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陈寅恪的“恪”这个字，被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而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见“恪”绝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聪明给“恪”编一个新音，是很荒谬的。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陈寅恪从青年到老年，从没有将“恪”写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国、德国留学和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学《本校专家调查表》上填写的名字拼音均为ChenYinke或ChenYinKoh。北方方言已无入声，古入声koh在当年的北平官话中已转化为kè，陈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场合都使用kè音。
　　根据陈寅恪生平经历，应该是从清华园开始被人叫成陈寅què的，至西南联大、成都燕大时期，已约定俗成。但陈寅恪本人并不认可，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陈寅恪师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陈宝箴会客，陈寅恪随侍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寅恪照述无遗。他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
　　说一则陈寅恪父亲的趣事。陈三立（陈寅恪父）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哈佛大学派赵元任请陈寅恪前往任教，陈婉拒之，说：“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有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对虾。”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时，当时在外的留学生离婚盛行，有些留学生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对于这些事情，傅斯年、陈寅恪是不掺和的。当时留德同学中的玩笑话，用来说傅、陈二人，说这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当时史语所的研究员们大都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兼课，以贴补家用，有“大炮”之称的所长傅斯年怕耽误研究工作，故规定凡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不得在外面兼课。陈寅恪当时仍住在清华园并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对傅斯年的这条规定，陈寅恪表示拥护但不服从，赵元任也对傅斯年对其不予理睬。傅斯年甚是头疼却又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妥协。史语所研究员李方桂回忆说：“他（傅斯年）不得已，为了请到这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让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两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为了顾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况，他也只好不坚持他的原则了。”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hutz，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这哥俩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
　　在德国时，陈寅恪等一群朋友经常相聚，而吃饭时则是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苦，俞大维是最不容易见到的人之一，因为他黑白颠倒，日当夜、夜当日，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据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白天相对较多的开销。陈寅恪每次总吃炒腰花，后来在清华园他和赵元任夫妇同住，杨步伟总是叫厨子做腰花，可是陈寅恪一点不吃。杨步伟问他：“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答因为腰花最便宜。

　　陈寅恪精于治学，却不善理财，主要收入大多用来买书购药，所以一直十分拮据。他女儿陈美延回忆说，在柏林求学期间，由于“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食”。
　　当时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说：“既非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却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梁启超所言或有自谦成分，但他接着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评价和赞誉，曹校长听了，二话没说，发出了聘书。蓝文征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

　　陈寅恪对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难过得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金岳霖曾回忆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治学之余，陈寅恪还喜欢张恨水小说，称得上是张恨水小说迷。由于视力不好，他通常听人读张恨水小说，听得十分入迷。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因为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蒋介石去逃离台湾前，曾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蒋离开大陆后，还多次派专机来南京接陈寅恪，但都被陈拒绝。蒋还通过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陈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在台湾，蒋一直很后悔，他觉得自己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让他落入了中共之手。

　　联语
　　陈寅恪挽王国维的一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垒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契文奇宇，谬承遗命倍伤神。（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入北平之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他是忠于清室的，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当此事变，义无再辱。”清祚告终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距离王国维之死为十七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指此。“契文奇字”指王国维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

　　陈寅恪以学问渊博著名，为人却是很风趣的。他做大学问之余，也喜欢做对联。一九二六年，他做清华国学研究所导师，当时，他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国学院“四大导师”。陈寅恪对学生说：“我有一联，赠给你们。”联云：“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研究所导师之一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另一导师王国维则做过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所以他说他的学生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是大清皇帝的同学。）

　　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便时常要“跑警报”（躲避日机空袭），在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躲避。陈寅恪因而做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入土”者，躲入防空洞也。见机而作，入土为安都是普通成语，但其运用之妙，却令人叹服。）。

　　陈寅恪不但曾用对联来“幽”学生的“默”，且曾用过对联来“幽”大学校长的“默”。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招生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
　　伉俪
　　陈寅恪、唐筼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夫妻。他们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筼，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嵩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于是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人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吗，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筼一见钟情，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筼，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等琐碎事务。家中生活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筼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筼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筼倾力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广州而坚拒不去台湾。
　　唐筼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筼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甘为丈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和清洁工的许诺全部被取消，重任全落在唐筼一人身上。最后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并干杂活，因陈寅恪和唐筼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也被冻结，所以，他们已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筼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让人不忍卒读。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筼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读“xī”，意“四十”）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这个世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日期：2009-02-10　16:05:32

　　多舛

　　“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85岁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有人言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以死明志。平津沦陷后，老人悲愤道：“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遂于9月离世。面对此国家危亡，加上老父离世的悲痛，陈寅恪急火攻心，导致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寅恪当时正打算离京南下，故犹豫不决。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陈寅恪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暂时放弃治疗眼疾，离开北平。然而，殊不知却因此延误治疗，导致最后目盲。

　　1937年11月，陈寅恪一家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旅。当时日本人在各处设立关卡，排查极其严格。清华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就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相加，然后用绳子拴住手脚倒吊着扣押起来。陈寅恪假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防走失。火车站人特别多，车门被堵的水泄不通，陈寅恪一家只能被人从从窗口拽进车厢。从北平到长沙，5000余里，陈寅恪一家走了18天。

云雾山

　　陈寅恪一家初到香港，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三女儿美延又患上百日咳，高烧发热，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滞留香港，他们许地山的帮助下，租赁了一间房屋暂住下来。据流求回忆，那年的大年之夜，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陈家的保姆）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意思是让尚不太懂事的女儿们尽量让王妈妈多吃一些。王妈妈从旁侧闻听，感动得泪流满面。

　　陈寅恪在去西南联大之前，把一些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五代史记注》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一只皮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而成并视为生命的珍贵财富。等货物托运到蒙自，皮箱内只有砖头。面对此景，陈寅恪昏厥过去。后据同事分析，在托运途中，箱内之物早被人盗走，然后另易装入转投充数。经过半年的颠沛流离，面对此打击，陈寅恪一病不起。然而祸不单行，此前由北平邮寄的书籍在陈寅恪一家走后陆续到达长沙并由一位亲戚暂时收藏。1938年11月，国军为实施坚壁清野战略放火烧城，陈寅恪的书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烬。

　　初到联大，陈寅恪写信给劳幹、陈述二人，信中说道：“大作均收到，容细读再奉还。……联大以书箱运费系其所付，不欲将书提出。现尚未开箱，故联大无书可看。此事尚须俟孟真先生来滇后方能商洽解决。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匆复。”许多年后，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录此信时，曾注：由此“借见先生彼时情怀。世之读上录函件者，其亦省识先生当日感愤之深欤？”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陈寅恪曾两度辞谢，但考虑到到英国可治疗眼疾，遂答应下来。当时陈寅恪到香港准备去英国，整个欧洲的汉学家风闻陈寅恪即将赴英，皆云集奥格司佛城，等待陈寅恪。陈衡哲得此消息后说道：“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然而，陈寅恪抵港未久，二战的战火烧到欧洲，地中海不能通航。陈寅恪无奈中只能准备返回昆明，这一次，陈寅恪再一次耽误了治疗眼疾，最终导致双目失明。当时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无奈地说：“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但陈寅恪没有想到的事，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使他被困香港，差一点客死异乡。

　　陈寅恪身体一直不好，他在1942年8月30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终于得赴英就医，但两次手术均无明显效果。当时陈寅恪还抱着最后一线奢望，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胡适请求援助。胡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只好托人带了一千美金给陈，以示关照。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1957年反右开始，陈寅恪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
　　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1963年春天，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到广州出差，顺便赴中大校园探望陈寅恪。面对故人来访，陈寅恪于怆怀哀愁中当日赋诗云：“云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几日后，又有“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等句，预见了自己行将就木，不久于人世，同时道出了对时局的忧伤与内心的悲凉。

　　完成《柳如是别传》后，陈寅恪用尽残力，着手书写《寒柳堂记梦》，记叙其三世家风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愿竟成一曲魂断残梦的绝响。
　　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山大学没有主动安排年轻学子跟他学习，助手黄萱是他私请的，最后又被撵走。他叹曰：“纵有名山藏诗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陈寅恪去世后，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写挽联和碑文了。只有在海外的赵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性文章。

云雾山

　　困囿
　　珍珠港战争爆发后，陈寅恪一家被困香港。病中的傅斯年百般设法营救。由于港岛被围困，重庆国民政府只能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抢运”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时，英港督杨慕琦已向日本投降，香港已经沦陷。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议，陈寅恪也在“抢运”之列。当陈寅恪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女儿、随从和眷养的一大批保镖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的还有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蔡元培的夫人等。

