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杨贵妃马嵬坡生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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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十五】　关于《河岳英灵集》版本变迁史的假说（節錄）
　　近年来，《河岳英灵集》所收作品的起迄年代之争，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许多作品的真伪或作品创作背景的考证，《远别离》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许多人认为《河岳英灵集》的断代应如其《叙》中所述的“起甲寅，终癸巳”，即自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载（公元７１４至７５３年）。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１：今天所能见到的《河岳英灵集》的最早版本是南宋末年的两卷本，其《叙》称集中有作者二十四人，诗二百三十四首，与书中的实际情况（作者二十四人，诗二百三十首）大致不差。但是作于北宋初年的《文苑英华》中所载的《河岳英灵集·叙》中却说是作者三十五人，诗一百七十首，与今本的悬殊实在太大。《文苑英华》素以治学严谨而为历代学人所称道，这个悬殊是由何而来呢？为什么在北宋初至南宋末的近三百年中，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呢？
　　２；今天流行的《河岳英灵集》是明代校刻的三卷本。其作者人数、诗篇数与南宋的两卷本基本一样，但是其《叙》中仍说是分为上下两卷。为什么两卷本演变成了三卷本，这也是历代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３：在宋代中期，《河岳英灵集》曾一度失传。“与陈振孙同时的晁公武，在其所记颇为丰富的藏书记（《郡斋读书志》）中，已无《河岳英灵集》的记载，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亦无著录。《文献通考·经籍考》虽载有《河岳英灵集》，……但马氏此处仅引陈振孙语，不足以证明马氏实际见过此书。”（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当《河岳英灵集》再次出现于世人面前时，已是南宋末年了。显然，如果有人曾在《河岳英灵集》的内容上作过手脚的话，那就应当是发生在这个失而复出的期间。
　　４：如果南宋的刻本确实对《河岳英灵集》的内容作了较大的更改，那么出版者应当是出于什麽动机呢？
　　笔者认为，南宋出版者的动机应当是──希望提高《河岳英灵集》的可读性。这要从该集编辑的背景谈起。
　　据现代人考证，《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是润州（今江苏省镇江）人，曾在润州作过文学，故后人称之为殷文学，是一个从八品下的小官，但是为他收集整理诗歌提供了条件。在编辑《河岳英灵集》之前，他曾编辑过一本《丹杨集》，《新唐书·艺文志》在“包融诗一卷”下注云：

　　“（包融）润州延陵人，历大理司直。二子何、佶齐名，世称‘二包’。……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余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尉谈 寅戈，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杨集》者。”

　　诚如李珍华先生所言：“（他们）都是润州人，这些人除极少数较有名声外，其声闻是不出乡闾的。”《丹杨集》所收作品的水平如何，殷璠本人的水平如何，于此可以想见。据今人陈尚君先生考证，《丹杨集》乃开元末所编，远在《河岳英灵集》之前。
　　在取得编辑《丹杨集》的经验之后，殷璠倘若继续沿着此路走下去，下一步自然是要着眼于天下诗歌中的英华。但是，政治和文化中心是首都长安，其次是东都洛阳，润州远在江东一隅，他名微职卑，举步维艰，难以与文苑名士们广泛交游，而当时的文化传媒系统又非常落后。那末，他是如何及时取得这些最新资料，并能够进行这种高屋建瓴式的编辑的呢？
　　笔者认为，殷璠能够编成《河岳英灵集》，应是得助于《集》中出现的两位大诗人──储光羲和王昌龄。
  ------------------------------------（中间考据从略）----------------------
　　今本《河岳英灵集》的《叙》称共收作者２４人，诗２３４首。而上表中在天宝十二载之前与储、王有过交往的作者就有１５人，占总人数的62.5％（这仅是笔者手头史料中有据可查的），这１５人的作品计１６８首，占作品总数的71.8％。可见《河岳英灵集》的选材，与储光羲和王昌龄有相当的关系，至于殷璠本人，是很难跳出《丹杨集》的圈子的。可以想见，《文苑英华》所说的作者３５人中，有些可能仍是《丹杨集》的人马，这些人不但知名度低，诗的可读性也差得多。
　　根据这些，笔者对《河岳英灵集》版本的变迁史提出以下假说：
　　１：《河岳英灵集》的原本确如《文苑英华》所说，有作者三十五人，诗一百七十首，分上、下两卷；
　　２：宋代中期，《河岳英灵集》由于所选诗篇的可读性差、不适合当时读者的口味而一度几乎失传；
　　３：南宋末年，出版者为了提高《河岳英灵集》的可读性，删去了一些知名度较低的作者，而对《集》中知名度较高的诗人则增益了一些作品。于是产生了有作者二十四人，诗二百三十四首的新版《河岳英灵集》，但是仍分为上、下两卷；
　　４：新版《河岳英灵集》的编辑者显然注意到了原序中“起甲寅，终癸巳”的时限，但是对于那些无法考证写作时间的作品也不妨收入；
　　５：此后，为了印刷、装祯的需要，出版者把它分成了上、中、下三卷，成了今天所见的通行本。因为他们并没有修改内容，只是重分了一下卷数，所以保留了《叙》中“分为上、下卷”的说法。
　　由此，笔者认为，在今本《河岳英灵集》中，关于所选诗篇“起甲寅，终癸巳”的断代，是不足为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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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十六】　“西来青鸟东飞去”──李、杨隔海传情点滴

　　从本书的第一章起至今，我们一直在发掘杨贵妃马嵬坡之后的历史真相。经过一番索隐钩沉之后，现在，对杨贵妃未死于马嵬坡的传说不应再持有疑议了。对日本国方面关于杨贵妃到达日本后活动的种种传说，也应该持更为认真的研究态度。
　　南宫搏先生在《杨贵妃后传》中，把日本国方面关于杨贵妃在日本活动的传说加以汇总，兹摘录如下：

　　“杨贵妃到达日本时，正是日本史上最繁华的天平时代后期，为孝谦天皇在位时。”
　　“根据日本方面的古代传说，杨贵妃一行是公元七五七年到日本国的，据说，她所乘的船在濑户内海的山口的荻町登陆。又一说，杨贵妃在久津登陆，这两地都在当时的日本都城平京城（奈良）以南的内海岸。
　　传说之一：杨贵妃海行染病，到日本之后不久就死了，后代文献所设载的杨贵妃的子孙，实是徐氏所携子，杨国忠之孙杨欢的后裔。又一说，杨贵妃到日本后，受到了优厚的接待，和太上皇尚有音信相通，这──和中国的传说一样──同时，唐代皇家曾雕一尊玉像送给日本国，在日本，对此有两说，一说，是太上皇李隆基在世时雕了送去的，是佛像，又一说是杨贵妃逝世之后，大唐皇雕了贵妃的玉像送去的。此像现尚存，但日本人的记载谓有两尊像，一在京都，一在荻町长寿寺。在京都者，看来是佛像居多。此外，有一种传说是：杨贵妃到日本后，受到孝谦女天皇的优礼，奈良麻吕政变平后，……杨贵妃参与日本宫廷事务，并在后来协助孝谦女天皇复位。据说，杨贵妃在日本的政治活动一直到奈良时代结束，日本都城迁平安京（京都）时才终止，她是死在京都的。”
　　“根据传说，杨贵妃一行人在濑户内海的一处港口登陆，不知是什么时侯──可能是登陆之后不久吧！因为那时的日本皇家文物制度，一切都仿拟唐朝，对唐朝的贵妃到来，自然是会热烈欢迎的，因此，估计是登陆后不久，她就受到皇家的接待，居住在奈良附近的和歌山。”
　　“孝谦和她的父亲圣武天皇一样，还有执政的藤原仲麻吕，都是热烈地推行唐文化者，无论官制和生活方面，都唐化了，唐朝人以诗为文学的中心，日本国也一样。圣武天皇造平京城，就完全仿照长安城的规格，但大小只及长安的四分之一，那是由于人口的关系，不过，平京城的道路坊里布局，寺庙，东、西两个市场的建制，完全和长安一样的。
　　杨贵妃到了平京城，依稀回到了长安，而她住的和歌山，也依稀如长安城外骊山华清宫。”
　　“（李隆基）派了一个人东渡日本和杨贵妃联络。这个人，有人说是四川临邛的道士，也有人说是昔日梨园的乐工马仙期。”
　　“传说谓李隆基派出的使者，的确到了日本，而且在日本见到杨贵妃。另外的传说谓沈惟岳护送高元度到日本，也见到杨贵妃。又据传说，沈惟岳因见到杨贵妃，又已知道太上皇被囚，故以风阻为借口，留在日本，不敢再回唐朝。沈惟岳在日本出仕，赐姓名为清浮宿祢，日本方面传说，他成为杨贵妃在日本的一名助手。”
　　“据说，在自己国家内未曾干政的杨贵妃，到了日本，转而成为政治人物。……日本方面的传说，杨贵妃和藤原永手一房的感情很好，……此外，她和吉备真备的往来也密切。”
　　“据说杨贵妃一直和女天皇住在一起，而且获得信任，她参与重要的决策。……公元七七零年，……女皇任命藤原永手、吉备真备为左右大臣，这一年女皇帝死了。……当称德女皇死后，对杨贵妃的传说就少了下去，只有说迁都到平安京时，杨贵妃仍然活着……。”
　　                ──南宫搏：《杨贵妃后传》

