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江西 历史名人-----古代篇

妖精灵灵

                         汉朝   

灌婴
灌婴（？—前176），前汉初大臣，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初以贩卖丝绸为业。秦末农民战争中，曾随刘邦转战各地，陷阵却敌。青年时期，以骁勇善战闻名全军，赐号昌文侯。
高祖五年（前期202年），从刘邦击项羽于垓下，追羽至东城，破之，率将吏破吴郡，得吴守，定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身经百战，功绩显著。灌婴南略时，抵豫章，下九江，始筑九江城，民得安堵。据《九江府志》“古迹篇”记载：灌婴筑九江城时，曾在庾楼侧，开凿一井，因井水应江浪而动，名为“浪井”。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曾有诗云：“浪动灌婴井，浔阳江上风。”宋代著名诗人苏轼也曾为井题诗：“江波浮云阵，岸碧立青铁。胡为井中泉，浪涌时警发。……”后由于垒石护岸，江岸加宽，井底与江孔堵塞，因而不能听到井浪中声。浪井位于今九江市西园路369号门前。现已建亭护井，将李白、苏轼诗文勒石刻碑嵌于亭壁，原有“浪井”二字立于井旁。
刘邦称帝，灌婴任车骑将军，封颖阴侯。后与陈平、周勃共同平定吕氏叛乱，迎立文帝，任太尉。不久任丞相，后以丞相薨，谥懿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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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晋   
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习凿齿
习凿齿，字彦威。东晋史学家。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少有志气，发愤读书，博学多闻，以能文著称。他曾为东晋大将醒温幕僚，升别驾，后与桓温意见不合，出任荥阳太守。因脚疾，解职归襄阳。以后又曾叫他回朝廷修辑国史。
十六国时，前秦国王苻坚南下攻晋，陷襄阳，其时凿齿在家闲居，苻坚素慕他的才学与名望，曾派车马将他请去，遗赠颇多。不久，他假称脚有病，仍电襄阳。著有《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该书上起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迄西晋，记了近三百年的史事。他在叙述三国历史时，以蜀汉刘备为正统，魏现操为篡逆。认为晋司马氏虽受魏禅，应是继承汉祚，不应继魏。融，晋朝国统不正，不能昭示后世。（南宋理学家朱熹很同意这个观点，在《通鉴纲目》中说到这件事）正办为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他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他普专程去隆中凭吊也明故宅，并写了《诸葛武侯宅铭》，记叙了也明故宅的情景，论述了也明志在只兴汉室、统一中原大业的抱负，颂扬了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死而后生的思想作风。在他的著作中，还收录了阳明的《后出师表》，对考证此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在四川成都的武侯祠里，后人留下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上面说的，几乎是论者的共同意见，无需赏述。这里要着重说的，是关于习凿齿的流寓、殁葬地问题。好些志书说，习凿齿流寓、殁葬在新喻，也有似乎说是在万载的，意见不完全统一。现将各说都摭来，供专家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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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精灵灵

