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杨贵妃马嵬坡生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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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和体”诗歌的由来，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写道：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这里给出了“元和体”的起始年代──他与乐天同任校书郎、翰林学士的贞元末年至元和年间，在此期间，元稹作了《莺莺传》，白居易作了《长恨歌》。两人从此而名噪文坛，同被世人誉之为“才子”。此后因仕途失意，两人天各一方，互相寄赠了大量的“百韵律诗及杂体诗”──即后来的“元和体”诗。这些作品“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既有千言以上的巨篇，也有寥寥数语的小品。“诗到元和体变新”，但是其内容又往往以描写达官显宦、公子哥们放荡游冶、眠花宿柳、“钗横鬓乱”的生活为能事，甚至赤裸裸地描写性生活（如元稹的《会真诗三十韵》）。这些作品流入社会后，以其浅俗的语言，淫靡的内容，迎合了社会上一些人，特别是京城阔少们的心理，助长了当时“侈于游宴”的风气。“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二十年之内已遍布天下。至于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等政治讽喻诗，并不属于“元和体”的范畴，此时反而不为世人所知了。
　　正因如此，元稹、白居易都曾饱受当时舆论的责难：
　　“元和之后，……诗章则学骄傲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李肇：《国史补》
　　“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司文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尝以为雕虫小事，不足以自明。”
　　　　　　　──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
　　“（李戡）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被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声亵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文宗欲置诗学士，李玨奏曰：‘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蛎章绘句，聱皮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如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玷黯王化，实非小事。’”
　　　　　　　──【宋】王谠：《唐语林》
　　由以上所引历史资料可知，“元和体”诗歌到后来遭到了朝野上下“庄士雅人”的一致反对，指责其内容为“淫声亵语”，称其作者为“轻薄之徒”。“文宗欲置诗学士”一事，更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白居易所承受的巨大政治压力：李玨竟然在朝堂之上，把“元和体”诗作为“玷黯王化”的成例信手拈来，以规劝皇帝不要重蹈复辙。而在唐文宗开成年间，元稹已经去世多年，当人们攻击“元和体”诗时，白居易成了坐在被告席上的首席代表。在唐文宗在位的十余年里，白居易虽然与当朝宰相杨嗣覆的私交甚好，却一直在洛阳赋闲，得不到朝廷的重用。笔者认为，这应是与当时朝野谴责“元和体”诗歌的舆论有相当的关系。
　　弄清了这段历史，再来反观《长恨歌》，其所描写的，正是唐玄宗晚年的淫靡生活，甚至出现了诸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的色情描写，而作者的原始立意并不是基于揭露与讽刺，所以人们普遍把《长恨歌》看作是“元和体”的早期作品。从白居易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早年他颇为《长恨歌》的成功而自豪，但是到了晚年，却绝口不提《长恨歌》（虽然此期间他还对《长恨歌》做了一些修改工作），甚至在自传中不愿意提及当年与元稹之间的交往（见《醉吟先生传》）。显然，此时《长恨歌》、“元和体”已经成了阻碍白氏晋身仕途的政治包袱。

