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6:39

　　殉难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为闻一多同志复遭暗杀紧急声明中关于闻一多先生的遇难这样说：七月十五日，本同盟支部假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同志之被暗杀事招待新闻记者。会后闻一多同志偕其长公子闻立鹤于五时四十分离民主周刊社，回返西仓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约五分钟后南行于宿舍门口，即被暗伏之特务暴徒若干包围狙击，闻一多同志头部胸部满是弹孔，血肉模糊，左腕并被打折，当场殒命；其长公子胸部中三弹，左右腿各中一弹，一腿亦已折断，生命危殆。李闻两同志惨案连续发生，相隔不及四日，而闻一多及其长公子之被刺，时间更在白昼，地点则为通衢，凶手达数人之多；并闻事先附近居民，即得暗示关门闭户，而行刺之后，暴徒复能扬长而去，无警宪追缉，此显系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暗杀行为，已毫无分辩之余地。

　　据闻一多长女闻名回忆，那一段时间昆明的白色恐怖简直言语无法形容。有一个女特务，她直接来到闻家，穿着一个灰的长袍，菜绿色的脸，长指甲。她拿着一本圣经，利用圣经来威胁闻一多。她说主说的怎么怎么的，闻一多你还不改悔，你的“多”字是两个“夕”字，你再不改悔你命在旦夕了。她还带来一封恐吓信，直接闯到闻一多的窗前，在那儿大叫大骂。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复员的学生离开了昆明。国民党特务当晚就杀害了李公朴。被暗杀以后当天晚上闻一多就要去，家里人叫他不要去，怕晚上出事情。结果第二天五点天还不亮他就去了，去的时候李公仆已经死了，他抚尸恸哭。
　　7月15日，昆明学联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在云大至公堂召开“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获知李公朴夫人张曼筠要作报告的消息，亦要参加大会。闻一多夫人高贞与其他人一再劝阻，他断然说：“这怎么行，李先生尸骨未寒，我们做朋友的都不出席，怎么对得起死者！如果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畏缩不前，以后还有谁愿意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李先生明天就要火葬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群众大会，我可以不发言但一定要去。”大家拗不过他只好作罢。

　　7月15日，在李公朴殉难经过的报告会上，发言的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混进场内的特务趁机起哄怪叫。这时，闻一多再也忍不住了，他上前扶起李夫人坐下，怒目注视着起哄的特务，说道：“特务们，站出来！你们还有几天了！我们不怕！我们不怕牺牲！”
　　在大会上，本来再三约定不发言的闻一多，站起后即席作了著名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讲演。闻一多说：我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不准备跨回来了！我们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
　　在闻一多讲演的时候，那个女特务也来了，她扔下一封信，说是给闻一多父子的，并说是你们命在旦夕了。
　　当闻一多在学生的簇拥下，从报告会上回到西仓坡的家时，家人紧紧悬着的心才落回原地。
　　闻一多长女闻名回忆：他（闻一多）回来以后的第一句话说，你妈妈呢，你看我回来了，放心了吧。完了就把拐杖往门上一挂，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镇定。恐吓信也给他看了，看了以后一揉就扔到纸篓里去了，他照样干他的。

　　下午一点，闻一多要到“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家人是无法劝阻他的，由长子闻立鹤护送父亲出门。往日还算热闹的西仓坡，此时变得寂静无人。
　　下午五点，闻立鹤到“民主周刊社”的门口去接父亲。街上依然行人稀少。民主周刊社离闻一多的家只有200多米，拐过一个丁字型的路口就到了。父子俩拿着一份报纸边走边看。离家只有十几步的距离了，西南联大宿舍院的大门近在咫尺，父子俩都暗暗的松了一口气。
　　闻名回忆当时的情形：那时候小孩嘛，我们就为了调节一下自己，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我就跑到隔壁去，陈达教授家里跟他的小孩玩扑克。我母亲呢就拿着个毛衣在那大院子里走来走去，其实谁也心不在焉。就是正在这个时候，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一阵枪响，十几声了我们都听到。一听到枪响我们都明白了，全都往外跑，我母亲她踉踉跄跄就跑啊，她身体心脏本来就挺弱的，心脏病。我一边跑一边觉得腿就直往下跪。因为明知道是他们，那个时候正好我大哥去接，我母亲不放心，让我大哥去接他去了。果真出门一看，他们父子两个一横一竖倒在血泊里。

　　闻一多头部中了三枪，胸部、左腕也被击中。闻一多倒下的时候，年仅47岁……
　　悼念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朱自清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写诗歌颂闻一多：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婚恋
　　闻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他和夫人高真本是亲戚。闻一多称高真的母亲为十姨妈，称高真的舅舅为九舅，幼时还常到九舅家去玩耍。高真原名高孝贞，在家大排行第七，闻一多称她七妹。闻一多行十一，高真叫他哥。
　　高家也是一个大族，高家的先祖在明朝时立有战功，曾受到皇帝的召见和奖赏。高家的后代一直保存着一面秦朝铜镜，据说就是当年皇帝赐予的宝物之一。这个家族内，每逢过年都要张灯结彩，挂上祖先的业绩以激励子孙。高真的祖父做过知州、同知等，据说还做过道台。高真的父亲高承烈(字敬伯)早年就学于京师法政学堂，曾任广东饶平县知县，绥远恳务局坐办，安徽蚌埠船舶事务局局长，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职。他为官清正廉明，办案时别人送来的金首饰和衣料等，他都退了回去，只留下万民伞。在官场多年，自己却一点积蓄没有。因此，当他四十多岁就不幸患上肺结核，不得不告退时，家境也就随之败落了。高承烈常年在外，见识较广，思想也比较开明。他主张女孩子进学堂，不缠足；还亲自出资送胞弟去日本留学。

　　闻家和高家是门当户对，但高真的母亲最初是不愿意将爱女给过去的，她说堂姐严厉，怕女儿将来受不了。高承烈喜欢闻一多，在和闻家的交往中，早就看上了这个孩子的聪明才智，回家来总夸奖他，特别是夸他文章和字写得好。他对外祖母说：“我就是喜爱他！婆婆嘛，管他呢，跟婆婆才多少年？将来还是跟丈夫的时间长！”就这样，由高承烈夫人的一位表弟——闻一多夫妇的五舅做媒人，两家定下了这门姨表亲。那时闻一多才八九岁，高真比他小四岁。

　　按照封建习俗，定了亲的男女孩子在结婚以前是不能见面的。然而闻一多呵高真却有过一面之缘。这次见面给他们俩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真曾对女儿闻铭谈及此事：“那天，我正在九舅家的堂屋里，同几个姐妹围着桌子玩。忽然进来了一个男孩，舅妈一见，赶快过来拉着我就跑。那孩子就是你爸爸！在旧社会，女孩子过门以前是不让和未婚夫见面的。我那时只有六、七岁大，哪里懂得这些？”闻铭问母亲，还记得父亲那时穿的什么吗？她说：“棉袍马褂，戴一顶瓜皮帽。”过了一会儿，她笑道：“后来结婚时，你爸还和我开玩笑：‘你那时为什么事要跑走啊？’”

　　1922年，闻一多清华毕业出国前夕，接到了父亲要求他寒假返乡去完婚的信，他极其苦恼。作为一个五四青年，一个激情满怀、热情浪漫的诗人，闻一多向往的是自由恋爱，憧憬的是那“最高、最真”的情感。他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曾写道：“严格说来，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对于父母给自己订下的这门娃娃亲，他一直不愿意去想，也没有时间去多想。于是他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但闻父担心儿子出洋后会变心，执意要在行前给他完婚。为了说服儿子，他让当时同在清华读书的侄子闻亦传——闻一多的八哥来开导弟弟。最后闻一多禁不住家人们的苦口婆心，答应了婚事。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祭祖；第二，不行跪拜礼，不叩头；第三，不闹新房。对此，闻家做出了妥协，说：三条全可以答应。你不祭祖，我们祭；跪拜礼可以不行，改为鞠躬；对新娘要闹一下，但不过火。

　　婚期订下后，而父亲却为此痛苦不已，夜难成眠。寒假前，他怀着沉重阴郁的心情回到了家乡。望天湖旁的闻家大院喜气洋洋，上上下下一片忙碌，亲人们正热切地等待着他归来。闻一多却愈发感到窒闷，满腔的苦楚只能在诗中倾吐。婚前一周，他写下了那首满载愁苦的《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本是为滋养些嬉笑的花儿的，如今却长满了愁苦的荆棘——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越缠越密……”

　　闻一多本是一个执着的艺术追寻者，“相信艺术能提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的质料”。在现在他也要借艺术“魔力”的作用给自己的生活注入“快乐与同情”，化解愁苦与忧烦。于是，在婚期之前好些天，他开始和十四弟(闻一多的堂弟)闻钧天一起动手装饰自己的新房。闻钧天也是个绘画迷。两个年轻的“美术家”在新打的红漆家具上精心绘制了金色的图案。高真曾听家里人说，两人下了好大工夫，房里的橱、柜和新床床架上的图案，全是他们亲手画的。闻一多在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把小侄子们全都叫来，大家在“艺术宫”里，盘腿坐在床上聊天，说说笑笑，兴致勃勃。当晚，就都横七竖八地在新床上睡了一个通宵。

　　他准备婚礼的过程里他不肯理发不肯洗澡不肯接新娘，躲在书房里给梁实秋写信：“我此生只肯以诗为妻以画为子”。结婚那一天，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结完婚，他也像很多人一样迅速地逃离了令自己沮丧和绝望的婚姻生活，他回到清华大学。

　　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娘子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他对婚姻的不满也并未因结婚而消减。从老家回清华以后，他于1922年5月7日写信给弟弟家驷，痛说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闻一多对于这门亲事极其不满，但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闻一多于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她早日回来读书。信中说：“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请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在他的恳求下，闻的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1922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刚过一个月，1923年1月21日，闻一多在读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写信给好友梁实秋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后来，高真来到北平，她对丈夫的照顾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和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他们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惠羽)。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6:39

　　卢沟桥事变时，高真回乡探亲，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真很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足见他对妻子的深情。

　　后来，高真带着孩子随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一家从武汉到昆明，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高真跟随闻一多历经苦难。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真，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真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真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真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真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真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此，妻子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真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闻一多越来越受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请他去讲演或写文章，有的向他请教，有的来和他商量斗争的部署。对所有这些客人，高真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很多学生都住进闻家。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真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闻一多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总之，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作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真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李公朴被暗杀后，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真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真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真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闻一多的侄子闻黎智当时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和妻子魏克就以这里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高真多方掩护和配合。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掌握这个关系的是吴晗。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在这里，一批又一批，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真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1948年3月，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

　　斗胆的再发表一些想法,鲁迅的阿Q和狂人日记都算不上很出色,它们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更多的是承担文化革命的社会功能,以文学为武器,在纯文学和艺术性上都不算很好,倒是一些短篇我很喜欢,比如在酒楼上,还有他的一些追忆散文我也喜欢,如社戏之类,里面有鲁迅非战斗的温柔人性的另一面
　　有人曾说闻一多喜欢过方令孺。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闻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到青岛后不久，就把妻小送回老家，一人独居，这一点连好友梁实秋也不理解，不过梁好吃，夫人厨艺绝佳，当然舍不得老婆走。
　　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教《昭明文选》，又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由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饮，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提议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回忆，他们酒兴甚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豁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

　　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原来，自从1928年《死水》诗集出版之后，闻一多很久没有写诗，好像悄然从诗坛引退。徐志摩很着急，常去信催。现在《奇迹》出来了，他便以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奇迹》一诗，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因而诗中的“奇迹“究竟指什么：是真理还是理想?是美还是爱?曾引起过种种的揣测和联想。这是一首有48行的长诗。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终于，“奇迹”出现了!“我听见阊阉的户枢砉然一响，传来一甩衣裙的绊縩，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闻一多和方令孺的来往，引起了一些流言，闻一多也觉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辟自灭。
　　闻一多婚后曾经爱上过一个女子。相当多的研究者包括闻一多后人都认为闻一多喜欢女诗人方令孺，并且进行了诸般牵强的考证，但实际上闻诗人根本不可能爱上方诗人。他写给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此地有个方令孺，是方玮德的姑姑，能写诗，手段虽嫌粗糙，但颇可调教，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世界上哪有用这种语气谈自己暗恋的美女的？何况《奇迹》裏面的那个她，用一句唐传奇常用的话说：惊为天人。杨校长等在顺兴楼搞PARTY，八缺一，闻院长主动推荐方令孺，遂号酒中八仙，彼此相处，形同哥们，哪里又会是恋人的举动。

　　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认为闻一多爱上的是教务长赵太侔的夫人俞珊。俞珊早年就加入南国剧社，演戏是一流，是青大校花。沈从文作小说《八骏图》，其中那个穿黄裙子的女子，很有可能就是影射俞珊，而教授庚则可能暗指赵太侔。至於主角达士身上就有闻一多的影子，被黄衣女子的风情打动，向自己的未婚妻撒谎迟归。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多次提到俞珊，据说，在闻诗人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时，徐诗人曾亲自来青岛警告过俞珊，请她约束自己。

　　评说
　　毛泽东、朱德同志对李公朴、闻一多的称赞：“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
　　闻一多一直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梁实秋曾称赞闻一多是“清华现在惟一的诗人”，说他“满脑子都是诗”。
　　闻一多学生李晓评价老师：他有句名言，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最能反映他思想感情的一句话，也是他终身实际上做的这句话。

　　原《民主周刊》主编唐登岷：“闻一多先生明知李公朴遇害后，他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下一个对象，依旧临危不惧且迎着敌人直冲向前，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体现了对祖国、对人民怀有无限的爱，对人民的敌人有着强烈的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梁实秋的话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
　　在蒲薛凤眼中：“闻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伊在抗战初期，即高谈民主自由，反对独断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臧克家在《闻一多精神》、《追念一多先生》等文中对研究、探讨闻一多学术论著不多感到遗憾，说：“闻先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反而受到冷漠，我很不平！……我认为，现在应该在学术界、在文坛上，以各种方法宣传、发扬他的业绩，他的卓越成就，他的高尚品德，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认识他，因而受到教育。”他说：“闻先生人虽不在我眼前，却永远，永远在我心上！”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6:40

梁实秋
　　有一次大家为梁实秋的生日摆“寿宴”，宴後他兴致不减，一定要冰心在他的一本簿册上题字，冰心那天喝了一点酒，略一思索便挥笔而成，她写道：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这时，围在书桌旁边的其他男士们大为不满，都叫著说：“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於是冰心说：“少安毋躁。我还没有写完。”接著笔锋急转，继续写道：
　　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庚辰腊八书於雅舍为实秋寿冰心
　　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对梁实秋先生的最有名的评价，却也是最贴切的评价。梁实秋先生的的确确就是一朵花。
　　性情
　　梁实秋在清华上学时，因自小家庭规范极严，对清华严厉的纪律倒能安之若素，数十年后还坚持认为，“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
　　在清华时，梁实秋被同学认为“不太问时事”，但他对清华对中文的轻视极为不满。清华当时上午上用英文讲授的课，下午上用中文讲授的课，极不重视中文课，不尊重中文教师，“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外人偏偏不肯低头。”梁实秋的反应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

　　梁实秋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和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梁实秋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梁实秋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梁实秋慷慨应允，暗地里却往小碗炸酱里加了4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