唐 朝
李渤
李渤（？—831），字澹之，洛阳人。唐穆宗即位，召为考功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0年）十一月，定京考官，他不避权幸，该升则升，该降则降。并上书言宰臣肖免等尸位素餐，平庸误国，为权臣所顾忌，言其性情粗放，越职言事，出为虔州刺史。长庆元年（821），调任江州刺史。
李渤到江州不久，发现朝廷管理财政的官员张叔平，不顾百姓疾苦，竟奏征贞元二年（786年）逃户欠款四四0一贯。他体察下情，为民请命，立即上书陈奏“江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今年已旱死一千九百多顷”，还要征收三十六前的拖欠，黎民百姓实在负担不了。并在书中表示：如不准奏，“臣既上不副（符合）圣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轻持符印，特乞放臣归田”。在李渤的恳切请求下，朝廷才下旨：“江州所奏，实为诚恳，若不蠲容（免除），实难存济（安顿），所诉逋欠（拖欠）并放（免收）。”
当年，江州治署城南有一南湖，面积约一千二百亩，东抵北风嘴，西连龙开河，南接山川岭，北依浔阳城。由于湖面宽阔，南来北往行人诸多不便。李渤为了方便行人，遂纠工在湖中筑堤。堤长七百步（约二里），南连山川岭，北接城池的南门口，沟通南北，往来称便。堤上还建桥安闸，控制和调节水位，兼有灌溉农田之利。后人为感谢这位刺史，将新建的堤命名李公堤，外湖名甘棠湖，桥名思贤桥。
李渤青年时期，曾与兄李涉一同在白鹿洞、栖贤寺一带读书。他在白鹿洞养了一只白鹿、并常随白鹿外出走访与游览。因此，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读书处称白鹿洞、他出任江州刺史时，旧地重游，在白鹿洞广植花木，增设台榭、宅舍、书院，修葺一新。至今白鹿洞书还存有纪念李渤先贤祠和后人石雕的白鹿。
长庆二年，李渤被调回长安，任职方郎中，升迁谏议大夫。敬宗即位，转给事中。因仗义执言，抨击太监横行霸道，并为鄂县县令崔发鸣不平，又出为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观察使。在桂管二年，因病罢归洛阳。李渤虽被排斥，但谏官继续为其申辨。太和五年，以太子宾客征至京师，月余卒，时年五十九，赠礼部尚书。《旧唐书》对李渤的评价是：品德高尚，不随便附和。势利之徒谓其矫情求誉；正人君子言其以直言被斥，终不息言，以挽救时弊，值得尊重。
　
狄仁杰
狄仁杰（607—700），字怀英，今山西太原市人。长寿元年（629年），被贬为彭泽县令。
仁杰原为唐朝大臣，以明经（唐制六科取士，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举（推荐、选拔），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宁州刺史等职。武则天执政，转文昌右丞，出为豫州（今河南汝南）刺史。武则天即位后，仁杰于天授二年（691年），入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同平章事（即宰相）。其时，遭酷吏来俊臣诬害下狱，几乎丧命。后密使其子上诉武则天，得免死，贬为彭泽县令。仁杰抵彭泽县，正值大旱，他即上疏为灾民减赋税，疏云：“彭泽百姓，齐营水田。臣到县已是七月，百姓嚣嚣，群然告歉，询其所自，皆云：春夏以来，并无霖雨，救死不苏，营田失时，不可改种。今总不收，将何活路，乞免民租。”朝廷见疏，特降制（帝王命令）江洲，蠲免彭泽民间租税。他又把受冤在押的三百多名犯人，释放回家过春节，但要他们节后返回。囚犯大为感动，如期返狱。民感其德，运土成墩，建祠祈颂。祠虽早毁，但彭泽旧县址黄岭乡“纵囚墩”的地名却世代相传，成为美谈。
万岁通天年，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动，为加强边防，征仁杰为魏州刺史，幽州都督。神功元年（697年）复相位，仁杰在任相期间，请求赦免曾被突厥协从的人；劝止武则天造浮屠大像；建议召回中宗；引荐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著名将相，后来皆成为武则天晚年最敬信的大臣。圣历三年（700年）九月病卒，武则天为举哀，罢朝三日，赠文昌右相，谥文惠。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唐朝著名诗人，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他白傅。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唐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江州司马，历时四年。
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传说始生就会说话，能认识“之无”二字，五六岁就能懂得声韵，十五岁就能做诗作赋。十七八岁时，曾一次携带着自己作的诗文到长安，特意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见他年轻，起初瞧不起他，一眼觑卷上的名字“居易”二字，便戏笑他说：“居易、居易，长安米价昂贵，恐怕居住下来大不容易”。可是当他翻阅到白居易的诗卷第一篇正是《赋得古草原送别》一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特别其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顿时吃惊，非常欣赏称赞，慌忙改口说：“有才如此，能作这样的诗真是难得，那就在长安居易不难了”。于是设宴款待，多方宣扬，白居易的声名大振。
白居易青年时期，家境贫困，对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德宗贞元十六年（799）考中进士。十八年应吏部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拜左拾遣。他的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时，他抱着“达则兼善天下”的政府态度，为民请命，勇敢战斗。曾提出“尊贤能以澄清吏治，薄税敛以安民生，罢兵革以苏民困”等主张。为了反对宦官吐突承璀做掌握兵权的“招讨宣慰使”，甚至当面指责唐宪宗的错误，引起皇帝的愤怒，幸有李绛（监察御史，直言敢谏，尤疾宦官专横）救助，才免于罪处。自元和三年至五年的三年谏官任内，是白居易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为了实现自己政治主张而进行勇猛战斗的时代，也是他创作上的黄金时代。他的最富于斗争精神的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的讽谕诗就是这时写的，其中《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等诗，锋芒尖锐，象连弩一样射向黑暗势力，使“权豪贵近者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同上）。元和八年改任左善赞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专门陪太子伴读的闲官，不符合他的志愿，他在给李绅的诗中曾流露出不满情绪：“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入高眠。”至元和十年宰相吴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他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的权贵即以越职言事罪，将他贬为江州刺史，更有中书舍人王涯奏其“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白居易贬到浔阳之后，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消极，开始揉合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保和”和佛家的出世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抵湓城不久，即于香炉峰与遗爱寺之间，建一草堂。这个草堂，前有奇松数十株、修竹千余竿，青罗为墙板，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詹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旧唐书、白居易传》），真是贬官闲居的好地方。所以他准备“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就平生之志。”（《九江史话》）至于被贬为司马之心情，他说：“州民康、非司马之功；郡政坏，非司马之罪，无言责，无事忧。”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泳，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攸（修）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旧唐书、白居易传》）。这些年，他往往是春游东林寺，秋登浔阳楼，或访陶渊明故宅，或观石门涧瀑布，或攀香炉峰顶，或闻鸟语泉鸣于遗爱寺，或乘风踏浪晚归彭蠡湖，尽览浔阳诸胜，留下诗文一百余篇。其中以《与元稹书》和《琵琶行》最为著名。《琵琶行》是借一个被抛弃的歌女形象，抒发自己沦落之感，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诗中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漂零憔悴、流落江湖的长江歌妓，一个是遭谗受贬的诗人自己。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但对封建社会的黑暗、不平，却有相同的感受。在浔阳江头，琵琶声里，他们的哀怨和激愤组成了一支凄苦的歌，唱出了他们的不幸，倾诉了社会的不平。从对被压迫、被蹂躏的弱女子的同情，揭露封建社会对才人、志士的打击和迫害。居易离江州不久，有人在浔阳江头送客处，建一亭阁曰：“琵琶亭”，以诗名亭，以资纪念。千余年来，历经兴废，地址数迁。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江市人民政府重建于长江大桥的东侧，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为一仿唐园林式建筑。主体建筑琵琶亭，坐落在两丈多高的花岗岩石基上。亭六角双层，碧瓦红柱，翘角重檐，周围护以白石栏杆。金光灿灿“琵琶亭”三个大字的巨幅匾额，由当代艺术大师刘海粟书写。楹柱上有清代文人董云岩的集句联：“一弹流水一弹月，半入江天半入吴”。台内展出白居易诗文及其他江州的行踪图片。亭台前面的巨大石碑上，雕刻着毛泽东手书的《琵琶行》长诗。台院正中有白居易汉白玉塑像。两侧建有碑廊，镶嵌着历代诗人、书法家题咏和书写的五十六块碑刻，供游人欣赏。
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冬离开江州，前往四川任忠州刺史（今忠县）。元和十四年冬，穆宗即位，召回长安，拜司门员外郎，第二年，转主客郎中，知制造，加朝散大夫。他目赌宦官擅政，朋党倾轧，一般朝士，各有攀援，不愿卷入旋涡，自请外任，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退休）。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以诗酒咏佛为事。大中元年（846年）卒，终年七十五岁，赠尚书右仆射。江州人为之立祠。
在文学创作上，白居易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和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而别无寄托的作品。《与元稹书》是他的诗论纲领，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作出了重要贡献。早期的讽喻诗，是他提倡用诗歌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实践，其中有不少是同情当代人民痛苦，揭露统治者腐朽与残酷的作品。但是，到了后期，尤其是晚年，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早期的讽喻诗，他的诗歌也丧失了战斗性和光芒。他的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妇皆能听懂。他和元稹友谊甚笃，世称“元白”。著有《白乐天长庆集》。
　
卢肇
卢肇在唐武宗李炎会昌三年（公元８４３年）状元及第，且是江西第一个状元。他是宜春县文标乡人，他老家的具体所在地在今分宜的杨桥乡观光村（分宜在宁朝时才划原宜春县的文标等八乡立县）。现该村有状元桥，在暮云（木叶）坳还有卢肇的墓。肇生于唐元和十三年（公元８１８）年二月初三日。卢肇政事之余，勤于笔耕，一生著述很多，有《文标集》、《届堂龟鉴》、《卢子史录》、《逸史》、《愈风集》、《大统赋注》等等一百几十卷。卢的诗文，才智，特别是他的德行，《唐摭言》、《云溪友议》，著术中比较著名的是《汉堤诗》、《海潮赋》、《天河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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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宋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北宋诗人，书法家。修水县人。其父黄庶（字亚父）庆历二年（1042）进士，仕不得志，遂刻意于文词，作诗学杜甫，有《伐檀集》传世。舅父李常（字公择）也是一位诗人兼藏书家。使黄庭坚从小生长在文学空气浓厚的书香家庭。
黄庭坚自幼聪颖异常，五岁能背诵五经，七岁写过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因此黄庶非常喜爱这个孩子。舅父有时亦来黄家，随便从书架上取书一本查问庭坚，他能对答如流。李常为之惊奇，称他有“一日千里之功。”
嘉佑三年（1058年），其父黄庶在康州（今广东省德庆县）任上逝世。由于家境不太富裕，黄庭坚才十五岁，遂跟着舅父李常到淮南游学。嘉佑六年，他在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认识诗人孙觉（字莘老）。孙觉推崇杜甫，认为杜甫的《北征》诗胜过韩愈的《南山》诗。而另一诗人王平甫却认为《南山》诗比《北征》诗好，两人反复争论，都不能说服对方，时值庭坚在座，两位老人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若论工巧，《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范温《潜溪诗眼》）当时庭坚仅十七岁，而他一席之言，使两位前辈心服口服，结束一场争论。从此，孙觉非常赞美这位聪颖少年，后来就把自已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他。
嘉佑八年，黄庭坚首次参加省试，当时传说他中了解元，住在一起的考生设宴庆贺。正在饮酒间，忽然有一仆人闯了进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三个人考中了，而他不在其内。席上落第者纷纷散去，而庭坚仍若无其事，自饮其酒，饮罢，又与大家一同看榜，毫无沮丧的神色。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黄庭坚再次参加省试。诗题是《野无遗贤》，主考李洵看到他试卷中的“渭水空藏月，传岩深锁烟”，不禁拍案叫好。说黄庭坚“不特此诗文理冠场，他日有诗名满天下。”就此中了第一名。第二年春天，再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礼部考试，中了三甲进士，登上仕途。初任余干县主簿，后调汝州叶县（今河南省叶县）县尉，途中写了一首《冲雪宿新寨不乐》诗：县北县南河日了，又来新寨解征鞍。山衔斗柄三星没，雪共月明千里寒。小吏有时须束带，故入频问不休官，江南长尽梢云所，归及春风斩竿竿。”抒发开始走向仕途，对小吏生涯郁郁不乐的心情。熙宁五年（1072年），诏举四京学官，庭坚考得优等，被任为北京（今河北省大名县）国子监教授。当时留守北京的大老文彦博很器重他的才学，在他任满之后，又留他再任，一直在北京度过了七年。七年中，他致力于诗歌创作，在艺术技巧上有较大的提高。元丰元年（1078年）庭坚作了二首古风，投书给当时任徐州的太守苏轼，以表示仰慕之意。苏轼读其诗，认为“超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由是诗名大震，两位大诗人也从此结下至死不逾的友谊。
神宗即位后，于熙宁三年（1070年），任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实行新法。但是，新法一开始就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对。后来新旧两党斗争愈演愈烈，革新和保守的斗争逐渐蜕化成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在这场斗争中，黄庭坚站在旧党一边，他很尊敬司马光和苏轼兄弟。司马光逝世后，他作诗追挽：“毁誉盖棺了，于今名实尊。哀荣有亡命，终始酌民言。蝉冕三公府，深衣独乐园。公元两无累，忧国爱元元。”（《司马文正公挽词四首》之四）但是，他也很尊敬王安石的人品：“然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跋王荆公禅简》）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斗争的旋涡里。
元丰三年（1080年），黄庭坚入京改官，被任为吉州太和县（今江西省太和县）知县。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独当一面的地方官。为了了解人民的生活实际情况，他常常深入穷乡僻壤，踏遍了太和县境的崎岖山路，将农民的疾苦，如实上报，减轻农民负担。人称：“治政平易，人民行以安定”。元丰六年，庭坚调任德州平镇（今山东省商河县境内）的监镇压官。此时德州通叛赵挺之属于新党，正在德州推行市易法（由官府管理市场贸易），他认为德平镇小民贫，实行市易法有困难，不同意这样做，与赵挺之公文往来，反复争论，种下了后来遭受贬的祸根。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因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执政，司马光任宰相四月，庭被召入汴京任秘书郎，因司马光的推荐，参加了几个有的校定《资治通监》的工作；十月，被任为神宗实录院检讨官，集贤校理，主持编写《神宗实录》。检讨官。此处据《历代著名文学家列传》）元佑六年书成，擢起居舍人。元佑八年，被任为国史编修官。这年哲宗亲政。九年，改元绍圣，表示要继承神宗在熙宁、元丰年间的政策，并起用新党的蔡京等人。蔡京等虽然打着神宗和王安石的旗号，事实却在排除异已，借此打击一切旧党人员。他们对旧党主修的《神宗实录》大为不满，下令国史院核实《神宗实录》的记载，以“诬毁先帝”、“修实录不实”加罪，于绍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黄庭坚被贬为涪州（今四川省涪陵县）别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安置，左右惨然不安，他却颇能自我解脱，坦然处之，在黔州四年，寓居开元寺摩围阁，仍然诵书写字，沉醉于艺术世界之中。绍圣四年，庭坚的外兄张向任提出举夔州路常，十二月，朝迁以“回避亲嫌”为由，下诏庭坚移到戎州（今四川省宾市东北），在州南的一个僧寺里住下来。为了避免遭受进一步迫害，他自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把寺中的居室叫作“槁木庵”和“死灰 ”。后来在城南另外租了房子，又起名叫“任运堂”，表示自已安分守命，无心世事了，所以在戎州的三年中，生活还算安定。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暂时由太后向氏听政。五月，诏复司马光等三十三人入官。十月，蔡京等人相继被贬出京。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三月，庭坚接到权知舒州的任命。四月，又被召为吏部员外郎。两次上表，说明身有羸疾，请求在太平州（今安徽省当涂县）或无为军（今安徽省无为县）当一个地方官。崇宁元年（1102年）四月接到知太平州任命。六月，到达太平州，接受了知州的职务。不料只过九天，吏部公文就下来了，免去了知州职务。原来，此时徽宗亲政，起用蔡京为相，新党重新握政权，蔡京等人对旧党人物迫害比绍圣年间更加残酷。崇宁二年四月，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九月，又下诏在各地立“元佑奸党碑”，几乎把旧党人物一网打尽。这时，赵挺之已被蔡京荐为副宰相。庭坚地德平镇时曾与赵有过政见上的冲突，因而假公营私报宿怨，暗中指使荆州转动判官陈举从庭坚所写《承天院塔记》中摘取“天下财力屈渴”等语句，诬告庭坚“幸灾谤国”，使庭坚受到“除名羁营宜州”(今广西省宜山县）的严厉处分。崇宁三年三月，庭坚到宜州贬所，初租民房，后迁寺，都被官府刁难。崇宁四年五月，被迫搬到城头破败戍楼里栖身，人不堪其忧，庭坚终日读书赋诗，举酒浩歌，处之泰然。宜州人民敬其旷达高洁，许多人慕名前往求诗求书，向他请教学问，他也尽量满足来访者的要求。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终年六十一岁。大观三年（1109年）春，由苏伯固、蒋伟护柩归葬修水县双井祖坟之西。南宋绍兴初年，高宗中兴，追封直龙图阁士，加太师，谥号文节。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来、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其最重要的成就是诗。诗论标榜杜甫，但是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艺求上讲究修辞造句，追求奇拗硬涩的风格，其诗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但在若干作品中仍表现出倾向旧党的政治态度。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他又能词，兼擅行、草书。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痊鹳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遗作有《山谷集》。自选诗集《严华疏》、《松风阁诗》、《幽兰赋》、《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家乡存有《上冢》、《咏清水岩》、《双井解嘲》、《云岩寺院记》、《王纯中墓志铭》及都昌南山《清隐禅院记》等诗文及《双井》、《钓矶》等磨崖石刻。其居官、流放，抑或家乡客邸，凡足迹所至，有关轶闻、传说、诗联、墨宝、碑刻等珍存无遗。宜山山谷墓及宝华亭、修水县南山崖山谷祠及字，屡遭毁废。建国后，已在南山岩建立了黄山谷纪念馆，并将原有的楼、廊、亭、阁、祠修葺一新。现有，山谷神中中树有黄庭坚纪念头像。九曲回廊中嵌有他的书法碑刻。溪山自在楼里展出其生平事迹和各种版本的著作以及后人研究黄庭坚的文献。黄山谷墓在他出生地双井村之南，为圆顶结构，仍保持宋代古墓风貌，朴素壮观。墓地面积约二里。建国后，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增筑了围墙，新修了古式门楼。
王钦若
王钦若（９６２－１０２５），字定国。北宋新喻人（今新余东门王家人）。官历三朝，曾前后三次为宰相（包括一次为副宰相），脖子一长有一肉瘤，时人目为“瘿相”。他从小很聪明，会读书作文。他十八岁那年，宋太宗率军进兵太原，他作《平晋赋论》进献皇上。后为开封某门客作有一屏联曰：“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和色过衡阳。”受到人们的称誉。太宗淳化三年（公元９９２年）中了进士。据说，当时在殿试中还考了第一名，中了状元；只因他与同中一甲的袁州窗友许载两人太高兴了，纵情喝酒，袒腹失礼，太宗怒，下旨再试，丢了状元。因王若钦聪明，“智数过人”，在他为官的三十多年中，好使鬼把戏，在好些事情上表现“奸邪险伪”，时人称他为“五鬼”之一。“奸邪险伪”鬼把戏王钦若的“奸邪险伪”表现在那里？现主要根据《宋史．王钦若传》举几个例子。
