母亲去过程家的大姐对梁说：“我看她人挺好，满斯文的，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好一头乌发，挽成一个髻堆在脑后，一个大篷覆着前额，我怕那蓬下面遮掩着疤痕什么的，特地搭讪着走过去，一面说‘你的头发梳得真好’，一面掀起那发篷看看，什么也没有。”
　　梁实秋对这门亲事很满意，但又不知该如何与程季淑接触，他先写信给程，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交往。但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于是他又打电话给程，程的声音柔和清脆，一下子就把他震住了。他直接要求见面，程虽支支吾吾，但还是答应了。
　　1921年冬，梁实秋与程季淑第一次约会，素面朝天却有如清水芙蓉的程季淑给梁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告辞时，他没忘记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之后，二人在中央公园、太庙、北海、电影院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约会，当时青年男女自由交往还未成风气，二人在公园里引得众人频频侧目，甚至有人还大吹口哨。梁实秋常去程季淑工作的小学等她，每次女学生们都聚集在会客室窗外窥视。由于两人经常约会，程季淑遭人非议，最后被学校解聘。卢沟桥事变后梁到天津，住在同学罗隆基家里，罗的妻子王右家就是当年窥视的学生之一。

　　在清华的毕业典礼上，梁实秋和吴文藻反串女角，参演了一出舞台剧。梁请程季淑前来观看，结束后，他问程有何感受，程答：“我不敢仰视。”原来她因为害羞，根本没敢看台上，她说：“我看你在台上演戏，我心里喜欢，但我不知为什么就低下了头，我怕别人看我！”
　　1923年，梁实秋准备赴美留学。三年后，梁没等奖学金用完就着急回国了。1927年2月11日，梁、程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婚后十几天，北伐战争打响，两人仓促南下，逃到上海。
　　在上海，梁实秋主编《青光》副刊，每晚发稿后匆匆登楼，恨不得一步跨回家。程季淑问他：“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是的，你怎么知道？”“我听着你‘咚咚’的脚步声，我数着那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节数不相符。”
　　1934年，梁实秋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时梁家三代上下十几口，另有男女佣工六七个，时间久了，难免会有矛盾，梁有时颇为烦恼，程季淑总劝他：“唐张公艺九世同居，得力于百忍，我们只有三世，何事不可忍？”为了丈夫安心工作，程季淑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伺候公婆，教育孩子，日夜操劳。
　　程季淑全力支持丈夫的翻译工作，每日下午，她总定点给丈夫送茶。这时梁实秋停笔拉她小坐，她总推开梁说：“别闹，别闹，喝完茶赶快继续工作。”然后便转身离开。到晚上，当梁告诉他一天进展顺利，译了三千字，她便默默对着丈夫竖起大拇指。
　　1937年，北平陷落后，梁实秋决定南下。由于岳母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商量后，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不曾想，他们这一别竟长达六年。1944年，程季淑只身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和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两人均泪流不止。程季淑时年43岁，眼角已见皱纹，耳旁已有白发。梁文蔷至今还记得那天父亲紧盯着他们三个孩子，用手指着他们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正因为这一次的分别，自那以后的三十余年，无论天涯海角，两人始终相偕相行。

　　1973年，梁实秋与程季淑卖掉台湾的房子，迁居美国西雅图，与女儿梁文蔷一起生活，准备幸福地安度晚年。他们恩爱如昔，常手拉手一起出门散步。程季淑年纪大了，连上楼都感到吃力，她穿一件宽大的黑毛衣，手脚并用地爬上楼去，每当此时，梁戏言：“黑熊，爬上去！”程回头对梁吼一声，作咬人状。进入室内，程季淑倒在梁实秋怀中，梁能听见她心脏扑通扑通跳的声音。
　　1974年4月30日，梁氏夫妇携手到附近市场去买东西，市场门前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砸中程季淑。梁忙将她送往医院急救，但手术后，她却未能醒来。
　　妻子去世后，梁实秋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他在《槐园梦忆》最后写道：“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琼瑶。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北京的中山公园四宜轩是梁实秋和程季淑的定情之处。1987年，梁实秋次女回北京，特地去四宜轩拍了很多照片给梁寄去。但梁仍不满意，想要一张带匾额的照片。可惜四宜轩的匾额早已不复存在。后来，长女梁文茜又去拍了许多照片，托人带给父亲。梁一见到照片，就忍不住落泪。
　　梁实秋曾经有过一位红颜知己——龚业雅，她是梁实秋三妹梁亚紫在北京女师大的同学，湖南人。梁实秋认识龚业雅是在认识程季淑之前，据梁回忆，龚业雅在北平念书时曾和三妹到梁家玩，“全家人都很喜欢她”。他还形容：“业雅是我见过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

　　重庆大轰炸后，梁实秋与龚业雅一家合资买了间平房，因为没有门牌，朋友不好找，邮差也不方便，就以龚业雅的“雅”为名，在山下路口钉了块木牌，写上“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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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实秋撰写《雅舍小品》时，每写一篇，都是龚业雅先睹为快，笑得前仰后合，不断催梁快写。梁的作品从未请人作过序，但《雅舍小品》却由龚作序。梁实秋亦坦言：“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梁实秋回忆，一次，他与卢冀野、龚业雅以及另一位朋友打了一个通宵的麻将：“两盏油灯，十几根灯草，熊熊燃如火炬，战到酣处，业雅仰天大笑。椅仰人翻，灯倒牌乱。”
　　因内战，梁实秋未及道别而匆匆离开北京，到了广东才写信给龚业雅，龚回信埋怨他不该离开。梁初抵台湾后，两人仍鱼雁往返，直到两岸断绝邮电才失去联系。文化大革命后，梁实秋托在美友人打听，得到的却是龚业雅的死讯，去世时六十九岁。梁实秋曾说：“这一生影响我最大的女人，一个是龚业雅，一个就是我太太程季淑。”
　　据说，梁实秋曾想和程季淑离婚，另娶龚业雅，江冬秀将程季淑接到家中，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梁实秋败诉，一时里传闻沸沸扬扬。此后，梁、龚被迫分手。
　　因《槐园梦忆》，梁实秋遇到了他的第二位妻子——韩菁清。韩菁清比梁实秋小28岁，7岁时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获得“歌星皇后”称号。1949年，韩随父到香港，进入演艺圈。她自编、自演、自唱、并担任制片人的影片《我的爱人就是你》让她获得了金马奖优秀女演员奖。30岁时，韩退出影坛。
　　1974年11月27日，韩菁清和义父谢仁钊到远东图书公司拜访该公司老板，老板当即奉送一本崭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并带着二人见到了该辞典的主编梁实秋。二人一见如故，不几日，梁便对韩心生爱慕。当韩菁清告诉梁，准备给他当红娘时，梁直截了当说：“我爱红娘！”

　　听梁实秋如是说，韩菁清的内心很是矛盾，她于二人相识的第五日写信给梁，希望他打退堂鼓。不料第二天早晨，韩菁清一拉开房门，便看见了门口的梁实秋，他交给韩一封信，说是楼下捡到的，信封上写着“呈菁清小姐”。韩菁清打开一看，写信人正是梁实秋。
　　从这天开始，梁实秋每天都带着情书来到韩菁清家中，梁在情书中写道：“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着跳下去。”梁炽热的爱情火焰，终让融化了韩菁清，二人开始热恋，并准备共度余生。
　　梁韩之恋引起了轩然大波。报纸首先发难，矛头直指韩菁清。多数文章都认为韩菁清嫁梁实秋，是对梁的亵渎；有人更是说，她和那些专门嫁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并等着继承遗产的女人是一样的。
　　与此同时，梁实秋也遇到了阻力。一些朋友出面为他物色老伴，梁门下一些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弟子们，更是打著“护师团”的旗号，反对梁韩之恋。对于朋友们的劝阻，梁实秋说：“好些人自命为我的朋友，……对我说些过分的劝告，这些人是自绝于我，我不得不把他们一笔勾销，不再算是朋友之列。”“我没有丧失朋友的恐惧，因为我根本没有多少朋友。……那些陈腐的心术不正的东西，让他们一起滚开！”

　　1975年，梁韩之恋修成正果。婚礼那天，梁实秋自兼司仪，站在大红喜字前宣布婚礼开始，然后又自读结婚证书，在宾客们的欢笑声中，献上新郎致词。 这天晚上，两个人先是大笑大闹，后来却在床上相拥而泣。
　　梁实秋称韩菁清为“清清”，韩菁清则称呼梁为“秋秋”。梁戏称这是韩菁清的“一大发明”。
　　与韩菁清的结合，让梁实秋找回远离的青春：恋爱时，两人一块儿吃宵夜，梁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深更半夜在外面吃清粥；婚后，七十四岁的他开始学跳舞，在家里的饭厅翩翩起舞；尽管饮食习惯不同，但因韩菁清烧得一手好菜，梁实秋婚后心宽体胖，八个月体重上升五公斤；外界也注意到，原本搁笔已久的梁实秋又开始了创作。他每天上午专心读书、写作，一天写五千余字。1979年6月，梁实秋完成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前者约一百万字，后者约一百二十万字，历时七年，获得台湾“国家文艺贡献奖”。

　　闲暇时，梁实秋和韩菁清玩文字游戏，比如，5 分钟内，写“氵”旁或“言”旁的字，看谁写得多。但获胜的常常是韩菁清，因为她脑子反应快，写得快，而梁总是先写笔画很多的生僻字，到后来才写笔画简单的常用字。不过，韩菁清说她不敢跟梁实秋打“持久战”，因为梁能写出许许多多同旁的字来，远远胜过她——于是她坚持限定比赛在 5 分钟内结束。
　　胡宗南的女儿胡小美曾这样写道：“梁实秋与韩菁清结婚近两年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就像一条源远流长的小溪，任凭多少颗顽皮的小石子，最多也只能激起一些泡沫，一阵涟漪，随着缓缓流过，却似乎是永无止境的水波，消失得无影无踪。”
　　梁实秋和韩菁清携手走过12年，直至梁实秋辞世。面对死亡，梁实秋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去世后，韩菁清每月去扫墓两次，给梁实秋带去烟花，拔去墓上的杂草。她在自己的衣襟上绣着一个红色的“雅”字，纪念梁实秋。
　　对于晚年的这次爱情，梁实秋说：“我只是一个凡人——我有的是感情，除了感情以外我一无所有。我不想成佛！我不想成圣贤！我只想能永久永久和我的小娃相爱。人在爱中即是成仙成佛成圣贤！”

云雾山

　　伤国
　　1935年11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人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自陈：“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梁实秋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认为政府实际是对内实行独裁，对外等于屈服。他认为，真正的安内，不是剿灭共产党，而是“必须开放党禁，使各党各派的有力量有野心之分子有公开活动的自由”。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这日，梁实秋对长女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北大教授张忠绂通知梁实秋，说他们二人已经上了侦缉队的黑名单，让梁赶紧离开北平。梁考虑再三，决定南下。梁后来回忆：“我们（注：指其与罗隆基等人）愿意共赴国难。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的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
　　梁文茜回忆：“七七事变，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开始，爸爸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一介书生意想投笔从戎。深夜和妈妈长谈计议，如何安排好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爸爸打算到后方参加抗日工作。我记得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我缩在被窝里偷听爸爸和妈妈说话，那时我将十岁，不太懂事，但是他们那副严肃的神情和低声滔滔不绝的商量事情，我心里也预感将要有什么大事发生。是的，果然不久爸爸就一个人毅然决然地走了。妈妈没有哭，但很紧张，我问妈妈‘爸爸干吗去’？妈妈小声告诉我说‘打日本’。”

　　梁实秋到达天津，寓居罗隆基家中。两人时刻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梁回忆：“努生（罗隆基）有一幅详细的大地图，他用大头针和纸片制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红的代表我军，我们每天晚上一面听无线电广播，一而按照当时战况将红旗白旗插在地图上面。令人丧气的是津浦线上白旗咄咄逼人，红旗步步后退。我们紧张极了，干着急。”
　　天津告急后，梁实秋和罗隆基南下南京。在济南火车站，他遇到从前的一位女学生。学生问他去哪里，他回答：“到南京，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学生问及师母，他告知：“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汽笛响起，梁实秋与学生挥手作别，二人都流下泪来。
　　1938年，梁实秋应教育部次长张道藩之邀请，参加了“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担任了任务最繁重的教科书组主任一职。梁本无编撰教科书的经验，但“既到后方，理宜积极参加与抗战有关之工作”，所以硬着头皮接受了。梁预先申明，他是义务主持编撰教科书，不领薪水。
　　1948年，梁实秋在中山大学任教，与王越兴趣相投，言谈甚欢。次年，梁对王说：“我要到香港去。”王劝他：“你不要走。你教你的书嘛。”他委婉地说：“你和我不同，我是和鲁迅打过笔战的人，鲁迅称我‘资本家的乏走狗’，新政府日后如何待我，实在心中无底，我还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说。”随后，梁实秋赴港，之后又去了台湾。

