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社会的几百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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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理想夜生活　
　　
　　喧闹的白昼随着路灯的点亮一点点燃尽，一个被梦想点缀的夜铺上人生的餐桌。
　　我们各自居住在不同的城市，或有江风阵阵，或有海腥点点，或是高楼大厦，或是星火渔村。
　　在永夜将明神行不辍之际，或许会想，该有怎样的生活，才对得起这用了半个白昼来衬托的夜啊。
　　也许人生不是在寻找另一半，而是要为我们的夜找到理想的生活。
　　
　　平日里定下夜阑时分的活动、而后一一展开，这是一般而成熟的路数。
　　和狐朋狗友摆上无数肉串和林立的酒瓶，便错把酒气当成了豪气。于是天地也近了，岁月也减了，人也变贰了。
　　华灯不华、夜色不色，耳热腮冷，朦胧中只有去睡的想法。
　　要么睡去家里，要么睡到歌厅，要么直接睡上按摩床。
　　在陌生的盥洗室里，黄不刺拉的一滩滩秽物，那便是杰作了。
　　在陌生的房间里，小姐以护士的身份帮助醒酒，但她的技术并不高明。
　　这样日久天长，也就生了厌，反倒恋上家。
　　可回家就意味着没了夜生活，只能在床上话一话巴山夜雨。老婆的眉眼儿不似从前那样双飞翼，老公的嘴巴也不像当初那般一点通。
　　于是又厌了，又得出来。
　　月光下，那离你并不远的静谧人生中，仿佛有无数的门在等待着你去打开。
　　于是吼一声，问这苍茫大地，谁煮沉浮。
　　
　　如果你像我一样在北京过活，就能感受到一个文化大都会的气氛。
　　在各种名目的演出季里，每天能有十几场的节目。即使淡季，每天至少也有四五场。
　　这些节目种类很多，像话剧、歌剧、歌舞剧、芭蕾舞、音乐会、音乐剧、戏曲、马戏、杂技、魔术、木偶戏。至于皮影戏，难得一见，基本没有。
　　那么这位问了，还有演唱会哪。
　　我要说，在我看来，最土的莫过于去听谁谁的演唱会。拿着两只荧光棒集体无意识地挥舞，然后被那些假唱技巧高超的歌星打动，落下一两滴分不清是不是汗的泪。
　　真的，歌星们其实就是在表演卡拉OK，但卡拉并不很OK。所以还是去寻觅些个更上档次的品位吧。
　　
　　我爱票贩子。没他们，就没我丰富的夜生活。或者说，我的夜生活就不会这么丰富。在我看，票贩子就是为我存票的人。他们忠实地等在剧院大门，等我去切，不见不散。我去了，就能以比票额低上至少一半或四分之三的价格赎买过来。因为，我是个戏虫，懂得各种演出实际的价格。
　　票贩子一般都聚集在一起，互相炒票，互通有无，绝对可算得上股票交易所的雏形。他们虽无马甲，却是称职的经纪人。头脑灵活，嘴皮子利索，眼疾手快，皮肤黝黑。很多来自东北，属于忽悠一族，大有“东北人都是……”的意思。还是那句话，实诚，要不我能花那么点儿钱就进去吗，活雷锋啊。
　　票贩子手里的票也有分的。一种是赠票，这样的票一般都位置好，而且票贩子得来的成本也相对低，属于我重点追求的。
　　还有的，就是别人富余的。这样的票因为成本问题，价就不好压。那么你就得等一下，基本要到快开场的时候，票价有一个跳水。
　　但有些好的演出，票会一直坚挺到演出开始后二十分钟。如果你还挺下去，那就看看有没有明天的票吧。
　　这也是一个办法，你完全可以明天再来。所以对于比较抢手的演出，比如《云南印象》，千万不要到最后一场时才过来，除非你能走后台。
　　
　　到得哪山唱哪山的歌，到得不同的剧院也要买不同的票。因为不同剧院的检票方法不一样，各种剧目上座率也不一样。
　　先说检票。像首都剧场，就在大门口检票。你蛮可以买张楼上的便宜票，然后到一楼就坐。在一楼，你先坐到过道旁的位子上，这样游击方便，免得有人持票过来移动不便。等到离演出还有两三分钟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在头一排，那感觉是很不错吧。
　　而长安大戏院这样的地方，就是上下楼分别检票，而且服务员查得很严。你只好买相应位置的票，但我建议你买楼上的，有进包厢的感觉。一般中央地方的大官来看戏，都坐楼上。就这一点，相信你立马就会有不跌份儿的自信了。楼上有最低票价，三十的。你可以坐在两侧离舞台很近的地方，既像悬空寺，又像飞机上的商务舱，能伸开腿脚，还能任意站立，极其自由。
　　至于剧目的上座率，那就来自你的经验了。受欢迎的剧目，价格就要贵，但品质高的剧目也不一定特别受欢迎，比如歌剧《刘三姐》。五十元就能买到三百八的票面，所以你完全没必要到窗口买票，更没必要定票，除非你是请女朋友，而且还是第一次，需要装装门面，那你就去买九百八的吧。
　　
　　下面我想说说最主要的内容，那就是演出的节目内容。
　　北京最多的演出有三类，一个是话剧，一个是戏曲，一个是音乐会。
　　音乐会主要在北京音乐厅和中山音乐堂。音乐是象征艺术，往往听完了会觉得亏。有时候还会一觉睡过去，就像上课一样，直到下课铃响。很不爽，所以劝诸位少去，要精挑细选。
　　戏曲也有很多，主要在长安大戏院和湖广会馆。湖广会馆面积小，价格就高。
　　长安大戏院比较实惠，最低可以到三十。以京剧为主，也有越剧、昆曲和川剧之类。其实戏曲就是当年的流行歌曲，只是现在的我可以把它们当高雅艺术来欣赏。
　　可见，艺术只有到了濒危的地位，才能高雅起来。很多年轻人不爱戏曲，那是他们还不懂得高雅的奥秘啊。
　　
　　以前的话剧只知道是北京人艺，现在终于出了个孟京辉。孟氏实验话剧把一门小众艺术搞成了大众时尚，而且越实验越时尚。即便三月刚在保利剧院上演的《琥珀》真的不怎么样，也是可以原谅的。已经够难为他的了。
　　开始的时候，实验话剧一般是在小剧场演出，每次演完了还搞个交流什么的，特认真。或者说，特别让人感动。尤其到了现在，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交流的场面了，顶多散了后找人签个名，或者有些娱记上前围攻。
　　这，就是由孟氏始的商业话剧市场形成的标志：剧终后的交流没有了。
　　在小剧场话剧的逼迫下，大剧场话剧也好看了不少。各种文化公司开始运作话剧，于是有了《麻花》、《翠花》、《韭菜花》。
　　《淡了，加点儿韭菜花》是一出极其难看的话剧。瞿颖那个傻大个和糟糕的剧本让我怀疑一百块钱的价值。同时，我还觉出商业介入话剧有可能把后者改造成明星剧，于是淡了那就加点儿韭菜花吧。
　　《想吃麻花，我现给你拧》也是一出较早时候的商业剧，但很搞笑。从笑的次数上，观众就会觉得值，也就很成功。何炅演得很到位，这和他的工作经验正相关。于娜也比瞿颖更会演戏。于是我忽然发现，《韭菜花》不过是对《麻花》的拙劣克隆，而且那天毛宁还没上。
　　如果各位对话剧感兴趣，可以读读我的名著：《北京话剧印象》。可惜的是，我还没写出来呢。
　　
　　对于歌剧，我只在解放军歌剧院里看过《刘三姐》。好美啊，比《云南印象》更好。那是从电影《刘三姐》改编过来的，扮演刘三姐的那个广西金嗓子名不虚传。最可贵的是，那天也就一半的上座率，还能唱那么好。
　　歌舞剧《云南印象》其实相当不错，有很原生态的东西，也就显出了杂乱。等到最后一幕，《雀之灵》里的杨丽萍跳得有些草率，可能是因为加场的次数多了些。但她在银色的月亮下的舞姿实在相当迷人，基本可以认为天堂已到，请下车。
　　芭蕾舞我也是头一次看，就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看来真是，小说优而电影，电影优而歌舞。《大红灯笼》有很多张艺谋的创意，甚至还融进了皮影手法，其实这在话剧里已经司空见惯。剧情简单，但舞美豪华，这是张氏艺术的主要特征了。
　　至于音乐剧我还没看过，大部分都是国外的，香港的张学友也唱过。最近三宝出了一台，我还没提起兴趣来。
　　马戏杂技魔术一般在朝阳剧院，我没去看过。
　　木偶戏自然在木偶剧院，我家旁边。我去那里看过半场电影。
　　
　　这就是我的夜生活：看戏。
　　这戏，无论是话剧京剧，也无论是歌剧舞剧，更无论是音乐曲艺，都是一个梦。
　　而我，更希望每个晚上做两个梦。
　　所以我强烈建议，最好第一场演出从七点到九点。
　　而第二场，就从十点到十二点。
　　我想在京剧的锣鼓喧天中睡去，在芭蕾交响中鼾起，在“多谢了”的山歌中告别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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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矛盾词
　　
　　在信息时代，我们对语言的期望不仅是精确，更要富含营养。而汉语在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使用和坚忍不拔的改良中所保持的诗性魅力，于这个时代更升华为信息的富矿。
　　网语（网络语言）便将是一个例证。虽然现在的网语还只是简单的数字、字母在谐音上对汉语的模仿，但将来必能以汉字为元素而重组。
　　人们在使用汉语时也进行了许许多多的再创造，矛盾词便是其中一种。在汉语里有很多这样的词。它们能包容和解释正反、善恶、美丑两方面的意义。
　　先举几个在本文中出现的词例：
　　○1欲望
　　追求卓越是欲望，追求淡泊也是欲望。欲望所以是欲望，就在于它可以诠释一切。欲望无所不在，超脱是不可能的。因此，“欲望”一词既是对追求、渴望的诠释，又能涵概不追求、不渴望。
　　○2缘分
　　邂逅是缘分，分手也是缘分。于是缘分可以被滥用，用来解释情感遇到的所有问题。如此平庸的理解一直就是流行歌曲所颂扬的情感本质。
　　○3炒作
　　不炒作也是炒作。这样一来，就逼迫人们必须从事炒作。正所谓“做也是死，不做也是死”。
　　汉语言在矛盾词上表现出极度的灵活性，因为矛盾词超越了是与非的界限。它既概括出自身的范畴，又从内涵探出饕餮大嘴，把范畴以外的范畴也吞进来。
　　想一想，还有没有这样的词语（语言）呢？
　　比如：
　　命 这都是命（中注定）啊；
　　招数（法） 无招胜有招，无法胜有法；
　　灵验 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不灵也是灵验；
　　历史 请问，有什么能逃得过历史的概括，有什么能挣脱历史的魔爪，是的，我们什么也不做，就已经创造了历史。
　　而最古老的一个矛盾词就是“道”了。道可道，非常道。那么“常道”又是什么呢？作为汉语来说，它只能归入可道之道，它是可道之道的总和，抑或这个总和的非。
　　辨证主义者认为这是辩证法的胜利，那是他对自己专业的无知。其实，“辨证”一词也是个矛盾词。辨证固然很辨证，不辨证也可以是辨证的。
