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爱国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他上课时时常结合历史与现实串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上课时每每座无虚席。当时刚迁至西南联大不久，大家因时局失利情绪低落，在上历史课时，钱穆经常联系中国历史，充满信心地说，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是中国历史的逆流，胜利一定会到来，给师生很大的鼓舞。
　　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同事陈梦家建议他根据讲义，撰写一本《国史大纲》，振奋民族精神。书生报国惟有笔，钱穆当即接受建议，决定撰写一部新的《国史大纲》，为全民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1935年，日本阴谋“华北自治”，10月，有感于爱国之情与民族大义，钱穆与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孟森等百余名大学教授发起一项抗日活动，联名反对日本干涉内政，敦促国民党政府早定抗日大计。鉴于钱穆的抗日态度和学术影响，一九四二年秋，蒋介石在成都两次召见钱穆，请他到重庆机关讲中国历史，谈宋明理学。一次蒋介石在报上看到钱穆的一篇讲话，很赏识，又打电话又是写信约他相见，钱穆以距离太远借故推脱了。后来见面时，他甚至当面劝蒋为了全体国人利益于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

　　1944年10月，应有关部门要求，钱穆专门撰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0年秋，“新亚书院”在香港成立，钱穆出任院长。“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钱穆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贯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张国家应该统一。1986年2月，他以九十二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的基础”。
　　钱穆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当时取名又成了创校难题，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逸事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是个私塾老师，据说钱穆生下来时，曾哭三日不止，父亲一直抱在身上哄着，对妻子说：“此儿当命贵，误生吾家耳。”1901年钱穆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
　　钱穆出生时，虽然家道中落，但父亲爱子如命，经常对人说：“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钱穆排行老二，小时候，父亲每次外出回来都带一点蛋糕酥糖之类的零食放在他床边小桌上，用一只碗盖着，钱穆早晨起床后揭开碗就能吃到美味的零食，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七岁入私塾乃止。
　　钱穆幼时记忆绝佳，日读生字三四十，后来增加到六七十都能记住。一次父亲指着一个生字“没”考问他何意，他居然根据字形说了出来。父亲大惊，摸着他的头说：“此儿或前生曾读书来。”钱穆十岁入果育小学接受正式教育，“每篇文字大约过三遍即能背诵”，且长于作文，先生曾当众夸他“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钱家世代书香，钱穆识字起就开始阅读的一本史书，就是祖父去世后留下的一部五色圈点的大字本《史记》，也许从那时起就埋下了他后来治史学的种子。但他小时最爱读的还是小说，傍晚屋里光线暗，干脆就爬上屋顶读。看得次数多了，一部洋洋百万言的《三国》竟背得烂熟。父亲的一位朋友听说他能背《三国》，便任指一段考他，钱穆居然一字不落地当众背了出来，而且还绘声绘色，十分传神，众人惊为神童。

　　被人誉为神童，钱穆也沾沾自喜。一次外出，经过一座桥时，父亲指着桥说，你认识“桥”字吗？钱穆答识。父亲又问：“桥字何旁？”“木旁。”“用木字易马字旁，是什么字？”“骄”。“骄字何义，知道吗？”到这时钱穆才知道父亲的真意，脸一下子红了。父亲的教诲，从此一直铭记在心。
　　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级年终考试后，在疗养室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一天读完。第二天就去理发室剪去长辫。大考之后，随同学回家，有人说，你脑后无辨，乘坐火车，如果遇到警察盘问，有革命党嫌疑。在众人的劝说下，钱穆又将所留长辫缝在帽子上，才没有惹人注意。
　　当时在退学潮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上学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
　　钱穆后来一直为未能读大学感到遗憾。自知上大学无望，遂矢志自学，从此发奋苦读，夏天读书为防蚊叮咬，读书时就效仿父亲当年将双脚放在瓮中。
　　钱穆初到京时，傅斯年经常在宴客时邀他作陪。后来，由于二人治学的兴趣与方法的不同，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就逐渐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但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辈学者钱穆的专著《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立马写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声一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纪怀的一个画面。1984年，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
　　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省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钱穆从二十多岁就一直练习静坐，对静坐之法也是深有心得。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曾记载了他自己的多次静坐经历：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呼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钱穆在蒙自时，住在天南精舍。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时也提到他的静坐：我和宾四（即钱穆）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钱穆还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虽寒冬不辍。
　　据说有一次熊十力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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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嗜好
　　钱穆好藏书。他在北平居住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钱穆经常逛琉璃厂隆福寺，与各家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一旦他有想要的书，便给两个地方旧书店各打一个电话，如果这家没有，书店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如果有了，书店就派车送到他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大都为成套书中的头一两册），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如果钱穆选中了，则下个周日带来全套书。钱穆家中俨然就是个小书市，他也因此买到许多珍本孤籍。

　　胡适有一本潘用微《求仁录》孤本，钱穆“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余移寓南池子锡予家，一日傍晚，一人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小书摊，忽睹此书，亦仅数毛钱购得。”
　　钱穆还曾记载一件事：一日课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到历史系休息室询问他，坊间送来《章氏遗书》钞本一部，此书钞本在北平颇有流行，不知有价值否。钱穆志道“此本确系章氏家传”。如果他告诉毛子水是假的，那么这本书就被退回书店，钱穆就可以到书店购下，然后私藏。但他“念公藏可供众阅，不宜秘为私有。……即以原本回子水，嘱其可为北大购取珍藏。”后来钱穆听说毛子水并没有为北大图书馆买下此书，而由胡适购买收藏。

　　钱穆对北平的书很是向往。“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钱穆喜爱昆曲，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兼好。”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少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箫笛声音不断不变。
　　钱穆曾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曾随童伯章先生学过昆曲，极好箫笛。胡美琦女士也记录过钱穆吹箫之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写道：“余在府中学堂时，即好围棋，先兄亦然……广罗晚明以下各种围棋谱，课余在此对弈，或摆谱……几乎每日必对弈一局。”
　　钱穆先生的棋艺不错，余英时先生回忆道：“钱先生那时偶然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然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胡美琦女士回忆钱穆说：“……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

　　钱穆喜欢旅游，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几乎年年出游，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抉择
　　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钱穆在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钱穆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避居香江的钱穆未能因此避开政治纷扰，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钱穆、胡适和傅斯年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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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
　　钱穆先生一生结了三次婚。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诊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
　　1917年秋，在长兄钱声一的主持下，钱穆第一次结婚。婚后夫妇便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1928年，钱穆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夏秋之际，原配夫人邹氏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钱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长兄与他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长兄取的。长兄去世时年仅四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十六岁，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即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

　　连失三位亲人，对钱穆的打击也是极为重大，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钱穆写道：“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几无人趣。”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他张罗。金松岑曾是《孽海花》一书最先起草人，德高望众，是钱穆最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红娘。第一次为他介绍的是他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推荐给自己的一个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了介绍人，算是圆了他一个红娘梦。

　　1929年春，钱穆与张一贯结婚，婚后有三子一女。张一贯曾在小学当过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子到北平团聚。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钱穆回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与继配生有三子一女。钱穆1949年离开大陆后，几个子女都是由张一贯带大。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由于没有人照顾，生活缺乏规律，致使经常胃病大发。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桦邀请，到台湾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聚集四百余人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重伤当场死亡。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而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八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意外却开启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因为与钱有师生关系，每天下午图书馆工作结束便来护侍，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则陪他到公园散步，并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一九五四年师范大学毕业后，胡美琦重回香港，两人经常相见。一次钱穆胃病复发，久治不愈，为了便于照顾，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应了。
　　1956年春，62岁的钱穆与比他小35岁的胡美琦在香港结婚，两人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简单的婚礼，婚礼仅邀新亚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新婚洞房是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的一套两室一厅。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偕手散步。
　　钱穆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美琦对钱穆的起居饮食也是照料得体贴入微。伉俪情深，老而弥坚，令人赞叹。乃至武侠小说家金庸在《神雕侠侣》最新修订版的后记中，专门提到了钱胡的这段“师生恋”，指出他们的结合当时曾经受到某些香港文人的批判，但是他却亲眼见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深为敬佩。