　　当时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已抢先一步登上飞机。然而，孔家的二小姐孔令俊，竟把自己的一条宠物狗放在座位上，以阻止陈济棠入座。陈济棠怒不可遏，当场痛斥孔二小姐。然而孔令俊仗着人多势众，从腰间嗖地拔出精制的左轮手枪，敲点着陈济棠的额头，喝令陈立即滚下机舱，否则就地枪决。陈济棠身边的几个卫兵一看，立即掏枪护卫。由于陈济棠的人马太少，在这场对决中，陈济棠明显处于下风。陈夫人怕丈夫遭到不测，流着眼泪示意保镖服软认输。最后陈的卫兵全被孔二小姐下令强行缴械，连同陈济棠与夫人一起被轰下了飞机。

　　而这位孔二小姐，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18条黑贝，甚至自用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然后命令飞机起飞。两个小时后，日军便进驻了这座机场。
　　而在重庆，国民党的党国要员纷纷赶往机场迎接。看见走下飞机的孔祥熙家人及他们携带的仆佣、洋狗、马桶和香料床板，接机者一个个目瞪口呆。之后，重庆《大公报》不指名地揭露了孔祥熙一家霸占飞机的恶行。12月24日，昆明的《朝报》对孔家的劣迹给予了尖锐抨击，文中指出：“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消息见报后，联大许多师生都以为陈寅恪已经在战乱中去世，于是几位历史系学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文中以悲怆的语气说道：“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西南联大的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力主师生起来反抗。于是，联大学生联名起草“讨孔宣言”，高呼“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开始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的前锋是一幅用床单制成，上画脖颈上套一巨大铜钱作枷的孔祥熙头像。游行沿途陆续有云南大学、昆华师范学院、南菁中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加入，汇合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一直反对学生运动的蒋梦麟此次默许行动，他与梅贻琦乘车尾随游行队伍，对师生加以保护。之后，联大举行了悼念活动。

　　傅斯年听到陈寅恪“去世”的消息，立即急电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重庆方面的回电称同样听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却无法确定真伪。于是，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
　　此时，香港与内地所有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孤城。陈寅恪一家困境重重，钱粮已断绝，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也觉得味美无穷。一日，日军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然而此时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全楼住户根本无处可去。陈寅恪长女流求回忆到：“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危难之中，陈寅恪毅然下楼与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

　　当时日军在香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陈寅恪家旁边一家的五个女孩全部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陈寅恪的长女流求已上初中，唐筼听罢，立即拿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把她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让她女扮男装，以防不测。此刻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
　　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蒋氏慨叹：“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日期：2009-02-11　15:25:48

　　命运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说：“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这个记录，与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与学生石泉所谈极其相似，此一思想观念伴随了陈氏一生。
　　1948年12月，当北平解放战争打响的时候，陈雪屏等人的“抢救学人”计划也开始了，当浦江清告诉陈寅恪此事时，陈仅表示已知此事。随后胡适找到北大校长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找到陈，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1948年12月15日清晨，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下午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作义的坐驾，顺利穿过宣武门抵达南苑机场，乘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当胡、陈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飞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机场迎接。乱世纷纭中，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一个月后，陈寅恪没有踏上赴台的船板，而是转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自此，终生留在了岭南这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

　　按美籍华人学者、“国民党的同道人”（李敖语）余英时的说法，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陈寅恪事后深深佩服夫人的远见，后悔自己没有及早谋身远去，《柳如是别传》就是陈氏的忏悔之作云云。但据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

云雾山

　　晚景
　　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1961年陈寅恪与郭沫若见面。郭主动对过去两人的不快作了“解释”，并征询陈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陈寅恪真挚地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并云自己需要图书资料和因写《钱柳因缘》希望得到特制稿纸。郭沫若概允并践诺。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1966年7月，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陶铸被打倒，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此后，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造反派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他们干脆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归去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评誉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空轩诗话》
　　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梁启超），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也说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
　　傅斯年对陈寅恪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寅恪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后来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说：他的著作“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日人白鸟库吉称其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1893-1976）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
　　胡适说：“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季羡林说：“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
　　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吴宓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劳幹说：“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谨严而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

云雾山

郭沫若
　　简介：略
　　关键词：
　　出身 早慧 叛逆 病疾 才情 治学 风雅 逸兴 革命 变异
　　阿附 言论 多欲 婚姻 忏悔 神伤 辞世 激赏 责砭 人格


　　出身
　　郭沫若为客家人。父亲郭朝沛经营商业。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根据乐山《郭氏家谱》所载，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先祖郭福安为郭子仪之后裔。郭沫若在《德音录•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
　　郭沫若的乳名叫文豹。我国的许多帝王出生时有异象，文人也不例外，例如金岳霖的父亲、罗隆基的母亲在他们出生之前都看见了蛇，于是金岳霖字龙荪，罗隆基的小名是龙仔。这次，郭沫若的母亲在受胎时曾梦见过一只小豹子咬她左手的虎口，于是，郭沫若便取名文豹。

　　由于在郭沫若之前已经有了两兄两姐，而且还有一兄两姐夭折了，因此母亲又叫他“八儿”。郭沫若学名开贞，“开”是排行，“贞”是本名，号尚武。
　　郭沫若一生使用过的名、号、别名与笔名多达五十余个。用的最多的笔名是郭沫若。1919年，他首次发表新诗时，自署笔名“沫若”，并以此为号。“沫若”是由其“故乡的两条河，沫水与若水合拢来的”，“沫水”即大渡河，“若水”即青衣江，名号意在不忘故土。


　　早慧
　　郭沫若的母亲杜邀贞对他的成长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杜邀贞的父亲杜琢璋是清末的二甲进士，他任贵州黄平州的州官时，当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奋起反抗，攻破了黄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于战乱中。杜邀贞自幼父母双亡，虽从未读过一天书，但她天质聪颖，靠平时的耳闻目染，不但能识文断字，还默记了许多唐诗宋词。
　　郭沫若发蒙前，母亲教他记诵了不少诗。郭沫若四岁半就入了私塾，这并非出于父母的逼迫，而是他本人自愿的要求。郭沫若后来说这里有母亲的诗教在起着作用。
　　郭沫若4、5岁时每天必读《四书》、《五经》，他的启蒙老师是沈焕章先生。有一年岁末，沙湾人正在准备除旧迎新。按照当地的风俗，新春佳节很讲究猜灯谜。各家各户门前挂满各式各样的灯，灯上写满谜语。让观灯的人来猜。沈老师在放假回家过年时对学生们说：“我出几个灯谜让你们猜猜，过年好上街破灯谜。”沈先生出了好多条灯谜，都先后被大家猜中。
　　最后只剩下一条：“浑身都是疳疮子”。要求破《四书》中的一句。虽然当时的私塾里，学生成天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但一时却谁也找不出是指的哪一句。大家只好面面相觑，沉默无语。沈先生心中有数，看了看座位上的郭沫若，正埋头在书桌的抽屉里翻着什么，毫不在意。老师点名问他，他随口就说了出来：“是《孟子》》中的‘无尺寸之肤不养(痒)焉’。”沈先生一听满意地笑了。

　　还有一次，沈先生又出了一条谜语让大家猜：“普救寺，草离离，空花园，或借居，夫人头闷难抬起，一炷香，卜告神祗。天将暮，日西沉，虽含恨佳人张生长分别，好一个白马将军把眼迷。”仍然要求用《四书》一句破谜。又把大家难住了。郭沫若把谜语中的典故一个个地加以推敲，再一想他看川戏《西厢记》的情境，突然间豁然开朗，便一下子猜中，谜底是“晋国天下莫强焉。”沈焕章点头含笑。

　　幼时，郭沫若很是调皮。沈焕章先生知道，郭沫若虽然十分顽皮，若调教得好，可成大器；如任其自然，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沈先生经常对他加以启发点拨，望他长大成才。有一次沈先生给郭沫若单独出了一道作文题，叫做《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也》。他在审题时，一看就知道它出自《孟子》，但令他不解的是，沈先生出这个题仅仅是泛论治国之道呢?还是别有深意?面对这个太大的题目，他觉得一时难以下手。

　　放学以后，他又回去请教父亲和叔辈们，经他们一指点，才猛然醒悟了。原来郭开贞的大哥郭开文，五载寒窗，考上秀才；二哥郭开俊，七年苦读，中了举人。四川话“郭”与“国”同音，“大国”即指“大郭”开文。“小国”即指“小郭”开俊，原来沈先生是以此启发开贞，要他也学两位兄长发愤攻读，将来能成为一个有建树于国家的人。老师的一番苦心，深深打动了年幼的郭沫若的心，从此他读书非常用功。

