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中国最早的照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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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畔的耕作(1900年，昆明)：
    方苏雅拍牛虽多，但决不重复，牛在他眼里似乎是一个可以无限挖掘、创作的富于隐喻的题材。在这幅照片中，牛的两个主人——一对普通农耕夫妇都没有显露出面容，倒是两头牛以同一种令人感动的表情协调地合二为一了——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拉好它们身后的犁。整个画面里有一种温暖和谐的情致。肯定不该把这一切看作是完全偶然的，不要忘记方苏雅是左拉和自然主义的忠实崇拜者，而且他成长期间的法国正好是绘画领域大师叠出的高峰期，也是世界艺术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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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村寨 1900年 滇南
    据记载，方苏雅时代的昆明城房屋中平房占95%，只有翠湖边和新城铺云津市场有少数一楼一底的木板房。而平房中又以草房为多，整个云南民居都以草房为主。这种房屋取材方便，修建快速，缺点是防火防水性能较差。方苏雅在云南旅行时，出于安全和外交方针上的考虑，喜欢住在少数民族聚集区。他所拍摄的少数民族房屋建筑中除回族村寨外，还有红河傣族的干栏式建筑和彝族的闪片房。这些房屋的共同特点是就地取材，样式统一，与周围环境协调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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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较场上的新军 1903的昆明老较场
   　　晚清镇戍云南清军是绿营、练军、防营兵，分为马、步、战兵进行训练,由云贵总督统帅,云南省高级军事长官为巡抚、提督。当时在昆明有四个演兵习武的场所：“洪化堂”原为明代镇守国公沐英的柳营，旁临洗马河。吴三桂入滇后将之辟为“平西别苑”,其孙吴世璠称帝后改称“洪化府”,康熙末年，除正殿外，其亭台楼阁与群杂房屋均被拆毁，并于雍正初年辟为较武场，正殿则改作演武厅，称为“洪化堂”；“西箭道”(在今民生街沙朗巷)咸丰前为马王庙,庙前地势开阔,常有人在此支靶习射,后为云贵总督衙门卫队的操练之地；规模较大，也最为著名的是南、北门外的南、北较场,其中北较场最大，纵横都有八、九十丈；南较场纵横也有五十丈左右，范围包括今广济街、宝善街、南强街、毡子街、北后街、履善巷、公安巷、祥云街、鼎新街等。
　　据罗养儒《纪我所知集》，清朝咸丰年间，有“文边重在迎春，武边重在迎霜降”之说，迎春时文官要翎顶挂珠、蟒袍官靴列队沿街游行,祭春牛、芒神,以求农事顺利、五谷丰登。而每届霜降日，昆明军营中则要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这天，凡在省城的督标中协、抚标参将及属于提标的城守营参将要召集各级士兵，列队北教场。上级官员在演武厅入坐，千总、把总、百总则率队分行伫立厅前，将一支黄缎底、黑缎字、长可及丈、红火焰边的三军司令蜈蚣旗，竖在演武厅正中。届时官兵以酒帛作为牺牲，先放三排枪，祭拜演武厅上的霜降娘娘像后，再放三排枪，然后结队进北门，经北门街、升平坡、西华街，直下南正街，向南教场行进。一路上军队由督标中协、抚标参将分别率队,每队前都有号、鼓乐及鸣锣开道,执仗扬旗，缓缓而行。士兵身着戎装，腰佩弓韬，背负箭橐；卫队亲兵则持枪、扛红令字旗。中协、抚标骑马随后。最高军事长官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并不亲自参加游行，但他们的金盔金铠放在彩亭中由督标营、抚标营的士兵抬着前进，以表尊容。到了南较场以后，各营人分别站在演武厅的东西两面，掌旗官将三军司令旗竖立在厅阶前正中，然后大放鞭炮，督标与抚标走到台上将一支红帅旗升在将台旗杆上，督标下令士兵掌号鸣枪，方告礼毕。
　　这组照片全部摄于1903年，当时正处于清政府推行新政、扩编新军的高潮之中，在洪化堂已经设立了军事学校，请德国教官，以洋枪洋炮进行操练。方苏雅常以法国领事的身份应邀参加检阅新军操练，先后拍摄了军队的多次训练；而他见到的“迎霜降”典礼，也是以新军为主。虽然这一典礼在当时已没有昔日威武雄壮的场面，官兵都不甚振作(清朝在前几年一直处于连续的军事失败中)，但这些照片仍为我们留住了晚清云南这一独特的典礼情况。
古老令旗下的现代步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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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兽犹斗：
      照片中的外国人包括当时在昆明的全部法国人，可能还有几个英国牧师。他们因得到民众将攻击他们的消息而全体集中在方苏雅的法国领事署内。方苏雅用抢回的步枪武装了他们，并对传教士进行临时军事训练。但方苏雅下令，只有他能开第一枪(事实上没有)。按他的话来说，即“显示武力是为了没有必要使用武力”。实际上，多少是因为武器装备先进，这支临时凑成的部队具有的战斗力令清政府和民众都有所顾忌，从而使他们能从围困中安全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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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武装到牙齿”：