　　初到台湾，梁实秋常面向大陆，纵目远眺。每逢春节，他便觉得辛酸和苦涩，他称春节拜年为“苦闷的象征”。
　　晚年，梁实秋与妻女一起在美国生活，他心念大陆，希望有一天能回到祖国，但如果定居台湾，此生回乡之愿大概无法实现，所以只能申请美国的长期居留证，希望有朝一日由美回到祖国。但他始终对去国远游一事耿耿于怀，不但抱怨当地“乏言可陈”、让他只能“静待晚年”，并且拒绝加入美国籍。梁实秋说，入籍必需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梁文蔷也只能刻了一方“四海为家”的印章送给父亲。

　　1981年，梁文蔷到大陆探亲，大姐梁文茜让她给父亲带回一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这枝枣树叶来自于当年梁实秋故居枣树的后代。后来枣和枣叶都枯萎了，梁实秋将枣叶夹在书中珍藏。
　　梁实秋很喜欢青岛，晚年，他写道：“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地点去居住……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不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被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长女梁文茜曾专门将青岛海滩的一把细沙装入瓶中寄给父亲，梁实秋将它供在案头，看得老泪纵横。

　　王越回忆，梁实秋之子梁文骐曾在暨南大学数学系当教授。一次，梁文骐将其父的信和寄来的一首杜甫的诗交给王，说其父希望王想办法帮他安排一下，他想回来，到北京老家去看看。王与广东统战部商量，统战部长说：“噢，梁实秋啊，听说他在台湾很有地位的，这个人要回来得通知中央的统战部，由那边决定。”此事报知中央统战部后，中央统战部说，他要回来，应当自己写封信给中央统战部，由中央统战部考虑后决定。梁实秋不愿写，事情就搁下了。一年后，梁实秋去世，他最终也没有实现回到大陆的夙愿。

　　1987年，台湾《联合报》的主编采访年过85岁的梁实秋，问他：“您对已过去的八十五年有无遗憾？”梁实秋列举了五条憾事，第五条为：“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我亦有同感。”再问：“现在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答：“如今我最希望的事只有一件：国泰民安，家人团聚。”

　　魂归
　　1987年大年初一，梁实秋吃饭时不小心，咬掉一颗门牙，虽是假牙，但大年初一便“老掉牙”，让他心里很不自在。
　　这年，他请人算了一卦，后来对人说：“卜者谓‘八十六是一关’，我正在过关。”
　　1987年11月1日晚上，韩菁清出门做头发，梁实秋突然感到心脏不适，他赶紧拨通儿子梁文骐的电话说：“快来，心脏不好！”梁文骐迅速赶到，但他初到台湾，对台北不熟悉，只好写了一张字条问梁实秋：“哪儿可找到医院？”梁实秋已不能说话，只能摇头。
　　幸好韩菁清及时回来，将梁实秋送到医院。医院虽发了病危通知，医生却认为问题不大，住一两周便可以回家休养。但梁却对自己的病情不乐观，他对妻子说：“菁清，我对不起你，怕是不能陪你了！”
　　11月3日凌晨，梁实秋的病情恶化。到早上7点多，梁实秋全身扭动起来，样子很是痛苦，他打着手势要来纸笔，抖颤着狂乱写道：“救我”，“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先后写了五次。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梁实秋一度窒息，最后，他一把拉开氧气面罩大叫道：“大量的氧气，我要大量的氧气！”此时，医生终于同意大量输氧，但随即便发现，病床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只能拔下小量输氧管换床。大家手忙脚乱地忙了五分钟，就在这五分钟里，梁实秋停止了呼吸。

　　遵照梁实秋的遗嘱：“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韩菁清将梁实秋的墓址选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墓地很高旷，举目四顾，莽野苍苍。在解释梁实秋为何选择高处筑墓的原因时，韩菁清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
　　思忆
　　方令孺这样写梁实秋：“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借其诙谐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惟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
　　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梁实秋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
　　梁文蔷在想念父亲时，这样说：“他喜欢大海，看老虎，看樱花，吃棉花糖。太阳西下了，我们孩子们还玩不够，爸爸便一个一个追我们……”
　　余光中对梁实秋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面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瑕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余，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八十七岁的冰心在追忆老友梁实秋时深情款款地说：“实秋，你还是幸福的，被人悼念，总比写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泪，不是么？”

云雾山

　　张恨水（修改稿）
　　张恨水（1989-1967年），原名张心远，恨水是笔名。安徽潜山人。著名报人、章回体小说家。
　　关键词
　　文缘、著述、京味、风靡、拥趸、泉涌、报人、赤胆、立场、性情、姻缘、恨水、逸事、雅好、辞世、赞誉

　　文缘
　　张恨水出生在武将之家，其祖父曾经做过参将，武功非常好，十几岁时就能举起百斤巨石。祖父还有一手筷子夹苍蝇的绝活，挟住了之后，苍蝇并未被挟烂，而是翅膀折断。张儿时曾目睹祖父施展此绝活，并将其写入了小说《啼笑因缘》。
　　张恨水的父亲张钰也会武功，他在江西新淦县三湖镇任职时，曾制止了一起因婚事引发的两个村子间的大规模殴斗。当时两个村子凡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出动，连老人和女人都参与其中，两村上千人挥舞大刀、长矛、棍棒等，对峙着。眼看一场流血事件一触即发，张钰带着一队税警赶到，他策马冲入人群，挥动长矛，连挑十几个稻草人，次次直中草人前心。随即，他又拔出枪来，展示了百发百中的枪法。村人摄于他超群的武艺，在他的劝说下，渐渐散去。父亲的这段传奇经历，后来也被张恨水写入小说。

　　张恨水记忆力极强，过目不忘。先生让他背书，他总是很快就能背出来。先生逐渐增加背诵量，他也能迅速背诵下来。乡人传言张恨水过目不忘，母亲并不相信。一天，她将张恨水叫来，找了一本张没有读过的书，顺手拿起纳鞋底的锥子，使劲扎下去，一下扎透半本，让张背完被锥子扎到的书页。第二天早上，张竟一口气将半本书全部背出，全家人惊诧不已。
　　十岁时，张恨水的父亲调到新城县任职，张随父亲坐船去赴任。在船上，张从本家四叔那儿发现一本《残唐演义》，如获至宝，看得如痴如醉。
　　到新城后，父亲将他送入私塾读书。私塾先生喜欢看《三国演义》，常常把《三国演义》放在书桌上，每次先生不在，张就过去偷看几页。慢慢地，他对《三国》着了迷，很希望能自己拥有一本。从此，他便开始攒零花钱，偷偷买小说看。
　　父亲反对张恨水看小说这种“闲书”，张便将小说藏在箱子里。等到夜深人静，家人都已经睡熟，他才悄悄取出书，放下帐子，将一个小凳子放在枕边，在凳子上点上一支蜡烛，津津有味地痴读起来。
　　张恨水11岁时，祖母去世，父亲带着全家回家奔丧。到老家后，张进入本村的一家学校读书。在这里，他读到一本插图本的《四书白话解》，通过这本书，张明白了字的演化和变迁，例如，什么是八匹马拖的战车“乘”，“井田”是什么样的图形等，一时文思大进。半年内，他还读完了《礼记》、《五经》，先生很是高兴，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从此便让张做八股文和律诗，张不懂韵脚，只能找出书作参考，从此他明白了什么是平仄，什么叫押韵，之后读起千家诗来，更觉有滋有味。

　　张恨水看小说，不仅看正文，也看批注，不仅看内容，也看书评。在他看来，这些旁人读来有些枯燥的文字，妙处实不亚于小说本身。他从里面“懂了许多典故”，又“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
　　少年张恨水读《聊斋》后，对书生独自焚香挑灯夜读，引来美貌狐女女鬼的故事很是痴迷。他在一个戏台的侧面要了一个看戏的包厢，做成一个小书房，用小铜炉焚上一炉香，挑灯夜读。为了不让人打搅，他上楼后，还特意让人撤去了梯子。当然，这天晚上，他什么也没有等到。
　　张恨水常将读来的故事讲给弟妹们或邻家的孩子们听，中间加上自己的想象和夸张，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慢慢地，他不满足于书上的故事，开始自己杜撰。13岁时，张恨水写了他生平第一部小说，并为小说配了插图，为了突出英雄的厉害，他将打虎的铜锤画得很大，老虎画得很小，结果引来弟妹们一阵嘲笑，说他画的老虎实在像条狗。
　　张恨水特别推崇《儒林外史》，认为《儒林外史》不着一“贬”，却通篇充满了讽刺，这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又从《小说月报》上读到了许多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对欧美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景物描写，尤其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描写手法，非常喜欢。他还认真读了一部词章小说《花月痕》，对这部小说中的诗、词、曲很是赞赏，在这部小说的启发下，日后他创造了特有的“九字回目”。

　　张恨水原本想去日本留学，但1912年秋父亲患病去世后，家中经济来源中断，他只能中途辍学，随母亲返回原籍安徽潜山。第二年，张考入孙中山所办的苏州“蒙藏垦殖学校”。在苏州上学期间，他写了两篇短篇小说《旧新娘》（文言）、《梅花劫》（白话），并向《小说月报》投稿。他的短篇小说受到主编恽铁憔的赞许，可惜没能刊出。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学校被解散。张恨水又一次失学，返回故乡。不久，他到了汉口，随亲戚加入一个文明戏剧团，开始只是写写说明书，后来便上台表演，演过《落花梦》里边的一个生角，还演过《卖油郎与花魁女》里的卖油郎。张表演时说话很快，带一点安徽的或是江西的土音。这次演员经历给他的创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他说：“当我描写一个人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自己对镜子演戏给自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

　　张恨水从文明戏剧团回到家乡，遭到家乡人的白眼。因为他每次回家，都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而且他不事生产，还当过戏子，所以乡邻都叫他“大包衣”（包衣为胎盘，时人认为包衣无用，只能扔掉）。这时，张在文明戏剧团时认识的朋友郝耕仁写信给他，说想学习《老残游记》中的老残，到处游历，问张是否愿意同行，费用由他承担。张马上同意，二人在安庆会合，化装成药商，准备一起徒步，经江苏、山东去北京。

　　他们走到扬州邵伯镇时，准备找个旅店休息。旅店老板发现他们不是药商，样子奇怪，要求他们找铺保，否则不能住店。郝耕仁到镇上的西药店去找铺保，西药店的经理告诉他：“前方正在发生战事，军阀混战，你们很容易被人家当作探子抓起来，我劝你们还是赶快回去，不要再走了，否则有生命危险。”二人只好卖掉药品换得回程路费，慌慌张张地离开邵伯，打道而回。这一次游历让张恨水了解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生活状况。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了张恨水“很大的刺激”。他决定去北京，计划先在北大旁听，再转为一名正式学生。但由于他无法维持生活，到北京后，不得不先找家报馆工作，维持生计。但只做一份工作工资菲薄，他只能同时兼着两份报纸的工作，才能养活自己，“这样，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读书了”从此，张恨水成为一名报人，开始了他长达一生的写作生涯。

云雾山

　　著述
　　1924年4月，张恨水开始在《世界晚报》的《夜光》副刊上连载章回体小说《春明外史》。在随后的五十七个月中，张发表了长达九十万言的文字，风靡整个北京，张一举成名。
　　从《春明外史》开始，张恨水首创了九字回目。他认为以前的章回小说，对于回目都不太考究，字数不一，词藻也不典雅。基于此，他煞费苦心地始创了“九字回目”，定下几个原则：一、回目文字一定要切合本回的高潮；二、词藻要华丽典雅；三、所取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浑成；四、回目成上下联，均为九字，求得一律，平仄对仗，上联是仄声，下联必须是平声落韵。

　　1926年，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发表，此小说写的是北京豪门，于是好事者就开始推测，有人说是袁世凯家，有人说是钱能训家，一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公开答复说：“《金粉世家》，是指着当年北京豪门哪一家？‘袁’？‘唐’？‘孙’？‘梁’？全有些像，却又不全像。我曾干脆告诉人家，哪家也不是！哪家也是！”
　　1930年2月，张恨水辞去报社的工作，专事写作，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他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写作，有时一直写到深夜12点。唯一的娱乐便是偶尔和夫人周南去听场京戏或看场电影。每晚上床后，张恨水总要拥被看一两个小时的书，他说：“必须‘加油’才能跟上时代，理解时代。”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恨水正在上海的《快活林》连载小说《太平花》，当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张对日本人也极为气愤，想在自己的小说中表达，但《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当时有两个方法，一是将小说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是放弃，重新写一部。张恨水决定采用第一个方法，他整整思考一个礼拜后，开始动笔修改。
　　张恨水曾准备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为此，他走遍了北平各大图书馆和旧书店、旧书摊，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小说版本。仅《水浒》一书，他就收集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就连被胡适称为124回的海内孤本，他也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在安庆又买到两部。又如《封神演义》，日本帝国图书馆里有一部许仲琳著的版本，国内从未见过，张居然在宣武门小市上买到一套，上面刻有“金陵许仲琳著”的字样，只可惜缺了一本。张恨水也到一些私人收藏家处去寻找，他曾在一位专门收集中国小说的马毓清那里，见过一部《三刻拍案惊奇》。但就在他准备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小说史》的写作中去时，抗战爆发了，他辛苦搜集到的宝贵资料，都毁于战火，此后，他再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寻觅那些珍贵无比的小说史料了。