　　又有一次，沈焕章以三国历史故事“邓艾偷渡阴平”为题作论，他想启发郭沫若对历史事件的独立思考能力。结果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在文章中写道：“设当日君主刘禅遵孔明之制，严阴平之守，则邓艾裹毡之兵下一而杀一，下十而杀十，而百而千而万。魏兵虽多，足几杀耶?”沈先生批阅到此处，密加圈点，赞口不绝。
　　郭沫若十三岁时便不满足于过去家塾读的几本书了，他的求知欲望越来越强，就偷偷跑到大哥的书箱里翻《西厢记》、《花月痕》和《西湖佳话》一类的书来读。这些书使他茅塞顿开，简直入了迷，因此常常借口头痛，独自把自己关在寝室里没日没夜的读。
　　郭沫若沉迷于风月小说的秘密被家人发现后，母亲怕他把心看花了，与家人商量，决定将他送到太平寺郭沫若表兄汤光先的私塾去读书。这私塾与太平寺大庙的后园，只一墙之隔。正逢初夏，几株桃树结满红红的蜜桃。郭沫若向来调皮，在他的带动下，孩子们纷纷从墙脚的一个洞钻了过去，偷摘了一些桃子来吃。这事被庙里的和尚发现，就向汤先生告了状。
　　汤先生听了一点没有动声色，他来到教室里，出了个上联，让每个学生立即对出下联来。上联一出，学生们都低下了头，谁也不敢吭声，原来汤先生出的是：“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在难堪的沉默中，郭沫若勇敢地站了起来说：“我来对，‘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胸怀大志，出语不凡。汤先生知道这位表弟日后必成大器，对于孩子的淘气，就没有再加深究了。

　　14岁,郭沫若到乐山城里读书。一次，农民挑大粪出城时，守城门的役吏却以维护卫生为名，硬要农民每人交两块钱的“卫生税”。郭沫若听了很气愤，当即写出一联嘲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围观的行人读了，拍手叫好。役吏听了，自知理屈，灰溜溜地走开了。
　　郭沫若十三岁以后，考取了嘉定县高等小学，就离开沙湾到嘉定县城读书。有一年，他回家过年，在凉厅里摆上纸笔，铺开大红纸，给家里写春联。左邻右舍的街坊，知道他的毛笔字写得好，都围上来看热闹，并请他帮忙写春联。他满口答应，包编包写，有求必应。
　　沙湾有个叫赵明德的，此人久跑江湖，贪玩好赌，是个有名的浪子。他也赶来凑热闹，说：“八老师，请你也给我写一副吧。”郭开贞看了看他，举笔一想，很快为他写出一副春联来：上联是“大丈夫四海为家，三江五湖，趁此新春踏遍”，下联为“好男儿万方寻乐，青龙白虎，要它红口开来”。诙谐幽默，明褒暗贬，把一个赵明德的为人处世，描绘得活灵活现。对联一贴出，都说把赵明德写绝了。

　　郭沫若在乐山读书，星期天和几位同学一起去斑竹湾游玩。这儿有一座古庙，香火还算旺盛，大家就进去看热闹。游遍了整座庙宇，看遍了每座菩萨，他们发现，其余的菩萨都有对联，唯独送子娘娘跟前缺少一副。于是大家就开玩笑，怂恿文思敏捷的郭沫若给编上一副。有一位同学还摸出一支粉笔给他，只见他接过粉笔略为一想，就为送子娘娘编好一副对联，用粉笔写在神龛两旁：“雨润莲蓬，房房生子；风吹竹叶，个个添丁。”

　　在回校的路上，他们又看见路边一块“泰山石”，约三四尺高，顶上是个口衔宝剑、面目狰狞的魑魅，碑身刻有“泰山石敢当”。同学们对这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戏弄了一番，郭开贞将手中剩下的半截粉笔，又在这石碑上写了一副对联：只要有脸见人，何须现身说法。


　　叛逆
　　1892年农历9月27日，郭沫若以脚先下地的方式降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叛逆者的第一步。”
　　郭沫若的故乡在大渡河西南岸的沙湾镇，大渡河沿岸的土匪头领大都出生于此。“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盗也有盗”，为这个土匪头领们的故土家园提供了颇为难得的安全保障，同时也为郭沫若的成名作之一的《匪徒颂》，酿造了一种最为本真的原始情绪。
　　据郭沫若的第一位红颜知己、几乎要成为他的妻子却偏偏阴差阳错地成为他的五嫂的王姓姑娘回忆，在她家的一张小学堂毕业生的相片中，最令她动心倾情的就是郭沫若：他人又小，要去站在最高的一层……把胸口挺着，把颈子扛在一边，想提高身子……那正是他好胜心的表现。他凡事都想出人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
　　郭沫若内心苦闷，曾一度自暴自弃，放浪形骸，这加剧了他对社会和学校的叛逆心理，促使他向着闹事方面发展。在小学，他煽动学生罢课，要求星期六放假半天，被学校开除。在中学，他为同学与营防兵打架抱不平，又一次煽动罢课，结果被中学“斥退”。郭沫若后来也说：在学堂，“我是决定了以反对教员为宗旨的，我已经把那种无嫌猜的儿童精神完全失掉了，学堂里的新旧先生我们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反对过的。”(《我的童年》)

云雾山

　　病疾
　　1908年，郭沫若在乐山读书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袭击了他，肠伤寒让他持续高烧达一个月，损坏了他的听神经，造成双耳重听。双耳的残疾也直接导致他在日本中止学医，他甚至想自杀。后来郭沫若之所以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耳朵残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反而强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发“超验”的想像力类似的例子
　　郭沫若在日本学医时，耳聋严重影响了他的听课和临床实习，急得他无法忍耐，一连三个月没下楼。可是，耳聋却促使他大长学问。因为失聪，他就努力发挥视力和思考力的作用，潜心钻研文学和史学，使得他在这两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对此，他深有体会地说：“我得出一条经验，就是生理有缺陷照样可以取得成就。只要自己不灰心，努力学习，尽量用一切方法补救自己的缺陷。”

　　1946年，在重庆社会大学开学典礼上，他风趣地对有残疾的学员们讲道：“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缺陷而悲观。请看，你们的聋子大哥在这里！”
　　郭沫若喜用静坐养生。1914年6月，他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由于用脑过度，经常神经衰弱和健忘，心中十分苦恼。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本《王阳明文集》，发现有“坐忘之说”，他想到静坐可能对调节神经有帮助，于是又买了本《冈式静坐法》，开始练习静坐。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他的睡眠时间延长了，噩梦减少了，而记忆力大大增强了。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说：“我的精神在贫困中也还静定，这和我练静坐有一定关系。”

日期：2009-02-14　11:08:46

　　才情
　　郭沫若自幼聪颖好学，从童年起便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培养了他对诗歌的兴趣。中学时代，除更广泛地涉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外，他还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受古典文学熏陶又受新学的影响，初步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和外国文学的影响。
　　1913年末，郭沫若至朝鲜，次年正月到达日本东京，勤奋学习日语和补习自然科学课业。1914年6月，郭沫若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张资平同学)。1915年秋，他升入福岗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在日期间，郭沫若在文学上受泰戈尔（印度）、惠特曼（美国）的影响，同时受到泛神论的影响。
　　1921年7月，郭沫若与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浪漫主义团体。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歌集，也是中国新诗发韧时期最重要的一部诗集。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说：五四时期的青年“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也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至这个人便是郭沫若。”
　　1941年11月，为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重庆、延安、桂林、香港、星岛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在桂林，新中国剧社演出了由杜宜根据郭沫若事迹编写的话剧《英雄的插曲》。演出开始时的大合唱。即为田汉作词的《南国之什》。在纪念会上，田汉满怀深情地朗诵出自肺腑的心声：“没有你，锦江会失去她的旖旎，没有你，历史宝库会不能及时而开，没有你，诗歌之国将成为大戈壁！没有你，中国与平等待我的国家将失去紧密联系。这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中国有着你，这该是多么当然的事啊，中国纪念你半世纪的功绩！”

　　1941年至1943年间，郭沫若文思如涌泉，创作了6部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这批风格独具的历史剧作的出现，标志着郭沫若继“五四”《女神》以来，创作上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当《屈原》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到桂林，田汉欣喜若狂，作《欣闻〈屈原〉演出成功》以示祝贺。他赞美郭沫若的才情：“江人麦门才若尽，又倾山海出东方。”

　　1941年，郭沫若的话剧作品《棠棣之花》在重庆上演，主要演员包括江村、舒绣文、张瑞芳等明星。根据剧情，第五幕需要一位演员扮演死尸躺在舞台上。为了正式演出时能在舞台上亲自观察演出效果，郭沫若自告奋勇出演这一角色。演出中，整整半个多小时，他神情庄重，态度严肃，直挺挺地躺在台上一动也不动。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观众阵阵掌声。郭沫若对艺术一丝不苟的态度赢得了演职人员的敬佩。

　　郭沫若在1942年的1月2日至11日，仅用10天时间，创作了气魄宏伟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剧本完稿后，在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上连载发表。金山、白杨、张瑞芳等艺人日夜排练。4月2日，《新华日报》头版刊出别具一格的“空前”广告：“屈原明日在国泰公演：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4月3日，重庆的“国泰”大戏院如临暴风骤雨，台上台下热血沸腾。连续公映了17天，产生了少有的轰动效应。演出期间，场场爆满，观众如潮水般涌入剧院，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局面。重庆各新闻媒体称“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

　　郭沫若的《屈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爆炸了吧！……”的怒吼声。

吟风听月

都回了这么多，还说不可以啊

悠悠猫儿

待俺慢慢看..................