一曰投机取巧，邀他人之功为已功。
二曰迎合帝意，大搞荒诞无稽的迷信活动。
三曰挑拨离间，谗语伤人打击政敌。
四曰金蝉脱壳，嫁祸于人。
五曰有功抢为自己，有罚归咎他人。
王钦若诸于上述的“奸邪险伪”，大中祥符七年马知节与王一起大枢密院任事时，马普当着真宗的面进行揭露丑诋，普使王一度罢了宰相；但因王能委曲、巧合帝意，卖力为真宗上玉皇尊号、建祥源观等等，而王本身从年幼起就崇信道教，（年青时，在宜春的湖岗寺和奉新林书院读过书，这两地都是当时有名的道教所在地，可能深厚影响），特别是当了大官后，更“好神仙之事”（著有《天书仪制》、《五岳广闻记》等书，校刊道书数百卷），“情人眼里出西施”，因此真宗对他有种特殊感情，罢相后不久，又官复原职，重登相位，他的龌龊行径不能得到彻底揭露。真宗死，仁宗即位，钦若又献《迁叙图》，论述“平时百官叙进，皆有常法”，得到仁皇欣赏，加上太后从中赐以青睐，钦若仍得为宰相，并封为冀国公，恩宠日隆。钦若最后染疾归家，“帝临问，赐白金五千两”，既卒，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录亲属、亲信二十余人入官。“国朝以来宰相泶恩，未有钦若比者”。在此情况之下，钦若的龌龊得径更得不到揭露。只是到了以后，仁宗的头脑冷静下来宰相可能听到各方的反映，他自己也有所觉察、体验，才对辅臣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皇帝老子开了口，当时色正不邪的宰相王曾才对仁宗曰：“钦若与丁谓、林特、东彭年、刘承（土加圭），时谓之‘王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
王钦若虽为“五鬼之一”，但也做过一些好事。他与杨亿等主持修纂的《册府元龟》大部头类书，对宋前史籍的辑佚和校勘工作便很有价值。他中进士后为亳州判官、监会亭仓时，一年天久雨，谷难干，仓司以老百姓送来的谷不干拒绝收纳。好些人远道送来因候收粮盘缠完了，真是发急。钦若了解到这情况，令仓司全部收下。为使这笔谷不致霉烂变质，在另放一处的同时，又奏请凡来仓要粮者，不分先后，一列先支湿谷。真宗见疏大喜，说他有相才，改判三司。......
晏殊
晏殊（９０１－１０５５），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抚州市）人。北宋著名词人。自幼天资聪敏，笃学能文，十四岁举神童，十五岁应廷试，得到真宗的赏识，赐同进士出身。复试，擢秘书省正字，得尽读秘阁藏书，学问益博。继迁翰林学士，深为真宗所倚重，“事无巨细，皆咨访之”。仁宗即位，益加信任，历居要职，先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文武职宰相）。后出知河南，兼西京留守，进阶至开府仪同三司，勋上柱国，爵临淄公。卒谥元献。
　　晏殊才高学富，识见明决，深知治国本末。从三十五岁入枢府刘恕年少学博，“召至府，重德之，使讲春秋”，“帅官属往听”（《宋史．刘恕传》）；鉴于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遂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大兴学校，延范仲淹以教生徒，当时四方学者辐辏，其后显身于场屋和朝廷者，多出于此。宋代兴学，亦自殊始。当时重才、选才、育才，以晏殊为最力。范仲淹、孔道辅、韩琦、富弼、宋庠、宋祁、欧阳修、王安石等，均出其门下。以此，仁宗朝被称为宋代人才最多的朝代，造成了北宋鼎盛的政局。范镇在挽词中说：“平生欲报国，所得是知人。”对晏殊的这一评论，确是很中肯的。
　　晏殊执政，正当北宋“承平”之时，也是最墨守祖宗成法之际，在政治上要有所改易更革，虽是宰辅，也难有所作为。但他在一些重大事情上或在关键的时刻，却敢于兴革，兴学仅其一例。又如：“仁宗即位，章献明肃太后奉遗诏权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垂帘听之，皆毋得见。’议遂决。”
　　西夏元昊寇边时，“陕西方用兵，殊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及募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悉罢还度支。悉为施行”。凡此都反映出晏殊的识见明决、刚简正直、兼具将相之才。
　　晏殊在文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他能诗，善词。文章赡丽，四六、书法无不工。著有文集二百四十卷。（见欧阳修《晏公神道碑》）但统大部分已经散失。今尚流传者，仅《珠玉词》一卷（约一百三十首），诗百余首，文章十数篇。他的诗，闲雅有情思，或叙事咏物，或言志抒情，往往寓有深意，有时亦含哲理，意境比较深广。如《春阳》、《七夕》、《中秋》、《寓意》、《示张寺丞王校勘》、《吊苏哥》等，都较出色，其中“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风迷戏蝶闲无绪，露寰幽花冷自香”；“未必素娥无怨恨，玉蟾清冷桂花孤”；“秋河不断长相望，岂独人间事可哀”；“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等，堪称佳句。但是，他的突出贡献，还是在词这一方面。
　　词在宋初，风气未开，作者尚少，词坛还很寂寞。自晏殊崛起，喜作小词，流风所及，影响甚大。当时重要词人如欧阳修、晏几道（殊之子）都深受其影响。他的词上继南唐、“花间”遗绪，下开北宋婉约词风，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继往开来之功，对宋代词坛贡献尤大。所以曾被人们称为北宋初期词家的“开山祖”。就思想内容而论，因囿于贵族生活，多祝颂酬答之词，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长于即景抒情的小词，亦多取离情别绪、花酒歌愁一类的传统题材。其中有的结合了自己的心境，并非全是“无病呻吟”。但更高的成就还在艺术性上。不少，作品写得风流蕴藉，温润秀洁，闲雅平和，含蓄委婉，富有情韵和意境。同时语言清丽，声调和谐。他摒弃了《花间》的浓艳纤佻，又吸取了《阳春》的清丽蕴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脍炙人口的《踏莎行》：“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便可代表其一般风格。他如《山亭柳》、《蝶恋花》、《菩萨蛮》、《浣溪沙》等，都是被人传诵的名篇；其中“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高梧叶下秋光晚，珍丛化出黄金盏”；“昨夜西阳春”，都是广为流传的佳句，有的至今常为人们所引用。这就更奠定了晏殊词在宋词中的身价和地位。
　　晏殊由于文学上、政治上资望都高，因而深受时人的尊敬。范仲淹功业彪炳，地位与之相似，而对晏殊终身以师礼敬之，书题门状，必称“门生”；晚年过访，仍授以崇敬的诗句：“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受师资。”（见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遗事录）宋庠、宋祁稍晚出，并以文名，“兄弟虽甚贵显，为文必手抄寄公，恳求周润。”（《渔隐丛话》引《西清话》）“公之佳句，宋莒公（即宋庠）皆题于斋壁。”（《青箱杂记》）韩维官至太子少师，年六十余，对晏殊劝子晏几道，犹自称“门下老吏。”（《邵氏闻见后录》）于此俱见时人对晏殊是极其尊崇的。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多诵古人篇章，为诗文，“下笔出人意表”。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言事，得罪宰相被贬，欧阳修写信斥责司谏高若讷不主持正义，被降知夷陵县。康定元年（1040）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庆历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诰。五年，杜衍、范促淹、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欧阳修上疏为他们分辩，因被贬知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和宋祁等一同编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太子少师。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于家，谥文忠。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促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要使“文”有光辉，“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他的散文深入汪出，既精炼又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悼亡忆旧、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以文为诗”。通俗流畅。古体诗有的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另外一些诗，多是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写出了对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这作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他特别称许梅尧臣“意新语工”之说，正是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但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例如为人们所称道的《踏莎行》，末尾两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又如《朝中措》开头两句：“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
　　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有独到见解，金石学有开辟之功，史学成就尤伟。他的独生子欧阳发等曾作了一个统计，所著将近二十种，仅《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就有十三种。以现行《欧阳文忠公文集》和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的《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较全。
李觏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南城县）人。南城是抚河流经之地，抚河古称盱江，所以后人称他为“李盱江”或“盱江先生”。
　　李觏自幼聪明好学六七岁始“习字书”，十二岁就能写文章。十四岁父亲去世，母亲“垦阅农事，夜治女功”（《先夫人墓志》），得免冻馁之苦。服丧三年，十七岁始出外游学。二十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李觏也象其他读书人一样，想通过科举，登上仕途，干一番事业。但是，他在科举仕进的道路上却一再受挫，未能如愿，自叹“生处僻遐，不自进孰进哉！”景佑年间，他步行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寻求仕进之途，毫无结果而归。次年，参加乡举，又名落孙山。庆历元年（1041），应茂才异等科，有旨召试。李觏入京，又未中选，在京城“忧愁经岁”，抑郁不乡。遭受这几次打击之后，遂无意仕进，隐居著述。南城立学，被聘为郡学之师。创立盱江书院，教授自资。
　　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四方学子前来就学者常数十百人，曾巩、邓润甫等都是他的学生。后得范仲淹、余靖等推荐，皇佑二年（1050），旨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嘉佑二年（1057），用国子监奏，召为太学说书如故。嘉佑四年，令其权同管勾太学。因迁葬祖母，请假还乡。八月卒于家。
　　李觏是北宋一位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大胆创新，在哲学上持“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认识论上，承认主观来自观，因此，成为宋代哲学唯物主义学派的先导，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觏还具有比较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卓有胆识地提出功利主义的理论，反对道学家们不许谈“利”言“欲”的虚伪道德观念。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第一）。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是物质财富。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引经据典，煞费苦心地为统治者提供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借鉴。为了拯救北宋日趋贫弱的局面，缓和阶级矛盾，他提出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的见解。李觏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为稍后于他的王安石实行变法进行了哲学理论上的准备。由此看来，他的弟子邓润甫等人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潜书序》），“以康国济民为意”（《上孙寺丞书》），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红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地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李觏的其他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学记》，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灸人口的名作。前人称他“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范仲淹荐李觏疏》）。“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宋元学案补遗》卷三）。
　　李觏还是一位诗人。王士真在《居易录》中曾称赞李觏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关僧还庐山》和《忆钱塘江》五首绝句“风致似义山”。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伧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渊明之赋《闲情》矣。”他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及酬和之作，但也写了不少有着充实的现实内容的诗篇。”“根生但为松，翼飞但为风。王侯尚可轻，道义本来重”（《寄怀》），字句质朴，语出自然，而重道义爵禄的情操，跃然纸上。“居官无藉手，选部岂知贤？廉善虽由己，亨通亦在天”（《送张评事》），揭露了当时吏治的黑暗。由于他关心国计民生，加上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又长期生活在农村，所以，也写了一些批判时政，反映农民疾苦的诗，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满和对人民的同情。“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朱门仍奢侈，柴门转窭贫”（《村行》），“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 ” （《感事》），抨击了官府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反映出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现实。他在《哀老妇》诗中，写一个有儿有孙的老妇人还要改嫁。什么原因呢“子岂不欲养？母岂不怀居？”都不是，而是因为“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这是一种多么凄惨的景象啊！
　　他的诗文，今存《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先生全集》）三十七卷，另有《外集》三卷附后。《宋史》卷四三二有传。
曾巩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人。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幼年聪慧，十二岁作《六论》，一挥而就，言简意赅，气势雄浑，得到欧阳修的赞赏，从此名闻四方。青年时，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诗文往来，并将安石推荐给欧阳修。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后，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翌年，召回京师，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79）先后在齐、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颇有政声。元丰三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看法不同。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慢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炼，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入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扫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四百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五古《追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后人有曾巩能文不能诗之说，其实不是不公正的。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镜考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 金石录》。
　　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
　　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足见曾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晏几道
晏几道（约1030－1106），字叔原，号小山。殊幼子（一说第七子）。临川人。北宋词家。一生清狂磊落，纵弛不羁，曾为许田镇监、开封府推官等小吏。他与苏轼、黄庭坚先后同时，文章翰墨，自立规模。早年即以《鹧鸪天》词见称于仁宗，词云：“碧藕花开水殿凉，万年枝上转红阳。昂平歌管随天仗，祥瑞封章满御林。金掌露，玉炉香，岁华方黄圣恩长。皇州又奏圜扉静，十样宫眉捧寿觞”（“庆历中，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仁宗于宫中宴乐，宣叔原作此。”参见黄升《花庵词选》叔原《鹧鸪天》注）。词虽是应命之作，内容无甚可取，但作者的艺术才华于此可见。
　　小山身出高门，不慕势利，黄庭坚称他是“人杰”，也说他痴亦绝人：“仕官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于此，足见小山之为人。小山孤高自负，傲视权贵，即使是苏轼这种人，也不在眼下。据《砚北杂志》云：“元佑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鲁直（即黄庭坚）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按：当时苏轼在京，正受帝、后赏识，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其高傲竟至此等程度。他好藏书，能诗，尤以词著称。据《墨庄漫录》云“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搬惋。叔原戏作诗云：‘生计惟兹惋，搬擎岂惮劳。造虽从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调，颓瓢庶共操。朝盛负余米，暮贮籍残糟。幸免播同乞，终甘泽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称葛为袍。倘受桑间饷，何堪井上螬。绰然徙自许，噱尔未应饕。世久称原宪，人方逐子敖。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此诗虽是戏作，而愤世疾俗之情，高洁固究之趣，斐然可见。他存诗只数首，为“春风自是人间客，张主（亦作主张。）此依《江西诗征》。）繁华得几时？”（《与郑介夫》）“穷通不属儿曹意，自有真人爱子虚。”（《题司马长卿画像》）都是寓意颇深之作。
　　他的词风农挚深婉，工于言情，与乃父齐名，世称“二晏”。但当时及后世作者都对他评价很高，认为造诣在殊之上。“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南（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措辞婉妙，一时独步。”（《白雨斋词话》）他的《小山词》存词二百多首，多为小令，其艺术造就也表现在这些小令方面。
　　小山词多怀往事，抒写哀愁，笔调整饱含感伤，伤情深沉真挚，情景融合，造语工丽，秀气胜韵，吐属天成，“能动摇人心”。虽反映生活面窄，而艺术境界较高。词风接近李煜。他的《临江仙》、《鹧鸪天》、《阮郎归》等，都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其中新辞丽句，深为论者所叹赏。如“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临江仙》），《复堂词话》赞它是“千古不能有二”的“名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鹧鸪天》），《苕溪渔隐丛话》评它为“词情婉丽”；至于“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连认为“作文害道”的理学家程颐听了，都得笑着说：这样的词，只有“鬼”才写得出！（《邵氏闻见后录》）
　　小山词从《珠玉》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异。在描写上，比大晏深细，而无大晏的含蓄；在修辞上，有大晏的婉丽，而无大晏的清润；在感情上，比大晏浓挚；在思想上，则不及大晏的深广。

