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杨贵妃马嵬坡生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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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段被湮灭历史的再发现
　　今天，当我们认识到“唐玄宗曾于乾元二年七月在襄阳与太真秘密相会”这一历史事件的实际存在之后，便能把上述这些零散的历史镜头，剪接成一部完整的历史影片：
　　一. 乾元元年冬太上皇驾幸华清宫，其主要目的并不是去避寒游乐，而是想在那里秘密会见太真。史载上皇在那里接见了舞女谢阿蛮，从各种情况来看，谢阿蛮应是与贵妃一起流亡的，她是贵妃的先遣人员。显然，贵妃此时也已抵达骊山附近待召。但是由于李辅国所统率的羽林军的严密监视，这个计划未能成功，所以上皇在华清宫住了二十天便返回长安。由此导致了后来的汉江相会、襄阳叛乱等一系列事件。同时，上皇的某些异常举动引起了李辅国的猜疑和警惕，此后不久，他就向皇帝要求把羽林军的巡逻范围由宫内扩大到宫外，但是遭到宰相李揆的反对而未成。所以高力士说“移仗之端，莫不由此”。
　　二. 华清宫相会的计划失败之后，在京畿地区与太真会见已没有可能，玄宗理应把目光投向周围的州郡。显然，长安的东、西、北三个方位都不合适，只有南方较为适宜。恰当此时，度支使第五琦被提拔为宰相给玄宗带来了机会。
　　韦伦曾先后受到杨国忠和唐玄宗的重用，尤其在玄宗幸蜀期间功绩卓著，“蜀川咸赖其理”。至于“遭中官毁谮，贬衡州司户”之事，应是发生于上皇返京之后，并非在蜀期间所为。度支使第五琦是玄宗在四川提拔起来的，任命韦伦为商州刺史兼荆襄等道租庸使是在第五琦提升为宰相之后不久，即乾元二年的五月间。这项任命显然有玄宗的背景：商州地处长安与襄阳之间，荆襄等道租庸使的职权是征调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粮草物质并运往长安，这使韦伦的人员能够自由地往来于“长安──荆襄──长江”乃至洞庭湖以南的水旱路上，他具有为玄宗、太真传信递物、提供交通工具和掩护人员行动的一切便利条件。玄宗襄阳之行如果没有韦伦的支持，是难以成功的。我们甚至可以设想，韦伦被贬衡州司户虽然是“中官毁谮”的结果，但是选择去衡州更有可能是玄宗的主意，因为太真此时正匿居在潇湘一带。
　　三. 唐玄宗的襄阳之行，能够瞒得过唐肃宗、襄州刺史王政，却瞒不过负责宫廷警卫的郭英乂和襄阳守将康楚元。所以，玄宗在长庆楼召见郭英乂并设宴款待，是要从郭那里讨一个出入京城的方便。对康楚元则可能许过空头支票，答应事成之后予以升官晋爵，虽然买得了康的忠心，却为此后的襄阳叛乱埋下了祸根。
　　可以说，韦伦、郭英乂、康楚元三人，组成了一个掩护唐玄宗秘密前往襄阳的极为理想的行动班子。
　　四. 玄宗曾与太真相约当年三、四月间在襄阳会面，却恰逢三月份九节度使兵败相州，洛阳一带的官吏和败兵蜂拥到襄阳一带。出于保密和安全的考虑，玄宗襄阳之行的计划不得不取消。等到七月份，襄阳的难民潮已被疏散，韦伦在商州、襄州的立足已稳，郭英乂于六月接替彭元曜任右羽林大将军，对郭的动员工作也已完成，玄宗前往襄阳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五. 基于以上条件，我们可以为玄宗设计一个前往襄阳会见太真的行动方案：
　　１．在一段时间内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作韬晦之计；
　　２．带领一帮心腹人换便服，骑快马，在郭英乂御林军的掩护下，星夜飞驰前往商州。留下高力士、陈玄礼在兴庆宫中应酬宾客，处理日常事务；
　　３．到达商州后，改由韦伦的人马掩护，继续驰往襄阳；
　　４．为了安全和保密，到达襄阳后并不进城，而是住到城外江中的汉江岛上。当时的汉江岛一带，应是韦伦汉江漕运的重要舶站。韦伦、康楚元为太上皇在岛上设置了“帐殿”，并在岛四周戒严。太真此时则已南下转移到舂陵地区待命；
　　５．然后，玄宗亲自前往舂陵迎接太真，太真则清晨乘车从舂陵出发。两人在途中相会后继续西行，傍晚到达汉江岛；
　　６可以想见，玄宗对此将采取严密的保密措施，除了极少数知情者外，就是大多数随行人员也不一定能知道太上皇此行的目的是要会见杨贵妃。那么，他会采用什么办法来蒙蔽随从呢？笔者觉得，“玄虚子”所记载的王舟道士为玄宗出的主意庶几近似：
　　“道士曰：‘请具五色帐，结坛，（把贵妃的画像）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聪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齐声歌子建《步虚词》。道士复焚符诵咒，吸烟呵像上。次命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时，请上自秉烛入帐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谓之‘衡遥’，以少许研极细，和以诸药，令作烛，外画五色花，谓之‘还形烛’。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闭金扉，以葳蕤锁锁之。
   于是太真在帐中见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颜复见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泪下，言：‘马嵬之变，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稍释。与上曲尽绸缪，胜于平日。脱臂上玉环内上臂。天未明，道士启扉曰：‘宜别矣！’上出帐回视，不复更见，惟玉环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真所以尸解，今为某洞仙。甚悉，多所秘。”
　　　　　　　　──【元】伊世珍：《琅寰记》
　　王舟道士当着众人的面一番装神弄鬼之后，把玄宗反锁在五色帐中与太真相见并“曲尽绸缪”。别人即使发现了一些什么动静，也会认为是王舟的法术起了作用，玄宗所会见的是太真的魂魄。