　　胡美琦曾回忆她与钱穆的婚姻生活：我们钻石山的那个家，仅有20余平米，就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我们在香港时，先后两个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得了空闲，他喜欢自香港山顶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我最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迁到台湾后，他的牙齿全部拔光，装上了假牙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钱穆先生晚年著述甚多，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宋代理学三书随劄》、《晚学盲言》等。钱穆先生晚年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成果，与这次婚姻有极大的关系。
　　钱穆弟子何泽恒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钱穆自己在写给幼女钱辉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夫人襄助照料之功的感激：“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后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73岁大病后，他更加快了写书的计划，到1971年花了７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了该书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后来完全目盲，夫人就帮他查阅旧籍，引述成语。文章写成后，又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而钱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个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这正印证了刚结婚时，钱穆对胡美琦所说：“不希望她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她做一个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

云雾山

　　苦痛
　　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避难港岛，虽然避免了被“思想改造”的劫难，但同时也付出了远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
　　据余英时回忆，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与余英时一家观看一场有关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的钱穆，禁不住想起在大陆的儿女，悄然泪下。中国传统文化甚重父子之情，而此时已中年并且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其落寞可想而知。
　　余英时回忆：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高呼“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近乎偏激地为传统文化辩护，为各种激进势力所不容。故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视之为封建余孽，不约而同的攻击与封杀他。于是，就有了建国后钱穆著作被禁直到改革开放，就有了向来标榜“宽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生前封杀钱穆进入“中研院”的举动。另外，即使是钱穆的拥趸，大多也并非他理想中的读者，因为钱穆毕生辛勤著述，是为故国招魂，是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信仰的读者，但现实中大多数读者，离信仰中国文化还很遥远。故而作为保守主义者，钱穆注定要落寞。所以钱穆的余英时也不无叹息的说“钱先生无疑是带桌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1978年，钱穆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着成效。后在妻子胡美琦的帮助下，钱穆先生开始用口述录音的方法写作。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著作。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去台探望。1987年底梁实秋去世，长女梁文茜不能去送别父亲的遗憾激起民愤，台湾于1988年11月公布探亲奔丧办法。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不由得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赴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然而民进党却揭发钱易赴台申请时掩饰了其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陈水扁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19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决定，但钱易只能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后因陈水扁等人指责钱穆居住的素书楼产权一事，钱穆愤然搬离素书楼。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去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

　　素书
　　1967年钱穆偕夫人迁居台北，之后他们选择在山清水秀的外双溪自建屋舍，胡美琦女士亲自设计绘制了屋舍图样。蒋经国先生听闻此事，就要去图纸交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第二年，钱穆夫妇搬入新居，自那时起，钱先生在此居住了20多年。
　　之所以选择落脚外双溪，钱穆表示，住在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可以就近利用故宫图书馆，看到世界上最丰富、珍贵的善本书。
　　“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钱穆尝自解，或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胡美琦指出，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
　　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产权为阳明山管理局所有。为表达对大师的敬重，台湾当局将素书楼无偿全权交给钱穆夫妇打理。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楼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心血照顾而来；步道两旁的枫树、房舍后方的竹子、四棵苍劲的古松，更是素书楼知名的景观。向来崇尚朱熹理学的钱穆，在素书楼藏有一座朱熹的木刻像，又将朱熹所言“静神养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写成对联，张贴楼中。后来客厅又增添了1974年钱穆八十寿诞时蒋介石题赠的红“寿”字轴等（注：贺寿过“九”不过“十”，实为79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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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搬入素书楼开始，有18年的时间，钱穆先生在家授课，客厅成了教室。钱先生的门生中，有人坚持18年连续听课，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学生按辈分或与先生同桌，或坐在厅内一隅。钱穆一口无锡官话，神采飞扬，从不带课本。正式修课的研究生依惯例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边，旁听者自行觅座。讲课固定每周一下午4时至6时，但总是提前半小时开讲，延后结束，座无虚席，成为台北重要的文史沙龙。

　　1986年钱穆生辰那天，他在素书楼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最后的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从此告别杏坛。当年大师向围坐身边的弟子作最后赠言的感人一幕，如今已经成为黑白影像，永远定格在客厅的墙上。
　　1990年6月1日，95岁高龄的钱穆先生不愿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指控他霸占公产，毅然搬离了素书楼。当时中央日报刊文指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后素书楼改为钱穆纪念馆，钱夫人曾感叹：“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1998年5月22日，想要竞选连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跑到素书楼参观，并声称要向钱穆夫人说抱歉。对此，台湾舆论认为，陈水扁有心要说抱歉早该说了，何必等这么多年，何况大师已乘黄鹤去，再说抱歉又有何用？

　　眷恋
　　1949年，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人音讯阻隔的后半生。
　　钱穆的素书楼庭院里，特意种植了家乡的植物：苏州紫竹。
　　1949年钱穆选择离开大陆，但他对于故土一直怀着深深的眷恋。钱穆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
　　钱穆晚年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还对家乡的山水记忆犹新。1914年到1915年的一年间，钱穆每周都坐船往返于无锡梅村、荡口两镇。水乡泽国的美丽景色不仅让年轻的钱穆心情激荡，还让他读书日益精进：“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所以，钱穆在以后的读书写作时，必选清净自然处。
　　40年间，钱穆与子女也只有四次相聚，分别是1980年、1981年、1984年、1988年，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地点则在香港。其情景颇让人联想到监牢探视。
　　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欢聚一周。钱穆相当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幼女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钱穆回台后又面临外界质疑他是否已返回大陆探亲。

　　1984年，钱穆90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
　　钱穆死前曾有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指回到大陆故乡)，也要葬回去。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钱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着归葬大陆。
　　钱穆为江苏无锡人，他逝后，骨灰被送回家乡安葬，实现了他回归故土的遗愿。

　　魂归
　　1990年6月1日，钱穆先生不满当时身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素书楼，却因此心情不畅，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
　　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来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终于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3个月的钱穆，魂归道山。
　　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96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

　　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
　　钱穆故去，李登辉以台湾领导人身分亲往致哀，家属订于9月2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没想到子女亲属奔丧却又引发风波。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1991年两岸关系终于开始松动。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素书楼弟子辛意云先生和邵世光小姐（曾任钱穆的秘书）的陪同下，护送灵骨由台北经香港飞上海，于傍晚到达苏州。
　　1月8日，在灵岩山寺做了一天安魂法会。当晚，灵骨被运到西山入室。天气时晴时雨。
　　1月9日，是既定的安葬日期。天从人愿，终于放晴了。葬礼于上午11时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书。钱穆一生著述54部，计1700多万字，这包书是从这些著作中选出的14种。葬仪以传统家祭礼仪举行。
　　参加葬礼的孙辈，除了孙女婉约外，都没有见过祖父（外祖父）。胡美琦特意安排辛意云给钱氏子孙讲述钱穆的为人与学术。
　　至此，钱穆先生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钱穆去世后，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1994年-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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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评
　　中国学术界尊钱先生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余英时说：“钱先生自《国史大纲》起才公开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学问上的‘宗主’”
　　蒙文通评价钱穆：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后人品评钱穆，见仁见智，或贬其“迂腐得自成一家”，或赞其“真有一分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刘梦溪在一篇介绍中国现代史学家的文章里说，钱穆先生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并且“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晚年，钱穆与林语堂比邻而居，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杨联升对钱穆极为推重，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认为钱之《朱子新学案》提纲，“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钱穆去世时，钱伟长挽联云：“生我者父母，幼我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时的颂词：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殷海光评价钱穆：“……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余英时挽老师钱穆曰：“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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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年），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著名的佛教僧侶。
　　关键词：　　风华、才情、绘画、音乐、戏剧、书法、逸事、性情、丹心、　　至孝、婚姻、红尘、皈依、众说、修行、清心、功德、圆寂、评誉