　　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香港《新晚报》上登出了张方氏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杨贵妃逃离马嵬坡后，化装成妓女，辗转于各地，于乾元元年（７５８年）乘小船漂流到日本，在久津登陆，日本女天皇孝谦对她深表同情，热情地接待了她”的新说法。
　　对于这些纷纭的传说，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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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关于杨贵妃流亡日本的消息，不但唐王朝不愿意向外界披露，日本政府和杨贵妃本人也不愿对外宣扬。因为这关系到唐玄宗、高力士、晁衡等人的生命安危，也关系到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故所有当事人都对此守口如瓶。但是杨贵妃毕竟有后人留下，在述及其先人来日本的细节时，他们宁愿称杨贵妃是自发前来，并且距马嵬事变的时间越近越好，唯此才能使唐玄宗、晁衡等人摆脱干系，唐王朝也不致于在这个问题上蒙羞。尽管这些传说在今天看来破绽百出，但是在交通通讯极不发达的古代，又有谁能够深究呢？
　　从《长恨歌、传》的记载来看，杨贵妃显然不是“海行染病，到日本之后不久就死了”，而是受到了皇室的优厚接待，说她此后参与日本朝政、和吉备真备的往来密切、沈惟岳成为她的助手等等，都应是可能的。至于朝廷派使者东渡日本和杨贵妃联络之事，应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此之前，必然先有人回国报告贵妃的消息。那末这个回国报信的人是谁呢？今天看来，有可能是前文所说的道士王舟。

　　“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朝鸣昆丘树，夕饮砥柱湍。归飞海路远，独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晋，结交青云端。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
　　　　　　　　　　──《古风之四十》

　　“吾爱王子晋，得道伊洛滨。金骨既不毁，玉颜常自春。可怜浮丘公，猗靡与情亲。举手白日间，分明谢时人。二仙去已远，梦想空殷勤。”
　　　　　　　　　　──《感遇之一》

　　对李白的这两首诗，历代注家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诗中的这位主人公──“所食唯琅玕”的“凤”究竟是谁？他（她）何以落到了与“鸡”争餐的地步？又何以“归飞海路远，独宿天霜寒”？“王子晋”显然是一个实际的人而非神仙，“二仙”也确有所指。否则作者便要对他们景仰谟拜，而不能以平等的身份去“幸遇”、“结交”、“爱”、“梦想”了。
    今天看来，《古风之四十》应是太真在日本与“王子晋”分手时的感慨之作。说“王子晋”可能是道士王舟，是因为他帮助太真“结交青云端”。而王舟于两京光复之后去兴庆宫谒见玄宗，显然是去报告太真未死于马嵬的信息的：

    “马嵬变后，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术求见，上极其宠待：“冀得复见，即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笔墨，索细黄绢诵咒呵笔，画一女人像，若天师所画将符，仅类人形而已。使上斋戒怀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观之，乃真贵妃面貌也。上喜甚……”

    应该说，王舟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前往兴庆宫的，他终于接通了李、杨间的信息通道，把太真从苦难中拯救了出来，并和太真一道前往日本。如今要回国报信，所以太真对他有“怀恩未得报”的歉疚。而《感遇之一》则应是玄宗接见太真的信使王舟时的作品，所以有“二仙去已远，梦想空殷勤”的感慨。这与玄宗的“夜夜常留半被，待君魂梦归来”是同出一辙的。几十年之后，白居易在路过 系侯 氏山王子晋庙时的感叹显然是为此而发：

    “子晋庙前山月明，人闻往往夜吹笙。鸾吟凤唱听无拍，多似霓裳散序声。”

zhuowenli

老眼昏花，一下子看不了这么大的鸿篇却又想看，除了遗憾外只能表示尊敬。有机会的话我会啃一点算一点。
课题极大，最好不要只囿于诗坦，应有史学家参与才好！

-=-=-=- 以下内容由 zhuowenli 在 2007年06月16日 10:54 时添加 -=-=-=-
第二次来拜读，本想知道一些直截了当的东西，谁知道越看越象“庄子”中的鲲和鹏，不知看哪里好。于是我想，这么大的大厦，盖到这里来是不是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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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玄宗大约是在上元二年的上半年和太真重新接通了联系，因为此时玄宗的处境又开始变得宽松起来。上元二年十一月的皇帝父子会晤，进一步决定把太真从日本接回并与玄宗定居“南都”江陵府，临邛道士杨通幽此后前往日本迎接太真未果。在李白集中，这个时期的李、杨作品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显然，有些作品是通过使者越海传递的。
    目前初步认为属于太真赴日后的作品有：

　　“凉风度秋海，吹我乡思飞。连天去无际，流水何日归。目极浮云色，心断明月晖。芳草歇柔艳，白露催寒衣。梦长银汉路，觉罢天星稀。含悲想旧国，泣下谁能挥。”
　　　　　──《秋夕旅怀》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挥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云卧游八极，玉颜已千霜。飘飘入无倪，稽首祈上皇。呼我游太素，玉杯赐琼浆。一餐历万岁，何用还故乡。永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
　　　　　──《古风之四十一》

    “裂素持作书，将寄万里怀。眷眷待远信，竟岁无人来。征鸿务随阳，又不为我栖。委之在深箧，蠹鱼坏其题。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开。不惜他人开，但恐生是非。”
　　　　　──《感兴之三》

    “长绳难系日，自古共悲辛。黄金高北斗，不惜买阳春。石火无留光，还如世上人。即事已如梦，后来我谁身？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拟古十二首之三》

    “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荧飞百草。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见此树老。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饮酒入玉壶，藏身以为宝。”
　　　　　──《拟古十二首之八》

    初步认为属于玄宗后期的作品有：

    “遥裔（一作曳）双彩凤，婉娈三青禽。往还瑶台里，鸣舞玉山岑。以欢秦娥意，复得王母心。区区精卫鸟，衔木空哀吟。”
　　　　　──《寓言三首之二》

　　“清都绿玉树，灼烁瑶台春。攀花弄秀色，远赠天仙人。香风吹紫蕊，直到扶桑津。取掇世上艳，所贵心之珍。相思传一笑，聊欲示情亲。”
　　　　　──《拟古十二首之四》

　　“孤凤鸣天霓，遗声何辛酸。游人悲旧国，抚心亦盘桓。倚剑歌所思，曲终涕洄澜。”
　　　　　──《古风之三十九》

　　“我思佳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天倒蓬壶。长鲸喷涌不可涉，抚心茫茫泪如珠。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
　　　　　──《有所思》

    “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常相待。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
　　　　　──《怀仙歌》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中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
　　　　　──《乌栖曲》

    这些作品中，有两地的相思，有虔诚的祈祷，有对日本女皇的感谢，有醉酒后的颓废，有对当年荒淫生活的回忆和追悔。总之，它们从多个角度反映了李、杨分手之后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看到，临终前的唐玄宗确实曾幻想通过修炼道术“排云驭气”去日本与太真相会，“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即基于此。《杨太真外传》写玄宗最后的日子是：

