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离世
　　1981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叶公超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有家归不得。”过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在场的人都为他这种孤独思女的情绪所感染，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一年的中秋夜，叶公超兴致勃勃地挥毫书写苏东坡的《赤壁赋》。
　　叶公超病重手术后，他一人住在医院。护士们很同情他。出于自尊，他说：“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了。”其实，那是自欺。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叶公超在医院的走廊上散步，有时愁眉苦脸，有时会笑逐颜开，直到大限将至，遇到旧朋友就忍不住要哭。贵为“总统府资政”，虽然晚年病中，蒋经国曾亲自去看他，但他心境之凄凉，胸中之不平和抑郁并没有一丝减少。
　　蔡孟坚到医院看他，发现他头发全白，老态、病态毕露，蔡安慰他：“我只小你一岁，只要将烦闷变快乐，自能长命百岁，谅必稍加治疗，即可出院。”他竟愤怒地回答：“你少说俗套话安慰我，你应该知道‘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的古话，我的心早死了。医生诊断我是心脏病，固然不错，但是有许多政治野心家，先将心脏病秘密掩饰为正常，仅仅说出一些附属病症，有的竟宣布其身体一切正常。今我一生无野心，须知我的心脏病，是被动而来的，哀莫大于心死。”他说：“我真死得很惨。”

　　1981年11月17日，叶公超收到宋美龄从美国差人送来的纯毛黄褐色背心和一些消化饼干后，他整日沉默不语。3天后(1981年11月20日)，他走完了人生的全程，享年78岁。临终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叶公超去世时，夫人袁永熹没有赶回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献了一副挽联：“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虚安危轻叙别；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台静农挽叶公超：“诗酒豪情，风流顿觉蓬山远；浮生悲剧，病榻忽兴春梦哀。”
　　程沧波的挽联说：学术擅中西，零落山邱同一哭。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
　　张大千挽叶公超：“入主大政，出使大邦，绝代奇才归冥汉；喜则画兰，怒乃画竹，长留健笔见纵横。”
　　叶公超逝世后，陈香梅写了一篇悼文两首挽诗。诗中说：“奉献给你红色的玫瑰，那是我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对你的半点关怀与爱意。”

云雾山

　　评说
　　朱自清这样评价叶公超，他“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会游戏人间，有时又治事谨严，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非常复杂。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怀恨，而且感激，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有人说叶公超的书画清新而不落俗套，有着浓郁的书卷气，这一切和他潇洒脱俗的生活态度有关，“他那自然自在、忘怀得失，不论在朝在野，无时无地，莫不如是，大有超然物外的逸趣”，属于“典型的书生本色”。他从来不是政客，而是大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生当转型、易代之际，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而出入国门，以他一流的“王者英语”与世界各国政要觥筹交错，意气风发。退而在野，则以传统的中国书画自娱，俨然是长衫飘飘的文人。

　　何怀硕回忆：尤其令人感动的公超老师把晚辈如我当朋友看待，使你在光风霁月中与天光云影共徘徊，慢慢忘却了由敬谨而生的拘束。老师是卿相犹是布衣，是饱经沧桑的老人犹是赤子。与他相识相知的人，永远感受到他那元气淋漓的生命热力，使你化卑怯为勇气，从悲观迷惘中而生积极进取之心。而且，他使人自然领略到平等自由的人格尊严，因为，在他心目中，王侯与寒士无所轩轾。
　　费正清称叶公超是“一位有才华的英国文学教授，他成为主要的战后外交家。”
　　在众多悼念文中，陈香梅女士写的文字，或许最解人意：“叶公超是个性情中人，他是个读书人，有报国的雄心壮志，他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比爱自己多多，他也是一位怜香惜玉的才人，他对不少女人有不同的情感，但他不可能是理想的丈夫，他的婚姻是失败的，我们不须替他辩护。他爱的国家，他爱的女人都使人失望，有负于他，这是一个大讽刺，也是一场悲剧。”
　　陈香梅的诗文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几天后，《联合报》刊登一篇署名杨子的文章，题目为《红粉知己》。该文作者是《中国论坛》半月刊负责人，与叶公超多有交往，因此他对叶的评价是：“既有器识过人、恃才傲物的名士风度，又是一个才华横溢而终为俗吏所谗的悲剧英雄。”作者在征引陈香梅的诗句 “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之后，又赞叹道：叶公超如果真是如此，则“享寿七十八而终，又有何憾！”与此同时，作者还匠心独具地在“三不朽”之上提出第四个“不朽”。他说：“人生以立言、立功、立德为荣，其实，立情才是生命最高意境；能爱与被爱，生命就如花朵之开放，灿烂繁华，固不免终于凋谢褪消，也是不枉不朽了。”