　　风华

　　丰子恺在他的文章中曾经对上海时期的李叔同做过这样的描述：“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这是光绪年间上海最时髦的打扮），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

　　李叔同来到东京后，就剪去了长辫，而且很快就适应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日本人根本看不出分别。一个曾经采访过李叔同的日本记者说，李叔同是一个圆肩膀儿的青年，有一副魁梧的身材，穿着藏青色的和服，腰间系一条黑纱的腰带。头上则是三七分的发型，语调一贯平和安详。

　　丰子恺先生回忆中的浙一师时期的李叔同是：“……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形式却很称身，色泽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他（李叔同）不请假的时候，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了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当陈星向刘海粟提到李叔同时，刘眼中竟闪动起异样的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向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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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丹书回忆李叔同：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才情
　　据说李叔同7岁就能日诵五百，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李叔同婚后奉母迁居上海。这时袁希濂、许幻园（金荣）等在城南草堂组织一个“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课卷由张蒲友孝廉评阅，定其甲乙。这一年，李叔同十九岁，初入文社写作俱佳。许幻园爱李叔同的其才华，便请他移居其城南草堂，并特辟一室，亲题“李庐”二字赠他。

　　早年在上海时，李叔同与江湾蔡小香、江阴张小楼、宝山袁希濂、华亭许幻园五人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许幻园夫人宋梦仙（贞）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描写五人不同的性格。其中有一首云：“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社陵呼小友！”就是咏李叔同。
　　这个时期，李叔同又与常熟乌目山僧（宗仰）、德清汤伯迟、上海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每星期出版书画报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这是上海书画界最初出版的报纸。李叔同（署名李漱筒）曾于该报刊登鬻书和篆刻润例。
　　李叔同曾入蔡元培任教的南洋公学读书。当时李叔同改名李广平。蔡元培上课，由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教授批改，每月课文一次；蔡氏又教学生读日本文法，令自译日文书籍，暗中鼓吹民权思想。南洋公学特班聘请一九零三年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就是李广平在南洋公学读书时期所译的。当时同学为蔡元培赏识的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樵舲），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沈（无量）、李广平（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都是一时之秀，后来成为各方面的有名人物。

　　李叔同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清空印聚》存世。
　　李叔同是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又是国际上声誉甚高的知名人士。他在音乐、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广告学、出版学、环境与动植物保护、人体断食实验诸方面均有创造性发展。

　　绘画
　　李叔同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李叔同是第一个把西洋绘画思想引进到中国，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要改良的思潮。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书法。由于战乱，作品大多散失，留存有《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
　　1905年李叔同赴日本，是年秋，在留学生所办《醒狮》杂志上，发表《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略说》等文章，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1906年，李叔同考入日本美术教育最高学府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指导教师为黑田清辉，成为中国第一批美术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得以大量吸收西洋美术理论，又受到东洋美术的熏陶。10月4日的日本《国民新闻》以《清国人志于洋画》为题报道了李叔同在东京上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的情景，并刊登了他的肖像照片。报道是如此描写的：“喝了一杯‘涩茶’之后，他一面说明贴满壁上的黑田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六叠的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就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听了从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

　　1911年3月，李叔同学成回国，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任教，1912年被聘任为《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李叔同上任不久，副刊就出现了“西洋画法”专栏，连载木炭画、石膏写生教授法，大力推广西洋美术。注重传统文化传承的李叔同还将他收藏的大量碑刻中的《魏王僧墓志》刊登在画报上，并亲手题写“叔同藏”的题词。而他在《太平洋画报》曾经刊登的大量美术广告艺术作品使许多李叔同的研究者都视他为近代广告艺术的第一人。

　　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执教6个年头。教学中，李叔同改变一味临摹的传统教学法，设立画室，画石膏像和模特儿，成为我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
　　他率学生走出课堂，到大自然中去进行野外写生，也为全国之首创；教学之余，他领导学生成立了业余“乐石社”，学习金石、木刻等；他与夏丏尊担任指导，出版《白阳》艺术杂志，进行艺术启蒙教育，它成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校刊。
　　内山完造曾在《弘一律师》一文中评价他：“……直至今日为止，油画的造诣尚无出他之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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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还在“沪学会”补习科时，李叔同就注意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亲自创作并教学生唱歌，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十三篇，配上西洋和日本音乐的曲调，连同中国戏曲中两段昆曲的译谱合编成集，做成《国学唱歌集》，并于1905年编印出版，供学校教学所用。其中，他为学员作词配曲的《祖国歌》传遍了全国，成为最早的著名爱国歌曲。
　　1906年，李叔同创办了我国第一部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创刊号是李叔同在日本东京编印后寄至国内发行的。该期除日本人所作的两幅插画和三篇文章外，封面设计、美术绘画、社论、乐史、乐歌、杂纂、词府各栏均由李叔同以“息霜”的笔名一人包办。创刊号发表有《(音乐小杂志)序》、《乐圣比独芬（贝多芬）传》、《近世乐曲大意》，及教育歌曲《我的国》、《春郊赛跑》，别体唱歌《隋堤柳》，杂感《呜呼！词章！》《论音乐之感动力》等十几篇稿件，其中乐歌《我的国》成为李叔同的又一首流传甚广的爱国歌曲。

　　李叔同一生写了90多首歌曲，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
　　李叔同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成为经典名曲。他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合唱歌曲。
　　1927年年底，丰子恺、裘梦痕将老师弘一法师的名曲《朝阳》、《忆儿时》、《送别》、《悲秋》……等二十多首，选入《中文名歌五十曲》一书，作为国内各级学校音乐教材。
　　李叔同作歌，讲求淡雅脱俗，追求意境，因而感动了大批青年学子。丰子恺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赞扬老师：“西洋名曲所以传唱于全世界者，因为它们都有那样优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所知，中国能作曲又作歌的乐家，也只有先生一人。”

　　戏剧
　　李叔同自小爱好戏剧。他9岁那年，第一次看到戏班的演出，随即激起他对京剧的兴趣。李叔同在天津时期，对戏剧艺术已发生浓厚的兴趣，他曾结识孙处、杨小楼、刘永奎等京剧名角，对梆子坤伶杨翠喜的演艺更是欣赏。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期间适逢上海兴起学生演剧活动，这对李叔同的影响很大。

　　1902年11月，李叔同和许幻园、黄炎培等人成立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讲会，演出学生剧。李叔同曾主持演出了“文野婚姻”等四出新剧。他自己写作剧本，并作诗《沪学会〈文野婚姻〉新戏册撰成感赋》以资纪念。“文野婚姻”一剧可说是李叔同探索新剧的习作。1904年，李叔同在上海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等。李叔同在《虫八蜡庙》中既演过黄天霸，又演过褚彪。在《白水滩》中，李叔同扮演的是穆玉玑，这是一出打斗见长的剧目。从行当上看，前者是老生，后者是武生，显露了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才能。

