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诗人如何影响生活》等随笔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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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朵渔
《诗人如何影响生活》
　　聂鲁达的一生从来不曾放弃过通过诗歌来影响人们的生活，为底层的人民鸣不平。他来自智利共和国的另一端，出生在有浩瀚原始森林的绿色土地上，那里有他雨和雪的童年。多年的外交生涯结束后，他选择回到祖国的另一端，硝石平原，那里好像半个世纪没有下雨了。沿着炽热的沙漠，他的足迹遍及整个硝石平原，他去过农村、港口、城市、兵营，访问过农民、工程师、律师、海员或矿工的家。他喜欢住在荒野中工人们的陋屋里，那些没有学校读书、没有鞋穿的人们选他作为他们的代表——共和国议员。从此他明确了自己的责任。“诗人还需要什么呢？所有的东西，从悲泣到亲吻，从孤独到人民，都存在于我的诗中，又在诗中得到体现。我为我的诗而生活，而我的诗又在支持我的斗争。如果说我曾获得过许多荣誉，那些荣誉都像蝴蝶一样转瞬消失。其中只有一项最重要，这项荣誉很多人蔑视它，可实际上很多人得不到它。经过艰苦的美学教育和追寻，经过了书本语言的迷宫，我终于成为了一名人民的诗人。”
　　选择和人民在一起，就是选择一种危险的生活。随着聂鲁达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响亮，秘密警察的脚步声也越来越清晰。他开始在硝石平原上到处躲藏，并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无尽的流亡生涯。他几乎每天都要换一个地方，每到一处都有一扇敞开的门在等他。“就这样，一夜又一夜，/在漫长的阴暗的时间里，/当暮色降临到全智利的海岸，/我，一个流亡者，/从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在我们祖国的每一条田垄上，/还有许多卑微的小屋，许多人，/都在等候着我的足印。”“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在这之前/从来也没有见过我，/却把他们的门向我打开，/并保护我的歌唱？”这就是一位人民诗人最大的骄傲。
　　1952年，聂鲁达大师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而流亡意大利卡普里岛。在那里，他沐浴着地中海的阳光，享受着与第三任妻子的爱情，并在困境中参与着政治运动。因为他的到来而临时受雇佣的邮差马卢，成为他生活中意想不到的一个小插曲。对于大师，邮差只是个给他送信的小人物，在他的生活中无足轻重；对于邮差马卢，大师的出现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因之而爱上了诗歌，而获得了爱情，而改变了生活的道路。国内环境稍好时，聂鲁达离开了卡普里岛，邮差马卢重新失业。马卢思念着聂鲁达，但他从智利收到的第一封信，甚至不是大师的亲笔，而是聂鲁达的秘书寄来的，委托马卢将大师留在岛上的一些东西寄回。从此再也没有了联系，两人的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继续。最终，大师获得了诺贝尔奖，万人瞩目，而深受聂鲁达思想影响的马卢在参与一次群众集会时，被警察打死。一个小人物的离去，让故地重游的大师陷入了沉思。
　 《邮差》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一部反映诗人生活的电影。不仅仅是出色地描画了一个大人物和一个小人物，更重要的是，它真正触及了诗歌的根本问题：诗人如何影响生活。诗人对政治势力的影响从来都是脆弱的，秀才遇到兵成为一种可悲的宿命。聂鲁达影响了马卢的一生，但在死亡面前，他无法挽救马卢。一生做惯了战士的鲁迅也发出过这样的慨叹：写了那么多文章，也抵不上孙传芳的一枪一炮。
    问题似乎没有这样简单。诗歌直指人心的感染力、牵引人向善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它可以改变人心，虽然它在一个庞然大物面前暂时失败了。正如李昂·格劳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知道艺术家改变不了社会，但这个说法太简单了。艺术是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变成经验内容的一部分。如果大卫特不存在，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可能的见解就会大大地不同。
　　是这样。诗人在人群中说话，并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生活。世界应该静下来，听听诗人们在说些什么。