　　王辛笛说：“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个时代的错误。”
　　季羡林在清华的时候，与叶公超接触较多。他的散文《年》得到叶公超的垂青，推荐到《学文》发表的。在叶公超与俞平伯这两位名士的比较中，季羡林认为：“俞是真名士，而叶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真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轰动效应’之嫌。”“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
　　一位老部下在追悼叶公超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满嘴牛津口音，衔着烟斗，十足学者派头的英国绅士，在宣传上他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衡量对方的身分，扮演自己的角色。对方是绅士，他比绅士还绅士，假定对方是流氓，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
　　叶公超的好友叶明勋说：“提起李白，除了诗忘不掉他的酒；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爱情；叶公超先生，除了他的外交成就与风流丰采，我们忘不掉他的脾气。”这番话耐人寻味。
　　陆铿说：“一个弥漫着假道学气氛和充满勾心斗角的中国官场，怎能容得下真正的人才，何况叶公超是天才。这不是叶公超的悲剧，而是中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黄少谷说，“他（叶公超）是一个有远虑的人”，同时评价他“不世故”，可谓知人之论。

　　何世礼谈起孙立人和叶公超时说：“这两位朋友都是头等人才，就是脾气太坏，劝了不知多少次，他们都不听！”
　　李敖在回忆录中说，叶公超曾表示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
　　在外交舞台上，有人把叶公超比作春秋时的晏子。他的能言善辩来自于“诗教”，他常说“不学诗，无以言”。
　　有人叶公超与麦克阿瑟作过比较：“古往今来，恃才傲物而受挫折、打击的例子太多了，这些英雄写下了一段历史，也博取了当时及后世人们的感叹。可是麦克阿瑟与叶公超都没有亲自写下他的一生故事，他们的心情究竟如何，还是一个不可忖测的谜。”
　　叶公超素有“文学的天才，外交的奇才”之美誉。
　　陶希圣评价叶公超有“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

云雾山

李叔同（弘一法师）
李叔同（弘一法师）

　　李叔同（1880－1942年），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著名的佛教僧侶。
　　关键词：
　　风华、才情、绘画、音乐、戏剧、书法、逸事、性情、认真、乖僻、丹心、
　　至孝、情爱、红尘、皈依、众说、修行、清心、胸怀、功德、圆寂、评誉


　　风华
　　丰子恺这样描述老师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后来他到日本，……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象一个西洋人。……他回国后，……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