　　７．会见结束后，玄宗沿着来路星夜赶回长安，太真则回到湖阳。
　　由此，我们还可以弄明白本案中的一个细节问题：太真此时的匿居地为什么选在湖阳地区。这里面除了有人事上的原因以外，还因为：
　　１．湖阳所属的唐州，是襄州的军事、行政管辖区，是康楚元等人权力可及的地方；
　　２．湖阳地处襄、邓、随、唐四州的交界处，远离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不容易被朝廷中人发现，便于躲避当地官吏的盘查。而湖阳去襄阳又很方便，不但有旱路，还有水路可通。  
　　六. 在襄阳期间，出于感谢或笼络人心，玄宗可能曾对康楚元许愿要加官晋爵。当时的朝廷出于平叛的需要，对有战功的军人拜将封爵既多又滥，受封者往往并不把这种官爵当作一回事。但是在未经过战火的襄阳地区，情况完全不同，康楚元对此是十分看重的。看来，康楚元不过是一介武夫，他过分地看待了太上皇与皇帝之间的矛盾，要为太上皇和杨贵妃打抱不平。与刺史王政闹翻、不买朝廷的账、打出“东楚义王”的旗帜并拿肃宗的宠臣荆州刺史杜鸿渐开刀，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打抱不平”的具体表现。倘若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康是有可能兴师进京问罪的。至于康“自封”的封号，“东楚义王”庶几近似，“南楚霸王”则应是政敌恶谥。康的这些过火举动，不但朝廷无法容忍，也是玄宗始料所未及。
　　七. 襄州事发，唐玄宗十分恐慌，立即密令韦伦发兵进驻邓州地界，把住在湖阳的太真保护起来，免得再横生枝节。韦伦对康楚元则假意安抚，所谓“凶党有来降者，必厚加接待”，实际上是厚待康楚元派往长安和商州的使者，并向他们提供虚假信息，让康楚元等人继续相信：有太上皇在朝中撑腰，韦伦与康是同一条线上的人。果然“数日后，楚元众颇怠”。然后发动突然袭击，抢在荆襄招讨使崔光远的前面将康楚元擒获。康楚元被押至京城后，朝廷对此案的审理显然是十分草率的，很可能没有直接审讯康楚元，只是听了韦伦的一面之辞便决定立即把康处死。康可能直到临刑之前，还对太上皇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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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如果说在襄州事变之前，如何安置太真还是个探讨中的问题，玄宗的主导思想还是接太真回京的话，那么在襄州事变之后，太真已失去了回京的可能，此事也到了亟待解决的关头。此时正值日本国遣唐使来华迎接藤原清河回国，太真闻讯后为了不连累玄宗和他周围的人，毅然要求随遣唐使出亡日本，彻底跳出这个是非之地。她对道家的长生不老之说仍抱有幻想，自信对炼丹术有相当的造诣，要亲自去“蓬莱山”采集有关的草药进献玄宗。她在给玄宗的信中写道：
　　“白日与明月，昼夜尚不闲。况尔悠悠人，安得久世间？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一食驻玄发，再食留红颜。吾欲从此去，去之无时还。”
　　　　　──《杂诗》
    考虑到朝中的政治形势，玄宗于无奈中同意了太真的意见。他在给太真的回信中写道：
　　“昔作一水鱼，今成两枝鸟。哀哀长鸡鸣，夜夜达五晓。起折相思树，归赠知寸心。复水不可收，行云难重寻，天涯有度鸟，莫绝瑶华音。”
　　　　　──《代别情人》
    恰好这时镇南都护职位缺员待补，玄宗在朝廷中的旧臣们为晁衡争取到了这个职务。玄宗他们的计划可能是：由晁衡把太真护送出海，再由遣唐使接力把她送往日本。如果遣唐使不愿意或无法参与此事，则由晁衡直接去日本，安置好太真之后再去安南赴任。为了太真的旅途安全和到日本后的生活方便，玄宗以炼丹需要配药为名，派出了以沈惟岳为首的皇家使团，随同遣唐使去日本，并为沈惟岳配备了大型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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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乾元三年三月，晁衡出任镇南都护，赴任途经襄阳。韦伦以太上皇的名义命令襄州军队掩护太真从湖阳到襄阳，与晁衡的队伍会合。但是襄州将士以康楚元事件为鉴未敢轻动，为消除襄州将士的顾虑，韦伦特向朝廷请求颁布大赦令，赦免襄阳叛乱的其他参与者。《新唐书•肃宗本纪》记载了此次大赦令的主要内容：“上元元年三月丙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于是襄州军队秘密集结调动以掩护太真的出亡行动。事后，新任节度使史 歲羽 接到了军队有异常行动的举报，他不知其中隐曲，要追究责任。张维瑾等人无法把问题说清楚，于是激成襄州第二次兵变，“四月戊申”，史 歲羽 被杀。
　　九. 朝廷再次宣布襄州叛乱并任命韦伦前往平叛，张维瑾等人深恐自己成为第二个康楚元，于是派人向朝廷送来密报：韦伦对朝廷隐瞒了重大军情，是襄阳两次叛乱的直接责任者，不可能公正有效地解决问题。
　　十. 于是朝廷立即撤消了对韦伦的任命并把他远调秦州，改派来瑱前往襄州平乱，张维瑾随即自首投降。紧随其后的改元大赦令显然是针对着张维谨叛乱集团而发的。
　　十一. 襄州叛乱震惊了皇帝，他想不到上皇会勾结内外官员搞阴谋活动，他想不到上皇会跑到京城之外去煽动叛乱，他不知道上皇下一步还会做出什么事来。他想起了当年父亲对待哥哥太子瑛“一日杀三子”的狠毒，他想起了自己当太子时由于近臣的谗毁、父亲的猜忌而几次差点儿被废黜。他要采取防范措施，他要消除上皇的政治影响力，他要对社稷的安危负责。于是郭英乂被调离禁军、朝廷宣布大赦改元、取消成都的“南京”称号、太上皇在兴庆宫的三百匹御马被李辅国取走等事件相继发生。肃宗意识到当初对康楚元的处理过于草率，于是在改元赦文中提出要恢复处理死刑犯人的“三复奏”制度，即必须把问题完全查清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执行死刑。  