妖精灵灵

南宋
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南宋江西婺源人。父朱松，进士出身，对二程理学窥研弥深，因不附和议，得罪秦桧，失官居家，以教书为业，恪守孔孟之道。其父对朱熹要求严格，不仅以儒家经书对他进行严格教导，而且对他讲授“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教育他关心民族社稷安危和社会现实问题，树立抗金必胜思想和信念。朱熹严守父训，刻苦读书，青少年时代，精心研读儒家主要著作，广泛涉猎各家学说和各种格致之学，学业猛进，十九岁登进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泉州同安县主簿。曾任南康军两年零一个月。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孝宗即位，准备启用张浚出兵抗金，并下诏征求内外朝臣陈述政见，朱熹立即上书陈事，在《壬午应诏封事 》中指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并向皇帝提出三项重大措施：“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第二年，孝宗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面奏三扎：第一扎，建议皇帝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扎，指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应当“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扎，尖锐批评当时“谏诤之涂（途）尚壅（堵塞），幸（以诌媚而得宠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尽）而国用末节”，应当立即“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结果，皇帝不予采纳。朱熹上谏被拒，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探求学问，著书立说，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十五年间，他的学术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初步实现了集理之大成宿愿，名声颇大。
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为难，若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干扰”朝政。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差遣他远知偏僻之地南康军。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任，治所在今星子县。他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贴出《知南康榜文》：第一，为解决南康“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的社会问题，望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经。是年，朱熹又奏请免除赋税，并派司户参军与“逐县知县亲诣旱伤田段地头，对帐检视”。秋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天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又极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与《种桑法》。翌年九月，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曾亲至白鹿洞书院视察。眼见这座曾经与岳麓、雎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的遗址，栋宇不存，毁于兵火的一片废墟，感到极其伤心，然又为书院的优美自然环境赞不绝口。他说：“观其四壁，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因“念庐山一带，老（老子、道家）佛之居以百之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后世”，“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请求，孝宗皇帝终于批准重兴白鹿书院。书院落成之日，他饮酒赋诗：“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并作《白鹿洞成告先圣文》），还屡次请求孝宗皇帝为白鹿洞书院题匾、赐太上皇帝御书石经、监等九经流注疏。他根据多年的教育经验，亲自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教规》，即：1、教育目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4、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以及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熟读精思”的学习原则。这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纲领。这个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这一，它不仅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图，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国外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注目，国外有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他不只兴书院，订规章，经常亲自授课讲学，每逢休沐，即亲至书院与学生一起质疑问难。朱熹对教学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在赴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曾写过一首诗赠给学生：“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以告诫弟子精学儒家名教，因是白鹿洞书院规模和教学质量均为全国之冠，四方好学之士，负笈裹粮，前来求学。建昌人胡泳、李燔、吕炎和吕涛兄弟，都昌人黄灏、彭浔和彭方父子，彭蠡（今彭泽县）人冯琦，星子人周颖等，均学有专攻，后来都成为传播理学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在推行教化、整顿吏治、兴利除弊等方面政声显著，于淳熙八年（1181年）任满，暂回崇安故里。光宗时，赵汝愚奏为侍制、侍讲。时韩胃擅权，排斥赵汝愚。庆元年（1195）年，赵汝愚罢相。朱熹、彭龟年指责过韩，均得罪。三年，将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著于“伪学逆党藉”，而朱熹被定为“伪学之首”史称“庆元党禁”。两年后，朱熹病逝，享年72岁。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从祀孔庙。
朱熹一生勤奋好学，关心国事民情，曾立志报效朝廷，献身国家民族。然而南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不断争权夺利，使他在仕途上一再遭受挫折，不能得志，终于绝意于官场，潜心学术，致力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成为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他从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朱程学派、又称闽学、考亭学派。他认为“理在先，气在后”，但其宇宙形成说却能接受古代科学成果，主张阴阳二气的演化论，如从高山上残留蚌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洋）说等。在人性论上，他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以缓和社会矛盾。其社会历史观，又主张恢复三代之治，愿“周孔之道常在”。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奉为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日本在德川时代，“朱子学”也颇流行。他进行学术研究和讲学紧密结合，师生共同研究著述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他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对后代书院的发展、自由讲学风气的提高、学术研究空气的浓厚都有影响。他的学术著作很多，有《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词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汪应辰
汪应辰（1118－1176），初名洋，字圣锡。信州玉山（今玉山县）人。南宋官吏、诗人、散文家。
　　绍兴五年（1135），年方十八中状元。授镇东军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当时秦桧主和议，汪应辰上疏嘛张抗金，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不明敌势的危险性，因而违反秦桧意，出通判建州（今福建建瓯）、静江府、广州等。秦桧死后，召为吏部郎官，迁右司，因母老，出知婺州（今浙江金华）。母去世服毕后，除秘书少监，迁权吏部尚书。宋孝宗赵即位后又因事被迫请求调外，于是知福州。不久，升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出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再除吏部尚书，寻兼翰林学士并侍读。又因事不合，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韩玉被旨拣马，路过平江府，因汪应辰没有特别招待他而回京报复汪，密告宋孝宗，说所到之州县，没有象平江府那样乱的地方，于是连遭贬秩，气病卧家不起而卒，谥文定。
　　汪应辰幼为神童，五岁知书，属对应声语惊人，多识奇字。家贫无灯油，拾柴点火读书。从人借书，有过目不忘之能。十岁能诗。宋高宗见他的对词，以为老成之士，直至见才知是刚少年，赐以御诗，并更名为应辰。他好贤乐善，尤笃友爱。少从喻樗、张九成、吕本中、胡安图等人游，又与吕祖谦、张械为友。为朱熹从表叔，常与往来研究学问。他为人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又多革弊事，所以遭到胡迁许多人的侧目，为人所陷。但他接物温逊，遇事特立不回，坚定不移。虽遭秦桧排挤，流落岭峤十七年之久，“蓬蒿满径，一室萧然，饮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却“处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讲学为事”。学者称玉山先生。
　　著有文集五十卷，今传《文定集》二十四卷。《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及明代宏治年间程敏政摘抄本辑出，收于集部别集类。他学问具有渊源，作品有不少巨制鸿篇。他的不少诗作都体现了“好贤乐善，尤笃友爱”的思想品格和个性。如《挽宣扶吴郡王》：“节义家传久，艰难始见忠。一心惟殉国，百战竟平戎。环列周庐肃，管仪道路同。细看麟阁上，谁得似初终？”这一方面歌颂了吴郡王的忠精殉国的品格和战功，另一方面是对那些不能特立不回，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人的辛辣嘲讽，可见诗人品格的一贯性。另一首《分韵送胡丈归健康》也表现了诗人与朋友的至诚至深之情：“先生高卧武夷巅，一旦趋朝岂偶然。报国自期如嗷日，归田曾不待来年。怀铅共笑扬雄老，鞭马今输祖逖先。册府风流久廖落，送行始复有诗篇。”这并非一般迎来送往的应酬之作，而是主客思想共鸣的产物，所以读来给人以真挚诚恳之感。这类作品在诗人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洪迈
洪迈（1123－1202），字景庐，别号野处。饶州鄱阳（今波阳县）人。洪皓第三子。南宋著名文学家。
　　洪皓使金，遭金人扣留，洪迈时年仅七岁，随兄适、遵攻读。他天资聪颖，“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十岁时，随兄适避乱，尝往返于秀（今浙江嘉兴）、饶二州之间。在衢州（今浙江衢县）白沙渡，见败壁间题有二色句，一咏“油污衣”云：“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使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迈读后，爱而识之。可见其自少年时，便性格高洁，不同凡俗。
　　绍兴十五年（1145），洪迈中进士，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因受秦桧排挤，出为福州教授。其时洪皓已自金返国，正出知饶州。洪迈便不赴神州任而至饶州侍奉父母，至绍兴十九年（1149）才赴任。二十八年（1159）归葬父后，召为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吏部员外郎。三十一年，授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三十二年春，金世宗完颜雍遣使议和，洪迈为接伴使，力主“土疆实利不可与”。朝廷欲遣使赴金报聘，迈慨然请行。于是以翰林学名义充贺金国主登位使。至金国燕京，金人要迈行陪臣礼。迈初执不可，既而金锁使馆，自旦及暮，不给饮食，三日乃得见。金大都督怀中提议将迈扣留，因左丞相张浩认为不可，乃遣还。
　　迈回朝后，殿中御史张震弹劾迈“使金辱命”，论罢之。乾道二年（1166），知吉州（今江西吉安），后改知赣州（今江西赣州）。迈到任，重视教育，建学馆，造浮桥，便利人民。后又徙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淳熙十一年（1184）知婺州（今浙江金华）。在婺州大兴水利，共修公私塘堰及湖泊八百三十七所。后孝宗召对，迈建议于淮东抗金边备要地修城池，严屯兵，立游桩，益戍卒，并应补充水军，加强守备，得到孝宗嘉许，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迈入史馆后预修《四朝帝纪》，又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深得孝宗信任。淳熙十三年（1186）拜翰林学士。光宗绍熙元年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二年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
　　迈学识博洽，熟悉典故，一生著述极为繁富。据《四库全书》所有：《野处类稿》二卷、《史记法语》八卷、《经子法语》二十四卷、《南朝史精语》十卷、《夷坚志》四百二十卷、《万首唐人绝句》九十卷。还有《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六卷（现在统称这五集为《容斋随笔》），共一千二百一十九则，收入《四库全书》集部杂家类。这是一部广涉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随笔集，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其中自以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皆钧纂不遗，辨证考核，也颇为精确。作者尤熟于宋代掌故。所载宋代史实，皆极精审。书中考证汉唐以来的历史名实，政治经济制度，亦颇精确。还记叙了杜甫、李白、柳宗元、苏东坡等人的轶事，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也间加评论，颇有见解。后人曾将其中有关论诗和论四六骈文的资料辑录为《容斋诗话》十六卷、《容斋四六丛谈》一卷。
杨万里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抚州金溪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他从小就聪明好思。三、四岁时就向父亲提出“天地何所之”。这样深邃的哲学问题。七、八岁，“举止异凡儿，见者敬之”。他读古书，见“宇宙”两字，别人解说道：“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他顿然大悟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第。在京师，“士争从之游，言论感发，闻而兴起者甚众”。初调隆兴靖安县主簿，后改建宁崇安县。经人荐任国子正，复除敕令所删定官。他慨叹于靖康间北宋被灭的惨痛事件，和四方志士交结，并曾上书陈五论：一论仇耻未复，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除将作监丞，因给事中王信反对，落职还乡。九渊当时名望已高，每开讲席，学者群集，“户外屡满，耆老扶杖观听”。他自号“象山翁”，学者尊为“象山先生”。光宗即位，他被起用知荆门军。当时荆门是南宋边地，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实际防务极差，连城墙也没有。他“乃请于朝而城之。”经过他一年左右的认真治理，“政行令修，民俗为变。”绍熙三年卒，谥文安。
　　陆九渊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企图由此证明所谓“天理”即封建等级秩序、封建道德教条，都是人心所固有，是恒久不变的。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他和朱熹两人，虽然“所学多不合”，曾在鹅湖展开过有关“理”与“气”的大辩论；但是，他们友谊极厚，书信往来，论辩不已。九渊曾在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
　　陆九渊也能诗。《陆九渊集》中录存诗作一卷二十三首。《鹅湖和教授兄韵》云：“墟墓兴衰宗庙饮，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诗有一定的学究气。其论诗尚允当。如“若乃后世之诗，则亦有当代之英，气禀识趣，不同凡流。……今若但以古诗为师，一意于道，则后之作者又当左次矣。”同江西诗派末流的泥古倾向是不同的。有《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
姜夔
姜夔（约1155－1221），字尧章，一字石帚，别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波阳县）人。南宋著名诗词作家、音乐家。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才华和成就是多方面。不仅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成为当时一大词家和诗人；且娴通音律，善吹箫弹琴，有乐论著述，能配合词作自创曲谱，成为南宋唯一词调曲谱传世的杰出音乐家。他的书法也为当时人所称道，有论书法的《续书谱》传世。
　　夔父名噩。祖籍在饶州所辖的德兴县。绍兴三十年进士，以新喻丞擢知湖北汉阳县。因生计和应试之便，举家迁鄱阳县入籍。鄱阳是赣东北的门户，扼水陆交通的要冲，物产富饶，商贾云集。宋室南迁后，人口激增，钜子显达，来往此间，更日见其繁荣。夔出生于书宦门第，幼年随父受教，擅长诗词，熟谙音乐；复得父辈文墨交往的感染，城市歌舞的熏陶，为其爱好和学识的长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姜夔少年丧父，曾随姊生活。得亲友介绍，就学于诗词名流千岩老人萧德藻，得其赏识，并娶其侄女为妻。夔为人清高，不汲汲于功名，一生困顿。终其身为布衣；但以诗词、音乐及书法与人交往，藉此谋取生计。自青年时期起，他就广为交游，往反羁滞于江淮湖杭之间；结识了当时宿儒名士如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等人，丰富了学识，提高了诗词和音乐的创作水平。
　　词至南宋已发展到高峰，词家辈出，取材广泛，笔调不一，斑烂缤纷。但一般词人所作，多依传统词格填制；有的已拗口，不易歌唱。姜夔因娴通音律，于通用词调外，每自创词牌，自制新调曲谱，并能吹弹伴和；旧的词调经他的手笔，有因词意和演唱所需而破格出新者－如平韵《满江红》。这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只有北宋的周邦彦在自作词曲方面，能与他相提并论，世人因称“前有美成，后有尧章”。
　　姜夔的诗，风格高秀，继承和发展了江西诗派的风韵，有《白石诗集》传世。清代诗人朱彝尊在《重锓裘司直诗集序》中论江西诗派时说：“继萧东夫（即萧德藻）起者，姜尧章其尤也。”他的词曲更为后世所推崇。姜夔和吴文英等成为南宋前期词家婉约派主要代表，上继“花间”（《花间集》），强调音乐性，被认为是词家的正宗。姜夔词的风格是：清新峻拔，立意幽远，炼字琢句，倚声协律。
　　《白石道人歌曲》收词八十首，其中十七首带有曲谱。《扬州慢》、《杏花天影》、《姜凉犯》、《暗香》、《疏影》、《徵招》、《角招》等十四首是他自创的词调和乐曲；三首是填词配曲的，内有一首填的是范成大的《玉梅令》。这十七首，每首定有宫调，并以宋代工尺字谱（与今流行的工尺谱有所不同）斜行注节，扣于字旁。这些有谱的词调是他一生中文艺创作的精髓，为后人留下了可资研考演唱的丰厚遗产，对南宋后期词坛创新和词式上的格律变化有很大的影响。
　　白石创制的词调《扬州慢》，是他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孝宗淳熙三年（1176）冬，他二十二岁，自汉阳出游，途经金人两次蹂躏、惨遭兵燹的扬州，看到昔日繁华的商业都城，已是“市尘尽荠麦，号角吹宵寒”，更显得空荡凄凉。眼前的景象和爱国的情思，激起他强烈的感情，用警辟对比的词藻度成此曲，传为佳作。
　　光宗绍熙二年（1191），他在名诗人杨万里家，得聆一琵琶艺弹奏久已失传的《醉吟商朝渭州》古调，他虚心学习了该曲的品弦法，填词编成了清新的《醉吟商小品》。后到合肥，目睹边城一片离索，感怀古英雄之伟烈，创作了寓意深远的犯曲（中有转调变化之曲）《凄凉犯》。
　　同年，范成大已告老还乡，姜夔应范的邀请，往访范于吴县（今苏州）的范村。他赏梅游览后，创制了《暗香》、《疏影》两曲献给范。范令其婢－歌女小红“肄习之”。音节清婉美妙，范赞赏不已，后来就将小红赠给了姜夔。夔诗《过垂虹》云：“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廿四桥。”即咏此事。
　　姜夔在吴兴寄居时间较长，后期还写了《鬲溪梅令》和拟古乐调的《角招》、《徵招》等歌曲。这些拟古乐调对我国古乐歌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白石歌曲的《词引》中，可知姜夔曾对《楚辞》的“九歌”皆注律吕，琴曲亦注指法，这说明他除对古曲音律有研究外，古琴的弹奏也是精通的。他晚年曾参考浙江民间风俗歌曲，创作了“越九歌”；又曾按七弦琴演奏伴唱的风格，写下了骚体《古怨》琴歌，抒发他对山河破碎、身世凄凉、世道坎坷的怨恨和悲叹。姜夔以他多方面的才华，不断地交游和研究，卓然成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庆元三年（1197），姜夔将多年来对音乐的研究和意见写出了《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各一卷，呈献给朝廷，用以议正乐典。他十分注重琴学，在《七弦琴图说》中阐述了南宋时代的古琴宫调，提出了分琴为三准（自一徽至四徽为上准，四徽至七徽为中准，七徽至龙龈为下准），三准各具十二律。各述了转弦合调图，总述了取琴“应声”之法等。这些撰著对我们研究中古音乐和古琴等乐器的演奏是有很高价值的。
　　两年后，姜夔又向朝廷呈上了《圣宋饶歌十二章》，再次希望获得朝廷采纳和提拔任用，但未成功。这些乐议和乐章直到姜夔死后十年，理宗才“诏以夔所进乐议、乐章付太常（掌管宗庙礼仪音乐之官）”。
　　夔为人清高，荦荦不羁。曾与抗金主战的大臣名将张浚之孙张鉴结为至交，并长期得其资助。鉴死后，夔生计日绌，但仍清贫自守，不肯屈节以求官禄。晚年多旅食抗嘉湖之间。当寓居武康时，与白石洞天为邻，有潘转翁者号之曰：“白石道人”。夔答以诗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唤作白石仙，一生费齿不费钱。”用以自解其清苦。他在饱经颠沛转徙的困顾生活后，病卒于临安（今杭州）水磨方氏馆旅邸。幸得友人捐助，始获就近安葬。
　　姜白石一生困蹇，怀才不遇，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学艺术遗产。对他的词调音乐，我国民族音乐史学家杨荫浏著有《白石道人歌曲研究》一书，论证泽注极详，可资参考。
刘辰翁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吉安）人。南宋末期辛派词人中成就较大的爱国词人。
　　刘辰翁生活的时代，正当宋、元交替之际。他出生的第三年，长期和南宋对峙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即为崛起于北方的蒙古贵族统治者太宗窝阔台所灭。蒙古贵族统治势力强大，对南宋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威胁，加剧了民族矛盾，使南宋朝廷的处境更加困难。加上赵的昏庸无能，一切听任奸臣贾似道的摆布，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景定三年（1262），廷试对策，辰翁极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残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憾。”都是针对贾似道而发的。辰翁虽然赢得鲠直之名，却被置于丙等，还几乎为贾似道所害。他深知将不容于权要，又不愿同流合污，于是托辞亲老，请为濂溪书院山长。江万里、陈宜中等知道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相继荐居史馆，又除太学博士，他都固辞不就。宋亡之后遂不复出，甘居淡泊，专心著述。尽管如此，他仍然发出象杜甫一样的“我亦每饭不忘”君的呼声，眷怀故国，鄙弃新朝。他的高风亮节，赢得时人及后世的推崇。和他同时的张孟浩赠诗云：“首阳饿夫甘一死，叩马何曾罪辛已。渊明头上漉酒巾，义熙以后为全人。”
　　辰翁尝刻一印章，文曰“三代人物”，这是他以古代高士自许的表现。张孟浩说：“刘辰翁作《宝鼎现》词，时为大德元年，自题曰‘丁酉元夕’，亦义熙旧人（指陶渊明）只书甲子之意，其词……反反复复，字字悲咽，真孤竹、彭泽之流。”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连创作实践，也是如此。
　　辰翁的诗词，绝大部分是感怀时节，悼念故国之作。诗如《苏李泣别图》，颂扬苏武，惋惜李陵：“事已矣，泣何矣？苏武节，李陵诗。噫！”元末人陶宗仪评为“痛快、严峻、抑扬、感伤”，颇能得其旨意。《送李鹤田入浙、赴赵春谷招》诗中，“行人点点过汴宫，空馀艮岳一拳土”二句，表现了诗人极度凄楚的心情。
　　表现民族气节、爱国思想的有《六州歌头．乙亥二月，贾平章似道督师至太平州鲁港，未见敌，鸣锣而溃。后半月闻报，赋比。》全词所写，尽是冷嘲热讽，淋漓痛快，读后令无限愤恨。
　　德佑二年（1276），伯颜率军攻陷临安。景炎二年（1277），辰翁作《永遇乐》，序云：“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又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时临安已沦陷二年，南宋大部分土地相继陷落，只剩广东一隅，看来难以支持下去，大有“江南无路，鹿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之叹，这就是作者所谓比起李清照来“悲苦过之”的地方。
　　宋亡后，辰翁有一首写亡国之痛的《柳梢青》，词云：“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这首词，倾吐了诗人对故都汴京的怀念；对身伏山中，家人离散，处境凄惨的回味；特别是对临安陷后，爱国志士逃往海上，仍奋力抗击，直至殉国的坚贞操持的钦敬之意！
　　辰翁的著作很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批评。他曾先编、批点自汉、唐迄宋代诸大家诗文。《四库全书》著录的有《评点班马异同》、《评点王右丞集》、《评点李长吉诗歌》和《放翁诗选后集》等。一类是文学创作。他的门生王梦应称为“韩欧后，惟先生卓然秦、汉巨笔”。所著《须溪集》原有百卷之多，可是在明代就已很少见到。韩敬选订晚宋诸家之文，“尝以不得辰翁全集为恨”。今传《须溪集》十卷，系乾隆时四库馆臣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又有《须溪四景诗集》四卷。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初名云孙，字天祥，后改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庐陵（今吉安县）人。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
　　天祥幼时，就学于欧阳守道。宝佑四年（1256）年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帝亲拔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天祥所处的时代，是昏君当道人，奸臣弄权，政治腐败，外族入侵的时代。开庆（1259）蒙古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宦官董宋臣请理宗迁都四明以避敌锋。天祥针对这个逃跑误国的建议，上疏请斩董宋臣，以振奋人心，并献御敌之计，未被采纳。咸淳六年（1270），奸相贾似道托病辞官，以要挟朝廷。天祥在所草拟的制诰中，义正辞严地裁责之，因此遭到罢斥。九年（1273），起为湖南提刑，因见故相江万里。万里素奇天祥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1274），改知赣州。德佑元年（1275）正月，朝廷闻元军东下，诏天下勤王。天祥闻讯，即将家产全部充作军费，在赣州组织义军，开赴临安（今杭州，当时南宋的京城）。所过之地，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的拥护。八月，朝命以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使，知平江府（治江苏吴县）。二年（1276）正月，除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其时元军已大举南下，进逼临安。有旨令天祥前往臬亭山谈判。天祥见蒙古军统帅伯颜，晓以和战利害。伯颜初以危言折之，后见天祥有胆识，大义凛然，不敢杀他，也不敢放他，便把他拘留起来，押往北就。二月底，天祥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复由海路南下，至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坚持抗元。景炎二年（1277），进兵江西，收复州县多处。敌派汉奸吴浚来劝降，天祥当即将吴处斩。不久，为元重兵所败，妻子儿女皆被执，将士牺牲甚众，天祥只身逃免。祥光元扑（1278），加天祥少保、信国公。天祥抵粤后，继续坚持抗元。同年十二月，在海丰县北五坡岭遭元兵袭击，被俘。天祥吞脑子（冰片），不死。元将张弘范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召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弘范再三强迫他，乃书《过零丁洋》诗与之。末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次年，被押送大都（今北京），路上绝食八日，不死。元朝想利用天祥来笼络人心，请天祥为宰相，均遭拒绝。天祥被囚四年，经历种种严酷考验，始终不屈。当时各地人民抗元活动仍在不断进行，元朝统治者恐留下后患，遂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1283），将其杀害。天祥死后，其衣带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忆，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天祥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诗人。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其中诗作达作百余首，成就很高。他的诗歌可分为德佑前后两个阶段，德佑以前，是一般的文人诗，虽然其间有一些诗篇是抒发忧时之感或揭露统治集团的矛盾和罪恶的，但更多的却是题咏匆匆、酬应琐屑之作，无以别于一般调弄笔墨的文人之所为。虽然如此，仍有不少佳作。他每遇登临、写怀的题材，辄抒发其“颇觉忧时鬓欲斑”的感叹，不作无病呻吟。即使是罢官归隐文山时的诗篇，也具有“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的雄心壮志。他的登临写景的诗篇，并不措意于模山范水的工巧刻划，而着重于触景生情，其目的在于言志。他的咏怀感兴之作，并不重视含蓄衬托之类的手法，常是那种“丈夫开口即见胆”的坦白率真的风格。他深受江西诗派的“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的影响。
　　德佑以后，由于天祥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激烈变动，并亲身体验到亡国的惨痛，他的爱国主义升华到了新的高度。这个时期的诗词的艺术成就，也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的古体诗，气势磅礴，笔力劲遒。他的律诗，言简意赅，主题显豁，对仗工整。他的绝句，凄厉高亢，明白如话。他的诗篇，在南宋诗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天祥的作品很多，收入《文山集》二十一卷。今有《文天祥全集》行世。散文较长，不录，仅录诗词各一首于下：“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人生翕炎云亡。好轰轰烈烈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遗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沁园春．题张许庙》）。《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究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显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关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阒鬼火，春院闷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珍自辟易。嗟哉沮沼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马端临
马端临（1254－1323），字贵舆。饶州乐平（今乐平县）人。宋末宰相马廷鸾之子，宋、元之际著名的史学家。著有《文献通考》、《大学集注》、《多识录》等。
　　关于马端临的生平，《宋史》、《元史》无传，仅见《新元史》、《元史类编》，语亦不详。他曾从休宁（今安徽休宁县）曹泾习朱子之学。其父廷鸾自登进士第后，在馆阁供职，曾任秘书少监，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收罗和整理有丰富的学识，故端临家学亦有所承。咸淳九年（1273），端临中进士。其父在任右丞相枢密使期间，因与权奸贾似道不合，辞官，端临即随父归隐。宋亡乃绝意仕进，深居简出，在父亲的指导下，从事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虽曾被元统治者强起任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教授台州，也只不过三个月左右就告老辞归，从此著书以终。
　　《文献通考》是马端临以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记载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的文化通史。他从咸淳九年（1273）开始准备，至元二十七年（1290）开始纂写，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始告竣。全书包括二十四门，三百四十八卷。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凡十九门。因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迄于天宝。天宝以前的内容，端临就《通典》已有的材料加以补充；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另行续写。其余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全部是端临搜集新材料写成的。端临编纂《文献通考》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通典》的不足。他认为“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但“时有今古，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因此，他以严肃的态度另行撰写。“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如果“载之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他就“研精覃思”，“窃以己意而附其后”，这样，他就完成了一部既有翔实丰富的史料又有深思独到的观点的史学名著。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详于政治而略于文物典章制度，端临的《文献通考》可与《通鉴》相配合；使我们对上下数千年的政治情况和社会制度有个全面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条分缕析，使稽古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特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串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近代学者治史，大多取材于此书。
　　《文献通考》是一部煌煌巨制，部门广，内容多，竟成于马端临一人之手，其学问之广，功夫之深，令人赞叹。
　　《通考》以后，出现了不少续作，有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清朱奇龄《续文献通考补》十册四十八卷；清乾隆时敕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近人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等，可见《文献通考》影响之大。