　　我承认，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思想的反映。但这样的工具说（反映论）又十分粗糙，像是新石器时期的论调。在信息时代，不能忽视与否认的是，语言作为一个独立而开放的自洽系统具有独特的运行能力，完全可以和现实世界形成互文。
　　汉语的世界似乎更加广大。它的用典、成语、象征，使得这个世界的维度簇多。汉语一样能影响中国人的思维，也就具有开发智慧的功能。同时，汉语还能运用自身的世界体系拓展思考者的思路，使思考者的灵性与汉语的诗性浑然一体。
　　另一方面，矛盾词又让那些使用者有了某种大无畏、无所谓的人生态度。他们之所以能巧舌如簧、左右逢源，就在于巧妙地运用了矛盾词。我们不是时常在某个大专辩论会上听到这样的话：对方辩友又一次证明了我方论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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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愚乐中国　
这世上原本有娱乐，可乐着乐着就成了愚乐。记不清中国的愚乐何时兴起，也没想愚乐何时才会终结。也许愚乐就没有终结的那一天，因为它的生命力强啊。愚乐让人不知道乐趣所在，却能一味地跟着愚乐。有的是政治的愚乐，有的是商业的愚乐，有的是文艺的愚乐，有的为了娱乐而愚乐，有的干脆因愚就乐。
　　愚乐已经是一个行业标准，不符合这标准就不能面世、出生。从影视到音像，从演员到主持人，哪一个没有愚乐专业的文凭，就必须下岗。于是，愚乐普及到了牙齿、眉毛，还输入到农村，美其名曰：下乡慰问。愚乐的农村市场打开以后，愚乐才算有了本土资质，从而获得了“愚乐中国”的美誉。
　　愚乐也讲技术性。技术高超的可以把愚隐藏起来，只让人看到乐。乐就乐吧，却又时不时把愚的尾巴露出来，显得很真诚。愚乐还讲究大乐若愚，愚中取乐，寓愚于乐。那些嘉宾、客串大多就是这样，慢慢地蜕变成愚乐混子。
　　
　　唱片公司用钱买来的排行榜，堪称是愚乐的榜样。它的衍生产品是各种音乐奖项，不到场者无获奖机会。多么赤裸裸啊。当它公布的结果恰巧符合人们的心目时，它就成了娱乐。然而，它命中注定了就是愚乐。那些光彩照人的愚星们走在一条愚光大道上，愚记们纷纷上前采访一些愚闻。由此可见，娱是愚的教堂，而愚是娱的圣经。
　　当年的样板戏可谓是愚乐的又一个典型。那么多好演员济济一堂，就是为了四场愚乐表演。那么好的唱腔，那么好的身段，那么好的亮相，都是为了愚乐一下革命群众。高大全的教条主义和时下的骚媚酷路线本来就是同门异派、异曲同工、不约而同。
　　至于电视节目，从策划到制作，从宣传到播出，一路愚乐下来确实很费了好一番心思，投入巨大、影响广泛，却如同军阀内战，丝毫没有历史价值。为了地盘，为了名利，为了万恶之源的收视率，就可以尽情地愚乐没商量。
　　中国足球的愚乐性和以上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黑哨、赌球、关联球、民主闹剧、恐韩症。足协为了愚乐顺利，对那些已经漏洞百出的问题不闻不问、不了了之，表现出大无畏的愚乐精神。
　　
　　我们似乎对愚乐无动于衷，或者就是没脾气，放纵愚乐对我们生活的侵蚀。先是港台成熟的愚乐文化的侵袭，后来由于其过于低级而遭到淘汰。然后是日韩的愚乐也跟潮般涌来，于是大街上出现了哈哈一族。接着大陆的愚乐工作者们也学会了，愚乐的大旗上出现了喜人的民族产业。就像我们思考肯德基的垃圾食品何以连锁畅销，就想把民族美食也垃圾化。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我们拒绝一个愚乐节目的办法，就是选择另一个愚乐节目。我们拒绝一个愚乐电影的方式，就是去看另一个愚乐电视剧。久而久之，我们对愚乐产品不再有这是愚乐的反应，不再能分辨愚乐和娱乐。
　　那些报考电影学院、戏剧学院的，很多都是不爱也不善学习的，更别说思考、思想了。他们逃避高考，拼命挤进艺术院校，不过是想成长为一个把艺术转化成愚乐的合格机器。那些艺术院校也逐渐设立了很多愚乐专业，教授这些专业知识的当然是合格的愚乐教授。当艺术院校变成了愚乐院校，我们会不会像司法腐败那样感到异常地失望呢。
　　不，我们不会的。我们已经看惯了冯小刚的电影，接受了《和你在一起》的廉价感动，原谅了还珠格格穿着日本旗的时装，也认同了电影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愚乐形式，更对少年作家有了影视偶像一般的崇拜。我们在此之前很久就已经被愚乐化了。
　　
　　周幽王伙同其爱姬褒姒愚乐了一把诸侯，导致了春秋战国的新时代。如今这些愚乐节目无数次地愚乐大众，却能岿然不动我自傲然。即使像烽火戏诸侯这样重大的愚乐事件，我们又何曾听到过批判的声响。万籁俱静，只是把红颜祸水论又一次老生常谈。
　　愚乐是不讲批判的。既不进行自我批判，也不批判社会，更不批判商业投资者。愚乐者自以为一切都是游戏，一切都是玩儿，一切都是在后现代性的演播大厅里制造的迷梦。于是，愚乐者就有了理直气壮的根据，可以肆无忌惮地把愚乐进行到底。
　　愚乐不仅不讲批判，而且还不断地生产着赞扬文章和花边八卦新闻。这些东西湿润着我们的眼眶，使我们匍匐在愚乐王国的国王面前。身体里的血液已经过了体外的愚乐循环，五脏六腑都得到了愚乐的清洗。我们的感官外全部是愚乐的卫兵把守，我们的精神内也有了愚乐的总理主政，这很像日本人对满洲国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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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当下中国电影六大规律
　　
1、制作越大，片子越烂
小制作的电影，大家都明白不挣钱，也就豁出去了，实践一回上电影学院的初衷——为艺术。此外也没啥盼头，顶多到国外哪个集市电影节上获个奖也就罢了。所以，即使烂，也烂不到哪去。就像先锋戏剧，烂到看不懂为止。
　　可大制作就不同了。高投入制作大而烂的片子，一直是中国电影的魔咒。以《无极》、《十面埋伏》为例，看到烂的地方才看明白，原来如此。雄厚的资金让导演脑子里的观念化成活生生的鸟人飞翔在电影院里，落到我们头上的却是一些干巴巴和湿乎乎的鸟屎。
　　
2、片子越烂，越要搞宣传
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越搞宣传，说明片子越烂。如果烂片不宣传，肯定会烂在自己手里。与其如此，不如烂在大众心里。于是，前期宣传的任务就更重了，基本上要把后期口碑上的负数全部背过来。于是，首映式格外隆重，生怕大家不知道这是部烂片似的。买通媒体，买通电影节评委，买通权威，买通放映档期，买通除去口碑和良心的一切，直到烂掉。
　　
3、宣传越大，票房越好
最近大片搞的宣传攻势很像脑白金、新兴医院。那些烂片进行前期宣传所依据的传播学原理是：不看你怎么就知道那有多烂。它们基于受众的讨厌程度来博得眼球。所以，人们必须要到影院去看这部预期的烂片，就像到周末相声俱乐部去得到预期的笑声、到长春二人转大舞台去聆听预期的粗口。
　　前期的媒体鼓吹得越美好、越邪乎，可以预见到的票房就越高。因为观众都想一探究竟，这大骗子到底玩的什么把戏。当一部电影被当成魔术、骗术来观赏，票房能不高吗。愚乐也是娱乐，呕像也是偶像嘛。
　　
4、特技不是为了感动人
　　没特技的，就不能叫大片，如同没丰乳的不能叫美女一样。可美乳是为了让人心情荡漾，特技却不是为了观众的心情着想。特能理解那些导演为什么要在大片里使用很多特技，就像政府机关要安装高档电梯、空调，配备高档轿车一样。
　　特技拓展了影片的时空，给人物的性格增加了可能。但大片里的特技就像美丽的烟花点缀夜空。等烧完了再看，该空的地方还是空的。可钱没了。
　　
5、导演兼编剧
导演为什么非得去参与编剧呢？肯定是觉得编剧的水平不够，说白了还是不放心，要把编剧也变成个演员，受他驱使。
　　于是编剧就只能听命，即使情节漏洞百出也得违心地说，
　　导演中心制！
　　导演有理！
　　
6、越是大导演、大制作，越容易被全国人民骂
上次骂《十面埋伏》的时候没赶上，这次一定要骂个痛快。《无极》无疑在贺岁档期给了人民一个开骂的机会，这才叫互动美学。一时间，举国上下，到处都是评论家在那里絮絮叨叨。
　　无极生太急，太急本无极，飞呀飞呀飞的。我们错怪张艺谋了，虽说他也是个烂片专业户。《无极》是一部科幻大片，是一部科学史的神话版，是网络游戏《无极》的前传，是中国杂技的汇报演出。
　　大愚若智，大骗子！
　　一部人人皆能骂之的电影，怎么会不盆满钵盈呢。
　　
7、还有什么规律，大家一起总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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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快感人人相似，快乐各个不同
　　
　　这世上恐怕没有比智慧更令人感到快乐的事物了。这是因为快乐源于人的心灵，而非肉体。肉体上的快感是需要昂贵的资源才能维持下去的。一旦资源难以为继，快感也就苟延残喘。
　　而心灵上的快乐却不以人拥有的资源马首是瞻。固然生活背景、家庭环境、教育状况、财富等级使人的阅历各有不同。但许多反例都显示了，这些外在因素更多的和人的知识经验相关，而与智慧无关。这是因为任何环境都能造就智慧。
　　快感和本能每个生命都具有，但它们不能归入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在于生命的个体性及个性，而个体性及个性正是通过智慧来体现的。所以说，快感人人相似，快乐各个不同。
　　由快乐而产生的智慧的美也就最为高级。不仅因为它是内敛于心灵的，更在于它是生命个体间最可交流的外在美。
　　嫉妒他人的外表是可以理解的。人的外表是前一代物质及生理资源的再现，不是生来而平均分配的。但嫉妒他人的智慧，就不可理喻了，这人必定有嫉妒的偏僻嗜好。因为智慧作为精神之美恰能激发每个人的心灵，使之产生向上的进取欲望，获得真正的精神彻悟。这就是智慧之美，也是人与人可以共赏而决无矛盾的一种美。
　　智慧的美可以化作产品，那就是原创于心灵的艺术。无论这种艺术是民间艺术、大众艺术还是流行艺术，都因其包涵了智慧而为人类所共同拥有与理解。智慧的产品每天都有所更新，最能切合当下的需要。它载有具体生命当中的活的精神，又饱含了与未来和历史相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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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什么玩意儿会流行　　