　　1944年初，张恨水家中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一身戎装，风尘仆仆。知道是前段时间死守常德的将士后，张让儿子去买来两包好些的烟招待。二人说明此次来意，是为保卫常德阵亡的57师将士请命，希望张能将常德保卫战记录下来，永垂青史。张恨水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写下《虎贲万岁》一书，歌颂了代号“虎贲”的74军57师八千余人在六万日军包围中，誓死保卫常德的悲壮之举。
　　张恨水善于写杂文，在他30多年的报人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每天除了小说外，他还有大量的杂文见报，多为针砭时弊之作，文字犀利老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生涯长达五十余年，写下了三千万言的作品，中长篇小说多达一百一十余部，堪称著作等身。

　　京味
　　张恨水对北京感情极深，他曾说：“北平是以人为的建筑，与悠久时间的习尚，成了一个令人留恋的都市。所以居北平越久的人，越不忍离开，更进一步言之，你所住久的那一所驻扎，一条胡同，你非有更好的，或出于万不得已，你也不会离开。那为什么？就为着家里的一草一木，胡同里一家油盐杂货店，或一个按时走过门的叫卖小贩，都和你的生活打成了一片。”
　　对张恨水而言，北京是一个“都市里的乡村”，它古朴、淳厚，算不得繁华，但有闹亦有静，可以做个都市里的闲人，而这正是张毕生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所以，他对于北京有着真正的认同和欣赏。日本学者矢原谦吉曾说：“张恨水，皖人，而其‘北京气派’似较京人尤甚。”
　　偶尔，张恨水会与朋友相邀去中山公园的茶社小聚。当时中山公园内有两家茶社——长美轩茶社和上林春茶社，在文人圈享有盛名。张和报界同仁、文友经常来这里小坐，每每品茗叙谈及至深夜，才踏着月色欣然而归。
　　著名的来今雨轩也是张恨水品茗闲谈的好去处。来今雨轩也在中山公园内，茶客几乎是清一色的文人及各界名流，鲁迅、钱玄同、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老舍等人，都曾流连于此。二十年代末，来今雨轩办起了舞场，张恨水虽不会跳舞，却常来这里的舞场茶座喝茶。一来是这里的茶点便宜，二来可以喝茶的同时一面看舞，一面聊天。他的本意根本不在跳舞，享受的只是那份闲情而已。

　　张恨水对陶然亭情有独钟：“在三十年前的京华游记上，十有八九，必会提到陶然亭。没到过北平的人，总以为这里是一所了不起的名胜……及至我到了故都，不满一星期，我就去拜访陶然亭，才大失所望……那里没有人家，只是旷野上，一片苇塘子，有几堆野坟而已……我在北平将近二十年，在南城几乎勾留一半的时间，每当人事烦扰的时候，常是一个人跑去陶然亭，在芦苇丛中，找一个野水浅塘，徘徊一小时，若遇到一棵半落黄叶的柳树，那更好，可以手攀枝条，看水里的青天。这里没有人，没有一切市声，虽无长处，洗涤繁华场中的烦恼，却是可能的。”

　　张恨水的小说带有很浓的北京味，对北京历史沿革和风俗掌故颇有研究的老北京金寄水说：“恨老不是北平人，反而比我们看北平看得清看得准，对北平语言，也比我们敏锐，所以要想知道旧时的北平，就看《春明外史》。”
　　张恨水的小说多以北京为背景写就，其小说中提到过的许多北京名胜或地名，成为读者们向往的地方。例如，《啼笑因缘》中的天桥是主人公樊家树结识唱京韵大鼓的沈凤喜、卖艺姑娘关秀姑之处。许多外地的张恨水迷来京一定要到天桥一游，还有人会去寻找沈凤喜住过的水车胡同。
　　有评论者说，老舍与张恨水是京味文学的双子星座，他们的作品最具有原汤原汁的北京味。但张恨水不同于老舍，“他以一个外来谋生者的身份进入北京，没有老舍那样牵动本源的切肤之痛。他写小说，对好看、吸引读者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更高的文学追求。但与此同时，他无意中刻划了一副众生相的长卷。他的北京不仅是他自己的，也是樊家树、金燕西、冷清秋们的，是军阀、阔太太和天桥杂耍把式们的。这个回响着京韵大鼓余音的北京于是永远停驻在文本中，成为民国初年的夕阳残照”。

云雾山

　　风靡
　　据左笑鸿、贺逸文、夏方雅合写的《〈世界日报〉兴衰史》记载，每日下午两三点钟，许多读者便在报馆门口，焦急地排队等待当日报纸发售，只为先睹《春明外史》为快。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一排就是5年！《春明外史》写到第13回时，由《世界日报》出了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售罄，接连数版，都迅速销售一空。1927年11月，报社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也很快就售完。

　　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春明外史》全集，分上下两函12册，发行前，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86回目联文，全文大字刊载。这种前所未有的举措，轰动了整个上海，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书发行后，一版再版，每次都抢售一空。当时，上海和北京的作者，各有地盘，北京的作者一向不被上海报纸约稿，而北京的报纸也从不约上海的作者写小说，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张恨水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约定俗成的惯例，成为北京作者打入上海滩的第一人。随着《春明外史》进入上海，张恨水也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

　　张恨水精心创制的九字回目，受到读者、词章爱好者的激赏，他们不仅吟诵研究，而且“私淑者”大有人在，万枚子、金寄水、刘肇霖、萧豹岑等都采用九字回目写书。当时还有一位叫郭竹君的读者，把《春明外史》的所有回目，全部用原韵和唱，投到《世界晚报》。《夜光》的主编左笑鸿，将全部回目刊出。和诗步韵，本是历来文人常见之事，郭竹君“唱和回目”，则属破题第一遭，大概也是“空前绝后”了吧。

　　《春明外史》连载过程中，发生了“请命”风波。当小说连载到21回，写到梨云身染重疾，危在旦夕时，读者纷纷写信给张恨水，让他笔下留情，免“梨云”一死，甚至有人给梨云开出救命的良方。还有人质问张恨水：“你忍心让梨云送命吗？”
　　太原交通司令潘宜之的侧室郑秀珍长得很漂亮，也有文化，对潘就毫无感情，看了《春明外史》，心仪主人公杨杏园，对新闻记者产生了好感，认识了太原报人张慎之（名小说家“百花同日生”张秋虫的哥哥）后，两人一见钟情，冲破阻力，逃到北平，终结良缘。张慎之进了《世界日报》后，同事们开玩笑地说：“没有恨老，就没有你们这一段姻缘，可得谢谢恨老这个大媒人呀！”
　　《金粉世家》出版后，不仅被拍成电影，北京的评书艺人还将它改编为评书，不仅在茶社说书，而且还在广播电台播讲。现代题材被改编为评书，《金粉世家》可能还是第一次。
　　《金粉世家》在连载时，再一次发生了“请命”风波。当读到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时，很多读者为冷清秋的凄惨命运洒下同情泪。张恨水的至交、著名的老报人万枚子，看到此处，竟和夫人相对而泣！当读者看到在昆明湖发现冷清秋丢失的鞋时，预感不妙，纷纷写信给张恨水，让他“笔下超生”，不能让冷清秋死去。有的甚至对张恨水“口出不逊”。著名漫画家许君武回忆，他看《金粉世家》时，曾给张恨水写过一封信，要他不可“笔下无情”。

　　当《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时，《新闻报》的副刊主编严独鹤立即与严谔声、徐耻痕办了一个叫“三友书社”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惟一的目的就是出版《啼笑因缘》。
　　《啼笑因缘》成书后，张恨水有事到江南，看到此书的受欢迎程度，他说：“我这次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还引发了一场著名的官司。1931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购得《啼笑因缘》的演出改编权，决定将其拍摄成电影，由胡蝶、郑小秋、夏佩珍主演，阵容十分强大。与明星公司素有积怨的大华电影社的顾天为，请人将《啼笑因缘》改编成剧本，根据当时《著作权法》的规定，抢先向民国政府内政部申请了准予拍摄《啼笑因缘》的执照，并与黄金荣勾结，高薪从明星公司挖走主要演员。只有女主角胡蝶不为金钱所动，依旧效忠明星公司。时有人谣言称张学良不抵抗日本侵略军，在北平与胡蝶跳舞行乐。顾忌恨胡蝶，特在天蟾舞台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借以坐实谣言。于是张学良与胡蝶的绯闻在全国不胫而走，事实上两人并不相识。张恨水对顾天为的恶行十分恼怒，站出来公开支持明星公司。1932年6月，明星公司的第一集《啼笑因缘》有声影片终于上映。当影院已座无虚席，观众们期待电影上映时，顾竟从法院弄来一个“假处分”，带着法警来到电影院，要求南京大戏院立即停映。明星公司无奈之下，只能向法院交了3万元，撤销了“假处分”，使影片得以准时放映。接着，顾又请黄金荣出面，让内政部下令明星公司停映《啼笑因缘》。明星公司迫不得已，请杜月笙居中调停，章士钊做法律顾问，交了10万银元的巨款，与大华达成了“和解”。

　　《啼笑因缘》自1932年上映后，先后十几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成为近百年来小说改编创下的最高纪录。
　　随着名气的与日俱增，张恨水的稿费收入亦愈加丰厚。上海世界书局请张恨水写四部小说，稿费按千字8元计算。张从上海带回了8000元现款，当时上海小报立即刊载出张恨水“几分钟就拿了数万元稿费”的神话，号称张“在十几分钟内，收到了几万元稿费，在北平买了一座王府，还自备了一部汽车”。
　　《啼笑因缘》在《快活林》连载后，上海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很快就像是一股旋风刮进了上海滩，上海读者为之疯狂。接着《啼笑因缘》又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成了“最时髦”、最畅销的书，一时间竟出现了“啼笑因缘热”！

云雾山

　　《啼笑因缘》出版后，要求张恨水写续集的读者信，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来，3年不辍。张恨水只好在报上发表《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一文，文中说，为了“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之故，“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1933年，日寇举兵占领山海关，为了躲避战祸，张恨水送母亲回安庆时，顺便赴上海探友。张一到上海，就被书商包围，尤其是三友书社，天天磨着他写续集。而且当时《啼笑因缘》居然有十几种“续书”和“反案”。面对此种局面，又联想到国难，张恨水写了《啼笑因缘续集》，让书中的人物都投身抗日，并且为国捐躯。这样的安排一来为宣传抗日，二来是为了不会再有续集的续集。

　　虽然张恨水最畅销的书是《啼笑因缘》，但他最喜欢的却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他曾对子女说：“《啼笑因缘》写得并不太好，你去看《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吧。读一遍不行，要一口气读三遍，然后再来问我。”儿子张伍的恋人第一次上门，张对未来儿媳说：“你看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吗？《啼笑因缘》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有兴趣，请你去看这两部书。”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平新闻界差不多主要的报刊都在连载张恨水的小说。到三十年代，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两家报刊——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都在连载他的小说。
　　民国年间，曾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攒出了一百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读者一时无法分辨真伪，亦非常热销。
　　拥趸
　　《金粉世家》最受女读者的欢迎。张恨水在许多场合总会遇到一些女读者，问他和《金粉世家》有关的问题。就是一些粗通文字的老太太也喜欢《金粉世家》。每天晚饭后，张恨水的母亲就让儿子把当日的连载念给她听，这成了张每日的“工作”，他亦乐此不疲。
　　《啼笑因缘》连载后的一年春天，一位身着粉色旗袍、烫着卷发、打扮入时的美丽女子总在张恨水家门前徘徊。一次，她看到张家的仆人老王，便上前打听张是否在家。老王答出门了，女子顿时黯然，掏出一封信请老王交给张。张回家后，打开信一看，里面是一首写得并不好的闺怨诗，张未予理会。几日后，这位满脸哀愁的女子又登门拜访，这次张的妹妹其范接待了她，她让其范转交给张恨水一封信。女子走后，其范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洒满进口香粉的绸手绢。几个月后，女子再一次来访，她未进门，下车便交给老王一支象牙笔杆的毛笔，上面刻有“赠恨水先生”，并告诉老王，她就要离开北平了，此次专门前来告别，同时送给老王50元，作为酬谢。说完洒泪而别。张恨水后来知悉，此女是一位官僚的姨太太，因遭遇与《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相似，颇有感触，几次想找张恨水一诉衷肠，但均未能如愿。

