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责砭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的郭世英的同学牟敦白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鲁迅对郭沫若的评价为才子加流氓，此评流传甚广。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还说一句话广为流传：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据说这是郭沫若自嘲的话，出自：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
　　费正清批评郭沫若“早已成为一个随风转舵的风向标，为了迎合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风向，他甚至可以不惜诋毁自我，与自己的过去决裂。”
　　苏雪林曾经发问道：“凡此种种，每令我百思不解。究竟郭氏真是他自誉的天才人物呢?还是文学界犹如政治界，原有许多幸运儿，郭氏便是这幸运者中间的一个呢?”
　　1959年－1960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以“翻案”为主旨的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极力美化曹操与武则天的历史形象。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了迎合毛泽东而创作的。郭沫若在1950年代的言行，为一些文人所不齿，林语堂批评郭为“集古今肉麻之大成”，周作人则称之为“京城四大不要脸”之首。

　　1982年宋美龄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余英时早在80年代就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著作《先秦诸子系年》；稍后又批评郭沫若“扬李（白）抑杜（甫）”，以及“攀援权声”种种（主要指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颂扬）。同时有人撰文说余文谬误。

　　人格
　　温儒敏解读郭沫若：郭沫若心理属天才型，或文艺型，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重要特点。这可以从其创作返观。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这都证明，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
　　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的文艺观也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他还说，诗人的心境如同一湾清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如一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直觉、灵感。
　　可见郭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与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诚，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陈明远说：“我少年时，认识郭沫若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按我多年的观察，郭沫若在心理学分类上属于一种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人格型。一方面，外向、情欲旺盛、豪放不羁；另一方面，内藏、阴郁烦闷、城府颇深。一方面热诚仗义，另一方面趋炎附势。人们可以注意到，郭沫若的表情（可参照他在不同时期的照片），在五十年代尚有开怀大笑的时候，但到了六十年代以后，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很少大笑，经常是抿嘴、皱眉、若有所思，‘不得开心颜’。”

窗纱飞扬

云雾山同学，今天俺来看了两段，顺便来看看你，真能写啊～嘎嘎

云雾山

都不看开头，偶说了，这个是别人写的，偶只是整理转帖到这里方便自己温习。呵呵。

新头像和签名很pp

云雾山

　王国维
　　简介：略
　　关键词：独立、守缺、对话、治学、词话、性情、嗜好、

　　悲观、婚姻、恩怨、黯淡、沉湖、逝因、评说


　　独立
　　王国维执着于理想，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
　　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1905年左右的王国维就曾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但是康、谭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对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至于“个人的学术独立”，王国维更是力行不辍。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

　　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显然，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王国维在1925年应清华之聘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给好友蒋孟蘋写信道：“数月以来，忧惶忙迫。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受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守缺
　　虽然身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王国维的一生。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

　　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国维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其中有“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之句，表达了他对纲纪、忠节的呼唤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历历可见。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避居日本5年，回国后发现，社会风气日见败坏。他曾做《论政时疏》说：“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对代表着周孔统治之道的清朝体制念念不忘，而对西方人的立宪、共和，则认为是由贪心不足而造成的画蛇添足。他寄望于废帝溥仪能励精图治、重振朝纲，但是天下共和大势浩浩荡荡，已无可挽回，溥仪自己也旦夕不保，这使得王国维思想上陷于绝望。

　　1917年，张勋复辟。王国维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灭。
　　1922年，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王国维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后溥仪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陪侍左右，顷刻不离。

　　1923年，张勋病卒，王国维替溥仪起草碑文。他从忠武、节义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运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义之至乃无所为而为，虽质文有殊尚之时，而名节无或刊之日。”
　　1924年，王国维撰写的《论政学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论文章，其主题是从中西学术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见解，意在扬中抑西，“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

　　王国维对中国古代的君臣纲纪等思想，不仅流露出向往与坚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决心。作为“文化遗民”，王国维看中的正是“道”、“节义”、“纲纪”等文化观念体现出的精神价值、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
　　王国维无疑是中国早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北洋军阀的混战荼毒苍生，南（广州军政府）北（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对峙与政治议和波折不断。面对这种世界性的社会鼎革与时代动荡，王国维忧心忡忡，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借学术探寻真理，借学术赓续思想，是王国维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国维“文化遗民”身份的标志性特征。

云雾山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1917年撰写成的一篇探索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学术大作，曾被新旧史学家奉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变革，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与后世帝王的取、守天下无异，但从本质看，实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立制的本意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他将周代的政治兴亡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探讨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于寻找“万世治安之大计”，正如他给罗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华园里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在王国维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对话
　　王国维是保守学者的代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这两个本有着截然相反的学术理念的学者，却惺惺相惜，留下了一段佳话。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在《归国杂感》中写道：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适又一次表示出对王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信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国维对胡适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国维所谈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适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对他产生了相应的刺激。从王宅出来，敏感的胡适便到马幼渔那里借得戴震后学焦循（里堂）的《雕菰楼集》一部。当天晚上，他便开始着手研究戴震，为陶行知发起筹建的“东原图书馆”试作一篇“述东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此后胡适写成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书。
　　深谙学界礼数的王国维，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适府上回访。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说王国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王国维当时为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曹云祥亲往敦请，王国维婉辞不就。同年11月，溥仪迁出皇宫，暂住醇亲王府，王国维也侍行。1925年，胡适再请王国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拒绝。胡适做废帝溥仪、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的工作，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王国维不好拒绝，便答应下来，奉诏任教。
　　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于是，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究院去看一看。胡适便用自己的车子拉着王国维，往返陪同，走了一趟清华园。
　　据说，此后，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亲自写的聘书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有诗句：“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为安徽绩溪人）。而陈寅恪此后一直对胡适敬重有加，大概也是因为胡适敬重他所敬重的王国维先生，并力促王国维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吧。

云雾山

　　教学
　　姜亮夫去清华补考，王国维出的题目都是关于“小学”的。姜亮夫度过章太炎的书，所以便用章太炎书中的见解答题。王国维看了卷子问他是不是章太炎的学生，他答不是，王国维便问为什么都是章太炎的话，姜老师说：“因为假期要升学，所以我突击了看了一部《章氏丛书》。”王国维问：“《章氏丛书》你看得懂吗？”姜答：“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别的还可以看得懂。”王国维连声说好，然后告诉助手，可以录取姜亮夫。