　　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1906年冬，李叔同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春柳社。春柳社的诞生，受到日本新派剧的影响，新派剧是日本戏剧从歌舞伎到新剧（话剧）的一种过渡形式。倡导者把演剧作为宣传手段，直接宣传民主政治。这些对春柳社的诞生与演剧活动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春柳社成立时，正是清王朝面临崩溃、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
　　1907年春，春柳社在东京骏河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这是中国话剧艺术实践的第一部，也是中国话剧史上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李叔同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孝谷饰杜法尔，唐肯饰亚芒。演出是为参加日本东京中国青年会为国内徐淮水灾举行的一个赈灾筹款游艺会。因为是游艺会性质，又是第一次的尝试，只演出了该剧的第三幕，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轰动效应。

　　演出结束，日本戏剧权威藤泽浅二郎和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当即到后台致贺。松居松翁后来在《芝居》杂志上发表的《对於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个留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他还盛赞此举“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茶花女》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人在赞扬之余，惊为创举。他们的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这种演出形态，可以说，已是话剧了。

　　《茶花女》的演出，同样让中国人感到兴奋，许多人都以接近春柳社，认识李叔同为荣。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师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加入春柳社并频频粉墨登场。后来，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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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的6月，春柳社开始了称为“春柳社演艺大会”的第二次公演，演出的《黑奴吁天录》又一次造成了轰动。《黑奴吁天录》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内容描写美国黑人在白人统治下所过的非人生活。剧本由曾孝谷根据林纾、魏易翻译的小说改编，李叔同负责舞台美术设计。日本新派剧演员藤泽浅二郎先生亲临排练场指导。李叔同在该剧中饰演爱米丽夫人及破醉汉两个角色。这场演出再一次在东京演剧界引起巨大反响，曾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好评。在伊原青青园写的20多页的剧评中，认为中国青年的这种演剧象征着中国民族将来的无限前途。（见日本明治四十年（1907）《早稻田文学》七月号《清国人之学生剧》）。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戏剧博物馆里，至今仍珍藏着这次演出的证明书《开丁未演艺大会的趣意》。

　　据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不是为了好玩，他的态度十分认真：“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他还特别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遗事》中饰演茶花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他还在《黑奴吁天录》中饰演了爱美柳夫人。为了演剧，他还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

　　春柳社的第三次演出是1907年冬天（一说1908年春天），地点是日本常磬馆，剧目是两个独幕剧，一个是李叔同主演的《天生相怜》，饰演的还是“旦角”，另一个是《画家与其妹》。李叔同对话剧十分投入，为了春柳社，他花掉了父亲遗产中的大部分款额。然而才气洋溢的他终于在演出《天生相怜》时扫了兴，有人评论他的扮相不好，春柳社里又有人与他意见不一致，他演戏的兴致便渐渐淡下去。

　　书法
　　李叔同少年时师从天津唐静岩，着力于习写秦汉三国时代的小篆碑刻和汉隶石刻墨迹，对《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等碑反复临习。他认为篆字是隶书、行书及楷书的基础，只有先学好了篆字才能知道中国文字一笔一划的来历。他主张的练字方法是：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由篆而隶，再学隶入楷，楷成学草。李书同临摹的功夫非常深厚，达到了学什么象什么，结构、神态、章法、气韵无不神似的境地。他早期的作品多“凝重厚实，舒展劲健，笔意开张，多方折、侧锋、翻转。”

　　李叔同习字虽重临摹，但并不因袭模为了博采众长，综合融会，“他请唐静岩遍书各体，以作李叔同学习书法始于少年，初学篆书，从津门名士唐敬严学习书法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再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尤对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认真临写，形成他劲健厚重的书风。
　　书法是李叔同毕生的爱好，青年时致力于临碑。李叔同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
　　李叔同皈依佛门后，彻底放下尘缘，超然物外，几乎搁置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佛教家的弘一法师。诸艺俱疏，唯有书法一事未能让弘一大师割舍（以书法表佛法），伴他直至圆寂于泉州不二寺。在弘一6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动。
　　弘一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弘一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他的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了升华。

　　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这段话道出了弘一书法所臻至的审美境界。

　　马一浮在《华严集联三百跋》中说“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
　　李叔同的弟子刘质平说：“先师的书法是一生艺术作品中最宝贵的结晶，达到返璞归真、炉火纯青的境界，其不可及处，乃在笔笔气舒，笔笔锋藏，笔笔神敛。写这种字必须要心神不乱有高度镇静的功夫，然后运之于腕，贯之于笔，传之于纸，才能有敛神藏锋的气韵。”
　　李叔同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他的书法被世人视为珍宝，在辗转相求大师墨宝的众人当中，不乏文化与艺术界的俊杰，其中有鲁迅、郭沫若、徐悲鸿。他的弟子刘质平更是将大师的书法视作生命，一纸一字都倍加护爱。抗战时为护大师墨宝，刘质平曾解开衣服用自己的身体伏在箱子上以避风雨，为此病的奄奄一息，以生命为代价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艺术和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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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事
　　李叔同年少时喜欢猫，姜丹书在《追忆大师》中写道：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
　　百日维新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李叔同在为名妓李苹香的传记所作的序中，表达了对乐籍的看法。在他看来，乐籍不但是近代文明发达的表现，而且是其动因之一：“乐籍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关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又说乐籍之功用，“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务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

　　李叔同先生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任教时，担任图画和音乐的教学。这在今天看来无足轻重的两门副课，一经李先生执掌，变成全校最为看重的功课。学校内有特殊的设备（开天窗、有画架）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并置有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虽然课程并没有增加，但每到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有人在那里石膏模型木碳画，光景宛如一所艺术学校，课余时间，但闻歌声琴声悠扬，假日里经常带领学生外出写生，为此，还闹过一个笑话。一天，李先生带着几个同学在西湖临摹写生。警察看了新奇，过来问道：“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东阳（浙江金华的一个县名）的”。一学生以为是问籍贯，就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东洋（日本）人？”警察们如临大敌，“哗啦”一下子，摆开了架势……好一阵子解释，警察依旧将信将疑、意犹未竟。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这正是丰子恺崇拜他的意义所在。所以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丰子恺回忆：“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李先生及十数个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自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叔同先生平日里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的文艺修养，更注重“器识”的修养。他常常告诫学生，“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他把“先器识而后文艺”，讲解给学生们听，并且说明这里的“显贵”、“享爵禄”不单纯的解释为做官，应该是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先“器识而后文艺”，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个好人”。
　　一天，李叔同把他的学生丰子恺等叫到房间，翻开《人谱》，指出其中一节读给学生们听：“唐初，王、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显贵，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也……’”李出家前，将《人谱》送给了他的学生丰子恺，可惜抗战时期，该书燹于兵火。
　　夏丏尊回忆李叔同：“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

　　李叔同任教于国民政府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他同校任教的日籍老师，教授图画手工，为人傲慢自负，根本不把自己的中国同行放在眼里，不过唯独对李叔同似乎是敬畏有加。有一次，几名学生找到本田老师，想向他求取几条字幅。不巧的是，本田的办公室中没有备好的笔墨，大家便建议他到李叔同的办公室中去，借用那里的笔墨。没想到，本田对这个提议很是谨慎，开始并不同意，直到有人说李叔同已经出校，暂时不会回来，他才勉强同众人到了李叔同的办公室，但还是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并且一再叮嘱，只要李叔同一回来就马上通知他。大家都感到不可理解，问他为什么。本田一脸严肃的说：“李先生可是个艺术全才，书法、绘画俱佳，音乐也独具造诣，而且连日语都说得那么好，他的办公室我可不感擅入，笔墨更不能擅用了。”虽然他这么说，但学生们却不理解，因为在他们眼里，李叔同一贯温和友善，素来目中无人的本田更不应该这么畏首畏尾啊。本田的字幅才写完，外面忽然传来了喊声－李老师回来了，李老师回来了！本田闻听，慌忙扔下手中的笔，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负责望风的那个学生却一脸坏笑地走了进来。原来，李叔同根本没有回来，那个学生只是想开个玩笑。