　　鲁迅的母亲鲁瑞也是张恨水迷，每逢张的新作出版，鲁迅便买回去孝敬母亲。1934年，鲁迅写信对母亲说：“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分，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的小说不仅普通民众爱读，连被尊称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也是张恨水迷。陈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的《水浒新传》，让人每日读给他听，这也是他病中唯一的消遣。
　　张学良看了《春明外史》，非常喜欢，前去拜访张恨水，二人一见如故。张学良本欲聘请张恨水为司令部秘书，张恨水婉言谢绝。张学良见张恨水家中人口众多，经济拮据，便授予他一个挂名领薪的“参事”职务。张学良还曾希望张恨水为他执笔写传，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笔。1928年，张学良在沈阳办《新民晚报》，函邀张恨水为之写一部类似《春明外史》的长篇小说。9月，张恨水开始撰写《春明新史》，在《新民晚报》连载。

　　《啼笑因缘》出版后，有人传张恨水写的刘将军抢沈凤喜做妾是暗喻张作霖，一时众说纷纭。传闻称张学良因此硬将张恨水“请”到奉天，但张学良对张恨水以礼相待，二人说起《啼笑因缘》，张学良哈哈一笑，当众授予张恨水“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事”职务，日后每月寄给他一百大洋。但又有人考证，张恨水根本没有去过奉天。
　　张学良任三军副总司令时，有人诬告法储会会长丁春膏，张学良盛怒之下，未经调查便逮捕了丁。丁夫人四处托人说情，但众亲友无人敢应承。丁夫人找到与丁素无深交的张恨水，张一口答应，立即给张学良写信，质问他为何不经调查就下令抓人。张学良收到信后极为重视，立即差人调查，查明为小人陷害，立即放了丁春膏。
　　1946年，张恨水在《新民报》曾刊发两首张学良从狱中寄来的新诗，张恨水在导言中沉痛说道：“客有从息烽来者，带有张将军新诗两首，真纯可喜，将军被羁十年矣！各方呼吁释放政治犯，将军甚至未被列归于政治犯之列，而谓以家法处之。十年来探视将军一家极其左右者，闻达百人。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壮年之身御老花镜。将军之兵谏实为神圣抗战之直接动力。今日抗战胜利，而东北内战不已，将军积压息烽无以为力，其感慨将何如也！”

　　1945年秋，国共两党重庆谈判间隙，经周恩来介绍，毛泽东与张恨水见面。两人谈起了当时的形势和政局，以及写作和生活等许多问题，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将延安生产的呢料、小米和红枣送给了张恨水。张十分感动，回到家便对夫人说：“这是延安来的小米和红枣。”家里的人都感到很兴奋。当小米红枣粥熬成，全家围桌喝粥时，张恨水有所感触地说：“毛先生知识渊博，是了不起的人物。”

　　张恨水用毛泽东送给他的那块呢子衣料做了一套中山装，每逢参加重要的活动，他总要穿上这套中山装。时间长了，衣料褪了颜色，他就把它染成藏青色的。
　　有一次，全国政协举办的春节团拜会，张恨水又穿了那套中山装去出席，周恩来看到他这身衣着似乎有点寒酸，便问道：“张先生近来是否生活有困难？”张先是感到奇怪，后来领悟了周的意思，说：“总理还记得主席在重庆送给我的粗呢吗？这就是用那块呢料做的，因为它掉色，我染过了，所以总理认不出它了。至于我的生活，政府很照顾，一点没有问题。”周听了很感动，说：“张先生，你没有忘旧啊！”

　　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茅盾将其介绍给主席毛泽东，毛一见张便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由此可见张恨水的伪书泛滥之盛，竟连茅盾都难辨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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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涌
　　张恨水每天给多家报纸写稿，从来不中断。他的小说不仅救活了多家报纸，更是以一支笔养活了他数十人的大家庭。
　　1928年，张恨水同时有六部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分别是《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六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度各不相同，张却能应付裕如。他采用轮流写作的方法，先将一部小说写出若干章回，估计足够连载一段时间，再写另一部小说。他每天要写五六千字，案头放着四五支铅笔，铅笔写钝了，磨磨笔尖，就算是休息了。
　　当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在张家门口等候，张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一次，他坐在麻将桌旁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稿，麻将、交稿两不误。据张恨水的长孙张纪说，这是无稽之谈，因为张恨水很少打牌，而且牌技很差。
　　1932年，张恨水在北平《世界日报》连载《金粉世家》的同时，在北平的《新晨报》连载《满城风雨》，在上海《红玫瑰》杂志连载《别有天地》，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太平花》，在上海《晶报》连载《锦片前程》，在上海《旅行杂志》连载《似水流年》。此外，他还在世界书局出版《满江红》，这个作品不是连载，同时又在报刊上发表了《弯弓集》的各个短篇。
　　张恨水每日写作时，除了吃饭如厕，几乎所有时间都不停笔。有时他上厕所也在构思，想到一个理想的情节，急于记下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自言自语。他写字速度很快，但字迹工整端正，从不写草书，且极少涂改。弟妹们学习之余常帮他抄写稿件，往往他写好两页，弟妹们才抄好一页。
　　张恨水一生保持高效的创作，无论是在嘈杂的环境中，还是偶患小疾，或者抱着孩子……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八年间，张恨水累计写了八百多万字的作品。据说张恨水曾在26天内，完成了三篇宣传抗战的小说，一个剧本，一组笔记和两组诗。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社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从不拖延。《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有女儿患猩红热夭亡，伤痛之余停稿一天，且二十四小时后即补上。
　　《金粉世家》中的人物有一百多个，张恨水同时还在创作《春明外史》、《天上人间》、《京尘幻影录》等长篇，儿子张伍实在搞不清父亲是怎么安排的，难道不会乱吗？这个疑问一直憋在他心里，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父亲，张恨水回答说：“自己的小说怎么会乱呢？这都是我早已经就想好了的。谁也不会把自己家里人搞错吧？小说里的人物也和家里人一样。再说，几部小说我是分开写，今天写这部，明天就写那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要天天写，我就把《金粉世家》列了一张人物表，写上这些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贴在书桌前的窗子上，写之前先看一遍，就不会错了。”据张伍所知，张恨水的小说有人物表的，就只有《金粉世家》，别的书都没有用过。

　　张恨水的儿媳妇也曾问过他：“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张恨水反问道：“你自己的孩子，会乱吗？”
　　一次夜半，有客人来报社拜访，张恨水放下编务待客。而《南华经》此时正要付排，版面还差一小块。编辑急得在楼下大喊，问张怎么办。张让客人稍候，走到楼栏边对编辑说：“别急，我说你记，等版面够了，就喊停。”于是他在楼口随口而来：“楼下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时钟一点都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日里高眠夜里忙，新闻记者异平常；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断阴来夜断阳。齿牙半动视茫茫，已过中年底事忙？应是要当姜白发，还图八十遇文王。”直听到楼下编辑喊“停”，他才打住。此“楼上口占打油诗”的轶事，成为南京报界的佳话，事后也有人遗憾地说，编辑应该晚一点喊停，看他究竟能口占多少首？

　　在南京时，张恨水除了主编《南京人报》的副刊《南华经》外，还为南京、上海的六家报社写《燕归来》等七部小说。好友张友鸾回忆：“有人认为，写长篇小说要几经修改，初稿、再稿、定稿，总之要有时间仔细推敲；还有，搞文字工作，撰写稿件，也应有个安静环境。可是恨水先生却不然，他的小说是每天晚上要发稿时才写，写好后，与《南华经》副刊稿一并交付排字房，第二天再来看大样。他写稿时不怕噪音干扰，尽管临街窗户传来卖馄饨的小锣叮当声、五香茶叶蛋的叫卖声、汽车喇叭声、马车嘚嘚声，但他闹中取静，埋头振笔疾书。他写小说稿，估计已是心中有数，写到发排够用了，就把它裁剪下来，然后又在下面的稿纸上写上三四行，以便第二天有个依据继续写下去。”

　　张恨水不但可以闹中取静，在临街的编辑部里振笔疾书，而且不怕打搅。编辑来请示工作或让他审阅大样，他放下笔来处理工作，处理完毕，便又埋首再写，两不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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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人
　　张恨水成为一名报人得益于郝耕仁。郝耕仁到广东去时，推荐张恨水接任他《皖江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从此，张恨水进入了报界。
　　1919年，张恨水典当了所有行李，向一个卖烟卷的老大爷借得十元川资，准备到北京圆大学梦。到北京后，经人介绍，他白天到《时事新闻》报帮助处理新闻稿，晚上到《益世报》兼职做校对，从晚上十点工作到清晨六点。当时张还上英文补习班，由于上班时间不固定，他只能于下夜班后，在住处朗读英文。当时《时事新闻》报社设在老板府上，张每日清晨读英文扰了老板娘的安眠，老板娘怒而要求老板解雇张。但《时事新闻》报的主编惜才，安排张到天津《益世报》做驻京记者。

　　1924年，成舍我筹到了一笔资金，找到张恨水，让张帮他创立北京《世界晚报》，负责文艺副刊，张恨水欣然前往。因为是新办，外稿不多，故初期的副刊《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笔记、谈戏等等，全是他一人包办。《夜光》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张撰写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得到了各阶层的喜爱，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次年2月，成舍我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是由张恨水主编副刊《明珠》。和《夜光》一样，《明珠》初期仍是“张恨水独角戏”，他撰写了连载小说《新斩鬼传》，刊完后，又撰写了百万言巨构《金粉世家》，《世界日报》得以名声大噪。
　　由于当时张恨水的工作繁忙，为了《明珠》、《夜光》的稿件质量，他在报上公开招聘特约撰稿人，由他亲自出题考试。除了文字功底，他还拟了几个条件：一、须是学生；二、对新闻事业有兴趣；三、勤苦耐劳。在众多的投考者中，张恨水选中4人，他们是张友渔、马彦祥、朱贻荪、吴秋尘。他们以及后来的胡春冰，被当时的新闻界及读者戏称为“明珠党”。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张恨水与《世界日报》的同仁一起，报道了惨案的经过，声援学生运动，指责段祺瑞政府，要求段辞职以谢天下。邵飘萍遇害后，张恨水又以“邵飘萍以身殉职”为题，在《世界日报》头版报道事件真相，为报界同仁伸张正义。
　　张恨水因反对日本在华北的扩张，被迫离开北平，先到了上海，由于过不惯十里洋场的生活，他来到南京，与张友鸾等人办了《南京人报》。1936年4月8日，该报正式发行。因张恨水的巨大号召力，《南京人报》一炮打响，在不足100万人的南京市，第一天就销售了15000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破纪录”的新闻。
　　张恨水在《南京人报》不拿薪水，编副刊也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所以当时在南京报界，《南京人报》被称为“伙计报”，因为大家都成了伙计，没有老板。
　　张友鸿回忆张恨水：“张恨水先生当时40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他撩起夏布长衫，拿着折扇，登上楼来，嘴里还说着：‘今天可真热！’一来编辑部，他首先是翻看当天各家报纸，拆阅给报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后和报社其他负责人谈谈，了解报纸出版时间和发行情况。他洒脱豪放，谈笑风生，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哼哼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鸿（知名报人，时为《世界日报》副刊主编）从北平来，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发表了上千篇诗文，宣传抗日，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犀利泼辣。他还写一些短小精悍的“关头语录”，如：
　　公务员聚拢在什么地方，就繁荣什么地方。换句话说，也就是毁灭了那地方。
　　将太太放在香港，老太爷老太太放在家乡（包括沦陷区），爱人放在北碚，本人在重庆鬼混，这必是汽车阶级。
　　“最后关头”在创办一年后，由于触怒国民党政府，被勒令停刊。

　　张恨水的报人生涯长达30年。在他结束报人生涯后，却从付出十载心血的《新民报》上读到别人给他捏造的罪名，说他是国民党特务迫害北平《新民报》的帮凶。接着，家乡土改，将他抗战时期保存在老家白岩寨的12箱书的手稿付之一炬；他的作品被列为禁书，直到去世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赤胆
　　张恨水说：“‘九&#8226;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
　　张恨水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完了《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为早日与读者见面，《弯弓集》由张恨水自费出版，这也是张一生出版的所有作品中唯一一次自掏腰包。

　　东北沦陷后，张恨水痛感国土沦丧，他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呼吁开发西北，作为抗日的基地。1934年5月，张恨水带着一名工友，由北平出发，前往西北考察。张恨水一共考察了20多个县。在考察中，他亲眼目睹了当时西北的生活：深秋里浑身上下只穿羊毛毡背心的孩子；刚泡的茶几分钟后便沉淀出一分厚的细泥；全家找不到一片木头；没有被子只能将沙子烧热了当被子，隆德县的县长告诉他，一些很小的孩子在干沙里被烤死；18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只能围着沙草过冬……张恨水亲眼目睹，一个人快要饿死，有人把食物给他，但被其他人阻止，因为这点食物已经救不了他，只能延长他的痛苦。所以，在1934年之后，张恨水更加关注现实，接连写了《燕归来》、《小西天》等爱国作品。

　　由于张恨水积极宣传抗日，上了日寇的黑名单，日寇还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提出抗议。张恨水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他曾有诗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陷入恐慌，人们开始逃难，报纸销量骤然下降，但张恨水坚持将《南京人报》办下去，印刷部的全体工友和编采部的全体同仁体谅张的处境，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免了。那时张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张恨水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下班回家，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张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一待警报解除，他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到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他只有四处告贷。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但在他的坚持下，《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