枫叶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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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长恨歌》是白居易的政治包袱，还有另一层原因。
　　无论是《长恨歌》还是《丽本传》，都是从正面歌颂了玄宗与太真生死不渝的爱情，对两位主人公特别是杨贵妃寄以深切的同情。作者一直把《长恨歌》列入“感伤”诗类，白氏对“感伤”诗的定义是：“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与“讽喻诗”的定义：“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相去甚远。如果说《歌》、《传》中有些讽喻成分的话，那也是针对唐玄宗的：
　　《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丽本传》：
　　“天子在位岁久，倦乎旰食，始委国政于右丞相。端拱深居，储思国色。”
　　“呜乎！蕙心纨质，天王之爱，不得已而死于尺组之下。叔向母云：‘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嘻！女德，无极者也。死生，大别者也。故圣人节其欲，制其情，防人之乱者也。生感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
　　“白乐天……以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为《长恨词》以歌之。使鸿传焉。”
　　以上议论，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因为自从马嵬事变之后，杨妃一直被作为安史之乱的祸根和唐玄宗的替罪羊而受到世人的谴责，同情杨妃，责备玄宗，实在是自陈、白始。须知千百年来，“天皇圣明兮臣罪当诛”是君臣关系的主旋律。指摘皇帝已是有罪，何况所指摘的又是私生活呢！当时的陈、白二人，确实有一些“聋子不怕雷”、“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
　　再说，西苑宫变的内幕，一直是唐皇室的头号秘密，唐肃宗等人为了保密而不惜蒙受巨大的名誉损失。但是在《长恨歌》、《丽本传》中却出现了泄密的苗头，倘若因此失密而造成政治后果，陈、白二人能担得起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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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和二年，即《长恨歌》创作后的第二年，白居易回京，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授左拾遗。此后他抱着忠君爱国的满腔热忱“屡陈时政”，多被当局者采纳。一时间春风得意，前程似锦。讽谏系列诗“秦中吟”、“新乐府”的创作便是从此时开始。他对杨贵妃的写法亦开始发生变化：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胡旋女》
　　“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李夫人》
　　这里说杨贵妃的结局是被“死弃马嵬”、“妍姿艳质化为土”，对杨贵妃的评价是“尤物惑人”。这已经与正统相吻合，但是与当年的《歌》、《传》的主旨却相去甚远。
　　元和十年白居易谪任江州司马，同年，自编诗集十五卷。他在与元稹的通信中写道：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世间富贵应无份，身后文章合有名。”
　　　　──《戏赠元九》
　　“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与元九书》
　　他虽然把《长恨歌》列为压卷之作，却又为其存在着许多遗憾之处，且未能象“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喻诗那样于时政有补而尽量夹紧尾巴。尽管如此，仍然不能避免同时代人对他们的攻击。
　　在这方面，宋人的两则评论或许更能切中白氏之心病：
　　“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不忘箴讽，为优也。”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长恨歌》虽播于乐府，人人称诵，然其实乃乐天少作，虽欲悔而不可追者也。其叙杨妃进见专宠行乐事，皆秽亵之语。首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后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云：‘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此固无礼之甚。‘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此下云云，殆可掩耳也……”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
　　“海内声华并在身，箧中文字绝无伦。”白居易在晚年，是颇以“一代名臣”、“文章宗师”自诩的。他一再自编文集，并藏诸名寺，传诸嫡亲，力图把自己的名声诗文流传后世。但是在封建卫道士们看来，《长恨歌》显然不是那种可以垂范百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作品。所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曾为作者赢得巨大声誉的《长恨歌》，反而成了他猎取千古功名的一个政治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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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略去）。。。。。。。。。。。。
白居易有修改自己旧作的习惯，他在《诗解》中写道：
　　“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名声。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
　　话说得很轻松，但实际上却为删改旧作，以树立自己一贯正确形象的做法开了方便之门。
　　但是，鉴于《长恨歌》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将其从文集中删除，或对其主体内容作大幅度的修改，显然是不明智的，说不定会弄巧成拙。真要想改善《长恨歌》的形象，从修改《长恨传》着手倒是个好主意，因为《传》的影响面比《歌》要小得多。而且，借别人之口为《歌》排解，比自作广告“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效果显然也要更好一些。但是，《传》是陈鸿的作品，他能完全按照白氏的意图去修改自己的作品吗？
　　看来，这应是陈、白的友谊未能始终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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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白居易晚年收藏自己作品的时间表：
　　──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８３５年），自编《白氏文集》六十卷，收诗文二千九百六十四篇，藏于庐山东林寺；
　　──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８３６年），编成《白氏文集》六十五卷，收诗文三千二百五十五篇，藏于东都（洛阳）圣善寺；
　　──唐文宗开成四年（公元８３９年），编成《白氏文集》六十七卷，收诗文三千四百八十七篇，藏于苏州南禅院；
　　──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８４０年），编成《洛中集》十卷，收诗八百篇，藏于洛阳龙门香山寺；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８４２年），编成《白氏文集》七十卷，收诗文三千七百二十首，藏于庐山东林寺；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８４５年），编成《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收诗文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分别藏于庐山东林寺、东都圣善寺、苏州南禅院、侄儿龟郎家、外孙谈阁童家。作者同时在《后记》中声明：“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
　　会昌六年（公元８４６年）三月，唐武宗逝世。宣宗李忱登基。
　　同年八月，白居易逝世。
　　笔者认为，白氏修改《长恨传》的合理时间，应是在会昌二年或会昌五年增订《白氏文集》的时侯。这是因为：
　　１．陈鸿此时已经去世，无人再来争执《长恨传》的著作权和修改权。从各种迹象来看，陈鸿的年龄应长于白居易，而白氏在会昌二年时已是七十一岁高龄。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白居易诗云：“七十人难到，过三更较稀”。在唐代，寿命超过七十岁的人毕竟是很少的；
　　２．文宗杨贤妃案刚刚结束（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和附录六），“女色祸国”论嚣尘四起，对玄宗杨贵妃的攻击，无疑会得到朝廷的纵容甚至嘉许；
　　３．通过多年参与朝廷机要的经历，已经发现官方并不了解杨妃马嵬后的历史和《玄宗内传》的存在。
　　考虑到《白氏文集》七十卷本今天在日本国有传本，且未见到日本国方面有人提及它所载的《长恨传》与中国的《白本传》内容有什麽差异，故我们还可以把白氏修改《长恨传》的时间，进一步定位于会昌二年编辑《白氏文集》七十卷本的时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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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丽本传》与《白本传》加以对比，我们会发现白居易是该次文本变更的直接受益者：
　　１．在《丽本传》中，《歌》、《传》是同时产生的，各有其独立性，《玄宗内传》是共同的祖本。而在《白本传》中却是先有《歌》而后生《传》，《传》为《歌》生，把《传》降到了《歌》的从属地位。
　　《丽本传》的结尾是：