    “及至移入大内甘露殿，悲悼妃子，无日无之，遂辟谷服气。张皇后进樱桃蔗浆，圣皇并不食。……语侍儿宫爱曰：‘吾奉上帝所命，为元始孔眚真人，此期可再会妃子耳。’”

    显然，“日日不豫”、“自悲殆不胜情”和“辟谷服气”以图轻举（腾云飞升），是他原来很好的身体迅速衰弱的重要原因。可他至死不悟，反认为“此期可再会妃子耳”。太真在日本得知上皇驾崩后终于认识到“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至于太真在日本国的后期经历，这已不是笔者目前的力量所能企及，而应是由日本人来接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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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诗海沉帆》一书面世后，学界褒贬不一。人们最难接受的观点并非是“杨妃逃亡日本”，而是对李白作品中某些名篇作者的重新界定，特别是《蜀道难》。其实在出版前，笔者对于是否暂不发表《蜀道难》的相关内容亦踌躇再三，深知此举有可能影响读者对本书的认同，而暂隐不发并不影响本书主体观点的论证。但是出于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最后决定不删。相信读者会对此作出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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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十七】　关于《蜀道难》
　　李白的《蜀道难》一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历来为选家所重视。其全文如下：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一作乃）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一作何）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一作方）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一作横河断海之浮云），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一作枯）木，雄飞雌从（一作从雌，一作呼雌）绕林（一作花）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闻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一作入烟几千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石永 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一作人）莫开。所守或匪亲（一作人），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一作令人）嗟。”
　　但是对于这篇作品的主题思想，自古以来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以至于有人感叹研究《蜀道难》之艰难甚于蜀道。
　　“讽明皇幸蜀”的说法产生最早，以萧士贇为代表：
　　“……以全篇诗意与唐史参考之，盖太白初闻禄山乱华，天子幸蜀时作也。……太白深知幸蜀之非计，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诗以达意也。……君字实指明皇，非泛然而言。……赞帝幸蜀者，不过谓有剑阁之险而已。然守关者任非其人，豺狼反噬，此则尤可忧也。……‘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言蜀都之乐，不如早还中国之乐也。”
　　　　　　　　　　──【元】萧士贇：《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笺注

　　应该说，这个说法与《蜀道难》诗内容的相关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却与《本事诗》等史料的记载相抵触：

　　“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

　　“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子今称意行，所历安觉危？”
　　　　　　　　　　──【唐】姚合：《送李余及第归蜀》

　　“李太白初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
　　　　　　　　　　──【五代】孟綮：《本事诗》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近人一般认为李白二入长安谒见贺知章是在天宝初年，《河岳英灵集》的成书年代是天宝十二载，与明皇幸蜀的天宝末年相差甚远。于是“讽明皇幸蜀”之说被否定，而衍出了诸如“讽刺章仇兼琼”、“送友人入蜀”、“叹仕途坎坷，哀时失志”、“即事成篇，别无他意”等说法。但是从与《蜀道难》诗内容的关联性来看，这些说法实在都是很牵强的。学术界近些年围绕着这个课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却没有哪一家能说已稳操胜券，也充分地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本章的【解析十】中已经指出，在今本《河岳英灵集》中，关于所选诗篇“起甲寅，终癸巳”的断代，是不可靠的。所以，把《蜀道难》定为天宝十二载之前的作品的说法也同样证据不足，天平似乎在向“讽明皇幸蜀”的方向倾斜。但是，从《本事诗》、《唐摭言》等史籍的记载来看，李白谒见贺知章时确实出示了他的《蜀道难》。还有，与白居易同时代的姚合说“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但是我们在《蜀道难》中看到的却是诗人大声疾呼“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似乎作者的老家并不在四川，也没有一点“羞为无成归”的味道，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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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两点猜想。
　　猜想之一：李白确实曾把一篇《蜀道难》进献给了贺知章，但是其内容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一篇，而是如姚合所说的“羞为无成归”之作。这篇《蜀道难》或许已经亡轶，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李白另一篇作品──《送友人入蜀》：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

　　说《送友人入蜀》即是李白的《蜀道难》原作，是基于以下理由。
　　理由之一：
　　“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与姚合的“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之意暗合。

　　“（此诗）写蜀道崎岖，实寓入仕艰难，融情于景，语意双关。尾联点明失意，虽不露锋芒，然抑遏之牢骚，可于言外见之。”
　　　　　　　　　　──郁贤皓：《李白选集·<送友人入蜀>按语》

　　现代学术界一般认为，《送友人入蜀》是李白于开元中期第一次来到长安，干谒高官贵戚失败之后即将离京时的作品。他没有同这位“友人”一道回四川，并且告诉友人：自己的仕途沉浮已成定局，分手之后不必再为此无端猜测了。此诗确实隐有“羞为无成归”的滋味。
　　理由之二：
　　《送友人入蜀》的文字结构与传统的《蜀道难》极为相似：

　　“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
　　　　　　　　　　──【陈】阴铿：《蜀道难》

　　“梁山镇地险，积石阻云端。深谷下寥廓，层岩上郁盘。飞梁驾绝岭，栈道接危峦，揽辔独长息，方知斯路难。”
　　　　　　　　　　──【唐】张文琮：《蜀道难》

　　倘若把《送友人入蜀》的标题改为《蜀道难──送友人入蜀》，再把它与上述两首前人的《蜀道难》编辑在一起，谁能说这样归类有什么不妥呢？
　　那末，《送友人入蜀》有没有资格被贺知章“称叹者数四”呢？应当说，是有这个资格的，因为历代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

    “太白此诗，虽陈、杜、沈、宋不能加。”
　　　　　　　　　　──【元】方回：《瀛奎律髓》

　　“李梦阳语曰：垒景者意必工，阔大者笔必细，极得诗家微旨。此诗颔联承接次句，语意奇险；五、六则浓艳矣。颔联极言蜀道之险难，五、六又见风景可乐，以慰征夫。此两意也。一结翻案，更饶胜致。”
　　　　　　　　　　──【清】弘历：《唐宋诗醇》

　　“一片神骨，而锋芒不露。”
　　　　　　　　　　──【清】纪昀：《诗教堂诗序集》

　　“起浑雄无迹，能状奇险之景，而无艰深刻画之态。”
　　　　　　　　　　──【清】吴汝纶

　　当李白于天宝初年第二次来到长安干谒贺知章的时候，正值贺知章官场失意，准备告老还乡之际。《送友人入蜀》中“写蜀道崎岖，实寓入仕艰难”的情绪与贺知章的心绪相通，所以此诗引起贺的激赏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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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想之二：今本《蜀道难》并非李白所作，而是唐玄宗幸蜀归来之后的作品。
　　理由之一：
　　李白出川是顺长江东下，而不是经剑阁北上。有《峨嵋山月歌》、《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二诗为证。他不曾由蜀道出川，不可能写出诸如“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之类非身临其境者不能道出的话来。
　　李白在《送友人入蜀》诗中描写“蜀道难”的情景是“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泛泛而论，远不如《蜀道难》描写得那样生动具体。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所根据的是“见说”──从旁人那里听来的。
　　理由之二：
　　“讽明皇幸蜀”的主题思想，与李白在玄宗西巡成都时期的作品内容相悖。
　　在玄宗自蜀返京的前后，李白创作了《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其一
　　“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

其二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门千户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其三
　　“华阳春树似新丰，行入新都若旧宫。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

其四
　　“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

…………

其十
　　“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

　　在这组诗里，李白对玄宗的逃蜀丑行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很难想象他会同时写《蜀道难》告诫玄宗“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理由之三：
　　《蜀道难》中所写的路径，与玄宗幸蜀时往返的路径相同。
　　据史书所载，玄宗幸蜀往返的基本路径是“扶风──陈仓（宝鸡）──散关──河池（凤县）──沿嘉陵江南下蜀道──长举──兴州（略阳）──利州（广元）──剑门关──普安（剑阁）──绵阳──成都”。
　　而《蜀道难》中出现的地名“青泥”恰在这条路上：

　　“青泥岭，在兴州长举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为青泥岭。”
　　　　　　　　　　──《元和郡县志》

　　“兴州有青泥岭，……其岭上入蜀之路。”
　　　　　　　　　　──《九城志》

　　关于“扪参历井”，王琦注曰：

　　“参井二宿，本相近。参三星，居西方七宿之末，占度十，为蜀之分野。井八星，居南方七宿之首，占度三十三，为秦之分野。青泥岭，乃自秦入蜀之路，故举二方分野之星相联者言之。”