妖精灵灵

元朝
欧阳贞
欧阳贞，字元春，号贫乐，一号石户农。元朝分宜防里人。生于元仁宗廷祜五年（公元１３１８年），殁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１３３８年），享年七十岁。据《袁州府志》、《分宜县志》、《防里十派欧阳氏族谱》的有关记载，似乎不是，而是肺腑之言。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淹贯经史。大些，又外出拜揭奚斯（元朝文学家、史学家，今丰城人）、夏镇（进士，宜春人，文章简古有法，学者多宗之）为师，发愤读书，以后工古文词，做了小官。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正下太乱，便辞官回家。明太祖朱元璋得了天下，政局稳定后，他才出头露面。开始参加江西乡试，中第一名解元。从此又进入仕途，先后做了考城、扶沟主簿。几年后，因年将花甲，便请求回乡。洪城十八年（公元１３８３年）他六十五岁考中了进士，仅仅是取个“学历”而已，重回家乡。他在家乡里干些什么？一是“求老农学锄耨，性拙而力弱，工倍而食鲜，故益贫，虽贫亦未尝以为苦”；二是“喜游遨，每佳山林好风月，同心者邂逅，杯酒从容，即高谈郎咏，旁者无人”；三是在“自坐自行中有会悟”，则废寝忘餐，吟诗著文．（《石户农传》）所著有《周易问辨》三十卷、《史提钩》七十卷。诗文有《余学初集》、《龙江丛稿》、《东斋寓录》、《贫乐集》。
“贫乐”自己赞自己，写了篇《贫乐斋自赞》，其词曰：天能贫吾身，而不能贫吾心；吾能乐吾心，而不乐吾身。贫吾身固不乐，乐吾心斯不贫。人皆以身不贫者为乐地，吾独以心不乐者为贫民。噫，乐果何人？贫果何人？这是作者自我解剖人生观，用哲学语言，阐述自己对贫与乐的看法。作者是个甘贫穷的乐观主议者，从贫与乐说到身与心。在他看来，人的身与心（天理良心，善良的心，正确的思想、意识）这两个东西，心更重要。如果维护身子与维护有颗善良的心发生矛盾时，应尽可能维护后者。因此，“天能贫吾身”，天能够使我少吃少穿，身子受到折磨，“而不能贫吾心”，不能我的良心受到损害。乐心与乐身往往发生矛盾，这矛盾一旦发生，那就“吾能乐吾心，而不能乐吾身”。由于这样，我在任何时候都“乐吾心”。因常“乐吾心”，任何时候都感到满足，就任何时候也不感到贫乏了。然而好些人的看法与我不同，“人皆以身不贫者为乐地”，他们认为人生在世，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肥了身子就是快乐，不管花的钱来得正路不正路，即使是妄取苟求，不义之财，良心受到谴责，他们也要这样干，认为能捞到钱的地方就是“乐”地。我却认为这各昧天良肥已而“心不乐者”（要蝇营妄取，贫脏贿赂，食人血汗，人家必然要骂娘，横眉冷对，甚至要同起攻之，心里那得痛快）的行为，不仅无快乐，而且是人世间真正的“贫民”。欧阳贞的父名自强，字秀南，又字南翁。后将住宅改建为意山读书楼，揭奚斯为之书匾额（现匾尚存），并作记，虞集（元朝学者，字伯生、世称邵庵先生，崇仁人）为之赋诗，学者称他为意山先生。
他出于元前至元十四年（公元１２７７年）。他开始潜心研究理学，以后又热衷于文学。他做学问的出发点，开始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做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美梦；但无朝延祜间两次考举人落榜后，则绝意功名，不乐仕进，株守家中读书著述，或是设席课徒，传授知识。
周德清
周德清（1277－1365），字日湛，号挺斋。高安暇堂人。宋周美成之后。他是元代卓越的音韵学家兼戏曲作家，不仅著有韵书《中原音韵》，还作有不少北曲。关于周德清的出身历史，文献上记录不多，但从《高安县志》以及贾仲民的《录鬼簿续编》不载他别的事迹来看，他大概是个布衣之士。
　　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写成于泰定元年甲子（1324），全书共二卷。前卷为韵书，后卷为附论，列《正语作词起例》及作词诸法。
　　《中原音韵》是为北曲的用韵而作的，目的是要纠正作曲家的用韵不一。他在序言中谈到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时说：“言语一科，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也就是说，作戏曲必须“正言”，正言的依据就是中原语音，即作曲家必须依据中原语音作为自己作曲的用韵。所以，《中原音韵》成书以后的许多年代里，戏曲家都是依据它来作曲，戏曲演员的唱曲，也都是依据它来正音咬字的，因而它对于后来戏曲的用韵起了很大的规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用韵的统一。
　　该书所定的韵部，以及它反映的声纽和调类，是以当时北方的实际语音为依据的，大半与现代的北京音相符，实际上是代表了我国十三、四世纪北方话口语的语音系统，是探讨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形成和演变的重要资料，所以在汉语语音史上有很大的价值。实际上，它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奠定了基础。虽然韵书本为戏曲而作，然而它的贡献却远远越出了这个范围。音韵学家赵荫棠在《论中原音韵之倔兴》中评论此书时说：“周氏这书本为戏曲而设，我们现在尊它为国音的鼻祖，乃是它的副产；副产的效用比正产还大，这是原作者所料不到的《正语作词起例》是理论部分，讨论作曲的方法，作曲的用韵，以及语音上的某些问题
　　周德清不只对音韵、戏曲有很深的研究，而且他还是个优秀的戏曲作家，《高安县志》说他“工乐府，精通音律之道”，《录鬼簿编》也说他“工乐府，善音律”。元杨朝英所辑《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收入周德清的词（即曲）二十五个只曲和两个套曲，写得相当好，成为作词曲的法式。故《录鬼簿续编》说他“又自制为乐府甚多，……皆佳作也。长篇短章，悉可为人作词之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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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朱耷
朱耷（1626－1706）。谱名统，有雪个、个山、人屋、道朗、八大山人等别号。南昌人。明末清初卓越的大画家。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朱权封宁王于南昌，繁衍八支，朱耷属弋阳王支，袭封辅国中尉。他的父祖都善书画，因此朱耷从小就受到艺术陶冶。八岁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弱冠为诸生。明亡以后，他抱着对清王朝不满的态度，在奉新县耕香庵落发为僧，时年二十三岁。后隐居进贤县介冈及永丰县睦冈等地。顺治末年，当他三十六岁时潜回南昌，创建青云圃道院，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使这坐道院初具规模，并在这里过着“一衲无余”与“吾侣徙耕田凿井”的劳动生活。他想把这里造成一块世外桃源，以求达到他向来“欲觅一个自在场头”的愿望。但这个“自在场头”毕竟是建立在清王朝统治之下，“门外不必来车马”是不可能的。因为常有清朝权贵来此骚扰，他常浪迹他方。康熙十七年他五十三岁时，临川县令胡亦堂闻其名，便延请他随其僧长饶宇朴等到临川官舍作客年余。这使他十分苦恼郁愤，遂佯为疯癫，撕裂僧服，独自走回南昌。一年多后，他又回到青云谱，并在这里度过“花甲华诞”。当他六十二岁时，不再做住持，便把道院交给他的道徒涂若愚主持。后又隐避在南昌附近的北兰寺、开元观等处。并常卖画度日。后来自筑陋室，名“寤歌草”堂。叶丹居章江有《过八大山人》一诗云：“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藏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他是孤寂贫寒地在这个环堵萧然的草堂中度过了他的晚年。
　　八大山人一生以主要的精力从事绘画，他襟怀浩落，慷慨啸歌。由于时代特点和身世遭遇，他抱着对清王朝誓不妥协的态度，把满腔悲愤发泄于书画之中。所以画中出现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甚至禽鸟一足着地，以示与清廷势不两立，眼珠向上，以状白眼向青天。他常常把“八大山人”四个字联缀起来草写，形似“哭之”、“笑之”字样。他还有很多隐晦艰涩的诗句跋语，表示对清廷极端的仇恨和蔑视。
　　他的作品，表现了鲜明的爱和憎。如脍灸人口的《孔雀图》及其题诗：“孔雀名花雨竹屏，竹梢强半墨生成；如何了得论三耳，恰是逢春坐二更。”辛辣地讽刺了那班头戴三眼花翎乌纱帽的汉族大地主屈膝求荣、投降新主子的奴才丑态。有一幅山水册页题云：“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他称慕五代北宁间画家董源、郭熙，以其独特笔墨描绘没有受外族侵凌的宋朝江山，而激发起热爱故国的思想感情。《鹊石图轴》（现藏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画中描绘着两只喜鹊立于大石之上，究其画意，具有鹊巢鸠占，翔集浣磐的含义。《诗.召南.鹊巢》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传云：“尸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八大山人作此喻以讽刺清贵不善自谋而强占别人地主。并着意表现双鹊集栖于磐石之上，这不是尸鸠可以占据和动摇得了的。他常画的莲荷松石、梅兰竹菊、芦雁凫鹤、鱼鸭鹰鹿等等，大都象征他性格的倔强与高风亮节。他一生坚不为清廷权贵画一花一大石，而一般农民、贫士、山僧、小儿却很容易得到他的作品，这种不屈于权势的精神，历来为人们赞赏与称颂。
　　八大山人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以绘画为中心，对于书法、诗跋、篆刻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绘画上他以大笔水墨写意画著称，并善于泼墨，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在创作上他取法自然，笔墨简炼，大气磅礴，独具新意，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三百年来，凡大笔写意画派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清代张庚评他的画达到了“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的境界。他作画主张“省”，有时满幅大纸只画一鸟或一石，寥寥数笔，神情毕具。他的书法具有劲健秀畅的气格。篆刻形体古朴，独成格局。
　　朱耷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又自辟蹊径。他的花鸟画，远宗五代徐熙的野逸画风和宋文人画家的兰竹墨梅，也受明林良、吕纪、陆治的技法影响，尤致意青藤白阳的粗放画风。他的山水画，远尚南朝宗炳，又师法董、巨、米芾、倪、黄以至董其昌等人的江南山水。在书法方面，他精研石鼓文，刻意临写汉、魏、晋、唐以来的诸家法帖，尤以王羲之的为多。
　　朱耷绘画艺术的特点大致说来是以形写情，变形取神；着墨简淡，运笔奔放；布局疏朗，意境空旷；精力充沛，气势雄壮。他的形式和技法是他的真情实感的最好的一种表现。
　　朱耷对艺术修养与功力铸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读书至万卷，此心乃无惑；如行路万里，转见大手笔。”他认为画事有如登高，“必频登而后可以无惧”，说明他对艺术不断磨炼的精神。清初画坛在革新与保守的对峙中，八大山人是革新派“四大画僧”中起了突出作用的一人。为了纪念这位大画家，解放后已在南昌市青云谱建立了“画家八大山人纪馆”。朱耷的艺术已经在东方尤其在日本以至世界画坛引起了很大的反映。八大山人的书画有少作品，已不复得见。如：《荷塘戏禽图卷》、《河上花并题图卷》、《鱼鸭图卷》、《鱼乐图卷》、《杂花图卷》以及《杨柳浴禽图轴》、《芙蓉芦雁图轴》、《大石游鱼图轴》、《双鹰图轴》、《古梅图轴》、《墨松图轴》、《秋荷图轴》、《芭蕉竹石图轴》、《椿鹿图轴》、《快雪时晴图轴》、《幽溪泛舟图轴》、《四帧绢本浅绛山水大屏》，以及许多条幅，册页中的花鸟鱼鸭，山水树石等。书法方面有《临兰亭序轴》、《临“临河叙”四屏》，以及各大家法帖和行草诗书轴册等，都在国内外的博物馆、院中珍藏。
习嘉言
习嘉言，名以，号寅清居士，晚号寻乐翁，新喻白梅人。明永乐十五年乡试解无（举人第一名），十六年会试进士。初为翰林庶吉士，后改授编修。宣与修《宣德实录》，任经筵讲官，升侍讲，不久，又擢升太常寺少卿。在此期间，曾上《六事疏》，针对教训与时弊，向封建最高统治者提供医治药方。后主持京闱乡试，官至詹事府詹事。习嘉言为人“沈毅庄靖”于书无所不读，自经史百家，下逮阴阳、医卜、天文、地理，亦皆旁通。著有《温室稿》、《西垣漫稿》、《寻乐集》二十卷。卒于明代宗景泰三年（公元１４５２年），年六十五岁。习嘉言的《六事疏》，就是对英宗狼狈回到京城的情况下写的。其出发点，是劝英宗总结宠用奸佞之徒王振，大权旁落，言听计从，远拒贤良，民生凋敝，武备不修，以至最后落个丧家之犬的教训，从而劝他历起精神，社稷中兴。因此，《六事疏》的发笔便开宗明义指出：“窃惟在昔帝王中兴者必奋大有为之志，以成大有为之功，使天下后世称为只兴令言，若周之宣王，汉之孝宣光武是矣，今历考所为：惟躬庶政，信在忠良，惠安群黎，制伏夷狄而已奚有他术也。”
严嵩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明朝江西分宜人。他粗眉毛，大声音，脚长体高，又削瘦，像只两脚规。成化十六年（公元１４８０年）出生在分宜介溪一个寒士之家，他父亲严准是个穷秀才，在乡里课蒙童。
严嵩幼时聪慧，加上他父亲对他的学业格外关心，八岁时就书史成诵，能为文，属对有奇语．据《严氏族谱》，嵩读私塾时，曾与其老师及叔父对联语有曰：“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一湾秀水足陶情，流珠溅玉四顾好山皆入望，削碧攒青；”“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因出语非凡，被人称为神童。
严嵩懂得“关系学”，笼络世宗亲信。两面三刀，委罪于人。能伸能屈，使用苦肉计。从嘉靖二十三年到三十五年的十多年时间内，严嵩先后在宜春、分宜两县捐金修建了四座石拱桥：宜春秀江上的广泽桥，下浦的广润桥（上浦、下浦各一座的总称），分宜清源河上的万年桥，共花三四万两银子。同时还出资修茸了分宜县学等等。这些钱，虽刮自人民的血汗，建桥又有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光宗耀祖的思想，桥成又尽管有媚上之嫌，但也是为人民做了点好事。
严孟衡
严孟衡，字平（草字头加奄），亦字衡中，明朝分宜介桥人。他个子魁硕，秉性峻洁。他永乐九年中举，十三年（公元１４１５年）中进士。初授行人司行人，随授山西道监察御中。他一身正气，按法办事，一些朝廷大官有不法行为，敢于上蔬弹劾，故所在官吏不敢为非作歹，一些正派的官员则慕其风采。因他工作过得硬，上升为浙江按察可副使。在他到任的头天晚上，官吏们对防火的警惕性不高，把衙门烧着了，案牍焚毁一空。火灾出现后，官吏们通过种种关系，逃避罪责，而严孟衡却站出来甘愿责任，以致致他列任不久便被撤职，居家闲居。一年后，有抱不平者出来替他说话，说这是冤枉，结果宣宗朱瞻给他平了反，官复原职，调任四川接察司副使。
明成祖朱棣是个非常性暴的君主，嗜杀戮，对他的旨意有所违背，或杀头，或打入监狱，因此当时法网密布，受冤枉关进班房的人不少。京城如此，地方亦然，故严孟衡到四川任按察司副使时，牢狱里尚关人很多。其时朱棣已死上十年，正处于调整治政、经济、人事方面政策的所谓“仁宣郅治”的好时期，严孟衡大刀阔斧，认真清理冤案，有时一个案子便给数十人平了反。星空副使任职九年，明英朱祁镇认为他工作得力，又将他升为四川右布政使。但只任职三年，便因病死在任上。他生于明朝洪武十八年（公元１３８５年），殁于正统十一年（公元１４４６年），享年六十二岁。钟（火加介），字淑宪，号昭民，明朝分宜山泗（今抄场乡）人。天启二年（公元１６２２年）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为太理寺卿，工、吏部左右侍郎，左都御史。