2006-5-8 08:3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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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无庸赘言，玄宗的元老派与肃宗、李辅国新贵集团之间是存在着政治矛盾的。但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太上皇及其追随者们既没有复辟的可能，也没有复辟的动机和实际行动，皇帝父子间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疏不间亲”，倘若不是发生了诸如襄州叛乱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李辅国就是有再多的怨毒，也不敢贸然在太上皇头上动土。这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李辅国充分地利用襄阳事件来打击玄宗的元老派，在中间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他极尽挑拨离间、火上加油之能事，甚至挟持刚刚犯了“错误”的羽林军将士们向皇帝“号哭叩头”请求对太上皇采取行动。史家指出，这其实是在发动“兵谏”以迫使肃宗就范并加强自己对羽林军的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史家把西苑宫变的主要责任算到李辅国头上并不为错。肃宗显然是一个缺乏主见、头脑比较简单且又容易冲动的人，他的这些缺点在执政以来的几年中已暴露无遗。情况尚未完全弄清，肃宗便在李辅国的胁迫下匆忙地作出了一系列针对着太上皇的错误决定。这些错误足以使他后悔终生。
　　十三. 襄州叛乱平息之后，朝廷要进一步调查案情，追究叛乱责任，太上皇便成了调查案情的重大障碍。显然，唐肃宗不相信太上皇要造反，却不能排除兴庆宫的人有利用上皇搞政治阴谋的可能。但是兴庆宫是一座远离大明宫自成体系的宫殿，未得到上皇的许可，擅自闯入抓人是不可能的。于是，由唐肃宗导演、李辅国出场，演出了西苑宫变这一幕。太上皇见李辅国气焰嚣张地步步进逼，意识到儿子对自己产生了严重的误会，于是亲自前往大明宫，想把问题解释清楚。肃宗却称病不见，错过了父子间沟通思想的最后机会。结果在饭后返回的路上，李辅国率兵劫持了太上皇并软禁起来。此后，高力士、陈玄礼等人经隔离审查之后被赶出了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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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襄州叛乱的原因倘若传出，绝对是一件爆炸性的政治丑闻，不但会严重损害皇室的形象，使肃宗几年来的改善父子间关系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且将会引起政局震荡、人心混乱。当时正值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兵败相州不久，史思明称帝，东都洛阳陷落，官军节节败退，叛军气焰正炽。为了不让黯淡的政局雪上加霜，对太上皇的事情不作张扬乃是上策，肃宗只好暗吞苦果。
　　十五. 由于此事的根子是在太上皇，其他人不过是奉旨办事，并且在主观上没有任何谋反的意图，所以当局对当事人的处罚也相对较轻，而且是严格地按照各人的情节给予不同的处理。高力士由于侍奉在上皇左右，是上皇对外的主要联系人，故其罪名是“潜通逆党，曲附凶徒”，被流放巫州。陈玄礼负责保卫工作，内情了解相对较少，且在马嵬事变时立过大功，故强迫退休了事。郭英乂显然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他不过是为上皇秘密出入京城提供了一点方便，并不知道上皇出京后做了些什么，所以只是暂时回家服“丁忧”，待问题查清后又重新起用，但不是官复原职，而是改调外任，因为他并不是没有过错。与郭英乂相比，韦伦所受的处罚要重得多，最初的调任秦州刺史不过是临时措施，随着案情调查的逐步深入，韦伦的厄运也不断降临，终于由正三品的御史大夫降成了从九品的县尉，且流放到边远的思州（今贵州省沿河县）。可以说，他只是勉强捡得了一条性命，直到唐肃宗、李辅国都去世之后才重新被起用。玉真公主毕竟是皇姑，给的处分只是出居玉真观，未加任何罪名，但是出宫后仅两三年即与世长辞，看来玉真观里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此事的利害关系重大，故所有的当事人都对此三缄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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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唐肃宗对西苑宫变后贸然率众上表“问太上皇起居”的颜真卿为什么那样恼怒，立即把颜贬到千里之外的蓬州──他是在杀鸡吓猴，要所有的人立即停止对此事的议论和追究，免得内情外泄。在弄清了襄州叛乱的实情之后，我们对唐肃宗、李辅国在西苑宫变前后的言行也就可以理解了。应该说，在案情尚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为了便于调查并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对太上皇采取某些隔离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在实施时却显得有些过火。为了顾全大局，唐肃宗、李辅国都只好只做不说，置个人的千古毁誉于不顾，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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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当唐肃宗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上皇的原始动机，不过是要去襄阳和贵妃诀别而已──此时他心中的愧疚与悔恨是可想而知的。他悔恨自己与父亲的思想交流太少，他怨恨李辅国的火上加油，他怪罪上皇周围的人什么事都瞒着朝廷……但是木已成舟，上皇已不可能再返回南内。李辅国谈不上有什么过错（事实上，他还觉得自己为朝廷立了大功哩！），高力士等人似乎也是罪有应得。但是，自己已无颜再去面见父亲了，他给父亲造成的巨大心灵创伤，是无论如何“行孝”也平愈不了的。此种扬家丑、显国恶的事情倘若外泄，不但置父亲于不明，亦将陷自己于不孝。应该说，这是唐肃宗决定永远不向世人公开这段历史，以及此后他对李辅国有所疏远的原因；还应该说，这是唐肃宗后来网开一面，允许王舟道士等人在太上皇和杨贵妃之间传信递物的原因。