　　1927年，梁实秋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看到一家小报逐日连载《乡下人到上海》，对外地人极尽挖苦，梁便化名写了《上海人到纽约》，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连载，直至《乡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为止。
　　抗战胜利后，梁实秋、李长之同在北师大执教，同住一院。一日，李妻买菜归来，把菜筐往桌上一抛，买来的菜正抛在李的稿纸上，弄湿了稿纸。伏案为文的李大怒，遂起争端。梁闻声赶来对李说：“太太冒暑热买菜是辛苦事，你若陪她上菜市，回来一同洗弄菜蔬，便是人生难得的快乐事。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夫妻间也需一分体贴。”李默然良久，以后就很少对太太发脾气了。

　　鲁迅和梁实秋曾有过论战。1941年11月，鲁迅去世5年后，他在重庆《中央周刊》发表《鲁迅与我》一文：“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但是做为真理的辩论看，我并不心服。”1964年，他写了《关于鲁迅》一文，行文宽和，对鲁迅进行了公允的评价，并且在文中公开反对国民党在台湾禁鲁迅作品。

　　梁实秋曾经在一所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列。”梁、鲁对骂多年，梁更被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但雅量若此。

　　政治
　　1919年5月19日北京学生开始街头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大队进城了。在前门外珠市口，梁实秋所在的小队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开始讲演。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运动开始后，章的儿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这让从小在守礼不移的旧家庭长大的梁实秋非常不满。
　　梁实秋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
　　“五四”之后，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开始向学校要求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对这种经历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对此梁实秋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总的评价是：“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对闹风潮的反感自不必说，即便他肯定的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求知的狂热”，梁实秋在日后回忆起时也不无微辞：“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梁实秋的口气，倒好像他只是五四运动的一个观众，而并非身处其中的热血青年。

　　梁实秋并非不谈政治。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连蔡元培、张元济等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都为之叫好。1935年11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在《槐园梦忆》中忆及此事曾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梁实秋亦不赞成共产党，他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虽然他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但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

　　文学
　　在清华上学时，梁实秋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梁实秋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实秋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抗战时，梁实秋得知一位杨太太做的排骨萝卜汤才是一绝，于是上门拜访，一尝果然如此。席中宾客们一致要求主人要公开烹制秘奥，杨太太很谦虚：“没什么，没什么，这其实上不和是台面的，不成敬意。”这时一位客人开了腔：“我来宣布这个秘密吧，一句话：多放排骨，少加萝卜、少加水。”梁实秋回去后朋友探讨刚才公开的“秘密”究竟是笑谈抑或是真有其事，决定一试究竟，结果，大获成功。梁先生顿悟：文字掷地作金石声并非易事，但要做到言中有物却不难，关键在少说废话———“这和汤里少加萝卜和加水是一个道理。”

　　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时，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程季淑装订。程季淑用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
　　有人从小就用梁实秋编的英文辞典，一次问他，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梁回答：起码要翻破我编的三本字典。
　　梁实秋：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得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
　　梁实秋问：文学是由阶级性的吗？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晚年梁实秋谈起他和鲁迅的论战，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母爱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
　　梁实秋问鲁迅：“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贬得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梁实秋说：“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梁实秋曾说：“有一些事，有能力的人不肯做，无能力的人做不好，编字典大概属于此类”。他一生编了20余本字典。
　　爱国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当天，梁实秋对他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
　　晚年梁实秋和妻女在美国生活，他始终对去国远游一事耿耿于怀，不但抱怨当地“乏言可陈”、让他只能“静待晚年”，并且只申请了长期居留证，却不愿加入美国籍。梁实秋说，入籍必需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女儿梁文蔷也只能刻了一方“四海为家”的印章送给父亲。

　　晚年，梁实秋再次写到他曾任教的青岛：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地点去居住……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不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被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他的大女儿曾专门将青岛海滩的一把细沙装入瓶中寄给父亲，梁实秋将它供在案头，看得老泪纵横。

　　情谊
　　冰心与梁实秋是一生知己。1923年，冰心与梁实秋等一班清华留学生同船前往美国。梁实秋、顾一樵等人在海上办了一份名为《海啸》的文艺刊物，约冰心和许地山等写稿。一次编辑会后，梁实秋忽然对冰心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这个女朋友就是他后来的夫人程季淑女士。闻此语，冰心大为诧异。

　　在哈佛时，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梁实秋译成英文。冰心演丞相之女，她的同学谢文秋扮演女主角赵五娘。大家都争着饰演男主角蔡中郎，以便一亲芳泽，最终，在顾一樵的力推下，由梁实秋出演戏中男主角。上演前，他们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梁实秋扮演的蔡伯喈和谢文秋扮演的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但梁实秋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后来，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订婚。冰心对梁实秋开玩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从此，梁实秋写文章就以“秋郎”署名，到了老年他又堂而皇之地自命为“秋翁”。

　　1931年11月下旬，也就是徐志摩遇难没有几天，冰心给梁实秋的信中，把徐志摩贬低了一通之后，接下来说，“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
　　梁实秋和冰心在平日的交往中喜欢谐谑打趣。1949年之前，两人常有书信字画往来，有一次梁实秋给冰心画了一幅梅花，冰心回信说：“画梅花有什么了不起，狗也会画。”
　　“文革”初期，梁实秋听说冰心与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悲痛之余写了《忆冰心》一文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发表，文末附录了一束冰心历年给他的信。后来这篇文章辗转到了冰心手里，她看了后自然十分感动，立刻写了一封信，托人从美国转给梁实秋。过了两年，知道是误传，梁又在《传记文学》上著文更正。一面欣喜冰心夫妇仍活着，一面又不能不感伤夫妇俩在“文革”中受的磨难。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6:41

　　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初，海峡两岸的坚冰打破了，可以相互往来了，梁实秋二女儿文蔷回北京探亲，替父亲去看望冰心。据说梁先生带给冰心的口信是：“我没有变。”而冰心托梁文蔷带回来的话则是：“你告诉他，我也没有变。”
　　梁实秋去世后，冰心当时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由于失去老朋友，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连续写了两篇悼念文字。一篇是《悼念梁实秋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篇是《忆实秋》，刊登在上海《文汇报》。她说：“实秋是我一生知己，一生知己哪！”
　　梁实秋一生中还有一位好友，就是他的同窗闻一多。
　　闻一多是1912年进入清华园的，而梁实秋于1915年方考入清华学校，足足晚了三年。但闻一多在一年级时因为英语课不及格留级一年，后参加学潮又被留一年，所以实际上同梁实秋只差了一个年级。1920年，酷爱文学的梁实秋与同班学友一起，发起组织了一个“小说研究社”。翌年，改名为清华文学社，闻一多等多人加入，由闻一多任书记，梁实秋任干事。从此，梁实秋与闻一多即结为超乎寻常的亲密朋友。

　　对于新诗，梁实秋与闻一多有相同的立场和观点。他们认为，既然是诗，就得有“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在诗歌王国中，宁可多一点贵族精神，也万不可提倡什么“平民风格”。他们欣赏、推崇的是郭沫若的《女神》，对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表示批判。此后，二人在梁实秋的父亲梁咸支助下合力出版了《冬夜草儿评论》

　　闻一多曾说：“实秋啊！我的惟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并把梁实秋比之为中国的李商隐与英国的济慈。
　　梁实秋比闻一多晚一年来到美国留学。刚到科罗拉多泉大学，梁实秋就给在芝加哥大学的闻一多发去一封信，里面装着12张科罗拉多当地的自然风光画片，他只在其中一张的背面写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他的本意只是借此报告好友自己已到了此地，“并且用这里的风景片挠他一下”。万万没有料到，不到一个星期，闻一多竟提着一只大皮箱出现在他面前：他已从芝加哥转学到了科泉大学。于是两个人又开始了更加亲密的同窗生涯。他们在当地一个报馆排字工人家各租了一间房，朝夕相伴，共同钻研艺文，真正实现了当年闻一多“西窗剪烛、杯酒论文”的夙愿。

　　梁实秋和闻一多先后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又在上海的新月社重聚。1930年夏，二人又同时接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先生的邀请，一起到青岛大学任教。当时，梁实秋住在鱼山路，闻一多最初住在大学路，后又迁居汇泉，青岛山路多，他们两人都选购了一根精致的手杖。每天闻一多去学校上班，路过梁实秋家门口，轻轻招呼一声，梁实秋应声而出。两个诗人各策一杖，踽踽行走于崎岖小路，风神潇洒，旁若无人，构成一幅饶富诗意的生动图画。

　　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是山东人，性格豪爽，平易近人。他好饮，于是在校中纠合了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方令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乐。七个酒徒加一个女史，戏称为“酒中八仙”。他们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30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经常是薄暮入席，夜深始散。他们豪迈地宣称：“酒压胶济一带，拳（指划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见到这班人豁拳豪饮的样子，吓得立刻把他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青岛大学的学生和北方绝大多数高校学生一样，纷纷结队南下，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出兵抗日。在校务会议上，闻一多慷慨陈词，建议“挥泪斩马谡”，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谁知风潮更加猛烈，演变为反对校长，校长杨金甫只好辞职。闻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闻一多还亲眼看到过黑板上有这样的新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是讥讽闻一多上课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一多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实秋苦笑着回答：“任你选择！

　　闻一多遇害后，梁实秋四处奔波寻找真凶。而且一直把闻一多给他的书信带在身边，即使后来到了台湾也精心收藏着。
　　笔战
　　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梁实秋约稿，他就把以前发表过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拿出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这是，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鲁迅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鲁迅的言语尖刻而犀利，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
　　梁实秋开始还击，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鲁迅亦不是省油的灯，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1929年秋，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鲁迅编译的《文艺批评》一书后，梁实秋很快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批评鲁迅的翻译文风。尔后，鲁迅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进行反批评。两篇文章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双方交锋的关键词就是“硬译”。

　　此时，鲁迅的拥趸开始跳出来帮忙，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一文。文中写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是这样写的：“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对此，梁实秋说：“鲁迅曾幻想到吐半口血扶两个丫鬟到阶前看秋海棠，以为那是雅事。其实天下雅事尽多，惟有生病不能算雅。没有福分扶丫鬟看秋海棠的人，当然觉得那是可羡的，但是加上‘吐半口血’这样一个条件，那可羡的情形也就不怎样可羡，似乎还不如独自一个硬硬朗朗到菜圃看一畦萝卜白菜。”
　　1964年，梁实秋在台湾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说：“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封禁鲁迅的著作，梁实秋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最后他写道：“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呵呵，敲字累，引用一段给仁兄看，事实基本如此
　　鲁迅是蔡元培的人马，所以因为蔡元培的缘故，他对章士钊很藐视，也因此对章士钊的打手杨荫榆就更加看不惯，以致于推崇许广平、刘和珍反对杨。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杨荫榆的好友李四光看到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的文章，他本来是搞地质的，偏偏这回管起闲事来，他就以旁观者的身份写了一篇他眼中的杨荫榆女士的文章登载在朋友徐志摩的刊物上。这下引来鲁迅的大骂，一般人是不大敢和鲁迅对骂的，因为一是时间不足，再者也骂不过鲁迅，岂料李四光此次是钻了牛角尖，于是又回复，鲁迅的斗志一下子就被勾起来了。而徐志摩作为半个主人，实在是想让双方冷静一下，就写了和事老的文章《请让我们带住》来解劝双方，哪知道鲁迅以为徐志摩是帮狗吃屎，立刻回击，写了《我们现在还不能带住》一文，顺带着把鸳鸯蝴蝶派也给骂了。这回轮到李四光傻眼了，因为他知道了鲁迅真是不好惹的，这样他便不吭声了。鲁迅一见对手服软，也就此罢手了。

　　公案
　　与鲁迅的笔战还引发了抗战后的一段公案。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主编的副刊《平明》面世，他在类似发刊词的《编者的话》里有如下一段文字：“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席话引起了轩然大波。重庆《新蜀报》副刊《新光》、《新副》于同年12月中旬就为此一口气发了九篇文章。不过反应最快的是罗荪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与抗战无关”》一文。罗荪在文章中表示：“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实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此外，罗文还就一些往年陈事嘲弄了梁实秋一番：“然而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

　　次日，梁实秋便在《中央日报•平明》上也以《“与抗战无关”》为题撰文。重申他的“最为欢迎”和“也是好的”两个表态，并强调“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在答辩中，梁实秋还对罗文中提及的“住房”问题专门作了说明，言语中流露出浓重的愤慨情绪。“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一个自命为左翼作家的说梁实秋到学校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梁实秋在文章末尾还特地声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此后，任凭左派文人如何批判，梁实秋不再发言。

　　梁文发表之后，左派文人纷纷撰文发起对梁实秋的批判，而且已经失去了最初理论上争论的意义，完全演化成对梁实秋严厉的口诛笔伐，其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参与对梁实秋批判的，除了《新蜀报》副刊有关作者和罗荪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宋之的、张天翼、巴人等。尤其是巴人的批判文章，火药味极浓：“明白的说吧，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那意义必须打在政治的阴谋这算盘上的……毒素……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

　　1986年10月13日，积极从事过抗战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在《文汇报》上为我们解开了这其中的疑团：“这一席话（指梁实秋的《编者的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
　　1939年4月1日，在接编《平明》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临离开《平明》副刊之际，梁实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

　　逸事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对梁实秋来说，最难过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梁实秋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他当然不及格，一个月后需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

　　有一次，梁实秋想倾阮囊之所有在饮茶上豪华一下，便走进一家茶店，索买上好龙井。店主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取出八元一斤的龙井茶。梁实秋表示不满。店主便取出十二元的龙井。梁实秋仍然不满。这时店主勃然色变，厉声说：“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梁实秋如遭棒喝。

　　结婚后，梁实秋和程季淑在上海生活了3年，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罗隆基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梁实秋家诉苦，每次都是程季淑将她劝回去。
　　1930年夏，梁实秋生活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一天徐志摩打电话给梁实秋，没头没脑地在电话里大声说道：“你干得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一听之下，梁实秋顿时大吃一惊。立即反问徐志摩是什么事。徐志摩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受其友人某君委托，替其妹做媒，对象是梁实秋，请问他梁实秋意下如何。梁实秋听了徐志摩所说的，莫名其妙。他说：“你在做白日梦，你胡扯些什么？徐志摩说：“我且问你，你有没有一个女学生叫×××？”梁实秋说：“有。”徐志摩说：“那就对了。现在黄警顽先生来信要给你做媒。并且要我先探听你的口气。”梁实秋告诉徐志摩：“这简直是胡闹。这个学生在我班上是不错的，我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身材面貌我也记得，只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和任何男女生谈话。”徐志摩在电话中最后说：“好啦，我把黄警顽先生的信送给你看，不是我造谣。你现在告诉我，要我怎样回复黄先生？”梁实秋不假思索地对徐志摩说：“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说完，便放下了话筒。

　　从美国回来的梁实秋上课时，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梁实秋上课，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很有感染力，据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彭斯（Burns）的一首诗，讲不多时，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梁教授继续再讲，女生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课后回家，梁实秋向家人提起此事，梁的儿子问他：“您是否觉得抱歉？”梁回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实秋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6:41

　　梁实秋对麻将是喜视之而不喜玩。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映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而以赶快就出差池。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底细？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乐，结果往往反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所以干脆只看的好。”

