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杨贵妃马嵬坡生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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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十一】　是谁把杨贵妃送往日本的
　　对于前一段时期日本民间所传杨贵妃乘小船前往日本之事，学术界有人认为，唐代内河航线上有很多关卡，顺利通过盘查已属不易，海关检查更为严格。而且当时航海术还不成熟，中日两国间的每一次航海活动都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影响面很大，这对于一个逃亡在外的弱女子来说是办不到的。所以关于杨贵妃流亡日本的传说是不真实的。
　　今天看来，杨贵妃如果有了唐玄宗的支持，流亡日本之举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此事唐玄宗显然不能亲自出面办理，他要找代理人。那么，又有谁能担当起这个重任呢？
　　笔者认为，唐玄宗理想中的代理人应当具备下面一些条件：
　　──他与唐玄宗、杨贵妃乃至唐肃宗都保持着良好的信任关系；
　　──他熟悉日本国方面的情况并有能力向日本朝廷引荐杨贵妃，以保证她到达日本后能得到相应的接待；
　　──他有适当的官职和正当的理由，可以在江湖海陆上自由行动并免受一切盘查；
　　──他熟悉中日航海的实施细节，并能招募到合适的海员和海船；
　　──在办好这件事后，他应当带着一帮知情人远走天涯，既是防止泄密，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那么，在当时有没有一个能够满足上述条件的人物，从而有可能帮助唐玄宗办成此事呢？从各种情况看来，此人应当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大名鼎鼎的晁衡（阿倍仲麻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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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晁衡在中国的履历，中国史书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
　　“开元初，（日本国）又遣使来朝。……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而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还乡，逗留不去。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上元中，擢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
　　　　　　　　　　──《旧唐书·东夷列传》
　　“长安元年，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开元初，粟田复朝，……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多所该识，久乃还。……天宝十二载，朝衡复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
　　　　　　　　　　──《新唐书·东夷列传》
　　但是在日本国方面却有比较翔实的记载：
　　“据日本长勋《阿倍仲麻吕及其时代》、杉本直次郎《安南与朝衡》等文的记载，晁衡是日本阿倍朝臣仲麻吕的华名，又称为仲满。他生于日本文武帝二年（公元６９８年），灵龟二年（公元７１６年）被选为遣唐留学生，时年十九岁。第二年三月，随遣唐使多治比县守来华，为日本遣唐使的第九次，这年为唐玄宗开元五年。晁衡到长安后进太学学习，卒业后任司经局校书，又任左拾遗、左补阙等官职。到了开元二十二年冬天，日本遣唐使多治比广成将回国，与晁衡同时留学的吉备真备、大和长岗、玄昉等都同返。这年晁衡留华已满十七年，但是得不到唐玄宗的许可，所以未能成行。他当时感怆赋诗道：‘慕义名空在，偷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报国是何年？’天宝十二载，任秘书监兼卫尉卿。这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副大使古麻吕、吉备真备等又来到长安，晁衡请求同回日本，玄宗同意了，这年他已是五十六岁。他们一行从长安启程到扬州，同年十月十五日，访名僧鉴真于延光寺，邀同东渡。四艘船自苏州启行，晁衡与大使藤原同乘一船（据日本淡水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载，晁衡与大使藤原等所乘的是四舶中的第一舶，其余三舶先后都到达日本），十二月六日行至琉球海面，遇风，和其它几艘船相失，漂流到安南驩州沿岸，又遭到海盗的抢劫，同船死者一百七十多人，只有晁衡与藤原辗转回到长安，已经是天宝十四载六月了。此后又经历了安禄山之乱，随同玄宗、肃宗避难。到了上元年间，被任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大历初年罢归长安，死于大历五年正月，年七十三岁。”
　　　　　　　　　　──朱金城：《读李白集札记》　
　　　　　　　　　　　　载于《中国李白研究　１９９０年集·上》
　　“‘晁卿衡’即晁衡，又作朝衡，字仲满、巨卿，日本国人，原名阿倍仲麻吕，一作阿倍仲满。唐开元五年（７１７）来华，就读于太学，曾出仕左春坊校书，与唐玄宗子仪王荽为友。后历任左补阙、卫尉卿、秘书监等职。天宝十二年（７５３），被任为日本聘贺使，随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晁衡所乘之船，经冲绳向奄美大岛行驶途中，忽遇暴风，与船队失散，漂游到越南，曾遭土人袭击，得幸免于难。后几经辗转重返长安，继续在唐朝任职，历任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御使中丞、北海郡开国公等，于大历五年（７７０）病殁，追封潞州大都督。”