　　姜亮夫入学后，一次王国维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王国维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姜亮夫请王国维指点，王国维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姜把选定的题目送给王国维看，王国维问姜：“广韵如何研究？”姜的回答他不满意，沉默片刻后，他说：“我看搞诗骚联绵字考吧！”接着他拿出自己研究这方面的“谱”（提纲）给姜亮夫看。

　　王国维讲课，非常细腻、细致。王国维在清华讲《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王国维要解决一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得所有材料找齐全，才下第一部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大同一下，看一看，然后才对此问题下结论。
　　王国维性情僻冷，但谈到学术问题时就显示出热情的一面。1926年12月3日是王国维50岁生日，学生们来家中拜寿。7天后，他在工字厅设宴招待同学们，席间还展示他所藏历代石经拓本。学生们竞相发问，他辩答如流，欣悦异常。

　　治学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又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也。”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亦不负父望，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16岁时，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

　　王国维精通英文、日文，能够阅读德文版哲学原著，是中国学人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现代西哲的先驱；所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文学界至今仍奉为经典名著；而他的甲骨学、“古史新证”、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古器物学研究成果，更是当代史坛无法逾越的学术空间——从知识结构上论，王国维真正做到了化合中西，贯通今古。在日常生活中，他处处严谨自持，不营生计，不图享受，潜心钻研学问。晚年虽盛名满天下，仍心无旁骛，甘为一介清白寒士。

　　无论早期的西学与哲学研究，中期的文学、戏曲探索，还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学研究，王国维都试图从学术问题入手借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将无意识的学习与有意识的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科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陈鸿祥称王国维是“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虽然早在1904年即已写成，但却一直放在书斋内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在上海发现。当王国维回国旅居上海时，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独立的研究。当时上海收藏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英籍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为了讨好其夫人，不仅搜购了很多甲骨文，而且还在他的哈同花园中兴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了有机会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资料，便在仓圣明智大学出任教授。王国维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觉弥)的名义，将罗振玉资料拓印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同时对每片的卜辞作了考释。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王国维除了对此详加考证外，还根据甲骨文资料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经过王国维的论证和订正，不仅使《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证明，而且纠正和澄清了自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一些混乱认识，为以后年骨文与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明清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的“传书堂藏书”富称海内外。1919年，蒋汝藻经罗振玉介绍，延聘王国维编撰《传书堂藏书志》。1922年，蒋汝藻又请王国维排印《观堂集林》。王国维离沪时，《传书堂藏书志》初稿已完成大半，以后在北京仍继续编写修订。不幸后来蒋汝藻因经商不利，停止了此项工程。直到1974年，蒋祖怡的校抄本《传书堂藏书志》才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此书在大陆一直未有出版。王国维的重孙王亮知道后接手了这个任务，经三年标点、校勘，整理本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玉”者欲也，他认为《红楼梦》为解脱之书，他的《红楼梦评论》开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人欲，最后将整个故事看作是宝玉出世还玉（欲）过程：“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生活之相质何？‘欲’而已矣……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夫顽钝者既不幸而为此石矣，又幸而不见用，则何不游于广莫之野，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而必欲入此忧患劳苦之世界？不可谓非此石之大误也。由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事实……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照此理论，则“宝玉”似乎当谐音“饱欲”，“黛玉”当谐“待欲”。

　　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但他又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
　　此作品咳珠唾玉，精辟警句比比皆是：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这段：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输水见工

看看。。。。。。。。。。

云雾山

　　端穆
　　王国维有道德洁癖，他总是将文章与人格相联系。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王国维天生忧郁悲观，他自己也说：“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王国维自视极高，向来以天才居之。他30岁以后致力于文学以及学问著述，著《人间词话》。并且填写了不少词，谓之：“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
　　由于王国维自命甚高，所以朋友很少。这也使得他更加专心于学问研究。他在诗中写道：“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铅丹。闲愁无分况清欢。”
　　王国维坦然地说过自己愚暗，对于《尚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提供给他做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日期：2009-02-23　12:44:52

　　接端穆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曾想让王国维到北大教书。但王国维以清朝遗老以居，不能为民国做事，坚决不答应。蔡元培无奈之下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做通信导师（类似今天函授教授），为北大教学生，名义上却不是北大教师。半年后，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资，王国维却死活不收，因为他觉得虽为北大做事，但毕竟未受聘于北大，就不能拿工资。最后又是变通了一下，以报销通信教授邮费的名义，才让贫困中的王国维收下了这笔钱。

　　还有一次，北大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以示隆重。王国维又是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话不投机者，他王国维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好在北大见过的怪人也多了，蔡元培一笑了之，把欢迎仪式改成了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与王国维的茶话会。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的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即使自己治学很忙，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清华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一次姜亮夫填了一首词，想请王国维帮自己看一看。他晚上七点半到王国维家，王国维看了之后说：“你过去想做诗人，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情感的产物，这首词还可以。”王国维便帮他修改，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在他改词的时候，姜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资本论》，姜看见书中用好几种颜色的笔打了记号。王国维看了看姜亮夫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姜亮夫当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思想也非常前进。晚上九点多，词改好后，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过桥后他才回去，他对姜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了。”闻此语，姜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

　　王国维的儿子王东明回忆父亲：“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王国维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
　　王国维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王国维穿着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夏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在上海居住时，家中时常有日本客人。王国维的孩子们当时都还小，很是淘气。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客人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王国维见了并不责怪。王国维的孩子们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王国维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一生浮泛情海的龚自珍，极擅借诗词来摹状男女情感纠葛，晚年写有一首轻盈绰约的绝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读后，斥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注：龚自珍学究天人，才华宏富，作诗多缠绵悱恻、婉约生姿之句，行事则任兴驰骋，风流不羁。如：当时科举取士，看重方正乌亮的“馆阁体”书法，龚因不善书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学“馆阁体”，逢人言及翰林，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龚又嗜冶游，好赌博，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妓，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一生艳事多多，尤其世传他和当时著名词人顾太清有瓜李之嫌的“丁香花疑案”，更是扑朔迷离，虽然北大名教授孟森钩悬决疑，竭力为龚、顾辩白洗刷，可这则浪漫故事并未因之偃声息语。）