　　1949年以后，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十分神经质。梁实秋译的古罗马《沉思录》，作者是玛克斯•奥瑞利阿斯，因为译音与马克思相同，而马克思在台湾是犯忌的，故而引起不小轰动。
　　1968年，台湾文化学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可是警备司令部却挑剔说，剧中有兵变的描写，上演恐怕影响军心。不得已几经交涉，修改剧本，把奥赛罗改为文职，不称将军称大人，副官不称副官称秘书，才算勉强通过。梁实秋得知此事说：“莎氏有知，怕要气炸了肺！”
　　梁实秋对火腿品质要求甚高，可是一般台湾熏制之火腿，常被贬为“有死尸味”，视为下品。逢年过节，有人送礼，常有火腿一包，但是打开一看，或有蛆虫蠕动，或有恶臭扑鼻，无法消受，弃之又觉不忍。梁实秋突生妙计，将之原封不动挂于墙外电线杆上，谓之“挂高杆”。片刻工夫，即被人取去。如是者数次。梁夫人非常反对，梁实秋则认为愿者上钩，不伤阴功。

　　梁实秋晚年，不吸烟，只喝啤酒，喝茶极淡。唯患糠尿病后，不能食甜，难奈，常私下偷吃。一次和刘墉同桌吃饭，冷盘端上来，梁实秋说他有糖尿病，不能吃带甜味的熏鱼；“冰糖肘子”端上来，他又说不能碰，因为里面加了冰糖；“什锦炒饭”端上来，他还是说不能吃，因为淀粉会转化成糖。最后，端上“八宝饭”，刘墉猜他一定不会碰了，没想到梁实秋居然大笑道：“这个我要。”朋友提醒他“里面既有糖又有饭”。梁实秋则笑说他早知道，就因为早知道有自己最爱吃的“八宝饭”，所以前面特别节制。“我前面不吃，是为了后面吃啊；因为我血糖高，得忌口，所以必须计划着，把那‘配额’留给最爱。

　　风趣
　　梁实秋擅长讲演，独具风格。他在师大任教期间，当时的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讲演。有一次，主讲人因故迟到，在座的师生都等得很不耐烦。于是，刘真便请在座的梁实秋上台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梁实秋慢吞吞地说：“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话不寻常，引起全场哄堂大笑，驱散了师生们的不快。

　　王敬义每次离开梁实秋家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对此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梁实秋论女人：“假如女人所有杜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那很容易致富。”
　　有一次，北碚各机关团体发起募款劳军晚会，老舍和梁实秋搭档说相声。相声里面的粗俗玩笑老舍坚持不能删掉。相声里有一段老舍用折扇打梁实秋头的动作，梁坚决要求，老舍才同意在用折扇敲打他头的时候，只要略为比划一下而无须真打。到了上演的那一天，他们走上台，泥雕木塑一般绷著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声一片。所以二人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的向梁实秋打来，梁实秋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他的眼镜。梁实秋迅速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然后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喝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梁实秋与韩菁清新婚之夜，新房设在韩菁清家。梁实秋高度近视，又不熟悉环境，没留心撞到了墙上。新娘子立即上前将新郎抱起。梁实秋笑道：“这下你成‘举人’了。”新娘也风趣地回答说：“你比我强，既是‘进士’（谐音近视），又是‘状元’（谐音撞垣）。”两人相视大笑。
　　情爱
　　梁实秋与程季淑是包办婚姻。1921年秋的一个周末，正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回到家中，在父亲书房桌上发现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1901年2月17日寅时生”，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父母为自己选的未婚妻。
　　当时的新潮青年是闻“包办”色变，但梁实秋对此却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他去问大姐，大姐告诉他已陪母亲过去看过程小姐。“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好一头乌发”，大姐还告诉他，程季淑的头发覆盖着前额，她怕下面遮掩着疤痕什么的，就假装夸奖“你的头发梳得真好”，一面掀起头发偷看。梁实秋赶紧问：“有什么没有？”大姐答：“什么也没有。”

　　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梁实秋直接打电话找程季淑，要求见面。程季淑声音柔和清脆，一下子就震住了他。
　　程季淑出身名门，但遭际坎坷。她的祖父曾官至直隶省大名府知府，父亲是家中长子，在北京经营笔墨店。
　　1921年冬，梁实秋与程季淑初次约会。第一次见面双方都是朴素的学生样子，互相都很满意。于是开始了定期约会，中央公园、太庙、北海、电影院。当时青年男女自由交往还未成风气，在公园里人们大都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不三不四吹口哨的也大有人在。第二年程季淑换到一所小学工作，梁实秋常去等她，女学生们就聚集在会客室窗外窥视。后来抗战时期梁实秋到天津，住在同学罗隆基及其妻王右家家里。王右家以美貌著称，一聊才知道，程季淑当年是王右家的老师，这群偷看的学生里就有王右家。1923年梁实秋清华毕业，要到美国留学，而这时由于两人经常约会，程季淑所在学校有人看不顺眼，结果害她丢了这份工作。

　　1923年，梁实秋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按照学校的要求打点行李准备赴美留学。这一去对两人将意味着几年的离别。程季淑是一个温柔、贤惠、识大体的女性，在他们一生相守的每一道坎上，她总能理智地掂出轻重缓急，总能在关键时刻帮梁实秋做出正确的选择。她的这种美好品质，使梁实秋终生受益，也是他始终对她敬爱有加的重要原因。当时她与梁实秋立下了三年后结婚的誓言。清华的官费留学期限是五年，但满三年也可回国。在美国留学时，梁实秋对好友冰心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这个女朋友就是程季淑。

　　梁实秋留学期间，北京这边还发生了一点儿风波，程季淑的叔父们向她的寡母下通牒，要把她嫁给某部一个科员，梁实秋赶紧让父母央人出面正式提亲，这样两人的事情才算公开。
　　1927年2月11日，学成回国的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婚后十几天，两人仓促赴南京。等他们再到南京，时局已很乱，只好抛掉煞费苦心经营的新居，跑到上海。在上海梁实秋编《青光》副刊，每晚发稿后匆匆登楼，恨不得一步跨回家。程季淑问他：“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是的，你怎么知道？”“我听着你“咚咚”的脚步声，我数着那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技术逮捕相符。”

　　程季淑这时已怀孕，梁实秋便不让她出去工作。从此，程季淑从一个新式的职业女性退回家庭，开始了一生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生活。他们的小家庭模式，是过去的才子佳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丈夫在外谋生养家，妻子在家掌管家事，夜晚在灯影里，或红袖添香夜读书，或互相依偎喁喁细谈，共同分享各自的乐趣与苦恼。
　　在青岛大学待了四年之后，梁实秋应胡适之请，于1934年回到北平，任北大外文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这时一家三代大小十几口住在一起，男女佣工就有六七个，程季淑成了全职的“管家婆”，而梁实秋则安心做他的工作和翻译。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梁实秋觉得自己早先的政论很可能招致灾祸，而且有朋友暗示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上上之策是逃离北平。可岳母已是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权衡几日，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一别竟长达六年。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当她和孩子们带着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两人均泪流不止。程季淑时年43岁，眼角已见皱纹，耳旁已有白发。梁实秋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热忱为国事奔走，又不忘著译耕耘，眉宇间也露沧桑。正因为这一次的分别，自那以后的三十余年，无论天涯海角，两人始终相偕相行。1949年到台湾，程季淑一直默默地跟随丈夫，支持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与梁实秋同甘共苦。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6:42

　　1973年，梁实秋与程季淑卖掉台湾的房子，迁居美国西雅图，与女儿梁文蔷一起生活，准备幸福地安度晚年。他们私下里商量再过两年多50周年金婚庆祝的计划，然而1974年4月30日，程季淑不幸突然去世，上午10时多两人手拉手到附近市场去买一些午餐的食品，市场门前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程季淑，送医院急救，手术后未能醒来。在进入手术室前，她对梁实秋反复说：“华，你不要着急！华，你不要着急！”

　　妻子去世后，梁实秋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
　　《槐园梦忆》最后写的那首诗这样写道：“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梁实秋曾经有过一位红颜知己龚业雅，她是梁实秋三妹梁亚紫在北京女师大的同学，湖南人。梁实秋认识龚业雅是在妻子程季淑之前，根据梁实秋的说法，龚业雅在北平念书时曾和三妹到梁家玩，“全家人都很喜欢她”。他还形容“业雅是我见过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

　　重庆大轰炸后，梁实秋与龚业雅一家合资买了间平房，因为没有门牌，朋友不好找，邮差也不方便，就以龚业雅的“雅”为名，在山下路口钉了块木牌写上“雅舍”，用的是龚业雅的名字。因此先有“雅舍”，才有后来的《雅舍小品》。抗战后，梁实秋与龚业雅先后回北平。
　　梁实秋只身赴重庆，妻儿一别六年余，他曾经有过一个“四川女朋友”。梁实秋生前曾证实“四川的女朋友确是业雅”，“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因国共内战，梁实秋未及道别而匆匆离开北京，到了广东才写信给龚业雅，龚业雅则回信埋怨他不该离开。梁实秋初抵台湾后，两人仍鱼雁往返，直到两岸断绝邮电才失去联系。文化大革命后，梁实秋托在美友人打听，得到的却是龚业雅的死讯，过世时六十九岁。梁实秋曾说，“这一生影响我最大的女人，一个是龚业雅，一个就是我太太程季淑”。据梁在晚年对这些情史时的解释是，程季淑不仅原谅他与龚业雅的事，在美国发生意外去世前，程即常常因为高血压突然晕倒，某天，她对梁实秋说，“我知道我不行了，我死后你要马上结婚，这么多年，最懂你的就是我。”

　　但是，另据记载，梁实秋曾想和老婆离婚，另娶龚业雅，江冬秀就把梁实秋的夫人程季淑接到自己家里，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败诉，一时里传闻沸沸扬扬，丢尽了大教授的脸面。此后，梁、龚才分手了。
　　因为《槐园梦忆》这本书，梁实秋遇到了他的第二位妻子，韩菁清。
　　梁实秋将《槐园梦忆》一书交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该公司邀梁实秋到台湾小住。可能连梁实秋自己也不曾想到，这次的台湾之行，竟让他在71岁时再次萌动爱火。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道：老年人谈恋爱，就像老房子着了火，没得救。梁实秋先生就是如此。
　　韩菁清比梁实秋小28岁，7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荣登“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上海滩光彩夺目的新星。1949年，韩菁清随父去了香港，进入演艺圈。她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我的爱人就是你》使她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30岁退出影坛。
　　1974年11月27日，韩菁清和义父谢仁钊到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老板当即奉送一本崭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并带着二人见到了该辞典的主编梁实秋，二人互生爱慕。但是，二人的差距太大，韩菁清犹豫了。

　　与她相比，梁实秋却丝毫没有退缩。自相识的第六天开始，像做功课一样，梁实秋每天一封信。他写道：“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著跳下去。”梁实秋炽热的爱情火焰，终让韩菁清接受了他。
　　1975年1月7日，梁实秋飞回美国时他说：“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上天不仁，残酷乃尔！”而韩菁清则写道：“秋：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着你走了，我的家是一个空虚的家，这个城市也好冷落！”
　　但是，梁韩之恋却引起了巨大的风波。报纸首先发难，矛头首先指向韩菁清。《教授与影星黄昏之恋》，类似的新闻标题在大小报纸上频频出现。多数文章都认为让韩菁清这样一个演艺圈中的人嫁给一个“国宝级”大师，是对梁实秋的亵渎。有人认为她和那些专门嫁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并等不长时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遗产的人是一样的。这种污辱几乎让她崩溃。

　　与此同时，梁实秋的阻力也相当大。一些朋友开始为他撮合婚事，代他物色了老伴。而他的一大批已经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学生，竟然打著“护师团”的旗号，反对梁韩之恋。
　　但是，这些却使两人更加亲爱。韩菁清叫他“我最最宝贝的小秋秋”，并告诉他：亲人，我不需要什麼，我只要你在我的爱情中愉快而满足地生存许多许多年，我要你亲眼看到我的脸上慢慢地添了一条条的皱纹，我的牙一颗颗地慢慢地在摇，你仍然如初见我时一样用好奇的目光虎视眈眈。那才是爱的真谛，对麼？
　　梁实秋则说：“我像是一枝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蓬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麼？你知道麼？……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烂色彩。”
　　梁实秋甚至给他“最最亲爱的小娃”办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读报得来的时事趣事，抄写下来专为他的小娃一人阅览消遣。
　　1975年，梁韩之恋修成正果。婚礼那天，梁实秋自兼司仪，站在大红喜字前宣布婚礼开始，然後又自读结婚证书，随後在宾客们的欢笑声中，献上新郎致词。这天晚上，两个人先是大笑大闹，後来却在床上相拥而泣。
　　与韩菁清的结合，反而让梁实秋找回远离的青春：恋爱时，两人一块儿吃宵夜，梁实秋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深更半夜在外面吃清粥；婚后，七十四岁的他开始学跳舞，在家里的饭厅翩翩起舞；尽管饮食习惯不同，但因韩菁清烧了一手好菜，梁实秋婚后心宽体胖，八个月体重上升五公斤；外界也注意到，原本搁笔已久的梁实秋又开始了创作。他重新投入搁置好一阵子的另一项巨大工程─撰写《英国文学史》，每天上午专心读书、写作，一天写个五千字。1979年6月梁实秋写完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前者约一百万字，后者约一百二十万字，历时七年，虽然写作完成当年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就决定购买二稿，但校稿耗费好一段时间，两本书出版则在六年后，期间获得"国家文艺贡献奖"肯定。

　　梁实秋和韩菁清携手走过12年，直至梁实秋辞世。面对死亡，梁实秋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说：“我只是一个凡人——我有的是感情，除了感情以外我一无所有。我不想成佛！我不想成圣贤！我只想能永久永久和我的小娃相爱。人在爱中即是成仙成佛成圣贤！”
　　归去
　　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中心医院。遵照他的遗嘱：“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梁实秋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墓地很高旷，举目四顾，莽野苍苍。在解释梁实秋之所以愿意在高处筑墓的原因时，梁夫人韩菁清曾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
　　记忆

　　方令孺这样写梁实秋：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借其诙谐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惟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
　　余光中在怀念自已恩师梁实秋时候，这样讲道梁实秋：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梁实秋的文章与他的前额并高。
　　梁文蔷在想念自已父亲梁实秋时候，这样记忆爸爸：他喜欢大海，看老虎，看樱花，吃棉花糖。太阳西下了，我们孩子们还玩不够，爸爸便一个一个追我们……
　　冰心在追忆老友梁实秋的时候，尤为深情款款：实秋，你还是幸福的，被人悼念，总比写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泪，不是么？冰心讲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八十七岁了。

　　评说

　　梁实秋门下三大弟子的著名诗人余光中指出：“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
　余光中并在《梁翁传莎翁》文中指出：“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梁实秋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
　　余光中对梁实秋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面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瑕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馀，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6:43

吴宓
　　吴宓是钱钟书的老师，据说钱钟书曾骂他笨，他一笑了之；他一生苦恋毛彦文，不惜与发妻仳离，却最终孤苦一人；他自号怡红公子，认为一牛肉馆名起名“潇湘馆”亵渎林妹妹，而前去砸馆；他认为愧对朋友吴吉芳，在吴去世后，他照顾朋友遗属，几十年如一日；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被人评价为“博、雅、惠、通”；他与陈寅恪的一世情谊为世人所称颂；他晚景凄凉，躺在床上喊：“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