　　　　　　　　　　──张永芳：《李白<哭晁卿衡>赏析》
　　　　　　　　　　　　   　　 载于《三李诗鉴赏辞典》
　　关于上述官职的职权和品位是：
　　“左补阙二员，从七品上。左拾遗二员，从八品上。……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
　　“卫尉寺，卿一员，从三品。……掌邦国器械文物之事，总武库、武器、守宫三署之官属。”
　　“秘书监一员，从三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
　　“御使台……，中丞二员，正四品下。”
　　“左散骑常侍二人，从三品。……掌持奉规讽，备顾问应对。”
　　“上都护府：都护一人，正三品。……都护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总判府事。”
　　“大都督府：都督一员，从二品。”
　　“开国郡公（爵）……，正二品。”
　　　　　　　　　　──《旧唐书·百官志》
　　“安南都督府，……督交、峰、爱、驩四州。调露元年八月，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至德二年九月，改为镇南都护府。天宝领县七，户二万四千二百三十，口九万九千六百五十二。至京师七千二百五十三里。”
　　　　　　　　　　──《旧唐书·地理志·岭南道》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上元年间晁衡被任命为镇南都护一事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晁衡在安史之乱前所任的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秘书监，都是文职官，即使是卫尉卿，也不过是替皇帝掌管着武器库的钥匙而已，也是文官，但官阶已经不低（从三品）。安禄山之乱时，随着玄宗、肃宗戡乱，此时的任职应是御史中丞。史书上没有他曾参与战事的记载，左散骑常侍仍是文官。从履历上看不出他曾有过地方行政和军事指挥方面的经历和经验。安南都护府的辖区为今越南国北部和广西省部分地区，治所交州即今河内市。在唐代，安南地区的国际及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叛乱层出不穷，气候炎热潮湿，瘴疫横行，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和工作条件远不如长安地区，一般人视为畏途。在晁衡优哉悠哉地在京城当了几十年文官之后，为什麽突然要他在六十三岁的高龄之际，万里迢迢地跑到天涯海角之外，去当镇守一方的军事行政最高长官呢？虽然官阶似乎提升了一点（正三品），但是唐人普遍以做京官为荣，长安毕竟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晁衡算得上是文化界中的上乘人物，所谓“慕中国之风，留而不去”，主要是爱慕以长安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如果不是其中有什么特殊原因的话，以晁衡的高龄和资历，他完全可以辞而不就镇南都护之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项任命，而他又为什麽欣然从命的呢？

海风秋

“唐吕鹏《遏云集》载李白应制《清平乐》四首（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引之，并选其二首。此二首亦载《尊前集》），欧阳炯序《花间集》亦云：‘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唐人之说，宜乎可信。细按之，则其中一首必非太白所作。词云：‘晚来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此必用霓裳羽衣舞事，按杜佑《理道要诀》云：‘天宝十三载七月改诸乐名，……内黄钟商《婆罗门》曲改为《霓裳羽衣》曲。’（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三所引，《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所载同。）天宝十三载以前尚无《霓裳羽衣》之名。李白应制词，必在其供奉翰林时所作。而李白供奉翰林，则在天宝之初，焉能使《霓裳羽衣》曲事。此首虽为唐人作品，要非太白所作。唐人记唐词之说尚有不可信者，何况后代之人。”
楼主认为：“词云：‘晚来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此必用霓裳羽衣舞事，”我倒觉得这样说也很绝对，“闲舞霓裳”是否也可理解为穿着“霓裳”即美丽轻盈的衣裳而闲舞呢？这样就没有了时差的问题了。：）
当然，楼主的大作我是认真仔细地拜读了，足足3个小时啊，十分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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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来，这应当是唐玄宗及其朝中党羽们精心策划的一次人事行动，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晁衡护送杨贵妃逃亡日本，因为晁衡具备执行此项使命的一切有利条件：
　　──他在朝做官几十年，深受唐玄宗的器重，和杨贵妃也应该很熟悉并理应得到她的信任；
　　──安禄山叛乱之后，他追随肃宗，历经患难，从而取得了肃宗的信任，提拔他为左散骑常侍便是明证；
　　──在天宝十二载护送鉴真赴日的那次航海事故之后，他漂流到安南驩州，又辗转回京。这段经历，可以作为推荐他出任镇南都护的一个理由；
　　──与他同时的遣唐使和留学生们回日本后，很多人都在朝廷里身居高位，吉备真备更是官至宰相，他完全可以通过他们向日本朝廷引荐杨贵妃，使她的身份得到确认并受到良好的接待；