　　姜丹书回忆李叔同：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
　　李叔同来到东京后，很快剪去了长辫，也适应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日本人看不出有何区别。一位曾采访过李叔同的日本记者说：“李叔同是一个圆肩膀儿的青年，有一副魁梧的身材，穿着藏青色的和服，腰间系一条黑纱的腰带。头上则是三七分的发型，语调一贯平和安详。”
　　丰子恺回忆在浙江一师时的李叔同：“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当陈星向刘海粟提及李叔同时，刘眼中竟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对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夏丏尊与丰子恺做东，在功德林宴请弘一法师，叶圣陶亦受邀请。进入房间后，叶看见法师微笑着坐在靠窗的一角，细小的眼眸里放出晶莹的光。他悠然地捻着手中的念珠，而在座的旧友和学生也只是默然陪坐，然而这样的沉静，并不显得冷场和尴尬。法师夹菜时极为专注，带着欢喜满足的神情，这让叶圣陶想起自己平日进食时那种几不知口中滋味的胡吞乱咽，心中暗叫惭愧。席间，李石岑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弘一答道：“惭愧，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斋后，弘一说与印光法师有约，于是七八个人便随着他一起去拜晤印光大师。一行人没有叫人力车，一路步行。弘一赤脚穿着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步履轻捷，年轻人反倒颇觉吃力。到了太平寺门口，弘一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来，恭恭敬敬地穿在身上，眉宇间异样地静穆。见到印光后，弘一介绍了随行的几位客人，便合掌恳请印光法师慈悲开示同来的李石岑说起自己曾从某先生研究过一些大乘佛教唯识宗的义理。印光便滔滔不绝说了起来，声色颇为严厉，间以呵喝之语。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印师谈谈儒学与佛法之间关系的问题。叶圣陶觉着，弘一与印光两位法师气质截然不同。印光老法师是以传道者自任，一遇机缘即尽力宣传，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种由坚定的信仰而来的量与气魄；弘一法师则不同，他似乎是草原上的一株静默的树，自己在欣欣向荣地生长，却不会让人感到那种凌驾于旁木的盛气。

　　临别的时候，弘一再一次向印光屈膝拜伏辞别。待众人走出房间，他伸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到了寺外，脱下身上的大袖僧衣，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云雾山

　　才情
　　据说李叔同7岁就能日诵五百字，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16岁入辅仁书院读书，同窗王锡纶回忆：“李叔同文章好，小楷又精，在通行的小格子内可以写两个字，被同学们称赞为‘双行李文涛’。”
　　袁希濂、许幻园等人在上海城南草堂组织了“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李叔同十九岁时，与母亲、新婚妻子迁居上海，入文社学习，其写作俱佳。许幻园爱其才华，特辟一室，请其一家移居城南草堂，并亲题“李庐”二字相赠。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城南文社会员聚会时，曾由社中长者张蒲友各出诗文一题，文需即日完成，题曰《朱子之学出于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详其说》；诗题为《拟宋玉小言赋》，限时3日交迄。李叔同泼墨挥毫，一蹴而就，此文被社中公推为首。数日后诗赋呈案，李叔同再夺第一。
　　李叔同与蔡小香、张小楼、袁希濂、许幻园五人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许幻园夫人宋梦仙（贞）曾作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云：“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社陵呼小友！”
　　李叔同曾与乌目山僧（宗仰）、汤伯迟、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人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每星期出版书画报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这是上海最早的书画报纸。

　　李叔同曾以李广平之名，入南洋公学读书。当时李的老师有教育家蔡元培，同学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樵舲）、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沈（无量）、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
　　李叔同对法学亦有所涉猎，在南洋公学读书时，他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03年出版发行。
　　李叔同留学日本期间，日本天理教教授中村忠行评价李的诗道：“他的诗风，在妖艳里仿佛呈现沉郁悲壮的面影。”
　　李叔同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晴空印聚》存世。
　　弘一大师在致许晦庐的信中曾谈到他的文艺观：“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弘一法师的书法弟子黄福海在《弘一法师与我》一文中记载，1939年冬，在泉州承天寺，“我曾这样大胆地问法师：‘您虽是出了家不愿再谈艺术，但在我心目中老是认定法师是一位艺术家。……我始终从艺术观点来瞻仰法师。法师在所著《佛法十疑略释》一书中，论佛法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等等，独未说到佛法非艺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佛门中的生活，也就是艺术的生活呢？’法师点点头说：‘各人的观点不同，也可以这么说。’”


　　绘画
　　李叔同是我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亦擅长木炭素描、水彩画、国画等。他是将西洋绘画思想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的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现留存有《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水彩》、《佛画》等绘画作品。
　　1905年秋，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生所办的《醒狮》杂志上，发表《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略说》等文章，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1906年，李叔同入东京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科学习，他是我国最早的美术留学生之一。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发表《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报道李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的情景：“喝了一杯‘涩茶’之后，他一面说明贴满壁上的黑田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六叠的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就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听了从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