　　“白乐天，深于思者也，有出世之才，以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为《长恨词》以歌之，使鸿传焉。世所隐者，鸿非史官，不知，所知者有《玄宗内传》今在。予所据，王质夫说之尔。”

　　而《白本传》是：

　　“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宜乎陈寅恪先生据此认为：“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
　　２．《白本传》删除了《丽本传》对玄宗的种种责备，消除了它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些薄弱环节。然后在《歌》、《传》合一的基础上，借陈鸿之口明确指出《长恨歌》的创作宗旨是“惩尤物，窒乱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歌》在政治性、思想性上的“不足”之处，使其由“元和体”向“讽喻诗”方向转化。
　　３．为了给“惩尤物，窒乱阶”提供依据，作者重病下猛药，掀出了玄宗“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这段隐私，这个做法显然迎合了当朝皇帝唐武宗的口味。即使将来文坛史界对此有异议也不要紧，反正有陈鸿替他顶缸。
　　４．《白本传》消除了《丽本传》中杨妃未死于马嵬的蛛丝马迹，隐去了《玄宗内传》这个有可能导致泄密的根源。这或许并非白居易的个人意见，但封存马嵬后的这段秘史，无疑是白居易的心愿。因为设若一旦公开，不但白居易要冒政治风险，而且当读者们了解了《歌》、《传》与《玄宗内传》及李、杨作品之间的关系之后，《长恨歌》的魅力将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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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转入另一个议题：白居易对《长恨传》作了这样重大的修改，何以竟不为当时及以后的世人所知呢？
　　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白氏所处的地位十分有利，而其作案方法又极其隐蔽巧妙所致。
　　不言而喻，《歌》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比《传》要高得多，传播的范围也比《传》要广得多。《传》是依附于《歌》而传世的，所谓“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白氏通过自编文集的方法，建立了自己作品的权威版本，这意味着同时也建立了《长恨传》的权威版本。“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今天看来，这句话绝不是泛泛而论，而是含有一番深意并确有所指的。
　　白氏在会昌二年编定七十卷本的时候，他的《文集》已有三个收藏点：
　　──庐山东林寺六十卷本；
　　──东都圣善寺六十五卷本；
　　──苏州南禅院六十七卷本。
　　对于白氏来说，一切都是极为简单的，只要在向此三处增添新文稿的时侯，抽掉原来集中的《长恨传》并夹入修改稿即可。虽然这个修改本一时并不能取代已在社会上流行的原版本，甚至并不为当时的世人所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改本必然会扩散并最终占领全部市场。
　　查《白本传》为1381字，比《丽本传》的1240字数多了11.4％。这个增加的幅度并不算大，完全可以利用《丽本传》原来在集中所占的空间抄完。可以想见，这是作者为了不打乱原来藏本的编次而刻意为之。
　　有一个情况对上述的种种推论提供了间接的支持：《白氏文集》中大和九年、开成元年、开成四年、开成五年、会昌五年的几次编集都有《记》或《序》，唯独会昌二年的编集没有序言。可是白氏在《白氏长庆集后序》中却说是“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之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显然这篇序言在白氏逝世前后被删除了，有人想隐去七十卷本的曾经存在。但是由于在开成四年的六十七卷本与会昌五年的七十五卷本之间，存在着一个七十卷本的跨越，故在白氏的其它作品中，仍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与此事相关的作品有：
　　──作于开成四年的《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
　　──作于会昌二年的《送后集往庐山东林寺兼寄云皋上人》；
　　──作于会昌二年的《题文集柜》；
　　──作于会昌五年的《白氏长庆集后序》；
　　──逝世之后面世的《醉吟先生墓志铭》。
　　（上述作品见于本书附件之十五：《关于白氏曾编辑<白氏文集>七十卷本的证据》）
　　后人只是通过对上述一系列作品的内容加以分析比较之后，才发现了白氏在会昌二年的上半年曾有过一次编集活动。此集为七十卷本，收诗文三千七百二十篇，在庐山东林寺有藏本。今天我们有理由认为，白氏或其家人是有意地不向世人宣扬这次编集工作，他们是在回避作案的第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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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至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会昌六年八月，白氏的突然逝世，与上述的《长恨传》修改案有着相当的关系。
　　请看下面历史事件的时间表：
　　──开成四年（公元８３９年），白居易在太子少傅任上。十月，得风痹之疾，岁暮，犹患足疾；
　　──开成五年（公元８４０年），唐文宗病危，宦官矫诏立颖王为皇太弟，杀杨贤妃、太子、安王而后即位，是为武宗。杨贤妃的侄儿杨嗣覆罢相外放，既而赐死，经宰相李德裕等人营救免死，贬为潮州刺史，再贬为潮州司马；
　　──会昌元年（公元８４１年），白居易罢少傅官，停发俸禄；
　　──会昌二年（公元８４２年），《白氏文集》七十卷编成。唐武宗慕白居易名，欲征用，宰相李德裕素恶之，言其衰病不任朝谒，荐白敏中（白居易的堂兄弟），九月，召为翰林学士，兵部员外郎，知制诰。秋后，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职正式退休，给半俸。女儿阿罗因丈夫去世而归来；
　　──会昌三年（公元８４３年），作诗称颂官军大破回鹘事。看来虽然李德裕很厌恶白居易，但是白对李执政以来所取得的文治武功，还是心悦诚服的；
　　──会昌四年（公元８４４年），在洛阳，春，屡出游。约在此年作《得潮州杨相公继之书并诗，以此寄之》，诗中有“凤池隔绝三千里，蜗舍沉冥十五春”句，自注：“凤池，属杨相也，蜗舍，自谓也。”提及杨嗣覆在执政期间未能援手起用自己之事，怨薄之情，隐然可见。白敏中拜中书舍人，既而迁户部侍郎；
　　──会昌五年（公元８４５年），三月，于洛阳作“九老会”，并为“九老图”题诗。五月，《白氏文集》七十五卷编成；
　　──会昌六年（公元８４５年），正月，作《六年立春日人日作》，诗曰：