　　──他作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官阶正三品，在赴任途中，沿途的地方军政官员们只有接风洗尘、提供方便的义务，而无检查他的行装和随员、干涉其行动的权力；
　　──年届六十三岁的他，从陆路乘车马颠簸七千多里去交州赴任，实在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选择沿海岸线南下这条路径，并可以冠冕堂皇地组织远洋船队；
　　──他有多次的航海经历，能在扬州、苏杭一带召集中日两国的航海家，同他们一道制定横渡日本海峡的实施计划，并募集合适的海员；
　　──他作为赴任在途的封疆大吏，有足够的行政权、财权和较为充裕的时间来办理此事；
　　──在把杨贵妃护送出海关之后，他随即带着一帮知情人远走天涯，到山高皇帝远的交州避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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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上元年间”未必就是上元元年吧？
　　“上元”年号的使用是自乾元三年闰四月起，至上元二年九月止，只用了一年多，跨两个年度。所谓“上元年间”，当然是在这两年内都有可能。
　　但是自上元元年七月西苑宫变之后，唐肃宗、李辅国对玄宗的旧臣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情绪。李辅国的个人势力恶性膨胀，不但太上皇被囚禁，连肃宗皇帝也受其制肘。玄宗派的元老重臣们纷纷被清洗出朝廷，或贬职，或流放，或剥夺实权。晁衡在朝中显然是属于玄宗的元老派，在这种形势下，加官晋爵并委任他为镇守一方、手握重权的军政首脑，其可能性实在是很小的。
　　笔者认为，晁衡出任镇南都护的合理时间，应该是在上元元年七月的西苑宫变之前，再缩小一下范围来说，还应是在该年四月份羽林军大将军郭英乂被强令服“丁忧”之前。这个时间范围恰与太真出亡日本的时间（上元元年三月）相吻合。
　　再看晁衡赴任的路径。从长安去长江口，按常规应是水路沿渭水入黄河，再经汴水渠转入大运河；或陆路东出潼关，经洛阳、开封至大运河，再转入长江。但是自乾元二年九月至宝应元年十月，洛阳一带一直为史思明的叛军所盘踞，东路不通。只好出潼关后经商州南下襄阳，再经汉水转入长江。这条路径必然要经过杨贵妃匿居的荆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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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晁衡确实具备了把杨贵妃送出海关的一切有利条件，但是从大陆去日本的这段海路交通以及此后向日本朝廷的引荐，仍然有不少具体的事情要办，这里面是否还有更为直捷的人事和交通渠道呢？有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日本国为迎接藤原清河返国而组织的遣唐使团，在时间上与此事密切吻合：
　　“公元７５９年特别派遣的为迎接第九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而组织的‘迎入唐大使’。……但此次出使未能达到目的，三年后空手而返。”
　　　　　　　　──刘淑梅：《遣唐使初探》　载于《史学集刊》一九九五年第四期
　　“乾元二年，日本国派了大使高元度、判官内藏全成等九十余人入唐，顺便迎接藤原清河返国。因史思明继安庆绪作乱，大唐的九位节度使兵败于相州，……李亨以道路受阻为理由，不让日本使臣入长安朝见，派谢时和其人把高元度送到苏州，即命他们归国，另派沈惟岳以唐朝的大船送高元度一行返日。……李亨不让日本使臣到长安，也不让藤原河清（他的中国字）随之返日。”
　　　　　　　　──南宫搏：《杨贵妃后传》
　　从时间上推算，此次遣唐使团应是乾元元年（公元７５８年）从日本国出发，乾元二年，使团的先遣人员到达长安，未能完成使命，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滞留在江浙一带，“三年后空手而返”，于上元元年才回到日本。我们有理由设想，遣唐使团是有意在苏杭一带停留等待晁衡，共同启碇出海，然后在海上把杨贵妃转到遣唐使团的船上来的。我们有理由设想，沈惟岳一班人和他的大型海船，是唐玄宗为了贵妃安全渡海和到日本后的生活而专门安排的，因为沈惟岳后来改名“宿海浮弥”并留在日本出仕，日本民间传说，他成了杨贵妃的助手。我们还有理由设想，杨贵妃逃亡日本的想法，是在她得知了日本遣唐使团来华的消息之后萌发的。
　　至此，我们已经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晁衡（阿倍仲麻吕）把杨贵妃护送出国门之后，又由日本遣唐使和沈惟岳的船队接力把她送往日本国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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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我们可以对李太白《古风五十九首》第二十首中的两段诗给出合理的解释：
    “泣与亲友别，欲语再三咽。勖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险艰，白日欺红颜。分手（一作首）各千里，去去何时还？”
    “在世复几时，倏如飘风度。空闻《紫金经》，白首愁相误。抚己忽自笑，沉吟为谁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闲余步。终留赤玉舄，东上蓬莱（一作山）路。秦帝如我求，苍苍但烟雾。”