　　王国维在其弃世前数日，他曾受托替时为其学生、后成著名历史学家的谢国桢题写扇面。王书写了唐末韩偓的《即目》和《登南神光寺塔院》两首七言律诗，可题款时，于谢国桢名后，误植一“兄”字。友无论年齿幼长，皆可以“兄”相称，此为旧时礼数。但师称弟子为“兄”，就悖逆礼节了。于是，蹈湖当日，王国维先赴清华研究院，依常处理教务，并用墨笔在为谢题写的扇面上涂改“兄”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传统之礼，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贯谦和。做毕这桩事，他才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片时，方毅然自沉。其时适为榴花盛开的端午时节，认真而不苟且的屈原也是这个时节自沉的。


　　嗜好
　　王国维爱吃甜食，卧室中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上面两层专放零食。他的儿子六十年后还记得，打开柜门，琳琅满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从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苏式茶点，到红枣、蜜枣、茯苓饼、核桃、松子等，应有尽有。他夫人每个月从清华园进城采购零食和日用品，回来必是满满一洋车，那些精致的点心就是为他准备的。他每天午饭后点根烟、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进书房工作，过几个小时，他会到卧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国维爱吃红烧肉，不过必须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红柿、茄子、鸡蛋也常吃，还爱吃豆腐、豆干、百叶等豆制品，饺子、烧饼、包子等也爱吃，很少吃鱼，可能是北京不大买得到，除了炖鸡之外，不大煮汤。他爱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欢，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准孩子吃，认为不好消化。
　　王国维平时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买旧书，如果在书店里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夫人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有一次他笑容满面地回家，如获至宝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他说自己要的不是这本书，只是夹在书里的一页旧书。
　　王国维在北京时，晚上常赴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小酒店)，以咸水毛豆、煮花生佐酒；酒是白酒，一杯能醉。他虽然酒量很小，稍饮即脸红，但仍乐此不疲，王说是以此寻觅高阳酒徒的风味。

云雾山

　　悲观
　　王国维的家庭成员多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1907年7月，王国维的发妻莫氏因生产双胞胎女儿病危，王国维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宁，延请名医救治，十几天后，年仅34岁的发妻离开人世。从1905年开始至1908年，王国维的人生不断遭遇重大变故，父亲、妻子、继母相继去世。王国维不断地由北京返回家乡海宁参加葬礼，可见其生世之累，谋生之艰。
　　1908年在岳母即莫氏的亲生母亲莫太夫人的主持下，续娶22岁的潘丽正为继室。1921年5月四女通明生，9月殇。1923年5月女瑞明殇。1925年，长子潜明去世，在之前一年，一双孙女殇。
　　王国维最早受到西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影响。由于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著作进行研读，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因为王国维对叔本华著作产生了共鸣，所以叔本华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令王国维坠入了唯意志论与悲观主义的深渊。所以，三十岁以后的王国维深深感到“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之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国维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但解脱是“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他说《红楼梦》里边，真正可以达到所谓解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惜春，一个是紫鹃，一个就是宝玉。
日期：2009-02-23　20:44:46

　　婚姻
　　王国维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当时他20岁，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学。可是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现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于求学，那是十年后的事情。王国维只好谨遵父命“成家立业”——他结了婚，并且到本城沈家去当塾师。
　　王国维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经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两家早就定了亲，当王国维十四岁便以“海宁四才子”之首名震乡里的时候，他的岳父对这个未来的女婿简直是赞不绝口。老泰山当然不会想到，女儿出嫁之后，女婿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并且两年后就去上海《时务报》馆打工，从此与他的妻子当了十年的“牛郎织女”。
　　王国维与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尽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我们从他留下的那些温柔缠绵的词中，还是不难看到这位身在他乡的牛郎对家中织女的殷切思念：

　　《清平乐》：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的的银缸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
　　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书时经常“填词自娱”，也常在词中表达队妻子的四面，如三迭的《西河》：
　　垂柳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台，声声啼鸩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自从王国维22岁离开家乡，此后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呆的最长的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来，十天以后，妻子就去世了。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徘徊在江边，面对潮涨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虚，眼前却尽是妻子临终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虞美人》：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王国维为妻子写过许多悼亡词：
　　《浣溪纱》：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不堪重梦十年间。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蝶恋花》：

　　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归人，不遗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
　　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谒金门》：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残夜人间无气力，绿窗寒恻恻。落叶瑶阶狼藉，高树露华凝碧。露点声疏人语密，旧欢无处觅。
　　《苏幕遮》：倦凭栏，低拥髻，丰颊修眉，犹是年时意。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胡适曾说，读了王国维的词，起先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后来见了他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王国维于词，多是发自肺腑的哀歌。

云雾山

　　几个月后，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回连孩子也没人照管了。亲戚们都劝他再娶，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作主，为他续定了一门亲事。
　　王国维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远房表亲，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是莫氏的表甥女。这位潘氏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罗仲安谈到王家事时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解释“金人”指王国维沉默不语，只是缄默。
　　潘氏对前妻生的三个儿子如同己出。王国维50岁自杀时，他的第三子贞明还不到娶亲的年龄，后来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办的。老二高明曾告诫他的妻子：“吾辈弟兄，赖继母抚育成长，费尽心思。汝须尽子妇之德，毋得相慢!”
　　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妇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支撑着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国维多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据陈鸿祥《王国维传》：“潘夫人名丽正，1975年病卒于台北医院。”
日期：2009-02-24　12:14:47

　　恩怨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浙江同乡，二人不仅仅是儿女亲家，罗振玉对王国维来说，是老师，是挚友，对王国维有知遇之恩。
　　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学农社并设立农报馆，编辑出版《农学报》，需要聘用翻译人员，以便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乃于1898年6月以私人资本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讲，戊戌年正月初二，罗到《时务报》馆给馆主汪康年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小房间里有个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摊着一本书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进房一看，其人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奇怪，进而问询，那人乃起身让坐，原来是《时务报》校对员海宁人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对坐攀谈，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确有过人之才，遂劝他入东文学社，并说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进入师范班。又说，他身为公学监督，愿助一臂之力。王说：“奈生计何！”罗乃问明每月工资30元，遂说：“你去读书可也，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王遂入东文学社学习。是年王国维才22岁，他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跨进东文学社门坎这一步，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王国维非常感激，当年曾写诗以“匠石”隐喻罗振玉：“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1911年11月，罗、王二人联袂东渡。之前，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断然转向了国学。据刘蕙孙回忆，这也是罗振玉力劝王国维的结果。
　　从二人相识开始，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而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有人讲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