　　南京沦陷后，张恨水一家返回安徽潜山。当时有许多潜山青年希望回到大别山，组织抗日游击队。43岁的张恨水亦决定加入，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他以自己的名义写下一篇呈文，交给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表明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只是希望政府能承认这支队伍是合法组织。呈文递上去，却如石沉大海。张恨水的两名孪生弟弟牧野、朴野等不及，自行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就在他们士气高涨、四处打击日军之时，却被认为是非法组织，被国民党的军队围剿。朴野逃走，牧野被俘，张恨水四处托人，才将弟弟救出。

　　张恨水对此极为气愤，入川后，他立即写了长篇小说《疯狂》，表达自己的愤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张不能畅所欲言，写完时发现已不是初衷，成为一部失败之作。之后，张恨水又根据三弟的事迹，写了小说《巷战之夜》。
　　张恨水住在重庆南温泉的三间茅寮，四壁是竹片糊泥，上盖茅草，用手拍墙壁，全屋颤抖不已；大风一起，茅草随风而去；一下大雨，屋内便下起小雨，这时一家人马上用各种器皿接漏，屋内一片淙淙铮铮。张恨水笑言：“一室之内，雅乐齐鸣。”他为茅寮取名“北望斋”，取自陆游诗句“北望中原泪满襟”。
　　张恨水的《热血之花》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抗日小说，《大江东去》是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所犯暴行的中国作品，《虎贲万岁》则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常德保卫战的长篇小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向一千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在其列。

云雾山

　　立场
　　张恨水创办的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自创办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北平的地下据点。学校的主持者、张恨水的三弟张牧野，任学校董事长的王经三，以及学校的许多教职员，都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1932年，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季方来到北平，就住在美专，张恨水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季用，以掩护其行动。
　　1935年，人称为“土匪原”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请人带着《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两部小说去找张恨水，请张“赐予题签，籍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张见信后，留下了土肥原送来的两本书，取来一本宣传抗战的《啼笑因缘续集》，在扉页上写下：“土肥原先生嘱赠，作者时旅燕京。”张写“嘱赠”，指自己并不情愿赠书，是土肥原索要，落款不写名字，说明自己不愿与之为伍。来人大惊，劝说张不要触怒土肥原，免得家人遭殃，张笑道：“土肥原有来恳我题签之雅量，即有任我题何签、赠何书之雅量。否则，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而反为天下读书人笑也。”土肥原拿到书后，极为恼火，但又不得不表示出大度状，向张致谢，赞其书“描写生动如画，真神笔也！”

　　张恨水有一名日本朋友矢原谦吉，热爱中国。一次，张恨水邀其出游，请他到海甸（今北京海淀）吃“凯旋餐”。张向矢原解释，二十九军演习期间，海甸人多，北平某饭庄于是搭起席棚，大卖“凯旋餐”。这“凯旋餐”以韭黄、韭菜、肉丝，加少许花生米炒在一起，然后盛在放有荷包蛋的盘中。韭黄、韭菜为二韭（九），花生米为长生果，长生与常胜同音，荷包蛋意味着日本国旗，蛋在二韭与花生米之下，表示二十九军必胜，日本必败。矢原听罢，哈哈大笑。

　　张恨水常在《立报》发表杂谈，创刊第二天，他在《人??旗》一文中说：“九月十八日，国耻纪念下半旗；九月二十一日，朱执信先生殉难纪念，又下半旗；九月二十二日，谭故院长逝世，又得下半旗。非但做中国人民忙，连做中国的旗子也升不起来。”不久，他在《隔夜小评》中讽刺日本道：“在国画展览会里‘偷’一幅‘江山无尽图’，落一个‘贼’的名称，不免到巡捕房里吃官司。索性去抢人家的‘无尽江山’，那又怎样？”

　　张恨水参加北平人民抗日动员集会时，被闻讯赶来的反动军警抓上囚车。张的同乡、汉奸侯少福见后，忙将张从车上拽下，打了张两个耳光，斥道：“他妈的，你这个迂夫子，也来瞎凑热闹，滚回去！”侯此举虽救了张，但张却并不感激侯，反而对其甘于下水深为厌恶。抗战爆发后，张回到家乡潜山，在应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之请作的宣传抗日的演讲中，谈及此事，痛斥侯卖国求荣的行为。不久之后，侯带着夫人衣锦还乡，一时民怨沸腾，县政府碍于舆论，拘捕了侯，结果发现侯此次返乡实际是受伪政府指派到潜山组织维持会的。县政府当即处决了侯，没收其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抗战期间，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任编辑，当时《新民报》的办报方针为“居中偏左，遇礁则避”，他们宣传抗日，同情共产党，与中共的《新华日报》关系交好，相互交流稿件。当时陈立夫便因张恨水给《新华日报》写稿，痛斥国民党宣传部的人道：“像张恨水这样有影响的作家，怎么也被《新华日报》拉去了？！”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杀害新四军指战员的“平江惨案”发生后，张恨水收到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发来的讣告，提笔写下挽联：“抗战无愧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
　　同年12月，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在《新民报》开始连载，张通过一个个光怪陆离的荒唐故事，嘲讽孔祥熙等人，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此文一出，读者拍手称快。不久，素无交情的同乡张治中差人请来张恨水，对张恨水说：“恨水兄，有个朋友，一向敬重你，希望你把《八十一梦》的版权给他，稿费他可以多出几倍，合作成功他能在政府给你挂个相当于部长的职位，拿干薪，你还写你的小说。”张恨水装作不解，问道：“我的《八十一梦》还未做完，半纸残稿能行吗？”张治中答：“人家要的就是你那没有做完的梦！”随即劝张恨水见好就收，否则他可能会被送到息烽去“休息”。张恨水无奈，只能停止了《八十一梦》的写作。

　　次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水浒新传》开始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描写梁山好汉抗金，与汉奸卖国贼斗争的故事，该书是借古讽今，表达了对八路军的敬佩。毛泽东曾对赵超构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一次，张恨水在重庆海棠溪汽车站遇到国民党中央政治教官罗敦伟，罗说：“恨老，你的小说写得好，为人也好，总之一切都不能错，我只是感到你有一个缺陷……”张不解，罗继续说：“你不是国民党员。”张大笑，说：“我这个人全身都是缺陷，别人还骂我是鸳鸯蝴蝶派。可是我有一个优点，不是国民党员！”
　　但张恨水亦与共产党保持距离，八路军办事处曾对他表示，愿意支持他写敌后游击队抗战的小说，给他提供资料，但他始终没有动笔。

云雾山

　　性情
　　张恨水很是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院子里种着花木，“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说：“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张恨水自言：“予生平有三事不能，一饮酒，二博弈，三猜谜。亦有三事，习之愈久而愈不称意，一书法，二英语，三胡琴。”
　　有人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张从不辩驳。友人当面问起，他也只是淡淡地反问道：“鸳鸯和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有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人？”

　　有人非难张恨水的作品，张从来保持缄默，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他也不允许儿女们替他说话，他对儿女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书在就会说话。”最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
　　张恨水给读者回信，不管多忙，都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啼笑因缘》连载后，因读者来信太多了，他无法一一回信，只好在报上来个总答复。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回忆，他同学的母亲曾对他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张恨水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张恨水，希望能得到他的相片。这位同学的母亲笑言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
　　张恨水在重庆时，有一次去银行取款，银行小姐看了他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凝视着他，又对旁边的小姐耳语，竟惹来了好几位小姐的注视，看得张恨水很不好意思，出银行后他说：“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张伍回忆父亲张恨水：“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
　　张恨水的自述《写作生涯回忆》是谈其的创作的一部回忆录，但他“文字里除了必要，不提到我的生活和家庭，罗曼史更无须提及”。
　　1932年《金粉世家》出版时，张恨水在序言中接连四次重复了同一句话：“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
　　在重庆，张恨水常自己背着平价米徒步几十里。一次，他背着米走到半路，在一个茶摊休息。摆摊的是一个东北男子，张与其闲聊中得知，男子曾任国军排长，曾在武汉汀泗桥头的抗战中立下军功，后因负伤退伍，辗转流落到四川卖茶为生。张恨水对其肃然起敬，临别时，赠给抗战英雄二十元茶钱。
　　张恨水成名后，高官政要以与之结交为荣。据说，蒋介石、宋美龄曾前往拜访，张客气接待，却让仆人送之门外。张恨水从来坚持“君子不党”，他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担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他曾自言：“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抗战期间，有人请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出任重庆社会局主任秘书，张友鸾为此征求好友们的意见。张恨水并不同意好友作官，但张友鸾家中六个孩子，生活艰难，他实在开不了口。回家后，张恨水为未能对好友直言而内疚，他左思右想，赶到张友鸾家中，画了一幅画，画上有几棵松树，并附七绝一首：“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莫教坠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张友鸾遂打消了出仕的念头。这幅画，张友鸾于文革中送给了张恨水的儿子张伍。

　　张恨水生前很少向人谈起他在重庆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的内容。他只在《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中简单地写道：“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当他的女儿张明明多年以后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时，他也只是简单地答道：“主席说的是关于写爱情的问题。”
　　1948年底，张恨水突患脑溢血，丧失写作能力。经周恩来特批，聘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600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文化部的职务，专事写作，以此谋生。女儿张正回忆，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步履蹒跚，口齿不清，每日“伏案写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毛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张恨水脑溢血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含糊清楚，流着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不屈不挠地向自己的身体挑战，他恢复的速度很快，一个月出院，两个月后牙牙学语，记忆力恢复。半年后，他让妻子买了许多小学生练习毛笔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他用不听使唤的颤抖的手，紧紧地握住毛笔，一笔一笔地写，整天不停地练习。他还慢慢练习走路，出门访友、看电影，不到一年便开始写诗。医生说，张能恢复得这样好，“实在罕见”。

　　1954年，全国文艺界大规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亲友劝张恨水表态，他未写一字，说：“我不知道俞平伯错在什么地方，我写什么文章，凑什么热闹呢？”次年，全国大批胡风，亲友再次劝他表态，他说：“我不喜欢胡风的文章，我看不懂，但是让我去批判他，我不知该去批他什么，还是少说为佳吧！”
　　老舍说：“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病。……恨水兄是个真正的职业写家：有一次，我到南温泉去看他，他告诉我：‘我每天必须写出三千到四千字来！’……恨水兄是个没有习气的文人：他不赌钱，不喝酒，不穿奇装异服，不留长头发。他比谁都写的多，比谁都更要有资格自称为文人，可是他并不用装饰与习气给自己提出金字招牌。闲着的时候，他只坐坐茶馆，或画山水与花卉。”

　　罗承烈说：“恨水先生一生埋头写作，从无他骛。他安贫乐道，不做官，不经商，然而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对于做官，经商，以及一切人情世故，那是最透达无比的。但是他尽管透达人情，而并不为习俗所染。他处处昭示青年以作人之道，痛恨浮华，摒绝虚伪。重友谊，尚侠任，自奉廉而对人厚，性情豪迈，勇于负责，所有一般‘文人无行’的恶习，我在恨水先生的言行中是丝毫找不出来的。这一点人格上的修养，实在值得敬佩和效法！”

云雾山

　　姻缘
　　张恨水的妻子徐文淑，原名徐大毛，父亲是教书馆的私塾先生，但徐文淑并不识字。1912年，父亲去世后，母亲戴氏带着子女们回到老家安徽潜山，为了拴住儿子的心，戴氏决定给18岁的张恨水找个媳妇。
　　媒婆介绍徐家长女后，戴氏趁着徐家牌楼戏台唱戏，前去相儿媳。这日，戴氏在媒婆的陪同下，来到徐家楼，媒婆一指，戴氏只见两个姑娘并肩而坐，其中一个眉清目秀，模样可爱。戴氏很是满意，于是两家很快定下婚期。但戴氏和张恨水万万没有想到，媒婆指给戴氏的其实是徐家的小女儿，另一个相貌平常的姑娘才是徐家长女。