　　十八. 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反思和山人李唐等人的居中斡旋，唐肃宗终于忍受不住良心的折磨和社会的压力而决定忏悔，上元二年七月的日蚀（“秋七月癸未朔，日有蚀之，既。大星皆见。”《旧唐书•肃宗本纪》）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他于上元二年九月取消了“上元”年号，在改元文告中恢复了对父亲的颂扬和尊敬。同时，宣布宽恕杨氏一门，去掉自己的“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尊号，取消凤翔等城的“四京”之号。他希望以此向父亲表示自己的真诚悔过之心。在做完这些工作之后，他于十一月（元年建子月）的己亥日去西内朝见了父亲，据史籍记载，这是西苑宫变之后二帝的首次会见，显然，他是在寻求父亲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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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玄宗父子在上元二年十一月的会晤中究竟达成了哪些谅解，我们今天当然不得而知，但是从三个月之后颁布的《元年建卯月南郊赦文》中可以看出某种动向。其中最发人深思的，便是朝廷当时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把江陵府列为“五都”中的“南都”。这是史学家们一直未能给出确切解释的一个历史疑案。
    笔者认为，这应是肃宗对父亲作出的一项重大让步，其实质内容是──同意把杨妃从日本国接回并让她和玄宗长驻江陵。显然，这是玄宗提出的要求，他要和杨妃在一个远离首都的地方安度晚年。
    这个猜想不但是前述种种人情事理的顺延，而且有历史背景的间接支持：
    １．唐代设京设都，历来与皇帝的驻跸有关，既然江陵被设为“南都”，且“官吏制置同京兆”，皇帝或太上皇就有理由和条件在此常驻；
    ２．如果把洛阳、成都、太原、凤翔、江陵五个城市列于一纸，让玄宗和肃宗共同圈定玄宗杨妃的新居所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下，江陵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唯一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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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在设置“南都”的前后，有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值得注意，他就是原宰相吕諲 。
    从履历上看，吕諲是从肃宗时代开始得到重用的，并一路顺风地做到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李辅国同属宠臣之列，却是李辅国的反对派。由于宦官马上言受贿案，吕諲被贬为太子宾客，但他似乎并未因此失宠，在玄宗被迫移居西内之后，吕諲随即被任命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总检察长）这一重要职务。他到任伊始，便先要求把荆州升级为南都，再要求把管辖范围扩大到潭、衡、连、道、邵、郴、涪等七州，几乎囊括了今天两湖的大部分富庶地区。他的这些举动在今天看来颇有些个人野心恶性膨胀的嫌疑，却一再得到肃宗的恩准，历史也最终证明了他是个忠于朝廷的好官。在提出这些不同凡响的政治举措时，他和肃宗之间会不会有什么默契呢？
    笔者认为，这一切应与朝廷深入调查襄阳叛乱有关。读者可能还记得，康楚元起事后第一个大的行动便是攻占荆州，这是自发行动还是禀承某人的意旨？李白诗集中的《秋日南游书怀》似乎道出了玄宗当时的心声：
    “北风吹海雁，南渡落寒声。感此潇湘客，凄其流浪情。远心飞苍梧，遐想游赤城。始探蓬壶事，旋觉天地轻。澹然吟高秋，闲卧瞻太清。萝月掩空幕，松霜结前楹。灭见息群动，猎微穷至精。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
    若把此诗看作是玄宗汉江相会之后的抒情之作，则全诗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由此诗可见，当时玄宗下一步的打算是：和太真在桃花源里潜心修道，安度晚年。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恰在荆州（江陵府）所辖的朗州境内。我们可以设想，玄宗在襄阳期间可能向左右流露了这个想法，而康楚元的南取荆州，也自以为是禀承了太上皇的意旨。西苑宫变之后，高力士等人纷纷被隔离审查并流放边疆。在情况基本清楚之后，肃宗委派吕諲坐镇江陵，进一步调查事实真相。吕諲在查明事实后，为了挽救皇帝的父子关系，提出了把“南京”从成都移至江陵的建议。但是肃宗的思想弯子并不好转，他很可能对此建议只采纳了一半，仅是取消了成都的京号，并把江陵府的辖区扩大到湘江地区，为吕諲进而调查太真在南方的活动情况提供方便。吕諲 的调查结果促使肃宗最后下了向父亲认错的决心，答应了父亲关于把杨妃接回国后定居江陵的要求，并宣布江陵为“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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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据此，我们可以对《长恨歌、传》中所载临邛道士奉诏前往日本国迎接杨妃的往返时间给出界定：其启程应在上元二年玄宗父子会见后的十一月至十二月之间，于宝应元年的二、三月间回到大陆。《丽本传》中描写道士晋见杨妃时的气候是“海上风微，洞天日暖”，也暗示了季节是在冬季或初春。在临邛道士回国之前，肃宗已于元年建卯月（宝应元年二月）在《南郊赦文》中宣布江陵为“南都”，为杨妃回国做好了准备。显然，玄宗父子认为杨妃一定会回来。但是事情的结局却出乎他们的预料，临邛道士未能完成使命，杨贵妃并不是任人左右的羔羊。玄宗因巨大的希望突然落空，过度的思念、悲伤和自责而于当年四月去世。陈鸿在《长恨传》（《丽情集》本）中记载了杨通幽晋见杨妃的经过：
    “方士传汉天子命。言未毕，退立惨然，忆一念之心，复堕下界，因泣下。使青衣小童取金钗一，钿盒一扇，奉太上皇：‘苟心如金，坚如钿，上为天，下为世人，重相见时，好合如旧。’
    方士受其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征其意，复前跪致词曰：‘请付当时一事，不闻于人者，验于汉天子，畏金钗钿盒，负新垣平之诈也。’
　  仙子敛容低肩，含羞而言曰：‘昔天宝六年，侍辇避暑于骊山宫……此独君王知之。’
　　方士还长安，奏于太上皇。上皇甚感，自悲殆不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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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可以对这段记载作出合理的解释：
    临邛道士向杨妃传达了太上皇要接她回国的诰命。杨妃闻后惨然泣下，她虽然思念玄宗，却不愿意因此而重新堕入黑暗的政界旋涡。于是她把玄宗送给她的信物金钗钿盒一剖为二，将一半回赠玄宗作为永久的纪念，同时附信一封，与玄宗相约：“苟心如金，坚如钿，上为天，下为世人，重相见时，好合如旧”，把相会推迟到遥远的来生。这是她对当年盟誓的重新承诺，也是她对玄宗提出的最新要求。显然，过去她与玄宗之间曾多次发生感情危机。
    杨妃认为她该做的都做了，杨通幽却感到回去无法向上皇交代：金钗钿盒和书信皆是尘世之物，其来源可以不止一端。上皇在苦苦地祈盼着杨妃回国，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朝廷也已就此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岂是一句话可以随便了结的！倘若有人发问：“究竟是杨妃自己不愿意回来，还是日本朝廷或者杨妃左右的人不让她回来，还是你执行使命出了差错？”他该如何证明这是杨妃自己的意愿呢？临行时，杨妃看出他有为难之色，要求他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于是道士把这些顾虑告诉了杨妃，请求她“付当时一事，不闻于人者，验于汉天子，畏金钗钿盒，负新垣平之诈也。”杨妃不得已而“含羞”说出了她与玄宗的“七夕盟誓”。