　　1912年，李叔同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他在该报副刊开辟“西洋画法”专栏，连载木炭画、石膏写生教授法，大力推广西洋美术。他在该报刊登了大量美术广告艺术作品，故被誉为近代广告艺术的第一人。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执教6年。他改变一味临摹的传统教学法，设立画室，让学生画石膏像和模特。教学之余，他与夏丏尊担任指导，出版《白阳》艺术杂志，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校刊。
　　李叔同是我国第一位开创裸体写生的美术教师，他在浙一师执教的第二年，开始将人体写生的训练引入课堂。吴梦非回忆：“李叔同教我们绘画时，首先教我们写生。初用石膏模型及静物，l914年后改用人体写生。”第一次用真人做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情形被镜头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在照片中，一名全身赤裸的青年男子的背对镜头，站在桌子上，面对围坐成扇形的学生们。
　　李叔同常带学生们进行户外写生。当时户外写生还是新鲜事物，一次，学生李鸿梁和张联辉到运河边写生，一名警察见他们搭起三角架来画画，便起了疑心，以为是私下测绘地图的，便上前盘问道：“你们是哪里的？”张联辉以为问籍贯，答道：“东阳（浙江金华的一个县名）。”警察听是“东洋”人，如临大敌，便要带他们去警察局。李鸿梁赶紧解释，但警察仍不放过，幸好过来一位宪兵，听完两人的解释后，帮着他们说服了警察。

　　又一次，李鸿梁独自一人到到苏州写生，刚下火车便被警察拦住，要检查行礼，因警察见他背的画架很是古怪。警察从他的包裹中发现几支从未见过的牙膏状的东西，挤了一点，发现是一种油腻腻软乎乎带颜色的膏状物，便更加怀疑，将这支油画颜料全部挤了出来。为了查明是什么，他接下来还要挤其他的，李鸿梁便急了，直闹到站长室，剩下的几支颜料才幸免于难。盖因当时的油画颜料要由学校统一从国外购买，来之不易。

　　1918年，李叔同皈依佛门时，将其油画素描水彩全部赠送给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该校校长并不欣赏李的作品，将这些珍贵画作堆在校内的雪地里，经历一冬雨雪后，教师储小石从中只抽出一张花卉作品，其余皆被毁。另一种说法称，李的油画系被盗，储收藏的这张掉在校园内，被他拾得。
　　30年代，内山完造曾在《弘一律师》一文中评价道：“……直至今日为止，油画的造诣尚无出他之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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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在“沪学会”补习科时，李叔同就注重将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十三篇，配上西洋和日本音乐的曲调，连同中国戏曲中两段昆曲的译谱合编成《国学唱歌集》，于1905年刊行，供学校教学所用。其中，他作词配曲的《祖国歌》传遍了全国，成为最早的著名爱国歌曲。
　　丰子恺回忆：“我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外患日近的时期。……那时民间曾经有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等运动。我在小学里唱到这《祖国歌》的时候，正是劝用国货的时期。我唱到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的时候，和同学们肩了旗子排队到街上去宣传劝用国货时的情景，憬然在目。我们排队游行时唱着歌，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正是其中之一。”

　　1906年，在日本的李叔同创办了我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创刊号由他在日本编印后，寄回国内发行，其中除两幅插画和三篇文章为日本人所作外，封面设计、美术绘画、社论、乐史、乐歌、杂纂、词府各栏均由李一人以“息霜”的笔名包办。创刊号中的《我的国》一曲成为李叔同的又一首流传甚广的爱国歌曲。
　　李叔同一生写了90多首歌曲，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其中，《春游》是我国最早的合唱歌曲。
　　李叔同的《送别》至今流传，成为经典名曲。《送别》歌词清冷缱绻，人尽唏嘘：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在浙一师教授图画和音乐。这两门原本无足轻重的课程，一下子成为全校最为看重的功课。学校的图画教室配备了特殊的设备（开天窗、有画架），音乐课也有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并置有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每到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不断有人作画，宛如一所艺术学校。课余时间，歌声琴声悠扬。曹聚仁回忆说，那段时间，连他这素来对音乐向来没有兴趣的人，竟也“发疯地一早起来唱音阶”。