　　“二月立春人七日，盘蔬饼饵逐时新。年方吉、郑犹为少，家比刘、韩未是贫。乡园节岁应堪重，亲故欢游莫厌频。试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见洛阳春。”
　　自注：“循、潮、封三郡逐客，皆洛下旧游也。”

　　“循”指牛僧孺，会昌四年贬为循州长史，“潮”指杨嗣覆，会昌元年贬为潮州司马，“封”指李宗闵，会昌四年长流封州，三人皆曾位至宰相。此诗讽刺三人汲汲于名利之争，不能急流勇退以至于远流边陲，不如自己清心寡欲，超然物外，可以在洛阳安度晚年。沾沾自得与嘲讽之情，溢于言表。
　　同年内的作品还有《自咏老身示诸家属》、《咏身》等作品。从这些作品看来，白氏虽患风疾，行动不便，但神智清楚，饮食正常，至少在春季还能接待宾客，吟诗写字；
　　──三月，唐武宗病危，宦官立光王为皇太叔，既而即位，是为宣宗；
　　──四月，李德裕罢相，贬为荆南节度使，渐逐其党。白居易的《禽虫十二章》，其第十一云：

　　“一鼠得仙生羽翼，众鼠相看有羡色。岂知飞上未半空，已作乌鸢口中食！”

　　从其比兴的内容来看，很可能是为此而发。则白氏在当年四月之后尚有诗作；
　　──五月，白敏中出任宰相；
　　──八月，武宗时所贬的五位宰相：牛僧孺、杨嗣覆、李  王玉  、李宗闵、崔珙，同日北迁。其中杨嗣覆由潮州（今福建潮州）刺史改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以吏部尚书见召，在赴京途中病死于岳州（今湖南岳阳）。
　　显然，关于杨嗣覆任职的两个诏令，其颁布相隔的时间极短，大约同在八月份之内。因为获赦北还对于杨嗣覆来说，无疑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一旦接到诏命，他必然归心似箭。而无论是从潮州到江州，还是从江州到长安，都没有必要绕道岳阳。他显然是在接到江州刺史的任命后于即将起程之际，又接到了回京任吏部尚书的圣旨，于是沿着“韶关──衡阳──岳阳”的路径回京的。倘若第二道任命稍有延迟，他便要踏上去江州的路线，而不会跑到岳州去寿终正寝了。
　　──同年八月，白居易逝世于洛阳，享年七十五岁。
　　笔者认为，杨嗣覆平反与白居易逝世同发生于八月，这看来并不是巧合。因为杨嗣覆在朝中的威望和资历远在白敏中之上，此次平反回京，意味着他有可能复出执政并为杨贤妃翻案。《长恨传》的修改本墨迹尚新，朝政竟发生了如此剧变，完全是白氏始料所未及。多年来，白氏一直以“君子无党”自立于世，对朝廷中激烈的派系斗争采取了超然的态度。故一生虽然未能位极人臣，却也不失久居清贵【注⑴】。但此次修改《长恨传》之举却使他无形之中卷入了杨贤妃案，一旦被人发觉并穷究起来，将有损其一世清名。“世间富贵应无份，身后文章合有名。”暮年的白居易，独子早夭，爱女新寡，官场失意，疾病缠身，可以说已是万念俱灰，惟有寄意佛典以寻解脱。如果说在他那枯萎的心田中还存在着一方绿地的话，那就是希望藉助于自己的诗文以垂名千古。八月份颁布的这道诏令，对于他精神上的这个最后支柱，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此时他那赢弱的身心，已经承受不起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了。
　　可以设想，倘若杨嗣覆复出执政而白居易仍然在世的话，《长恨传》可能还要再改回到原来的面貌。但是，命运竟没有给白居易留下任何时间余地，杨嗣覆也终于未能返回京都。随着杨、白的相继去世，这一桩尚未萌发的公案也就永远地埋入了历史。
　　白居易竟是这样与《长恨歌》和杨贵妃结下了生死不解之缘，实在有点出人意料。这真是“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历朝历代总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标榜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把自己和别人的作品乃至历史修改得面目全非，恰如为了维护自己最新明星照的形象而要销毁孩提时的裸体相片一样。殊不知台下观众鉴赏的口味随时在变，最后的剧照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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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