　　理由之四：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与玄宗居蜀期间成都曾发生几起兵变的事实暗合：

　　“至德二载正月，蜀都健儿贾秀等五千人发动了兵变，玄宗登上成都南楼躲避。将军席元庆与临邛太守柳奕通力合作，才镇压了这次兵变。
　　六月，南充土豪（何滔）也兴兵作乱，并捉住了本郡防御使杨齐鲁。剑南节度使卢元裕花费了很大气力，南充的土豪叛乱才得以平定。
　　一波未平，一浪再起。到了七月，蜀郡军人郭千仞在成都又发动了兵变，叛乱兵士冲向玄宗住所，玄宗慌忙登上玄英楼以避兵锋。有迹象表明，这次的兵变规模较大，剑南节度使李峘率兵弹压，玄宗亲信高力士、六军兵马使陈玄礼也都亲自参战。随从玄宗的宁国公主与驸马都尉柳潭也参加了战斗。柳潭率折冲张义童及家奴于楼门中殊死拼杀，宁国、和政公主也‘彀弓迭进’。柳潭又乘胜挺刃而出，所向无敌，连杀乱兵５０多人。经过一番血战，才镇压了这次兵变。”
　　　　　　　　　　──田廷柱：《唐明皇》

　　在这种杀机四伏的环境下生活的唐玄宗，发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的感慨是很正常的。
　　理由之五：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这是对四川可能发生军阀凭险割据的担心。这与玄宗返京路上关于剑门天险的议论，返京后朝廷随即把四川划为东、西两川分而治之，使其互相制约的行政措施同出一辙：

　　“上幸蜀回，车驾次剑门，门左右岩壁峭绝。上谓侍臣曰：‘剑门天险若此，自古及今，败亡相继，岂非在德不在险耶？’因驻跸题诗曰：‘剑阁横空峻，銮舆出守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其诗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贾深勒於石壁，今存焉。”
　　　　　　　　　　──【唐】郑綮：《开天传信记》

　　“（至德二载十二月）分剑南为东、西川节度，东川领梓、遂等十二州。”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

　　笔者据此提出第二点猜想：今本《蜀道难》并非李白的作品，而是唐玄宗于幸蜀回归长安后，“侧身西望长咨嗟”时的有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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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这两个猜想为基础，我们可以对《蜀道难》的内容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第一段（自“噫吁嚱”至“以手抚膺坐长叹”），写自秦入蜀难，开路难，行路亦难。除非不得已，一般人是不会踏上蜀道的。由“西当太白有鸟道”可知作者的视角是在秦望川。
　　第二段（自“问君西游何时还”至“石永崖转石万壑雷”），写出蜀难，路途难，世途更难。玄宗是在扪心自问自答，为什么自己未能立即踏上归程呢？
　　１：“畏途巉岩不可攀”──路途艰险，人心难测；
　　在长安收复之后，肃宗给父亲出了一道难题：

　　“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请归东宫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来矣！人臣尚七十而传，况欲劳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恋晨昏，请促还以就孝养。上皇得初奏，答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帝甚忧。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为天子父。’遂下诰戒行。”
　　　　　　　　　　──《新唐书·李泌列传》

　　“上以骏马召李泌于长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请上皇东归，朕当还东宫，复修臣子之职。’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远矣！’泌曰：‘上皇不来矣！’上惊问故，泌曰：‘理势自然。’上曰：‘为之奈何？’泌曰；‘今请更为群臣贺表，言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之意，则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读之泣曰：‘朕始以至诚，愿归万机。今闻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
　　“成都使还，上皇诰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上忧惧不知所为，后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至德二载

　　许道勋先生对此评论道：

　　“为什么前后两个奏表的效果如此不同呢？李泌办事实在‘太奇’，奇就奇在对上皇、皇帝父子间的矛盾心态洞察入微。……肃宗表称‘当还东宫’，完全是言不由衷的饰说。马嵬驿事变后，胜负尚难预料，肃宗就急于称帝了；如今，克复京师，在胜利的欢呼声中，难道反而不要当皇帝吗？肃宗之所以写那个‘表’，无非是掩饰子夺父位所产生的心虚神态。其实，李泌认为大可不必心虚，‘人臣尚七十而传，况欲劳上皇以天下事乎？’年已七十三岁的太上皇，何必亲躬万机呢？
　　至于唐玄宗的心态，李泌也一清二楚。玄宗虽已年迈，但头脑还是清楚的，一眼识破儿子的饰说。要他回来当皇帝，等于出了一道最大的难题，甚至不免令人疑问：在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诡计？玄宗忧愁不已，决定老死剑南。可见父子猜忌是何等的深重！在李泌看来，要消除上皇的疑虑，唯一的办法是‘群臣’出面，送上贺表，讲清四点意思：第一，在马嵬坡，是百姓父老请求，才把太子留下来的。第二，灵武即位，是由于群臣的‘劝进’。第三，如今成功，克复京师，是肃宗及其将帅们浴血战斗的结果。第四，皇帝朝夕思念上皇，急盼返京养颐天年。这些内容，当然不是吐露真情，但是却在父子感情裂缝之处作了轻柔的弥合，以致唐玄宗获得某种安慰。”
　　　　　　　　　　──许道勋　赵克尧：《唐玄宗传》

　　平心而论，不能说唐肃宗是有意给父亲出难题，而是由于他政治上不成熟，考虑问题过于天真而惹出了麻烦。处于这种政治窘境下的唐玄宗，在回京问题上发出“畏途巉岩不可攀”、“何处是归程”的感慨是很自然的。
　　２：“但见悲鸟号枯木，雄飞雌从绕花间”──杨妃已逝，睹物思人，其情不堪；
　　３：“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望帝失德去国之恨，正与己相通。如今要离蜀归国，种种愁情，实非一言可尽。《蜀都记》：“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亦名子规”，《蜀王本纪》：“望帝使鳖灵治水，与其妻通，惭愧，且以德薄不及鳖灵，乃委国授之。望帝去时，子规方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
　　第三段（自“其险也若此”至“不如早还家”），写终于出蜀返京的原因：“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对军阀凭险割据的担心，对蜀中险恶经历的惊惧，皆跃然纸上。
　　第四段（“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是玄宗出蜀后，回身西望蜀道时心中发出的感叹。此时玄宗的心情是激动的，他为自己能够平安回家而欣慰。幸蜀的险恶经历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由此可见，如果把《蜀道难》看作是唐玄宗的作品，就会发现诗中所写的，实际上是玄宗幸蜀的全过程。这不但有大量的历史事实可为佐证，我们更可以从诗中窥见他的内心剖白和心理变化的轨迹，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上述猜想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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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猜想为出发点，我们可以对李商隐的《咏史·第一首》给出更深层次的理解。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待珍珠始是车！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若以此诗为玄宗的盖棺论定之评，则诗中几乎所有的句子都可以落到实处：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玄宗一生值得反思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早年，他躬亲政事，励精图治，如烹小鲜，如履薄冰。他鉴于前朝的失政，大力号召节俭，并身体力行，亲自下令销毁一大批珠宝珍玩，终于开创了堪称千古一业的开元盛世。可曾几何时，还是这个唐玄宗，却耽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纵情极欲，导致朝纲松驰，奸臣辈出，奢靡之风日炽。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待珍珠始是车”──史传杨氏诸姨出门乘坐的车辆，饰满了金玉珍珠，以至于牛拉不动，不得不换用马拉，玄宗还曾赏赐虢国夫人琥珀枕和夜明珠。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转眼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大势已去的他，连自己心爱的妃子的性命也保不住，只能“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入蜀后，他虽然多方努力，想恢复往日的权力和地位，却终因势竭力穷而未能如愿。回京后，眼看着杨妃流落在外却无力接回宫中，只好任她出亡异国，铸成了这空前绝后的千古一恨。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想当年他与杨妃在宫中寻欢作乐，共同创作《南薰曲》，讴歌“水渌南薰殿，花红北阙楼”、“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君王多乐事，何必向回中”时，有谁曾预料到，就是这些曲子，竟导致了日后他们夫妇的隔海永诀！
　　显然，李商隐是了解玄宗、太真的遗作的内容的。在这首诗里，有几句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出处：
　　“力穷难拔蜀山蛇”──玄宗之《蜀道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王琦注：《华阳国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
　　“南薰曲”──玄宗、太真之《宫中行乐词》：“水渌南薰殿”。
　　“终古苍梧哭翠华”──玄宗之《远别离》：“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迹乃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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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十八】　关于《大雅久不作》