　　流行文化的兴衰，始终和世人的趣味相关。二百年前的畅销小说《红楼梦》今天读来，却成了高雅之事。八十年前的京戏就是如今流行歌曲的地位。凡是流行起来的东西，一定不会被认定为高雅，因为高雅永远带着小众的商标。东西流行不了，懂的人便少，便有了怪僻的面纱，以为很深奥，就成了高雅。所以说，只因和寡才有曲高。于是，看起来凡是文化上的玩意儿并不该以高雅、通俗来论，倒是有着流行程度的不同。
　　
　　一个东西要想做到流行，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点。这第一个便是，容易看懂。
　　在文学上，小说比诗歌容易懂，所以也就能流行。电视剧的长度比电影长得多，也就更加通俗。由此可见，长的总是比短的更平白。这样的例子在流行文化中比比皆是，肥皂剧就很好地应用了这个原理。媒体在这方面，则起到了一个北京小脚老太太和上海妇人混合体的作用。它们把文化上那点儿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解释，甚至不惜用花边新闻来调动受众们的学习积极性。于是就有了一轮又一轮的热潮，大家互相嚼着舌头，把流行文化一点点消化，直到变成肥料，养育了芙蓉姐姐这样的花朵。
　　
　　流行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能够不断出新。
　　时装业要不断举办时装发布会，把那些早已密谋好的流行色发布出来。流行音乐人们要以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热情不断否定自己的旧作，推出新鲜单曲。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其阴险的目的就是搞出一个铁打的营盘玩儿转那些流水的作品。
　　在流行领域，新与旧的矛盾已经演变成新与新的争霸。流行文化的支持者以青少年居多，他们的生命意识就是：最新最酷最时尚。
　　
　　制造偶像，是流行文化的第三个特征。
　　偶像原本也是普通人，但当他们成为偶像，其身上已经附加了巨大的资本投入。他们只能按照资本运行的惯性，像一个囚犯那样变成众人瞩目的人物。他们运行的轨迹在偶像诞生那刻起，就已确定无疑。偶像们将生活在镁光灯下，面对着如许阳具般坚硬的话筒，说着与流行性感冒等量齐观的口语，打发着他们看不见的无数目光。
　　偶像，实质上把人类的品种又一次作了划分。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流行文化必备的第四个特点。
　　为了赢得注目，流行文化不可避免要进行包装。又因其速食性，其质量难以保证，其包装便只能更加夸张、过度。当他们赢利时，他们赚取的社会财富里，有一大部分被浪费在毫无价值的包装上。受众看到了这样的金玉其外的包装，如同焰火般美丽，以为这就是流行本身。而这其中的文化内涵，却被忽略，因为它是败絮，确实不如金玉更接近文化的模样。
　　我在《中国文化垃圾论》里所提到的那些文化垃圾，基本都具备这样的特点：愈是败絮其中，愈要金玉其外。
　　
　　很早就有人很严肃地提出了“严肃艺术”这个课题，想必他是看到了流行文化横行天下这个惨不忍睹的事实。只是这样的“严肃”，没有用对地方。说艺术是严肃的，这本身就有语病。艺术的内容必须是严肃的，才是严肃艺术么。那么，是否“严肃”指的是创作态度呢。
　　我们在上面也分析了金玉与败絮，明了那样的败絮就来自流行文化的蓄意制造。或许流行文化就是需要这样的败絮，就是需要这样的粗制滥造，而不是精工细作。可以说，他们的制造态度很不严肃。可有了严肃的态度，就一定金玉其内了吗。
　　
　　而流行文化在向非流行文化转化时，我们倒是能看到那久违的“严肃性”。冯骥才在对民俗文化的拯救与挖掘中，把民俗文化当成了大熊猫，自然是一脸的严肃。这位寻根文学的主将终于找到了那不再流行的根，怎能不一往情深。
　　相声无疑也是这样的趋势。在以前，当相声还流行的时候，其表演者大多是撂地摊儿的人物。而和其它非流行文化一样，相声工作者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揣摩如何当好这个流行—> 非流行的转换器。其中够资格的佼佼者，就被封为“表演艺术大师”。
　　
　　非流行文化大多受到中老年朋友的追捧，这就意味着它们曾经是流行文化。
　　经过如此光阴的打磨，留下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精品，被称为“国粹”、“活化石”。最火的那些偶像死去了，新的偶像也没了前辈的容光。
　　商人远离，铅华洗尽，才露出文化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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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恶”是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原因
　　自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道德状况就一直是不断争论与辩驳的话题。潜藏深植在国人心中的道德并非一本清水帐册，而是一部兼容并蓄历史与现实、自身与他人、家庭与社会的天书。潜规则、行规、规矩、不成文的规定，这些都可构成道德的一部分。
　　时代永远是领先的，道德迟滞在后。雷锋在那个时代可说是道德先锋，其道德观迎合了那个重公轻私的时代。这种道德似在昭示一个真理，道德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等到王海出现，人们才发觉，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道德越来越强调特殊性，关注每个人的私有权利。人的身份、角色也悄然巨变，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主人翁变成公民、消费者、纳税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各种经济形式交织在一起的社会里，也就同样地复杂化了。各种各样的新道德观出现、成长，就像大厦外墙上新增的一个个空调器。同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种宗教也派生各自的道德。时代与社会越来越多地发生着联系、关联，道德所面临的问题也就越来越难以逾越。
　　贪官李真在被判死刑后上万言书，写如何反腐。而我们每个普通人，一样避免不了道德上的自诘。如果说贪官是这个社会最不道德的人，那么他们也是从我们之中成长出来的，也是我们几辈人不断言传身教培养出来的。
　　看着纷繁复杂的道德事件以及伶牙俐齿所溅出来的道德飞沫，就能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道德标志着时代。在这个时代，就是多元的道德观，互相矛盾的道德观，处在不断调和中的道德观。
　　道德的矛盾演进在当今这个时代已成为比奥运会还伟大的一项世界性运动。道德冲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东到西、从麦加到梵帝冈、从孔子到福柯、从小脚到钢管舞，到处都是道德那黑蝴蝶一般飞舞的身影。
　　中国社会的进步，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当官本位的道德光环逐渐消退、金钱本位的时尚皇冠初露端倪，道德更像一场作秀的游戏。娱乐新闻中的炒作，大部分都与道德和良知有关。明星依靠了一些道德上的越轨行为让受众们继续记住他们。那些没有成名的则靠了给道德的当头棒喝一夜成名。恶名也是名。只要是名，不分善恶。
　　社会广泛议论的话题主要聚焦在那些新事物上，它们的出生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不顺眼的。牛仔裤、迪斯科、卡拉OK、试婚、私营经济、个体户、典当行、染发、韩流、炒作、赞助式婚礼、跪式保姆、文字官司、私人侦探。据说，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但一窝蜂地把以上的所有东西都归入新事物，似乎很是牵强。
　　如果说存在就是合理，那么那些不合理的现象的存在，又怎能是合理的呢。其实黑格尔是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合理”与“合乎理性”完全不是一回事。
　　牛仔裤否定了的确良，迪斯科否定了忠字舞，卡拉OK否定了大合唱，试婚否定了包办婚姻，私营经济否定了一大二公，个体户否定了大锅饭，染发否定了一成不变，韩流否定了歌咏比赛，炒作否定了权威，赞助式婚礼否定了大操大办，私人侦探否定了司法制度。
　　说到这里，道德演进的节奏已昭然若揭。时代的道德演进总是处在一个经济平台之上，才得以充分展开。道德的演进不是只朝一个方向，而是多方向地发展。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在时代的各个阶段中，在道德的各个层次里，都有一个“恶”的逻辑如同陀螺一般起到了动力的作用。
　　我们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善”，会以为那是道德经行世界的结果。我们也时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恶”，就会以为那是道德经行世界要打掉的妖怪。但如果认真深入去探解就会发觉，正是理性所表达出来的“恶”，才是使这个世界得以如此丰富多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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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审丑文化的先驱们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驱，鲁迅是新文化的先驱，网络新偶像则是审丑文化的先驱。
　　记得李泽厚的一个叫刘东的学生，写过一本研究丑学的专著，没什么大影响。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如今丑学能为世人瞩目，蔚为壮观，当然要感谢网络新偶像。