    第一段显然是太真与晁衡等人在公海上辞别时，太真的惜别之作。“勖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显然是针对晁衡的，因为晁衡此时已是六十三岁高龄。她是在勉励他和其他玄宗的旧臣保持晚节。“白日欺红颜”，鲜明地道出了作者是一位女性，而“白日”指朝廷中的当权者。“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时还”，她和晁衡都还有千里以上的海路要走，今生今世能否再回到长安，谁心里也没有数。
    第二段应是太真临别之际的回顾反省之作。《紫金经》，王琦注：“炼丹之书也。”太真一生谐玄宗炼丹修道，祈求长生，终不免鬓染霜雪，玄宗此时更是垂垂老矣。回顾自己一生为人为己忙忙碌碌费尽心机，甚为无谓。她终于学秦代的安期生，以采长生不老之药为由东渡日本，朝廷就是想追捕我，也已是鞭长莫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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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十二】　襄阳叛乱与西苑宫变
　　在阅读本节时，请参阅本书之附录十四：《关于襄阳叛乱与西苑宫变的历史资料》。
（一）关于襄阳叛乱的种种疑点
　　发生于乾元二年八月至上元元年四月之间的襄州两次叛乱，史籍记载甚略，但是推究起来，其中有不少令人莫明其妙的地方。
　　一. 康楚元自封的王号模糊不清，《资治通鉴》说是“南楚霸王”，而新、旧《唐书》却都说是“东楚义王”。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的政治色调要温和得多，而且两者间看来并无笔误的可能，那么，究竟是哪一个，抑或都不是呢？
　　二. 康楚元发动叛乱的地方是襄州，这是南方向首都长安调运粮草物资的咽喉要道，由此立即引发了“汉、沔馈运阻绝，朝廷旰食”的恐慌。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出，倘若康楚元与盘踞在洛阳的史思明联合起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康楚元并没有与史思明联合的意图和迹象，他是在独立地与唐王朝对抗，这无疑是螳臂挡车，自寻死路，他为什么会采取如此愚蠢的战略呢？
　　三. 正当朝廷任命大将崔光远为荆襄招讨使，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准备讨伐的时侯，却被一个“业余选手”──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韦伦──抢了头功。韦伦并不是武官，朝廷也没有给他平叛的任务，他为什么这样主动积极呢？
　　四. 韦伦并没有采取大兵压境、以石击卵的传统平叛办法，沿丹水顺流而下直捣襄城。而是采取了“调发甲兵驻邓州界”，“招谕降者，厚抚之，伺其稍怠，进军击之”的方针，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擒获了康楚元。这种平叛的策略也是很新鲜的：康楚元既然初举叛旗，理应对局势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敏感性，不应被对手的蝇头小利所迷惑。韦伦所采取的“凶党有来降者，必厚加接待”的小小花招，为什么会导致“数日后，楚元众颇怠”的效果呢？
　　五. 第二年（上元元年）四月，襄州大将张维瑾、曹玠再举叛旗，杀死了节度使史 歲羽 。按说他们比康楚元的罪孽更重，理应负隅顽抗，但是当来 王真 到达襄州之后，他们却立即投降，这又是一个出人预料的情况。
　　六. 最初朝廷是任命韦伦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襄邓等十州节度使，前往平定襄阳二次叛乱的。但是在韦伦“受命未行”之时，又突然撤消了这些任命，改任距京城千里之外的秦州（今甘肃秦安一带）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御使。这不但是严重的降职，而且意味着他失去了朝廷的信任。此后，他被一贬再贬，终于由正三品的御史大夫降成了从九品的县尉。史家普遍认为是李辅国挟个人恩怨居中作祟，这种说法其实是很牵强的：
　　１. 平定叛乱乃是朝廷的头等大事，临阵易帅历来是兵家大忌。依韦伦的能力，平定叛乱应是不成问题的。李辅国既然大权在握，何不先让韦伦前往平叛，今后再慢慢收拾他？
　　２. 说韦伦此后因为“屡与虏战，兵寡无援，频致败衄”而被一贬再贬，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在唐肃宗时代，“常败将军”不受惩罚甚至升官的颇有人在，何况朝廷也惩办了援助韦伦不力的人，并没有把账全算在韦伦的头上。这只能说明当局者对韦伦抱有很深的成见，而这个成见起始于第二次襄州平叛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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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苑宫变的背景并非那么简单
　　历代史学家在评论发生于上元元年六、七月间的西苑宫变时，总是把污水泼向李辅国和唐肃宗。认为这是李辅国为了打击玄宗元老派的势力，编造出“南内有异谋”的谎言，离间太上皇与肃宗皇帝的关系，导致了父子相残的悲剧。其实这种说法是很有商榷余地的。
　　首先，唐肃宗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并不是认为李辅国的话没有道理，而只是不忍心对老父亲采取行动。在李辅国等人“矫诏”把上皇劫持到西宫之后，他立即表示认可和支持。做到这一步对唐肃宗来说并不容易。自从灵武擅自称帝之后，肃宗为了解开父子间的感情疙瘩，一直刻意在“孝”字上作文章。两京克复后表示要返回东宫继续当太子、在处理逆臣张均兄弟的问题上迁就上皇、送迎上皇去华清宫并亲自为上皇牵马等等，莫不为此。今天把上皇锁入西宫，意味着过去的种种表演全是虚话，多年的心血要付诸东流。倘若不是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的话，他是不会愿意蒙受这样巨大的政治损失的。这意味着关于“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的说法可能并非全无根据。