    道士回奏玄宗：杨妃不愿回国，但是仍恪守着当年的盟誓。“上皇甚感，自悲殆不胜情”，“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宫晏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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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丽本传》的结尾中陈鸿对玄宗和太真的一段批评：
    “嘻！女德，无极者也；死生，大别者也。故圣人节其欲，制其情，防人之乱者也。生感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
    这段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大致是：
    唉！女人的德操往往是无始无终的，而死亡不过是人生中最长久的一次离别，对二者都不宜看得过重。圣明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节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情感，以防止它们失去控制而引祸招乱。像玄宗这样沉溺于爱情和仙道之术而无法自拔的人，其结局又当如何呢？
    陈鸿认为玄宗晚年为爱情所溺，已到了不顾自己的声誉和生死，不顾社稷安危的地步（今日称之为“爱情至上”主义者）。今天看来，玄宗为了获得杨妃的爱情，不惜做出了“公公娶儿媳妇”的丑事，惹出了安史之乱和襄阳叛乱这样的大麻烦，并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倘若玄宗真把杨妃接回国并与她定居于南都江陵的话，显然将成为国家政治上新的不稳定因素。陈鸿对此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的。陈鸿对太真在最后一刻拒绝返国也深表不满，认为她对爱情无始无终（其潜台词甚至是“始乱终弃”），玄宗为她付出如此多的代价，实在有点不值得。
由此，我们还可以明白朝廷为什么在玄宗逝世之后立即撤消了“南都”──它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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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高力士》一书的亡佚
　　那末，在当时的朝廷史官中，有没有人知道西苑宫变内幕的呢？应该说是有的，与白居易同时代的李德裕在《次柳氏旧闻》一书中写道：
　　“大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于紫宸殿听政。宰臣王涯等奉旨奏事。上顾谓宰臣曰：‘故内臣力士始终事迹，试为我言之。’涯即奏曰：‘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窜黔中，时力士亦徙巫州，因相与周旋。力士以芳尝司史，谓芳言先是时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质疑者，芳默识之。及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上令采访故史氏，取其书。臣涯等既奉诏，即召芳孙度支员外郎璟询事。璟对：‘某祖芳前从力士问覼缕，未竟，后著《唐历》，采取义类相近者以传之。其余或秘不敢宣，或奇怪，非编录所宜及者，不以传。’今按求其书，亡失不获。臣德裕先臣与芳子吏部郎中冕，贞元中俱为尚书郎。后谪官，俱东出。道相与语，遂及高力士之说。且曰：‘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徵，可为实录。’先臣为臣言之，臣伏念所授凡一十七章，岁祀已久，遗稿不传。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习见故事；愧史迁之该博，惟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编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
　　　　　──【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序》
　　由此我们知道，当年高力士流放巫州时，曾与被流放的史臣柳芳相处过。高力士考虑到柳芳的史臣身分，便把当年宫廷中的许多秘闻告诉了他，柳芳据此编写了《问高力士》一书。后来柳芳在编写《唐历》时，便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新唐书•艺文志》中有柳芳《唐历》四十卷）。但是对某些“秘不敢宣”、“奇怪”的材料，柳芳却未能编入。待到大和八年（公元８３４年）唐文宗对高力士的历史发生兴趣，派人向柳芳的孙子柳璟索书时，《问高力士》一书已去向不明，很多玄宗时代的皇室秘闻也随之而湮灭。李德裕追忆旧闻而作的《次柳氏旧闻》（一名《明皇十七事》），所载的不过是一些“奇怪”的宫中传闻，并没有什么能称得上是“秘不敢宣”级别的材料。
　　显然，高力士是把柳芳与《高力士外传》的作者郭湜区别对待的。他给柳芳提供的资料应是更准确、更翔实，而不是象对郭那样藏头露尾，欲言又止，因为给柳芳的资料是有可能要载入国史的。但是当柳芳返回朝中编写《唐历》时，却未能收入《问高力士》书中的某些“秘不敢宣”的材料。是柳芳缺乏史家的胆识吗？看来未必，对于一个史官来说，向高力士直接采访史料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这些材料无疑也是非常珍贵的。而对于曾遭受李辅国之流政治迫害而被流放到岭南，又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柳芳来说，还有什么比写一部天宝之后的信史更重要的事吗？合理的解释应是：柳芳在编写《唐历》时受到了朝廷特别是皇帝强力的行政干预，他不但不能把那些宫廷秘密公诸于世，而且要把这些材料彻底销毁。即使到了李德裕时代，象“西苑宫变”这种矛头仅是指向李辅国的历史事件，李德裕仍心怀顾忌，不敢公开。《常侍言旨》在述及西苑宫变之后写道：
　　“此事（指“西苑宫变”）本在朱崖太尉所续《木呈  史》第十六条内，盖以避时事，所以不书也。”
　　　　　──【唐】柳珵：《常侍言旨》
　　李德裕的这段史料显然是源自柳芳的《问高力士》，而柳芳不愿公开这段史料的原因看来是怕“拔出萝卜带起泥”──牵扯出“襄阳叛乱”这一段朝廷讳莫如深的秘史来。今天看来，《问高力士》一书的亡佚绝非偶然，这是肃、代两届皇帝对“西苑宫变”这段历史采取秘而不宣政策的必然结果。
　　俞平伯先生在研究《长恨歌、传》的创作意图时指出：“其间必明明有一事在焉，非寓言假托之匹。云将引为后人之大戒，则其事殆丑恶，非风流佳话也。”他认为陈、白不直书李、杨马嵬后的历史，是因为其中隐含的事情“殆丑恶”──太真逃亡后做了妓女。今天看来，陈鸿、白居易在处理李、杨马嵬后的历史时之所以大幅度地跨越时空，并不是因为太真做了妓女，而是为了回避唐玄宗的汉江秘密之行和襄州叛乱──这是一件皇室无颜向社会公开、也无法向国人解释清楚的宫廷政治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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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十三】　“七月七日长生殿”