云雾山

　　治学
　　在日本时，郭沫若为了养家糊口，开始转行研究甲骨文，那时，罗振玉、王国维已经是这方面的名家，但郭沫若的研究成果出来后，震惊了许多人，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郭沫若翻开罗振玉编著的《殷虚书契前编》，面对一页又一页甲骨文拓片，看到的除了可以断定是文字的白色线纹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靠着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观堂集林》等书的指导，郭沫若终于破门而入，只花了一两天工夫，就完全排除了文字障碍。
　　郭沫若细细揣摩着一个又一个甲骨象形文字，深深沉浸在探索的亢奋之中，随着门扉一扇扇打开，他惊喜地发现在古老深奥的历史庙宇殿堂中，珍藏着多少璀灿的瑰宝。每当他经过琢磨，从并不清晰的线纹中辨识出那古奥的文字，他的欢悦不亚于经过与海浪长时间搏斗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他的欣慰也不亚于经十月怀胎的辛苦而终于抱着了大胖儿子的母亲。
　　郭沫若搜集和辨认甲骨文字，也给家庭增添了乐趣。有一段时期，每天吃晚饭的时候，郭沫若总喜欢把骨片一块一块地摆在食案上，让全家人一起来辨认，说：“来，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字？”次子博往往猜中的最多，郭沫若常常竖起大拇指夸奖他。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爷儿俩还是一对暗中的酒友呢。
　　温相的文章写道：有一年，国家文物局的一位老同学说起郭沫若，他说北京近郊原来在五十年代初，曾经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亭子，去的人很多，看到也不觉得什么特殊，亭子里面立有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几乎无人留意，即使留意，也不知所云。有一年的秋天，一位老人去了，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后来，他写了一个东西给文物局，在后来，从亭子的周围开启了很多关于金刚经一类罕见的佛教密宗典藏的书籍。这位老人就是郭沫若。郭沫若事后拒绝了领取应有的奖金。

　　郭沫若利用出土文物为佐证，对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辩难，是方法上的进步，至今仍没有充足的证据完全驳倒。
　　五十年代，毛泽东从别人手里得到了一件古玩，这件古玩不少方家都论证说完全是真的，毛当然相信了。后来毛趁着高兴的时候拿给郭沫若看，别看郭在政治上、思想上跟毛亦步亦趋，可看到古玩的时候，郭的“倔劲”上来了，郭说这东西是假的，而且是大约什么时间造出来的，用什么样的手法造出来的。毛还有些不信，到了七十年代，这桩公案了结了，郭当年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风雅
　　陈铭枢，字真如，是当时著名佛学家桂百炼先生的弟子，对佛学颇有研究。1938年，他和李济深、黄琪翔、余心清一齐造访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与正在磨墨写字的郭沫若谈笑。陈铭枢说：“听说沫若兄善对嵌字联，今天要劳驾你了，有人用梵文两句将我的字‘真如’嵌了含真字的上联，尚无下联，请你也用梵文对如字的下联吧。”郭沫若笑着说：“你是故意来找麻烦的，梵文我已多年未涉猎，手边又无书可参考，怎么对呢？”

　　李、黄、余见有此雅事，就叫陈赶快把上联念出来，都说沫若兄一定能对好。陈于是念出上联“真有人古，谁为真宰”，嵌了两个真字。郭沫若偏着头想了一会儿，对曰：“如是我佛，此即如来”，也嵌了两个如字，自然浑成，珠联璧合。大家一齐鼓掌叫好。陈又要求写成条幅，郭亦不推辞，一挥而就。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郭沫若曾生过一场病。陈铭枢来看望他，跟郭沫若谈论起桂百炼充满佛教哲理的辞世诗，趁机又要求郭将他的字再嵌一联。郭沫若思索片刻，挥笔写下了“真理唯马克思主义，如来是桂百炼先生”。顶格嵌了真如二字，上联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坚定信仰，下联以哀悼桂百炼先生，虽然明白如话，却是工整贴切。
　　1941年3月，郭沫若与田汉相约，过江骑马登南山，春游3日。春游结束，田汉乘舟东下桂林，郭沫若题一首七绝送别，中有“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华骝”句，以此共勉。
　　1945年1月的某一天，郭沫若和柳亚子在重庆一同经过一家豪华酒楼，柳亚子见不少国民党权贵成群结队来酒楼摆阔，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十分气愤，说：“这些吸血鬼刮尽民脂民膏，只知花天酒地，祸国殃民，我要革他们的命。”骂罢又吟了一句：“才子居然能革命。”郭沫若一听，觉得这是一句现成的好上联，于是马上对出下联：“诗人毕竟是英雄。”柳亚子十分佩服郭沫若的才思，立即请金石名家曹立庵把这两句联语刻成一枚印章，以资纪念。

　　1948年，史学家侯外庐在沈阳一家古玩店购得一枚印章，上面镌有“公生明，偏生暗”六字，觉得意蕴很深，便拿去与郭沫若共赏。郭沫若一见便爱不释手，连声叫好。侯外庐便把此章送给郭沫若。郭沫若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表示要送点什么作为回报。侯外庐便请郭沫若题赠一副对联。郭沫若略加思索，便以印章上的六字作上联，另集６字配上：公生明，偏生暗；智乐水，仁乐山。原来，印章上的“公生明，偏生暗”乃《荀子•不苟》中句。郭沫若用《论语•雍也》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略加不伤其意的简化相对，竟成了一副意蕴比原句更为隽永的集字联。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有几位日本学者来中国登泰山，沿途的风景令他们流连忘返，赞叹不已。穿红门，过万仙楼，北行一段，自然风光绝佳，盘路西侧的石壁上镌刻有“メ二”两字，引起日本学者的很大兴趣，他们向陪同的中国学者询问，这两个古怪的字意思是什么？还真把在场的人都难住了。游山归来，日本学者仍追问“メ二”的读法和意思。于是，我国学者们便翻书查卷，多方请教专家教授，可就是得不到满意结果。后有人带着临写的这两个字找到中国科学院，请教郭沫若。郭看了这两个字，沉思片刻，提笔在“メ二”两个字外边各加两笔，“メ二”变成了“风月”。郭沫若笑道：“这两个字应读作‘风月无边’，不过是古代名士的文字游戏罢了。”

　　1961年3月，诗人萧三到海南岛儋县参观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当时这两个单位正值初创时期，条件很差。师生们一面开荒建房，一面上课学习。萧三为师生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提笔撰一句云：生产产诗歌，诗歌歌生产，热带作物区里作诗，诗情最热；这是一副对联的上联，萧三将下联空着，并题附言：“希望有后来高明者对下联。”事有凑巧，时隔三天，郭沫若也来这里参观，看了上联，便信手为之续出下联：劳动动教研，教研研劳动，红旗照耀光中施教，教益通红。

　　1962年秋天，郭沫若到南海普陀山游览。在梵音洞他拾得一个笔记本，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一联：“年年失望年年望，处处难寻处处寻”；横批是“春在哪里”。再翻一页，竟是一首绝命诗，且署着当天的日子。郭老看了后很着急，马上叫人寻找失主。失主终于找到了，是一位面色忧郁的姑娘。她叫李真真，因三次考大学落榜，加上恋爱受挫，于是决心“魂归普陀”了。郭老耐心开导她，对她说：“这副对联表明你有一定文化水平，不过下联和横批太消沉了，这不好，我替你改一改，你看如何？”姑娘点头，郭改道：“年年失望年年望，事事难成事事成”；横批：“春在心中”。姑娘听了感佩不已。心想眼前这位长者一定是位有学问的首长，于是把自己的心事都倾吐出来。郭老听了，挥笔写一联云：“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下署“蒲松龄落第自勉联”。李真真请郭老为这副对联签上名。待郭老写上“郭沫若，六二年秋”几个字后，姑娘才惊喜地知道眼前这位首长就是郭沫若！她激动地表示要永记教诲，在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进，李真真还大着胆子写了一首诗作谢郭老云：梵音洞前几彷徨，此身已欲付汪洋，妙笔竟藏回春力，感谢恩师救迷航。

　　郭沫若给许多名胜撰写过对联，十分贴切，高度概括。郭沫拖题武侯祠：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父吟。题聊斋：画人画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题杜甫草堂：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题司马迁祠：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郭沫若的书法汪洋洒脱，雄浑豪迈，个性张扬，“中国银行”、“黄帝陵”等均为他所题写。