　　张恨水本不满母亲包办婚姻，但他不忍拒绝母亲，只能同意。转眼到了成亲之日，张府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张恨水像木偶一样穿上了新衣，与新人拜了堂。等进入洞房，秤杆子挑开红头盖，张恨水才发现，眼前的新娘相貌平平，身材矮胖，与母亲口中的女子大相径庭，他大受屈辱，后来写下了小说《青衫泪》。但为了母亲，他勉强接受了徐大毛。
　　婚后，张恨水的妹妹其范为大嫂更名徐文淑，并教她读书习字。徐文淑曾产下一女，但不幸夭折。
　　结婚不到半年，张恨水便出外谋事。及至1926年，徐文淑随全家迁居北平时，张恨水已经娶了胡秋霞，并有了一个女儿。徐文淑没有怨言，和胡秋霞相处融洽。
　　张恨水的母亲心疼儿媳，总希望徐文淑能有个孩子，老有所依。1927年，徐又生下一子，不幸夭折。从此，徐文淑认为是自己苦命，基本过着单身生活。1928年，胡秋霞生下儿子张小水，下地不哭，是徐文淑抱在怀里救活的。从此，徐视张小水如同己出，而张恨水的孩子们都叫徐“大妈”。
　　抗战爆发后，张恨水将徐文淑与胡秋霞安顿在安徽老家。1946年，胡秋霞与子女返回北平，徐文淑独自留在潜山照顾婆母，张恨水给她购置了土地、房屋。
　　解放后土改，徐文淑因为有地，被划成地主，她只能离开潜山县，在安庆市里的一座小楼中生活，深居简出。张恨水每月给她汇寄50元生活费。徐常开心地对人说：“我嫁了个摇钱树呢。”1955年，张恨水曾去看望她。
　　1958年10月的一天，徐文淑上街去给张小水寄信时中风，跌倒在地。路人过来搀她，她指指腰兜。人们从兜里的信上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并把她送入医院，不久。她便与世长辞。临终前，她留下遗言，将两枚金戒指分别送给胡秋霞和周南，以作纪念。
　　1919年，张恨水到北京后，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很是辛苦。当时张已经三十岁，客居北京，举目无亲，内心非常苦闷。
　　一次，张恨水到“贫民习艺所”（一个救济院性质的慈善机构）去采访，那里收容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女孩大了，院方还负责为她们介绍婆家。院方把女孩们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里，在许多照片里，张恨水选中了一个女孩，交了一笔押金和自己的照片，等着院方通知。当时一个商人也看中了这个女孩，也交了押金和照片，在两张照片中 ，女孩选择了张恨水。
　　女孩姓胡，出生在重庆的一个江边小镇，父亲是一个靠挑水过活的穷人。四五岁时她被拐卖到上海，给一个杨姓人家当了丫鬟。杨家搬到北平，她也来到北平。一次，她不堪忍受毒打从杨家逃了出来，在巡警的指点下来到贫民习艺所。
　　张恨水从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取“秋霞”二字为女孩取名胡秋霞。他先将胡秋霞寄养在一对老夫妇家中，两人培养出感情后，才办了婚礼。
　　胡秋霞悉心照料张恨水的生活，使张可以安心工作，这之后，张恨水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张也手把手地教她读书识字，到《春明外史》连载时，胡秋霞已经可以看小说了。
　　《春明外史》让张恨水名躁京城，杨家人得知后，慕名前来攀亲，认了胡秋霞做养女，说这样可以提高她的出身门第，方不辱没大作家张恨水；又带了许多金银首饰，送给他俩刚出生的女儿；还接胡秋霞回家，说是回娘家走走亲戚。
　　后来，张恨水根据胡秋霞的生活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落霞孤鹜》。小说出版后，立即被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看中，于1931年拍成了电影，由胡蝶主演。张还将杨家人认胡秋霞做女儿一事写进了另一部小说《金粉世家》，见第九十八回“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胡秋霞只是粗通文墨，她与张恨水之间缺少张恨水向往的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浪漫。而杨家经常让胡秋霞去打牌，有时胡还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张恨水很是失落。

　　1928年，张恨水遇到了一位美国留学归来的才女，二人互生爱慕。才女提出，如果张恨水想和她结婚，必须先和胡秋霞、徐文淑离婚。张恨水觉得一旦离婚，胡、徐将失去生活的依靠，于是他毅然挥剑斩断情丝。
　　接下来，张恨水遇到了其一生的爱人周南。胡秋霞很是愤怒，她闹过，想过离婚，撕碎了以前所有的照片。有一天，胡秋霞趁张恨水不在家，打上周南家门，把玻璃都砸掉了。但在婆母和家人的劝说下，为了三个幼小的儿女，她最终还是妥协了，常常借酒浇愁。
　　胡秋霞对钱看的很淡，张恨水给她的私房钱，她从不会自己享受，张恨水办《南京人报》时，她毅然拿出2000元大洋帮助张购买印刷设备。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重庆，胡秋霞和家里人被留在了安徽老家。由于战争，张恨水寄钱只能寄到金寨，每次胡秋霞都要赶两百多里山路冒着危险把一家人的活命钱取回来。张恨水老家的人对胡秋霞的评价是，很像一个侠女，“爱劳动，胆子大，心眼好”。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将胡秋霞母子接到北平，刚开始住在张恨水单位的宿舍里。1948年，她生下女儿张正后，为了更好地照顾胡秋霞，张恨水将她接回了家，和周南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1949年，张恨水脑溢血，还在哺乳中的胡秋霞与家人轮流照顾丈夫。等张恨水病好一些，她就搬到别处居住。张恨水每月来看他们，来了便乐呵呵地带着他们上小馆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胡秋霞剩下粮食给儿孙吃，自己却常常饿的浮肿。她去张恨水和周南的住处串门，总是带上一些吃的，生怕自己去吃饭使得他们不够吃而为难。
　　周南病逝后，胡秋霞和张恨水也没有一起生活。她常常去探望张恨水，到张恨水离世前，次数明显增多。
　　晚年的胡秋霞虽然有儿孙相伴，但寂寞依旧，苦酒伴随了她整个后半生。她指着袅袅的檀香清烟对女儿说：“那就是我的伴……”1983年，胡秋霞也告别人间。
　　1931年，张恨水与北平春明女中学生周淑云结婚，婚后，他根据《诗经&#8226;国风》第一章“周南”二字，为周淑云改名“周南”。
　　据张恨水的后人回忆，张、周二人相遇是在春明女中的一次赈灾游园会上，组织者在这次游园会中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演出的剧目是传统名剧《玉堂春》中的《女起解》一折，张恨水被邀请出演押差崇公道这一角色。而扮演苏三的就是周淑云。
　　周淑云祖籍云南，出身于一个破落官僚家庭。父亲早故，只有母亲和一个弱智弟弟。因此，她成了母亲唯一的希望。这身世与张恨水《啼笑因缘》中沈凤喜较相似。而她正是看了《啼笑因缘》，开始倾慕张恨水的才华。
　　两人一见钟情，周淑云明确表示自己不在乎名份和地位。很快，17岁的周淑云以“外室”的身份同36岁的张恨水结合。
　　婚后，张恨水教周南读唐诗、学绘画、练书法，不时来段京腔对唱，其乐融融。周南的到来，给张恨水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张恨水享受到了追慕已久的琴瑟相和、红袖添香的家庭温馨。当年，周南生下了一个白胖小子，取名张二水。
　　张恨水和周南的结合终于让张恨水得享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周南不敢独自过马路，张恨水就雇人力车拉她横穿马路；周南偶尔贪小便宜买布，却怎么也看不出是占了便宜；周南错将公鸡当成母鸡买回家……这些偶尔出现的小插曲，在张恨水的眼中都成了周南的娇憨可爱。
　　1935年，张恨水到上海创办《立报》，周南怀抱儿子张全相伴其右。在上海，张恨水除编《立报》副刊外，尚有报刊约稿多达十篇，每天必定写作到深夜。周南习惯早睡，孩子却不肯睡，周南便将孩子交给张恨水，自管休息。张只得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笔写作。孩子哭时，哼上几句京剧，哄孩子入睡。有时，周南还嘱咐：“里弄中有叫卖火腿粽子的，给我买两只来。”张亦点头听从。
　　抗战之初，全家迁居安徽潜山，张恨水只身入川。周南放心不下丈夫，带着儿子张全和不满周岁的张伍，在张堂兄樵野的护送下，千里奔赴重庆与张团聚。一路上，兵荒马乱，枪林弹雨，周南甚至连续两天水米未进。周南千里入蜀寻夫之事，后来被张恨水写进小说《蜀道难》。
　　在重庆，一家人度过了艰苦的八年生活。住的是“文协”的三间茅屋，下雨时，锅碗瓢盆全用上接漏，张恨水戏称“待漏斋”。“瓦盘又唱食无鱼，近还牛肉不登厨。”为改善生活，周南学会了种菜、养猪。为不影响张恨水写作，天不亮就叫孩子把猪赶上山，天黑后才赶回后院。

　　有一次，日机轰炸重庆，周南闻讯奔到码头，准备过江去看张恨水。到了江边，小轮已离开岸边数尺，她不顾一切跨向小轮，一只脚在船上，一只脚还在船外，幸亏轮上的乘客相扶，才免意外。
　　1956年，周南罹患乳腺癌，进行了两次手术。她默默承受着病魔的折磨，仍以笑脸迎人，直至卧床不起。张恨水意识到她已经病入膏肓时，向中央文史馆求助，文史馆派来名医，但已无济于事了。1959年10月14日，周南离开人世，年仅四十又五。
　　张恨水晚年，将周南的一张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下，文革时，儿女怕照片被当成四旧，藏了起来，张恨水却重新找出来，挂在床头，日夜相对。
　　张恨水的情事，在张家向来是个禁忌。张恨水一直不愿意谈及他的爱情，其长孙张纪说：“我爷爷张恨水一生娶过三个妻子，作为张恨水的后人，我们不愿用世俗的尺子去衡量他更爱哪一个女人，这段历史被我上一代人封存已久缄口不谈，不仅在我家，就是在老家的大家族里也是讳莫至深。因为我爷爷反对被人谈及他的罗曼史。”

云雾山

　　恨水
　　张恨水本名心远，“恨水”之名是他发表作品时所用的笔名。不少人对其何以署名“恨水”不解，因而产生种种猜测。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恨水不成冰”，冰指冰心。但当事人张恨水、冰心，以及张家后人都矢口否认。
　　1942年，张恨水到重庆中央大学讲课，有学生问他，何以用“恨水”这个笔名，是不是因为情场失意，忿而假借《红楼梦》贾宝玉的话：女人是水做的，所以起名恨水？张回答，他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乌夜啼》，所以取词中“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的“恨水”二字做了笔名。
　　1945年，张恨水在重庆见到毛泽东，毛询问张其笔名的由来，张答道：“‘恨水’一名是我十七岁那年，在苏州第一次投稿时自己取的笔名，是从南唐后主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截取出来的。那时，我想人生有限，决不能让光阴如流水一样白白流逝，所以取这个笔名时刻自勉，珍惜时光。”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说，张恨水第一次向《小说月报》投稿用的笔名是“愁花恨水生”，但当时的稿子并没有发表出来。从“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本是李后主词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中的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的兴趣和猜测，直到现在还有人和我说起‘恨水不成冰’的故事，而且版本众多，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张晚年，有人问他是否知道“恨水不成冰”的传闻，他笑笑说：“那是牵强附会。我那时一天要写五六千字的小说，还要给报纸发通讯，哪有工夫想到这上面去？再说，谢女士的书我也读过，她是名门闺秀，我是百无一用卖文为生的人，压根儿就没有攀龙附凤之心！”
　　冰心晚年，有人曾经问过她：“民间有张恨水先生因爱慕您而恨水不成冰之说，是否事实?”她回答：“那是扯淡，张恨水先生是前辈，我连认识都不认识，哪来恨水不成冰?”
　　但据张恨水的女儿张正说，1928年至1929年间，张恨水认识了一位有文才的女子，留过洋，家境富裕，思想解放。二人互生情愫，这位女子希望张恨水能与两个妻子离婚，她才愿意嫁给张恨水。但张恨水认为，如果胡秋霞和徐文淑离开她，她们将无法生活下去，于是放弃了与那位女子的感情。
　　此女子后来与另一男子恋爱结婚，并邀张恨水参加婚宴。这日，张恨水嘱咐胡秋霞认真打扮，要她同去参加。婚宴摆的是西餐，胡秋霞在应酬中落落大方，用餐时左右手刀叉运用自如。回家后，张恨水笑着说：“那里摆西餐我没想到，也许是想出秋霞的洋相，没想到她这个‘左撇子’救了急。”
　　冰心的爷爷是福建的大户，父亲是个海军军官，她出生时，已经是“海圻舰”的副舰长，1923年官至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而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时间正是在1929年间，从当日下午4点在燕京大学临湖轩前拍的照片看，婚礼是西式的，冰心身穿白纱，吴文藻及男宾西服革履。

　　逸事
　　张恨水随父亲到江西景德镇，入私塾学习。这所私塾中有两个女学生，其中一个叫秋凤，与张同龄，二人关系甚好，一起读书，一起玩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除夕，张恨水在秋凤家玩耍，秋凤的父母开玩笑说：“两小无猜，将来应成眷属也。”这时秋凤家的人多，就让秋凤和张恨水作新人交拜取乐。第二天，秋凤来张家拜年，偷偷问张恨水张母可知道昨日的事，张恨水笑着说知道，“谓尔来我家亦甚佳”。秋凤笑着跑了。元宵节，张恨水穿上了新衣，邀她一起去看灯，手拉着手，跟着飞舞的龙灯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直至夜深，两人才依依不舍分了手。六年后，张恨水再到景德镇，秋凤已经嫁人生子，张恨水遂生无限感慨。