　　老子说，天下皆以美之为美，斯恶也；天下皆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
　　以前我们爱美，那是因为丑的太多，而且丑得千篇一律。以前我们好善，那是由于恶的泛滥，而且恶得毫无创意。
　　并非是我们的美学标准产生了偏差，也不是道德原理出现了裂纹。而是我们懂得了，美与丑的分界更在于生命力的体现，善和恶的不同更在于是否真诚。
　　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国际名模吕燕，苏轼的宁丑派书法，？。瞧瞧，刚举了三个，我就举不下去了，就困了，就得说到美籍华人孔祥东了。
　　可见，在我的脑子里，美的东西还是很充斥的，很乌秧乌秧的。
　　丑的可值得欣赏的东西太少了，那么好，现在我们开始审审网络新偶像的丑吧。
　　
　　审第一丑，貌丑。
　　若说网络新偶像相貌一般也就罢了，可是人们纷纷要说她丑。其实丑也非真丑，而是在审丑。于是，网络新偶像愈发丑得传奇了。就像我们去想象和怀念一两千年前貂禅和西施的美貌那样。
　　关键在于网络新偶像的容貌引起全国人民大发了一次审丑癔症，每个人（或美或丑）几乎都把她归入丑者行列。似乎没有人建议她去美什么容，这和当年天津奇丑女事件大相径庭。媒体利用其丑大作文章，掀起审丑高潮。
　　
　　审第二丑，身丑。
　　S，S，真TMD-S。这就是效东施（而非西施）之颦的丑。网络新偶像就是要用挺胸提臀扭脖这样的造型来弥补她的貌丑，从而使身丑与之配套和统一。
　　所有成功的艺术都有自己的符号。七品芝麻官鼻梁上的元宝白，小丑的红鼻头，徐冰的天书，齐白石的虾墨，王朔小说里的京片子。
　　人们在各种媒体上都能看到这个S。这就说明这S算是审丑艺术形式的一个符号、一种招牌了。
　　
　　审第三丑，语丑。
　　网上的宝典及语录里的那些颇可玩味的话语可说是完全超越了韩乔生语录。中华汉语的某些以前未来得及发挥的潜质因此得到发扬光大。
　　
　　审第四丑，名丑。
　　网络新偶像的高参曾跟她说，与其在清华BBS上被那些闲极无聊的莘莘学子嘲笑，还不如到天涯去挨全国人民的骂。网络新偶像还就是这么做的，确实走对了。
　　此后她就要利用她的名声来为自己争取一份前途。于是触电、接受采访、当代言之类就顺理成章。
　　她在博客网上一如既往地自恋地贴PP，一如既往地接受着全国博客的谩骂，似乎不这样，她就不是网络新偶像了。
　　如果在她的博客上的留言全是表扬信，成了个女丛飞，那她离消失也就不远了。
　　所以被人审了丑的，也只能一直丑下去。因挨骂而出的名，也只能在挨骂中维持。
　　
　　想想以前，我们的文化多么正经。
　　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四十年代的整风文化，五六十年代的继续革命文化，七十年代的样板文化，八十年代的伤痕与反思文化。
　　到后来，就出现了痞子文学、无厘头的电影，纯搞笑的电视节目，大话的语文课本，冯小刚的娱乐电影。
　　骇版的历史，架空的历史，戏说的历史，跟历史算干上了。
　　还有街头人体彩绘秀，皇马的中国商业秀，脱口秀，选美秀，秀个彻底。
　　到如今，审丑文化来到了。
　　
　　网络新偶像注定作为审丑文化的先驱载入中国审丑文化史。
　　她的矜持，她的自恋，她的厚脸皮，她的偏执狂，她的手段，她的网语语法，她的衣着，她的事迹，甚至她的车祸，都需要被继续继承。
　　一切把尾随跟踪当成继承的这花儿那花儿都将过早枯萎。
　　只有当超级女声这样的群体崛起，
　　只有当……，
　　只有当我们民族的整体审丑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
　　我们才能说，审丑文化真TMD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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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后偶像时代
　　
　　网络上又有了新偶像。有人说她是草根偶像、是中国的孔庆祥，有人说她背后藏着一个极高明的策划，有人说她是精神病的一种、至今无法命名……
　　然而，我要说，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映射到大众、网民的人心里，确实不是简单的几句讽刺比喻就能打发的。
　　
　　章子仪有什么了不起？
　　陈红会演戏吗？
　　一副苦相的徐静蕾有什么呢？
　　还有那些大量来自朝鲜半岛的韩国淘金者又怎么样呢？
　　杨谰又为我们的文化做过什么呢？
　　张艺谋的武侠电影能告诉我们什么？
　　
　　从《非常6+1》到《星光大道》再到《超级女声》，明星速成体系基本确立。但其共同的特点是媒体操纵。
　　看看《开心辞典》，看看《同一首歌》，我们已经产生了赶紧换台的生理感受。
　　我们看够了媒体的炒作，看够了那些包装出来的玩意儿，看够了扭捏造作。
　　我们决心站起来对他们说：这些个玩意儿，我们也会。
　　
　　越来越多的包装和越来越豪华的炒作使得人们对如此而来的偶像产生了普遍的厌倦。
　　当我们一次次被这些明星大腕和他们的作品整得哑口无言，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垃圾永远是垃圾，哪怕它是上亿人民币打造的垃圾。
　　
　　网络新偶像或许也是垃圾，但她是低成本制造的垃圾，比起《功夫》、《英雄》来更有平民、草根气息。
　　所以我殷切希望网络新偶像能从垃圾堆崛起，达到连好莱坞也难以企及的高度。
　　
　　正像行为艺术号称“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样，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偶像。
　　无须媒体吹捧，只要自我炒作，一切皆有可能。
　　
　　在政治年代和专制社会，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事迹而闻名。我们管这些突然屹立起来的人物叫作“英雄”。英雄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一个前电视时代精神生活的质量。
　　想一想，如果一个时代没出什么榜样性的人物，那么这个时代是不是有些那个，就跟老天阴沉沉老是憋着不打雷不下雨的，很不痛快，容易得抑郁症。
　　于是统治者需要经常树立一些忠臣、孝子、烈妇之类的以资传扬。虽然野史、评书也把他们当作娱乐资料，但他们还是人们的崇敬对象，而不是娱乐对象。他们在神坛上经受着烟熏火燎，还有神性在。
　　这就是政治偶像的时代。物质相对贫乏，资讯更是落后。人们还没有选择偶像的权利，但还有躲避偶像的机会。
　　那些隐居尘世的人，他们不崇拜政治偶像，他们和网络新偶像一样，以自己为偶像。
　　
　　伴随政治偶像而生的是文化偶像。文化偶像的出现需要更多的历史机缘。何以选择你而不是别人，何以你身上的文化元素成为时代的发光点，凭什么你就能一夜成名鸡犬升天。殊不知，这文化偶像比政治偶像要复杂许多。
　　王朔是著名的文化偶像，北京制造。京味儿文化是善于制造偶像的一个文化。它即平民，又贵族，既下里巴，又阳春白。它不光产生了痞子文学，还把很多玩意儿也弄得跟时尚似的。
　　王朔之所以能风云天下，这和他的生活是分不开的。他是个退伍军人，在大院里长大，做过倒爷，在部队当个卫生员。一直闷神儿于小说创作，具有北京人那种浑不吝的性格，终于在和冯小刚的密谋之下一举成名，号称自己在写《看上去很美》的时候终于可以为自己写作了。他在性格上有一些自卑和不自信，说自己是码字的，这和网络新偶像那股上帝赐予的自信劲儿真真是天壤之别啊。
　　
　　从偶像数量上来说，政治偶像属于凤毛翎角，他们完全依赖一个时势甚至是他人的牺牲。而文化偶像就相对来说多一些，任是什么文化只要迎合了大众的口味，都有偶起来的机会。
　　那些曾经时尚的文化在没落之后就受到保护，变成国粹，比如京剧、相声。那些现在依旧时尚的文化，如小剧场话剧、电影，已被越来越多的商业元素所侵染。
　　
　　于是，我们今日看到的更多是商业偶像。
　　他们大多很年轻，具有金玉其内的素质，只需半透明的包装和生猛海鲜般的炒作，就能在已经春色满园的大花坛里绽放那么一阵子。可是，他们成星的方法太平常了，这或许注定了他们的星途不会平坦。
　　
　　一个人可以因为一件事名满天下，这全赖媒体帮助。媒体的目的远非商业那么简单，它融合了政治、文化、商业等诸多元素，才锻造出许许多多的媒体偶像。像饶颖，以一个终极受害者形象破土而出。媒体在使很多事情更清晰的同时，又使很多事物变得模糊。事情有真相吗？或者说，事情只有一个真相吗？一个案件，一起官司，一场暴光，一次事故，都可能有一个或几个手中握有真相的人成为焦点，变成偶像。最后我们只能说，事情不止有一个真相，或者说，事情有没有真相并不重要。
　　
　　当年刘邦看到巍巍乎的秦始皇的时候说，真男人啊。
　　而项羽看见秦始皇的时候却说，我要取而代之。
　　无论诗人刘邦还是贵族项羽，他们的成名都依赖于推翻秦朝。没有秦的历史，就没有偶像皇帝的出现。
　　可见一切偶像的诞生，都有赖于机会、时机、时势、命运、贵人相助、瞎猫碰死耗子、历史的巧合与重复。
　　
　　然而，在现今的互连网时代，偶像完全可以通过自助方式冉冉升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有了互连网，天行不健，君子一样可以自强不息。
　　
　　比如网络新偶像。
　　她的坚持不懈终于有了回报，出名了。用自己的方式，独特，而且普适。
　　人人都可以这样做，但难保人人都成功。
　　就怕一招鲜，下一个新鲜招和使招的人在哪里呢。
　　我们不由得有了类似江湖中人一样的心理，期待着又一个大侠横空出手。
　　
　　一个自助偶像的时代。
　　一个口水而不是物欲横流的时代。
　　一个虚无而有活力、无意义而充满生命感的时代。
　　一个以网络为基础、以娱乐为主要消费方式的时代。
　　一个对媒体、包装、炒作、造势无比蔑视和反讽的时代。
　　
　　总之，这已是后偶像的时代。
　　
　　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看到的小广告不是什么办证、机票之类，而是frjj的玉照。
　　也许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不小心，成为了谁谁的宠儿，成为了大众的偶像。我们没必要胆战心惊、不好意思，想想网络新偶像，我们就好受多了。
　　