云雾山

　　逸事
　　胡适因创作和提倡白话诗，被称为“新诗的老祖宗”。海内作新诗者均以能得胡适的评论而荣幸。1923年，两人在一次欢宴上见面，当胡适在酒酣耳热中说起他曾想要评《女神》，并取《女神》读了五日时，郭沫若大喜，竟抱住胡适，和他接吻。
　　国民党时期，开明书店常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刁难，宋云彬回忆，郭沫若的《离骚今译》，里面有“党史人之偷乐”一句，审查官认为是暗骂国民党，不给通过。章锡琛就质问他们：“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通过。
　　郭沫若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胡萍等人为郭沫若洗尘。之后，郭沫若托人备了两桌饭菜回请大家。他恭恭敬敬地挨着席面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大概由于“立定大戒”以来久未这样开怀痛饮的缘故，他居然醉了。于醺醺然、昏昏然之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他还重重的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地骂自己也是“混帐的政客”！

　　郭沫若生性浪漫，把女人和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和田汉等人通信中说：“花呀！爱呀！宇宙底精髓呀！生命的源泉呀！”
　　田汉五十大寿，郭沫若往贺。贺辞曰：“寿昌，我亲爱的老弟，你今年五十岁了，公然未死！”
　　郭沫若的屈原在国泰剧场上演时，他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五日晚上，他在后台和张瑞芳谈到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他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正在旁边化妆的饰钓者的演员张逸生插口说道：“‘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郭沫若一听大受启发，觉得改得非常恰当，便尊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

　　1945年，我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在重庆展出漫画《猫国春秋》，当时在渝的许多文化名人都应邀前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席间，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古怪，自称为兄?”版画家王琦抢过话头代为解释说：“他妹妹名冰，所以他名叫冰兄。”郭沫若听后，哈哈大笑，说：“噢，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一句话引得满堂宾客捧腹大笑。

　　1949年后，“院士”这一称谓便在大陆消失了，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在讨论新名称时，郭沫若建议“那就叫翰林吧”，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太旧”。1955年6月，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诞生，用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名称——“学部委员”。
　　宗白华对郭沫若有知遇、提携之恩，郭与田汉接识也通过宗白华。世人皆以为三人为知己。50年代初，舒芜到北京来，在什刹海玩时，遇见无所事事的宗白华，很激动地跟表兄聊天。中间问表兄：“最近见到郭老没有？”宗白华长叹一声：“唉，我这样的闲人，哪能去打扰人家‘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呢？！”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这是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康生等在场的人都笑了。
　　1962年除夕，严寄洲和一些朋友去郭沫若家拜年，告辞时，严寄洲讷讷的说“郭老，请您有空的时候给我写几个字作记念”郭老慨然应允道：“我立即给您写。”并说：“再过一小时，就是新的一年了，即答应给您写几个字，哪能拖一年呢，我可没那么大的架子。”

　　革命
　　二十年代，郭沫若一直站在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列，直接参加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1925年诗人参加了“五卅”运动，并创作了剧本《聂莹》，以此表示自己对于这一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对于帝国主义暴行的抗议。
　　1926年3月，郭沫若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任广州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1926年7月，他参加北阀军，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直至代理主任等职务。随军由广州到武汉，由武汉到南昌。1927年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后，又转道汕头，香港，最后到上海。1928年2月，被迫再次东渡日本。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郭沫若也是当天上午推选出的二十五人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一，同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而此刻，郭沫若还在九江张发奎部队里。起义的消息传来，大家反应不一，郭沫若想说服张发奎一起去南昌，张发奎却想让郭沫若同他一起远走日本。结果二人分道扬镳，张发奎没有阻拦郭沫若，反而劝他趁今晚口令还没有改变赶快走。
　　郭沫若1930年在日本家中种了许多鹦哥红，花开时满园一片红色。一位日本朋友见了十分喜欢，郭沫若诙谐地告诉他：因为不能在中国革命，只好在这里种上这些红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来那位朋友也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了这种花，郭沫若笑嘻嘻地对他说：“呵，你也革命了！”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1937年5月下旬，郭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的来信。郁达夫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郭沫若于是立即回国。
　　郭沫若后来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日本报纸报导后，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1934年上海《社会新闻》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著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时至1937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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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逝世。重庆进步的文化界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追悼会，此举得法国文化参赞叶里赛夫、美国文化参赞兼新闻处长费正清等襄助。开会这天，听众和观众非常拥挤，但秩序井然，鸦雀无声。轮到郭沫若演讲，他从法国作家讲起，讲到中国国内，又讲到震动全国的汀桂大撤退。他严厉申斥一个人，此人掌管中国的海陆空军；他生动描绘中国军队如何狼狈撤退、溃不成军等等，他说这都应该由此人负全责。这时，每当他说一句，台下就响起一阵掌声。到了高潮处，他简直揪心捶胸、沥血嘶声，大声怒斥坐在他背后的那个人。那就是挂了一身军功勋章的何应钦。

　　听众观众很快就发现郭沫若的就是他。群众的掌声如潮水涌起。何应钦当然也知道骂的是他，但他居然不动声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骂完为止。当年与会的老作家徐迟说：“这次演讲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见过的，再没有比这更精彩、更锋利的演讲了。恐怕郭沫若自己也会认为，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演讲了。”
　　一天，郭沫若手里拿着两包书从外面走回家，路上发现有两个特务在跟踪，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反正二位都要陪我走到底的，这两包书就偏劳你们了！”两个特务面面相觑，见郭沫若大义凛然，神态自若，只得接过书来，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郭沫若刚跨进门，就戏谑地对于立群说：“今天多亏两位‘义务随从’接送！”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郭沫若的世界观转变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文艺思想变化：早期提倡主题“天才、灵感、神会”到强调文学为第四阶级工农大众服务。

　　变异
　　1927年,郭沫若决心脱离蒋介石，化名高浩然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奋笔疾书，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诬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了；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向蒋委员长忏悔了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
　　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他们办《文学旬刊》。当时郭沫若许诺“尽力帮忙”。
　　然而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几天后，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1928年1月，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由郭沫若、蒋光慈等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郭沫若与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用笔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竭尽了挖苦嘲骂之能事。后来他坦率地承认过去对鲁迅激烈的抨击是旧式“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作怪，诚恳地向鲁迅表示：“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

　　鲁迅去世后，郭沫若的挽联写道：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1921年8月9日，郭沫若与胡适在上海初次会面，之前他们没有任何交集。当时郭沫若的第一本个人创作集《女神》在几天前刚刚出版。据胡适日记记载，当日是商务印书馆的周颂九、郑心南邀请他们一起吃饭。
　　但郭沫若后来用嘲讽的口吻把这次会见称为“光荣”的“同席”。根据他后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里，却记述了那天的主人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而且事前郑重地下了请帖。郭沫若记述：高梦旦向胡适介绍“这是沫若先生，我们沫若先生很有远大的志向，不久还要折回日本去继续学业”，胡适“殷勤地”与郭握手，并且说：“很好的，我们就等郭先生毕了业之后再作商量了。”
　　郭沫若十多年后记叙这次会见时几乎句句含有嘲讽，而胡适当时记在日记里的印象就已经颇有保留：“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
　　据胡适日记记载，就在那“光荣”的“同席”三天之后，郭沫若曾与朋友到商务编辑所拜访胡适，而郭沫若始终未曾提起过拜访胡适的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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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社成立后，郭沫若和他的朋友郁达夫等摆出了向“垄断文坛”者(郁达夫语)、“树大招风”者(沈雁冰语)勇猛出击的挑战姿态。他们也没有放过胡适。在1922年8月出版的一卷二期《创造》季刊上，由郁达夫出马，含沙射影地骂胡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此文理所当然地招来了胡适题为《骂人》的回骂。

　　郭沫若当时发表了为郁达夫助战的文章《讨论注释运动及其他》，他积蓄了一年多的不平、不满和不服气终于形之于激愤意气的言辞：“你北京大学的胡大教授哟!你的英文诚然高明，可惜你自己做就了一面照出原形的镜子!……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
　　而胡适1923年五月再次来到上海时，致信郭沫若、郁达夫，表现出颇为诚恳的态度：“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郭沫若即复信表示：“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于因此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胡适收到复信后，还到泰东看望了郭沫若、郁达夫，郭、郁也曾去回访。胡适的来信与来访被郭沫若视为“一种求和的态度”。

　　1923年10月11日，胡适再访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单单可闻，大约即其日妇。”从郭沫若家出来，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而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东的生活境况后，在家信里写道：“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每日只辣椒炒黄豆一碗佐饭，饭尽犹不饱腹，乃饮茶以止饥。以郭君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当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唏嘘。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谅解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骂人”。
　　三天以后，郭沫若请胡适吃饭。趁着喝得半醉，胡适又说了一些“诚恳话”，而郭沫若则以浪漫诗人的冲动抱吻了胡适。据在场的徐志摩记述，这次聚会是以“飞拳投詈而散”。而郭沫若与胡适的对立关系也就告一段落了。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加剧，他们之间则又开始了另一轮的对立。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看到江青权势上升，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写了一阕《水调歌头&#8226;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邓小平重新上台后，郭沫若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云雾山