　　张恨水儿时在南昌，隔壁的五婶家有一株腊梅，到开花时，芳香四溢，张和几个年幼的弟妹很是羡慕，想去折，却又怕五婶责备。张恨水灵机一动，决定自己制作腊梅花。他给弟妹分了工，让他们或去扇炉火烧水，或去折枇杷树枝。准备好材料后，他将一块白蜡放入沸水中，又放入藤黄末，用筷子搅匀，然后舀一点粘在树枝上，沾五次便成了黄玉般的花朵，沾两次或三次便是花蕾，不一会儿，一支光秃秃的树枝便成了腊梅花枝，插到花瓶中，足以以假乱真。

　　张恨水少时雨后读《随园诗话》，见咏苔诗“连朝细雨刚三月，小院无人又一年”，吟哦再三。父亲骂他没出息，“读袁枚诗，闭院赏苔，尚有何胸襟乎？”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恨水很快剪去辫子，跑到光复了的南昌巡抚衙门口去看热闹。一位袖带白带子的革命军看见他后，亲切地叫了一声“小同志！”张听罢如同受了嘉奖，高兴地几乎跳起来。
　　张恨水初到北京时，薪水微薄，举目无亲，工作之余，就在会馆里闷头读书。那时他正攻读《词学大全》，兴之所至，也会照谱填一阙，填过就丢，自己也不保留。一天，他正在填一阙《念奴娇》，同乡方竟舟来访，随手把这阙词拿走了，他也不在意，过后就忘了。不料事隔三四天，方来了，进门就说，那阙《念奴娇》被一位朋友看到了，他读了“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大为倾倒，非常想见张恨水，这位朋友就是成舍我。成舍我也喜爱诗词，做学生时总爱摇头晃脑琢章雕句，所以得了“摇头先生”雅号。他和张恨水一见如故，所好相投，唱和联句，往往通宵达旦。两人从此合作多年，被人赞为珠联璧合的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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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张恨水以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他被推举为校长，但不过问具体校务，日常工作由其弟张牧野主持。他请来齐白石、于非闇、王梦白、李苦禅等人任教。齐白石、王梦白素来不和，碍于张恨水的情面，二人得以在一校共事，成为当时美术界一段佳话。张恨水还请刘半农出任校董。由于张的声望，学生踊跃报名，全校共招收200多名学生。学校前后虽只办了4年时间，但培养出了不少学生，包括张仃、蓝马、凌子风、张启仁等。

　　张恨水创办美术学校时，自己也学画山水，曾有朋友说他的散文比小说好，诗又比散文好，他却说：“都不是，我的画好。”
　　张恨水靠一支笔，养活了一家人，并供养家中六个弟妹上学。除了二妹高中时谈恋爱未考上大学外，他的几个弟弟妹妹都上了大学。张氏家族有“八野”：张东野、张云野、张朴野、张牧野、张中野、张田野、张樵野、张林野，都是张恨水的兄弟或堂兄弟姐妹。其中，张朴野、张牧野为双胞胎，是张恨水的亲弟弟。
　　1930年，张恨水从上海拿到8000元稿费后，先用于弟弟妹妹们的婚嫁和教育，然后在大栅栏租下了一个前后左右共有七个院子的大房子，解决一家几十口人的住房。
　　1946年，张恨水从重庆回到北平，住在《新民报》为他租的砖塔胡同口的一处四进的大宅院中。此院有三十多个房间，前院有汽车房和门房，院中宽阔，可以种下许多树木。张很喜欢此处，便将院落买下。他买来许多花草，种下朋友送的一棵藤萝，书房便在鸟语花香之中了。他还买了一套两千多册的《四部备要》（《四库全书》的浓缩本），装满了四个紫檀木的玻璃书架。
　　解放军进入北平后，曾有一些战士借住在张家前院。他们在地上铺些稻草，睡在上面，每天很早起床，将前院打扫干净，从不跨入中门，进入中院。某日清晨，他们将屋子收拾干净后，班长到中院对张恨水敬了个礼，说他们要走了，请张过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损坏东西，张笑着说：“没有，没有。”然后目送他们离去。
　　北平解放后，张恨水存在私人银行中的多年积蓄随着私人银行离开北平而化为乌有。接着，报纸说张恨水是国民党特务，张气急之下，突发脑溢血，大病一场。家中只好卖掉砖塔胡同口的大院子，支付医药费，另购砖塔胡同43号的小院。
　　张恨水谈及择妻的标准，他说：“绿荫树下，几个好友，谈至择妻的问题。有人说，要美丽的，我以为不如赏花。有人说，要道德好的，我以为不如看书。有人说，要能帮助我的，我以为不如买架机器。有人说，要能让我快活的，我以为不如找各种娱乐。说到这里，朋友不能再找出好的标准了，就问我要怎样的人？我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要一个能了解我的。”

　　后来又有女子问张恨水择夫的标准，他说：“要说话诚实，作事有秩序，且知卫生。身体强壮，而不肥胖。无论学文学、学科学，要喜欢文艺，有美的意味。无不良之嗜好，无虚浮之习气，所入虽不必太丰，然家庭及子女教育之费，必能努力罗致（但有不得已，亦可原谅）。合乎以上几个条件，女子似乎可以嫁了。大腹便便的至于官僚政客，满口新名词的大代表，身洒香水，脸擦雪花膏的荷花大少，这种人，未必不可取，但是以言终身的良伴，那就差得远了。”

　　抗战八年在重庆，张恨水一家的生活极为困难，张自言：“入蜀三年未做衣，破衫已不像东西。袜子跟通嘲鸭蛋，布鞋帮断像鸡皮。”张的一件长袍已经破了洞，每次出席正式会议，便套上一件低价淘换来的旧马褂。时穿马褂的人不多，重庆新闻界，除了张恨水，只有潘梓年。
　　抗战期间，署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一次，四川省水利厅长何北衡设宴招待张恨水，谈及伪书，问他：“你恨不恨这些人？”张一脸严肃地答道：“我独恨你！”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张笑道：“我一生恨水，所以取名恨水，而何厅长偏爱水，大搞水利，专门与我作对，我当独恨你了。”众人哄堂大笑。
　　30年代初，张恨水担任北平《新民报》总编辑。有天，他从读者来稿里，发现有篇小说，文字朴实无华，内容不落俗套，自己也觉得颇有相形见绌处。于是全文刊登，还亲自撰写按语，称赞它是《新民报》创办以来，十余年间难见的佳作，特向读者推荐。几天后，有朋友告诉他，那是抄袭鲁迅的《风筝》，并将载有《风筝》的刊物翻给他看。张恨水读了，不禁哑然失笑。
　　张恨水的小说《太平花》刊行前，北京故宫绛雪轩前的太平花正好开放，即以所摄之花作为封面。
　　20世纪50年代，中共请人给自己提意见。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吴冷西点名要张恨水发言，张站起来，马上说：“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解放后，张恨水进入文史馆工作，文史馆的馆长为章士钊，副馆长是沈尹默和陈寅恪，馆员中有商衍瀛（前清翰林、婉容皇后的老师）、陈云浩（前清翰林、弼德院参议）、刑瑞（前清翰林）、康同壁（康有为的女儿）、裕容龄（慈禧御女官）、陈半丁（写意画大师）等，都是经历过前清、民国历史的老人。当时64岁的张恨水，在馆员中也只能算是小兄弟。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闯进张家，张恨水从书柜中拿出文史馆的聘书，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工作的，红卫兵听罢，居然退了出去。张恨水的藏书很多，其中有些属于“四旧”，家人本想挑些烧掉，但挑来挑去，哪本张恨水都舍不得，只好找个地方藏起来。但藏在床下，张说怕潮；塞进米缸，他又怕脏。最后，张决定还是将书放在书柜中，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所幸后来并没有人前来抄家。

　　张恨水事母至孝，他将母亲的照片挂在客厅正中的墙上，每年除夕，都点上蜡烛，恭敬地向母亲的照片跪拜，年年大年三十晚上，都要“接祖宗回家过年”。他说：“这不是迷信，我是在做我心之所安的事，这样，可以让我的思念得到一些慰藉。”1967年，张恨水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除夕，他的心情非常不好，身体益发虚弱，行动不方便，但他没有忘记“接祖宗回家过年”，他让女儿蓉蓉用白萝卜切成两个烛台，点上红蜡，在儿子、儿媳的搀扶下，颤巍巍地向母亲遗像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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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好
　　张恨水爱听京戏，“民国三大贤”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联袂演出时，张当时还生活困窘，却用仅剩的1元钱，买了戏票。此次“倾囊豪举”，是他引为平生得意之事，到晚年还常常提起。
　　1958年，梅兰芳率团在京演出，一票难求。儿子张伍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了戏票，兴冲冲回家，交给父亲。出乎意料的是，张恨水却说他不想去。张伍告诉他，这戏票来之不易，特意买给他的。张恨水回答：“梅兰芳已经是60多岁的老头子，再演小姑娘恐怕是不适宜的了，我要留一个美好的梅兰芳在脑子里，所以就不要看了。”
　　张恨水不仅爱看戏，偶尔自己也登台表演，过过戏瘾。他还喜欢操琴，得到过名家刘天华的指导。1933年，北平新闻界一位同事的母亲做寿，开了一台纯系票友的堂会，张恨水也粉墨登场，演出《乌龙院》。主人打破梨园规矩，在演员排表时，在中央位置，写上“小说家张恨水”。读者听闻，纷纷跑来一睹张氏真容。
　　这日，张恨水甫一登台亮相，便引起观众哄笑，因为他扮丑角张文远，走台步一瘸一拐，画着白鼻子，张口念白，一口安徽腔。旦角上来后，并不照着原来的台词，存心逗张恨水道：“张心远（张恨水原名）是谁呀？”张答：“是我的徒弟。”旦角接着问：“我听说你的徒弟是有名的小说家，你怎么没名呀？”台下一愣，张随即接口：“有道是，有状元徒弟无状元师傅啊！”台下顿时掌声一片。张下台后，有人问他为何走路一瘸一拐，他答：“不知谁在我靴子里放了一枚圆钉，害得我好苦。”

　　张恨水在《南京人报》时，一个人住在报社，常穿着白绸衫，手摇纸扇，迈着八字步，用嘶哑的喉咙，唱道：“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御前来了我宋江……”某天傍晚，张刚唱罢这句，画漫画的刘元前来送稿，穿一身墨绿色西服，系着绿色领带，张一看，立即改用京剧念白道：“惨绿少年，你来了！哈哈！”大家哄笑。
　　1947年9月，北平新闻界在民国电影院上演京剧《法门寺》，剧中有四个跑龙套的校尉，由张恨水和当时北平三大报社的社长扮演。其余三人都是近视，戴着眼镜，为求效果一致，并不戴眼镜的张恨水也戴上了眼镜。四个校尉一一登台，一字排开，十六只眼睛闪闪发亮，俨然“四进士”，台下一片哄笑。
　　张恨水喜爱养花，他有一个锻炼身体的独特方法，就是种花木。在大栅栏居住时，院内种植着杏树、丁香、樱桃，还有一个花圃。写作劳累，张便到花间徘徊，望着花发一会儿呆。秋风起时，落英满地，他在书房写作，听到院内有人走动，就停下笔来说：“往旁边走，别踩着花。”
　　花中，张恨水最爱菊，每年他都亲手种植各种名贵菊花。他回忆：“我常常招待朋友，在菊花丛中，喝一壶清茶谈天。有时，也来二两白干，闹个菊花锅子，这吃的花瓣，就是我自己培养的。若逢到下过一场浓霜，隔着玻璃窗，看那院子里满地铺满了槐叶，太阳将枯树影子，映在窗纱上，心中干净而轻松，一杯在手，群芳四绕，这情调是太好的。你别以为我奢侈，一笔所耗于菊者，不超过二百元也。”