　　打开李白诗集，第一篇便是《古风·大雅久不作》。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一作蹉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古风五十九首之一》

　　人们一直把这首诗作为李白的诗论，认为代表了他的文学创作思想。但是细细考察起来，其中的可疑之处是很多的。
　　一. 诗风不类：

　　“李白诗不专是豪放，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
　　　　　　　　　　──【宋】朱熹：《朱子语类》

　　“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一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作到了‘大雅’的风度。”
　　　　　　　　　　──沈熙乾：《唐诗鉴赏辞典·李白<古风其一>赏析》

　　二. 与李白的创作实践及同时代人对李白的评价不符。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杜甫：《春日忆李白》

　　“太白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昌黎云：‘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二公俱有鄙弃六朝之意。……严久能曰：‘鄙意谓太白、昌黎诗亦自六朝出。此云云者，英雄欺人语耳。’”
　　　　　　　　　　──【清】周中孚：《郑堂札记》

　　“在言及孔子的二十三篇诗文当中，《古风》其一是比较特殊的一首。发端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结束则云‘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麟’。起讫均用孔子典故，并俨然以当代孔子自任。……这是一首论诗诗，又是一首言志诗，其论诗固然宪章《诗经》，其言志也是说要象孔子删诗一样编一部当代史，甚或还要象孔子作《春秋》一样写一部当代史。无论编诗修史，除此诗之外别无记载，不但没有实行也再未表示过这种意图。诗中对《诗经》以后历代制作之贬抑，与其平时言论亦多不相合。“
　　　　　　　　　　──裴斐：《李白与历史人物》

　　“不少著作把李白视为反对六朝诗风，主张复古的代表。……但是也有人反对这种说法，理由是李白推崇《诗经》，祖述‘风’、‘骚’，但他的全部创作中并没有留下明显模仿《诗经》的痕迹，他虽然认为‘四言’是一种最好的形式，但是他以四言句式写的诗却极少。说李白‘复古’，但他却和魏晋南北朝的诗歌，更有其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他并没有凌跨八代而直接风骚。他‘一生低首谢宣城’，批判了六朝，却又继承了六朝。”
　　　　　　　　　　──陈昌渠：《李白文学思想辨析》

　　“概略言之，太白文艺理论失之保守，而其创作则领袖一代，炳焕千春。岂非二者矛盾乎？”
　　　　　　　　　　──谭优学：《读李白赋札记五则》

　　以上评论都是针对李白的创作实践而发的，认为李白并没有“复元古”的具体表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雅久不作》与传说中的李白复古言论也并不相符。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
　　　　　　　　　　──【唐】孟綮：《本事诗·高逸》

　　在这里，李白成了一个狭隘的复古主义者。所谓“五言不如四言，七言不如五言，律诗不如古体”这种机械化的诗论，完全无视秦汉以来的诗歌进化史及其内涵的合理性，不但是浅薄的、保守的，也是无法实践的。在李白集内，几乎没有四言诗，而他的最大的成就恰恰在于五、七言诗。他的文学创作实践成了自己所鼓吹的理论的反证。
　　相形之下，《大雅久不作》的作者要高明得多。他要诗人们“复元古”的是《诗经》的真实反映民间风情，于政有补，朴实无华，言之有物的优良传统，这就是他认为文学创作应当遵循的“宪章”。他没有简单地提倡恢复四言，摒弃五、七言，也没有“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之类目空一切的傲世狂言，而是肯定了当时的诗坛是“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自己愿与大家“乘运共跃鳞”。这些主张是先进的，顺乎世道人心的，可行的。作者不但对诗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有一种长者和领袖的风度。而这种风度，恰恰是李白所不具备的。
　　三. 诗的创作年代难以确定：
　　象《大雅久不作》这样堂堂正正地坐而论道，不但不类太白的诗风，也不符合太白放荡不羁，“飞扬跋扈”的性格。故注释家们在为此诗编年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有的认为是太白壮年时所作，有的则认为是他晚年的作品，还有的干脆把它列入“不编年诗”中。安史之乱之前，李白热衷于“偏干诸侯”和求仙访道，无暇坐而论道或修史编集。待到大乱之后，李白又身负重罪，屡遭打击，死里逃生。此后蜗居安徽当涂一隅，无缘再与当代文士“乘运共跃鳞”了。平心而论，在李白年谱中，实在无法为此诗找到合适的时间区段。
　　四. “绝笔于获麟”用典失当：
　　“获麟”典出于《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于是把他所写的史书《春秋》截止于此年。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主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显然“获麟”在这里并不是说作者身逢盛世，而实在是“时无明主”、“吾道穷矣”的代名词。在这篇严肃有余的作品中，采用“获麟”典并自比孔子，应该说作者对“圣代”即当局的政治成见是很深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先来一番“圣代复元古”之类的阿谀奉承呢？
　　由以上分析可见，如果把《大雅久不作》当作是李白的作品，存在着很多难于解释的问题。但是如果把它看作是唐玄宗的作品，一切会变得十分顺理成章。
　　一. “垂衣贵清真”是唐玄宗开元时代治国的基本方针：
　　唐玄宗即位后大力推行道教，令天下士庶家藏《道德经》一本，并亲自为《道德经》作注。他十分推崇“无为而治”，把“同归清静，共守玄默”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老子说：“圣人云：我无为而人自化，我无事而人自富，我好静而人自正，我无欲而人自朴。”唐玄宗在“我无事而人自富”句之后作了如下注释：

　　“上无赋敛，下不烦扰，耕田凿井，家给民足，故云‘而民自富’。”
　　　　　　　　　　──唐玄宗：《道德真经疏》

　　应该说，在他治下产生的开元盛世，与“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是分不开的。
　　二. 唐玄宗倡导的“崇雅黜浮”的文风，与《大雅久不作》极其相似：

　　“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叙》

　　这里阐述的文学思想，与《大雅久不作》何其相似！所谓“恶华好朴”、“去伪从真”、“翕然尊古”，岂不就是“复元古”、“贵清真”么？殷璠同样肯定了秦汉以来诗歌发展的成果，并认为到了开元年间，新兴的“声律”和古代的“风骨”已经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出现了“南风周雅，称阐今日”的诗坛盛世，这简直是《大雅久不作》的翻版。应当说，殷璠在这里阐述的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主上”即唐玄宗的文学思想。
　　宋代学者欧阳修在论述唐代文学的演变史时写道：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昂，……。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嚌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轢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新唐书》：“文艺列传·序”

　　“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郌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薰醲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为朴，谫伪以真。”
　　　　　　　　　　──《新唐书》：“韩愈等人列传·赞”

　　他认为唐代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高祖、太宗时代是继承了六朝遗风，到了玄宗时代，由于他本人“好经术”──推崇《诗》、《书》、《春秋》等古代经籍并大力倡导，才蔚成了文坛“厌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的风气，由此产生了“诸儒争自名家”的百花齐放的盛唐文苑。《大雅久不作》提出的文学纲领与玄宗的实践完全吻合。追根溯源，贞元、元和时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为朴，谫伪以真”，实际上是唐玄宗时代的文风的继续和发展，并从此影响了中国文坛一千多年，直到“五四”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应该说，盛唐之后的古文复兴，唐玄宗功不可没。
    三．从唐玄宗自己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大雅久不作》的影子：

　　“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献酬尊俎列，宾主位班陈。节变云初夏，时移气尚春。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晨。”
　　　　　　　　　　──唐玄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

    这首诗是开元十三年集贤书院落成时，玄宗与诸学士坐而论道的作品。其基本思想与《大雅久不作》颇有相似之处，“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晨”诸句，在《大雅久不作》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诠释。显然，唐玄宗与《大雅久不作》的作者在思想脉络上是相通的。
　　四. 只有皇帝用“获麟”典来比喻当代才比较妥当。犹如皇帝称自己为“孤”，为“寡人”一样，称自己的时代为“获麟”也是谦词。
　　五. 把《大雅久不作》看作是唐玄宗的作品，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全诗，会显得十分通顺：