　　综上所论，我们已经可以理出白氏在修改《丽本传》时所预期的工作目标：
　　一．《歌》、《传》合一，把《传》由原来的独立成篇改造成为《歌》的附庸或注解；
　　二．消除《传》中杨妃未死于马嵬的残迹和其它可能导致泄密的因素；
　　三．淡化玄宗的政治责任，维护君主的形象；
　　四．突出杨妃的“尤物惑人”，鼓吹《长恨歌》的创作宗旨是“惩尤物，窒乱阶”；
　　五．减少原作的史笔内容，加重游仙体传奇文学的色彩；
　　六．继续保留一些为将来与《玄宗内传》相兼容而预留的接口；
　　七．润色原作并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但控制增删后的总字数，以不打乱原来藏本的页次为准。
　　其具体操作是：（以下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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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一个动向：在《长恨歌》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白居易和梨园领袖们鉴于李、杨的爱情故事必将流芳百世，预定的目的已经达到，为了防止《玄宗内传》外泄而造成负面效应，决定永远封存这段尚不为世人所知的历史。可以想到，他们必定为此制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这就是历代文人中虽然不乏了解马嵬后的秘史并形诸笔墨者，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却不得不三缄其口的原因。即使是才高如李商隐、官高如郑谷、年代久远如元好问之辈，亦不敢越雷池半步。梨园领袖们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行业优势。
　　李商隐对此是持有异议的，他对马嵬后的这段历史显然缺乏歌颂的热情，更多的是冷若冰霜的批判。但是他无力左右形势，只能在白居易和梨园领袖们划定的圈子里施展才华，写一些令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无题》诗。“《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世人总不知！”这两句诗与其说是对未来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的预言，毋宁说是因无力回天而产生的愤怒的呼号。他真正的心声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虽然这个故事值得人们永远追忆，但是时间能够磨损一切，到那时只怕已是惘然无知，历史的大海早已把它吞噬得无影无踪了！
　　《玄宗内传》被封存了，但是李、杨的遗作中的一部分，已经在删除了某些敏感内容之后，以李太白的名义传世。尽管起初仅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扩散的速度也很慢，但终究还是扩散开了。此后的千余年间，这两种作品开始了缓慢的、但却是不可逆转的融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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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李白的作品，唐、宋文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竭云涛，刳巨鳌，搜括造化空牢牢。冥心入海海神怖，骊龙不敢为珠主。人间物象不供取，饱饮游神向玄圃。锵金铿玉千余篇，脍吞灸（炙)嚼人口传。须知一二丈夫气，不是绮罗儿女言。”
　　　　──【唐】释齐己：《读李白集》

　　“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见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
　　　　──【宋】王安石语　见《扪虱新语》

　　今天，我们可以说王安石的评语是失之偏激，却不能说是无中生有；但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苟同齐己和尚“须知一二丈夫气，不是绮罗儿女言”的意见，因为李白作品中关于“绮罗儿女”的内容实在比比皆是。同是李白的作品，同是“千余篇”，何以两人见仁见智如此悬殊？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两人所据的李白文集内容有极大的出入。可以说，齐己所据的是“原装品”，而自宋至今，人们所据的都是孱入了大量伪作的“组装品”，其间主要是玄宗和太真的作品，这也是构成李白诗中“绮罗儿女言”的主要成分。
　　仔细梳理李白文集的变迁史，可以看出这两组作品融合为一体的约略过程。
---------------（略）-------------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的预言不幸成真了！
　　这艘船终于沉没在李白的茫茫诗海之中，但冥冥中的李太白却未能安享此份意外的殊荣。一千多年来，他的作品中的这些寄生物令历代的读者和诠释家们伤透了脑筋。当人们面对着李太白的满纸荒唐言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们怎么会想到，这里面竟饱浸着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一把辛酸泪呢？
　　梨园弟子们没有忘记唐玄宗，他们恪守着先人对祖师爷的承诺，虔诚地供奉着他的牌位，世世代代传颂着他的功德，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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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余风激兮万世”



一  千古悲剧谁之过



    自中唐郭湜的《高力士外传》开始，历代史学家在评论西苑宫变时，总是把攻击矛头指向李辅国和唐肃宗，指责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太上皇。认为肃宗心胸狭窄，对老父亲心怀猜忌，李辅国则是出于迎合肃宗口味、打击玄宗元老派势力、巩固自己地位的目的，编造出“南内有异谋”的谎言，演成了皇帝父子骨肉相残的千古悲剧。今天，当襄阳叛乱与西苑宫变的内在联系被发现之后，旧的观点已难以立足，我们理应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全新的看法。