　　王国维和罗振玉
　　

　　无论如何，在王国维的长子亡故之前，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
　　王国维的长子潜明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欢过独立生活的人。1919年9月，他在与罗振玉三女孝纯婚后不久，从上海工部局所办育才公学肄业，并由校方介绍，考入了海关。翌年，调至天津海关，寄居嘉乐里岳父家中。不久，海关新建公寓落成。罗氏念小两口才结婚，尚无生活经验，劝他不要急于另立小家庭。王国维也来信对他说，你刚入海关，工薪有限，还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节省开支，又彼此有所照应，要他听从罗氏劝告。但王潜明还是执意迁出罗宅，搬入公寓，过起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潜明奉调上海海关。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那位做了遗孀的孝纯，时年仅24岁，与潜明完婚八载，先后生有二女，王国维十分喜爱。不幸的是，两位宝贝孙女均已在1924年夭亡。
　　王国维是在料理潜明丧事后，于10月15日自沪乘车返京。其间还托人在海宁为潜明购置了墓地。在处理潜明后事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误会”，不仅激化了所谓婆媳家庭矛盾，还致使罗、王两亲家为潜明遗款的收存问题，打起了笔墨官司！
　　原因是罗振玉在潜明医疗问题上曾指责过女儿“偏执”，所以王国维在潜明遗款的问题上，也以长辈的身份不客气地批评了长媳“无理”，并请罗氏喻以“正理”。孰料，罗振玉非惟不“喻”，反过来还予以袒护。笔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后终于导致了罗、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按照这期间罗、王来往书信落款时间，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龃龉而交绝，历时20天。从书信行文口吻看，王国维始终珍惜旧谊，而罗氏则咄咄逼人，直至最后一信，说自己发断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许悔意，但仍指责王国维“来书严峻”。
　　罗振玉的侄子罗守巽晚年说：先伯父（罗振玉）性子急，脾气大，待人处事欠冷静。两亲家晚年失和，同他的这个“脾气”有很大关系。但真正的原因是，罗振玉认为，王国维来信中自称“我辈皆老”，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评他做父亲的不是，尤其是信中十分严正地讲到“蔑视他人人格”，实际上是批评他父女俩有悖“圣人之教”。
　　据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当时已经十四五岁，据他说，姑母(即罗孝纯)婚后与潜明继母潘氏夫人关系处得不好，中间又受到仆妇们的挑拨，以致婆媳“感情冷淡”。潜明病亡，王国维夫妇到上海主丧；罗氏“痛女心切”，也赴沪探视，两亲家因而发生争执，事情越闹越僵。他这样追述罗、王争执经过：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理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过，这都是出于罗氏后人的申述。“罗王交恶”，表面上看起因于潜明“遗款”问题，却非出“一时之误会”，乃是由于心中早有不满。在此之前，至少有两件事情颇使罗氏耿耿于怀。

云雾山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国维入小朝廷不久，书告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沪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博仪。罗亦趁此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及《考释》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国维托书店做了黄绫套代为“奏呈”。这使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颇感为难。因为他知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郑孝胥等人有矛盾，便复信表示：为避嫌，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很生气，当即回信，要王不必做书套代呈了，将原书交人“携津”。

　　另一件是潜明在天津海关工作时，小两口皆暂住罗宅，故王国维常去天津看望，而两亲家见面的话题则是溥仪及小朝廷内的人事纷争。罗氏及荐王入“南书房”的升允以“老派”自居，要联名上奏折参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升、罗二人“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源，较为妥帖。这本出于好意，罗氏却很不高兴。

　　以上两事，罗、王之间已埋下了“嫌隙”。由潜明丧事而致罗氏发出“绝交书”，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与升、罗引荐王入小朝廷，而王不尽听命，关系极大。
　　再就罗、王两家关系而言，直到潜明病重，潘氏夫人与罗宅亲家母之间，应该说是处得比较好的，对长媳也一直很关心。所以，王东明（王国维长女）不同意说她母亲潘氏夫人处理善后失当，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之辞”；因潜明丧事而罗、王误会以致绝交，“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那时，王东明女士也已十几岁了，犹能记当时情景，说：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的医药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有)道……

　　但罗氏的那封“绝交书”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王东明读到“绝交书”后感慨万分，说：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亲焚去的信件，当有更甚于此者。再从父亲给罗氏的信来看，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发现有恶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当误会发生后，罗振玉带着爱女孝纯先行返津。王国维虽至为难堪，但仍认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所以，他在妥善处理潜明丧事的同时，又尽其所能为安排好长媳未来的生活，办了两件事：首先是立嗣。由于潜明无后，决定将次子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其次是恤寡。办理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委托在沪的老友金颂清，通过银行将款全数汇至天津罗家。
　　1926年10月24日，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且汇款给罗振玉，并用“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委曲求全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日期：2009-02-25　14:31:37

　　王国维又派了男仆冯友专程赴津，将从上海运回的潜明夫妇的家具送至罗宅。然而，冯友从天津返回时，带来了罗氏的拒款信。罗振玉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将钱退回。王国维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仍请罗将钱收下，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罗振玉仍不领情，再次将钱退回。一而再地被拒绝，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气得不言语。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王贞明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直到此时，罗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虽然如此，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1925年8月上旬罗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诗尾有“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句。不料，刚刚不过一年光景，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半年以后，罗振玉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津为之刊印遗著，看来是痛感了这一点的。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里曾对孙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６月４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罗振玉后又代王国维给溥仪上了一道遗折，溥仪下旨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份。
　　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此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对逝者的一份情谊。

云雾山

　　黯淡
　　王国维自沉于1927年，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此后，又因王国维寄钱给罗振玉作为儿媳的生活费一事，王国维与恩师罗振玉发生龃龉，虽未反目，但也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

　　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居住在张园。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二人却未交言。

　　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1927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4月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就很悲观的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4月下旬，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书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时人陈宝琛（也是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除为门生题写陈宝琛落花诗外，王国维自己也写过不少落花诗，无不隐藏殉身之志。