　　治学篇补遗：
　　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著名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就是甲骨四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唐晓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他们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以前甲骨学研究的成绩，四人的学术贡献相差无几。
　　民国史学研究有所谓“信古”、“疑古”、“释古”三派，而“释古”的流行，与唯物史观的兴起关系密切。在这方面，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影响甚大。周予同认为：“使释古派发展而与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为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的是郭沫若。”
　　齐思和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一方面称赞郭为当代大文学家，想象力之富与著述之勤，均极可佩，其研究范围之广博，尤足惊异，另一方面则批评“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如此书置自我批判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介绍终,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也”。

　　郭在翻译方面成就显著，他翻译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雪莱诗选》、河上肇原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当时颇有影响。
　　在翻译外国优秀文化作品同时，郭沫若还将“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当作自己翻译的另一个方向。他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念念不忘让古代文献通过自己的手再现风采。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

云雾山

　　阿附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结识是在风云际会的1926年仲春时节的广州。郭沫若在七月从军北伐前的几个月里，与毛有过几次交往，主要是毛泽东请郭沫若去由他主持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有趣的是，在郭沫若的眼中，“农民运动大王”的毛泽东居然是“如妇人好女”般的“文士”。郭沫若在三十年代中期流亡日本时所撰写的自传《创造十年续篇》中，有形象的绘状，字里行间，对毛泽东的沉稳、谦挹颇怀好感。因为是以平视的心态写来，颇为真切。这样的文字，在后来满怀崇拜之情的驱使下，就不再有了。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也在革命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交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四天。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一些大员指责作者“为匪张目”。郭沫若即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热情赞扬。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手书后，大喜过望。只是，对于毛泽东提议他写的研究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文。为此，他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泽东的嘱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说：“这个人全面地赢得我的佩服。比如说这个人写的文章，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他又把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共产党的态度融在了一起。

　　1945年重庆谈判后，在重庆乃至全国围绕着毛泽东的《沁园春&#8226;雪》，以《沁园春》的词牌为唱和形式展开的这一场斗争，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国民党控制的报刊连续发表了所谓“和词”近30首，文章10余篇，大肆“围剿”毛泽东的咏雪词。郭沫若首先在12月11日《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首和词。在郭沫若的带动下，许多人士也奋起反击，在重庆一时出现了一场以《沁园春》唱和词的形式展开论战的激烈斗争。

　　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国庆观礼的梁漱溟，目睹郭沫若率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赠送锦旗，上书“我们永远跟您走”，内心极为感慨。
　　郭沫若在丽江黑龙潭的得月楼上题写了一幅对联，全为集毛主席诗词而成，文曰：“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文中且照顾到了附近的玉龙雪山，可说十分精巧。
　　1960年，巫山十二峰之一的文峰之巅，如削绝壁上出现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每个字长宽约33米，占幅1000平方米，整幅标语相当于15个篮球场的大小。这五个字，是巫山县委为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以“摘帽”为精神鼓励，驱使本县100多名右派分子在峭壁上硬生生挖出来的。工事进行中，有五名右派分子因饥饿或被殴打而死。次年，郭沫若船过巫峡，看到这绝壁鬼斧，心情激荡之下赋诗云：“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可是，来年春草重生，百卉竞发，这个人间奇迹就这样被湮没了。

　　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8226;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毛泽东的墨迹是"书法的顶峰"：（他）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

　　文革开始后，章士钊的家被抄，章找到毛泽东，毛泽东让周恩来将被抄的东西发还赵士钊。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主要包括高级民主人士，郭沫若被列为第二位。完整名单如下：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李白与杜甫》里对李白杜甫有悖常理的任情褒贬，被普遍视为一本附和之作，令人不齿。但也有学者有不同观点，李力研认为里面有曲折反抗意。
　　毛泽东作七律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历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和诗也是一首七律：春雷动地布胎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超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借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云雾山

　　言说
　　郭沫若说：“我又是一个冲动型的人，……我便做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
　　郭沫若说：“春天没有花，人生没有爱，那还成个什么世界。”
　　郭沫若说：一万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泛交，抵不过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知心。

　　郭沫若自省：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郭沫若在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
　　晚年，郭沫若说：“我……自惭形秽，但心中总是憧憬着那诗的真善美的境界。我有时很不服老，但现在只得承认，我老了，恐怕再也写不好诗了。”

　　欲情
　　郭沫若早熟，七岁就喜欢他嫂子（《叶罗提之墓》），造成他女性崇拜意识，后来诗集《女神》、话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虚构人物，婵娟）、《蔡文姬》等剧作中都得到表现。

　　据《沫若自传》记载，真正唤醒郭沫若的“性的觉醒”的是他的三嫂。在郭沫若的眼里，他的三嫂是姑嫂中是最美丽、最优雅、最贤淑的一位。那是在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耐不住家塾里苦读的煎熬，郭沫若借口小解向先生告假走了出来，当他来到花园门口，却意外的看见三嫂正背着手站在一笼竹林的下面，郭沫若轻轻地停住脚步，从后面端详着三嫂的背影。他看到今天三嫂穿着一件葱白竹布衫，两手的颜色如玫瑰，如粉棠花一般。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色的顶针。三嫂大约是感觉到春闺的寂寞，显得有些慵倦而有所期待的样子。……郭沫若本打算走开，可是他的一双眼睛却被三嫂那粉红柔嫩的手紧紧的吸引住了，他竟痴痴地望着，无暇顾及其他了……这一段经历，在少年郭沫若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在他的脑海里，三嫂成为第一等的美人，成为他心中所向往的未来恋人的模特。

　　郭沫若儿时有女性特质，在《我的童年》里，郭沫若讲述了一位姓章的不良分子在自己被斥退的时候和自己“渐渐接近起来了”。事情逐渐发展下去，终于有一天姓章的不良分子表现出了他的爱慕。“他尽劝我喝酒，我喝吐了。我决意要回学校去，他劝我休息一下，引我到一间房里面，大约就是他的寝室。他劝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下去了。他把房门闩了，走到我床边来，出乎意料地便把我抱着，要和我亲吻。我用力地给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鼻血也打出来了，我愤愤地起来抽开房门走了。”

　　郭沫若有同性恋倾向和经历。郭沫若少年时代，对同学吴尚之产生过暧昧的情感。在《我的童年》中，郭沫若首次承认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是在与姓汪的少年的交往中，他是这样说：“我在这儿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同时，《我的童年》还描写了他和几位男性同学的交往。
　　宗白华也谈到郭沫若的同性恋问题，他曾说过：“五四运动前夕，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我们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里面，曾琦（慕韩）、王光祈（润屿）、魏时珍、周太玄等，都是四川人，曾在成都高等中学堂与郭沫若（开贞）同学。所以先前郭沫若嫖娼挟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的不良行为，我也有所耳闻。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是许多会员表示，‘吾会中会员，入会时取格极严……况士人无行，自古已多，今世学者尤多反复无常之小人。故吾会友介绍新会员，当慎之又慎，审之又审……’。郭沫若终竟没有能够得到批准入会。”

云雾山

　　郭沫若在一生中有多位情人，包括安琳(彭漪兰)、于立忱（于立群的胞姊）、黄定慧（黄慕兰）等。
　　郭沫若当时有一个情人，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安琳。安琳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琳不顾劳累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遭到袭击，郭沫若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安琳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10天。待风向一转，同船到香港，稍后一起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楼上，安琳和郭沫若度过短暂的蜜月时光。
　　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经历郭沫若是难以忘怀的，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总的主题是革命与家庭（两者之间的矛盾）。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
　　郭沫若再赴日本前，朋友们为他和安娜（郭沫若的日本妻子）饯行。安琳也去了，席间显得不大自然，原因在于郭沫若和她虽有情愫但郭沫若却不能专爱于她，他的日本妻子正坐在他的旁边。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的样子，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

　　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安娜非常平静地向郭问起此事，郭坦率地承认爱安琳。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们说，是我阻挡了你们的结婚，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

　　另据朱其华在1927年底回忆时，谈到了郭沫若与安琳的关系，他甚至说郭沫若和安琳是色情狂，当众性交。有人认为，朱其华所写全不足信。
　　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嫖娼，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一时间手足无措，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郭沫若在日本与于立忱有一段情。于立忱出身于名门，是民国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也是郭沫若后来的妻子于立群的亲姐姐。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于立忱，亭亭玉立，大家闺秀。作为《大公报》记者，大约在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在东京的日子里，郭、于两人过从甚密，据说于立忱后来参加东京的示威游行，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于立忱突然自杀，留下了“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绝命词。