　　想象一下，公元3000年时的后偶像时代、后后偶像时代。
　　我的天！
　　网络新偶像早已香销玉陨，然而她所开创的时代却一直继续、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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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 第一娱乐规律：无耻而后勇　
　　2005是超级娱乐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我们着实看到了很多娱乐大戏。它们超越了舞台本身，全方位地包容着娱乐本身应有的路子。
　　总结2005，只能说，这是向着娱乐共产主义快速迈进的一年。
　　而娱乐共产主义的内涵，就是人人都能充分享受到娱乐圈、明星们的无耻。
　　
　　2005上半年，芙蓉姐姐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征服了网络、媒体和世界。
　　她的奇迹效应是对传播学的致命一击，直接导致很多理论参数的改写。
　　很多人忿忿然，一个其貌不扬的草根怎么会这么日出江花红胜火呢。
　　其实，芙蓉姐姐与我们大众的审美趣味没啥不同，但她会把虚荣变成勇敢。
　　不是知耻而后勇，而是无耻。
　　无耻而后勇，是芙蓉姐姐成功的秘诀。
　　
　　这个秘诀，被年终大片《无极》继承和发扬了。
　　不仅无耻，而且无极。
　　《无极》当中诸多的逻辑漏洞以及搞笑片段已经被网络无数次地筛选过了，而且其象征意味（诸如：鸭国、鸟人、汉堡包、哈日）也被无数次描摹勾画，直到失真。
　　依据《无极》产生的诸多搞笑巨制当中，《一个馒头引出的血案》无疑是最可观的。
　　如果说电影《无极》是陈凯歌、张炭理念剧本之上的加工品，《一个馒头》就是电影《无极》的深化产品。
　　正值中国电影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终于能看到电影并非到电影为止的这一可喜现象。
　　是网络的力量让对电影《无极》的骂声凝结出《一个馒头》这样精彩的视频拼贴。
　　《一个馒头》将《无极》的无耻性放大到最大，使得所有品尝了《一个馒头》的人都会由衷地说，无耻之极。
　　
　　贯穿2005，还有一个幽灵一样的人物，白灵。这个有点儿像鸟的名字确实严重撞击着我们的眼球，红眼儿病、眼底结膜炎一时大作。
　　她的路子和芙蓉姐姐基本一致，只不过更无耻。
　　她更喜欢露出自己干瘪的肉体。关于其肉体干瘪的程度我就不说了，和《无极》一样有目共睹。她的睡袋胸已到了登峰造级的程度，让人一见不是眼前一亮，而是昏昏欲睡。
　　这样的人物居然也能深得娱乐三味。
　　我只想说，原来好赖屋也是一个大鸡场。
　　鸡年确实还没过去呢。
　　
　　章子仪在《艺伎回忆录》里的表演再次表明她是一个没有演技和耻辱感的国际明星。还有巩俐，她们为什么那么爱出演风尘呢，而且还是日本文化里的风尘？
　　韩国女演员拒绝了斯大导演的邀请，于是后者把目光转向了中国。
　　章、巩、杨，居然全来了。
　　国仇（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己辱（从艺伎到卖身）、异国情调（日本文化、美国导演）三者合在一起，倒是蛮有看头。
　　此可谓无耻而后勇的极端了。
　　
　　不要指责那些买盗版盘的人无耻，因为我们的娱乐界本身就不值得尊敬。
　　他们的无耻系数是天文数字。
　　相对制造盗版光碟，他们的无耻行为没有丝毫风险，而且收益巨大。
　　于是，他们就成了这个时代的见耻勇为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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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年味儿在哪里？
　　在网上看到《中国人为啥要过圣诞节》后，我就想：
　　我们为啥要过年？
　　我们为什么要回家？
　　我们为什么要突出去、冲进来？
　　我们为什么要大吃？
　　
　　周围的同事都在张罗火车票，要提前请假回家过年。他们将加入到春运的潮流里，此可谓是中国定期都要开展的大运动。
　　
　　在火车上，飞机里，到处都是回家的人。这时候，“我要回家”成了一个主义，一种信仰。它如此简单、如此短暂（即将实现），一路平安就显得特别关键。
　　我们为什么非要回家呢？
　　为什么非要在同一个时间回家呢？
　　
　　难道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这个精神遗产，就是为了让我们人头攒动地去挤上交通工具、忍受二十个小时的人肉桑拿吗。
　　我们在承受着某种自找的精神、肉体的折磨，我们的民族每一年都会经受这样的无谓的阵痛。
　　痛并快乐着，此年味儿之一。
　　
　　年三十儿的重要性和平安夜一样，都是在等待一个重要时刻。西方人恭候耶稣出生，我们期盼春天孕育。可见中国人还是喜欢对自然主义的信仰，一直延续到现在。
　　贴春联、剪窗花、买年画、打年糕、放花炮，这些传统的庆祝方式似乎已过时，或被看作贼土，或被看作与建设节约型社会不符。
　　春节联欢晚会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被动的庆祝方式，依旧沿袭了中国人“看”的习惯。
　　我们何时能过上一个春的狂欢节——“春欢节”。
　　庙会是有的，而且每年都会增加，这可能就是“春欢节”的雏形吧。可我们还是要遭遇到人流的汹涌，几乎和到火车站、飞机场赶集是一个滋味儿。
　　“年”，这个传说中的大怪物到底在哪里呢。它会比斗牛更有趣，还是能跳出高于桑巴舞的节奏感？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想找点儿什么玩的国人。他们焦虑于不知道能玩儿点什么，因为这可是最重要的节日啊，不能白白地让它过去了。
　　于是，风景区人满为患。而大街小巷却是空荡荡的，因为这里的人都出去过节了。似乎春节就得出去。
　　这里的人到那里去，那里的人到这里来。
　　城里的人去城外看风景，城外的人到城里看热闹。
　　围城，此年味儿之二。
　　
　　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嘉宾们也围坐在桌子边吃着什么，大大小小的酒楼饭店更是推出了超级年夜饭、大套餐。饺子，年糕，汤圆，八宝饭，涮羊肉，烤鸭，鲍翅宴，满汉全席。
　　中国的春节，仿佛就是“吃”与“看”。
　　我们为什么要大吃大喝？
　　因为我们把‘吃”当成了一种社会、社交、文娱活动。我们不是为了吃而吃，我们是在吃文化。
　　可是，我们吃进去什么，又拉出来什么呢。
　　我们可以集体吃，却不能集体舞。
　　于是肚子越来越大，脸也笑圆了，却不会使用我们的双腿。
　　看了吃、吃了看，此年味儿之三。
　　
　　我们只是在过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却离过年越来越远。
　　我们只能期待“春欢节”的出现，但愿吧！
　　但这肯定是民间自发而起的，决不能是政府为民办实事中的一件，更和主旋律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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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江郎才尽的标志：作家的自我写生
　　
　　一个作家如果以自己的生活为写作素材，或者以类似自己生活的故事为情节，就会进入到封闭的创作状态中无以自拔。这有些近亲繁殖的意思，更像是两面镜子相对形成的深渊。从而有了江郎才尽的时机。
　　王朔与冯小刚狼狈为奸的又一个电影作品《一声叹息》，写的就是一个作家的婚外情。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写了一个女作家的白日梦。廖一梅编剧、孟京辉导演的话剧《琥珀》，前半部分就是木子美故事的再造。主演刘烨以一个书商的眼光来欣赏和贬损木子美的下半身作品。果然，王朔再没写出什么玩意儿，卫慧不再有小说面世，而廖才女的新话剧也了无新意。
　　这些作家为什么要以作家的生活故事为素材吗，难道真的如王安忆所说的，城市无故事吗。王安忆写过一篇《城市无故事》，意思是城市里的事件是离散的，不像农村那样带有生长的意味。城市里的人是分立的，不像农民那般彼此有很深的联系。所以城市里没有基于土地而繁殖的故事，只有根据门牌号而出现的事件。
　　她只说对了一半。城市里的故事固然分散，但那是城市里故事的特点。再说，难道居住在城市里的王安忆就不写城市的故事了吗。她的一个解决之道是去采访，这和深入生活在精神上无二致，更简易罢了。她还写了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纯粹的上海大都市的历史故事。
　　
　　在《长恨歌》这一长篇都市历史故事中，可以看到王安忆所标榜的“城市无故事”的精髓，那便是线性的时空流转。她把城市写得像农村一样，精致的语言好似精耕细作，罗里罗嗦的叙述犹如大娘纳鞋底子密密地，流水一般的记录仿佛农妇田间地头上的想象。这其中的根由便在于王安忆对故事的那份执着。
　　小说是个人体验的作品。或者说，它就是个人经验本身。小说是在虚构世界，故事是在发现世界。小说是人工合成的化工产品，故事是自然形成的矿物。
　　故事明显地区别于小说，它的目的只在把情节交代清楚、把悬念留到最后。讲故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说书人，至多表达些世态炎凉人生无常的感慨。他不是那个对时空异常敏感的海森堡的微观粒子，也不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里的一个实验者。他只是在用传统说话，而没有自我对时空的发现与体验。
　　于是就能清楚地发现，原来王安忆竟是在用写农村的那种故事手法来写城市里的无故事，用庄稼生长的逻辑来贯穿城市的无逻辑。虽然《长恨歌》里的女主人公王绮瑶是旧上海选美大赛的获奖选手、名噪一时的交际花，却更符合一个村姑那种故事形象。
　　
　　扯着扯着，这议论的白帆竟然到了上海的外滩。再扯回来吧。作家的写作是精神体验，是体验的状态，根本就不能构成密实的小说情节。在写作过程中当然也包含很多生活内容，但作家的生活和一般人没甚不同。硬是要把这种精神体验状态掺和到生活细节当中去，只能以失败谢幕。因为它打乱了一个自洽的叙述时空，使观众或读者在这个时空当中找不到方向。