　　沉湖
　　1927年6月1日中午，因为又到了一届学生毕业的时间，所以定在这一天举行师生的告别会。姚名达负责这次集会。宴会一共有四桌，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但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
　　但也有记载说，王国维在宴会中为同学们侃侃而谈蒙古杂事。王国维自从1925年接受清华教职以后，改攻西北地理和元史，两年来著作颇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一直以来乡音不改，别人不大好理解他的话，所以大家听得聚精会神。平时十分缄默的王国维，此时似乎兴致非凡，学生们很受感染，觉得老师正当盛年，学养深厚，治学兴趣如此之高，日后如能继续受教，定当收益良多。席间有个别学生有感时局动乱而发叹息，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在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当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另外据刘大希《一代畸人王静安》记梁启超的讲话是：“刚才接到电话，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我马上要到天津去。”梁启超说完，大家都相惊失色。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几天的话题，于是问卫聚贤：“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
　　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就这样结束了。散会后，王国维与诸位同学一一道别。散会后，王国维随陈寅恪到了南院的陈家，畅谈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们此次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恐怕离不开北伐以及何去何从的问题。
　　散会后的不久，姚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于朗润园中。在回来的路上，朱广福忽然说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过呢，一起去看看怎么样？到了王国维的家中时，书房中阆然无人，他们叫仆人打电话到南院，问王国维是否在陈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书房中了。当王国维回来后，他们三人坐在他的书房中，提了许多问题，王国维的回答照例是精炼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已经将晚餐摆好了，他们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他们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与谢国桢前去王国维的住宅，向王国维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在谈话的间隙，涉及到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向他们表达了避乱移居的想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的谈话了。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谁，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看过了！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还提到，王国维认为梁启超的消息是最为灵通的，由梁启超口中说出革命军就要到北京了，这个消息是不会错的。研究院的学生何士骥此时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的家，北京大学的同人们可以保护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大概此时的王国维已经打定了自杀的主意。

云雾山

　　第二天，天色微亮，王国维照常起床，潘氏夫人为他仔细梳发辫并编结起来，服侍他洗漱之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去书房整理了一会后，一人独自出门，往研究院公事房去了。
　　八时许，王国维到公事房，看到研究院办公处同事侯厚培先生已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就让院里的听差去家里拿。然后，就和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的事情。谈完之后王国维请求侯借给他两元钱，候身上没有零钱，就随手给了他一张5元的钞票。王国维一向不理财，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是每月400元，已经算是高薪阶层了，不过他领到工资之后就直接交给潘氏夫人分配使用，平时身上从不带钱，只有去买书的时候才会向夫人取用。

　　上午十一点多，陆侃如来找卫聚贤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去看先生，请王国维为他题签。他们一同去了，但却没有找到王国维。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等了好久还不见他的回来，此时已是午饭时间，他们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午饭毕，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这时，人们才着急起来，赵万里立即问门口的人是否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赵万里立刻又向西追去，卫聚贤也一同赶去。到了颐和园的门口后，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去，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水深，不过二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了上来，但因为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湿呢。
　　1927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学界为之震惊！


　　王国维的三儿子王贞明在给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记述了王国维自杀的过程：“……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时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约离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及至三时，尚未见回，弟即去找，后闻一洋车夫言，乘车至颐和。弟于五时许即乘洋车亦至该园，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车（弟乘之洋车夫认识此车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见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问弟姓名后，即领弟至内认明，复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时许。”

　　当天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中已经隐约有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没有人往别处想，只认为他可能去避难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维，因为平时他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宴会，即使不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任何怀疑。大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柏生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从赵万里这里，他们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

　　此时，校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率同学三十多人，坐了一辆汽车赶往颐和园察视遗体。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正是戒严时期，看护颐和园的警察不让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园警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到里面。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拉回清华，园警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同学不得已，哭着返回了学校。

　　在回去的车中，研究院办公室的侯厚培对他们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人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闻该车夫云：上午十点钟许，先生命拉往颐和园，及门，给洋五毫，命在门外候。直至下午三点钟后，尚未出，门者问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园，是以不敢去也。门者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现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视，属实，并速予返校报告，而于此遇君。贞明闻讯，即乘该车驰往省视，时已打捞上岸，停鱼藻轩中。”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们来到王家，连夜帮潘氏夫人布置灵堂，并给在天津的罗振玉发了一封电报：“师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请代奏。”这里所谓的“代奏”，即为转告在张园里的溥仪。
　　第二天的下午一点钟，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园丁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上面盖了一张芦席，席角压了四块砖。众人的脸上无不呈现惨淡的神色，默然许久，才让园丁将席子掀开，再看一看王国维的遗容。当园丁将席子打开的一瞬间，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哭声大作。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死了二十多个小时了，脸呈紫胀，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状至惨不忍睹。

　　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和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也来了。只是检查官迟迟未到。天气渐渐地闷热起来，布满了阴云，也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好在雨并没有下来。下午四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略作查问后，就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大家围在一旁。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内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

　　这是头一天晚上，王国维事先写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遗嘱，校中的人员就将王国维的遗体移放在一个绷布架上，由同学们扶护着，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殓。当钉子叮叮当当钉死了灵柩的盖子后，王国维永远地辞别了在他的词中曾反反复复出现和咏叹着的人间。
　　傍晚约七八点钟，研究院同仁及学生们执着素灯，又将王国维的灵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刚果庙停灵。停放既妥，即设祭。
　　面对王国维的遗体，当其他人都行鞠躬礼时，陈寅恪却行旧式的跪拜礼，吴宓、研究院的同学们也纷纷效仿。

云雾山

　　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国维在清华园东二里七间房之原下葬。这一天，天下着雨，道路泥泞。送葬的有校长以下数十人，研究院的同学绝大部分已经离校，因此只有何士骥、姜寅清（亮夫）、王力、毕相辉、柏生等数人前去送行。
　　王国维的墓地在麦陇中的稍高处，圹深六七尺，宽只有三四尺，长约丈余，棺材放入穴中后，上面盖了石板，然后填土成坟——一代学术大师，永远长眠于地下了。

　　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后，罗振玉代替王国维作了一道“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因为按照清代的则例，二品大臣，身后进爵一品，读诔赐谥。王国维不过是食五品俸的南书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后进爵到了四品，爵也不过上大夫，是没有资格称“公”的。在民国八九年以后，爱新觉罗皇族，为了死后能得到一个谥，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因为伸手要谥法的人太多了，有损于“朝廷”的尊严，因此做了一项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以及罗振玉所代拟的“临终奏折”后，“我看了这篇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3个月前，康有为猝死青岛，门生们曾向溥仪申请谥号“仁忠”，但遭拒绝。可见溥仪对王国维的“殉清”相当看重。