　　原始材料：
　　《长恨歌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丽本传》：“仙子敛容低肩，含羞而言曰：‘昔天宝六年，侍辇避暑于骊山宫。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缯绮，树瓜花，陈饮食，焚香于庭，谓之乞巧。三拜毕，缕针于月，衽线于裳。夜乃半，歇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于帝，凭肩而立，相与盟心誓曰：世世为夫妇。誓毕，执手各呜咽。’”
　　《白本传》：“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花，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中尤尚之。时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
　　早就有人认为，“七夕盟誓”不过是临邛道士的一面之辞，是《歌》、《传》的作者精心编织的一段神话，是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待的。唐代诗人郑晣曾在《津阳门》一诗中指出：长生殿乃是华清宫的斋殿，是皇帝祭祀神明之前沐浴的地方，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把长生殿作为寝殿是非常错误的。华清宫中的寝殿实际是飞霜殿。关于《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之后的一段，陈寅恪先生指出：
　　“此节有二问题，一时间，二空间。关于时间之问题，……玄宗临幸温汤必在冬季春初之时节。今检两唐书玄宗纪无一次于夏日炎暑时幸骊山，而其驻跸温泉，常在冬季春初，可以证明者也。夫君举必书，唐代史实，武宗之前大体完具。若玄宗果有夏季临幸骊山之事，断不致漏而不书。然则决无如长恨歌传所云，天宝十载七月七日玄宗与杨妃在华清宫之理，可以无疑矣。……李三郎与杨玉环乃於祀神沐浴之斋宫，夜半曲叙儿女私情，揆之崐事理，岂不可笑？……据唐代可信之第一等资料，时间空间，皆不容明皇与贵妃有夏日同在骊山之事实。……而乐天之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之句，更不可据为典要。”
　　　　　　　　　──《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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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看来，《丽本传》与《白本传》在“七夕盟誓”的年代上又各执一词，一个说是天宝六年，一个说是天宝十年。既然连事件的年代也如此飘忽不定，“七夕盟誓”还有什麽可信度可言呢？
　　近几十年来，考古部门对长生殿遗址的勘测，使这个古老的疑案又多了一层迷雾：
　　“围绕着长生殿是否真的存在，史家历来争论不休。长生殿本身就是一个谜。……
　　《旧唐书》把长生殿的位置、名称以及作用记载得很清楚了。可是远在宋代，就有人对长生殿究竟是寝殿还是斋殿产生了疑虑，认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关于长生殿一说有误。更有甚者，彻底否定骊山长生殿的存在。
　　为了还清历史的本来面目，陕西省有关部门曾组织专人根据文献记载，于六十年代对长生殿进行专门考查，令人遗憾的是结果一无收获。
　　在八十年代，唐华清宫考古队为彻底解开长生殿之谜，不仅按文献记载的地域科学地钻探长生殿遗址，甚至对骊山上所有的平台都进行了细致的考古钻探调查，结果大失所望。长生殿遗址仍杳若黄鹤，使本来就充满神秘色彩的长生殿更着了一层迷雾。
　　于是，‘长生殿是否真的存在？它是在华清宫还是在别处？’的学术争论，再一次在我国史学界和考古界中展开，甚至连日本、韩国等国外的汉学家也加入了这场论辩，一时沸沸扬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
　　长生殿，这座谜一般的宫殿，它究竟在哪里？也许只有曾在这座宫殿中起过誓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知道，然而他们早已灰飞烟灭，化作一团彩云悬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上，任人凭吊、哀伤、感叹和耻笑了。”
　　　　　──孙炜：《千古绝唱长恨歌──寻访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遗迹》
　　　　　（载于《人民政协报》一九九五年五月六日周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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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骊山长生殿遗址的杳若黄鹤，证实了学术界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猜想──李、杨骊山长生殿七夕盟誓之事是不可能发生的，陈鸿、白居易向国人撒了个弥天大谎。那么，他们撒谎的动机是什么呢？而且与白居易同时的李商隐在《马嵬》一诗中也有“当时七夕笑牵牛”的记载。元代伊世珍所著的《琅寰记》中的唐代无名氏（玄虚子），又提出了“沉香亭月中之誓”和“李、杨在马嵬事变之后曾会过面”的新说。由此看来，“七夕盟誓”之事并不能简单地归为虚无，问题是其时间和地点究竟在哪里。
　　笔者在此提出一个猜想：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海誓山盟可能有过两次，一次是天宝六载在兴庆宫的沉香亭，另一次是乾元二年七夕在襄阳的汉江岛上的行宫里。而陈鸿、白居易、李商隐所说的“七夕盟誓”，应是发生于乾元二年七夕李、杨汉江岛秘密相会的时候。
    说李、杨天宝六载在沉香亭曾有海誓山盟，是基于马嵬事变后李、杨复会时，太真明确地谴责玄宗：“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而天宝六载时，李、杨间的一次感情风暴刚刚平息，正是盟誓的合理时机。笔者认为《丽本传》中提出的“天宝六年”应是有所据的。
    至于乾元二年七夕襄阳的汉江岛相会，在本书前面的章节里已作了详细的推证，可以说该事件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天宝十载之前，唐玄宗不过六十来岁，身体还很好，政治事业上更是如日中天，而且他和杨贵妃都笃信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烧炼甚勤。在这种背景下，要他们“执手各呜咽”，发出“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愿世世为夫妇”这种寄希望于来生、充满伤感情调的誓言是不现实的。而汉江岛相会时，杨妃韶华已逝，前途难卜，玄宗更是垂老暮年。在两人历经劫难、生死重逢之际，发出这样的盟誓是在情在理的。今天看来，陈鸿、白居易之所以把“七夕盟誓”的时间空间作大规模地转移，是为了回避皇室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禁忌，也是把事件本身神秘化、文学化的需要。