　　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出家为僧，将十多种儿童玩具赠给在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的知交陈师曾留作纪念，陈于次年又将李的全部赠物画为一条幅，挂于自己的画室中。李叔同赠陈师曾的十多件儿童玩物，实都是中、日两国的民间艺术品，为李所藏存。计有泥马、竹龙、广东泥鸭、无锡大阿福(泥娃娃)、布老虎、日本的泥偶人和维纳斯石膏像等。次年，陈师曾又将这些赠品画成一条幅，题为“息斋玩具图”，挂于室内，以不忘旧友。据知，此图“将诸物布置满幅，色彩明丽(惟维纳斯石豪像用水墨)，题跋的大意是：友人李叔同去岁出家杭州，以平日所爱玩之物，分赠纪念，因图其形象。‘上天下地，同此赏爱者，有几人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陈的画幅和李赠的旧物，都毁失了。

　　民国时闹了个笑话，北京有家寺庙请人讲佛法，布施四方僧众，当家和尚合计，拟定要请“弘一法师”，谁知去请的和尚搞错了，听成了“红衣法师”，正巧当时西藏的一个大喇嘛来到了北京，那和尚想：大喇嘛不就是身穿红衣吗？一定是他，结果恭恭敬敬请来，方丈和尚傻眼了。
　　少年黄永玉曾有幸结识弘一法师。当时未满17岁的黄永玉在福建一座山庙前盛开着的玉兰树上摘花，弘一法师在树下问他：“嗳！你摘花干什么呀？”黄永玉年轻气盛，答道：“老子高兴，要摘就摘！”“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你已经来了两次了。”“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黄永玉口里咬着花枝，从树上跳到了地上，弘一法师邀请他到屋里坐坐。

　　屋内很简陋，弘一法师笑着问他：“平常你都干什么呢？……”黄永玉答道：“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打枪，打豺狗、野猪、野鸡……”于是二人聊了起来，谈美术知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四天后，弘一法师圆寂，他给黄永玉留下了一幅书法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黄永玉在庙中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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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情
　　丰子恺曾在《我与弘一大师》一文中回忆：“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
　　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是一个驰名于沪的浊世佳公子；后去日本求学时，洋装革履，“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象一个西洋人”；应聘到南高师任教以后，他又由留洋学生一变而为恂恂儒雅之士：灰粗布袍、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成黑的钢丝边眼镜。布衣布鞋的李叔同，与洋装时代、曲襟背心时代判若三人。

　　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丰子恺是他的图画课学生。一日，一同学被某老师怀疑偷窃，正在拉扯之间，丰子恺出面抱打不平，情急之下给了某老师一拳，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吝于欺师灭祖的大不道。学校教务会议上，被打的某老师坚持要把丰子恺开除，李叔同最后缓缓发言，学生打老师固然不对，不过老师也有错，说明老师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最后，在李叔同的努力下，丰子恺被记过一次，免于被开除的厄运。

　　丰子恺回忆李叔同：“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带着难为情的表情（我每次在教室外等着，亲自看到的）。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记得有一个最顽皮的同学说：‘我情愿被别的老师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每月的工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
　　李叔同生平念念不忘的是《论语》中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为他做人为僧之警语也。
　　李叔同出家后，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法师就坐。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弘一法师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
　　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道好不扫兴的闭门羹。
　　弘一法师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以免自己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
　　夏丏尊这样描绘弘一法师：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弘一法师言出必行，抗日战争爆发后，别人劝他离开青岛，他因答应别人，故信守诺言要等到中秋节后。而后随着战事发展，上海正是炮火连天，炸弹如雨，相比之下，青岛还算平静，夏丏尊写信给弘一法师，劝他暂住青岛。然而，大师是说到做到的决心依计划离开青岛。上海大场陷落的前几天，开明书店接到了弘一大师从新北门旅社打来的电话。当时夏丏尊没有在书店里，电话是经理章锡琛先生接的。章锡琛接到电话后，立即去看望弘一大师。夏丏尊赶到的时候已是夜间，由于大师已向章锡琛问过有关他的情况，所以见面时大师并没有问什么。几年不见了，彼此都已觉得老了。大师见丏尊的脸上有愁苦的神情，就笑着劝慰他说：“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弘一大师计划在上海停留三天，然后再回厦门去。第三天，夏丏尊又去看望他。大师住的旅馆，正靠近外滩，日本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一般人住在里面，似乎每隔几分钟就要受惊一次。可弘一大师镇定自若，只是微动着嘴唇端坐念佛。此等风光，夏丏尊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天中午，夏丏尊与几位朋友请弘一大师到觉林蔬食馆午餐，然后又要求他到附近的照相馆去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年春天，夏丏尊把这照片寄给丰子恺一张，附信则言：“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张，藉资供养（师最近通讯处：泉州承天寺）。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发已较前白矣。”
　　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事，每天照常工作，并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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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先生的自述：
　　到了泉州，"战地服务团"倒有一个，只是从来没说过要招考新队员。这怎么办呢？两头被吊起来了。
　　住在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刚认识的，由另一个刚认识的朋友辗转介绍给他。对门是所大庙，深不可测，说是有一两千和尚。庙里还养着一个剧团，专门演唱佛经故事的。和尚是多的，来来去去都是和尚。为什么要这么多和尚？和尚多了干什么，谁也不明白。庙里有两座石头高塔，从南安洪濑再过来十来里地，就能远远看到它们高高的影子。庙里有许多大小院子和花圃，宝殿里尽是高大涂满金箔的闭着眼睛的菩萨。一个偏僻安静的小禅堂之类的院子，冲着门是用砖砌得漂亮之极的影壁，长满了厚厚的青苔。绕过影壁，原来是满满一院子的玉兰花，象几千只灯盏那么闪亮，全长在一棵树上。多走几回，胆子就大了起来，干脆爬上树去摘了几枝，过两天又去摘了一次，刚上得树去，底下站着个顶秃了几十年的老和尚。还留着稀疏的胡子。

　　“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
　　“你已经来了两次了。”
　　“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象是泉州人。”
　　口里咬着花枝，几下子就跳到地上。

　　“下来了！嘿！我当然不是泉州人。”
　　“到我房间里坐坐好吗？”
　　一间萧疏的屋子。靠墙一张桌子，放了个笔筒，几支笔，一块砚台，桌子边上摆了一堆纸，靠墙有几个写了名字的信封。床是两张长板凳架着门板，一张草席子，床底下一双芒鞋。再也没有什么了，是个又老又穷的和尚。
　　信封上写着“丰子恺”和“夏丐尊”（裴按：“丐”字应为“丏”字）的名字。
　　“你认得丰子恺和夏丐尊？”
　　“你知道丰子恺和夏丐尊？”老和尚反问。
　　“知道，老子很佩服，课本上有他们的文章，丰子恺老子从小就喜欢——咦！你当和尚怎么认识夏丐尊和丰子恺？”

　　“丰子恺以前是我的学生，夏丐尊是我的熟人……”
　　“哈！你个老家伙吹牛！……说说看，丰子恺哪个时候做过你的学生？……”
　　“……好久了……在浙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出家哩！”
　　那是真的了，这和尚真有两手，假装着一副普通和尚的样子。