　　1927年底，丰子恺、裘梦痕将老师弘一法师的名曲《朝阳》、《忆儿时》、《送别》、《悲秋》等二十多首，编成《中文名歌五十曲》一书，作为国内各级学校音乐教材。
　　丰子恺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赞颂老师道：“西洋名曲所以传唱于全世界者，因为它们都有那样优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所知，中国能作曲又作歌的乐家，也只有先生一人。”


　　戏剧
　　李叔同从小就对京剧有浓厚的兴趣。他少时在天津时，曾结识孙处、杨小楼、刘永奎等京剧名角，对梆子坤伶杨翠喜很是欣赏。
　　1902年11月，李叔同和许幻园、黄炎培等人成立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讲会，演出学生剧。李叔同曾演出了“文野婚姻”等四出新剧，剧本由他自己编写。1904年，李在上海参加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的演出，他扮演了黄天霸、褚彪、穆玉玑等角色，显露了在表演艺术上的才能。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曾延年、黄辅周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春柳社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的话剧《茶花女》，是为国内徐淮水灾举行的赈灾筹款义演。这是我国的第一部话剧，也是我国话剧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李叔同扮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孝谷饰杜法尔，唐肯饰亚芒，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
　　演出结束后，日本戏剧权威藤泽浅二郎和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当即到后台致贺。松居松翁后来在《对於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个留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他还盛赞此剧是“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但李叔同的表演收获的也不尽然是好评，陈丁沙在《春柳社史记》中说，李叔同的表演虽然很投入，但“他的声调并不怎么美，表情也较生硬”。
　　戏剧表演大师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加入春柳社，走上了表演之路。
　　丰子恺这样描写老师李叔同的茶花女扮相：“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
　　同年6月，春柳社进行第二次公演，演出《黑奴吁天录》一剧。《黑奴吁天录》根据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李叔同在该剧中饰演艾美柳夫人及破醉汉两个角色。此次演出再一次引起巨大反响，得到日本戏剧家的好评，土肥春曙说：“息霜氏的美国贵妇人，肩颈柔软地动着，颇具爱娇之态的举止，极为巧妙。”伊原青青园说：“身材细长，敷着自粉，颇具风采，其穿洋装的样子和走动的姿态俨然一幅西洋妇人的派头。”日本报纸则赞叹道：“演欧美剧，日本人自愧不如。”

　　李叔同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中，他饰演茶花女；在《黑奴吁天录》中，他饰演了艾美柳夫人。为了扮演艾美柳夫人，他剃光了胡子，并自掏腰包，花百余元做了一套女式西服。
　　李叔同在演出春柳社第三次公演的剧目《天生相怜》时，有人评论他的扮相不好，春柳社里又有人与他意见不一致，他演戏的兴致便渐渐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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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
　　李叔同少年时师从天津唐静岩，习写秦汉三国时代的小篆碑刻和汉隶石刻墨迹。他认为篆字是隶书、行书及楷书的基础，只有先学好了篆字才能知道中国文字一笔一划的来历。他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后，再习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
　　李叔同皈依佛门后，专心修律宗禅理，几乎搁置了所有的艺术专长，单惟独不能割舍书法。他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书法也成为他广结佛缘、接引众生的方法之一。
　　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马一浮在《华严集联三百跋》中说：“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
　　李叔同的弟子刘质平说：“先师的书法是一生艺术作品中最宝贵的结晶，达到返璞归真、炉火纯青的境界，其不可及处，乃在笔笔气舒，笔笔锋藏，笔笔神敛。写这种字必须要心神不乱有高度镇静的功夫，然后运之于腕，贯之于笔，传之于纸，才能有敛神藏锋的气韵。”
　　李叔同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他的书法被世人视为珍宝，鲁迅、郭沫若、徐悲鸿都藏有李的墨宝。刘质平更是将老师的墨宝视作生命，抗战时，刘质平曾解开衣服用自己的身体伏在箱子上，为箱内的老师墨宝遮蔽风雨，为此病的奄奄一息。