      图为方苏雅的办公室主任和主要助手博伟，荷枪实弹地在法国领事署内站岗。请注意他右侧的立柱上的温度计，这样的温度计方苏雅共有4支，利用它他为昆明留下6年的气温计录，这肯定是最早的准确记录。至于右边的铁笼子，里面多半是方苏雅饲养的某种动物。也许在四面楚歌的时刻法国人已感到铁笼的含义，但据方苏雅说他们都不害怕，因为“我们已武装到了牙齿”。但是照片中的人没能最终回到他的祖国法国，他在逃离昆明不久后死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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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焚毁的天主教堂：
照片上的三个中国人都穿着法国领事署的“差官”制服，当然是方苏雅让他们站进画面参与构图的。当时焚毁这座教堂只花了20分钟，并殃及整个街区。主教的中国管家住宅也被民众哄抢，人们两次企图放火，但邻居将它扑灭了，害怕殃及自己。这座教堂位于平政街，如今主教堂建筑已恢复，在今昆明市红十字会医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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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领事衙门口的头颅：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参与者也许都具有朴素的动机和目的：敌视基督教文化，渴望恢复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但那是一个电报已经普及的时代，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传到昆明后，民众发现曾经默许甚至鼓励他们的清政府已经迅速转而把刀放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这颗挂在法国领事衙门口的头颅清楚地显现了这一运动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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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同盟：
      照片中清朝官员与法国人交错而坐，似乎是象征某种友谊和同盟，但实际上双方都疑虑重重：方苏雅得到的消息是正是这些官员在煽动民众反对洋人，而他又必须依靠清廷撤离昆明；另一方面，云贵总督丁振铎既惧怕洋人，又想在民众面前挽回面子，而他提出的留下传教士放走其他人的折中办法又被方苏雅拒绝。值得指出的是，这张照片明显使用了闪光灯，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摄影设备。没有它我们就无缘瞥见这个聚会于阴暗厅堂的奇异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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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场前的百姓(1903年，昆明)：
刑场设在昆明南较场(今宝善大厦附近)。方苏雅不仅给起义领袖的遇害场面拍了照，还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刑场前的围观者。无论如何我们会想起两个十分熟悉的字——看客。其实这决不是中国独有的“景观”，只是当我们看见这些熟悉的脸上与平时相比毫无变化的表情时，仍禁不住产生一种中国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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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首领们抛头颅血染昆明南城墙(1903年，昆明)：
方苏雅刻意表现了左下角一个男孩难忍地捂住口鼻——这是一张关于血腥味的照片；也关于生死和强弱；关于反抗与镇压；关于自 由与禁锢；关于忍耐与愤怒；关于城墙以及比城墙更古老的历史。类似的似曾相识的故事总不会令人安宁平静，但它激起联想和思考，而“一种可怕的美”早已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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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商王炽 1900年 昆明
　王炽(1836—1903)，字兴斋，云南弥勒人。现被称为“云南历史上经商达到最高境界”的唯一一人。他于清朝咸同年间开始在蜀、黔、鄂、粤等地，以沿途贩运，调剂有无，而获利甚巨。当时因咸同战乱后，百业待兴，万物匮乏，贩卖商货能获重利，加上当时开埠通商后外贸的迅速扩大及鸦片的大量外运，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商人结成商帮、行帮，如“百汇川”“兴盛和”、“永昌祥”等商号，当时昆明繁华的南正街、三牌坊、马市口、三市街的丝绸铺、烟茶铺、理发铺、洋纱铺等行业迅速崛起，出现坐贾行商,形成一定的商品市场。王炽抓紧时机，于同治、光绪年间创设的同庆丰、天顺祥票号更是盛极一时，分号遍及重庆、昆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15个省，均通汇兑并经营出入口商业，包销四川盐岸。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法国出兵犯越南，清廷以越南久列藩属，不能坐视不救，命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当时军情紧急，需饷甚巨一时筹应不及，王炽以一商人能明大义，识大体，毅然独自借垫60万两巨款作饷银，与法国殖民者作斗争，其爱国热忱实属可风，岑毓英为之赐额称“急公好义”。庚子之乱时，北京、西安天顺祥与官府结纳，大为清廷卖力，特别是西太后逃到西安后，由国库带往之款用完后，得到天顺祥源源接济，西太后对王炽大为赏识，赐予三代一品封典。他还贷数十万银两开发东川铜矿。在1887—1911年的25年间，王氏全部红利已达389·9万多两，已是富埒王侯。王炽对办理地方公益，不遗余力，兴学、恤灾、建桥，设兴文公当、牛痘局等等，动辄数万，无稍吝惜，在当时全国商界中首屈一指，凡提及王兴斋三字，几乎无人不知。