　　风采
　　温源宁这样描写老师吴宓：“吴先生的面孔堪称得天独厚：奇绝得有如一幅漫画。他的脑袋形似一枚炸弹，且使人觉得行将爆发一般。瘦削的面庞，有些苍白、憔悴；胡须时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但每天清晨总是被规规矩矩地剃得干干净净。粗犷的面部，颧骨高耸，两颊深陷，一双眼睛好似烧亮的炭火，灼灼逼人。--所有这一切又都安放在一个加倍地过长的脖颈上。他的身躯干瘦，像根钢条那样健壮，坚硬得难以伸缩。”

　　课堂上的吴宓教授，常穿一袭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拄手杖，戴一顶土棉纱睡帽就走上讲台。打扮虽然古板，讲的却是纯英文诗歌。而且开讲时，笔记或纸片看都不看一眼，所有内容均脱口而出，讲到得意时，还要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着地面。
　　吴宓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在清华上课时，主讲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他的学生回忆：“雨僧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
　　在西南联大时，虽然生活贫困，但吴宓却始终保持着绅士风度，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衣着，一个是对女士的态度。当时朱自清身着云南当地赶马人穿的毡披风，可吴宓始终西装革履，很注意仪表。刘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写道：“记得在西南联大，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

　　传道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同年二月，吴宓被聘为清华外文系教授，吴宓当时住在清华工字厅的“藤影荷声之馆”。曹云祥校长请吴负责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筹备工作，按照哈佛模式制订学生培养计划。吴宓在清华期间被后人称道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替清华国学院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个国内一流的学者，也就是世人公认的清华四大导师。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

　　吴宓是一位热心的老师，对学生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他在联大开设的“欧洲文学史”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他还教英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选读、欧洲名著选读、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课。
　　吴宓生活上风流韵事频出，学术上严谨，授课一丝不苟。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于是合并，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

　　钱穆记录了吴宓的认真：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讲课的工夫来自备课的工夫。其实，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始，备课认真就很有名。去清华之前，吴宓教授曾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三年，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一时声誉鹊起。
　　吴宓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吴先生还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他开始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

　　据说，吴宓不仅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亚的剧本都能全部背诵下来，反映出其学术根底深厚和学习上的刻苦。
　　吴宓的陕西同乡、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每天早上七点半，《欧洲文学史》教授吴宓准时来到教室，开始在黑板上书写。很快，讲义抄了满满一黑板，详细写着参考书、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学生上前偷看，发现他所写的，竟全凭记忆。吴宓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后来大名鼎鼎：钱钟书、曹禺、吕叔湘、李赋宁……

　　学生茅于美回忆老师吴宓：“……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九二三年，《清华周刊》有文章专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其中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后大发感慨曰：“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者！”一位教授上课能够做到“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可以想见其备课时曾经下过多少工夫。

　　吴宓被形容为“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他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写下的外文字母及数字，笔画粗细，好像印刷的一样整齐。一次，有个青年教师不小心把上课用的教科书丢了，吴宓要求他上课前必须找到。当晚，宿舍熄灯睡觉，吴先生前来敲门，高声问：“教科书找到没有？”这名不耐烦的教师只好骗他：“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这才过关。
　　温源宁《吴宓先生》则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在1943年的日记中，吴宓曾痛批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不务正业”，服役于各种社会机关，“惟多得金钱之为务”，讲课却潦草敷衍，不接见学生，不审阅作业，甚至连评阅新生考卷都不到场。而极讲究“师道自尊”的吴宓本人，就连学生考试的时候，也要亲自陪在一旁，亲手准备糕点、茶水送给学生。
　　刘兆吉《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提及一件发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先生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引起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教师怎能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灯睡觉了，听到后楼敲门声，听到吴先生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有？’也听到不耐烦的回答声：‘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我已经睡了，就不开门了。’听到吴先生说：‘那就好，教师不能丢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丢！’后来听那位青年教师说，‘其实当时并未找到，怕得罪吴先生再发神经，撒了个谎’。现在想来，这件小事反映了吴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而且终生不渝。”

　　吴宓精通多种外国语，学贯中西，又没有一般教授的学究味，所以在西南联大时很受学生欢迎。一时兴起，他还会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作，甚至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课堂气氛是相当活泼轻松的。他的上课风格也很特别，很有些欧美之风，“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谈性质的，只指定些参考书，要我们自己阅读，提出看法，并多写读书报告。课上先生有时讲些文人轶事，风趣横生，使我们忍俊不禁。”

　　1977年，因饱受折磨而身体虚弱的吴宓回到陕西老家，听说一些中学因为没有外语老师而不开英语课，便急切地问：“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啊？我还可以讲课。”
　　1956年，吴宓将多年珍藏的1000余册西文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早已绝版的珍本）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真诚
　　吴宓教授在清华讲《中西诗比较》，写过一个教学说明：“本学程选取中西文古今诗及论诗之文若干篇，诵读讲论，比较参证。教师将以其平昔读诗作诗所得之经验及方法，贡献于学生。且教师采取及融贯之功夫，区区一得，亦愿述说，共资讨论，以期造成真确之理想及精美之赏鉴，而解决文学人生切要之问题。本学程不究诗学历史，不事文学考据，惟望每一学生皆好读诗，又喜作诗，终成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在武汉大学，吴宓担任为外文系系主任之职，吴宓为系里工作付出了太多心血：他给学生设计比较完备的课程，聘请和介绍许多知名教授（如周煦良、田德望等）来系任教和讲课，并且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许多外国文学书籍建立起外文系图书馆。但当时学生们大都参加到“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去，无心于学业。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吴宓写了一则日记：“下午二─四时，外文系图书馆开馆，宓往指导。乃学生来者只二三人，殊乃懊丧。使宓痛感今日学生不好学，与宓之每事徒自热心，空费精力也。”

　　吴宓曾在文学院布告栏里贴过一个纸条，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道：“今日宓来授课，教室内空无一人。珞珈山风景优美，正是诸君大好求知时期，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为憾……”。这里，吴宓对学生不好学痛心之极。
　　吴宓的日记也记载了学生不愿意上他的课的原因：“晨八─九点上《文学批评》课。徐本炫、刘万寅二生来见，嫌宓所讲太浅近，又嫌宓不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宓滋不怿。盖宓在武大？觉未能尽我之所长，发挥正常作育英才。而诸生懒惰不好读书，愚暗凡庸，反讥宓为不合时宜，益令宓无所恋於武大矣。”
　　励志
　　1914年4月6日春，在清华水木间，学子吴宓和汤用彤在这个春夜，讨论着国亡时自己的选择这样一个严肃而又沉重的话题。“国亡时，我辈将如何？”汤用彤发问。吴宓回答：“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而死。下则削发为僧，遁于空门或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一生。”汤用彤则表示，国亡之后，作为学人不必一死了却，因为有两件事可以作为选择。从小处说，是效匹夫之勇，以武力反抗，以图恢复。从大处讲，发挥学人的内在精神力量，潜心于学问，并以绝大的魄力，用我国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创造出一种极有势力的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在形式上虽亡，而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灵魂不灭，且长存于宇宙。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幸后的大幸。这番话使吴宓感到自己的修养还不够，因为作为学人，浩然之勇气不是一日可养成的，更不是临危一死可以表达的。

　　21岁的吴宓感到忽忽年华，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学问与德行尚无所成，因此他更觉义务与责任心的重要，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面对大的社会心理和重私忘公、轻视道义观念，他在读了《佛说无量寿经》后，表示自己“诚能牺牲一己，以利群众，则恝然直前，无复顾虑”。他甚至认为自己在佛经中找到了“以养成深厚高远之人格”的道理。

　　吴宓的英文教师告诉吴宓：“没有什么像犹豫如此有力地摧毁人的道德力量。”这使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了人生道德、名誉、志业的败坏，不是毁于一时，而是坏于逐渐消磨，弃德而不修，舍道而不行，萎靡从俗，久则无以自拔。因此，吴宓更加勤勉，在读书时注意内省，尤其注重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信念的确立和完善。此后，自勉、自励、内省、反思，使得他一生都不脱日记这诉说和发泄对象相伴。

　　治学
　　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是白壁德（IrvingBabbitt）“新人文主义”的坚定拥护者。1922年，作为《学衡》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他用文言文写作，批判白话文。
　　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1922年《学衡》创刊，吴宓任总编辑。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8年改为双月刊，到1933年停刊，共出七十九期。虽是同人发起的刊物，但后来却基本上成了吴宓一个人的事，所以吴宓自称：“谓‘《学衡》杂志竟成为宓个人之事业’者，亦非诬也。”《学衡》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吴宓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

　　吴宓到东南大学后，任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他也是第一个把“比较文学”概念介绍到国内的人，首开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因此吴宓被视为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先驱者。
　　刘文典上课，吴宓坐在后排听，讲到得意处便问吴：“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恭敬起立而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
　　1936年外语系纪云秀的毕业论文为外国小说《痴情的爱》的译文，吴先生的批语如下：“此剧中Christine以一贫女而恋爱一登徒子，自无幸果。剧中主角Christine痴于情，Mizi富虚荣心，Theodore与Fritz虽同为纨绔子弟，但Theodore较Fritz富于理智，态度冷静。此剧场面紧张，趣味生动。译笔甚能表达剧中之情态，对话流利。”批语用毛笔小楷书写，隽秀工整，钤有朱文“吴宓”方印。同年同系石淑宜的论文，同样是外国小说《但尼斯哈加蒂之妻》的译文，吴宓用朱笔批阅，有眉批，也有夹批，字迹细密清秀，多就所感而批，完全从性情中来，倒是与陈寅恪的引经据典大相径庭。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吴宓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中西诗之比较等。吴宓同时还给研究生上课，主要课程有：雪莱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
　　名字
　　他本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七星之一。1901年，祖母决定为孙子改名，以破除不祥，增强体质。于是，请玉衡的姑丈，诗人陈伯澜另取新名。这是吴家的大事，好酒好肉使主客如在节日之中，醉眼蒙眬的姑丈在一张破纸片上写出“陀曼”二字，吴玉衡也就变成了吴陀曼。
　　吴宓之名是吴宓在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1912年春，清华学校因清廷倒台，民国改制而暂时休学，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北方“乡下人”吴陀曼，被一些小洋奴的子弟同学所讥笑，他们趁吴陀曼课间外出，便在黑板上写下颇具讽刺意味的“糊涂men”。待吴陀曼进门，教室里扬起一阵笑声。他莫名其妙地环视四周，方发现在同学们的笑声里，是把“吴陀曼”与黑板上“糊涂men”连在一起。于是，他决定以后在发表言论的场合，用“吴宓”，而不用“吴陀曼”。

　　在遭到同学们的嘲弄之后，４月１５日下午的国文考试课上，教员庞先生忽然要为“吴陀曼”改名。庞先生问，“陀曼”二字是否出自“曼陀罗”？他回答，是。庞先生说“曼陀罗”语出佛典，是名词译音，指的是“红莲花”。“曼陀”二字万不可前后倒置。说罢，庞先生在试卷上把“吴陀曼”改成了“吴曼陀”。课堂上，吴陀曼点头称是。但他心里嘀咕，这是祖母之命，姑丈所言，且得到全家人的同意，弟妹都以“曼”字排行，自己怎敢轻易改动？所以，那个名为“吴宓”的诗人、教授，在以后的岁月里，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对人说起，他原名“吴陀曼”。

　　到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吴宓结识了陈寅恪，陈研习梵文，当面向吴宓指出，“曼陀罗华”（Ｍａｎｄａｒａ）本是梵文名词译音，“曼陀”二字正如“威廉”、“亨利”，决不可颠倒为“廉威”、“利亨”。所以“陀曼”一名实在不通。
　　吴宓的字“雨僧”多认为出自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一句。
　　性情
　　冯友兰说：“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吴宓字雨僧，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在一次学潮中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了中学，如期出国深造，前途辉煌；而吴芳吉则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教师，清苦了一辈子。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
　　组建清华国学院时，吴宓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文学研究法”的讲演。令他万没想到的是，演讲完毕，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

　　有一次，吴宓在一家旅馆约见毛彦文，两人谈得投机，不觉窗外暴雨大作，天至深夜，外面交通工具已断，吴宓便提议毛彦文上床休息。吴先生对毛彦文说：“我反对《西厢记》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的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当夜，吴宓与毛彦文果然同睡在一张床上。吴宓以“非礼勿动”的君子风度，把毛彦文照料得体贴入微，并把这件事郑重地写入“吴宓日记”。

　　吴宓是一位颇有儒家风范的学者，尽管他有一颗为情所困的内心。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旧式的长袍和夹克。他走路时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抄近路横穿草坪。下午三点的约会，他会在两点五十出现，但礼节意识不允许他在三点整之前敲门。
　　七七事变后，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七七事变再次诱发了他久违了的“杀身情结”——战争破坏，玉石俱焚……但有自杀，别无他途。吴宓和陈寅恪探讨局势，写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志事亭林难学步，梅村才薄奈余何?”

　　1944年，吴宓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几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吴宓带着弟子们上街下馆子。先生要来菜单子，对照墙上悬挂的菜谱，亲手在点菜单子上写上菜名和单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认真地计算总数，把钱数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钱数相符、不超，这才交给堂倌下厨。
　　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钱穆看来，三人平日孤僻，不爱交游。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默读《诗经》《楚辞》，每有新见解和新发现，就撰写成篇。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写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又合并，有增加，写好后，用红笔加以勾勒。吴宓严谨备课给钱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沈有鼎看到他们勤奋用功，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听此言，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吴宓日记中有几处记录，看得出，吴宓不喜欢沈有鼎，有时反感，因其不讲卫生，且自私）。吴宓又规定宿舍作息纪律，限十时息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次日，吴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钱穆和吴宓同住一宿舍，了解其为人之后，慨叹：“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吴宓多情，处处对女士设身处地着想，照顾非常细致。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让女士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动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行径。
　　吴宓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全班大笑。
　　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感情危机出现后，很快招致周围朋友的反对。陈寅恪认为吴宓因坠入与毛彦文的情网之中，盲目而无理性，应当严持道德，悬崖勒马。汤用彤也劝吴宓三思而后行。周光午认为如果吴宓离婚另娶，“将为新女性派人所尽情讥侮；知友如汤、柳、吕、吴诸公皆将失望而绝交”。诸师友皆从维护传统道德的角度去规劝吴宓，浦江清见吴宓倍受情感的折磨，甚至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吴宓与毛彦文先后赴美，在美为友或同居均可，每月寄生活费给陈心一，久居美国不归。吴宓对这一建议断然否定，认为：“宓之事业及志愿，如以恋爱而牺牲，则此爱将无价值，宓在中国，有其职志，未可擅离，以此与离婚较，则离婚所损为较小矣。”吴宓所说的“事业”包括《学衡》，自然也包括《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是想爱情与事业二者兼得的。权衡再三，吴宓最终选择了离婚。《离婚声明》登在了《大公报》和《新闻报》上。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6:44

　　1967年5月9日，吴宓在“劳改队”劳动中，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书物， 74岁的吴宓“不胜伤心愤恨”，决定冒险“偷书”。1967年6月，西师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冲突，重新统治了学校的春雷造反兵团无暇再紧盯着吴宓这类“牛鬼蛇神”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9月27日，机会来了。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下午阴、风、寒。3—5：30学习；仍在中文系资料室。……教师阅览室门偶开。入内察视，红卫兵所抄去宓之书物，均在，然多破损。宓乘间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记一小册。” 初次得手，显然增强了吴宓的勇气。10月7日，他再次“偷书”： “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 吴宓一发而不可收。两天后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书”，没想到，这次却差点被人发现，但幸好有惊无险。他在当晚日记中记载：“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与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无人注意。” 此后的11月2日，12月7日、25日、27日，吴宓又“偷”了一些书回来。从吴宓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吴宓不但冒险“偷”书，还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给其他同事去阅读，甚至“赠予”或托人“带交”尚在“劳改队”中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这在当时若被发现，肯定是要遭到严厉批判的。然而，吴宓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迈的吴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反抗。