　　《吴宓日记》1927年6月6日记，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罗振玉到了清华西院十八号王国维宅中，并邀吴宓和陈寅恪往见：“……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静安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车来回拜，略谈即去。”
　　1927年6月17日(旧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乡旧友，假座于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王国维举行了悼念大会。坛中置王国维遗照，并陈遗嘱，王氏的亲属列于左右，四壁挂满了挽联。罗振玉专从天津赶来，赵万里等人前后奔忙。吊客中有逊清皇帝溥仪派来的使者，也前清的遗老，有新旧学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欧洲的友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有一份吊客名单，尽管并不完全，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和交往：顾振权、金梁、霍晋寿、罗振玉、苏宝德、沈王桢、王滨、姚汉章、赵元任、姜寅清（亮夫）、容庚、张荫麟、周之潮、袁励准、袁行宽、冯恕、刘景福、福开森、姚云亭、董学全、费行简、郝更生、李济之、杨宗翰、庄肇一、孔昭炎、黄节、松浦嘉三郎、陈杭、陈达、贺嗣章、董济川、朱益藩、赵椿年、胡先春、郭曾、桥川时雄、陈桂荪、谭祖任、庄严、吴其昌、谢国桢、罗述韦、陆哀、衡永、载润、西田耕一、有野学、溥儒、耆龄、范兆昌、阚铎、曹经元、张维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准、周寿麟、胡维德、王式通、金兆蕃、黄立猷、杨懿、林世焘、吴道晋、关同寅、梅贻琦、陈寅恪、朱文炳、吴忠本、曹云祥、杨忠羲、彬熙、张劲先、张智扬、方贤起、钱浚、袁金铠、宝熙、世杰、谢介石、姚贵、陈汉第、戴家祥、蒋尊韦、蒋锡韩、曾克端、刘子植、马衡、杜宴、伦鸾、范迪襄、王祖纲、张鹤、廖世纶、陈任中、周作民、中岛比多吉、小平总治、徐鸿宝、冯国瑞、吴山立、周汉章、林开誉、张文祁、赵万里。

　　本月19日，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为王国维举行了另一次追悼会，参与者也非常之多。溥仪写道，罗振玉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挽王国维的联语是这样的：“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孤忠盖代，系三千年垂绝纲常。”
　　在这次追悼会上，罗振玉声泪俱下，令在场的遗老遗少也不觉为之动容。
　　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读经，为王国维开了一次追悼会。
　　但溥仪显然后来感觉是受了罗振玉的骗，说罗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证实。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云雾山

　　逝因
　　王国维的死，的确不能以俗眼观之，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关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众说纷纭。
　　赵万里《王国维年谱》中有一段记载，有学者认为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隐含其中：……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王国维）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在这段话中有四点：１、世变益亟；２、“以津园为念”，也就是时时系念于逊帝溥仪之安危；３、王国维忧伤过甚；４、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自杀的原因。

　　1926年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有二位学者被杀：叶德辉和王葆心。
　　叶德辉被杀，实属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军到长沙时，他正打算远走日本，名为讲学，实为避祸。后来叶得知革命军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门生故旧，所以就放弃了原来的出国计划。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并进入高潮时，这个曾经自诩“同民众没有恶感”的人，却对工农群众进行大肆攻击。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等人所谓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被扣压后，他又写了一副肆意谩骂农民的对联：“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还说农运干部一个个“不文不武、无大无小、无上无下、不人不鬼”等。叶德辉在劫难逃，4月10日夜，他被农民自卫军抓获，14日（一说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学各界团体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叶德辉被特别法庭公审判处并执行死刑。其招祸的原因，当不止是因叶作了一副攻讦农民协会的对联而已。他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他都是一直站在对立面的一个地方权势的反对派人物。据程千帆的记载，叶德辉的被杀，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的。

　　尽管叶德辉的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杀，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当王国维得悉叶德辉被杀的消息后，在学生面前露出了极大的不安。
　　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这样说过：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专门拜访过容庚一次。王国维谈到了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并深表忧郁。这时王国维是垂着长辫的。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容庚没有别的话来劝慰他，只说，即使共产党来了，也不至于这样的吧。
　　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亲罗福成处看到王国维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写在两张八行纸上，其中谈到叶德辉的死，但具体怎么说，看到的人也记忆不清，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十年动乱中佚失——从这一点看，王国维之自沉与叶德辉的被杀有关则是肯定的了，只是相关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已。
　　此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卫聚贤正好要回山西省亲，临行前向王国维辞别。王国维曾向卫聚贤询问：何处可以避难？卫答：山西省可以，阎锡山又善变，国内几次大变动，他都避免过了！王国维问：我去了生活费如何维持？卫答：我们几位朋友，办了一间兴贤大学，王先生在那里教书，月薪只能给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风景区晋祠，距学校三十里，洋车两点钟可拉得到，那里，学校的校长有洋房可住，每月来校上课一次。王国维说：我的书不够。卫说：山西省图书馆有书，私人也有藏书，都可以借。

　　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剌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王国维自沉的前夕，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黄河南岸已经全部被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华北顿呈旦夕不保之势。
　　据柏生《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的4、5月间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时，北京就已经感到极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国维身边侍奉，王国维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这一天的晚上，柏生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谈中也谈到时局的问题，王国维神色颇为黯然，似乎在沉思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因为那些平时持与国民革命军政见不同的人，都已经找地方避难去了。

　　随着北伐军的日渐临近，作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梁启超也在《与顺儿书》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而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王国维，估计更加地恐惧吧！
　　姜亮夫回忆，当时，很多人都劝王国维剪发，而梁启超突然去天津后，王国维心中更是惶恐。这期间，姜亮夫去看望王国维两三次，一次（姜回忆大约为农历四月二十八）去后，王国维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姜亮夫说：“你别管这些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你剪不剪辫子，这时形式。”王国维似乎觉得有些道理，姜亮夫又劝他不要离开清华。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又去了王国维家中。王国维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亮夫劝了劝王国维。离开王家后，姜亮夫将王的话告诉了陈寅恪，陈寅恪本来要去看王国维，但因为马上要去城里未婚妻家，故打算晚些再去。

云雾山

　　在王国维自沉前的三天，他的好友金梁曾经到清华校舍来看王国维。素来平静的王国维却显得忧愤。金梁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看来，在挚友面前，王国维已经露出并不讳言自己要自沉的想法了。
日期：2009-02-27　11:20:33