　　“你还写字送人啊！”
　　“是啊！你看，写得怎么样？”和尚的口气温和之极。
　　“唔！不太好！没有力量，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
　　“平常你干什么呢？……还时常到寺里来摘花？”
　　“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开枪，打豺狗、野猪、野鸡……”
　　“哪里人啊？多大了？”
　　“十七。湖南凤凰人……” 跟老和尚做朋友的时间很短，原来他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
　　“老子爸爸妈妈也知道你，‘长亭外，古道边’就是你做的。”
　　“歌是外国的；词呢，是我作的。”
　　“你给老子写张字吧！”
　　老和尚笑了：
　　“记得你说过，我写的字没有力气，你喜欢有力气的字……”
　　“是的，老子喜欢有力气的字。不过现在看起来，你的字又有点好起来了。说吧！你给不给老子写吧？”
　　老和尚那么安静，微微地笑着说：
　　“好吧！我给你写一个条幅吧！不过，四天以内你要来取啊！记得住吗？”

　　去洛阳桥朋友处玩了一个礼拜，回来的第二天，寺里孤儿院的孩子来说：
　　“快走吧！那个老和尚死了！”
　　进到那个小院，和尚侧身死在床上，象睡觉一样，一些和尚围在那里。
　　桌上卷好的条幅，其中一卷已经写好了名字，刚要动手，一个年青的和尚制止了。

　　“这是老子的，老子就是这个名字，老子跟老和尚是朋友。”
　　他们居然一说就信。条幅写着这么一些字：
　　“不为众生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一音”
　　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倒是号啕大哭了起来。和尚呀！和尚呀！怎么不等老子回来见你一面呢？
　　老和尚跟孩子谈过一些美术知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

　　乖僻
　　李叔同性格乖僻，经常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有记者访李叔同的《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文中记者问：“您你的双亲都在吗？”李叔同答曰：“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

　　李叔同在俗时的学生刘质平先生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所写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
　　李叔同在母亲的追悼会上自弹钢琴，唱悼歌，让吊客行鞠躬礼，便曾被津门的亲友称做“李三少爷办了一件奇事”。
　　李叔同在出演了《茶花女》而名闻东京后，许多人都以为这样一个一身才气的人，必定风流倜傥，不拘小节，身具名士风范。但是实际上一些真正接触过他的人，却认为李叔同的性格，实际上是有些孤僻的。
　　有一次，李叔同和欧阳予倩约好了早晨八点钟见面排练剧本。但是两个人的住处距离非常远，因此欧阳予倩因为赶电车，就迟到了十分钟。到了李叔同寓所，递过名片，欧阳就在门外等着。当时李叔同已经开始练琴了。看过欧阳予倩的名片，心里颇有怪意。于是，他慢慢走到窗边，推开窗门，看到欧阳予倩正在仰头向上，焦急等待。看到李叔同，连忙喊道：“叔同，叔同，是我，欧阳予倩！”李叔同并不作答，却反问道：“欧阳兄，我们约定的是几点？”“八点啊。实在对不起！我赶电车，老远跑来的，而且现在才刚刚八点过十分呢！”李叔同探出身来，一字一句的说，“欧阳兄，我们约定的是八点，你迟到了十分钟。按照我的计划，现在还要练琴。我没有工夫了，你明天再来吧。”然后也不看欧阳予倩，关上窗门，悠扬的琴声从屋里飘了出来。欧阳予倩吃了闭门羹，心下有些恼怒，却又深知李叔同的脾性，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只得悻悻而返。

　　另一位当时也在东京的留学生韩亮侯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他眼里的李叔同，也是有些乖僻的。有一次碰巧与李叔同一起参加音乐会，却见李叔同衣着不整，褴褛破败，却在一堆光鲜明丽的贵宾中坦然安坐。因此对李叔同的盛名就有些怀疑。但是音乐会后来到李叔同的房间，却发现环壁皆书，还有一家精美的钢琴，印象才大大改观。不久韩亮侯约了一位朋友去李叔同家，也是稍稍迟到片刻，就被李叔同毫不客气地关在了门外。众人因为了解了李叔同的处世风格，也只是讪然一笑，随即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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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质平在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不久，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他把作品拿去给李叔同看，只见先生表情为之一变，他以为先生要责怪自己急于求成，正在内疚之际，忽听李叔同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正值严冬，这天恰好又碰上狂风大雪。刘质平还是准时赴约了。当他走到教室跟前，发现雪地上已经有了脚印，但左右一打量，教室里漆黑一团，四周亦空无一人。于是刘质平就在廊前冒着风雪静静等候；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忽然，教室里的电灯通明，接着又走出一个人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老师李叔同。此时的李叔同，显得非常满意的样子，他说刘质平已经是准时赴约且又在廊前冒着风雪等候十余分钟，要他可以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在考验学生是否守时。此后，刘质平果真成了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乐事业上颇有成就。

　　后来李叔同出家后谈到这段经历，曾经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还有一次是在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发现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叔同借一把伞回家。但是李叔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还义正词严的说，“岳母大人，当初你答应把女儿许配给我的时候，我可没有答应将来下雨借给你伞。”搞得岳母哭笑不得，最后还是淋雨回家。
　　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风流潇洒的纨绔子弟的不羁习气渐渐淡薄下去，李叔同那种狷介如同白鹤的真实性格开始凸显。他一生行事极其认真，而且律己甚严，由此也延伸到平时的与人交往上。况且李叔同不苟言笑，举止凝重恭严，常人看来，总是有些孤僻和怪异的。

　　丹心
　　1905年，李叔同与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创办‘沪学会’，撰《祖国歌》。去日本之前，填‘金缕曲’留别祖国。八月东渡日本。年底，办《音乐小杂志》，在国内发行。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1907年2月，因国内两淮水灾，李叔同在东京乐座演出话剧《茶花女》，以门票收入赈灾，这也是中国人演话剧之开端。时李叔同在《茶花女》中，饰女主角“玛格丽特”。
　　李叔同的文艺观，造就了他富有爱国心，热爱祖国的精神品质。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当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抗日战争爆发后，弘一大师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正色向惶惶终日的僧侣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抗日战争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在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这位“唐末完人”和大历才子的生平资料，嘱高文显作传，便是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对于保全晚节一事，真是极为用心。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已跃然于字里行间。
　　抗战期间，弘一法师在危城厦门致函道友李芳远：“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再次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爱国之心不泯，护佛之志尤坚，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力量即凭此得以充分外现。
　　1937年，厦门市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事前恳请弘一大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当时厦门开运动会，有两个直接的目的：一是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二是募捐拯救四川难民。但弘一大师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这便有了如此激昂慷慨的壮歌。《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一生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至孝
　　李叔同幼年丧父，此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十九岁那年，他奉母携眷到上海定居，住城南草堂。李叔同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自己对丰子恺说过：在他的一生中，唯独跟他母亲一起生活的那几年最幸福，此后便一直忧愁，直到出家（李叔同把出家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生母是旧家庭中地位低微的小妾，李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亲还有余哀。有一次听讲《地藏经》，他竟涕泗滂沱，难以自已。

　　1905年农历二月初五，李叔同的生母王太夫人病逝上海寓所，他哀痛万状，改名李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足见其丧母的心情。六月扶柩北上，七月二十九在天津为母丧举行一次“告别式”。
　　到达天津以后，李叔同为了母亲与老家的人发生了一起冲突。关于此事，李叔同的长子李端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有所涉及：“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

　　李叔同为母亲办的这场丧事极不平常，不但打破“外丧不进门”的老规矩，把灵柩抬进了老宅大门，而且是按西式做法办理的。除了致悼词（而非老式的孝子跪地念祭文），全家穿黑衣（老式该穿白衣）送葬以外，最值得我们倾听的是，李叔同亲自奏钢琴，唱悼歌。
　　在李叔同友人的回忆中，曾提到，李叔同对他们说过，“我的母亲——生母很苦。”他还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言语之间，流露着无限的遗憾之情。
　　李叔同对母亲的尽孝是十分虔诚而自觉的，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他1918年正月十五日（2月25日）受三皈依后做了一件海青（僧衣），及学习两堂佛门的功课，“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1935年，弘一大师在惠安弘法，四月二十一日为大师亡母冥诞，大师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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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雾山