　　其次，羽林军“六军将士皆反仄不安”并向肃宗“号哭叩头”之事，发生于羽林军大将军郭英乂“以家艰去职”之后不久。郭英乂的去职显然与此事有关，具体地说，应是对“上皇与外人交通”之事负有责任。所谓“家艰”、“丁忧”显系托辞，国难当头之时，一切都要以国事为重。事实上，郭英乂随即出任陕西节度使、潼关防御使等职，并没有回家去守三年之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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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郭英乂的履历中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他的父亲郭知运、哥哥郭英杰都是玄宗提拔起来的著名武官，他本人在安史之乱前也已官至左武卫大将军（从三品）并外任节度使。按说他家是世沐皇恩的，对玄宗理应感恩戴德。倘若在西苑宫变中他和玄宗都是蒙冤受屈者，那么他对玄宗的忠诚和尊敬应不会改变。但是，他后来在成都任剑南节度使期间的表现却与此大相径庭。西苑宫变之后，朝廷撤消了成都的“南京”称号，“玄宗幸蜀时旧宫，置为道士观，内有玄宗铸金真容及乘舆侍卫图画。先是，节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后视事。英乂以观地形胜，乃入居之，其真容图画，悉遭毁坏，见者无不愤怒”，以至于给政敌提供了“英乂反矣”的口实并终遭杀身灭门之祸。他是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鲁莽武将呢？其实未必。从宰相元载（郭的密友）为他撰写的墓志铭来看，郭并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而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将相之器”。对他在成都的反常举动可以解释为：在西苑宫变中，玄宗并不是一个无辜蒙难者，郭因为受了玄宗的连累而影响了前程，所以他不象一般官民那样对玄宗的“铸金真容”敬若神明，而是用捣毁的办法来发泄心头的怨恨。

古越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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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隐士

此为whs《诗海沉帆-----杨贵妃马嵬后历史揭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一书的部分内容， 材料殷实，有独特的观点，发在诗韵，让大家一睹，实是诗韵的幸事。将其置顶并点为精华。也希望whs把他续完——古越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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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肃宗时代的郭湜，曾与高力士“俱应谴累，每接言论”，就是说，他们曾同被流放到巫州，并在那里相处过。《高力士外传》就是他根据高力士的言论整理而成的，这应该是关于西苑宫变的第一手资料。《高力士外传》中透露了事变的一些内幕和细节：
　　１. “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温泉宫，二十日却归。因此被贼臣李辅国阴谋不轨，欲令猜阻，更树勋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此时已经埋下了西苑宫变的种子。但是上皇幸温泉宫时究竟做了些什么引起了李辅国猜疑的事，高力士却不说。
　　２. 李辅国没收了上皇的三百匹厩马，上皇跑到儿子肃宗那里去告状，肃宗不去面见父亲，帮助解决问题，却派人留住上皇吃饭。结果在饭后回宫的路上，便发生了李辅国率领铁骑数百人逼迫太上皇迁居西内的事件。显然，这场戏的幕后导演是唐肃宗，他利用这次太上皇送上门来的机会，实施了他的计划。倘若太上皇住在兴庆宫里不出来，迁居西内的计划是很难实施的。
　　３. 高力士在被流放之前，曾被监禁和审讯，但是他什么也不招：“所看事状，并不曾闻”──“你们给我看的材料中所写的那些事情，我从来没听说过。”但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事情，高力士缄口不语。
　　４. 高力士要求“亲辞圣颜”，没得到允许，第二天被判长流巫州，罪名是“潜通逆党，曲附凶徒”。此时的高力士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且不离玄宗左右，怎么会有“潜通逆党，曲附凶徒”的事呢？所谓的“逆党”、“凶徒”究竟指谁？如果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么为什么在加上这条弥天大罪之后，又如此从轻发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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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元“上元”的前前后后
    乾元三年闰四月的改年号为“上元”，同样有很多令人不解的地方。
    改换年号是国家的一件大事，一般总会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伴随着加官晋爵、大赦天下等等“恩泽”。以肃宗朝为例：
    “天宝”改为“至德”──新皇帝登基；
    “至德”改为“乾元”──光复两京；
    改年号为“宝应”──民间有祥瑞呈献。