　　友人知张恨水爱菊，赠他两盆菊花，一盆紫红，一盆雪白，放在阶下，两只蝴蝶翩然而来，盘旋一会儿，又翩然而去。友人问道：“此情此景，恨水兄可有诗？”张随口吟道：“怪底蝶来容易去，嫌它赤白太分明。”友人会意，笑道：“你穷了多年，只是个性难改呀。”
　　抗战期间，张恨水住在重庆，虽然没有牡丹、海棠等名贵花卉，但春来有野杏花，夏秋满山遍野的杜鹃和金钱菊，还有萝卜花、豌豆花，张恨水常采来放在小花瓶中，置于案头。
　　张恨水喜欢收藏古董，但他不懂怎么鉴别古董，所以从不买真货，而是花一两元买些假货，免去鉴别的功夫和上当的苦恼。
　　张恨水每天早上起床，洗漱完毕，必然要捧一杯清茶，早饭可以不吃，但早茶一定要喝。抗战期间在重庆，他只能喝沱茶，沱茶色浓味重，张颇以不能喝上淡茶为苦。
　　1927年，北平中央影院上映《爱之花》，张前去观看，对女演员克罗尔的表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罗尔扮演的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在荒岛遇到一个少年，回到家中，搬过椅子坐在父亲旁边，两手抱膝，含笑对父亲说：“I saw a man.”然后把脸埋在膝盖上。张说：“看到此我心为之一动，自以为数年来作小说，专从白描上下手，未曾梦及此也。”
　　张恨水对美国电影无论任何情事，终必设法归结到接吻或结婚为止，很是反感，他发表文章说：“陈陈相因，味同嚼蜡。”
　　张恨水爱抽烟，他开玩笑说：“烟熏仳离生（英语inspiration的译音，意为“灵感”），那么文肯定是从烟里生的了，无烟怎能有文思？”张抽烟要抽好烟，在重庆时，因为生活困难，他几度想戒烟，但每每作文累了，总想吸两口，只能抽廉价的“神童”烟，因为这种烟又辣又臭狗屁不如，于是戏称为“狗屁”烟。到后来，“狗屁”烟都抽不起了，只能抽更廉价的“黄河”烟，张感慨道：“不到黄河不死心，已经到了黄河，可以戒烟了。”解放后，张主要抽“中华”或“牡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资匮乏，幸好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大儿媳通过关系能买到高价烟，化解了他吸烟断顿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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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世
　　1966年，张恨水的女儿明明结婚了，张恨水异常高兴。女儿离开家的时候，他压抑很久的感情终于爆发了，踉跄着奔向大门外，儿子张伍赶紧跑上前搀扶着他，他倚着儿子的身子，执着女儿的手，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地说：“明明，爸爸怕是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一语成谶，这是张恨水留给明明的最后一句话，父女俩竟成永诀。
　　1967年的春节，张恨水像往年一样让家人留下一些菜，好招待客人。他独自坐在屋里看书，有时会放下书望望门外，虽然没有动静，但是家人明白，他特意留下“年菜”的举动，就是惦记那些“生死未卜”的老朋友，希望仍能和这些数10年的知交，把酒言欢，共度新春。张恨水逝世后的第四天，张友鸾受几位尚能“自由行动”的老友之托，来看望他，并准备约定日期，来张家小酌。当得知张恨水去世的消息后，张友鸾不禁潸然泪下，顿足说道：“早来几天就好了！早来几天就好了……”

　　年后不久，张恨水微恙，身体更加虚弱，不仅说话越发困难，还不断地喘息。家人要带他去看病，他说不用，说完继续埋首于《四部备要》。
　　正月初六的早晨，张恨水从包油条的传单上，偶然看到了朋友老舍投湖自尽的消息。
　　下午，张伍和父亲说好明天去看病，晚11时半，他看见父亲的屋里还亮着灯，不放心，就披衣过去，看见张恨水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便对他说：“爸，明儿早上您还要去看病，还是早点睡吧。”张恨水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便睡下了。
　　第二天，农历正月初七的早晨，差十分七时，张恨水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原因还是脑溢血，就这样，张恨水永远地走了。
　　2002年，张恨水曾住过的砖塔胡同面临拆迁，他的家人申请将其故居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最终未获批准。

　　赞誉

　　茅盾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
　　老舍称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
　　张友鸾评价张恨水办《南京人报》的举动：“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刘半农在授课中，对学生说张恨水是“当今的小说大家”，说他的成就“超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那些人”。
　　徐文滢在《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中说：“承继着《红楼梦》的人情恋爱小说，在小说上我们看见《绘芳园》、《青楼梦》等等名字，则我们应该高兴地说，我们的民国红楼梦《金粉世家》成熟的程度其实远在其它的前辈之上。”
　　夏志清读完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在给杨的信函中说：“先兄（夏济安）认为他（张恨水）有大才。现在你为他写长评，肯定其成就、其天才、其境界之高，从此把新旧小说之界限打开，研究20世纪小说者，再不可忽视张恨水了，——恰如尊著讨论的最后一个大小说家是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终结了一个时代。凭天才，张真有可能有资格同狄更斯相比。我一向强调晚清以来的讽刺传统，想不到张也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

　　孔庆东说：“《金粉世家》在描写中国式大家族方面，上追《红楼梦》，下与《家》、《春》、《秋》毫不逊色。”
　　孔庆东谈到在他参与主编的《通俗文学十五讲》里，“一个作家占一讲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张恨水，一个是金庸”。他还说：希望人人都能受张恨水影响，人人能成为张恨水，只有这样，中国国民的素质才会有真正的提高。这才是张恨水及其作品所蕴含的价值所在。
　　孔庆东具体谈到张恨水的价值时说：张恨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接表现在两点：一是作为人的张恨水，张是一个合乎中国传统文化标准的文人，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所重的忠、孝、义气、诚信等优秀的传统，他尊爱老人、敬重朋友、照顾弟妹，具有中国传统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和西方作家不一样，西方作家不要求作家本人有人格魅力，不要求人文一致，中国人则非常看重这个，而张恨水则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作品中对传统文化的表现事实上也是其本人生活态度的一种延续。

　　第二个是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张恨水的作品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诸多形态，他的小说大大丰富了章回体小说的创作手法，将章回体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其小说中诗、词、楹联等都有很高的造诣，另外，像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儒、佛、道的思想，这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张恨水的家乡安徽潜山现以一山一水闻名于世：山为天柱山，水则是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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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修改稿）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幼名萌生，表字达夫，抗战期间在印度尼西亚曾化名赵廉，浙江富阳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关键词：
　　性情、畸零、颓唐、任侠、落魄、迷情、婚姻、忏悔、逸事、嗜好、求学、教学、文章、忧国、抗日、非命、评说

　　性情
　　郁达夫从不隐藏自己，对于他大胆的自我暴露似的“真”，郭沫若曾经这样形容：“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在《沉沦》中，达夫捶胸顿足地大声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温梓川回忆，一次，郁达夫家中来了客人，说着说着，话题转到了子宫帽上，郁达夫绘声绘色说得淋漓尽致，一点也不忌讳座中还有女客。王映霞实在听不下去，悻悻地说：“达夫！你不说这个不行么？”
　　陈翔鹤说：“对于性的事情，他一向都十分公开，好像是对谈吃饭喝茶一样地随便，有时纵然是到‘妓寮’里去过一次，也从不曾对人隐秘过。但他对于女性的，无论在言谈间或行为上，也绝无丝毫轻辱或玩弄的态度，当然更说不上蹂躏了。每当他一说起女人或性的行为来，就好像她们可怜，他也可怜，一切人都可怜似的。有时到一提起他自己荒唐的行为来，就从他平坦苍白的脸面上马上现出悲哀的表情，在他小小的不大有光的眼内也神经质地滢滢然地转动着泪珠。”

　　陈翔鹤回忆，郁达夫一次说：“成仿吾三十岁了，还是个童男呢，你说奇怪不奇怪？”言下大有拖成下水之意。
　　一次，郁达夫问陈翔鹤：“你已经二十多岁了，还不曾有过一次性的经验，可是真的？”陈回答是，他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你又不是拿不出钱来。”陈回答，他不会拿钱去向妓女求爱，这是一桩罪过。郁听罢兴奋地拍着陈的肩膀说：“陈，这是对的，你有高尚的灵魂，你要保持下去。你将来一定得好好地结婚，过健全的生活。不写文章也不要紧，写什么狗屁文章，生活总得好好的过……”

　　静闻回忆在广州时的郁达夫：“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的文章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印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
　　小因岳夫回忆，郁达夫对英国王子与辛普森夫人相恋之事很是赞赏，曾用咏叹的语调称赞王子说：“了不起的人啊！”
　　1923年，正当创造社办得如火如荼时，郁达夫接到朋友来信，推荐他到北大任教。郁很高兴，但郭沫若却不希望他北上，因为他一走，创造社的几种刊物很难维持下去。郭对郁说完自己的想法后，郁却说：“最好是停办！”郭觉得可惜，问道：“到了北京不好再寄稿来吗？”郁坚决地说：“不停办我是不寄稿的。”
　　后来，郁达夫对陈翔鹤解释他离开创造社的原因：“大家穷在一起，从书局方面拿到的钱又不够生活。书贾又全都是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实在难得同他们去鬼缠。……我们创造社真正是想替中国人开出一条文学的路子来的，可是社会不容许我们，一般混蛋东西都排斥我们。真正难说得很，还不如死了的好！”说着，便由泪滢滢转为眼泪滂沱了。
　　郁达夫曾说，民国建立以后，“阿猫阿狗，就都着起了西装，穿起了皮鞋，提起了手杖”。
　　“四&#8226;一二”政变后，郁达夫撰文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国民党因此要查封创造社。5月10日的一次宴会上，有人告诉郁达夫，当局“可以保证创造社不封”，但要郁“为他们帮助党务”，郁立即“托病谢绝”。是月下旬，有人设宴请郁达夫、胡适等人吃饭，席间，主人劝郁“出去做个委员”，郁断然拒绝。
　　郁达夫小说《二诗人》发表后，诗人王独清和马宗融觉得郁是影射自己，四处对人说，遇到郁，必痛打他一顿。郁得知后，吓得蛰居沪西小镇半年之久。
　　1929年，郁达夫应邀到安徽大学任教，到校刚几天，安徽教育厅长程天放攻击郁为“堕落文人”、“赤化分子”，欲对他进行迫害。郁得知消息后，立即返回了上海。王映霞竭力要求郁去与安徽大学交涉，要求他们赔偿损失，郁达夫怕生事，不愿再去安庆。结果，王映霞挺着大肚子去了安庆，要回了一学期的薪金，并带回了郁的行李。
　　郁达夫加入左联后，对左联的冒险做法很是不满，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引起左联其他人的不满。1930年，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郁达夫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孙荃发泄，百般挑剔，辱骂孙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尸”。但随后又责怪自己，抚慰孙荃，百般解释，孙荃听了反替他抱不平，两人相拥而泣。长子龙儿未足月就出生了，他称龙儿是两人“悲哀的继承者，一看就觉得是一个神经质的薄命的相儿”，称其出生“多此一举”。后龙儿果然早夭。
　　为求淫乐，郁达夫卖了孙荃送的定情信物钻石戒指。事后想起孙荃，他便抱头痛哭：“我的女人，我不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对你不起！”
　　陈翔鹤回忆，一次，郁达夫穿了一件新的灰色花绸长衫，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草帽微微偏斜地戴在头上，足下穿着一对白帆布鞋，他拍拍身上的衣服说：“这是我的女人从家里寄来的。可怜她对我很好，我却一点也不爱她！”说完之后，仿佛有点滢滢欲泪的样子。
　　郁达夫给王映霞回信，多是边写边哭。收到王映霞的回信，他觉得字里行间透着“永远是朋友”的意思，于是急忙回复，写着写着，又痛哭起来。
　　又一次，郁达夫冒雨送王映霞回坤范女中。别时，两人依依不舍时，王映霞回过头，叮嘱一句：“你要早些睡呀！”郁达夫顿时感动地落泪，一路坐着电车哭回家。
　　一次，王映霞的几个同学从杭州来上海，王很高兴，到旅馆和同学作竟夕谈。郁达夫也冒着大雪赶到旅馆，晚饭后，他说要先回家照顾孩子，让王留在那里。结果他另去某处喝了许多酒，到晚上十二点多才回到家里，进门就打铺盖卷、整理箱子。佣人问他干什么，他说：“少奶奶在旅馆里已经有了别人了，今天不会回来的。你好好管着两个孩子，我要走了！”说完便将行李搬上黄包车，自顾走了。大家都不知道郁去了什么地方，但他却每隔三两天将信从门缝里塞进来，等佣人去开门，送信的人却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出走是到五马路的一家小旅馆去写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

　　郁达夫喜欢溜达，反背着双手，低着头，一声不响直往前冲，远远看去，像个老夫子。在上海时，他常和王映霞在霞飞路上散步。偶尔，两人也会去极司非尔路和愚园路上，坐一种被称作“第四阶级”的小车子。这是一种后面推车的独轮车，上车后，两人分坐两旁，她的右手搭在他的左手上，不时回头同推车人聊几句，也别有情趣。开始王映霞还觉得难为情，后来也喜欢了。遇到了坐小汽车的朋友，从车窗伸出手来打招呼时，两人也自得其乐，绅士淑女似的点一下头。

　　移居杭州后，郁达夫对杭州的生活极为不满，他说：“我是个喜欢寻求浓厚的刺激的人，我在杭州住了几天，觉得杭州这地方真太沉闷，太平凡极了。我虽然厌恶上海，但上海有浓厚的刺激可寻。”
　　郁达夫带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与王喜欢交游的性格颇有抵触，郁对她说：“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王让他给她找工作，郁达夫就说：“你既觉得太闲空，不会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流亡期间，画家刘海粟在《回忆诗人郁达夫》说：
　　我们来到花园中，坐在草坪上，天空群星闪烁，万里无云。悠英（应指李筱英）在树上，哼着一支英文歌。

　　静默了几分钟，天上，一只孤雁唳了一声。
　　“这雁倒像我。”达夫动感情了，“沫若、寿昌都在重庆忙抗战，仿吾去了陕北，只有我成了孤雁南飞。这些兄弟们何日相见呢？”
　　郭沫若说，郁达夫“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贱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