　　情爱
　　李叔同十八岁时，由母亲做主与俞氏结婚。李叔同的发妻姓俞，在关于李叔同的资料中，并无她的真实姓名的记载，只知道小名蓉儿，是天津卫一位茶商的女儿。她相夫教子，克己持家，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李叔同，却始终未能获得丈夫的爱。
　　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据他的长子李端回忆，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就没有在家中度过春节。当时李叔同将日本妻子安顿在上海，当时他可能陪同另一位妻子一起过春节了。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以后，俞氏和两个儿子一直在天津的老家中生活。
　　李叔同出家对元配妻子俞氏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俞氏是一个完全旧式的妇女，她没有那位日本妻子所受过的足够的教育以便能不依赖任何的人而独立于世上。根据李叔同的儿子李端先生的回忆，在李叔同出家之后，俞氏为了打发寂寞的日子，就到一家刺绣学校里起学绣花，后来又在家中找了几个女伴教他们绣花，但没多久就散班了。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被天津的家人得知后，李叔同的二哥认为，结发夫人俞氏应当前往杭州劝说李叔同还俗。俞氏知道李叔同的个性，一旦决定的事就是九牛二虎也难挽回，当时没有前往。到1921年，俞夫人自感将不久于人世，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劝说丈夫还俗。俞氏来到上海，找到了李叔同的老同学黄炎培和杨白民，苦求他俩。于是，黄杨二人请出了各自的夫人相助。
　　三位女眷在杭州走访了好多寺庙，终于在玉泉寺找到了李叔同。三人要求李叔同到岳庙前临湖一家素食店一起用餐说话。吃饭时，三人问一句，李叔同答一句，一顿饭吃完，李始终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抬头看一下女眷。吃完饭，李叔同就告辞归山。俞氏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放声大哭，李叔同也没有回一下头。俞氏于1926年病逝，享年四十五岁。
　　注：俞氏到杭州寻找弘一法师的记录来源于黄炎培，但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否定了此事。

　　李叔同有过一段寄情声色的生活，时间应该不长，到了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学后，他已经自觉到脱离这种生活的必要性。大约1902年秋，李叔同对这种公子哥的生活有了担心。1902年秋，李叔同有一封写给许幻园的信，其中写道：“……小楼兄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专此，祗颂行安！不尽欲言。”这封信里写到了在南京颇为得意的“小楼兄”（即“天涯五友”之一的张小楼），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这段话说明李叔同已决心放弃“花丛征逐”的生活。

　　李叔同与上海名妓李苹香有过一段诗缘、情缘。1904年的时候，李叔同曾为铄镂十一郎（章士钊）著的人物传记《李苹香》写了序言。李叔同以笔名惜霜为《李苹香》一书作序，多少是在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李苹香有才女之称，李叔同还有数首书赠李苹香的诗，而李苹香也有诗作赠与李叔同。
　　李苹香的真名叫黄碧漪，入乐籍后曾先后化名李金莲、李苹香、谢文漪等。李苹香是著名的才女，写得一手好诗词。李的居室名叫“天韵阁”，她的好几部诗文集就是以居室名命名出版的，如《天韵阁诗选》、《天韵阁尺牍选》等。李苹香自幼聪颖，爱好学习，她小时就整日手持诗书吟咏不止，并且显示出了非凡的诗才。她八岁时就开始作诗，据说，当地一位名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她的诗作，读后拍案叫绝地说：“此种警艳，当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来无此手笔！”

　　据章士钊的《李苹香》一书，记载：1897年，李苹香十八岁时，与母亲以及异母兄弟三人，到上海去看赛马会。母子三人贪玩了几天，一下子用光了盘缠。当时，他们隔壁正好住着一位潘姓客人，三十来岁，长得丑陋，自称是嘉善县人，与李苹香老家嘉兴是邻县。当他发现李苹香一家三口困于旅馆无法归家时，就热情地以老乡的名义，表示愿意资助。他让李苹香母女在上海继续玩几天，玩个尽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几天一过，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潘某提出要娶李苹香为妻。无奈，李苹香只好委屈地听从了母兄之命，跟这个潘某住到了一起。

　　潘某是个无赖，家中早有妻子儿女。原配妻子见他另结新欢，根本不许他进门。于是，潘某只好带着李苹香来到了苏州。为解决生计，潘某竟然要李苹香去做妓女，他自己当起了掮客。李苹香就此沦落风尘。不久，潘某带着李苹香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来到上海后，由于李苹香才艺出众，很快被文人们授以“诗妓”之誉，成为海上名花，声名日盛。
　　1901年夏，李叔同与母亲、妻子由天津迁往上海。那时，他因赞同康为有、梁启超变法而成了当局眼中的敌人，无奈避祸沪上。由此，李叔同和李苹香相识，两人一见倾心，均有相见恨晚之感，互相引为知己。
　　李叔同第一次来到李苹香的天韵阁，就以“惜霜仙史”之名赠李苹香七绝三首：沧海狂澜聒地流，新声怕听四弦秋。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
　　最高楼上月初斜，惨绿愁红掩映遮。我欲当筵拼一哭，那堪重听《后庭花》。
　　残山剩水说南朝，黄浦东风夜卷潮。《河满》一声惊掩面，可怜肠断玉人箫。
　　后来，李叔同进入南洋公学学习，他与李苹香的交往更加频繁了。除了上课，他的空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李苹香待在一起。才子佳人，诗酒唱和，风花雪月，情深意长。
　　数年之后，李叔同由于母亲病故，深受刺激，决意告别诗酒风流的上海洋场，远赴日本留学。李叔同与李苹香以诗相识，当然仍是以诗告别，他又写下《和补园居士韵，又赠苹香》七绝四首。李苹香也写了不少诗回赠李叔同。
　　1918年，李叔同遁入空门后，将自己的存书、书画作品以及印章全部捐赠了出去，其中将名妓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送给了好友夏丏尊。

　　1906年，到日本留学的李叔同，在东京结识了他的日本妻子（关于这位女性的名字，相关资料都记录不详，一曰诚子、一曰福基,暂取后者）。两人最初的相识是因为学习西洋绘画的李叔同急需一位女模特。
　　当时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他开始接触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西洋绘画学习。西洋绘画注重写实，进行人体写实练习是一项必修的课程，然而寻找裸体绘画模特，成了李叔同在刚开始学习西洋绘画时最棘手的问题。

云雾山

　　1906年的11月，带着浓浓凉意的秋风开始吹遍了日本东京的各个角落，这一天，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刹那间，李叔同发现了自己寻觅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选。李叔同请福基作自己裸体模特的要求让她觉得十分突然，但福基竟然很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理由是她觉得李叔同是一个有才华的、诚实的中国青年。福基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她评价一番。在一段时间的合作后，由于相同的爱好，又彼此真诚相待，两人开始跨越画家和模特的界限。