    笔者认为，对于“西苑宫变”的发生，玄宗、肃宗、李辅国各有自己的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并不在他们，而在于那令人类永远把握不定的命运。

    ──如果在玄宗回京前后，太真能把自己在世的消息及时报告玄宗的话，玄宗肯定不会再去向肃宗要求以贵妃的礼仪改葬太真，从而避免了朝廷里的那场关于贵妃地位的争论并形成决议。那个决议不但否决了玄宗的提案，而且给后来玄宗接太真回宫造成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但是，太真能把消息及时报告玄宗吗？如果不是叛军咄咄逼人的南阳攻势，太真或许不会逃到千里之外的洞庭湖以南，而继续留在荆襄一带；如果不是朝廷在各种文告中一再强调绝不宽恕杨氏一族，太真或许会经长江入川去找玄宗；如果不是肃宗对当初随驾扈从人员中的逃亡者耿耿于怀，在《御丹凤楼大赦制》中专门颁布过对这批人的审查惩治办法的话，红桃娘进宫报信或许不会费那么多的周折。

    ──如果襄阳守将不是那个缺心眼的康楚元，而是另一位比较老成持重的人的话，他或许不会把太上皇的几句空言奉为天条，仗势与刺史王政闹翻，并进而发展到与朝廷对抗，把事情弄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玄宗可以于汉江相会之后从容不迫地为接太真回宫而在朝廷里活动，包括帮助肃宗和朝臣们从思想上转弯子、适当的人事调整等等。倘若假以时日，玄宗或许是能做到这些的。

    但是，襄阳守将偏偏就是康楚元，刺史王政的脑筋偏偏也是够木的，玄宗又来不及把他们一一更换──他毕竟不是在位的皇帝，终于演出了那场谁也不曾料到的悲剧。康楚元为此丢掉了性命，而太真回宫的希望也因此而化为泡影。

    ──如果襄阳第一次叛乱平息之后，韦伦继续当他的商州刺史兼荆襄等道租庸使，第五琦不因货币政策失误而丢掉宰相官位的话，事情的发展或者是另一个样子。韦伦可以利用他荆襄等道租庸使的职权，把太真及时转移出湖阳，另觅其它安全地带藏匿，襄阳第二次叛乱或许不会发生，西苑宫变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是，在襄阳第一次叛乱平息之后，韦伦随即被征为卫尉卿而呆在皇帝身边，失去了荆襄等道租庸使的职权，从而失去了资助太真的基本条件。太真被困在湖阳一带，不能象过去那样自由行动了。偏偏此时第五琦又丢了官，玄宗失去了一位忠实的追随者和朝廷里的代言人，韦伦则失去了政治上的保护伞。当襄阳第二次危机和随后的西苑宫变发生时，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朝政的能力。

    ──襄阳叛乱的真相大白之后，肃宗对父亲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折，他颁布了罪己诏（《去“上元”年号大赦文》），赦免了杨氏家族，改善了父亲的境遇，并派人接太真回国。这不免令人产生一丝玄想：如果玄宗于汉江相会之后直接把太真接回宫中，并向朝廷公开此事，而不是把她留在湖阳一带待命的话，西苑宫变或许不会发生，这场千古悲剧会不会由此而变成喜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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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后他们在朝廷里将要面临怎样的局势呢？太真的突然出现必然在朝廷内外激起轩然大波，高力士、陈玄礼等人将处境尴尬，羽林军将士则心怀忐忑，玄宗父子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也将面临危机。鉴于唐肃宗和杨氏一族之间当年存在的深刻矛盾，即使朝廷能够容纳杨妃，玄宗去世之后她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玄宗逝世时又安能暝目！诚然，后来肃宗对父亲和杨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那是在他已经对父亲造成巨大伤害之后才作出的。肃宗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向父亲奉献孝心，毋宁说是为了平息舆论压力，稳定自己因负罪内疚而失衡的灵魂。

    广而言之，从马嵬事变发生的那一瞬间起，太真后半生的悲剧命运就已经完全注定了，此后她和玄宗无论怎样与命运抗争，也无法改变这个大结局。由此看来，出亡日本实在是太真的最佳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太真的头脑比玄宗父子要清醒得多。我们可以相信肃宗孝心的真诚，但是更要看到他们父子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矛盾，看到朝廷里新老两大政治派别的客观存在和他们之间必然要发生的权力斗争。人们可以指出肃宗性格上的种种弱点，指责他在西苑宫变前后对父亲的不公正，但是作为国家安全的第一负责人，面对着一大堆证据确凿的关于父亲有异常举动的情报，为了社稷的安危，他怎能不迅速作出反应呢？人们可以对李辅国提出种种责难，甚至可以把西苑宫变的责任全归在他身上，但是作为新贵集团的首领，李辅国这样做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他的行为中固然有捍卫自己集团利益的利己动机，但同时也含有为了国家安全而不顾个人毁誉的利他成份。在襄阳叛乱的真相大白之后，肃宗虽然对李辅国有所疏远，却一直未给他戴上任何罪名，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对前人求全责备，当对垒的双方真刀真枪动手的时候，每个人的选择余地实际上都是很小的，而斗争的结局却又往往出乎所有当事人的预料。只是在尘埃落定之后肃宗才发现：在这场斗争中，他和父亲什么也没有得到，倒是各自都失去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玄宗永远失去了杨贵妃，肃宗则永远失去了他的“孝子”形象。这就是命运，人类永远也把握不定的命运。