　　象《诗经》那样的作品已经很久没有人写了，我们这些帝王施政的得失、国势的衰微、民间的疾苦有谁来陈说呢？自从《王风》被抛弃到草莽中之后，战国的列强们便走上了一条遍布荆榛的政治道路，弱肉强食的争斗直到暴虐的秦朝也未能平息。正统的诗歌微茫无闻，以《离骚》为代表的哀怨诗反映了时代之声。扬雄、司马相如激波冲浪，拓出了一代新文体，对文坛的影响十分深远。这股潮流在发展中虽然有不少变化，但其大方向却偏离了《诗经》的基本原则。曹魏建安以来的文学作品以绮丽见长，不足以垂范后世。我朝建国以来垂衣而治，提倡文学创作要恢复古道，返朴归真。一大批贤才应运而生，各显身手。他们的作品既有文采，又言之有物，二者相映生辉。今日的诗苑文坛象秋天的夜空一样星汉灿烂。我本人才疏学浅，拿不出什么好作品来，只是想收集整理当代人的作品，让他们的成果千秋永存。如果在诸位贤才中有幸出现象孔子那样的希世圣人的话，就请他把伟大的作品留在我这个并不算很圣明的时代吧！

　　从内容来看，这应是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统治的全盛之时，他写给集贤殿学士们的一首诗。诗中勉励他们要发扬《诗经》的传统，拿出好作品来流传后世。显然，这首诗曾经通过某种渠道传播并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叙》中已经透露出了这方面的信息，若干年之后，张祜的《华清宫和杜舍人》一诗中也出现了《大雅久不作》的影子。他在追述唐玄宗当年政治上的辉煌业绩时写道：

　　“五十年天子，离宫旧粉墙。登封时正泰，御宇日初长。上位先名实，中兴事宪章。举戎轻甲胄，余地取河湟。道帝玄元祖，儒封孔子王……”

　　这段诗所写的是唐玄宗一生的主要历史业绩，不但与《大雅久不作》中表现出的重文轻武、垂衣而治的思想暗合，而且在“中兴事宪章”与“宪章亦已沦”两句中，“宪章”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诗文创作应遵循的古道原旨。这不能说是偶尔的巧合，看来张祜是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
　　由此，我们还可以明白为什么《大雅久不作》成了李白诗集中的第一篇──显然，最初编辑《古风》的人是知道这首诗的来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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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十九】　关于《锦瑟》

　　写到这里，笔者不能不把话题转到李商隐最著名的“无题”诗──《锦瑟》上来。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千百年来，关于《锦瑟》的解释和推测可谓连篇累牍，纷歧繁复。当代学者初旭先生指出：

    “《锦瑟》是中国诗歌史上争论最大、解人最多的诗，从它问世二百一十年后北宋刘酚的《中山诗话》第一次论述开始，宋、明期间笺释和论述它的，就有二十五家之多；清初至‘五四’三百年间，对《锦瑟》笺解的，达到六十多家；在现代的唐诗研究中，《锦瑟》更成为热门。其内容众说不一，纷歧繁复，归纳起来，有‘恋情说’、‘咏瑟说’、‘悼亡说’、‘自伤说’、‘诗序说’、‘咏史说’、‘寄托令狐说’、‘听瑟曲说’、‘游历名区说’、‘难解说’……等十几种。一首诗竟然能生出如许之说，可谓诗史上的奇观。它已不限于《锦瑟》诗本身，而是结合李商隐的作品和身世以及唐代社会背景，涉及了文学、美学、史学等各个方面，已远远超过了一个诗人和一首作品的狭小范围。”
　　　　　　　　　　──《三李诗鉴赏辞典·<锦瑟>赏析》

　　今天，笔者想在这些纷纭的笺释中再添一条新的笺释：《锦瑟》是一首以李、杨马嵬后秘史为本事的咏叹诗。
　　理由之一：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暗喻夫妻相绝：

    “瑟本二十五弦，今曰五十弦，是一齐断却，一弦变为两弦故也。曰‘无端’者，出自不意也。‘一弦一柱思华年’，从比意说到人身上来。……引以悼其妻之亡。”
　　　　　　　　　　──【清】陆昆曾：《李义山诗解》

    今日丧妻曰“断弦”，续娶曰“续弦”，亦此意也。
    五十之数，与历史上的两个五十年暗合：
    １．李隆基自先天元年（公元７１２年）登基，至宝应元年（公元７６２年）去世，整整做了五十年天子（包括太上皇）。
    ２．首次向世人披露李、杨马嵬后秘史的《长恨歌》的创作年代──马嵬事件之后第五十年（公元７５６－８０６年）。
　　理由之二：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鹃”句，与李、杨马嵬后秘史直接相关：

　　“五十年天子，离宫旧粉墙。登封时正泰，御宇日初长。上位先名实，中兴事宪章。举戎轻甲胄，余地取河湟。道帝玄元祖，儒封孔子王。因缘百司署，藂会一人汤。渭水波摇绿，秦山草半黄。马头开夜照，鹰眼利星芒。下箭朱弓满，鸣鞭皓腕攘。畋思获吕望，谏祗避周昌。兔迹贪前逐，枭心早不防。几添鹦鹉劝，频（一作先）赐荔枝尝。月锁千门静，天高（一作吹）一笛凉。细音摇翠（一作羽）佩，轻步宛霓裳。祸乱根潜结，升平意遽忘。衣冠逃犬虏，鼙鼓动渔阳。外戚心殊迫，中途事可量。血埋妃子貌，刃断禄儿肠。近侍烟尘隔，前踪辇路荒。益知迷宠佞，惟恨丧忠良。北阙尊明主，南宫逊上皇。禁清余凤吹，池冷映龙光。祝寿山犹在，流年水共伤。杜鹃魂厌蜀，蝴蝶梦悲庄。雀卵遗雕拱，虫丝骨画梁。紫苔侵壁润，红树闭门芳。守吏齐鸳瓦，耕民得翠璫。欢康（一作登年）昔时乐，讲武旧兵场。莫草深岩霭，幽花坠径香。不堪垂白叟，行折御沟杨。”
　　　　　──【唐】张祜：《华清宫和杜舍人》

　　张祜的这首诗是以玄宗一生的事迹为本事的，可谓是字字有据。值得注意的是，在写玄宗自蜀返京之后的生活时，出现了“杜鹃魂厌蜀，蝴蝶梦悲庄”的句子，与《锦瑟》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鹃”如出一辙，显然，张祜的这种写法是有来历的。关于“杜鹃魂厌蜀”，与《蜀道难》中出现的“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一样，都是写望帝失德去国之恨，而这正是玄宗自蜀返京后的心理状态。“蝴蝶”典出自《庄子》：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欤，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欤？胡蝶之梦为周欤？”
　　　　　──《庄子·齐物篇》

　　这个故事感叹人生如梦，世事无常，故为历代哲学家、文学家乃至政治家们广泛引用。对于唐玄宗、杨贵妃来说，晚年失志时出现“庄生晓梦迷蝴蝶”的迷惘是很自然的。李白集中的《古风之九》：“庄周梦胡蝶，胡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还有一段无头无尾，来历不明的残句：“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颇令人怀疑它们是唐玄宗或杨贵妃的作品。
  　理由之三：
　　“沧海月明珠有泪”与杨贵妃出亡日本的历史暗合，且有李、杨大量的抒情诗篇为证。

　　“烟深水阔，音信无由达。惟有碧天云外月，偏照悬悬离别。”
　　　　　──李白（玄宗）：《清平乐·烟深水阔》

　　“鸾衾凤褥，夜夜常孤宿。更有银台红蜡烛，学妾珠泪相续。”
　　　　　──李白（太真）：《清平乐·鸾衾凤褥》

    “泣与亲友别，欲语再三咽。世路多险艰，白日欺红颜。……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时还。”
　　　　　──李白（太真）：《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

　　“凉风度秋海，吹我乡思飞。连天去无际，流水何日归。目极浮云色，心断明月晖。芳草歇柔艳，白露催寒衣。梦长银汉路，觉罢天星稀。含悲想旧国，泣下谁能挥。”
　　　　　──李白（太真）：《秋夕旅怀》