　　据谢冰莹的回忆，于立忱曾经为郭沫若而堕胎，郭沫若拚命追求于立忱三年，口口声声称与安娜没有感情，决心要摆脱安娜，但于立忱怀孕后，郭态度突然改变，吞吞吐吐敷衍。于立忱由此大彻大悟，明白郭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格扫地的人物。谢冰莹的回忆是一家孤证，可信度如何，仍有待继续考证。但于立忱的自杀，是郭沫若一块难以摆脱的心病。郭回国第四天，就前往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并很快与其妹妹于立群相识，当于立群将于立忱的遗诗转交郭沫若时，郭沫若双手微颤，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因为于立忱的关系，郭沫若对《大公报》的感情变得相当复杂。起初郭对《大公报》欣赏有加，后来《大公报》当家人张季鸾追求于立忱，郭非常感冒，两人遂成为“情敌”，郭就再也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于立忱既逝，抗战期间张季鸾和《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芸生开玩笑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一语双关，搞得郭沫若“满脸通红”，从此留下对王的愤恨之心。

　　关于郭沫若未和于立忱结合的原因，有人认为是郭沫若的家庭责任心，他不抛弃安娜和孩子。也有人认为，他是利用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郭的通辑令仍然有效，失去安娜，可能失去日本的保护。所以，当他回国后，安娜失去价值了，他立即和于立群同居了。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有人认为，他写此文的重点不在于纪念于立忱，而是暗示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然后以此推托自己是于立忱肚子里孩子父亲的责任。

云雾山

　　婚姻
　　1912年，20岁的郭沫若与比他大两岁的张琼华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风华正茂的郭沫若对张琼华平凡的外貌不甚满意，洞房之夜又发现她三寸金莲，被戏弄之感油然而生，愤愤地走出洞房……五天后，郭沫若离开了家。郭沫若与张琼华并没有离异，以后68年张琼华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
　　郭沫若遵循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在失去“童贞”之后却又选择了反叛。后来，郭沫若在《黑猫》中一边把张琼华戏谑为“黑猫”，他说：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一边又自我反省道：“我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大的一件。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
　　1923年，在日本的郭沫若曾收到长兄郭橙坞的来信，让他回四川谋职，并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1939年，离开故乡26年的郭沫若带着新婚妻子于立群衣锦还乡时，他的另一位妻子张琼华已经人老色衰，长年的苦守使张琼华满头乌发变成了白发。其实就在她和郭沫若结婚那天起，她就永远告别了青春。家乡人围着郭沫若，热情交谈、握手。唯独张琼华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注视着，而郭沫若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
　　当时，郭沫若的老父已86岁高龄，卧病在床，他老泪横流地向郭沫若诉说着多年来张琼华对郭家的贡献，却没有半句怨言。郭沫若顿时对张琼华肃然起敬，于是当着众人的面鞠躬致谢，骇得张琼华不知如何是好，多年来压在心头的苦闷与辛酸一扫而光，她满足了。
　　郭沫若在家中住了几天，张琼华还把自己的卧室，亦即当年自己与郭沫若的洞房让给郭沫若和于立群，并买鸡买鱼尽心相待。郭沫若看到自己的一帧相片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他看到当年同张琼华结婚时用过的家具，一件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光亮如新；他看到过去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以及陆续寄回来的家信……总之，凡是他的东西，都保存得整整齐齐，完好无损。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四个字。并逗趣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啊呀呀，”张琼华惊愕了。“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郭沫若的任何一样东西，对她来说仍视为圣物。因为这是“夫君”的东西。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张琼华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
　　郭父丧事办完，郭沫若与于立群从大佛坝乘飞机返回重庆，张琼华与家人一起去送行。知道丈夫已不属于自己，张琼华的心情可想而知。郭沫若在其父死后写了一篇长达七八千字的《家祭文》，张琼华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还常常泪水盈眶。
　　1963年，张琼华去西安看望自己的姨侄女，在别人的鼓动下去了一趟北京。据说，她与郭沫若见了两次面，摆了摆家常，就回去了。临走时郭沫若送她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回到乐山以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似的生活。身体好一点就到街上走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摊子前，看别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纪越来越老，不能上街转了，就坐在竹椅上静静地望着街上。有时望着望着眼睛里就会涌出泪水。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曾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的乐山，她依然是农妇的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


　　续婚姻
　　1916年8月初的一天，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班的郭沫若遇到了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佐藤是日本贵族的后裔，郭沫若一见到她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辉令他肃然起敬，以后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郭沫若如实地讲述了家中父母包办的婚姻和痛苦，佐藤富子回信说希望郭沫若把苦恼都忘去，他们共同分担苦和乐，郭沫若为佐藤富子又起了个名字叫“安娜”。不久，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从此，佐藤富子的婚缘便笼罩在不幸的悲哀之中……
　　佐藤富子与郭沫若同居，为此她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因为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的。他们第一个儿子出世以后，她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当时郭沫若还是学生，经济条件是有限的。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 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瑀，四儿志鸿。

　　安娜和郭沫若生活了21年，不仅要忍受清贫，还要接受他和不同女人之间发生的关系，包括于立忱、安琳等。也包括他传染给她的性病，悲夫。

云雾山

　　1927年12月8日的晚上，当时正在上海的郭沫若突然头痛、两眼充血，脸色发红而带浮肿，高烧达40℃。因为他正在受着通辑，只好偷偷地住进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私人医院。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炎。她毫不顾惜自己，用一个妻子的全部爱来照料着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个孩子安顿好，便匆匆地赶到医院里来。早上来伺侯郭沫若到中午，午后来又要伺侯到晚上，而每次来都带鲜花和果品。

　　郭沫若的病情却在日益恶化。有时，他大声叫骂安娜，给她加上无数污秽的罪名，有时又要自杀。石井勇医师无可奈何地让安娜准备后事。安娜苦苦地哀求他一定要治好丈夫的病，不料两天之后奇迹出现了，郭沫若病情开始有了转机，两个星期后便出院了。郭沫若带着虚弱的身子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温暖的、永远整洁的家。安娜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郭沫若非常感动。他久久的注视着安娜那慈祥而安静的脸，又看到那圣洁的光辉，如他当年所看到的一样——圣母玛利亚。郭沫若感激道：这是我的妻，她的爱情！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怀着对安娜的感激和挚爱，他在两天的时间里一连写了《恢复》、《归来》、《得了安息》这些表达对妻子的深深感激之情的诗。

　　从1916年到1937年，安娜与郭沫若共同生活了21年，1923年曾随郭沫若和三个孩子回过中国。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而富子是日本人，于是，郭沫若不辞而别，从此，他们中断了一切联系。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日本当局逮捕了安娜，对她严刑拷打，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出来。安娜先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定地熬了过来。郭沫若在当年的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安娜在日本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抚养着孩子。
　　郭沫若回到中国后，与于立群结好，在漫长岁月中，他未给安娜写过一封信，寄过一文钱。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在东京见到安娜，当时安娜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安娜悲极哽咽，痛诉郭沫若的无情与冷酷：“鼎堂（郭沫若）不应该是这样。……他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能，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蒋介石……”

　　但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在《郭沫若和安娜的情感纠葛》写道，1946年，一位叫青木和夫的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郭沫若托他给安娜带去了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青木和夫向安娜详细介绍了郭沐若的情况，包括他已组织了新的家庭并已有了四个孩子的事。
　　抗战胜利后，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了批准，从1947年3月起，安娜失去了日本国籍，成了一名中国人。
　　安娜知道郭已另有家庭，于立群已为他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通过多次交涉，她选择了与郭沫若解除夫妻关系，安娜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1、要负责供给郭淑和郭志鸿读完大学；2、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避而不见，让跟安娜很熟悉的冯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
　　后来，安娜等人来到北平，这时，安娜觉得她和郭沫若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要当面谈个清楚，同时提出要见周恩来。这年七八月间，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她。

　　1975年夏天，安娜由郭淑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当时郭沫若生病住在北京医院，安娜到京第二天就提出要到医院看望郭老。郭老同意了。当安娜和淑走进病房时，坐在沙发中的郭沫若吃力地要站起来迎接她们。安娜快步向前将郭扶回沙发，幽默地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
　　郭沫若晚年多次谈到安娜，说她十分能干，善于理家。但她自尊心特别强，看准了的事，别人是很难说服和改变的。
　　安娜解放后由政府安置，享受副部长级待遇。1983年曾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荣获第一届亚非和平奖。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岁。
　　安娜与于立群的儿女之间不相往来。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
　　安娜在谈论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据说郭沫若临去世前，见到安娜最后一面时,留下的一句话是:“都怨日本军国主义。”
　　郭沫若的第三人妻子是于立群，她是郭沫若早期恋人于立忱（于立忱后来自杀）的胞妹。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于立群是一个女演员，但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郭沫若说：“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1939年的春末夏初，郭沫若和于立群正式举行了结婚仪式，时年郭沫若47岁，于立群23岁。当时以郭沫若的身份和威望，婚礼自然是隆重而热烈的，当时的来宾有80多人，大多是郭沫若三厅的同事和熟人，双方的亲戚也参加了婚礼，周恩来是婚礼主持人，阳翰笙的夫人是介绍人。据说周恩来祝酒前对郭沫若说：“希望这是我参加的你的最后一次婚礼。”郭沫若听了，老脸一红，连说：“那是那是。”