钟（火加介）为官硬朗，办事认真，讲究清廉，在他近二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一贯如此。在他充任左都御史前一段时间内，任太理寺卿，”夙夜匪懈，懈尽厥职“任顺天府尹、京兆尹时，”以严驭吏，始终谨慎从事，“夙弊一清”。（梁佳值《都宪钟（火加介公墓志铭》）钟（火加介）年轻时在县、府读书时，便以德行文章著称，得到分宜县令徐聘和知府黄鸣乔的赞赏。入仕后，器识沉练，办事缜密谨慎，为官硬直，不吹牛拍马，不随波逐流，敢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他对民间疾苦，“赈济老弱孤贫”，也很关心。崇祯初年，朝廷要加派辽饷，规定按田亩加派。可是江西按原税粮的石数加派，每石九厘。袁州府宜春、萍乡、分宜、万载四县的税粮，从明初开始，同瑞州、南昌两府县一起特别加重（因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时，袁州、瑞州和南昌三府归陈友谅占有。陈友谅为了穷兵赎武，同朱元璋争天下，曾将这些地方的田赋比宋、元时增加一倍左右。陈友谅最后是同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作对的。元朝垮台，朱元璋得了天下，建立明朝后，“因恶陈友谅”，上述三府县加生的税粮没减除，照样征收，因此，这三府县的税粮比起全省其他府县就特别重了。这笔加重粮的豁免，袁州与瑞州直到清朝顺治十一年才解决）。以每石税粮包括的田亩来说，袁州各县的又最少，全少别的府县，一石税粮有的多至一、二百亩的，少的也有上十亩，而袁州各县，只有五亩八分。如按税粮石数计算，袁州府原有税粮二十一万七千石，则要加派辽饷一万一千多两，另外还有浮征一万二千多两，相形比较之下，袁州府县的加派负担就比别的府县特别重了。因此，钟（火加介）倡头，邀集袁州在京乡官张承诏、袁业泗、彭大科、袁一凤、袁一鳌、袁继咸等人，于崇祯五年（公元１６３２年）向朝廷上《减派辽饷公疏》，陈述江西派法不合理，老百姓苦不堪言，言词激烈，其中说：“奈何嗷嗷一郡膏血已尽，骨髓俱竭，向犹称贷饶家，今家家疲于竭泽，遍闾阎而萧条”、“乡里亡徒十已三、四，长此不已，闾阎半作丘墟，阡陌悉惟榛莽”。一针见血，揭露抨击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残酷的经注剥削。最后提出：即使不能按亩均摊，浮加的一万二千多两也得“于田多粮少郡县酌量通融”。疏上，同意了“照亩均派”。后虽部格未完全执行，也解决了袁州农民负担畸重的一部分痛苦。
黄子澄
黄子澄，更字伯渊，明朝分宜澧源（今为大冈山乡大坑村）人。生于元顺帝至正十九年（公元１３５９年）。“靖难”，是明成祖朱棣篡夺他侄子允（火加文）帝位遁词。结果是朱棣得逞了。黄子澄是忠于朱允（火加文）的，在这所谓“靖难之役”的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他做了“无惭臣节”的牺牲品。“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这是封建社会的准则。由于黄子澄惭臣节，不降服朱棣，被朱棣残酷地杀害，还祸连十族，所以旧时的士子都歌唱黄子澄的节义，鞭挞朱棣的凶残，如赵逊颜的《过太常祠》诗曰如公节义振义秋，不负科名第一流。（上日下兆）错计纾忧更切，景隆荐误恨难收。一朝鼎镬君臣薄，异代蒸尝奸宄羞。最是伤心株连处，还多十族双眸。这诗在赞叹疾风劲草、百折不移的黄子澄，针砭鼎镬臣僚、株连十族的朱棣的同时，还对黄子澄参与这场斗争的得失作了评价。因他学识优异，明洪武十七年（公元１３８４年）乡试第二名，十八年会度第一名，廷试，取一甲第三名，即探花。
子澄年少时便发愤读书，他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勤斋”。黄子澄在精通经史的同时，对文学也肯下功夫。他的诗文委有造诣，且才思敏捷。据《曝书亭诗话》记载：他去蒙山石门初次拜谒梁寅时，梁寅令他作《枯梅》诗，他稍事想索，一首好诗就出来了。
黄子澄于洪武十八年进士及第后，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修撰，伴读东宫，到皇太孙朱允（火加文）即帝位，官至太常寺卿，为太学士，与兵部尚书齐泰一起，同参国政，辅佐朱允（火加文）。
子澄与齐泰本是书生，不谙于军事。燕军南下，朝廷大将军耿炳文率大军北伐，在真定（今河北正定）与燕军对抗时，败得一塌糊涂，当时子澄却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足虑。因荐李景隆（封曹国公）代炳文，说景隆娴熟兵事，堪大任。谁知景隆也是个草苞，治军无方，将兵五十万，开始在白沟河等地吃败仗，以后又在济南城下惨败，丧师数十万。允（火加文）着急了，将景隆召还，撤了他的职，赦他死罪。子澄恸哭请求允（火加文）将景隆正法，以激励将士，允（火加文）仁慈，不听。子澄伤心地捶着胸脯说：“大事去矣！荐景隆误国，万死不足赎罪！并作《李景隆师败》一诗以记其悲愤。
解缙
　　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吉水县人。明初学者、文学家。
　　解缙生而秀异，颖敏绝伦，其母画地为字，于襁褓中教之，一见不忘，六七岁就能即席吟诗作对，一时传为神童。因此，关于他幼年的传说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家喻户晓，以迄于今。
　　洪武二十一年（1388），解缙登进士第，授中书庶吉士。因年少颖异，甚受朱元璋爱重。后因“抗直敢言”触怒朱元璋而罢官。惠帝即位始再出仕。
　　成祖即位，解缙受到重用。永乐初年，改御史，擢侍读，与黄淮、杨士奇等七人并直文渊阁，进翰林学士，参与机务，复兼右春坊大学士。一时诏敕号令，颁布四方，皆出其手，“论思献纳，多所裨益”。前人曾以宋欧阳修、文天祥拟之，可见他当时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作用。
　　明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复杂，政局险恶，而解缙赋性耿直，落拓不羁，自难为成祖所容。永乐五年（1407），便以“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谪迁广西。永乐八年（1410），他入京（今南京）奏事，适值成祖外出，乃谒见太子而还，竟以“无人臣礼”罪下诏狱，拷掠备至、受尽折磨。永乐十三年（1415），解缙被锦衣卫帅纪纲活埋积雪中而死，年仅四十七岁。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后谥文毅。仁宗即位后诏归其妻子宗族。英宗正统元年（1436）八月诏还所籍家产。宪宗成化元年（1465）复其官赠朝议大夫。
　　解缙一生业绩最足称道的，就是他首先提议并亲自主持《永乐大典》的编纂工作。早在入朝之初，他就向朱元璋提出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的建议，尽管当时未受重视，他仍然提出全书的体制、指导思想以及具体要求。直到永乐元年（1403），成祖才下诏编纂。初由解缙率领一百多人，用一年时间完成，定名为《文献大成》。成祖以其内容不够宏广，于是又加派了姚广孝、刘季篪为监修，动员儒臣文士二千一百余人，重加修辑，用了五年时间，于永乐六年（1408）冬告成，由成祖改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纂修，是建立在明代以前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雄厚基础之上的，它是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体劳动的结晶。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二千册（卷帙及册数，明清人记载各有出入，此据缪荃孙所考）。广收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总计约三亿七千多万字。内容诰繁，巨细并蓄。“上溯虞夏商周之奥，下及濂洛关闽之传”，“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成祖《永乐大典．序言》）。元朝以前的佚文秘典、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诗文词曲及其他各种技艺，尽在其中。在世界文化史上，《永乐大典》被誉为编制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博的百科全书，显示着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鸦片战争后，《永乐大典》遭到帝国主义的劫掠；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国内征集，加上国外归还，《大典》合成七百三十卷，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再吐芳菲。近年来又陆续搜集到六十三卷及零页，仍由中华书局缩印出版。
　　解缙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在文学方面，工于诗，存诗五百余首。但据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记载，谓其诗无全稿，真伪相半，多有后人窜入者。他的古体歌行，气势奔放，想象飞腾，逼似李白之作，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而律诗绝句，亦俱近唐人，如《豫章怀古》：“地入洪都景物稠，界分吴楚重干摄。滕王有阁空芳草，孺子无亭但古邱。西去帆樯皆北向，南来江水自东流。消沉多少英雄客，李蔡封侯广不侯。”结联两句，寄慨遥深。绝句如《过新淦寄胡能定》：“紫淦堤门十万家，市南多见使君车。凭将旧日阳春曲，散作侯官棠棣花。”虽脱胎于唐人韩翊的《寒食》诗，而自有特色。
　　对诗歌理论，解缙也有精辟的论述，他主张：“学诗先除五俗，后极三来。五俗：一曰俗休、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此幼学入门事。三来者：神来、气来、情来是也。盖神不来，则浊；气不来，则弱；情不来，则泛。”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苟不关于神，不属于气，不由于情，此外道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
　　解缙又善书法，用笔精妙，出人意表，有得其片纸只字，皆珍藏什袭，不啻重宝。　　解缙的著作，今存《文毅集》十六卷、《春雨杂述》一卷，又曾与黄淮等奉敕撰《古今烈女传》三卷。分别收录或存目于《四库全书》。
况钟
况钟（1383－1443），字伯律。靖安（今靖安县）人。明代官吏、诗人。
　　早年曾在尚书吕震属下为小吏，因有奇才，为吕震所重视，并推荐为仪制司主事。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因荐为礼部郎中。宣德五年（1430）升任苏州知府。当时苏州豪强污吏相互勾结利用，百姓赋税繁重，是全国有名的难治之府。况钟上任后，许多问题者等待他去处理。开初，不少属下和群吏都站在他四周，看他如何理事。他假装不懂，左顾右问，只按群吏的欲望办事，群吏们都很高兴，私下以为这位新任太守是很容易欺侮的。几天后，他召集群吏宣布：前几天某件事是应该做的，是某某不让我做；某件事是不应该做的，是某某强行我做的！你们有些人长期以来玩弄这种手段，罪当死！于是将罪大恶极的数人处以死刑，并训斥那些贪虐庸懦的官吏。因此大震全府，上下都奉法职守。
　　况钟不仅刚正廉洁，而且孜孜爱民。前后各届苏州知府都不能与他相比。他在任期间，先后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贪官污吏动不动对百姓处以酷刑，他先后酌情予以减免者近一千四百余人。同时，他协同巡抚周忱，悉心筹划，为百姓奏免赋税粮七十余万石。他兴利除弊，不遗余力，锄豪强，扶良善，是明代著名的清官。因此，百姓对他奉之若神。
　　正统六年（1441），况钟在苏州任期十年已满，当地官民二万多人向上级请求留任。他死后，很多人为他哭泣，悲痛不已，并立祠纪念他。对于他的刚正清廉的思想品格和深入实际的求实精神，优秀传统戏曲《十五贯》作了较深的刻画，至今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注重开办地方学校，招收学生，以儒教培养学生。还重视招收贫困学生，并给他们一定的救济，使很多单门寒士得以成就学业。有一个叫邹亮的曾经向况钟献诗，请他指点。他看后很高兴，觉得邹亮很有才华，便推荐他当官。有的人为此写匿名信诬陷邹亮，况钟看信后风趣地说：“这不过是想要我更快地提拔邹亮已。”不久，邹亮果然被提任为吏、刑二部司务，后又升为御史，并成为明代“景泰十才子”之一。
　　况钟的主要著作多收集在《况太守集》中。全书十六卷，卷首、补遗各一卷，为光绪十年（1884）刊本，津河广仁堂所刻，今全国只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有全本藏书。另一《况靖安集》，全书八卷，首尾各一卷，为光绪十七年（1891）刊本，原为靖安县城双溪陈氏藏版，今存江西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均不录。
　　他的诗作以规劝诗为主，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对农民，有《劝农诗》二首，其一：“嗟我微材愧牧民，车驱有句向农申。人生务本惟耕凿，世道还醇重蜡豳。粒粒皆从辛苦出，般般无过朴诚遵。迩来弊革应须尽，并戴尧天荷圣仁。”其二：“田歌四起韵悠扬，阡陌循行劝课忙。父老挈觞随旆右，儿童驱犊驻车旁。丰穰有光流亡免，游情无民风俗良。早纳官租多积谷，防饥防盗乐无荒。”这两首诗表现了一个正直清廉的封建官吏一方面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急切愿望，另一方面又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的爱民心情。这可以说是全面表现作者精神面貌的代表作。尽管他是以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为前提，但他力图兴利除弊，寄希望于丰衣足食，在客观上总是符合人民愿望的，而且他懂得农民的艰辛，也是一种爱民的表现，所以当他任满离开苏州时，许多百姓老幼为他送行，而他自己却是“检点行囊一担轻”，“如水襟怀对大江”，“不带江南一寸棉”，这正是他为官清廉的写照。
　　对于后代的教育，有《又勉子侄诗》：“存心立品贵无差，子孝臣忠两尽嘉。惟有一经堪裕后，任贻多宝总虚花。膏腴竟作儿孙累，珠玉还为妻女瑕。师剑古箴传肖者，取之不竭用无涯。”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能如此对待自己和教育后代是难能可贵的。
　　在艺术上，他的诗作大多明晓通达，不过多追求形式美，比较质朴自如，热忱奔放。不少语言口语化，接近民众语言，因此能更好地为表现内容服务。
魏良辅
魏良辅（生卒年不详），字尚泉（或作上泉）。豫章（今南昌）人。明代戏曲音乐家。寄居江苏太仓，在熟谙南北曲的基础上，于嘉靖年间在张野塘、过云适等人协助下，吸收了海盐腔、余姚腔以及江南民歌小调的某些特点，对旧的昆山腔进行了显著的改革创新，形成一种舒徐宛转的新腔，称为“昆腔”，又称“水磨腔”，对很多地方戏曲音乐的发展影响较大，后世奉之为昆腔鼻祖，艺坛尊为“曲圣”。
　　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良辅主要活动在江南的娄东、鹿城，即今太仓一带。当时的太仓州，商品经济比较发展，市镇繁荣，有歌场、舞台等深出场所，演出活动频繁。吴中一带（包括苏州府、昆山、太仓州等地），文人萃集，嗜曲者众，学曲品曲之风甚炽。
　　昆山腔是明代戏曲声腔中成就较高、影响广泛的一种。老的昆山腔元末即已形成（见《南词引正》）。未改革的昆山腔，还多处于清唱（即“冷板曲”）或说唱的阶段，是一种南曲唱腔，腔调平直，尚欠韵味和意趣。而民间艺人的演唱就更为粗俗了。
　　良辅有较好的文学词曲修养，娴通音律，有美好的嗓音歌喉，钻研热爱唱曲艺术，熟谙当时流行的南北曲多种声腔，如：昆山腔、海盐腔、弋阳腔，以及余姚腔、杭州腔、北曲的中州调、冀州调等。