明侠

分析得真是透彻啊，有不得不信的感觉

悟之山房

好文章、好分折！入情入理，头绪清哳，论据充分。令人信服。自古我国就常有些好事文人出于不同目的而搞些张冠李戴之类的小把戏，搞得后人无所适从，而留下的往往是千古之谜了。只是文中却未见说明为何古人会把玄宗和太真两人之作都安在太白一人身上（如果作者的分析无误）----------------仅“太皇”二字象“太白”而错安之，似不足服众。书法乃中国重要传统文化之一，当时文人墨客是不会犯此类低级错误的。想来其中必有原因，且有一个暂时无法尽知的重要原因……此中之“谜”如有解，想必也很精彩。哈，还望作者深入……期待中。

-=-=-=- 以下内容由 悟之山房 在 2006年12月24日 10:52pm 时添加 -=-=-=-
李商隐《无题》之解以为极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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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悟之山房在 2006/12/24 10:46pm 发表的内容： ...只是文中却未见说明为何古人会把玄宗和太真两人之作都安在太白一人身上（如果作者的分析无误）----------------仅“太皇”二字象“太白”而错安之，似不足服众。书法乃中国重要传统文化之一，当时文人墨客是不会犯此类低级错误的。想来其中必有原因，且有一个暂时无法尽知的重要原因……此中之“谜”如有解，想必也很精彩。哈，还望作者深入……期待中。

谢谢悟之山房先生的厚爱，关于此命题，在本书第四章第一节中有所讨论，今后将摘要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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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李商隐的《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一诗。显然，这首诗是针对李、杨汉江岛的“七夕盟誓”而发的。“海外九州”是指日本，李商隐的自注“九州之外复有九州”是言之有物的。“他生未卜此生休”是讥刺誓言的自欺欺人：他生能否兑现尚不得而知，此生不能兑现却已成定局。关于“当时七夕笑牵牛”句中的“笑”字，清代的张相认为应作“羡慕”解释，此句应解为李、杨在羡慕牛、女的一年一度七夕相会，这种心理只可能产生于汉江相会这样的特殊环境之下，而不会发生于当年的骊山宫中。“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里的“四纪”是一个十分准确的数据：玄宗自先天元年（公元７１２年）登基，至上元元年（公元７６０年）不得已而送太真出亡海外，其间正好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包括做太上皇）。而今天看来，唐玄宗自叹“不及卢家有莫愁”时的心情远比后人想象的要悲戚得多。如果说马嵬兵变事起仓促，智者来不及运筹，勇者来不及奋臂，无力保护贵妃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三年之后发生的“远别离”悲剧又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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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十四】　《远别离》──玄宗被囚西内的悲号(节录）

　　在电视连续剧《唐明皇》的最后一集中，编导者设计了这样一组镜头：唐玄宗被他儿子肃宗囚禁在深宫里。夜不能寐，一灯如豆，形只影单，面对贵妃的遗物黯然神伤。户外风声大作，电闪雷鸣，他仰望苍穹，椎心泣血，却又欲哭无泪，欲呼无声。
　　这，正是李白诗篇《远别离》中的意境！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又（一作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嶷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迹乃可灭！”

　　此诗的用典之怪诞，感情之激越，述事之语无伦次，一直令历代读者大惑不解，注家的解释各执一端，难以兼容，甚至于有人怀疑它不是李白的作品：


　　“（此诗）王运熙、朱金城认为作于李林甫弄权制造大狱的天宝五、六载或稍后；郁贤皓认为作于天宝十二载目睹安禄山的气势后离开幽燕南归时；安旗认为是三入长安献策失败后去国离都之作。
　　未知孰是，或接近于事实。
　　其实也不必强解，更无法统一认识，全在‘可解不可解’之间。”
　　　　　──张才良：《李白诗四百首》

　　“按诗意，以娥皇、女英之哭舜为《远别离》之曲，然而首起三句不曾叙得舜与二女有别离之意，而四句辄曰：‘谁人不言此离苦’，所谓此者何所指也？又云：‘我纵言之将何补’，不知所补者何事？则与上下文不相贴矣。又‘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不知所谓忠诚者又何事也。禅禹乃是舜事，则曰‘尧舜当之亦禅禹’，似乎尧舜二人同禅于禹，是时尧之徂落已五十余年矣。且文意与上文全不相蒙，抑所谓当之者何事也？龙鱼鼠虎之喻，尤为粗俗。妄引《竹书》，以尧被舜囚，舜则野死，是无稽之言，侮圣尤甚。稍有人心者不忍听之，尚忍言乎？白虽未能深知圣人，其聪明博古，称颂唐虞亦素志也，岂肯溺邪说而反厚诬之乎？……旧注附会以误传误，非惟使古之大圣贤冒不义之恶名，而后世之大诗人，亦为鬼辈假托之辞所污蔑矣，故切切而为之辩。”
　　　　　──【明】朱谏：《李诗辩疑》

　　但是此诗给人们一种强烈的感觉：它的内容似乎与唐玄宗晚年的境遇相关：

　　“此篇前辈咸以为上元间，李辅国矫制迁上皇于西内时，太白有感而作。”
　　　　　──【元】萧士贇：《分类补注李太白全集》

　　“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肃宗即位灵武，玄宗不得已称上皇，迎归大内，又为李辅国劫而幽之，太白忧愤而作此诗。因今度古，将谓尧舜之事亦有可疑。曰‘尧舜禅禹’，罪肃宗也。曰‘龙鱼、鼠虎’，诛辅国也。故隐其词，托兴英皇，而以《远别离》名篇。”
　　　　　──【明】王士懋：《艺圃撷余》