　　理由之四：
　　“蓝田日暖玉生烟”可以解析出两层意思。
    一．借传说中的吴女紫玉以喻杨贵妃：

    “（《搜神记》）《吴女紫玉传》：王梳妆，忽见玉，惊谔悲喜，问曰：‘尔缘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玉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以远还，闻玉已死，故斋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清】程梦星：《李义山诗集笺注》

    紫玉死而复生以见大王，又化烟而去，与杨贵妃马嵬之后的经历极其相似。
    二．借“蓝田玉烟”以喻李、杨遗诗及自己《无题》诗内容的缥缈朦胧：

    “戴容州叔伦谓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唐】司空图：《与极浦谈诗书》

    李商隐比戴叔伦晚几十年，他是应当知道这一著名的诗论的，显然他的立意亦在“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李、杨遗诗的艺术成就高踞唐诗之巅，却不得以真名发表，混迹于他人的作品之中，困惑了读者一千多年；李商隐本人虽然了解李、杨马嵬后的秘史，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向世人披露，他以此为“本事”而创作的《无题》诗，精则精矣，美则美矣，但不知内情的人是永远也读不懂的。借“蓝田玉烟”来比喻这两组诗，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理由之五：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预言了李、杨马嵬后的历史湮灭无闻的命运。
　　这里的“当时”究竟是指何时？笔者认为应是指后人“追忆”此事的时侯。前已论及，由于肃、代两届皇帝对外严厉地封锁西苑宫变的内幕，且此事关系到皇家的声誉，政治责任重大，故终唐之世，无人敢越雷池半步。按此下去，李、杨马嵬后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湮灭在时间的大海里。尽管它是那样的凄楚缠绵，惊天地而泣鬼神，值得人们永远去追忆，但是到了后人谈论天宝遗事的时侯，他们对这段秘史可能已是惘然无知，无从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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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李商隐把《锦瑟》置于开卷第一篇的良苦用心：李商隐作了大量的以李、杨马嵬后历史为题材的《无题》诗，他为此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这些诗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但是他始终未能畅所欲言，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悬念。可以说，《锦瑟》是对李、杨爱情秘史的一个绝好浓缩与总评，李商隐也是以此向莫名其妙的读者们作了最后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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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帆沉诗海
.              一　“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
　　《全唐诗》第一函第二册中，有明皇帝诗一卷，另外在《全唐诗逸》、《全唐诗补遗》中尚散有数篇（详见本书附录五：《全唐诗》中唐玄宗的作品）。细读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在天宝之前、或者说是在他与杨贵妃结合之前所作。但是从历史记载看来，天宝时代正是他文艺创作的鼎盛时期。马嵬事变之后，太上皇虽然在政治上失势了，但是从各种迹象看来，他在文艺创作上并没有辍笔。那么，他的后期作品到哪儿去了呢？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后期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深藏于李白的作品之中。
    下面，笔者想对这一历史谜案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作一番探讨。
　　任何人都希望凝结着自己心血的作品能够流传千古，唐玄宗也莫能例外。作为太上皇，他应当有能力按正常的渠道发表自己的作品，并可望能够可靠地流传后世，对于前期的作品，他确实是这样做了，但是在处理后期他和杨贵妃的作品时却不能不踌躇再三，这是因为：
　　一．是他，在晚年沉溺于声色狗马之间，荒废政事，轻信奸佞，养虎为患，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把国家和人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无论是当时朝野上下的舆论，还是将来他留在历史上的后半生的形象，都只能是一个万夫所指的千古罪人。而他后期的作品，正是当年信任奸佞、沉溺声色的真实写照。发表这些作品，显然只会使他那已经受到严重损害的形象蒙受更多的羞辱。这一点，他理应是很清楚的；
　　二．西苑宫变后，他本人没有直接受审，而高力士等人在被隔离审讯之后随即流放，连“亲辞圣颜”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唐玄宗并不清楚朝廷究竟掌握了多少他与杨贵妃秘密交往的确切情报。发表马嵬之后的作品，无疑将把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些曾经参与掩护贵妃的人，有可能因此而被进一步追究责任。对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漠然置之的。这可是自己晚年最后一批忠臣挚友的生命线啊！
　　三．襄阳叛乱，是他另一个难以向世人说清楚的问题。发表马嵬之后的作品，无疑将把西苑宫变的内幕公布于世，朝廷会同意吗？对于自己的一些近乎荒唐的行为，世人能理解吗？
　　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唐玄宗不顾一切地要发表马嵬之后的作品，唐肃宗、李辅国当权集团也不会同意。为了稳定政局、保全皇室的面子，他们已经蒙受了很大的委屈，并决定永远封存西苑宫变这段历史。他们是不会容许太上皇来干扰这个既定政策的。
　　于是，要使自己后期的作品得以传世，唐玄宗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藏诸名山，传诸后人；
　　二．用化名发表。
　　上述第一条说来简单，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把作品藏到哪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藏东西可不象老百姓那么容易。将来传给谁？给朝廷史官吗？玄宗未必想让他们再多一些摇唇鼓舌的本钱。另外，通过安史之乱中朝廷档案被大批毁灭的事实，他或许已经认识到，官方存贮资料可能还不如某些稳定的民间团体更可靠一些。
　　用化名发表，是解决眼前作品在宫廷和社会上流传的唯一办法。但是，是自起炉灶，还是寄生在他人的名下好呢？自起化名，不用担心别人沾光，却容易引起文艺界的怀疑。另外，一个素不为世人所知的新人的作品，其散佚的机率也是很高的。
　　笔者以为，玄宗若欲以化名发表其作品，“太白”应是他的理想选择。这是因为：
　　一．李白诗文名满天下，其流传后世是不成问题的；
　　二．李白热衷于古体诗和乐府的创作，在社会和宫中有一定的影响，且与玄宗、杨妃作品的形式相通，当时人说李白“新诗传于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正是这种相互沟通的反映；
　　三．李白云游四海，创作极为丰富，杜甫称其“斗酒诗百篇”，且广泛流传于社会各个阶层。但他又才高气傲，以经天纬地为己任，不屑于雕虫小技。他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写道：
　　“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他把誉满四海的文名竟称作是“儿戏”。正是因为他对文学创作持这种态度，故作品散佚极多，待到晚年编辑时，已是“十丧其九”，且“皆得之他人”。倘若有人冒充他的名义发表作品，一般不易被世人发觉；
　　四．李白活动于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西、长安一带，并曾介入宫廷生活，与玄宗、杨妃的足迹多有重合；
　　五．在玄宗晚年，李白由于永王膦案的牵连，早已在长安的文坛上销声匿迹，世人多不知其去向，甚至连其好友杜甫也曾认为他已不在人世。把作品挂在他的名下，不会有人来找麻烦；
　　六．“皇”字去“王”即为“白”，所谓“太白”，实际上是“太真”和“上皇”的合璧。它还道出了玄宗晚年的真实境遇，隐含了他无言的愤怒与抗议。
　　以上诸条，应是玄宗或梨园弟子们决定把他和杨贵妃的作品, 在删除了部分敏感的内容之后，以“太白”为化名发表的基本原因。从此世界上便出现了两类太白的作品集：一类是社会上公开流行的真品，而另一类是在艺人圈中半公开流行的伪作，它们实际上是玄宗和杨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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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此节内容回复悟之山房先生，望悟之先生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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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霖铃夜却归秦，犹见（一作是）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
　　　　     ──【唐】张祜：《雨霖铃》
　　张祜的这首诗引起后世的不少争议。从字面上看来，玄宗的《雨霖铃》曲牌似乎是在自蜀返京的归途上所作，但是与张祜大致同时的郑处诲所作《明皇杂录》却说是作于入蜀途中：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子弟善吹觱篥者，张野狐为第一。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车驾复幸华清宫，上于望京楼中命野狐奏《雨霖铃》曲。未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感动，与之嘘唏。其曲今传于法部。”
　　关于此案，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中指出：
　　“玄宗由蜀返长安，其行程全在冬季，与制曲本事之气候情状不相符应。故乐天取此事属之赴蜀途中者，实较合史实。”
　　今天看来，对张祜的《雨霖铃》诗，实有重新评析的必要。
　　“雨霖铃夜却归秦，犹见张徽一曲新。”
　　关键在于词组“雨霖铃夜”，旧说都是把它看作状语，用于形容“归”字。其实这未必是作者的本意。倘若把“雨霖铃夜”看作是名词词组并在此句中作为主语，则此句可解释为：当年蜀道雨霖铃之夜的凄凉场景，随着张野狐《雨霖铃》乐曲的演奏而再現于秦廷。
　　“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
　　此句颇令人费解。上面已经证明，《雨霖铃》曲的传授地点是在成都而不是长安。再说，上皇向艺人传授词曲，何以要选在深宫内苑夜半无人之时？既然如此，为何又公开演奏并“传于法部”呢？
　　显然，张野狐的本意并不在此，他是想向世人透露某种信息，那就是：上皇曾趁某次“月明南内更无人”之机，“和泪”把一些东西秘密地传给了他。今天看来，这些东西极有可能就是有关玄宗与贵妃马嵬后秘史的原始资料，以及他们的后期作品。这些资料，应是后来梨园弟子们撰写《玄宗内传》的主要依据。
　　可能在玄宗逝世的前后，他与杨妃的一些作品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等等，就已经被梨园弟子们在删改了某些敏感内容之后，冠以太白的名头播唱于宫廷内外了。宋人魏泰在曾布家里见到的《古风集》（一作《古集》），或许就是此类作品的集子。而《玄宗内传》则应是成书于玄宗逝世之后不久。
　　现在再来看沉香亭诗案，其来龙去脉已渐趋清楚。那就是：当《宫中行乐词》、《清平调》等词曲以太白的名义在社会上传播时，因为其中采用了“飞燕”典故而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和非议。或许是梨园弟子们想把水搅混而有意杜撰，或许是出于好事文人的捕风捉影、敷衍附会，但是笔者总认为此事出自梨园弟子之手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骨头