　　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缕心南曲，足迹不下数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规。”（余怀《寄畅园闻歌记》）。足证良辅有改革南曲的意志，为此而进行了长其的苦心钻研。改革后的昆腔伴奏乐器也突破了南曲以前只用弦过、彭板的局限，加用了笛、箫、笙和琵琶等乐器，丰富了音色，使新腔更加宛转动听。经过实践，终于别开堂奥，成功地创造出一种行腔以细腻宛转著称的“水磨调”。当时，“吴中老曲师如袁髯、尤驼者，皆瞠乎自以为不及也。”（《寄畅园闻歌记》）。昆山人陆九畴也善于度曲，曾立志与良辅相约，在听众中评比谙写的新曲，“及登台，自叹弗如。”（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
　　良辅为人谦虚，治学谨严，与友多切磋，求师必问善。他的成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仅《寄畅园闻歌记》和《梅花草堂笔谈》所提名者，就有十余人之多，如对昆山善歌者过云适，“魏良辅自谓不如，每有得，必往咨问，过称善乃可；不以为善，则反复论论，数改不厌。”他的女婿张野塘，善唱北曲，娶良辅女（亦善歌）后，兼工南曲。又擅长弹奏，曾改制北方的三弦，适应伴唱。协助曲作家梁辰鱼，对改革昆山腔，与良辅合作，贡献更大。他以昆曲新腔填词创作的《浣纱记》（一名《吴越春秋》）演出后，轰动居坛，推动了昆腔的传播与发展。
　　昆山腔经过良辅的改革，到了万历（1573－1620）以后，更为盛行。昆曲剧目、昆剧班社和清唱团体皆大为增多，遍布我国南北，影响了很多地方剧种，而海盐腔却被逐渐代替，消沉下去。
　　昆腔分南曲和北曲，各由长短句式曲牌若干首联缀成套演出；但也有单唱一些散曲的，特别是清唱。另外还有南北合套（多一南一北换接）和南北联套的形式。南曲五声音阶，北曲七声音阶。唱腔曲牌中，除一些急曲（流水、快板节奏）外，大抵南曲字疏曲缓，缠连而宛转；北曲词密调促，顿挫而有致。
　　魏良辅改革创新了昆曲南曲，但对北曲也还是加工填配选用的。这从《浣纱记》中《泛湖》一折即可看出。这折曲牌的运用和度曲就是“南北合套”的：旦角与小生一南一北的接换演唱；旦唱皆南曲，而小生尽北曲；人物腔调有对比变化，产生不同的情趣，使全剧音乐有所调剂而增色不少。这些曲牌也是在其他剧目中经常用到的。
　　良辅晚年，将学曲演唱的心得札记整理成条文，曰《南词引正》，又名《曲律》，逐条简要地阐述了昆曲在字、腔、板眼等各方面的练唱技术，南北曲唱法的区别等等，对初学者和从事昆腔研究的人，起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它的传本有多种，被刊载入他人编撰的几种书目中，有：《吴俞萃雅》、《词林逸响》、《吴骚合编》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上述各书皆载有良辅的《曲律》十八或十七条不等。解放后，才发现明代吴昆麓校正的《南词引正》原本，内容较《曲律》其他刊本略多，也稍有不同，如对原有的昆山腔和杭州腔等的涉及，是他本所没有的。
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亦号海若，又号清远道人，别号玉茗堂主人。临川人。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
　　从小天资聪颖，刻苦攻读，“于古文词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籍、墨、兵、神经、怪牒诸书”（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他不但爱读“非圣”之书，更广交“气义”之士，通过积极的社会活动，铸就了正直刚强，不肯趋炎附势的品格。青年时代因不肯接受首辅张居正的拉拢，结果两次落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三十三岁，即居正死后次年，始中进士。但他仍不肯趋附新任宰相申时行，故仅能在南京任太常博士。后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又迁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在职期间，与进步的东林党人邹元标、顾宪成等交往甚密。万历十九年（1591），上《论辅臣科臣疏》，历数神宗皇帝在位二十年间，朝政腐败，科场舞弊，弄臣贿赂，言路阻塞等弊端，因而触怒了神宗，被谪迁广东徐闻县典史。一年后，又调任浙江遂昌知县。清廉简朴，体恤民情，修相圃书院及演武堂，下乡劝农，平反冤狱，惩处地方恶霸，深得民心。终因不满朝政腐败，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回临川闲居，寓所号“玉茗堂”，致力戏剧和文学创作活动，终其一生。
　　显祖十三岁即师事泰州学派的哲学家罗汝芳。后来又非常景仰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的李贽，并提出了“情至”说，所谓“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题词》）。以此肯定“情”是生活的客观规律，与封建主义“理”的教义相对立。这种先进的哲学观点，同复杂的政治斗争历程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溶汇在一起，为他的创作活动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
　　显祖在文学思想反对以王世贞为首的拟古派，主张抒写性灵，明确申述：“予曲中有讥托。”他一生写了二千二百多篇诗文，颇多佳作，特别是《感事》、《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等诗作，把矛头直指封建皇帝，其大胆、尖锐，为同代诗作所罕见。
　　他尤其热爱戏曲艺术，收藏元人杂剧达千种，各本佳句，都能口诵。他约在二十八岁（1577）时，始作《紫箫记》，因被时人议为影射“秉国首揆”而辍笔。但他志向未泯，十年后（1587）又改为《紫钗记》。由是一发而不可止，于一五九八年弃官返乡后作《还魂记》（《牡丹亭》）；一六零零年夏作《南柯记》；一六零一年秋作《邯郸记》。这四大传奇均有梦境构想，故并称“临川四梦”。
　　他的剧作，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同时又显示出高度的浪漫主义精神。代表作《还魂记》，以强烈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想，无情地挟击了腐朽封建道学的理念束缚，描写了杜丽娘与柳梦梅在梦中相爱，醒后寻梦不得，抑郁而死。其后梦梅掘坟开棺，丽娘复活，深刻地表达了作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思想。丽娘之父杜宝的封建卫道士嘴脸，被揭露无遗。尤其是主人公杜丽娘困于礼教束缚的复杂细腻哀愁和坚定执着的反抗性格，被作者以文彩瑰丽的妙笔，刻划得入木三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数百年来，为人们唱得口角生香。时人谓“《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擅才情则推临川；临川胸罗二酉，笔组七襄，玉茗四科，脍灸词坛。”（沈宠绥《弦索辨讹序》）“《还魂》妙处种种，奇丽动人，称古今绝唱。”（清姚燮《今乐考证》）《柳亭诗话》及《黎潇云语》还记载当时有少女读其剧作“忿惋而死”及杭州女令演“寻梦”时感情激动，卒于舞台，足见其影响之巨，感人之深。
　　《紫钗记》主题思想同样体现着作者的“情至”观念。它通过爱情题材，反映政治斗争，鞭挞了封建权贵卢太尉，歌颂了理想的义侠黄衫客，使剧作具有更深的思想意义，这是同作者在政治活动中的亲身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南柯记》和《邯郸记》，是寓言性的讽世剧。二剧借梦中之景，写现实之事，举凡社会的病态，人情的险诈，官场的黑暗以及知识分子的种种心理活动，均跃然纸上。剧本布上了一层“色即是空”，“浮世芬芬蚁子群”的佛家和道家思想的迷雾，流露出消极的厌世情绪，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和历史的局恨。但从主要倾向来看，仍不失为杰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戏曲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位置。
　　显祖在戏曲批评和表、导演理论上，也有重要建树。他通过大量书札和对董解元的《西厢记》、王玉峰的《焚香记》等等剧作的眉批和总评，发表了对戏剧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所谓“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尺牍《答吕姜山》）。他和以沈景为首的偏重形式格律的吴江派作家进行了顽强的论争。尤其是作为一六零二年前后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不仅记述了弋阴腔的演唱情况，为我国戏曲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而且对表、导演艺术发表了精辟见解，强调演员要体验生活，体验角色，领会曲意，在生活上和艺术上严以律己，以人物的感情去感染观众。他自己勤于艺术实践，“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同临川一带上千名演唱海盐腔的宜黄班艺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实际上成了地方戏曲运动的领袖。他还亲自为演员解释曲意，指导排练，“自踏新词教歌舞”，“自掐檀痕教小伶”。
　　他的作品和戏剧活动，影响深远。师法于他的“临川派”戏剧家，在明代有吴炳、孟称舜等；在清代有李渔、洪升、蒋士铨等。直到今天《四梦》里的许多精采片断还保留在昆剧舞台上。石凌鹤改编的赣剧弋阴腔《还魂记》，还被摄成彩色影片，深受广大观众欢迎。显祖不仅属于中国，也是世界文化伟人之一。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将他和莎士比亚并称，为东西方交相辉映的两颗明星，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在本世纪初，他的创作便不断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去。日本文学家山口大学教授岩成秀夫的《中国戏曲演剧研究》，认为显祖虽比日本大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早一百多年，其成就却远胜于后者。他的剧作、诗文，自明代以来刊本甚多。其戏曲不为精代统治者所重视，《四库全书》只存目诗文《玉茗堂集》二十九卷。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包括他的全部作品的四卷本《汤显祖集》，参照了历代刻本，详加校勘，是迄今较为完善的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二年先后将戏曲和诗文分别从《汤显祖集》中抽出单独出版为《汤显祖戏曲集》（上、下），使之更为广泛传流。
宋应星
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奉新人。明代著名科学家、诗人。
　　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崇祯七年（1634）任江西分宜教谕，举世瞩目的科技名著《天工开物》写成于任职期内。崇祯十一年（1638）任汀州（今福建长汀）府推官，十四年（1641）任毫州（今安徽毫县）知州。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弃官归家。后又在南明任过职。清顺治年间仍在世，约于顺治与康熙之交去世。
　　他的著作非常宏富。除被国外学者尊为“技术百科全书”、“权威著作”的《天工开物》外，流传的有《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四种，失传的有《画音归正》、《厄言十种》、《美利笺》、《乐律》、《杂色文》、《原耗》等十多种政论杂文、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著作。足见其博学而多才。
　　可是，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居然三百多年来不为人们所重视，几科无人问津。《明史》、《清史稿》都不立其传，《四库全书》也不录其著，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搜集、整理、出版他的著作，从而引起国内外的注意。
　　宋应星自幼灵敏聪颖，数岁就能赋诗，与兄应升同学于私塾，先生令每天早晨读新课文七篇。有一天起晚了，其兄已将七篇课文背熟，先生责怪他为何不起早读书，他脱口而背，一口气将七篇全背完，先生奇怪地问他，他回答说：他早醒了，只是在床上听兄长读书，他兄长读一遍，他也就全记住了。先生听了他的话觉得十分惊奇，深感其才智过人。稍长后，《十三经》、《史记》、《国语》、《国策》等样样淹博贯通。
　　他一生最大成就在科学技术方面，但在哲学、声学、文学方面也都有很深的造诣。明亡前就有不少的诗作，明亡弃官归家后，更是以文学创作自娱，写了不少作品，如政论著作《野议》等对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现实作了正面的批判，并指出政治腐朽，残酷剥削和压迫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文学创作中，据说《美利笺》是一部传奇作品，遗憾的是失传了，不得而知。现流传的《思怜诗》就是他的诗作结集。其中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思怜诗》十首。《怜愚诗》四十二首。《思美诗》较多地表现了诗人的幻想，甚至借助仙道，脱离现实的消极思想也有所表露。《怜愚诗》则多讽刺那些愚昧无知到可怜地步的人，有的直接指责剥削阶级贪得无厌的愚蠢行为，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怜愚诗．之六》指责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是造成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青苗子母会牙筹，吸骨吞肤未肯休，直待饥寒群盗起，先从尔室报冤仇。”如《之九》谴责明末统治者在清兵大举入侵的形势下仍然芒淫昏愦：“乘胜之兵已破襄，葛陂贾相半闲堂，且偷睫下红妆艳，为虏明年足伤！”这种谴责和讽刺是非常深刻的。作品对那些只知追求功名利禄的糊涂虫般的知识分子也给予不留情的讽刺：“华夷兵合汴城围，应举书生翰墨辉。斜虎已逃宫驾乱，腐儒犹整旧烂衣。”（《十七》）对于相信天命和迷信的人们，诗人也善意地给以讽刺和批评，如“已信天工有命偕，死生富贵尽前排。祈禳谋策纷纭起，信命初心顷刻乖。”（《四十一》）批评了有些人既相信命运前定，却又求神拜佛的矛盾心理和行为。对于算命先生也作了讽刺：“通书浅陋撰何人，选择先生道煞神。时日若能催富贵，伊家乔梓岂长贫？”（《二十四》）这对算命先生确是沉重的打击。
　　总的看来，宋应星的诗作表现了他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这是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也有些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诗人的自然观往往是唯物主义的，而历史观却是唯心主义的，这在相当多有成就的科学家中也不例外。诗人的主要过错不在于这些方面，而在于他在任职期间，先后于汀州和奉新两次镇压过农民起义，以及将人分成十个等级等方面。这是他阶级和思想局限的突出表现。