　　在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吴宓坚决捍卫孔子的历史地位。他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六一”惨案发生后，从来不过问政治的吴宓，此时也按捺不住了。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严词谴责国民党对学生的暴行；当听到被抓的师生中有外文系的教授和学生时，更有着切肤之痛；便毫不犹豫、自告奋勇地去找他的陕西同乡、武汉行辕负责人孙蔚如等人说理，要求无条件地释放被捕师生。由於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也由於吴宓等人的努力，武汉当局终於释放了所有的被捕师生。外文系教授缪朗山被捕出狱后决定去香港，吴宓帮他买好机票，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亲自送他去机场，并在机场等候，直到知道缪氏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后，才返回珞珈山。

　　吴宓1967年12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件事情：“由系办公室收到驺挂号寄来书一包，层层封固，贺君代宓用刀（甚费力）开启之。包内并非《语录》英译本而是北京精印之塑料薄膜烫金字红封面《毛泽东选集》一部，四册（小本，横排）——宓本不需此而擅代订购；幸刘又辛君愿购去，即付宓书价二元，清。书内附驺与宏勋十二月三日禀，又附其"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纪念章’一枚，供宓佩带者——宓向不佩带，留存印章盒中。”“回舍后，宓以驺夫妇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所以求媚悦宓之办法，徒增宓之怫郁，于是甚怒……”“驺”即吴宓老友、已故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女吴汉驺，“宏勋”即其夫杨宏勋。吴宓托他们买英译本《毛主席语录》，只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局里继续研读英文用，而他们“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却“擅代订购”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袖珍合订本，还给他寄来“宓向不佩带”的“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纪念章”。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其日记行文优美，议论独到，与好论政治时势的胡适日记大为不同，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入胜的“好看”程度，在学术界备受推崇。吴宓在日记中极为坦诚，从不隐瞒自己所做所想。
　　癖怪
　　有人爱马，有人爱狗，有人爱猫，吴宓独爱骡。
　　1942年夏，吴宓开始为骡作诗。1950年1月至2月中旬，他作《悯骡诗》，称之为《骡史》，其中四首，是专为他所爱的骡而作，名为《某骡（黑而牝，最美）之自传》。
　　1899年6岁时已经开始。这一年，他感到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奇特的习惯和癖性：喜欢他家的骡子。他家养有两匹驾车、拉碾磨的骡子，一牝一牡。红色的骡小姐，性情温顺，青栗色的骡小伙儿，性情刚劲。同时还有一匹供乘骑的马。这时，吴宓开始与家中的骡马戏狎，注意其性动作。他幼年时的男女性知识，多得之于骡马。这时，他曾忽发奇想，欲变身为骡。他和家中的仆童到碾磨房中，扮作骡子。他俯伏在地，让仆童拿来骡子驾车时用的鞍勒羁衔，给他披挂在身。当骡项圈（夹脖子）挂到肩上时，太大的项圈，可使他全身从中通过。

　　1905年10月中旬的一天，吴宓乘姨母家纯黑色骡小姐驾的车赴西安，中途停歇一夜。这次西安之行，黑色的骡小姐给吴宓留下了难忘的思念和怜悯。他说：“此骡亦美女子身，今日为载送我来此，行如是之速，路如是之远，乃不赏其功劳，不速给饮食、休息，而痛施鞭打，骡诚冤且苦矣！我未能救护、抚慰，对骡实惭感交并。我中夜醒，不知骡在彼店亦能安息否？不受一群客骡之欺凌、亵扰否？……过后，宓恒念及此骡。直到１９５０年阳历二月初，始为此骡赋成一律，如下：‘冬昼已完百里程，河坡上下更牵擎。街衢历历行无尽，灯火家家痛此生。行缓立遭鞭背急，身疲未觉压肩轻。娇娥强忍千行泪，旅店中宵自洒倾。’”

　　骡一般不能生殖。1908年的某一天，已经懂事的吴宓问仲旗公：“骡何以不能传种？”回答：“因生殖器不完全。”多年以后，吴宓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到了另一种解说：由于牡骡的精液过冷。
　　吴宓从此对骡小姐的生活关怀备至，观察入微。他每次出行时驾车的骡小姐的颜色和性情，到晚年他都能记起，途中骡小姐的遭遇，他更是记忆犹新。连骡小姐遗尿的姿势、角度、时间、频数（冬夏之别）、地点，以及身在闹市、稠人之中，畏人窥看的含羞程度，吴宓都观察得十分清楚，并用文字记录下来。
　　吴宓在文中记录了他是如何“抚摩骡之臀股，心殊爱之” ，以及左手擎起骡小姐的尾巴，详细窥看其阴部的情节。同时，在吴宓的记忆中，他对家乡的骡小姐的赞词是“美”、“甚美”、“极美”。以至他到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还感到北京驾车的骡子，皆身行丑怪，尾骨不耸，臀部肌肉不丰满，毛色不美，远不及他家乡的骡小姐可爱。

　　1950年2月吴宓为自己17岁（1910年初）那年相遇的黑色骡小姐写的“美骡传记”。他对这位“美骡之动作及情态”印象很深，感觉“甚美”。他的五首七律的其中两首，内容分别是写这位正值妙龄的骡小姐的大小便。只是他把这原本脏丑的动作和粪便，诗化为自然的篇章：“已过长衢土辙安，汗流身热胃肠干。渐抟玉液成浓块，更炼金丹作巨丸。节节竹环蛇出洞，高高金座珠堆盘。频看尾举连排泄，妙龄食量可惊叹。出城骈列暂盘桓，肃立风从尿始湍。蹲股不胜羞欲掩，开关乍见射成澜。微闻芗泽无声响，累皱红巾畏客看。躯体松舒诸事办，长途奋进敢辞殚。”

　　师生
　　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深，当年吴宓曾让钱钟书在清华旁听一年，还亲自辅导他外语。吴对钱钟书十分欣赏，专门写诗称赞钱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胜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钟书总是先扬后抑，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颔首唯唯。

　　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冯友兰亲自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拒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也有说这段话是在西南联大时所说，但据钱钟书夫人杨绛说，钱钟书不曾说过此话，吴宓日记中亦无记载，成为文坛一疑案。）不久，“长舌”的周榆瑞将这话告诉吴宓。吴宓一笑，平静地说：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温源宁写过一篇《吴宓先生：一个学者、君子》的文章，林语堂将此文译成中文，刊在他主办的杂志《人间世》半月刊上。随后，温源宁将此文收入他的《不够知己》一书。林语堂、温源宁先后约请钱钟书为此书写作中文、英文书评。
　　1937年，当时留学欧洲的钱钟书为温源宁写了一篇《吴宓先生及其诗》的书评，发表在国内某知名大报上，书评中刻薄地调侃恩师和毛彦文，使吴宓的“罗曼蒂克爱情”，成为一时笑柄。
　　钱钟书还将这篇书评寄给吴宓，并附了封信。信中说寄上书评，以免老师责怒。吴宓看了书评后大为恼火，在日记中写道：“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更让吴宓怒不可遏的是书评中还“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年华已逝的卖弄风情的女子)。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被这样形容，真让吴宓伤心到了极点。他感叹道：“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吴宓在日记中径直写道：“钱钟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实使宓尤深痛愤。”明确表示这个得意门生伤透了他的心。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6:44

　　其实，钱钟书写的这篇书评内容远不止吴宓日记中所引的这些内容，他这样描述老师：“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文章继续写道:没有哪个正常人能像他那样拥有两颗心灵，尽管一位正常人也会出于实用目的而良心不安，但精神上不会有冲突。他的心灵似乎处在原始浑沌的状态，以致不能形成任何道德差异--又湿又粘的泥饼是不会被缺乏智慧的灯火烤干的，与其说他的心灵没有开化，倒不如说没有个性。但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乱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笨伯与孩子的礼物。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隐藏于他心理冲突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

　　此事引起了吴宓心中的嫉恨。这事的反响到了清华欲请钱钟书回校任教时，试图大度包容徒儿的吴宓一时没想开，才出了一口闷气--投了反对票。在1937年６月下旬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变动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于６月28日以“将来聘钱钟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一事征询吴宓的意见，吴宓立即避而不谈。但他在日记中却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宓窃思王退陈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事后，吴宓发现自己在此事中的作法不妥，于是又想方设法试图挽回，让联大聘钱钟书，但为时已晚。

　　但吴宓最终他还是宽宥了学生的冒犯。据杨绛说，1938年钱钟书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喜上眉梢，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钱钟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向老师赔罪。吴先生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
　　但钱钟书此后依然拿老师的事情作为谈资。《吴宓日记》1939年7月2日，吴宓曾向钱钟书述及自己同前妻陈心一的“冤苦”关系，“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钟书竟以此对众述说，以为谈柄！”
　　从吴宓日记来看，吴宓后来宽宥了自己的学生，依旧将钱钟书看作自己的得意门生，与钱钟书一起散步，访友，宴会。在钱钟书到西南联大任教一事中，吴宓起了极大的作用。
　　1940年春，钱钟书学成回国，清华大学想聘请他，却遭到时任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叶公超的竭力反对。吴宓知道此事后愤愤不平，斥之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另据《吴宓日记》记载，吴宓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

　　后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吴宓特意叫上好友陈寅恪做说客，力主聘请钱钟书，为清华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经过几番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很是欣慰。只是，任教两年后，钱钟书和诸公不睦，辞职他就。吴宓又是极力挽留，但钱钟书去意坚决。
　　原因大概是钱钟书学成归国时，吴宓与清华说好，拟聘请他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清华当时也基本同意了。可钱钟书到联大时，学校却只肯聘为副教授，年轻气盛的钱钟书自然很是不快，对陈福田和清华更是不满，甚至怪罪吴宓，并发泄到小说《围城》中。吴宓对清华的变卦自然很是不悦，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的矛盾，吴宓最终离开清华去了燕京大学，他在清华的生活从此也画上了句号。

　　其实吴宓对钱钟书很是赏识。他和冯友兰将钱请到联大。到联大后，钱钟书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作为选修课。据王佐良的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吴宓借阅了李赋宁记录的这两门课程的笔记，对钱钟书授课非常佩服。
　　不少论者认为，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短短一学年，因和同事关系紧张，不辞而别。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据说他曾有此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据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是叶公超。所以，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钱钟书离去后，吴宓借学生李赋宁的笔记来读。这是钱钟书讲课的笔记。内容有两门课：一是《当代小说》，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吴宓在《吴宓日记》里写道：“9月28日读了一天，29日又读一午。先完《当代小说》，甚佩！9月30日读另一种，亦佳！10月14日读完，甚佩服……深惋钟书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三十年的清华大学，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据说这多少与钱钟书有关。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激恋
　　对于吴宓，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从吴宓的日记看，自他早年开始，每逢遇到女人，必然评头品足。他表示过爱心的女人有燕京大学的华侨女学生陈仰贤，有欧阳采薇，黎宪初，张敬（张清常之姐，名清徽），在法国遇到的美国女学生H，代号为K的清华女生，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毛彦文。他曾经幻想在他不离婚情况之下仿效大舜的娥皇女英以及安公子的何玉凤和张金凤的故事，当时就被陈寅恪先生一口否决。

　　清华大学女毕业生K，频频出现在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吴宓常常和她约会，一起吃饭、游览，鱼雁传书之余，频频电话传情达意，其亲密程度和情谊远远超出师生的范围，俨然一对恋人，吴宓比K年长十几岁，这成为他们结婚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再比如1937年7月7日日记中提到的绛珠。绛珠原名朱崇庆，天津人，侍寡母，居北京，家甚贫寒。恒喜艳装，着红衣，遂自字曰绛珠。1935年秋，绛珠从吴宓授课。抗战爆发之前，吴宓和这两位女性过从甚密。

　　然而，影响吴宓一生至深的女子，却是毛彦文，这要先从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婚姻说起。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接到清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赶回了国内。

　　1921年8月，吴宓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此时，影响吴宓一生的女子——毛彦文翩然出场。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她当时正要去北京求学，临行前来与闺中密友告别，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二人私订终身。毛彦文9岁时，其父将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方家退婚后，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当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便暗生情愫，碍于同学之谊，只能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收到陈烈勋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考察后回信道：“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似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此次不期而遇，毛彦文的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让本就对与毛彦文怀有好感的吴宓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懊恼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6:44

　　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并在陈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不久，朱君毅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苦等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极力说和无济于事，朱、毛终致解除婚约。
　　然而吴宓却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吴宓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在经历了离婚与不离婚的挣扎和徘徊之后，最终，与结婚7年，并育有三个女儿的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终仳离。吴宓此举遭到“学衡派”同仁一致谴责，吴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1929年，为了筹集一笔可观的离婚费用，吴宓八方求援，还向好友、白屋诗人吴芳吉索债。吴芳吉认为吴宓以追求真爱为由，冷酷无情地遗弃陈心一和三个年幼的女儿，纯属不负责任的胡来，他劝解无效，便故意拖欠债款不还，就为这件事，一向重友谊如泰山的吴宓竟差点与吴芳吉翻脸绝交。其后，吴宓作出振振有词的表白：“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在当时痛诋余离婚（使余极端痛苦，几于殒身）及事后屡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余尝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余力主真诚，极恶虚伪，自能负责，不恤人言。……”

　　吴宓自己对这段失败的婚姻曾这样总结道：“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故妻陈心一，忠厚诚朴，人所共誉，然宓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当时诋余离婚，及事后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

　　对于吴宓的离婚，毛彦文说：“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
　　离婚后，吴宓并未真正与夫人分离，只是一居西郊，一居城内，每月领到薪水后，亲自回家把生活费交与夫人，然后立即回校。姚文青中《挚友吴宓先生轶事》写道：“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毛彦文也有类似的回忆：“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他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决不是一个薄情者……”

　　毛彦文由默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但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二人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结婚，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拍电报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等说，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她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吴宓又是两头落空，此时的毛彦文觉得他太花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33岁的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66岁的熊希龄。毛与熊结婚时曾邀请吴宓参加婚礼，吴宓以编诗话为由谢绝了，赋诗道：“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

　　自己心爱的人另嫁对吴宓是个沉重打击，但有“情痴诗僧”之称的吴宓却把浓烈的情感化为诗篇，大写《忏情诗》，一连写了38首。这些忏情诗发表后，有人嘲笑他是自作自受，更让人议论的是他还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讲给学生听，成为学生的笑料。钱钟书在写给吴学昭的信中也提到此事：“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但作为老师得意弟子，钱钟书也写了首诗送给失恋的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情酸泪倩谁偿。”

　　熊希龄病逝后，吴宓在震惊之余为自己深爱的毛彦文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吴宓在枕上写诗一首，有“忏情已醒浮生梦”之句。吴宓点小灯，写下这首诗，然后再寝。思感缠绵，一夜无眠，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吴宓又开始追求毛彦文，毛彦文面对这个世事无常的重大变故，心如磐石。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