不知道完了没？！
要是没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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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whs在 2007/12/25 14:41 第 1 次编辑]

二　“《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世人总不知”
　　“月明沧海珠有泪，日暖兰田玉生烟。”唐玄宗与杨贵妃马嵬后的这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和他们天才的诗歌作品，激励着一代梨园弟子们，他们要把这一感人的故事传至地久天长。但是，事件本身却又由于政治上的种种原因而不容公诸于世。如何解决传播与保密之间的矛盾呢？梨园领袖们在探索着。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可能已经认识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于是开始在社会上物色“出世之才”。
　　唐德宗解散宫中教坊，梨园界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组织危机。此项工作便迅速地由计划转入实施阶段。在经过一番探索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了当时的诗坛新星白居易，于是出现了陈鸿在《丽本传》结尾中描写的那一幕：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居易尉于盩厔，予与琅琊王质夫家仙游谷。因暇日携手入山。质夫于道中语及是。白乐天，深于思者也，有出世之才，以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为《长恨词》以歌之，使鸿传焉。世所隐者，鸿非史官，不知，所知者有《玄宗内传》今在。予所据，王质夫说之尔。”
　　今天已经知道，王质夫向陈鸿、白居易提供的资料不但有《玄宗内传》，而且有玄宗与太真的遗作。他俩人据此创作了流传千古的《长恨歌》和《长恨传》。
　　陈鸿、白居易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文学与史学天才，大刀阔斧地砍去了马嵬事变后杨妃流落荆襄民间的经历，以及襄阳叛乱与西苑宫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只留下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条爱情主线，巧妙地把玄宗与太真的诗文编织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几乎达到了出神入化、浑然天成的地步。同时，把整个故事包上了一层厚厚的神话迷雾。读者步入其中，但觉锦团花簇，目不暇接，峰回路转，流连忘返，精神为之感动，心灵为之震撼，却无法分辨其是记实还是游仙。这正是《长恨歌》和《长恨传》的成功与伟大之处。
　　但是，由于作品所写的是本朝皇帝的故事，两位作者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春冰，如入虎穴，时时处处要为自己留好退路。
　　“《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世人总不知！”从李商隐的这两句诗中可以解析出三层内涵：
　　１．《玄宗内传》的内容目前对外是严格保密的；
　　２．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玄宗内传》仍将对外保密；
　　３．只要《玄宗内传》存在于世，就同时存在着泄密的可能。从长远观点来看，《玄宗内传》终归要公诸于天下。
　　可以说，陈鸿、白居易、李商隐关于李、杨马嵬后秘史的种种作品，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创作出来的。
　　对于陈鸿、白居易来说，还有另一层顾虑。在元和元年的时候，陈鸿尚未步入仕途，白居易也只是个小小的县尉。在他们看来，《玄宗内传》虽然尚不为世人所知，但是这段历史朝廷史官们想必是知道的（世所隐者，鸿非史官，不知。所知者，有《玄宗内传》今在）。这就更使他们必须谨慎从事，宁愿露出若干破绽，也不愿偏离原始材料太远。同时，声称拥有的只是道听途说的第二手资料（予所据，王质夫说之尔）。既不对《玄宗内传》的真实性负责，又排除了从他们这里泄密的可能。
　　今天在《歌》、《丽本传》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作者为了使作品在将来能够与《玄宗内传》相兼容而预留的一些接口。
                         （解析部分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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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长恨歌》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熟诵于赤县神州及鸡林海外“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白居易也由此名扬天下。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它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长恨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的合作是成功的，但是此后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却颇有些微妙之处。在现存的白居易文集中，与王质夫相关的作品不下十余篇，却再也没有出现陈鸿的名字。但是并不能据此说陈、白在联手创作了《长恨歌、传》之后，再也没有继续交往，因为作于元和五年的《早朝贺雪寄陈山人》一诗显然是寄给陈鸿的：
　　“长安盈尺雪，早朝贺君喜。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待漏午门外，候对三殿里。须鬓冻生冰，衣裳冷如水。忽思仙游谷，暗谢陈居士。暖复褐裘眠，日高应未起。”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
　　──直到元和五年冬天，陈鸿仍住在仙游谷，与王质夫为邻；
　　──当时他与白居易的交情甚笃，推心置腹，无话不谈。
　　元和六年之后，陈鸿结束了闭门著书的生活，开始进入官场，历任议郎、太常博士、尚书主客郎中等职，与白居易同朝共事，官职地位亦相仿。两人间的交往应该更方便一些才是。下面两首诗所反映的可能正是这种情况：
　　“黄鸟啼欲歇，青梅结半成。坐怜春物尽，起入东园行。携觞懒独酌，忽闻叩门声。闲人犹喜至，何况是陈兄。从容尽日语，稠垒长年情。勿轻一杯酒，可以话平生。”
　　　　　　　──《喜陈兄至》　（元和十年作于长安）
　　“晓垂朱绶带，晚著白纶巾。出去为朝客，归来是野人。两餐聊过日，一榻足容身。此外皆闲事，时时访老陈。”
　　　　　　　──《访陈二》　（长庆二年作于长安）
　　按理说，白居易与陈鸿之间书柬唱酬的频度应不在与王质夫之下，但是在《白氏文集》中却看不到这方面的实证。这个强烈的反差意味着什麽呢？
　　笔者认为，这说明陈鸿与白居易的友谊是以嫌隙而告终的，白居易不愿把他与陈的交往事迹留传后世，故在编集时对与此有关的作品做了相当彻底的删削。上面所引的几首诗看来不过是一些漏网之鱼，因为诗中未直接出现陈鸿的名字，也没有某些可能令白氏精神过敏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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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第二章所提出的一桩公案上来：《白本传》的作者究竟是谁？他为什麽敢于公开玄宗霸占儿媳妇这段绯闻？他为什麽要如此大规模地修改《长恨传》？他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掩盖李、杨马嵬后的这段历史呢？
　　笔者认为，《白本传》的作者只能是白居易，这是因为：
　　──他是本案的直接受益者；
　　──他有作案的倾向与动机；
　　──他有修改自己早期作品的前科；
　　──他有作案的时间；
　　──他有作案的能力；
　　──他有于作案后掩盖案情的手段。
　　下面就以上诸点作一综合论述。
　　尽管《长恨歌》给白居易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却越来越成为作者的一个政治包袱。这涉及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关于对“元和体”诗歌的评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