    珍贵的东西只有在永远失去之后才能真正感觉到它的珍贵，这大概是人类心理学中的一个永恒的规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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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百代词曲之祖”



    所有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都曾经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词”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迄今为止，人们所看到的初唐、盛唐的词都是一些属于初级阶段的东西，或者不分上下阕，或者干脆就是五、七言诗。但是到了晚唐的温庭筠时代，却突然冒出了一大批非常成熟的词。显然，这里存在着时间的断档，词的发育期已经在此之前悄然过去了。李白的词是盛唐词的一个特例，但是人们普遍认为那是伪作，是晚唐五代甚至宋代人搞出来的东西。人们还知道，唐玄宗和杨贵妃非常热衷于词曲创作，和李、杨同时代的崔令钦在他撰写的《教坊记》中，列出了大量的流传于后世的词牌。但是，由于无法见到其所填词的格式，后人宁愿相信它们只是词的早期形式或有曲无词。

    今天，当我们确认了在李白集中寄生着大量的玄宗、太真的作品之后，词曲发展史上的这一段至关重要的空白，就自然而然的被补上了。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地说，词曲艺术是在唐玄宗、杨贵妃的手中开拓、发育、成熟并推广起来的。以此为源头，遂产生了宋词、元曲，中国古代戏剧也藉此得以定型和发展。尊他们为“百代词曲之祖”、戏曲界的“祖师爷”，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还看到，在唐玄宗的《大雅久不作》中提出的“复元古”、“崇雅黜浮”的进步文学纲领倡导之下，不但出现了灿烂的盛唐诗歌，而且为中唐的“古文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初步的实践经验。革汉魏六朝之流弊，复千古文章之正宗，实在是由此开始。同时，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诗人、词人和艺术家。他们的诗，高踞时代之巅，与李、杜争辉；他们的词，成为千古绝唱，“永远震撼着中华民族的心”；他们的舞蹈，“可掩前古”，永为国典。他们的杰出成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说，唐玄宗、杨贵妃是超越于他们时代的一代文学艺术巨匠，是我国文艺历史星河中的一对光耀夺目的双星。而迄今为止，关于李、杨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后人的估计是远远不足的。

    李、杨沉湎于文艺创作，是酿成安史之乱大祸的重要原因，国家几乎颠覆，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历史也给了李、杨最严厉的惩罚：马嵬赐死、黜位上皇、流亡海外、幽囚西宫。千百年来，他们一直以“千古罪人”的形象而饱受后人指责。今天，当我们逐步铲去积淀了千百年的厚重历史泥土，让那些精美绝伦的文艺作品还其本来面目并重新熠熠生辉的时候，我们对唐玄宗和杨贵妃当年对文学艺术的那份痴迷和执着，难道不应该多一分理解和原谅吗？