　　王炽在今天看来可谓当时云南的一位奇人，他不仅善于经营，与官府结纳，与商贾互利，而且与法国驻越南总督杜美有交往，把卖线街西头升平坡下的同庆丰房屋租赁给法人为领事署，其新公馆与之毗联，“每遇省会小有警讯,王府举家避居法领事署中而与法领事方苏雅结干亲。”(同庆丰号总管帐于槐清《克念斋书屋日记及笔记》)方苏雅也因此可自由出入王家拍摄婚礼和堂会戏。王炽与法国人密切交往，引起了反法民众的不满，1900年昆明反法民众围攻法国领事署时，他的公馆亦被焚烧。方苏雅拍摄的与王炽有关的照片不少，但大都是其商号和矿业，有王炽本人形象出现的照片只有一张。按说以他与方苏雅的交情应该不止于此，但方苏雅的玻璃底片曾被抢一次，由此遗失也有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王炽的第四代传人仍生活在昆明，叫王佑贤，是云南纺织厂的一个下岗工人。他至今仍收藏着云南名士陈荣昌为王炽撰写的行传、家谱手稿及悼念王炽的祭文、诗文和挽联等

迎彩礼的王炽一家(1900年，昆明)：
摄于王炽二儿子的婚礼(迎妆日)上，右数第二人即为王炽。景中箱盒里装的都是女方的嫁妆，大致有一幅门帘、一对枕头，镜台脸盆、胭脂粉、簪环首饰、袄褂裙裤，及瓷碗瓷壶、木箱木器等日用品。方苏雅写在照片下面的法文说他参加了一个大银行家儿子的婚礼，并用法文谐音标出这家银行叫“同庆丰”。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有王炽本人出现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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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炽的三小姐(1901年，昆明)：
作为大户人家之女，图中的千金小姐在这种年龄总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但方苏雅与王炽结为干亲，出入拍照了无所谓。照片呈现了明清昆明的少女装束，与已婚妇人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头发和首饰，茶几上的摆设则同样程式化。从她胸前的念珠来看，家里人想必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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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滇越铁路
   法国之所以获得1903年修建滇越铁路的权利，与中日甲午海战有关。当时日本在与清朝签下和约之后仍强占辽南，德、法、日联合迫日撤兵，但各怀鬼胎。1895年，中法通商条约和界务专约签订，其中就有修筑滇越铁路的条款。当时越南总督杜美在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书中写道：“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物产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选揽其开办权，以收大效。”法国人柏顿考察云南后也说：“滇越铁路建成后，不仅云南全省商务为法人所掌握，而且云南政府也在巴黎政府所掌握之中。”方苏雅1899年12月起兼任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修建滇越铁路是他的重要使命之一。 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境内的有466公里。如果从1898年开始勘测算起，到1910年竣工通车，整个过程竟耗时13年；即使从1904年动工算起，也耗时7年。原因首先在于民众的反对，因不愿搬迁祖坟，不愿让铁路破风水等等，而奋起抗争，路务为此经常停顿,多次修改路线；其次是因为沿线地势非常险峻，钻洞太多，有的地方须架铁桥，而一切材料都要在法国订制，都须大量费时。当时筑路工人大都是中国人，也有2万多越南民工。由于工作环境、条件都很恶劣，外国工头又不顾工人死活，仅开工头一年就有5千多人死亡，第二年更增加到2万5千多。到1910年完工时，共有6、7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
滇越铁路施工现场:
图中外国工头正指挥工人在岩石中开路挖洞，但明显缺乏必要的安全措施：工人无安全帽，而且山上山下皆一起在动工。滇越路沿线地势本来就险峻，加以野蛮施工，路成而万骨皆枯。所以有“一根枕木一条命，一颗道钉一滴血”的民谣。但这条铁路1950年回归中国后，直到现在还在使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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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爬梯(1899年，昆明附近)：
这是云南特有的情景之一。因为山多路陡，马车常不能行；而牛稳重力大，虽然缓慢，却能爬坡上坎。牛车的轮子是木制的，方苏雅曾戏称与其说它是圆的不如说是方的。在滇越铁路和滇京公路通车以前，牛车曾长期是云南地区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之一。

狼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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