    唯独改“乾元”为“上元”，朝廷未提出任何“正当”的理由，只是说“天人叶纪，景象垂文”。《旧唐书》认为这是指“星文变异”，即“闰四月辛酉朔，彗出西方，长数丈”。这个理由实在有些牵强，因为过去出现类似的天文现象时并没有随之改元。但是在官方关于改元的文告中，却出现了一大段不利于太上皇的措辞：
    “自古哲王恭承景命，莫不执象以御宇，历时以建元，必当上稽乾符，下立人极者也。朕承累圣之鸿业，绍大中之宝位。胡孽干纪，王师尚劳，乾乾之心，岂忘鉴寐。一物失所，每轸纳隍之忧；万邦未宁，深怀驭朽之惧。赖上元垂福，宗庙降灵，百辟卿士，同心戮力，方冀干戈载戢，区域乂安。每励躬于帝图，常取则于天道。属天人叶纪，景象垂文，爰遵革故之典，将契惟新之命。义存更始，庶有应于天心；泽被无私，宜载覃于后土。可大赦天下，改乾元三年为上元元年。”
                ──唐肃宗：《改元“上元”赦文》（上元元年闰四月）
    在这里，肃宗称自己即皇帝位是“承累圣之鸿业”；政权中兴的原因是“上元垂福，宗庙降灵，百辟卿士，同心戮力”；当然，自己的功德是不可磨灭的：“励躬于帝图”、“取则于天道”。通过对前任皇帝所留下的烂摊子的收拾（革故惟新），自己现在已是上应天心，下立人极，重光宗庙，再造乾坤，可以理直气壮地做皇帝了。这个帝位传到自己头上，完全是上天（上元）的意志，改元“上元”，就是要强调“皇权天授”。说来说去，就是忘了兴庆宫里还有个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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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肃宗过去对父亲可不是这个态度：
    “今两京无虞，三灵通庆，何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当更处分。”
                ──《御丹凤楼大赦制》（至德二年十一月）
    “朕嗣守鸿业，钦承睿图，……赖天地疾威，社稷凭怒，上皇丕烈，万国永怀。……今……区宇重辟，日月增辉。此皆三灵叶赞，累圣垂祉，岂予小子，能集大勋？倾以先扫宫室，奉迎銮驾。”
                ──《收复两京大赦文》（至德二年九月）
    “太上圣皇天帝，功格天地，道迈胥庭。思凝神于姑射，将释负于宸扆，俾予小子，瓒承大统。”
                ──《乾元元年南郊赦文》（乾元元年四月）
    直到乾元元年冬天玄宗游幸华清宫时，肃宗还亲自迎送至灞上并为父亲牵马，乾元二年正月，又欣然接受了“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的尊号。显然肃宗此时还是以“孝”自诩的。可如今，《改元“上元”赦文》却再清楚不过地向全国发出了一个信号──朝廷要清除太上皇的一切政治影响！那麽，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年之后父子反目的呢？
    细推起来，其实在《改元“上元”赦文》中已经预埋了“西苑宫变”的种子：
    “……又车服以庸有虞盛典，威仪以等周礼旧章。往属承平，多历年所。至于公卿列位，中外在官，多以奢僭为心，流弊成俗。宜令所司定王公以下车服产业，各详古制及令式作节，限闻奏。”
    多年来由于朝廷疏于管理，高官显贵们的仪仗队和私人卫队的规模任意膨胀，已到了耗费国家资财、影响社会治安、威协国家安全的地步。对此进行整顿无疑是必要的，关键在于选择的时机恰逢皇帝父子间关系紧张，这就令人有理由怀疑其整顿的真正目标究竟何在。这项政策颁布的时间与李辅国没收太上皇三百匹厩马的时间如此紧邻，仅差了三个月，这是实施此项政策并执行到太上皇一级所需的合理时间。虽说整顿“车服产业”的目标是“王公以下”的官员，但是顺便波及到太上皇也是顺理成章，因为前方战事吃紧，马匹十分宝贵，而三百匹厩马对于太上皇的仪仗队和实际需要来说，是太多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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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自“西苑宫变”之后，肃宗不再定期去看望父亲（不复定省）。但是从《高力士外传》来看，肃宗不复定省的起始日期还要提前：
    “上皇在兴庆宫先留厩马三百疋，欲移仗前一日，辅国矫诏，索所留马，惟留十疋。有司奏陈，上皇谓高公曰：‘常用辅国之谋，我儿不得终孝道，明早向北内’……”
    由上皇与高力士之间的这段对话来看，此时玄宗与肃宗之间显然已经很久没有沟通思想了。如果肃宗还象以前那样定期来看望父亲的话，玄宗就不会有“我儿不得终孝道”的预言，也不必专程跑到北内去向肃宗反映情况了。
    由此看来，“西苑宫变”并不是肃宗、李辅国一时心血来潮做出的蠢事，而是改元“上元”之后事态发展的合理结果。考虑到当年三月份朝廷刚刚颁布过一次大赦令，显然在四月份之前肃宗还没有改元的打算，因为历来改元总是伴随着大赦，犯不上接二连三地赦个没完。这意味着肃宗对父亲的态度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机，极有可能就在乾元三年（上元元年）的四月至闰四月之间。
《改元“上元”赦文》中提出了在处决死刑犯人时，恢复“三复奏”制度的问题：
    “自古百王，钦慎刑法。盖以法者人之命，刑者国之权。苟或失其科条，固难措其手足。倾以奸臣擅命，中典不修，造次便行，哀矜何在！自今已后，其有犯极刑者，宜令本司依旧三复，庶平反之际，人谓不冤，幽明之间，理皆无滥。”
    所谓“三复奏”是指在犯人被判死刑至执行死刑的期间，执事官要多次（三至五次）把案情和审判结果向皇帝奏明，以免发生错判而滥杀无辜。这是唐太宗定的制度，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放松了管理，以至于出现了“奸臣擅命，中典不修，造次便行”的混乱情况。显然，在此不久之前发生过冤假错案并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