妖精灵灵

清朝
魏禧
魏禧（1624－1681），字叔子，一字冰叔，号裕斋，亦号勺庭先生。宁都县人。清初著名的散文家。
　　十一岁补县学生。禧和兄际瑞、弟礼，以文章著声三十余年，时“‘三魏’之名遍海内”（《清史稿.列传.文苑传》）。而禧才学尤高，在清初文坛上有重要地位。他和侯方域、汪琬齐名，号“国初三家”。明亡之后，明士子纷纷退隐山林，影响及于文学，“而魏（禧）、侯（方域）、申（涵光）、吴（嘉纪），山林遗逸，隐与推移，亦开风气之先”（《清史稿.文苑传》）。
　　禧父光凤，明代诸生。明亡，举家隐居宁都县城西北十余里的翠微峰，于山中构屋，取名易堂。禧兄弟三人及南昌彭士望、林时益，同邑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九人为“易堂学”，躬耕自食，切靡读书。是时，天下讲学，独易堂以古人实学为宗旨，提倡读书经世，风气之振，由禧为之领袖。僧无可（方以智）曾至翠微峰，叹曰：“易堂真气，天下无两矣。”（《清史稿.文苑传》）
　　魏禧四十岁始游历大江南北，所至结交皆明遗民。康熙十八年诏举博学鸿儒，禧以疾固辞。两年后死去。禧早年有志仕进，且富谋略，论事纵横排挤，策划卓有经纬。甲申乙酉后，一变初衷，自以病放废山中三十余年，对清王朝始终持不合作态度，表现了对故国始终不逾的感情。
　　以归隐和游历为标志，魏禧散文创作，可分三个时期，各有着不同的特点。开始，治四书，则求其意义广博而喜议论。认为文旨惟经义可以无所不尽，致力论策制科，并以余力间为杂体，于经义外，搜览诸子史汉唐宋大家及其他杂艺之文，尤好《左传》和苏洵的文章，为文崇尚雄健。其制艺不模仿先辈，多宏肆浩瀚之文，几同于论策。同时，他又认为文不必求工，只求不湮没论点，“使无遁理而已”（清道光二十五年易堂版《宁都三魏全集．魏叔子文集》卷首《自叙》）。及至隐居后，尽弃时文，为古文辞，方更讲求文章法度，于是能自削议论之繁博而精杰益出。游江淮吴越间，则多烟波呜烟之作，有一唱三叹之声，又几近欧阳修的风格。然而精悍之气，逼出眉宇，仍不可驯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古文一脉，至清初“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矩矫”，而汪婉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然禧才纵横，未归于纯粹”，虽对禧有微词，但却也精当地指出了魏禧陶铸百家、兼收并蓄的文风。
　　魏禧长于见识议论及有意于用世的写作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论说策议中。其短篇史论，尤有特色，抓住一人一事，览古鉴今；笔力挺变，尺幅中如有龙蛇不可控攫。如《留侯论》踔厉风发，堪与苏轼相敌；《伊尹论》赞吊民伐罪而不拘君臣之序，洗发剀切，逻辑严密；《陈胜论》驰骤顿挫，一语破的；《晃错论》千委万曲，辩析精详；皆各得其妙。
　　魏禧散文中更著名的是传记文，通过作传涉及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他描绘过明季酷烈的朝政；对大吏贪纵、小吏肥俊削、细民无依、官逼民反的阶级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主要是他深抱亡国之痛，为抗敌殉国和坚持志节之士作传，如《江天一传》、《明御史何公家传》。
　　有些传记写山林隐逸、侠客壮士的义行异事。如《高士汪风传》、《大铁椎传》，题材不同，一系行踪飘忽，清高磊落的隐士，一系勇武非凡，不为世用的力士。魏禧既推崇前者耻于事清的操守，复将后者比之博浪沙椎击秦皇的侠客。其写作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如《卖酒者传》、《瓶庵小传》、《独奕先生传》、《谢廷诏传》等，记述某些市井奇人的所作所为，寓意精深，饶有情趣。总之，他的传记文风格多样，章法不一，最能表现他师承古人而不依傍古人、文随意尽、善变为法的创作态度。
　　魏禧的叙记文也常写遗民志士，哀“贤人凋丧，同志寂寥”，感慨激昂而又低回往复，兼有欧、苏之长。他于哀情文主张文贵质朴，不必以痛哭见哀；以为韩愈《祭十二郎文》工于文而情以微。因而他以叙事为抒情，如《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情事惝恍，缠绵悲怆，即体现了这一特点。魏禧叙记文无论状物写景，叙事记人，都显得摇曳生姿，意味无穷。他的《吾庐饮酒记》、《白渡泛舟记》情景交融，清新委婉，旨趣潇洒。《宛臬记》斑驳奥秀，酷似柳宗元山水记。《翠微峰记》以叙事为山灵添色。《吾庐记》以记人使题旨生辉。魏禧还有大量画记，不仅描风镂影，且以议论画意取胜。《燎衣图记》细碎叙写而钩连绳贯，笔笔变化，无一雷同。著意处如画龙点睛，不著意处似颊上三毛，神态自现。《画猫记》感而讽之，取喻刻深而转折无迹。魏禧叙记文能将寻常题材写得不落俗套，往往得益于议论，翻空出奇，令人耳目一新。
　　魏禧散文创作，不断取得蜚声文坛的成就，这和他的日臻完善的古文理论是分不开的。其中有些观点，至今不失为真知灼见。他认为“文所以可传，中必有物。” （《日录.杂说》）他不仅批评为文不顾法度、师心自用，如野战无纪之师。且又反对株守古人之法而“中无所有”，指出要合古人之法而不效优孟衣冠，知文章之法有常有变。“伏应断续”是常法；为文者“中有所得”，兴会所至，得意疾书，不汲汲于常法而能自合于法度，是以善变为法。法之常可学，法之变须从“文外求法”，加强思想文化修养，方能“神而明之”。为此，他依据明理适用的易堂学旨，提出“积理”、“练识”的辩证主张，认为积“理”可使“识”不堕入嗜新逐异；“理”若未明，又应着重练“识”，其须考察“市侩优介大猾逆贼之情状”（《宗子发文集序》）。这样，“理”，才不致空疏无用。魏禧的观点代表了清初文论中理识法相结合的倾向，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魏禧诗歌的成就不如散文，然亦不乏可传之作。易堂诸子以其四言为绝调，谓为奇峭古奥跳脱，不欲拟乐府而干汉魏。实则四言拟古痕迹太露，不及五七言。他的诗歌理论和散文一样，主张兴属而辞工，以理识为归；创作上取材广泛，网络变化多端。
　　魏禧著作有《文集（外篇）》二十二卷，《日录》三卷，《诗》八卷，收入易堂原版《三魏全集》中。另有《文集（内篇）》二卷，《拟奏疏》一卷，《尚书余》一卷，《左传经世钞》十卷。

泪水晶

晕哪,忒长了.............我是成不了这大业了,看都看不了

前世饿殍

下面引用由鱼丽于罶在 2005/01/17 03:20pm 发表的内容：
领教领教,江西啊,好地方啊,我要移民!!!!!
丫的我最佩服和最鄙视的人都在啊....哎呀....

把你收在现代江西名人里吧

妖精灵灵

不用上江西的,
收录到[西江月]名人榜上去.哈哈哈哈~~~~~~~~~~

飘雪的冬天

下面引用由鱼丽于罶在 2005/01/17 03:20pm 发表的内容：
领教领教,江西啊,好地方啊,我要移民!!!!!
丫的我最佩服和最鄙视的人都在啊....哎呀....

还移呀~~~！鱼篓都要散架了~~~~~！嫁我们这好了~~~~`

下府岸人

   翻到这么一帖好资料，汇集了可不少，
   顶一下，
   慢慢地来看了。

若有若无

岸人有心,的确好帖,大家有得看了~~~
偶也慢慢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