　　吴宓对毛彦文的爱，痴情，热烈，执著，绵长，痛苦而绝望，好比宗教般的情感，持续了一生。吴与毛彦文的恋情，他从不回避，甚至在课堂上与学生公开谈论，并写进自己的诗中。吴宓的《诗集》中题下不少未注姓名的情诗，都是为毛彦文而写的。吴宓曾在诗中写道：“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毛彦文是吴宓心中永远的永久的痛，他经常与贺麟、浦江清等人谈他心中的遗憾与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对毛彦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吴宓对毛彦文的爱是一种柏拉图的爱情。《吴宓日记》1936年8月1日中，吴宓对自己地爱情进行了反省，他说：“盖中国一般人，其视爱皆为肉体之满足及争夺之技术，不知宓则以宗教之情感而言爱。……真正之爱者，皆情智超卓，道行高尚，上帝之宠儿，而人类之俊杰也。爱乃极纯洁、仁厚、明智、真诚之行事，故宓不但爱彦（指毛彦文）牺牲一切，终身不能摆脱，且视此为我一生道德最高、情感最真、奋斗最力、兴趣最浓之表现。他人视为可耻可笑之错误行为，我则自视为可歌可泣之光荣历史，回思恒有余味，而诗文之出产亦丰。我生若无此一段，则我生更平淡，而更郁郁愁烦，早丧其生矣。今年老情衰，并此而不能再，故益不胜其系恋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悬挂在墙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
　　然而，六十年代末，毛彦文遵从胡适先生的劝导，曾撰成《往事》一书，在这本自传体回忆录中，她给吴宓露脸出镜的机会很有限，就连那件大事——1931年她与吴宓一道从欧洲回国——也只字未提。看来，她不仅不爱吴宓教授，而且还有些反感他。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6:45

　　毛彦文在《往事》一书中仅用千余字的篇幅回忆了吴宓与陈心一由合而离的经过，也谈到了自己为什么拒绝吴宓求婚的因由：“自海伦（毛彦文）与朱（君毅）解除婚约后，她想尽方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脱的情绪。吴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据去过台湾而且有幸拜访了毛彦文女士的沈卫威先生撰文介绍，当他重提当年吴宓对她的深情厚爱时，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女士语气平淡地表示：“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再问下去，她便连说“无聊，无聊”。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解放后，已近暮年的吴宓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吴宓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邹兰芳出生于地主家庭，她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但由于她出身不好，而且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这可能也是邹兰芳嫁她的原因。

　　谈到这次婚姻，吴宓曾对好友姚文青说：“非宓负初衷（他曾发誓：为爱毛彦文，终身不复娶），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不过如此。”
　　婚后，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还是很伤心的，饭桌上必多摆一副碗筷，不让亡妻邹兰芳在冥界当馁鬼，他饭前必做默祷。更奇的是，吴宓看电影，也必买两张票，空出身边的座位，意中犹有亡妻相伴。
　　但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邹兰芳其中的一个侄儿，在她去世后，长期以照料吴宓为由，和吴宓住在一起。每天游手好闲，好吃好喝，并没有给吴宓以实际生活上的照顾，惹得一位正直的教授实在看不惯了，冒着有得罪吴宓的可能，劝他辞掉这个食客。“文革”开始后，这个“食客”才自己走掉。

　　所以，才有当时西南师院的一个青年教师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的说法：这十几年，一个不干正事的二级教授的工资大都让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和几个国民党反动军官的龟儿子花了。
　　毛彦文说：“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
　　江勇振所说：“吴宓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练又说，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
　　少年
　　吴宓幼年丧母，故由其祖母做主，将3岁的吴宓出为其叔父吴建常（称仲旗公）的继嗣。1987年，仲旗公在陕西乡试中被录为副贡生。少年得志，弯弓骑射，西出阳关，千里走单，欲在边塞建功立业。辛亥前后，仲旗公曾官至陕甘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仲旗公的学问、修养、道德、行谊为吴宓所敬佩。其无时、无地不在野花烂漫处受女人的爱戴，连壮年在沪涉足花柳场中，名妓争相求宠、致情的风流行为，也为吴宓所称道。吴宓惟独对他没有“早以女子之心理及恋爱之技术”传授给自己，致使自己在情场追逐中多年失误，一错再错而抱怨。

　　仲旗公远在西北边关求功名，吴宓的实际生活还是由父亲芷敬公及续弦雷孺人照料。祖母怕吴宓受后母虐待，便将小吴宓至于特殊保护之中。1905年冬，吴宓被送往三原县北城，师从泾阳王麟编读书。祖母杨太淑人不待见吴宓的继母，以婆媳矛盾和伴孙儿读书为由，于1906年初移住三原，直到第二年６月病逝。
　　祖母12年的照料、保护，12年的溺爱，使原本失去母爱的吴宓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天地，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份有益的赐予，直到晚年他在自编年谱中追忆童年的这段往事，就祖母对自己的影响，仍有以下反刍：“（1）溺爱，纵容过甚。不但使全家人皆不服，且养成了宓之许多不良的性行、习惯。（2）宓一生感情，冲动甚强。往往以一时之感情所激，固执私见，孤行己意，不辨是非，不计利害（后乃悔悟）。又自己勤奋劳苦，而不知如何寻欢求乐，无逸豫之情，少怡悦之意。即是：能工作，不能休息。能紧张，不能纵逸。对人，则太多计较与责难--以上皆类似（杨太淑人）之个性，由不自觉（无意）的摹仿而来者。”

　　逸事
　　吴宓在国外时，因受陈寅恪影响，好购书。据说当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吴宓不惜血本花费60美金（时官费生每月100美金），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买回去，拂去上面的尘埃，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放于床头当做镇室之宝。吴宓归国之时，费心尽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日后多年未用。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宓搬迁数次，为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1947年，吴宓再也不堪此书的重负，忍痛甩卖，售与清华1925级毕业生孙大雨，才去了一个累赘和一桩心事。

　　吴宓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吴宓酷爱《红楼梦》，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钱钟书在评论其师吴宓的诗集时，一语道破：吴诗中“太多自己”，简直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而当众外扬家丑”。
　　1937年7月7日，吴宓日记中记载，是日为香山慈幼园的第三次回家节，熊希龄、毛彦文夫妇留在青岛未返回北平，吴宓看到报纸上的新闻，熊希龄在青岛患病不能回平参加回家节，而吴宓不认为熊希龄患病是真，武断地认为熊希龄“安居逸乐，惮于跋涉，懒于应酬”，以生病为托词，并认定熊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听从毛彦文的主张。
　　1937年11月10日，吴宓坐船去青岛，船上人非常拥挤，到处是逃难的人群，船舱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幸好有床位。满目都是拥挤的人群和杂乱的行李，有一个广东的商人携带生螃蟹一篓，不知什么原因，螃蟹从篓子中爬了出来，有一只爬到吴宓的床上，吴宓大吃一惊，忙起身抓螃蟹，经过一通折腾，他终夜无眠。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还作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该诗是嘲笑哲学系的教授们。因为哲学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经常戴着一副眼罩。郑昕喜欢喝酒。第二句是指他两人说的。诗中第三句是指冯友兰，马二代指其姓。当时，吴宓南行时有一首诗，其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不很得体，第三句就此而言。第四句指沈（冗三）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代替蓍草。

　　冯友兰认为吴宓的“相携红袖非春意”（“相携红袖非春意”句，吴宓自注曰：“至于弭出京（北平）南下，赴津，与（绛珠）相约乃同火车系用作‘掩护’。”）之句不得体。当时冯友兰和闻一多所住的教授宿舍楼前有一棵腊梅，腊梅正开，站在楼上的栏杆旁边，恰好与腊梅相齐。有一天，闻一多又与冯友兰说起吴宓的那句“红袖”诗，闻一多随口说出一句诗：每饭不忘“红袖”句，冯友兰灵机一动，随口接了一句：凭栏惟见腊梅花。

　　吴宓终其一生反对白话。有意味的是1928年他南行访问毛彦文时，却应毛彦文之请为她主编的《每周妇女》撰写过白话论文一篇，题目为《文学与女性》，署名王志雄。
　　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且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并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1938年初，由于昆明的校舍紧张，文、法学院设于蒙自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等地，此处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开学。吴宓在蒙自，同南岳临大时一样，仍授《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西方古代文学》三门课，每周八小时，吴宓有课时，和涂君共住教师宿舍347室。这个宿舍是供教授讲课休息、备课之用。吴宓和联大同事还合租一“红楼”，作为居家之所。“红楼”是吴宓偕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诸位先生租赁的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称谓“天南精舍”。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时在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的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今归李氏经管并享有。李氏兄弟，为蒙自大族。”入住“天南精舍”的联大教授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请佣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每人每月大概共需要十二三元。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说：“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吴宓和众教授刚入住之时，宴请蒙自分校的教授和职员来此客厅茶聚。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吴宓和汤用彤曾宴请房东，十几天后，房东带着孩子送肉和蔬菜，房东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戏，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故吴宓作诗有“闲共儿童笑语哗”之句。

　　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吴宓在联大时，交游广泛。军人有关麟征、杜聿明、黄维、宋希濂、张耀明等，还有云南财政金融首脑缪云台，“装饰摩登而别致”的著名女士司高玉柱，等等，吴宓与他们也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吴宓在昆明时期交往的上层军政人员，关麟征是主要的一个。当时关麟征是抗日将领，和吴宓都是陕西人，有乡谊，交往自然多一点。两人交往多是闲谈，但有时也有求办的事，诸如请关介绍搭乘军车或托运衣物，办通行证，诸如此类的事情。吴宓离开昆明赴成都前，关先后两次赠金共两万元，“宓略辞而后受之”（1944年9月1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吴当然也不是白拿。半年前，吴当了一次枪手，“代关将军作贺中央宪兵十三团龙团长夫人三十寿诗云：‘妙誉英才伉俪坚，天真挥洒对婵娟。箫新剑气冲牛斗，三十功名奏捷先。’”随后，吴又代第九集团军兵站分监葛某“撰关麟征将军太翁寿诗云：‘一乡钦德望，廿载侍戎机。教子成名将，摧胡屡合围。天应赐寿考，人共说神威。忠孝心如镜，终难万古霏。’”事实上，吴宓对关麟征在骨子里是瞧不起的，且对他腹诽。他在日记中写道：“关将军纠合昆明画家，强其作画140幅，以遍赠在文山训练中国军官之美国军官140人。且各另画一幅，以赠关将军。（当场发纸）噫嘻，职之不修，军不能战，见讥于美人，而徒以私情交欢。且慷他人之慨，勒命画家献纳，未免贪且暴。将军过矣！”

　　吴宓为了生活中的小事烦恼，叶公超借了他的钱，却忘了还。《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H．K．（始终未还）。”
　　1949年以后，吴宓在西南师院任教，是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在校内可谓“高薪阶层”。又一位女教师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送给吴宓，吴给了那位女教师100元。有人对吴宓说：“一双袜子值多少钱？你给的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的，我给她的不算多。”又一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向吴宓借了五元钱，说明一周归还。一周过去了，却没有来还。吴宓找上门去，向他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不高兴，逢人就说：“吴宓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讨。”吴宓向人解释：“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他提高道德修养。”

　　在西南联大时，因为日机经常空袭，给联大师生的居住环境造成了不少麻烦，给他们居住增加了不适感。《吴宓日记》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兹摘录如下，以见一斑：“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则本舍仅萧蘧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
　　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F.T.（指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和岱孙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红楼
　　吴宓推动了西南联大的《红楼梦》热。据余斌考证，1940年至1942年间，联大出现了一次《红楼梦》热，这股热潮大概由陈铨的一次演讲引起的，吴宓和刘文典推波助澜，使之升级。
　　1940年4月11日晚，陈铨大西门内文林堂演讲《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热烈。这次演讲吴宓帮助张罗，他在日记中记下讲演之盛况：“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一个月后，“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成立，核心人物黄维等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吴宓应邀参加。吴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员。这个社团夜间在南食堂举办的活动生气勃勃，异趣横生，话题常常不知不觉从品评《石头记》转到各自阅读的诗文及个人恋爱故事。

　　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先生讲“红楼梦研究”，经常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吴先生此举，也引来一些有骑士风度的男生追随学习。
　　吴宓有曲折的恋爱情史，他经常把自己比作《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顾毓琇有“千古多情吴雨僧”句，吴宓字雨僧，让人想起蒋捷的《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事实上，吴宓一生的苦恋和痴情，也的确如这半阕词所写，“悲欢离合总无情”。有同事取笑他是“情僧”。吴宓并不因此恼怒。

　　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并勒令其改名。岂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由中间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才了事。
　　吴宓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吴宓曾在《武汉日报》发表过《论紫鹃》一文，对紫鹃忠诚、善良、执着的品格褒扬备至。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在吴宓看来，林黛玉是中国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够像紫鹃那样无限忠诚和深情地服侍和维护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

　　这个故事的另一种版本是这样：有一天，吴宓发现有个饭馆，上面写“潇湘馆”，他一进去，里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说，叫老板来一下。老板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林妹妹会难受的”，吴宓回答。因为林妹妹的潇湘馆是有幽幽篁竹，适宜吟诗的地方，怎么能划拳？

　　1942年，刘文典在联大讲《红楼梦》两次，吴宓都去捧场。一次，“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另一次：“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琼是联大生物系助教张尔琼，有一段时间她在昆华中学教书，与吴宓关系时冷时热，若即若离。雪梅即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吴宓陪她听刘文典讲演《红楼梦》，却心猿意马，张望人群中的张小姐。

　　吴宓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红楼梦评赞》，有一部分将太虚幻境与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炼狱和天国相比较，引导人从幻灭和痛苦中解脱。他在一种文化与别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跨越好几个世纪，还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让本科学生惊叹不已。那天晚上，“听者填塞室内外”，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因畅述一己之感慨，及恋爱婚姻之意见，冀以爱情之理想灌输于诸生。而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不异饮酒至醉云”。

　　又有一次吴宓上《文学与人生》课，不知不觉讲到《红楼梦》，将自己的情史作为“反面教材”，讲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认识彦（毛彦文）之往事。听者拥塞。”下课后，吴宓细思量，觉得对学生叙生平，不妥当，很后悔。
　　1942年暑假，吴宓为联大学生讲《红楼梦》共七次。第一次，毛子水教授也来听讲。在此期间，吴宓应昆明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并获得不菲报酬。可以想见，吴宓讲演《红楼梦》，成为联大和昆明的公众人物，这情形，大概和如今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楼梦的刘心武类似。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6:50

陈寅恪
　　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中国再没有陈寅恪！

　　说到博学，如果陈寅恪自认第二，大概没有人敢称第一。他游学欧美，没有拿一个学位，却被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他号称教授的教授，大师中的大师，被中外学人一致推崇；狂狷如刘文典，对他“十二万分的敬佩”；霸气如傅斯年，对他尊崇有加；斯大林向毛泽东谈及他，英国女王访华专门去拜访他；他洁身自好，虚怀若谷，潜心治学，提携后进；晚年他眼盲、膑足，但依旧一心向学，只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博学
　　陈寅恪留学海外时，就以博学著称。罗家伦回忆：“朋友中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19世纪20年代初，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欧游学，当时在柏林有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他们经常往来，访谈游玩，时常一起把酒言欢，高谈阔论。俞大维醉心德国歌剧，常用竹筷频作指挥音乐状；陈寅恪则能讲到国家将来政治问题，对教育、民生等大纲细节一一涉及。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等。诸生闻听，大感分析透彻，鞭辟入里，对陈氏也更加刮目相看。