    《改元“上元”赦文》中还有一项颇有意味的举措：一方面以粮食供应紧张为由，把大批“冗余”京官下放到地方，另一方面又命令各地官员火速推荐各类人才进京授职起用。今天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唐肃宗、李辅国为清除异己（主要是玄宗在朝中的余党）而采取的紧急组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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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一年之后，肃宗又做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取消“上元”年号，去掉罩在自己头上的一切尊号。在有关文告中，对太上皇又重新尊敬了起来：
    “为人上者，与众守邦。自古哲王惧其满，假聪明睿哲，罔不在躬，‘文武圣神’，乃以为号。顾予菲薄，运属经纶，一旅成师，复其旧物。圣皇纳人寿域，游意道源，神器之重，传归于朕。复守丕业，若履春冰，敢忘谦冲，日益招损？欲垂范而自我，亦去华而就实。其‘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等尊崇之称，何德以当之？……自今已后，朕号唯‘皇帝’，其年但号‘元年’，去‘上元’之号……”
                ──《去“上元”年号大赦文》（上元二年九月）
    与《改元“上元”赦文》“天是老大，朕是老二”的高调相比，此篇赦文又重新夹紧了尾巴：“顾予菲薄，运属经纶，一旅成师，复其旧物”，有什么文治武功好吹的呢？如果说当初改元“上元”是在强调“皇权天授”，那么现在取消“上元”年号无疑是回复到“嗣守鸿业，钦承睿图”，重新承认自己叼沾了太上皇的威德。如果说《改元“上元”赦文》的主题是要清除太上皇的政治影响，那麽《去“上元”年号大赦文》的主题则是要恢复太上皇的威信，同时宣布自己不配称“大圣”、“孝感”等等尊号。可以说，《去“上元”年号大赦文》是肃宗颁布的一道罪己诏，他是在为自己前一段时间对父亲的不敬不孝而忏悔自责。
《去“上元”年号大赦文》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赦免了杨国忠家族以及受杨案株连的人。
    “自乾元元年已前，开元已来，应反逆连累，赦虑度限所未该及者，并宜释放。有官者降资与官，无官者依本色例收叙。”
    “乾元元年已前，开元已来”的时限，显然是针对杨国忠、李林甫的余党和亲属的，因为自肃宗登基之后至上元二年之间，朝廷颁布了许多次大赦令，监狱里的犯人几乎放完了。但历次大赦总是强调“逆贼李林甫、王鉷、杨国忠近亲合累者，不在免限”，应该说，到了上元元年的时候，各地监狱里长期在押的或在逃尚未归案的罪犯，就只有杨国忠、李林甫、王鉷的余党和亲属了。可如今不但赦免了这些人，而且“有官者降资与官，无官者依本色例收叙”，在政治上给了出路，这真是皇恩浩荡，且宽大无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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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杨国忠、李林甫的亲属得到宽恕并在政治上给出路，是有史料可证的。
    与过去的朝代相比，唐朝的刑法比较宽容，对于叛逆罪的处理，没有“一人造反，夷灭九族”的酷刑，但连累总是难免的。《唐律》规定：凡是参与叛乱谋反活动的人，全部斩首；罪犯的父亲及十六岁以上的儿子处以绞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和母亲、女儿、妻妾（包括儿子的妻妾）、祖孙、兄弟、姐妹、仆从，或没入官府，或流放远恶，沦为贱民；伯叔父兄弟的儿子一律流放三千里。李林甫、杨国忠既然被定为叛逆罪，他们的近亲肯定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但是下面的两条史料却使人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
    一. 万春公主改嫁杨錡：
    “万春公主，杜美人所生。下嫁杨朏，又嫁杨錡，薨大历时。
    太华公主，贞顺皇后所生。下嫁杨錡，薨天宝时。”
                ──《新唐书&#8226;诸帝公主列传》
    这里的杨朏是杨国忠的二儿子，娶玄宗的女儿万春公主为妻，官至鸿胪卿（外交部长），长安陷落后被安禄山杀害。杨錡是杨国忠的堂弟，娶玄宗的女儿太华公主为妻。太华公主于天宝年间去世，续娶的万春公主实际是他的侄媳妇，但是唐代人对于婚姻中的错辈问题似乎并不在意。按照《唐律》，杨錡至少要受到流放三千里的处罚，可实际上他不但没被流放，而且堂而皇之地娶了万春公主。此事至少发生在至德元载之后，更有可能是在两京收复之后。但是，在“逆贼李林甫、杨国忠近亲合累者，不在免限”的阴影笼罩之下，这桩婚姻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去“上元”年号大赦文》颁布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并公之于众。
    二. 李林甫之女李腾空以自由人身份公开露面：
    “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多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烟。一往屏风垒，乘鸾着玉鞭。”
                ──李白：《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
    “《庐山志》：蔡寻真，侍郎蔡某女也。李腾空，宰相李林甫女也。幼并超异，生富贵而不染，遂为女冠，同入庐山，……以丹药、符录救人疾苦。……贞元中，九江守许浑以状闻，昭德皇后赐以金帛、土田。”
                ──【清】王琦：《李太白全集》