　　1911年3月，李叔同即将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回国，福基正式提出了与李叔同结婚的要求，并决定同他一起回中国。回到中国后，李叔同把福基安排在上海居住，自己先是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老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在杭州任教时，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伦路家中的夫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
　　1918年正月十五，来到杭州六年后的李叔同，立志舍弃小我普渡众生，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佛教，和福基的这段12年情缘凄美落幕，从此佛俗异途，各奔前程，永不相叙。
　　李叔同出家并没有预先告诉在天津的俞氏和上海的福基。对于日籍夫人福基，李叔同请好友杨白民转告，并委托杨将她送回日本。福基得到消息，忧思和悲伤之极。她认为李叔同出家已经成为事实，但日本的和尚允许拥有妻室，不一定非把她送回国。她坚决要求再见李叔同一面。
　　李叔同出家几天后，在上海的福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杨白民的陪同下，从上海赶到杭州，李叔同得知后，不好回避，于是同意在西湖边会面。福基恳求李叔同不要弃她而遁入空门，但是李叔同去意已定，说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等重要物品，请她处理后作为回国的路费，在送给她一块手表后说道：“你有技术（福基原本学过医），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福基见丈夫夫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便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
　　福基与李叔同未育有儿女，在李叔同出家后由杨白民按李叔同的委托，将其送回了日本。回到日本，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据说天津名伶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她与李叔同的爱炽烈而纯洁。李叔同青年时代，经常到协盛园、下天仙等茶园去看戏。彼时，河北梆子女演员初兴未久，一些半路出身的女演员在发声、吐字、行腔等方面缺少训练，精通字韵和音律的李叔同曾主动为她们做指导，在艺术方面给她们以帮助。杨翠喜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叔同对杨翠喜也极为倾心，他每天晚上都去为杨翠喜捧场，散戏后还提着灯笼送她回家。更难得的是李叔同不仅为杨翠喜解说戏曲的历史背景，更指导她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叔同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李叔同也以为两人可以缔结鸳盟，共度一生。但因为李叔同的母亲和二哥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爱情最后宣告夭折。李叔同到上海后，给杨翠喜寄来两首《菩萨蛮》也表达了这种浓情蜜意。

　　其一：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杨翠喜的命运让人唏嘘。光绪末年，庆亲王之子载振贝子是有名的花花公子。段芝贵为了巴结权贵便将杨翠喜买下献给载振贝子。御史赵启霖联合同僚岑春煊上奏朝廷，要求弹劾，由此引出令朝野哗然的官场花案。
　　最不幸的是那位无端受害的戏曲女演员杨翠喜。她从北京偷偷被送回天津，直接成为盐商家里的小妾。盐商王益孙在住宅前院为杨翠喜另建房3间，并带私家戏楼，为防止世人口舌，他不准杨翠喜出屋一步，但准其在戏楼里唱戏过瘾。尽管如此，杨翠喜依然每日如同坐监，由于心情郁闷，一代名伶不足30岁即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所遗二子，下落不详。

　　红尘
　　清光绪六年(1880年)阴历九月二十李叔同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李筱楼，清朝同治四年，李筱楼五十三岁时中了进士，曾经在吏部任职，但很快便辞去了官职，回家继承家业，经营盐业和银钱业。有记载说，李筱楼辞去官职后，他的继任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最能说明李筱楼和李鸿章的不一般关系的例证，就是在李筱楼去世后，在丧礼上为他“点主”的就是身为朝廷命官的李鸿章。李叔同的生母为李筱楼侧室，是第三房。在李叔同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而他的母亲却只有二十虚岁。母亲王氏能诗文。李叔同5岁丧父，在母亲的扶养下成长。

　　李叔同的儿子李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有这样的描绘李家的富庶：“据我们看门房的老家人张顺对我讲过，说我爷爷在世时，我家曾多次来过‘镖’。这应该是我家干盐务的收入，通过镖行从引地押运到津的。张顺说，来‘镖’的时候，前门大开，成箱的财物卸在前边的柜房里，热闹极了。张顺还为我学过来‘镖’时镖行人喊‘来——镖——了’的声音。”
　　李端先生在文中所提到的柜房，就是李家的桐达钱号。这是一个内局性质的钱铺或票号。它就位于李家宅院进大门以后的五间倒座东房内。李家的桐达钱号，在天津以外的其他地方还设有分号，至少在上海是这样的。李叔同以后南迁上海，由家族中拨给他以供应生活的财产就是保存在上海的桐达钱号的分号中，以便他随时支用的。
　　李叔同偏执于艺术本身。这当然首先归功于他富足的家底。如果像其他留学生一样每天忙于为衣食分心，或者担心会不会被房东无情的赶出，恐怕不会有情调来从事艺术创作，享受精神生活。所以李叔同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从小不曾受过生存之苦，现在更不必为生计奔波，而且还请得起女仆和私人模特儿，当然就有无尽的闲情逸致。他名下有三十万资产，而当时的一百元就能完全支持一个学生在日本半年的生活！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就在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一些大的钱庄票号却趁混乱之机宣布破产，以此来将客户存在号中的银两据为己有。李家的财产也“一倒于义善源票号，再倒于源丰润票号”。另一种说法是，李家的财产是全部投到了盐田中的。但政府突然宣布将盐田收归国家，致使李家的所有投资均化为乌有。不管是怎么一种情况，李家的破产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了。李叔同名下的三十万两以上的财产也付之东流。

　　李叔同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在津、沪间交往的风尘女性很多，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朱慧百、李苹香等皆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

云雾山

　　皈依
　　1915年，李叔同兼任南京高等师范（中央大学前身)图画音乐教员，每月于杭、宁和沪上家室之间往返。他在杭州结“乐石社”，被推为社长，亦从吴昌硕游，入“西泠印社”为社员。夏丏尊、姜丹书、马一浮等文坛名人与他往来密切。马一浮已是有名的居士，研究佛学，对李叔同影响深刻。
　　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与夏丏尊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李叔同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
　　一次，夏丏尊向李叔同介绍一篇日文杂志上有关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1916年冬，适值寒假，当时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试验断食二十天，写《断食日记》，取号‘李婴’（取老子“能婴儿乎”语），示脱胎换骨之意。
　　据夏丏尊的回忆：“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感觉脱胎换骨。李叔同觉得断食不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断食期间，李叔同对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很有好感。这些无疑使他道心大增。回校后，李叔同虽教习如常，但茹素诵经，言语中机锋已现。

　　李叔同体弱多病，自认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由。他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已透露出个中消息：“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因此这次断食便成为了他出家的近因。
　　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1918年正月初八，李叔同以居士身份再入虎跑定慧寺习静，适逢马一浮介绍其友彭逊之削发出家，李叔同大受感动，当即皈依了悟和尚为在家弟子。7月，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入虎跑寺正式出家，依了悟上人为第度师，法名演音，号弘一。弘一离校前，将一生所积之艺术珍品、金钱、衣物全部分散。金表、诗词、书法卷轴、贵重纪念物全部留给夏丏尊。音乐、绘画、戏剧出家前所积的照片，按学生兴趣，分别留给丰子恺、刘质平、王平陵、李鸿梁等人；衣物、用物，分散给校中的工友；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珍贵饰物、金钱，全数留给日籍夫人；金石作品，全部埋于“西泠印社”印冢中；油画作品赠给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

　　李叔同离校当日的情形有回忆说是这样的：“仍旧是浙一师的校工闻玉送他入山。到了寺中，李叔同拿出一件海青换上，对闻玉合掌为礼，说：“闻居士请回吧。”闻玉事前并不知道李叔同此行的目的，见此状况大惊，一时痛哭失声。在房间里，李叔同自己动手整理床铺，闻玉请求帮忙，但被李叔同拒绝了。后来，闻玉只好含泪独自下山返回。
　　而丰子恺的回忆却与此有所不同。他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这样描述了李叔同出家之日的情形：“……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
　　李叔同出家后，他的日本妻子来劝，但他不为所动。在致刘质平书中，他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
　　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当初的作为：“这七年中，他（李叔同）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经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当时李叔同已经开始穿出家人的衣服，每次颂念佛经，茹素。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样，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经意就脱口说了一句愤激之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李叔同听了此言并未介意，却是笑颜相对。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这个打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