　　王国维沉湖的原因，学界大概有以下说法：
　　一为“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冯玉祥部逼近北平，逢“覆巢”之将再，故他以自杀而“完节”。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罗振玉更是伪造遗折，坚定王殉清的说法。

　　在这之前，王国维曾经想过自杀。那是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之际。在这次事变当中，罗振玉后来《祭王忠悫公文》中也提到自己曾经想自沉于神武门御沟一事，而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数句是：“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北门学士指柯绍忞。罗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卒不果。王国维的家人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王国维多次自杀未果的情形。

　　持王国维之死“殉清”的，不只是罗振玉一人而已，陈寅恪、吴宓、曹云祥、金梁、杨钟羲都这么认为。金梁在《王忠悫公殉节记》中特意指出王国维在鱼藻轩前自沉，也有他的深意：“《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忧世变之日亟也……赋骚见志，怀沙自伤，其觍然偷生，厥志在饵者，观之能无愧死耶。”而将王国维自沉之谜导向“殉清”顶峰的，是罗振玉。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亦赞成，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日期：2009-02-27　16:33:47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而王国维的后辈们则认为王国维自杀与罗振玉有关。1983年8月王国维三子王贞明和长女王东明在台湾曾发表过特稿《父亲之死及其他》、《最是人间留不住》。兄妹俩缅怀父亲，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们认为，“父亲自尽与大哥（潜明）病逝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还拒收恤金……面对罗振玉这位数十年培植资助他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是一件痛苦的事。……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兄妹俩否定“殉清”之说，写道，“其实父亲只是一颗棋，也是他（指罗振玉）预布的羽翼……渐渐地父亲感觉到已卷入“浑浊世界’的大漩涡，必须脱身出来，因此婉拒代缮奏章，代递奏折，代为进言，并表示‘闭门授徒以自给’，以求心安理得，罗氏对父亲的态度颇为不满……”王东明撰文指出：“王氏后人大都秉性沉默，且有不少流寓海外的，不能广集多方意见，仅凭罗氏家人之言做成结论，自有偏差。”

　　王国维的孙子王庆山同意姑母和三叔的看法，他认为王贞明是当年在北京时王国维身边最亲近的男儿，父亡之时，他最早一个奔赴出事地点，最早读到父亲遗书，手头又握有第一手资料；王东明是王国维最宠爱的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熟悉其性格和内心世界，因而他俩的话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
　　王庆山说，1968年他探亲回家时，父亲王仲闻曾告诉他：“我们王家长子娶的是罗家的小女儿，最根本的是你大伯与伯母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你祖父对这门罗王联姻并不赞成，只是因为我们生活靠罗（罗振玉）支助，所以他出于无奈，才同意这门亲事。我们王家人不求名利，又爱自责。当年祖父对大儿子的死，十分难过，又自感对不起。”

云雾山

　　评说
　　罗振玉评价王国维是“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罗振玉对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也有评价：“先生的学问，是用文字、声音，考古代的制度、文物和他自己所创立的方法而成功的，他的方法由博反约，由疑得信，做到不悖不惑，刚刚适可而止。”
　　梁启超这样评价：“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

　　梁启超说：“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梁启超赞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又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李泽厚先生对王国维进行了分析，他说：“（王国维）之所以追求艺术的幻想世界（即境界——李注），以之当作本体，来暂时逃避欲望的追逼和人生的苦痛，这也正是儒家士大夫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王国维就是这样。他只能在艺术中去找安身立命的本体，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本体是并不可靠的暂时解脱。所以当现实逼迫他作选择时，他便像屈原那样，以自杀——生的毁灭来做了真正的回答。但以所谓‘义无再辱’（王的遗书——李注）作为死的理由，却又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精神。王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

　　研究者们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评价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王国维沉湖后，梁启超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陈寅恪评价：“先生（王国维）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鲁迅说：“要谈国学，他（王国维）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陈寅恪挽王国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五千年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日期：2009-02-27　22:08:51

　　附：子女浮沉
　　王国维几个子女中，最聪明、最用功、最调皮的是二子王仲闻。高中时，王仲闻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每年圣诞学校放假庆祝，王仲闻和几个要好同学则要求孔子生日也放假庆祝，学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这天，王仲闻和两位同学就没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把三人开除了。王国维没办法，只好让他去考邮局，寻个铁饭碗。王仲闻和王国维一样没上过大学，全靠自学成才。他在基层邮局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入邮政总局。他靠听广播，学会了俄语，竟能看原版书。

　　1949年底，王仲闻调入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0年初将王国维的遗稿、遗物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镇馆之宝”。鉴于王仲闻以前参加过一个邮检部门的培训班，属中统管辖，1951年审干时被定为“特嫌”，遂调往地安门卖邮票。于是他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做学问，很快在词学研究、考据方面小有名气。和唐圭璋、夏承焘、王利器等名家切磋书信不断；出版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乎期期都有他的小文章。

　　1957年，鉴于王仲闻在词学考据方面的成就，南京师范学院欲调他去教书，可北京邮局不放。王仲闻就此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家属也因此受到株连，当时还在部队里的二子王庆同被划为右派，被下到广西林场改造；还在上大学的王庆山也成了右派，后被流放到新疆农场。
　　后来王仲闻在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推荐下，得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支持，悄悄来到了书局文学组，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在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帙部和难度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的加工。至于《诗人玉屑》、《渚山堂词话•词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唐五代词新编》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遗憾的是王仲闻的多数校注著作都没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学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于王仲闻的名字几乎被世人忘却。

　　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编辑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他编辑态度极为认真，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他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书增加约三分之一新内容。但在当时，一个临时工又有“特务”嫌疑的人，哪能在书上署名。学者陈鸿祥告诉王仲闻的儿子王庆山说，当年唐圭璋先生亲口对他讲，王仲闻学问深厚，《全宋词》没有他的署名，他深深不安。所以文革后唐圭璋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加上大名。后来再版时有了“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的署名，并在后记中记下了他的劳绩。这成为中华书局史上由作者请求编辑连署名字的佳话。