　　这次婚礼，使于立群成为郭沫若第三位名正言顺的妻子。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近40年，抚育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建英，女儿庶英、平英。1967年，郭民英自杀。1968年，郭世英年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从四楼坠下而死。
　　于立群是伴随着郭沫若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1978年6月，郭沫若病逝，次年2月，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

云雾山

　　忏悔
　　根据《三叶集》的记载，郭沫若到28岁时，对于自己过去生活中的颓废、堕落，表示悔悟、深恶痛绝、翻然自新。
　　《三叶集》载，1920年初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中写道：“我读《少年中国》的时候；我看见我同学底少年们，一个个如明星在天。我独陷没在这stryx的阿米巴，只有些无意识的蠕动。咳！我禁不住我泪湖里的波涛汹涌！慕韩、润屿、时珍、太玄，都是我从前的同学。我对着他们真是自惭形秽，我是连阿米巴也不如了！”
　　二十八岁的郭沫若一再向比他小五、六岁的宗白华、田汉表示忏悔。他信中说：“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惠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惟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至友之厚爱。……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宗白华说：“郭沫若《女神》的压卷之作《凤凰涅(般下加木)》，直接产生于这种忏悔的心态之下。”郭沫若在1920年1月18日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

　　同一年2月9日，田汉看到了《时事新报&#8226;学灯》上刊载的郭沫若长诗《凤凰涅(般下加木)》以后，立即给郭写信道：“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啊！”

　　这种忏悔情结，加上反抗的精神，以自我表现的方式，构成了早期郭沫若、田汉所创导的“新浪漫主义”的特色。
　　1922年还在清华学校读书的闻一多，曾经在一封通信中这样赞扬：“朋友！你看过《三叶集》吗？你记得郭沫若、田寿昌（汉）缔交底一段佳话吗？我平生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所考见的，还是同田君缔交底一段故事，最令人景仰。我每每同我们的朋友（梁）实秋谈及此二君之公开的热诚，辄感叹不已。”郭田缔交，首先以真诚忏悔为前提。于是感人至深。《三叶集》和《女神》所表现的人格力量，引起当时新进的热血青年们的强烈共鸣。

　　1933年11月，郭沫若在通信中谴责自己生活不检点而“万分惭愧和悔恨、自作自受”；直到四十年代，郭沫若的忏悔情结，一再时隐时现地表露出来。

　　神伤
　　在上海时，一日，郭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郁达夫去逛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郭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郁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被同班同学周国平评价为“最具人性魅力”的青年。郭世英从小极为聪明，很小就能背一整本《古文观止》，他只要默默地读上几遍，就能将全书的古文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当年年，郭沫若正应国家青年艺术剧院之约赶写剧本《郑成功》，这时郭世英在一旁翻阅父亲所用书籍和有关资料，就自己动手也写一本《郑成功》的剧本，并且在父亲之前脱稿。当青年艺术剧院派人来郭家催稿时，郭沫若还未完稿，于是郭沫若就对来人说：“我的剧本还未脱稿，那么你们就先把我儿子世英写的《郑成功》的剧本拿去看看。”

　　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期间，郭世英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黑格尔的经典著作通读了一遍，然后，告诉他的同伴们说，我已研究了三年的黑格尔哲学体系。
　　郭世英是一个独立思考者，曾经说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
　　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他还很先锋地试验着用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写作。他妈妈于立群认为世英这种理想追求是自寻烦恼。他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他不能心安理得的享受高干子女应当享有的生活，反而对父亲和他身边的人享受特权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质疑，进而加以否定，与父亲和家人的关系非常之紧张。
　　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北京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郭民英，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凶信很快传到了家中，当晚，郭沫若要出席一个有周恩来参加的宴会，于立群一再恳求丈夫，转告周恩来，请他救救儿子。但这一晚，郭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却没有向周恩来开口。
　　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郭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3小时前，郭世英从关押他的三楼（一说是四楼）房间里破窗而出，他死时，年仅26岁，落地时，他的双手被仍被反捆。郭世英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不得而知。
　　郭世英被迫害致死后，郭沫若无奈地说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周恩来曾说过：郭世英实属为我而死。其真相如同孙维世之死颇具吊诡。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自幼喜好文艺，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小提琴专业。郭民英于1967年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一说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在弃世前一天还照样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他的家人从未透露过事件的真相（或许原本就无从了解真相），他在弃世之前似乎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郭沫若把自己关在书房中，以泪研墨，一笔一划地抄录两个儿子遗下的日记，以此寄托自己对孩子们的思念之情。那一册册被点点泪水洇染墨迹的“手抄本”，整齐地置放在他的书桌上，旁边是世英与民英中学时的一幅合影，兄弟俩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灿烂笑容在寂寞寒夜中陪伴着他。

云雾山

　　辞世
　　1978年四五月间，郭沫若的病恶化了。临终之际，郭沫若趁着一时的清醒，把于立群和孩子们都叫到床边，要他们记下自己的最后叮嘱：
　　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一再地提起毛泽东。他以自己生命的最后火花，进一步证实了他与毛泽东的深厚友情和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
　　郭沫若特别嘱咐夫人于立群将他的《屈原》剧本带到病榻前多次重阅，爱不释手。他对于立群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是个即将就木的人了，我也要生得光荣，死得磊落”。在即将别世时，又一遍遍地低声咏诵屈原的《离骚》。他还让于立群代他记录了吟《离骚》后集原句构思的一副对联：“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
　　当年6月21日，郭沫若与世长辞，留下的这副集字联是他一生勤奋笔耕写作生涯的绝笔。
　　十四日，新华社发出讣告：“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同时公布了治丧委员会名单，计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宋庆龄、赵紫阳、陈云、邓颖超、沈雁冰、胡耀邦、成仿吾、周培源、周扬、巴金、夏衍、侯外庐等七十四人。

　　激赏
　　何干之评述道：“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日译者藤枝大夫在他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一书中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柞、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过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彻。”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1947年，国共两党进入决战阶段，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立地位的胡适、傅斯年不约而同地提名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对郭沫若在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傅斯年推荐郭的著作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1948年上半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会，郭沫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历史组）院士、（考古组）院士。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三十年代评论郭沫若时就说过：“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对于这个人的作品，读得很多，且对于作者致生特别兴趣”，“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诗、与戏曲、与散文、与小说，几几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坏，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是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
　　褚遂初评价郭沫若的作品：“那《棠棣之花》是以诗意的浓郁见称，《屈原》是以气魄的雄伟出色，至于这个《虎符》恐怕就在意境的高远吧？”
　　顾颉刚在他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说：“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为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这部书的影响极大。”

　　顾颉刚认为，在甲骨文研究上，以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够继承王国维并有开拓性贡献的是郭沫若。
　　宋云彬评议道：“自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问世，一切曲解中国历史，改造中国历史的谬论，都扫荡了。”
　　陈布雷曾在郭沫若25周年创作纪念时，吟诗称赞他的史学成就，诗云：搜奇甲骨著高文，描史重征起一军。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
　　老舍对郭沫若有过较全面的评论，他说：“关于沫若先生，据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赞述：1.他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及翻译；2.在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功业；3.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4.抗战以来，他的抗敌工作；5.他的为人。”
　　有文章说：郭沫若绝对是个奇才，他是学医的，一动手写诗就成为诗坛巨星；一从军就是中将，到南昌去造张发奎的反张还恭恭敬敬的送他去造反，造反失败去搞学术研究就出手不凡，日本重臣西园寺公望慕名专门请他到自己别墅小酌；写剧本一出手就是宗师；作为党外人士写历史论文被几代共产党领袖奉为自我警惕的经典著作；第一届中研院选院士，他作为唯一的反政府者，以其学术成就毫无疑义的当选。

　　周扬对郭沫若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
　　郭沫若在台湾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李登辉认为今日台湾的成就某种程度上归结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实践。
　　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写道：虽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过日本文化的熏陶，但对中国文学与思想，也曾多所涉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风起云涌的现代思潮，更对我有很深的影响。……而郭沫若以考古及历史研究的角度，批判封建制度之害，更鼓励了许多年轻人，起而改革。
　　他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等书，借着对先秦人物与思想的评论，如推崇早期儒家孔孟的重视民本思想，贬斥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等，宣扬“以民为本”的思想，认为中国只有摆脱传统的束缚，才有发展的希望。……就此一角度而言，今天台湾所缔造的成就，也可以说是当年这些改革思潮具体实践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