    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李白送夫人宗氏去庐山投奔李腾空是在上元二年。众所周知，肃宗对李林甫恨之入骨，他做了皇帝之后，曾打算将来光复长安时，把李林甫“焚骨扬灰”。作为逆臣之女，李腾空是必然要被株连的，“没入官府”是起码的惩罚。可以想见，如果此时她没有得到赦免的话，是不可能公开在庐山传道布施的。
    对于肃宗来说，宽恕杨氏一族并在政治上给出路，这无疑是向父亲作了让步，因为玄宗内心里一直认为杨贵妃和杨国忠是无罪的。
    此后，肃宗于十一月（元年建子月）去西内看望了父亲，据史籍记载，这是西苑宫变之后二帝的首次会见。显然，会见的时机是唐肃宗选择的，他已为这次会见营造了必要的政治气氛。
    由此可见，上元二年九月，肃宗对父亲的态度再次出现了重大变化，不但回归到改元“上元”之前的初始状态，而且矫枉有所过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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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置“五京”的闹剧
    两京克复之后，朝廷根据当时上皇和肃宗的实际驻跸，设置了“五京”：
    “顷以上皇在蜀，朕亦居岐，蜀郡宜改为南京，凤翔宜改为西京。”
                ──《收复两京大赦文》（至德二载十二月）
    “（至德二载十二月），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
                ──《旧唐书&#8226;肃宗本纪》
    再加上原来的洛阳（东京）、太原（北京），共设置了五京。但是在改元“上元”的不久，成都的“南京”称号被取消了：
    “（上元元年）九月甲午，以荆州为南都，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其蜀郡先为‘南京’，宜复为蜀郡。”
                ──《旧唐书&#8226;肃宗本纪》
    一年之后，在取消“上元”年号的同时，“四京”也被取消了：
    “唐虞之代，肇有九州，王者所都，文无异制。其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三京之号宜停，凤翔先为西京，亦宜准此。”
                ──《去“上元”年号大赦文》
    “（上元二年九月）停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号。”
                ──《资治通鉴&#8226;唐纪三十七》
    对史籍所载置荆州的治所江陵府为“南都”的时间，笔者颇疑之。如果真如新旧《唐书》所说是在上元元年九月的话，为什么在一年后取消“上元”年号的时候，赦文中只提到停长安、洛阳、太原、凤翔四地的京号，却只字不提江陵府呢？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上元元年九月，朝廷在停成都的“南京”称号时并没有同时置江陵为“南都”，“南都”是宝应元年二月朝廷设置“五都”时才出现的。应当说，唐代诏令等原始材料的可信度要更高一些。
    如果说当年把成都称为“南京”，是为了显示对太上皇的尊敬和孝顺，那麽上元元年九月独独把成都降级，岂不是意味着父子反目，太上皇的地位一落千丈麽？
    可是在取消“上元”年号，停掉四城“京”号的短短五个月之后，又重新提出了“五都”的设置：
    “‘五都’之号，其来自久。宜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
                ──《元年建卯月南郊赦文》（宝应元年二月）
    “江陵府江陵郡，……肃宗上元元年号南都，为府，二年罢都，是年又号南都，寻罢都。”
                ──《新唐书&#8226;地理志》
    设置江陵府为“南都”，本身就是个很蹊跷的事情。唐代设京设都，历来与皇帝的驻跸有关。长安与洛阳是历代皇帝常驻的都城、太原是高祖李渊开国的发祥地、成都是玄宗避乱的驻地、凤翔则是肃宗平叛的指挥中心。唯独这个江陵府，从来未听说与哪个皇帝有过什么关联，为什么突然把它的地位拔得这么高？为什么又撤消得这样快？朝廷在“五都”的设置上这样煞费苦心地来回折腾，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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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whs在 2006/08/01 08:23am 第 1 次编辑]

（五）襄州叛乱与西苑宫变在时间上的楔合
　　襄州二次叛乱与西苑宫变所发生的时间如此密切相关，也是令人起疑的地方：
　　１. 上元元年四月，襄州大将张维瑾、曹玠，杀死了节度使史 歲羽 ，同月，朝廷任命韦伦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襄邓等十州节度使，前往平叛，随即被免职，远调秦州。朝廷改派来瑱去襄州平叛。
　　２. 同月，羽林军大将军郭英乂被调离禁军，外任陕州刺史。
　　３. 闰四月，张维瑾向来瑱投降。
    ４. 同月，朝廷宣布大赦改元，文告中出现了明显冷落太上皇的措辞。
　　５. 六月，李辅国向肃宗进言：“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
　　６. 七月，太上皇在兴庆宫的三百匹御马被李辅国取走，仅剩十匹。
　　７. 第二天，李辅国率禁军胁迫太上皇迁居西内。
　　８. 此后，高力士“以潜通逆党，曲附凶徒”的罪名被流放巫州，陈玄礼被迫退休，玉真公主出居宫外玉真观，如仙媛流放归州，玄宗周围的人员全被遣散。朝廷宣布取消成都的“南京”称号。
　　从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关系来看，襄州二次叛乱与西苑宫变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