《托尔斯泰的忧郁》
　　关于这个老人1910年冬天的离家出走，我读了他好几年，始终感到无话可说。他的姿态太迷人，他的思想太复杂，充满了天真、颤栗、矛盾、急切……当我对自身的耻辱感越来越强烈时，托尔斯泰的忧郁也走进了我的内心。
　　他早就想离家出走了。1884年他说：“我难过极了……真不该不走。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对自己小国寡民的庄园主生活感到羞耻，“这一切如何了结”？早在八十年代初，他就希望能按福音书的指示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分给穷人，并身体力行，开始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实行平民化，布衣素食，体力劳动。“有个时期我曾经以自己的才智、门第自傲，现在我知道了，如果说我身上有什么好的东西，那就是一颗敏感而又能够爱的善良的心。”他在《忏悔录》中说，“我们这种富豪的、博学的人们的生活不仅使我反感，而且失去了任何意义。”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家产和版税，统统分给穷人，以求得良心上的安稳。他还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在烧茶、劈柴、生炉子上，为学生编写识字课本，为农民编写俄语读本……但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几乎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高尔基就从来不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去种地、修炉灶、做皮靴”有什么必要。但托尔斯泰就这么干了几十年，他穿着宽大的农夫的上衣、一部蓬松的大胡子、满脸愁苦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这一切如何了结？”他认为“一切时代的优秀分子”都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人的生而不平等、人类尊严感的消失、人性的罪、政治的恶……这一切如何了结？他不认为“暴力抗恶”是一个可选择的道路，暴力本身即为恶，其最终导向的结果仍然是一种恶。他强调“道德的自我完成”，他在1908年的日记中写道：“是啊，需要进行自我修养——我在八十高龄的今天所做的，正是我十四五岁时怀着特有的热情所做过的同一件事：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以克服自我为中心并劝人为善，“要想使人们的状况好起来，必须使人们自己好起来……而为了使人们好起来，必须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外在的、社会的活动，尤其是社会斗争，总是转移人们对自己的内心生活的注意力，因而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变坏，由此降低社会道德水平。”他成了一个悲天悯人的、宗教教主式人物，就像基督说的那样，“你去把财产分了，不要以暴力抗恶，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不要论断人，不要杀人……”他成了“世界的良心”。在一般人看来，这良心显得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肥大”——看到冬天里的乞妇，那乞妇又冷又饿，“而我穿着暖和的短羊皮袄，一回到家就大吃鸡蛋！”他感到痛楚、羞愧；看到街上的雏妓被带进警察局，“而我却在一间干净舒适的房间里躺着看书、喝无花果泡的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对此无法忍受，内心深受煎熬。但人们在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里照样过他们的日子，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世界很正常，发疯了的只能是托尔斯泰，他说：“我知道，我是疯子。”“我在这疯人院里难过极了。”
　　高尔基说，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的伟大人物中间最复杂的一个”。他复杂吗？从人格的自我完善来看，他是单纯的，甚至有些天真。只是他的追求很苦，他的自责很深，因为这是一道“窄门”，梅列日柯夫说，“他是社会的良心自责的化身”。人生是痛苦的，只有不死的精神和绝对的自由意志，才是值得追求的至善和人生境界；尊重每一个人的本身，永远不要将他人视为手段，要永远视其为目的。这是康德的观念，也是托尔斯泰终生追求的信念。摇笔弄舌是简单的，振臂高呼也不难做到，难的是要对自己采取行动，特别是放弃自己既得的利益，放弃已经坐稳了的位子，将自己引向那道“窄门”，这才是真正的难。这种修炼过程就像加缪所提倡的“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也要尽力地燃烧，为了美和爱去忍受苦难”。
　　最终，托尔斯泰选择了“飞越疯人院”，离家出走，为自己的生命划了一道清晰的轨迹：屈从，然后解脱。他希望自己的老年能够像印度人一样离开家庭到森林里去，“任何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到了晚年都想一心一意侍奉上帝，而不是去嬉闹，搬弄是非，打网球。我也一样。”他在出走那天夜里写道：“我的做法与我这种年纪的老人通常的做法一样，即抛弃俗世生活，以便独处，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度过一生最后的时日……”他要像一头自由的野兽那样，为自己寻找一处干净的死亡之地。他逃到奥普京修道院后，因已被革出教门，他怕自己不被接纳。站在修道院院长居室的台阶下，他脱帽伫立，不敢贸然进去，先请人传话：“请您说一声，我是列夫·托尔斯泰，也许我不能进去吧？”院长迎出来，张开双臂说：“我的兄弟！”托尔斯泰扑到院长怀里痛哭失声……
　　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死在他的出走途中，死前他说：“其实……我爱很多……他们怎么……”这是他最后的话。
　　“为什么要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生活呢？因为若不这样，最终归于死亡的生命就毫无意义。” 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在日常生活的陀螺仪上空转。这是一个“沉沦”的世界，因为我们陷入其中而遗忘了“此在”的意义。在“死亡”面前，“此在”才真正开始彰显，如基督所说，这是一道“窄门”，“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风华

托尔斯泰是一个伟人，是一个超出其时代的人，因为也是一生饱受痛若的人，也是著作等身的人。主要还是一个思想家，而不仅仅是文学家。

凝月无语

两篇文章侧重点不同,引出的思考也不同.对于前一篇,很容易生出这样的感慨:改变小人物容易，真要去改变社会改变未来诗人是幼稚的.而后一篇关于诗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应该更值得去探讨.

枫景依旧

伟人，常常站在思想的高度来看社会和自己，无论是聂鲁达的沉思还是托尔斯泰的忧郁，给人的影响都会无穷。

stone

两篇随笔可思考的东西很多。诗人如何影响生活，凡人如何影响生活，我们每个人如何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中，或者说我们如何进行精神追求，以达到不断地接近“自我完善”，先处理好和“我”自己的关系，再处理和社会的关系，等等都值得我们思考。面对生活，连大师、伟人都这般脆弱，我们该走怎样的路，路越走越宽，还是越走越窄，前面一道“窄门”？

信尊

任由多少窄，都是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