　　陈寅恪每次给学生上课前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如果这句话是出自别人之口，可能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吹牛，但是出自陈寅恪之口，却从来没有人怀疑他的话的真实性。
　　陈寅恪有丰富的西学素养，过去人们盛传，陈懂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中外文字，并非夸张之词。从他留学的笔记看，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法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东土尔其文等十六种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季羡林先生用了“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容。但是，陈寅恪一生对自己的品学极为谦虚慎重，从未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去世后都未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使他的师友、家属与弟子也莫不如此。

　　陈寅恪的弟子、北京大学任教的王永兴言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
　　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曾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的陈寅恪当年在国外学习时期的一批珍贵资料，在陈寅恪去世后陆续归还，其中就有当年的学习笔记若干册。透过那早已发黄的粗劣纸张和纸张上密密麻麻的记载，可以得知笔记主人在学术征途上历尽的艰难困苦与丰硕收获。曾留学德国十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在广州一次会上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季羡林同时讲道，东方古代语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即用一种文字之佛教经本与其译本相比照，进而探究不同语言之规律与变化。陈寅恪之语言学习与文献阅读是相关联的。例如学梵文，寅恪就专听过梵文金刚经研究课程。正是有了如此渊博的学识，他才敢于在大师如林的清华园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大课。

　　陈封雄回忆说：“寅恪叔学习外国文字的惊人能力并不是由于他有异于常人的头脑，而是凭他坚忍不拔的求知毅力。例如，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

　　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陈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为精致。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对于此次指出的错误，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哭笑不得的表情。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

　　陈寅恪在清华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当时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先生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到清华的第二学年，陈寅恪主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指导学生专题研究的学科为：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之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20世纪2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1933年，陈寅恪的弟子陈哲三到日本，一次饭间遇到日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后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便执礼甚恭，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白鸟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
　　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7:01

　　中印战争结束后，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打倒，早已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记忆历数每段每句当在某书某页，从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保证了我国在谈判中占了主动，保证了我国在那次谈判中不失领土。
　　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书信。信中云：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文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即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于这年八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刊载，梁启超就是通过《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寅恪之博学倾倒。一年之后，梁启超向曹云祥力荐陈寅恪，陈得以到清华执教。
　　尊崇
　　陈寅恪号称大师中的大师，教授的教授，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文人和学人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一家南下香港，途经广西梧州市。当时广西大学就设在这里，李运华校长原是清华教授，得知陈寅恪一家来到此地，亲自到车站迎接，热情招待一家人吃饭。因不能在此过多停留，晚间，李校长与夫人一道踏着沿江灯火，亲送陈家老小登上内河轮船，茫茫夜色中，轮船沿江而下。
　　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为此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每次警报一鸣，众人皆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以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在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据说刘文典还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

　　冯友兰早年留学哈佛时，就仰慕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当时已任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陈寅恪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损，不得不祝愿治疗。学生们自动组成看护队，轮班伺候，替陈师母分忧。陈寅恪感动之余，对梅贻宝校长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尤存。”梅贻宝后来说：“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是一杰作，而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陈寅恪回到北京，住在清华园。季羡林知道老师回来后，立即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颇费周折，宛如一次短途履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但是季羡林不以为意。季羡林知道陈寅恪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就到现在的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陈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本打算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并讲学的陈寅恪尚滞留香港，形势危急，生死不明。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时人得知此事时后舆论一片哗然，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幸得历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营救，“九死一生”的陈寅恪一家人最终安抵桂林，逃过此劫。

　　1941年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时，岭南大学教授冼玉清托人给他们四十元“军票”小小资助，陈婉拒了。后来陈寅恪到广州后，陈家大到与学校的对话，小至女儿婚事，冼玉清都十分关心。这给晚年的陈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节，唐筼曾手书陈寅恪撰的春联赠冼玉清：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袒恍隆?br>　　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是印尼华侨首富黄奕住之女、周寿恺教授的夫人。1952年，一个偶然机会，黄萱应中山大学之聘任陈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陈寅恪晚年的著述融入了黄萱大量的心血。《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等都是由黄萱记录、整理的。陈寅恪与其合作十分愉快，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际专事附记鸣谢。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了十四年。因爱人工作调动，黄萱一度欲辞职。陈寅恪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被感动了，就又留了下来。直至1966年被迫离开。

　　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寅恪忘记让坐，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寅恪目盲，竟不知。
　　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陶铸一直给他大陆知识分子难以奢望的待遇。陶铸任中南局书记期间，对陈寅恪的治学和工作极为关心。“因他目盲腿残”，特专派三名护士照顾他的生活。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故在他院子里特意修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工余散步时不致跌倒。陈转任中大教授后，他的工资待遇在在中大以及全国的教授之中都是最高的。陈毅，周扬，胡乔木等对他都十分尊重，到广州时都专门前去拜访，并同他探讨文史学术问题!
　　陈寅恪当过学部委员。对于学部委员的选举，张稼夫说：“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再查找，后来查知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英国女王访华，专门提及陈寅恪，还专门去拜访陈。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对他的关怀。

　　1962年胡乔木过访，由陶铸陪同，“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20世纪30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陈寅恪频频发问，胡乔木尽量委婉地解释”。诸如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发问：“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胡乔木笑答：“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一场地震一样。”当陈寅恪问及他的著作为何迟迟不能出版时，“胡乔木以八个字回答陈寅恪的八个字发问：陈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因胡乔木、陶铸的过访，陈寅恪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中有两句值得玩味：“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

　　陶铸对陈寅恪呵护备至：关照中山大学将当年“中右”的陈寅恪“脱帽加冕”；为方便陈寅恪的散步，安排人在他家门前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陈病重时为其配三个半护士；为了陈寅恪能欣赏戏曲，他指示中山大学为其弄一台好收音机，当时学校不认真办，陶铸很生气，说“学校不送我送”。他送了台落地电唱两用机给陈寅恪。陶铸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统计出1966年6月到12月间，远在北京的陶铸先后三十八次用电话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其中数次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文革开始后，虽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特指示广东省委善待寅恪，然而红卫兵置之不理，反而逼寅恪交待与陶铸的关系，想借此整跨陶铸。当时陈已经“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红卫兵就占据了陈宅对面的办公楼，整天用高音喇叭往陈宅呼喝口号，而且还冻结了寅恪夫妇的工资。更可恨的是，他们还用武力赶走了陈的助手黄萱及和陶铸派给陈的三名护士，在屋内遍贴大字报，抢掠物品撕毁文稿，如寅恪自传《寒柳堂纪梦》，一时家徒四壁。陈不屈服，他们想到抬他去礼堂批斗，陈夫人阻拦被打成重伤。刘节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刘节于是自愿代寅恪受批斗。红卫兵问刘有什么感想，刘答道：“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不久陶铸被批斗，红卫兵问他为什么庇护寅恪，陶正色回答：“你们如果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对待你们。”

　　文革开始后，众人皆批陈寅恪，但季羡林不愿违心出手，落井下石，虽经再三动员，晓以大义，他仍效金人三缄其口。季羡林晚年回忆：“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治学
　　陈寅恪初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屡劝宓购书。”
　　陈寅恪常说“读书必先识字”。陈寅恪幼年即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都曾下过一番苦功。陈寅恪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就成为其经常诵读之书。据陈氏弟子蒋天枢说，陈寅恪在国外时，曾携有两部《经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续经解》直到陈氏去世后尚存于遗物中。另据俞大维透露，陈寅恪对于史书读得格外用力，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中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等，即使德文原版的天文学也是他经常诵读的史书之一。

　　陈寅恪认为“读书先识字”，要研究历史学特别是东方学，必须要懂得东方的文字，包括历史上存在过，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历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对各种古代文字与考证下了极大的工夫。
　　陈寅恪后来谈到他学会多种外语的经验，只强调一个“诚”字。到清华执教时，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可他并不满足。就在他任清华导师后，仍然坚持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每个星期进城学两天，向钢和泰学梵文。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游学欧美第一流学府，却不拿半个学位。对于留学生中那些仅仅是为了得学位、谋职位，以留洋给自己镀金的人，陈寅恪是极为不屑的。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虽所学不同，然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则一。鄙夷之情，溢于言表”。他的侄儿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陈寅恪表弟、同学兼妹夫）提起此事，俞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关于陈寅恪的学位问题，他的受业弟子陈哲三是这样解释的：“因先生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往学焉，学成则又他往。故未得一张文凭。”另有一种说法是，陈寅恪曾得到一个学士学位。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的侄儿陈封怀在《回忆录》中提出来的，称陈寅恪曾得过三个学士学位：“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

　　陈封雄回忆说，陈寅恪在游学欧洲期间两次回国，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杂览经史古籍，对史学感到浓厚兴趣。他不但背诵了《十三经》，而且每字必求甚解，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
　　抗战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陈寅恪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民国时期，中国学术史上有一件著名的大事，就是8000麻袋15万斤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1912年，国民政府在孔庙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原清廷学部所藏档案与试卷全部归入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暂存于敬一亭中，总数约8000麻袋（据王国维说是9000麻袋）。1921年，该博物馆筹备处一位旗人处长伙同几人，将8000麻袋、总重量为“十五万斤”的明清档案，当做废纸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换得银元4000。幸得罗振玉偶然发现了一些流入市面的档案材料，找到同懋增纸店。当时同懋增纸店已经把档案当做废纸转卖出了约计1000麻袋，其余部分被老板差人运到了定兴与唐山两地的纸厂，准备化成纸浆制造“还魂钱”。罗振玉最后不惜倾家荡产以1.3万元的高价将剩余的档案全部购回，并分藏在北京和天津两地。此后，因罗振玉购买档案已罄尽全部财力，再无力承担整理重任，将7000麻袋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大收藏家，将另一小部分出售给北大国学研究所，另一小部分被伪满洲国购得，1936年又移交给了奉天图书馆。后李盛铎也因财力不济，准备出手。陈寅恪得知后，希望当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能将这批档案买下，胡适也支持陈的建议。经过陈、胡二人的努力，傅斯年向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申请拨款，此后，经陈寅恪与李宗侗共同出面几次与李盛铎协商周旋，总算将这批珍贵文献买下。1929年8月，在陈寅恪等人的积极努力下，这批珍贵档案运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合计约6万公斤，其中2.5万公斤破烂不堪。

　　1946年10月，陈寅恪夫人及小女美延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时的陈寅恪已双目失明，但他决心静下来好好做一番学问，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窗纱飞扬 · 发表于 2009-2-15 17:02

好长，头晕了～～～～～～～～～～嘎嘎
慢慢看，可能要看半个月呢～嘎嘎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7:02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久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次带出唐朝婚礼制度，实极重要的事情。”
　　陈寅恪曾讲授元白诗证史课程，以诗证史。中山大学一名叫刘隆凯的学生，也曾听过陈寅恪的“元白诗证史”一课，他根据自己的课堂记录，把陈寅恪所讲的内容整理出来，于是世人得见陈寅恪“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如陈寅恪曾考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年龄。诗中写道：“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陈寅恪以此为据进行考证：“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后年龄了。过了这个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莺莺，贞元十六年才十七岁，以后结婚也在二十岁之前；韦氏，在贞元十八年结婚时正是二十岁，若再不出阁，也就难了，她比崔氏大一岁。”诗中又云：“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陈寅恪说：“看来，唐代女子与人应酬是在十三岁。杜牧《赠别》：婷婷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秋娘，是贞元十五年白氏中进士时长安最负盛名的倡女。白氏沦落江州，感念昔日之游，乃取于诗中。有人以为是杜牧诗里的杜秋娘，谬极。假定琵琶女贞元十五年是十三岁，那么，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浔阳江头应该是三十岁了。她嫁商人不会太久——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茶商在长安领了专卖券，同时娶了琵琶女，再到产地买茶，蜜月里就离开了新妇。可以说，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岁时，弟走从军，不久，阿姨又死了；再过年余，她三十岁时才嫁，真可谓——老大——了。”陈寅恪还以此考证出这个三十岁才嫁的琵琶女是西胡种，与商人是同居关系，不是正式结发夫妻，等等。

　　文革中，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开始撰文向这位昔日的导师发难。其中一文也提到了关于“琵琶女”年龄地考证，文中说道：“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从此文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博学和为学态度。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对藏学、突劂学研究，陈寅恪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他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晚年的陈寅恪“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的，随着政治高压的加强，发表、出版自由都丧失了，还有时时刻刻红卫兵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以想象，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纯儒
　　中国近现代文坛，能当“纯儒”两字的只有陈寅恪。陈先生一生只知治学，不愿为官，不关心政治，不参与党派之争；陈先生提携后进，但结党而不营私，从不搞门第之争；陈先生学贯中西，但始终以国学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学西学只为更好地研究国学；陈先生一生以传道授业为已任，眼盲、膑足，仍坚持上课，进行研究。
　　陈寅恪夫人唐篔，是大清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人悲愤之下，筹划成立台湾共和国，拟奉唐景崧为总统，参与此事的人中也有陈寅恪的族人。此事卒未成功。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与陈寅恪最能谈得来且引为知己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寅恪七载同学的俞大维在晚年回忆时曾这样说过：“到了中、晚年，对他（陈寅恪）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文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当时王国维居住在清华西院，陈寅恪经常到王氏住处论古话旧，说到伤心动情处相对而泣，几不能语。当王国维自沉后，陈氏的挽诗“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即指此段情谊。王国维遗体入殓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磕头，并三叩头。

　　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恪守孔孟之道，他在国学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先生，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寅恪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季羡林回忆：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陈寅恪留学十六载，依旧乡音未改，装扮如故，与大多数归国留学生如罗家伦等辈一派西装革履大相径庭。陈寅恪夏秋总是一身长衫布履，冬春则棉袍加马褂。数九寒冬，就在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帽，裤脚扎一根布带，仅从外观上很难令人想到此人乃学贯中西的大师。
　　关于"恪"的读音
　　陈寅恪的“恪”这个字，被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而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见“恪”绝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聪明给“恪”编一个新音，是很荒谬的。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7:04

　　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陈寅恪的老家江西修水，“恪”字辈已不下千人，叫“陈寅恪”的就有6人。这些以“恪”命名的宗亲，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长辈，都读“恪”为koh（古入声）。
　　陈寅恪从青年到老年，从没有将“恪”写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国、德国留学和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学《本校专家调查表》上填写的名字拼音均为ChenYinke或ChenYinKoh。北方方言已无入声，古入声koh在当年的北平官话中已转化为kè，陈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场合都使用kè音。
　　根据陈寅恪生平经历，应该是从清华园开始被人叫成陈寅què的，至西南联大、成都燕大时期，已约定俗成。但陈寅恪本人并不认可，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更正一下，俞大维是俞明震弟弟俞明颐与曾国藩孙女、曾国藩次子曾纪泽的女儿曾广珊的儿子。
　　曾昭抡是曾国藩弟弟曾国潢的曾孙，他的妻子是俞大维的四妹，名字应为俞大絪，俞大絪曾为北京大学西语系一级教授。
　　再介绍一下俞大维的其他弟妹：三弟俞大绂是植物病理学和微生物学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五弟俞大纲是中国戏曲专家。三妹俞大缜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说起了俞大维，就附一则俞大维儿子俞扬和的逸事。
　　俞扬和是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时和德国女人生的儿子。金发碧眼的混血小子俞扬和长大成人后，随着抗战爆发，先是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学员班受训，20岁时赴美国鹿克战斗机飞行学校接受高级飞行训练，后回国参加中美联合飞行大队对日作战。战斗基地在湖南醴陵，俞扬和的英文尚好，给队友们的相互沟通带来很大方便。抗战后期，俞扬和在参加空战30多次后被敌机击落，跳伞受伤，为醴陵地区游击队抓获。游击队员一看俞扬和那黄发碧眼的相貌，以为是日本人顾用的外国飞行员，当即捆绑起来欲大刑伺候。俞扬和一看眼前的阵势，知道大事不好，灵机一动，与对方讲起湖南话来，说自己是被日军击落的国军飞行员，并大喊冤枉。游击队员闻听此言，似信非信，大眼瞪小眼地不知如何是好。俞扬和进一步解释说：“难道有会讲湖南话的日本人，或其他外国鬼子吗？”待对方弄清真实身份，赶忙将其松绑，装入箩筐，抬到山外医院治疗。可惜扬和的伤残已不能继续服役，伤愈后不得不离开空军，转到民航任驾驶员。