　　如此一意孤行，正像王安忆所说，既然“城市无故事”，只有去采访，去探听别人的私事，如果还不行，只得走向自己。于是，作家走向写作的“故事”，也就走向了穷途末路。还要背上江郎才尽的黑锅，不知何时才得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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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男人、女人@爱
男人爱女人，爱的是女人的自然属性。相貌、身材、声音、笑容、皮肤、头发、眉毛、嘴唇、耳朵、鬓角、发迹，都是男人梦魂萦绕的对象。而女人最可宝贵的自然属性当然就是纯洁了。于是，修补处女膜的生意不出意料地火开来，这可算是办假证行业的最高端技术了。
老辈人会语重心长地嘱托，女人要持家能干。可我们已经不在乎了，有保姆呢。但我们不能不看时尚节目，也躲不开集中营一般的广告。从这上面我们了解到社会崇尚什么、鄙夷什么，什么可以投其所好，什么只能弄巧成拙。凡是关乎女人的广告，大多和女人的自然属性相关，其焦点集中在皮肤、容貌、牙齿、身材、生理。
女人的美貌和青春是最可炫耀的，这是商业社会赋予她们的可供交换的资源。大自然里很多资源都因其自然属性而具有商业价值，像木材、煤炭、空气、水等等。女人更是这样。当然三十岁以后女人的价值另当别论，这就好比木材已然烧成木炭，完全是两种用途。
看到一个赏心悦目的女的是什么感觉，见到一个呕哑嘲哳的又是怎样刻骨铭心。人吗，就追求那么一点点内心的快感。女人们当然明白这点。她们宁肯化很浓的妆，随时开着空调，也不愿素面朝天。因为这样可以增强其自然属性的分量，并有扬长避短之效。她们去商场买的大多也是首饰时装化妆品，她们其实是去寻找和她们的自然属性相配的商品，使之得到维持和升值。
女人爱男人，爱的是男人的社会属性。男人的社会属性可分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大部分，女人都感兴趣。女人需要男人的社会属性来和自己的自然属性门当户对、天造地设。于是，女人的自然属性因男人的社会属性而发扬光大，男人的社会属性也因女人的自然属性而有的放矢。
现在的女人不会爱一个天然的男子，即使这男人相貌堂堂、或者小白脸一个。这很可能是受到了当代流行文化思潮的影响，那些漂亮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大银行，那些丑陋的男人一般都是成功人士。看来，爱天然男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没赶上，也肯定赶不上下一趟。这很悲哀，但没辙。
男人的美貌很少在这个时代被提及，也很少有这方面的欣赏知识能够大面积传播。你可以说这是男权造成的，但很多男人一样希望了解一二。如今，连美貌、美丽这样的词汇都不是用来形容男人的，否则就是语病。而男人只能讲很英俊，这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挺拔、壮实、英姿飒爽、健康。其实这英俊还是归结为安全感，还是能使女人因此联想到其内在的社会属性，即使那是幻觉。而更大的安全感就来自男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知识财富。
男人们为了自己的社会属性而奋斗打拼，甚至不惜行贿受贿、买官鬻爵。他们如此争来的社会属性就如同雄孔雀的开屏、火鸡的红嗉子。这些招摇过市的男人总是根据自己社会属性的高低强弱来寻找合适的女人，并把后者身上的自然属性与自己的社会属性一一对照，以调节身心平衡，把握下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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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合同制婚姻
合同制婚姻，听上去挺新鲜。事实上婚姻登记制度就是一个合同，但这是个长期有效的合同。合同双方在有效期内必须信守合同条款。可以提出解除合同，也就是离婚申请。合同没有规定违约责任，这是和一般合同不一样的。于是合同就可以轻易撕毁，受伤的大多是女方。
到了广泛征求民意后实施的《新婚姻法》，就规定如果一方不忠于合同、与第三者发生关系而提出离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样的违约责任包括了受损害一方在经济和情感上附加的诉求。如此看来，自《新婚姻法》颁布，合同制婚姻就真的完善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设想不到婚姻登记处登记而由双方自行签定一份婚姻合同。这样的合同可以一年一签，也可以签一个长期的。双方在法律上是同居关系，但在合同上则是婚姻关系。合同里当然可以按照双方的意愿规定一些权利与义务，也可以就未尽事宜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双方可以在合同到期前规定时间内提出续约要求，经对方同意就可续约或另行签定新的合同。这样的想法已经被潘军搬上话剧舞台，剧名就是《合同婚姻》。
合同婚姻看上去很没人性，很商业，事实上很多家庭在实际操作中就是这么干的。
先说那些看在钱的面子上嫁给（或傍）大款的，就是冲着一纸婚姻合同去的。虽然很多事项没有落到纸面上，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是灵犀一点通。就感情而言，那就只好放到第二位，她们（他们）以为至少是可以培养的吧。只要浪漫的氛围在金钱的营造下像那么回事儿，只要玫瑰花达到九百九十九，感情或许就能从无本之木上、从无源之水里生发出来呢。
再说说那些无爱情的婚姻。那些家庭可以陶醉在某种天伦之乐里，可以把一切幸福从孩子身上找拨回来，可以用亲情来代替爱情。但是有一样东西永远也不能让他们释怀，那就是隐藏在他们心中的那一份合同书。他们可能从来未提及这样一份家庭重要文件，只是默默地默契地互相支持执行着这份合同。越是心照不宣，就越是让合同占据了家庭的重要位置。这样的家庭生活难道不味同嚼蜡么。
最后说说那些频繁结婚离婚的人。他们手里一定有很多种类的合同文本，这个不合适了就换那个，那个不合适了还可以再换回来。他们不知道哪一份合同适合自己，自然也不能明白哪份合同适合对方。他们漂泊在合同制婚姻的幻想里，不断地修改合同条款，以为这样就能适应新的两性关系潮流。
婚姻，即使披着再美妙的爱情外衣，也是一种利益的结合。
爱情在婚姻成立的那一刻起，就会变成另一个形式上类似合同的心灵契约。
它比婚姻合同更长久，应该说也更不易泯灭和解体。很多人即使婚姻关系已经破裂，那份心灵的契约依旧保存完好。
保存好心灵的契约，比维持所谓的婚姻关系，对一生来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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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中国后现代社会的开始
中国的地理形势是西高东低，西部多大山、高原、沙漠、草原，东部多平原、三角洲、半岛。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社会势必呈现极其不平衡的信息生态。当西部山区还处在通信基本靠吼的原始状态时，东边已经把网络玩儿到了如此无聊的程度。
不可否认，共同富裕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奋斗目标。但信息生态上的共同富裕似乎更加遥远。在信息生态的大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的同胞还在为希望工程孜孜不倦。而在信息生态的超富集的池水里，一个无意义的滋生物迅速蔓延。
我们的后现代性居然在网络偶像的孵化下诞生了。
说到后现代的无意义性，不能不提我们的周星星和他的无厘头。
看过周星星的许多经典电影，发现其中的无厘头虽然搞笑，但电影本身还是很有世俗而庸俗的意义。
即使是《大话西游》，一样充满意义的波澜，那对爱情的由衷赞叹，让我们根本无暇顾及无厘头的风景。
到了《功夫》，那种除恶扬善的道德情怀更是甚嚣尘上，哪里还有什么无厘头的影子。后现代的时针也被拨回到现实主义的表盘上来了。
然而，网络偶像超越了周星星，让我们、让我们的媒体都大惊失色。何以玉体横陈、下半身文学火不过网络偶像？何以生理上的无聊为精神上的无聊所代替？我们何曾见过如此彻底的无意义呢，简直是全身肌无力。我们慌忙到处寻找那无意义中的意义，难啊，大家的眼球都直了。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徘徊在现代中国社会网络世界里的幽灵。它粉色透明，有着足以令现代人羡慕的未来时设计。它庄重典雅，似乎根本就是一贾宝玉二代。
它一路过来，
颠覆了现代主义的炒作学，使那些醉心于包装的公司、炒作大王们血本无归；
颠覆了现代主义的偶像精神，使那些偶像花容失态、乱了猫步，对经纪人说，滚；
颠覆了现代主义的学者权威，让他们在重估一切价值的时候先把价值重新定义；
颠覆了现代主义的理想，把德先生和赛博士赶回了上个世纪；
颠覆了现代主义的独裁，代之以无轴心的民主、众生喧哗的狂欢；
颠覆了现代主义的知识，让文盲有了啸傲江湖的机会；
颠覆了现代主义的哲学，把驴唇马嘴奉为圭臬；
颠覆了现代主义的社会学，把周孝正弄得语无伦次；
颠覆了现代主义的经济学，把张朝阳的眼球也给气掉了；
颠覆了现代主义的新闻学，使之向非典预防科学取经；
颠覆了现代主义的精神病学，对治疗抑郁症贡献良多；
颠覆了现代主义的历史学，让人类记住了一个比自由女神更高大的虚拟背影。
它颠覆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它甚至颠覆了我们对无意义的理解。
在网络偶像的广泛影响下，一个追求无意义性的粉丝族形成了。
他们和网络偶像其实在精神气质上非常近似，
他们早已接受八卦文明史的滋养，
他们从头到脚都是极限运动留下的烙印，
他们眼睛里充满网语的密码，
他们脸上挂着大话的神情。
他们早就在等待着一位姐姐型的精神领袖出现，
好带领他们超越木子美的青春沼泽，
躲避流氓燕栖息的神秘小树林，
直接抵达他们要去的动感地带。
当网络偶像倒下，我们却看到一个幽灵飞起。它多像那第一个核糖核酸分子，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开启一个新纪元。它直接开启了中国后现代社会的大门。