荒原

今日才发觉如此好贴，先顶了，再慢慢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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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位性格鲜明的伟大女性
.     自从玄宗去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以李、杨的爱情为题材，人们写下了无数的诗文，或歌颂、或怜悯、或讽刺、或谴责。杨贵妃的形象，或是争风吃醋的悍妇，或是陷害忠良的奸佞，或是以色事君的花瓶，或是情壑难填的淫女。在世人的眼里，杨贵妃是一只被唐玄宗宠坏了的小猫，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花瓶或酒色之徒。今日看来，她的形象有待于重新定格。
.     过去有人论及李、杨的爱情时，认为杨贵妃的美貌始终是维系他们感情的主要纽带，马嵬赐死与杨妃的色衰有一定关系。今天看来，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女子的容颜在三十岁之后便开始衰褪，但杨妃三十岁之后恰是他们的感情最好的时候。马嵬事变之后，杨贵妃流亡江湖，风刀霜剑毁坏了她的花容月貌，但唐玄宗却对她一往情深，并在汉江岛相会时发出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海誓山盟。如果说在他们婚姻的早期，是杨贵妃的美貌起着主导作用的话，那么到了中后期，对文化艺术的共同爱好和创作热情便成了他们感情的主要粘合剂。《宫中行乐词》中的每一首都与音乐舞蹈有关，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宫中绚丽多彩的文化生活。如果说唐玄宗是伟大的词人、音乐家和指挥家，那么杨贵妃就是一位旷世绝伦的歌唱家、舞蹈家和演奏家。唐玄宗的天才创作，只有通过杨贵妃完美无缺的表演和再创作，才能真正体现出其艺术价值。可以说，这是天宝后期唐玄宗一刻也无法离开杨贵妃的重要原因。人们还会发现，杨贵妃不但是一位艺术巨匠，而且有着伟大的人格力量和组织才能。过去我们只是从零星的历史记载中看到，杨贵妃“智算过人”，对下人甚厚，与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但那是在宫中的和平时期。真正的考验应是在马嵬事变之后，宫人们对她不但舍死相救，而且死心塌地地追随着她流浪江湖达四年之久，甘愿为她冒各种巨大的风险──至少在最初两年，她们看不到任何遇赦回宫的希望。如果杨贵妃无德无行而仅仅是一个歌舞明星的话，以当时的恶劣政治环境，她不可能始终把这支队伍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马嵬事变时，她为了唐玄宗和大唐社稷而毅然献身。而面对着羽林军的森森霜刃，她敢于奋起抗争。此后，她流落民间，备尝人世辛酸。但她并没有就此沉沦自弃，而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两京克服之后，她并没有为恢复昔日的荣华富贵而向玄宗和朝廷卑躬曲膝、委曲求全，而是一如既往地针锋相对，哭笑怒骂随心所欲。当康楚元襄阳叛乱被平定，玄宗进退维谷一筹莫展之时，她审时度势，毅然提出东渡日本，以一己之牺牲，换社稷之平安。在朝廷立江陵为“南都”，派人接她回国重享富贵时，她视富贵若浮云，以理智战胜感情而决定客死日本。这一系列充满英雄气的举措抉择之中蕴含的大智大勇，是凡夫俗子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笔者认为，日本国方面关于杨贵妃到日本后参与国家政治并颇有作为的传说，是可能的，可信的。
.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孟夫子这段对人格最高境界的描述，对于杨贵妃可谓中的。在唐玄宗面前，她永远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地做人，绝不做俯首贴耳的叭儿狗。她是一个敢哭敢笑、敢爱敢恨、敢怒敢骂、敢想敢做的人，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勇于与逆境抗争、自尊自信的人。正是由于她有这样的伟大人格，她才能在美女如云的宫廷里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并久盛不衰，唐玄宗才能把对她的爱情升华到“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高尚境界，并为她发出了“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迹乃可灭”、“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千古绝唱。笔者认为，从目前发掘出的材料来看，以杨贵妃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和她的伟大人格，她完全有资格跻身于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女性之列。

jaychou

貌似说是太真去了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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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余波粼粼
    在前面的章节里，笔者重点剖析了李白的诗词，从中发掘出了李、杨的逸作；剖析了三个知情人──白居易、陈鸿和李商隐的作品，由此绘出了太真马嵬后历史的基本轨迹。但是，这段秘史是不是还有其他知情人？它是什么时候最后失传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因牵涉到对历代典籍的海量检索而绝非易事，但线索似乎并没有完全断绝。
    我们可以指出白居易、李商隐心灵深处的“杨贵妃情结”，这个情结一有机会就要表现出来。例如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我们就隐约可以看到杨贵妃马嵬后天涯沦落的身影。
--------------------（略去部分内容）--------------------

    《李太白文集》的编者王琦认为：“今太白诗中，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删正者，当以吾言考之。”就是说，李白的诗作大概有（２０￣３０）％是别人的作品。这个比例对于我们今天发掘李、杨的作品可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却远远超出王琦时代人们对李白作品的认知水平。真不知道王琦的脑子里何以会冒出这个奇怪的数据。
    上述举证似乎在暗示：直到清朝初年，仍有人了解（或部分了解）与李、杨马嵬后秘史相关的文献的内容。由此又令人产生一丝玄想：随着古籍搜寻和考古工作的进展，《玄宗内传》及其相关文件或许尚能重新昭现于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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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李、杨马嵬后历史”这个课题目前已有了正式立项的基础，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探索。本书不过是找到了一个入门的途经，恰如游览北京故宫刚刚进了天安门一样。
      我們应该感谢古人，他们在“李、杨马嵬后历史”这个唐皇朝天字号秘密的周围筑起了厚厚的城墙，但是他们在城墙上开了门，并且给后人留下了开门的钥匙。

                                                                                          ——正文完——

告网友书：
     拙作《诗海沉帆——杨贵妃马嵬后历史揭谜》一书的主要内容今天已发帖完毕，感谢网友们几年来的关心和支持，欢迎提出批评、商榷和建议。
     有如下事项在此广而告之：

     一、本人已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终止了《诗海沉帆》的出版合同，有意再版或改编者请与 本人（《诗海沉帆》的著作权人 王淮生 ）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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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人手头目前有少量《诗海沉帆》存书，感兴趣者可按上述地址寄二十元，注明复信地址和汇款用途，本人即挂号寄上《诗海沉帆》一本
        （扉页加盖签名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