　　有人觉查到它与《长恨歌》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共通之处：

　　“‘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迹乃可灭。’只有苍梧山倒了，湘水绝了，湘妃洒在竹子上的泪痕才会消失。换言之，苍梧山不倒，湘水不绝，竹上的泪痕也不会消失。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安旗：《李诗咀华》

　　更有人认为《远别离》所写的是马嵬事变：

　　“此篇或以为肃宗时，李辅国矫制迁上皇于西内时而作，或以为明皇内任林甫、外宠禄山而作，皆未详绎篇首‘英皇二女’之兴，篇末‘帝子湘竹之泪’托兴何指也。本此以绎全诗，其西京初陷，马嵬赐死时作乎？‘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言天上人间永诀也。‘我纵’以下，乃追痛祸乱之源，方其伏而未发，忠臣志士，结舌吞声，人人知之而不敢言，一旦祸起不测，天地易位，‘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君失权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之谓也。‘或云’以下乃仓皇西幸，传闻不一之词，故有‘幽囚、野死’之议。‘帝子’以下，乃又反复流连以哀痛之。始以一女子而擅天下之权，其卒以万乘而不能庇其所爱，霓裳鼙鼓之惊，斜谷淋铃之曲，徒为万世炯戒焉。痛何如哉！‘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迹乃可灭’，‘天长地久终有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故《长恨歌》千言，不及《远别离》一曲。”
　　　　　──【清】陈沆：《诗比兴笺》

　　在当代学术界中，认为《远别离》的写作年代应在天宝十二载之前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其主要根据是：此诗已见于唐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中，而《河岳英灵集》的序中自称所收作品的起迄年代是“起甲寅，终癸巳”，即自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载（公元７１４至７５３年）。并由此而产生了“政治预言”说：

　　“总的来说，《远别离》是李白天宝十二载‘幽州之行’归来，又即将南游宣城之作。他感到唐王朝政治昏暗，危机严重，虽然忧心如焚，可是无能为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远走高飞，以避祸乱。但是在临行之际，却又感慨万端，既对国家命运无限忧虑，又对自己理想落空而抱恨无穷。此情此景，难以直言，因此……借用古代神话湘妃的故事，托古喻今。李白此次南游，从时间上来说，是去朝十年；从路程来说，是千里以远；从思想感情来说，是和他心目中的‘圣明天子’和‘太平盛世’诀别，故曰‘远别离’。这是伟大诗人理想破灭的悲歌，也是李白唱给行将大乱的唐王朝的一首挽歌。”
　　　　　──安旗：《李诗咀华》


　　这种说法是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的：
　　１：象《远别离》这样内容扑朔迷离、用辞出典“不主故常”、政治观点不容于时代的作品，不要说现代人读后如坠五里雾中，就是李白同时代的人也未必能明白其中奥秘。那末，李白是出于什麽动机、通过什麽途径把它向社会上发表的，它又是怎样流传开的？
　　２：李白自视甚高，经常口出“大言”，是一个喜欢自我表现的人。倘若他真是作过这样一篇不幸而言中的政治预言，并且已为众所周知的话，那么，他必然要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直接或间接地谈论这篇作品，以显示自己的先见之明。但是，在李白安史之乱后的作品中，却见不到此类内容。他向别人谈及当年幽州之行的情况时说：

　　“十月到幽州，戈烻如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心知不得语”属于标准的事后诸葛亮语，在这首诗里，看不出作者有在大乱之前“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感情流露，倒象是在洗刷自己曾想投靠安禄山未遂的嫌疑。
　　３：《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官不过州文学，地处丹阳一隅（今江苏省丹徒附近），远离京畿，何以能及时得到李白的最新作品？
　　４：虽然《河岳英灵集》的作者在《叙》中称其收录作品的起迄年代是“起甲寅，终癸巳”，但是实际上可疑之处很多，笔者在本章《关于<河岳英灵集>版本变迁史的假说》一节中具体讨论了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未必”。因为此书曾在宋代被人修订过，诗篇的数量增加了很多。所以《远别离》虽然出现于《河岳英灵集》中，但是并不能说其写作年代必在天宝十二载之前。
　　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远别离》是唐玄宗的作品，是他被肃宗和李辅国囚禁于西内时所作。因为诗中的内容与马嵬事变之后，李、杨生死别离的情况完全吻合。这里面有他椎心的悲号、愤怒的抗议、铭心的思念和无穷的悔恨。下面试逐段分析此诗：

　　“远别离”──贵妃远走天涯海角，与玄宗生死永诀也；
　　“皇英之二女”──以帝舜之二妃影射贵妃，后文“帝子”亦然，因为杨氏家族可以称之为隋皇室的后裔；
　　“洞庭之南，潇湘之浦”──虽为二妃的溺死之所，实指贵妃的匿居之地；
　　“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做了一辈子皇帝，到头来却连保护自己妻子的力量都没有，只得送她远遁海外，谁能不说这是世界第一的爱情悲剧；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此别离之苦，可谓惊风雨而泣鬼神，天地为之失色，日月黯然无光；
　　“我纵言之又何补？”──即使现在我把实情告诉了当权的那些人，也已是于事无补，他们能谅解我，并按照我的意见去做吗？只能连累更多的无辜；
　　“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我对当今朝廷的忠诚不贰之心，只有老天爷知道，现在它看到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于是发出了雷鸣闪电，向当局者示威报警；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嶷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过去听过关于尧幽囚、舜野死的传说，现在可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看来所谓的“禅让”实际上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大权已经旁落，这都是由于我疏远忠良，宠信奸佞，醉心于玩乐而造成的啊！
　　“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迹乃可灭”──如今大错已经铸成，我与贵妃今生今世只能够隔海相望了。苍山可崩，湘水可绝，但是我们的离情别恨却是无穷无尽、超越时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