　　1948年底，俞扬和与不会说中文的华侨妻子离婚后独自赴美定居，未久又续娶一房太太。十年后与正在美国读书的蒋经国之女蒋孝章在华盛顿邂逅并一见钟情。1960年5月，离婚后的俞扬和与比自己小20岁的蒋孝章在美国一个小教堂秘密举行婚礼，次年生有一子。俞大维按照俞家的辈分为孙子取名俞祖声。尽管结婚之前，二人婚事在蒋家引起过轩然大波和世人的猜测议论，但俞祖声的诞生，不仅得到祖父母的欢心，也得到外祖父蒋经国、曾外祖父蒋介石的宠爱。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大照片，蒋介石端坐当中，怀里抱着的婴儿便是俞祖声。

　　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是在导师陈寅恪的指导下开题的，这是陈寅恪唯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在很多细节上对石泉有发蒙解惑之力。但陈同时对石泉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对于古代诗词，陈寅恪最佩服陶杜，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除宋代词人外，他对于清代词人经常提及龚自珍、朱祖谋及王国维三大家。
　　解放前夕，陈寅恪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晚年失明膑足的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一日偶随父亲三立夜逛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寅恪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后来陈氏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的研究，与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关系。
　　陈寅恪晚年治《柳如是别传》，视柳为千秋知己，尤其爱柳的《金明馆咏寒柳词》，遂为书斋命名“金明馆”和“寒柳堂”。

　　陈寅恪晚年因撰写《柳如是别传》，颇受不少学人讥讽。陈对吴宓说：“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已察出当时夷夏之防与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也。”
　　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对自己的学生汪笺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风采
　　陈寅恪的外貌也很有个性，“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据说，当年还真有人把他当成了甘地。
　　陈寅恪留给学生的印象，大都是他在课堂授课时的形象。学生许世瑛回忆：“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陈寅恪上课带的装资料的包，都是布包为主。而且很有意味的是，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他都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罗香林回忆说：“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夹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

　　劳榦在《忆陈寅恪先生》写道：“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寅恪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
　　学生许世瑛也有这样的记载：“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了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进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

　　传道
　　在清华园内的课堂上，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每堂课均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于平常人人所见的史籍中发现新见解，以示后学。对于西洋学者之卓见，亦逐次引证。有时引用外文语种众多，学生不易弄懂辩明，陈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证材料一一写出，读其音，叩其义，堂下弟子方知何为梵文，何为俄文等语言文字。因陈每次讲课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阐发，故学生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名声越来越大，一些大学教授与外校师生也专程前来听讲。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7:07

　　据陈寅恪的受业弟子蓝孟博对陈哲三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说：（陈寅恪）“平日讲书，字字是精金美玉，听讲之际，自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不配当他的学生。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子，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教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最早出现何处，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

　　周一良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即谈到，30年代就读燕京研究院时，听同学盛赞陈寅恪先生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遂旁听陈先生课而感受深刻：“……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的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著，但除经济方面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

　　姜亮夫在清华时曾写了一篇批评容庚的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容庚把这篇文章送给陈寅恪看。陈寅恪对姜亮夫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姜亮夫听了，大受震动，从此不太愿意写批评文章了。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院职称。陈寅恪因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心思与旅居香港的家人团聚，决定于夏天离开联大赴英国讲学。吴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饯别，时值端阳，吴宓赠诗曰：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在西南联大时，陈寅恪住在靛花巷青园学舍。每到上课，陈寅恪步行一里多路到学校。陈寅恪仍像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是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但从不迟到。有同学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老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陈寅恪不允。一位学生回忆说：“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座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做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人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过他请过假。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感到枯燥。
　　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季羡林写《回忆陈寅恪先生》写道：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学生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据听过陈氏课的学生回忆，若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相对城内北大的偏远，近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与教员，则得天时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达清华讲堂，先是喘着粗气，接下来屏息静气，美美地享受一顿免费大餐。人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陈寅恪这里却是例外。

　　在清华，陈寅恪是名教授。除了本校历史和中文系的学生听讲外，还有校外旁听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当时在燕京读书的周一良回忆道：“我从燕京到清华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不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经逝世）。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以后，常常讨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罗香林也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他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对于上课的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提携
　　陈寅恪对学生很是爱护，对后辈极其关心，他从不要求回报，这些学生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师当年对他的提携。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7:08

　　陈寅恪在提携后进方面让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受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榦，早年毕业后即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劳榦从心底里佩服陈寅恪。
　　罗尔纲回忆他与陈寅恪的见面，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南下途径长沙。在“圣经学院辽阔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无聊地观望。”陈寅恪当时也在广场。罗尔纲说：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便停止了。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却如在眼前。我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我一生最着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对《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华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我想如果陈先生能见到，那该多好啊！

　　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王永兴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信中意为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问题，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附：八卦文人的长寿
　　呵呵，最近感觉越写越重了，还是继续回归八卦吧。一直喜欢梁冬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认为光是纯粹八卦的太轻，纯粹的严肃太重，在八卦之中有一点严肃，在严肃之中有一点八卦，才是真正合乎人性。好吧，继续八卦。
　　从民国一直到70年代，按说是文人多舛的时代，许多文人死于暗杀，如史量才、闻一多；死于捕杀，如王实味、柔石；死于自绝，如梁巨川；死于国难，如陈散原；死于饥谨，如朱自清；死于浩劫，如
　　举不胜举，但是文人的平均年龄依然是大大高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高龄的非常多。试从名文人中举几个例子，强烈欢迎大家补充（以下年龄按传统记虚岁）：
　　章克标108岁，陈翰笙108岁，苏雪林103岁，毛彦文105岁，苏局仙110岁，巴金101岁，冰心100岁，马寅初100岁（其一妻106岁）、陈立夫102岁，晏济元1901年出生健在，100岁以下90岁以上太多就不列了。
　　需要提的是目前世界上最长寿的人才113岁。这是否说明读书有利健康，至少有利寿命，呵呵？

　　继续讨论刚才的问题，有一位叫但斌的经济人的一段话我很喜欢，他说：
　　他写到;“每一次真正重大的危机，总会有老帝国衰退新帝国诞生，但过去这种变革往往伴随着残酷血腥的战争，今天变革的原因也许会有所不同。威廉姆森在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曾用4个制度层级来说明一个民族真正强盛的原因：一是非正式制度：风俗、传统、宗教、文化，其变化频率100—1000年；二是正式制度（博弈规则）：正式规则：宪法、法律、产权；政体、法律、司法、政府，其变化频率10—100年；三是治理（博弈执行）：公司治理、政府治理、交易治理，其变化频率1—10年。四是短期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较高的层级对以下的层级施加限制。其中真正决定一个民族未来的是风俗、传统、宗教、文化，其变化频率100—1000年。今天已有人反思欧美人“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我们古老民族性格中重视教育，善于储蓄，吃苦耐劳的品性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走的更久远。”

　　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由于金融危机，西方信奉了几百年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制度从来没有象现在一样受到广泛的质疑和动摇，资本论这些书又开始好卖了起来，而介绍东方伦理文化的书籍也受到追捧，这也许是一种对未来的隐喻呢。
　　我补充一个观点，大家不同意尽可以在学理上展开批评：
　　按说历史不能假如，姑且假如一下吧，假如戊戌变法成功（目前有一些学术书籍研究分析本是很有希望的），那么中国根本不需要进行什么文化革命，甚至社会革命，也就进行一些制度革命，和日本、英国一样，实行君主立宪制，一样可以把中国引向现代化。这样的话代价最少，没有杀人如麻、没有血流成河、没有党禁、没有洗脑。如果是这样发展，也许大家根本就不会去谈论什么文化层面的问题了，如同英国从没觉得是不是要把萨翁扔了，才可以进资本主义一样。

　　可惜的是当时改良没有成功，结果革命了一百多年，你唱罢来他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到打的没的打了，到头来还是得从头一点一点解决中国的问题，又回到了改良的路子，而革命了的许多东西却再也拣不会来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上世纪那些精英们当时不那么激进和大跃进，我们的今天也许会更好些；同样，今天的我们如果不那么激进，多解决问题，少提出主义，多注意传承，少搞革命和破坏，我们的未来没有理由不更好些！
　　言论
　　据考证，陈寅恪可能是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抗战期间，陈寅恪对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陈寅恪在给清华学生授课时曾经说过：“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1953年11月，汪篯去广州劝陈寅恪北上，陈寅恪对他甚是反感，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写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胜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高格
　　陈寅恪一直敬重胡适，在重庆选举中研院院长时，陈寅恪公开说“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先生一票”。
　　陈寅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批评别人。弟子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一次写了篇批评容庚的文章，送到《燕京学报》，容庚又送给陈寅恪看。事后陈寅恪对姜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件事对姜震动很大，从此专事研究，再不写批评文章。
　　蔡元培先生身故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人选问题，又起了一场风波。陈寅恪也去重庆支持胡适。一日，蒋介石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这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因几日前传闻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定院长，陈寅恪对蒋心存不满。宴会结束后，陈寅恪赋诗一首《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7:13

　　这首诗陈寅恪曾抄一份赠给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品评，吴宓收入《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据金岳霖晚年回忆：“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古史。院里主要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青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前，朱家骅派人将陈寅恪一家从香港接到广东，转至重庆，住在妹丈俞大维家。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家穷得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季羡林知道后，将此事告诉胡适。胡适马上决定拟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之急，决定以自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季羡林用胡适的小汽车从陈寅恪家拖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藏版书。陈寅恪当时只收了两千美元。而据市价，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书值就超过此数。

　　此事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也有记载：“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籛，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来到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汪籛师从陈寅恪研究隋唐史，有两年多时间与陈寅恪朝夕相处，吃住都在陈家。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对汪影响尤深。但汪一头住进老师家中。汪本想叙师生之谊，再谈“正事”。不料，一开始两人就谈“崩”了，汪负气住到了招待所。据传汪是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这才引起了陈寅恪的反感。次日，陈寅恪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由唐筼执笔），信中说：“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他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做挡箭牌。据传，当时冼玉清、黄萱在场，都劝陈寅恪不要这样提，陈却坚持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1955年，广东文化厅厅长杜国庠向陈寅恪先生表达了全国政协拟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意愿。陈先生说：“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都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于是杜只好搬出周恩来来说服陈先生。陈先生为其父陈三立在杭州西湖边的墓因扩路而要被迫搬迁，曾去函周总理，希望得到帮助。周总理理解老一辈的道德准则，设身处地为陈先生考虑，让办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动陈三立的墓。后来杭州将路线作了少许改动，使陈先生的要求得到满足。于是杜国庠就恳切地向陈先生说：“邀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正是周恩来先生。”并且说：“只要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凡是在冬春寒冷季节开的会，陈先生可以不去开会。当然，愿意去开，也一定会照顾好陈先生的。”话说到这儿，陈先生也就表示同意了。

　　1956年，陈毅由广东省省长陶铸陪同到陈宅探访并谈文论道。陈毅走后陈寅恪十分感慨：“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找陈毅的诗作来读。
　　1958年，陈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陈伯达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一发表，中山大学大字报直冲陈寅恪等历史系知名教授，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因病不出席批判会，唐筼抄录大字报要点，哭诉不忍卒睹的批判场面。陈寅恪为表达他的“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遂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他想以此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他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劝他带研究生，陈寅恪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术争自由”。当年充当批判陈寅恪急先锋的金应熙，本是他的学生。运动过后，金悔过了，负荆请罪。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1959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探访，“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陈寅恪本不想见，后经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再三劝说才见了。
　　康生曾探访陈寅恪，“校长办公室一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
　　虚怀
　　陈寅恪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回忆，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西南联大和历史系三次要陈寅恪填表，表的栏目为“教课研究专业范围”。陈寅恪口授王永兴只填了一项内容：中国中古文史之学。对他熟悉的二十多种外语，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语种，他也从不炫耀。在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简单地写着“德语”二字。关于历史，陈寅恪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方豪曾谈到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另一个印象是他（陈寅恪）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这正反映出一代宗师严谨的治学态度。
　　清洁
　　陈寅恪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此时鲁迅也在该学院就读。但陈寅恪一生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在鲁迅的日记中可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等记载。据陈自己晚年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尔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在北京时，与蔡锷有过往来。后来，陈寅恪受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延聘，担任湖南交涉使署交涉股长一职，当年留日同学林伯渠任总务科长。此段经历，陈寅恪很少向外人说起，偶尔提及，也是出于总结经验教训及教学需要。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当周恩来官至总理时，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从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给予保护。

　　僻冷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云雾山 · 发表于 2009-2-15 17:14

　　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畏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某夏日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衬衣露在裤子外面，不知其人的来头，以为有神经病。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但陈寅恪却口诵诗歌，旁若无人，并不把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向其他同学一打听，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陈寅恪也。”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另眼相看了。

　　陈寅恪初到清华，他的大侄子陈封怀（衡恪之子）已26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在联大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他（陈寅恪）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陈寅恪礼遇有加，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吴宓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曾有记录：“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爱国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曾送面粉给陈寅恪夫妇。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
　　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
　　陈寅恪任教于清华时，学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国文化，陈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作诗激励学生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新中国的发展强大，陈寅恪也为之欢欣鼓舞。当原子弹试验成功时，他激动地说：“我国有了足够的自卫的能力，便可不必依赖他人的保护伞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寅恪冒险从香港回大陆，在海上吟有“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
　　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受傅斯年之托，多次派人劝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动员陈寅恪赴台湾任教，陈序经始终没有答应。杭立武退而求其次，力劝陈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始终没有理会。到了国民党全面溃败的紧急关头，急红了眼的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匆匆赶到岭南大学，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当时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闻听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见陈序经不肯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陈寅恪仍不为所动。“文革”期间陈寅恪在第七次交代稿中道：“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僻冷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畏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某夏日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衬衣露在裤子外面，不知其人的来头，以为有神经病。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但陈寅恪却口诵诗歌，旁若无人，并不把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向其他同学一打听，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陈寅恪也。”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另眼相看了。

　　陈寅恪初到清华，他的大侄子陈封怀（衡恪之子）已26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在联大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他（陈寅恪）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陈寅恪礼遇有加，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吴宓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曾有记录：“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逸事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家中办了一所学堂，除教授四书五经，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学（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陈寅恪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也为以后出国留学作了准备。
　　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女儿陈小从忆六叔陈寅恪：“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又说：“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谋（国学大师柳诒徵）、萧稚泉等。萧兼为画家，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常和他们约：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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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评论]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