逐梦

终于读完了~~~

云雾山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君子
　　蔡元培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蔡元培在北大时，成立进德会以提高政治的德行，他表示，他期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栋梁，要加入进德会的师生必须戒酒、戒赌、戒嫖。蔡还要求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北大旁边有家学士居饭馆极受北大师生欢迎，一天，蔡元培和陈独秀、胡适在学士居吃罢晚饭，三人便在在沙滩附近散步，发现了一个不曾去过的处所。有人告诉他们，这是“偷听生”们居住的“拉丁区”，他们很好奇，信步走了去。走进一间屋子，却看到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正在借微弱的灯光读书，身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陈独秀性急，上去劈头就问，把这个青年惊得惶恐不已。他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穷学生，连办旁听证的钱都没有，但他真是很想听豫才先生（鲁迅）讲课，所以……蔡元摆摆手，让他不要紧张，接着看了看那两个馒头说：“旁听证，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于是几个人又来到学士居，那青年一边像饿疯了似的大吃特吃，一边和三位北大教授聊天。这个叫许钦文的青年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的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摆地来校听课，我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

　　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学生，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另一个学生某某在西斋（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傅斯年的一张，因为他也极讨厌此人。傅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故傅的这张告示为同学们所赏识，在上面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元培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从此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傅斯年也在柏林。蔡先生到后，傅斯年等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傅斯年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傅就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并告诉了蔡元培他们的意思。蔡元培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与，肯定、赞成。’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五四运动时，游行队伍正要出发，却被蔡元培拦住。他难过地告诉学生，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提倡学术自由，颇为保守的政府和人物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会授人以口实。学生们则向蔡校长痛陈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中午，张国焘即挤向前去，高声向蔡元培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并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般向天安门出发了。

　　1919年5月4日，在“五四”游行中，军阀政府派军警抓走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天晚上，蔡元培便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一起到北大和同学们共同商议营救之事。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亲自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沙滩广场列队迎接。大家见面分外激动，彼此相对欲言无语，许多人竟致大哭起来。蔡元培劝慰大家应当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流下眼泪。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出国期间，由蒋梦麟代理其校长职务。当时，北洋政府久欠北平高校教育经费，各校教员领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后经北平师生的努力斗争，北洋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才为各校教员补发欠薪，并表示歉意。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都接受了蔡的提议，请求将所领薪水分期扣除。

　　五四前若干时，北洋政府觉得不安，对蔡元培施加压力，甚至跟踪、恐吓。当时蔡元培有两个“谋客”，蔡经常和他们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有一天，蔡元培在一个“谋客”家中与他们谈起此事。其中一个老谋客劝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并制约胡适一下，这样才能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蔡元培一言不发。两人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曾中了举人，23岁会试联捷，中了进士，26岁(光绪壬辰科)补行殿试，点翰林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但他从不以此自满，他对乡前辈如謩年博学的名士李慈铭非常尊敬。蔡元培曾在李家北京寓居里教过李慈铭的儿子李孝费，可是蔡元培不以师宾自居，对李慈铭以师礼相待，执弟子礼甚恭。李慈铭去世以后，留下的著作很多，其中以《越缦堂日记》一部数十年从不间断的日记最为著名。蔡元培于1919年为刊印《越缦堂日记》募集垫印费用，用全浙公会的名义发起，交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云雾山

　  李慈铭父子相继去世以后，李家家境非常拮据。便把越缦堂藏书130余箱、两万余册，抵押与本城开同兴酱园的陆姓，得款数千元，但每月须负担重息。蔡元培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受人重利盘剥，不是办法，他就联系了北京图书馆，由北京图书馆把全部越缦堂藏书收买下来。这件事对学术界也有重大贡献。这批书经北图中人辑录李慈铭在书上批校的文字，编成《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等书。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但他后来叛变革命，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某次，蔡元培与汪精卫共语，汪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说：“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四·一二”政变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残暴行为，并对当时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大为不满。但随着国民党变本加厉，周作人却日益噤若寒蝉，反倒是蔡元培、胡适等人颇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党员。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寿，沪上各界在国际饭店为其祝寿。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和煦
　　蔡元第一次踏入北大时，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时工友们在校门口排队迎接，行礼欢迎身穿长袍马褂的校长“大人”，蔡元培急忙下车，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还礼。这是工友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怪事”。此后，他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蔡元培对于所有北大中人，都能一视同仁，从无尊卑之分。老北大的人，不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五院，蔡元培谢绝监察院院长之职：“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事情？”
　　蔡元培当年住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厅的时候，他房间的外间为某君所住。他出进时必经过此处。一日，蔡元培先生起身较早，欲到外面去，可是外间的某君却酣眠未醒，他恐惊扰了该君的好梦，竟一声不响地度回自己的房间看书，直到某君起床后，才走出去漱洗。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冯友兰还曾讲过一件蔡元培的小事：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里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介直
　　五四后期，蔡元培鉴于“读书不忘救国”引发的某种偏颇，重新号召“救国不忘读书”。此后北大校园还是发生了一起“讲义风潮”，令人不快。有次，一群学生涌进红楼，要求校方免收讲义费，并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帐。蔡氏告诉他们，自己单独负责。争辩过久，怒不可遏。“你们这班懦夫！”他挥举双拳，怒目喊道：“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学生们在他面前围成半圆。蔡先生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退后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未当校长以前，开校务会议多半讲英语，特别是预科的校务会议，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教授，只好像聋子一样坐在那里，痛苦万分。蔡接任校长以后，特别提议校务会议一律改用国语，这引起了外国教授的反对。他们用英语表示“我们不懂国语”。蔡先生针锋相对，回答说：“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洋教授哑口无言。从那时起，任何会议发言，一律用中国话，不再讲英语。

　　对于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是什么背景，蔡元培都力主一律解聘，有两名英国教授依旧我行我素，带领学生逛八大胡同。聘约期满时，蔡元培不再续聘。那时外籍教授多由公使馆介绍而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找蔡求情，遭拒绝。那位公使大怒，扬言：“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外籍教授告到法庭，蔡元培请王宠惠作代理人，最后校方胜诉。
　　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指责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元培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勇敢宣称：“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二十多年后，傅斯年先生回顾旧事，犹自感慨不已：“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
　　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因应酬较多，开销亦大。他的部属眼见院长的开销快超出薪水了，就在原来的薪水之外，多加了200元。蔡元培领到薪水后一算，发现多了200元，很奇怪，就去问主管发薪水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原因后，当场就把多加的钱如数退了回去，并召集部署开会说：“一切要按照规定办理，生活清苦些不要紧，但守法必须要严格做到。”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