那些水木清华的莘莘学子，那些办公室里吹着空调的小资、那些呼哧带喘游荡在绿茵场上的运动员，那些买房子是为了卖房子的小市民，他们都将以期待网络偶像百倍的热情期待着后现代的到来，就像春的钟声。
在后现代的飞地上，我们的网络偶像已经被后来者所唾弃。但网络偶像的伟大抱负也将在这些后来者身上得到附体与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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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爱情需要怎样的计算
爱情是这个时代、每个人共同而唯一的信仰。当日常生活当中的其它事物都以沉落为世俗的附庸时，只有爱情还如海市蜃楼般亦真亦幻。
爱情需要金钱来保障，这毫无疑问。但在使用金钱的时候，其中还埋伏着爱情的经济学，这就不是谁都能明白的了。
首先是自然价值的交换。男女双方在接触当中会给对方一个自然价值的判断，比如“帅哥”、“美女”、“善良”、“有气质”。在这一综合判断完成之后，在双方交换情感的同时，也在交换着物质财富。这些物质财富的表现形式一个是礼物（信物），一个是享乐。
享乐是最初的交换形态，比如吃饭、K歌、游玩。在这时候，男女双方共同享有，女方只得到了一半，故而比较容易接受。等到了男方送礼物的时候，女方就会掂量一二。过于贵重的自当不接受，女方自以为其自然价值尚不至于此。
有时候女方会请男方，那也是对男方自然价值的肯定。如果送给男方礼物，就更能说明赞赏之情了。当然，这也可能是客套。如果是客套，只会有一到两次。当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就不是客气，而是意气相投了。
一般来说，物质财富总是从男方流向女方，因为相对来说女方的自然价值更大一些。美女们尤其料定了这样的交换，也就更加着意自己的装扮，以便使得男方在交换当中保持心理平衡。但自然价值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在交往的普遍撒网阶段，女方会充分利用这一点。
另外，浪漫的爱情更是和经济学上的浪费分不开的。把玫瑰花送给爱人，这就是浪费。它产生不了饭菜所提供的热量和营养，它也没有书本所具有的知识，它更没有衣服的实用性。再看送衣饰。那些浪漫的衣饰往往都不实用，都含有浪费的气质，或者叫锦上添花式的多此一举。还有去KTV包房唱歌，它不会使人对艺术有任何的长进，仅从发泄（好听点儿，叫“抒发”）的角度看，倒是通过浪费达到了调节身心的目的。
浪费得越多，越让爱人觉得浪漫，直到登上泰坦尼克号去浪费生命。梁祝的爱情故事，首先是浪费了学业。要不是因为同在杭城求学，他们也不会相识。当梁山伯一听说原来祝英台是个女的，就立刻拜别师母下山而去。他们还浪费了自己的青春。本来可以一起私奔的却偏偏要化蝶。为什么？因为这样更浪漫。
就那些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爱情而言，谈什么哲学、文学、社会学，都不如商场打折、房子掉价、汽车跳水来得浪漫。那种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的豪情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情感与商品一同过剩的时代，浪漫和浪费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爱情的发展也伴随着对双方社会价值的深入认识，尤其是女方对男方。在爱情初期，男方通过自然价值的交换已经全面地了解了女方的基本属性与功能。到了这个发展期，社会价值就成为双方考察内容的首选。而社会价值又可以集中表现在经济价值上。
女方一般将男方评价为上升股、下降股、潜力股三种。上升股自然要追捧，买涨不买跌也是此时爱情中人的普遍心理。要是下降股的话，就要考虑其是否有变成垃圾股的可能，需要心明眼亮，更要手段坚决。只有潜力股难以抉择，是买是抛，必须费尽思量、承担风险。
男方则用经济专业的水准来要求女方，希望女方不仅在婚姻家庭方面能像会计那般精明，更要在如何看待自己这个重大问题上能如分析师那样有长远的眼光。
爱情里的经济因素在其向婚姻转化时尤其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这时候，爱人还是爱钱就很难分清了。如果说女方是因为男方有钱才嫁过去，这未免有些赤裸裸。可如果说女方是因为爱情才嫁给男方，确实难以服众。
其实，自爱情一开始萌芽，它就已经和经济纠葛在一起。那时候，含情脉脉的爱情还对钱字羞于张口，这很像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
可当到了谈婚论嫁之时，经济的重要性就通过订婚戒指表达了出来。它预示着婚后的生活方向和生产潜力，宣示着家庭稳定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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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网通、电信的南北朝，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信息产业部好比是个联合政府，下辖六大省，分别是：电信、网通、铁通、联通、卫通、移动。嫡系当然是电信和网通了。
想当年，偌大的中国电信受到入关的刺激，一早醒来觉得应该效法美国AT&T，拆分自己，革自家的命。于是以引进竞争机制为荣，一分为二，南北对峙，形成了如今的电信、网通南北朝。南电信继承了中国电信的衣钵，拥上海、广东、深圳诸鱼米之乡，以老大自居。北电信与小网通兼容，摇身一变成了大网通。划江而治的愿景实现了。
接下来就是互派特务，进入彼此领地抛沙子、拆墙角、搞破坏。以前是同事，现在变成了对手，各事其主。
如果你是网通的用户，休想痛快地访问挂在电信下面的网站。比如我在北京家里通过网通的ADSL访问可爱的天涯杂谈，就很慢。而在公司有电信的宽带，访问起来就爽。我想天涯一定既有电信的接入，也有网通的接入，这是非常必要的。但还是电信的带宽更宽些吧。
网通的特工手段隐蔽而高明，但再高明也逃不过电信人的眼睛。因为网通跟电信彼此限制，手段雷同，一丘之貉。既然是一丘之貉，何不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合并算了。又何苦合久必分，明争暗斗，伤了和气。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两大阵营还要合并，到时候就相视一笑泯恩仇了。
可苦的是那些提供内容服务的ICP和广大的网虫们。他们（我们）可笑得出来么。最多也就是破涕为笑，玩笑结束了，生命被践踏了。
语音为什么互连互通没问题呢？因为网通和电信之间有结算，比如长途，按6分钱（每分钟）来计算利益。
而互连网是资源共享式的，对方过来的IP包不仅是免费的，而且还会占用自己的资源。
信息产业部在互连网的互连互通上无所作为，这很像中国足邪对待黑哨和赌球的态度。
电信和网通分家，带来了竞争，但作为消费者并没有因此享受到电话服务上的实惠。当他们彼此进入对方领地，没有自己的语音驻地网资源，只有放手发展VOIP（网络电话）业务来冲击对方的市场，这很像地下党在活动。
而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对VOIP（网络电话）则嫉恶如仇，到处封杀，可比当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们几乎就是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与极其流氓的手段来壮大自己。
我们的电信资费（电话与宽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原因，就是这帮子垄断者不愿意放弃自己垄断利润的结果。
电信和网通都是国资委下计划单列的大型一级国有企业帝国。他们对待那些有很多网络盲区的铁通、联通以及没有地面网的卫通，更是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帝国主义者的嘴脸。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自私到极点，而且这还不是自己的产业。
哪天他们的头头就跟各大军区司令相互调动一样也来个彼此换防，还是会表现出那种蛮不讲理的垄断者的本性来的。
那些电信系统厂家把他们给惯坏了。
我们这些消费者也容忍惯了，从技术专制到服务垄断。
一切都在习惯当中被不了了之，一切都在文化沉淀当中得到稀释。
像宽带带宽这种商品服务，拿什么去约定其服务质量呢？
到底他们提供的2M的带宽实质上有多少，该不该找他们赔偿？
1M的ADSL上传到哪里，还能保证1M的速度？
我们的宽带服务在带宽资源共享中被打折、被降级、被肢解了。
对电信和网通的怨气简直罄竹难书，不比当年打土豪时的控诉大会差吧。
可是，我们即使控诉了也得不到田地。
我们能得到的，只是一纸断线赔偿书和一个无法除掉的电脑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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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七、广告代言了时代
商业文化对汉语的需要就是：吆喝。只是这吆喝是充满视觉冲击力和蠢蠢欲动的性感刺激的广告罢了。
听听老北京的那些吆喝声，土得掉渣儿的艺术，和现在的土家烤饼差不离儿。而广告在现在和可预期的未来也是一门绝对的主流艺术。广告艺术家到那时肯定会比电影表演艺术家更吃香。
说到广告，我立刻想到了那些凤毛麟角的时代格言。像：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改成Lenovo呗。但这条广告语实在太经典，世界人民都舍不得失去联想，只得让联想把IBM给收购了。
奥柯玛冰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新飞冰箱就说，“广告做得好没有新飞冰箱好”。
Solvil Titus（瑞士牌手表）的广告这么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自从小两口们有了这句座右铭，社会的离婚率也提高了不少吧。
还有更绝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但这话不是广告词，是电影《大腕儿》里专门用来讽刺广告词的。
没想到为时代立言的工作竟然被广告承担下来了，汗ing。想想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优”,于今只要把“忧”换成“优”，不是很好的广告词吗。
[自荐] 让我去做个广告策划吧，为时代代言。
这些广告词除了为时代代言外，还让我们懂得了活学活用汉语能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那些广告词的创造者不仅不拥有著作权，连署名都不行。他们是无名的汉语大师。
而更多的广告词还是依靠改造传统汉语（成语）来博得一些惊异的蓝绿眼球。
好色之“涂”（涂料广告，来自“好色之徒”）；
“咳”不容缓（治咳药，来自“刻不容缓”）；
口服心服（某矿泉水的，来自“心服口服”）；
不打不相识（打字机广告，很不错的应用）；
一毛不拔（牙刷广告）；
金利来皮鞋，足以自豪的世界（这里的“足”从形容词变成了名词，语法上就不通了）。
北京竟然出台规定——禁止广告词对成语改头换面、李代桃僵，这实在滑稽、可笑。《诗经•周南•桃夭》中有“桃之夭夭”，是形容桃树枝叶茂盛。后来人把“桃”改作“逃”，才有了成语“逃之夭夭”。那这不是篡改吗，谁管了。
像“好色之涂”就也属于对成语的活学活用，使成语从词典里走出来，变成在消费大众面前熠熠生辉的新成语。
举了上面这些例子，再往下说就容易了。
现在诗歌没落了，没市场了。所谓“人穷而诗工”的说法现在也不适用了。可自从高考允许多文体写作，也包括诗歌，于是诗歌的繁荣就指日可待了。
无论高考、商业、科举，其实都是市场在起作用，在把握着创作者的笔杆子。广告词、短信日后都会成为类似日本俳句的文体的，而且很多现形诗人也会变成这种文体的大师。
这不是蜕变，而是进化。
再来说说我到[北京]东北三环转了转、看到如此宏大的汉语大排档后的小收获吧。这块儿是北京的CBD，富人多在这儿转悠，所以广告词也漂亮。如：
香草天空（康城叠拼别墅广告）；
提香草堂（西南鼎级别墅广告）；
列踞豪门，贵而不俗（天鹅湾广告）；
小居大富（富贵园广告）；
步步为“赢”（思科网络广告。看来北京的禁令没奏效啊）。
这些广告所叫卖的东西应该西方都有，都是跟洋师父学的嘛。但这些广告词的创意和内涵却是汉语独具，也许这是比所售商品更有价值的创造。
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广告，那就是取一个叫得响的名字。当初洋货盛行，洋名也需要扬名。音译法自近代中国睁眼看的第一代介绍外来学说、知识就已大规模采用，最高境界莫过于形意俱佳。
在洋货大潮中，可口可乐算是起得最好的名字，虽然我还是不知道喝了那玩意儿有啥可乐的。
爱立信，爱立于信誉。和可口可乐有一拼。
摩托罗拉，昵称“磨[摩]磨蹭蹭”、“托托拉拉”、“罗罗嗦嗦”。同样是通讯领域的，虽然比起“爱立信”，“摩托罗拉”这名字有些不妙，但生意大好也就行了。
麦当劳，要想吃麦子，就应当劳动。怪不得那么多家长爱带孩子来这儿呢，德育啊！只是为何孩子越来越胖？
肯德基，肯定是德行的基础。有点儿不知所云，似乎很高深。看来它不如麦当劳起得好。
如今洋货日益被国货所取代，或引进、或合作、或合资。但洋货们的中文大名却可以一直启发后来者。于是大量国货的名字都跟来自国外似的，像奥科玛、海尔、波导、科隆。这些早就国产化的电器厂家还把自己打扮得跟个外商似的，就是利用了“洋名=扬名”这个原理。
在我看来，还是欧典（地板）这个名字最棒，尤其是当它被央视315晚会暴光欺诈消费者之后。我在想，那个公司的策划者当初是如何精心包装着自己的品牌，把价格定在2008（元）也是为了和北京奥运挂上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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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分析
如今，一切都被冠以“新”。“新问题”、“新时代”、“新事物”、“新情况”、“新经验”、“新模式”、“新现象”、“新思潮”、“新写实”、“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农村”、“新新人类”。这些“新”被统称为“中国特色”。
而更多的中国特色体现在新创词汇上。这些新词汇的创造完全可以和网语（在后面有专门论述）相媲美，那么我们又何必要反对网语呢，是不是由于这些是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词汇就该格外照顾呢。
“大话”、“戏说”、“Q版”、“非典型”，目前是形容各种人生事物和文艺对象的流行性定语。“大话” 、“戏说”起于对港台一些影视作品的定位。“Q版”则是从QQ开始的，是即时性网络创作作品的一个标签。而“非典型”来自200年肆虐中国的“非典型性肺炎”，从此“非典型”爱情、“非典型”生活、“非典型”小资在病毒消失后逐渐盛行。
当年的白话文运动将口语当中的白话应用到书面，使得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时能方便、明白地陈述、引用。此后，每当社会出现大动荡，也要殃及汉语，新词不断。到如今“海龟”晒成了“海带”，便是白话文运动继续深化的物证。
创造新词，意味着我们对传统语言不满，传统汉语不能表现我们要说的东西。看看中文版的《存在与虚无》，翻译家在诠释萨特的哲学术语时可谓是翻遍了道家典籍，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存在主义和老庄近似吧。但从翻译的效果来看，还是相当的拗口，可以想见翻译家在意译时那副痛苦的表情。想想如果汉语足够丰富，是否能轻松一些呢。
以前中国管“失业”不叫“失业”，叫“待业”。既然是待业而不失业，那就没有所谓的“失业率”了。现在还不叫“失业”，叫“下岗”。于是就有了和“待业”相呼应的“再就业”，就像把“遣返”改成“劝返”。“转制-买断-下岗——再就业”，一连串的大喘气，都是为国企解困而制造出的新词汇。
还有原来的“双轨制”，现在改成了“与国际接轨”。终于算是抛弃了一条便宜的钢铁轨，保留了一条比较贵的合金轨。于是只在油价上涨的时候才国际接轨，未免还有“双轨制”的遗风。
“官倒”、“批条”、“回扣”、“体外循环”、“小金库”。弄好了，是单位的功臣，一地的霸主。弄得不好，或得罪谁了，就只得被“双规”、“双指”。于是，当“保证先进性教育”简化为“保先”就会有个疑问，它真的能保鲜吗？
中国社会每当处在转型期都会出现词汇紧缺的情况，洋务运动、五四、文革、改革开放，于是大量的翻译家、学者、留学生和商家、政客就投身其中，为丰富民族语言出把子力气。现在又多了网络和媒体的贡献。
要论啥是中国特色，其实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件中就能觅出一二。看看那些开始还羞涩地带着引号、后来就大胆地摘掉的词语，中国特色真是呼之欲出。所以只要这些词语在中国特色就不会褪色，而任何新词汇都只会为其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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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九、网语来得正是时候
语汇就是因交流而产生的，而网络就是一个大交流场。时不时出现俩新词儿实在正常，根本没必要像某些语言学家、新闻记者那样急着去绞杀。语言学家反对这些新词儿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害怕汉语词典又要重新修订了。
汉语词典早晚是要修订了，就像北京地图一样，经常会有新建筑突兀而出。只是北京建筑里的那些典故已经拆得差不多了，远非汉语词典里的书面语那样容易保留。
研究网语应该有很多方法，最简单的莫过于举例分析。在举例分析之前，我先作个分类。现在出现的网语大致分为四类：中文网语；拼音网语；数字网语；混合网语。
中文网语
我——> 偶
FANS（某某迷）——> 粉丝
喜欢——> 稀饭
美女妹妹——> 美眉
Email（电子邮件）——> 伊妹儿（颇有情感的音译）
丑女/丑男——> 恐龙/青蛙（相当含蓄啊）
拼音网语
比拼——> PK
美女/妹妹——> 美眉——> MM
他XX的——> TMD（看起来干净、文明多了）
变态——> BT（这可不是英国电讯公司啊）
芙蓉姐姐——> FRjj（已属专有名词）
数字网语
Bye bye——> 拜拜（形象的音译）——> 88（有“恭喜发财”意）
就是——> 94（酱紫）
气死我了——> 7456
呜呜呜呜（拟哭声）——> 5555
无聊——> 56
混合网语
汗颜（现在时）——> 汗ing（汉语+英文）
商家与个人的电子商务交易（Bussness To Custom）——> B2C（数字+英文）
时尚的——> 最in
从中，可以发现几个特点。一个是英语被汉化，这仿佛是民族自豪感的起源之一。汉语具有天然的同化外族语言的能力，这个是韩语不能比的，虽然后者在韩国人心目中是最科学的语言。以后我们吃粉丝的时候就会想到偶像，喝稀饭的当口就会满心欢喜。
而超女比赛带来的网语改良，就是把粉丝发挥到极至：李宇春迷——> 玉米，张靓颖粉丝——> 凉粉，黄雅丽的支持者——> 荔枝，周笔畅迷——> 笔迷。
在英语向汉语流失的同时，汉语也在被数字吞噬，这是另一个特点。数字网语输入方便，有着风趣的谐音和似是而非的意象。再一个特点是越来越洋泾浜，越来越符号化。我想很多语言专家对此一定相当地忧虑，尤其那些作文老师更是痛心疾首。汉语的纯净之美给打破了。
想想民族的语言被看得何等重要，想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谶语，我们的心就不能平静。
其实汉语的纯净之美早就被打破了。外来语披着汉字的羊皮，阿拉伯数字在我们的文章中横卧竖躺，那些麻辣鸡丝、某某司机之类的外国人名也是惨不忍睹。汉语再不是秦砖汉瓦唐风宋雨元雾明雪清花了。
而汉字尽管有象形的一面，但终归还是符号。只是符号化过分严重，如未推广开的第二代简化字（繁体字与简化字的关系见下文），会完全丧失汉字本身的韵味，接近于日文，这是民族心理绝对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