　　逸事
　　姜丹书《弘一律师小传》记载，李叔同曾言其出生时，曾有喜鹊衔松枝人室的瑞兆。弘一法师圆寂后，有刊物报道，那被喜鹊衔来的松枝一直由李保存着，直到圆寂之时，还悬挂于禅榻旁之壁上。但李家后人却否认了喜鹊衔枝的说法，称禅房所挂为龙眼树枝，是法师用来挂帽子的。
　　李叔同年少时喜欢猫，姜丹书在《追忆大师》中写道：“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
　　李叔同曾为名妓李苹香的传记作序，他认为，乐籍不但是近代文明发达的表现，而且是其动因之一：“乐籍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关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务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
　　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丰子恺对他极为崇拜。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丰子恺回忆：“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李先生及十数个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自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鸿梁回忆，一次，几个同学找到日籍教师本田利实，要求他给每人写一幅书法屏条。不料本田的文具不完备，大家便建议到李叔同的写字间里去写，本田连说不好。后来有人说李出去了，本田这才答应，还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在扶梯上、走廓上、房门口，都安排了人，并一再嘱咐，李叔同回来须立刻通知他。学生们说：“李先生决不会因此发恼的。”但本田说：“在李先生面前是不可以随便的。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固然不必说，连日本话也说得那样漂亮，真了不起！”等到字写好了，有人骗他说：“李先生来了。”本田吓得狼狈逃回自己房间里去了。学生们不禁大笑起来。

　　李叔同三十岁时曾治一印，曾自己为“翁”，他圆寂后，姚鹓雏作诗挽之，中有“海角惊初见，堂堂三十翁”之句。
　　李叔同曾同时备步履四双，有人问何故，答曰：一礼佛著，一闲时著，一外出著，一如厕著。
　　1918年秋，李叔同出家后，将其收藏的十多种中日儿童玩具（有泥马、竹龙、广东泥鸭、无锡大阿福、布老虎、日本的泥偶人和维纳斯石膏像等）赠给知交陈师曾（衡恪）留作纪念。次年，陈师曾将这些赠品画成一条幅，题为“息斋玩具图”，挂于室内。此图“将诸物布置满幅，色彩明丽（惟维纳斯石豪像用水墨），题跋的大意是：友人李叔同去岁出家杭州，以平日所爱玩之物，分赠纪念，因图其形象。‘上天下地，同此赏爱者，有几人哉！’”可惜的是，陈的画幅和李的旧物，都在文革中毁失了。

　　弘一法师常抄写《地藏经》或地藏忏仪，以此功德，回向亡母。每晚就寝之时，他也常持地藏菩萨的名号入睡。l926年，他到杭州附近的某寺挂单，一夜有强盗持刀杖人寺抢劫，寺僧无一幸免，惟法师所居之室未经搜检，强盗用力撬门，终不能开，欲从窗人，屡击玻璃，竟不能破，历一小时许，精疲力竭。时天色将晓，强盗只能悻悻而去。弘一法师当夜照例持地藏菩萨名入睡，竟不知夜间之事。第二天，寺中僧人称奇相告，才得知晓。他认为正是得于地藏菩萨的护佑之力。这更坚定了他对地藏菩萨的信仰，弘一曾言：“自惟剃度以来，至心皈依地藏菩萨……受恩最厚。”在驻锡庆福寺的近10年时间里，弘一法师对地藏菩萨的承事供养，从未间断过。

　　李鸿梁则记载，弘一法师曾谈及：他某次住乡间某寺时，强盗来寺中抢劫，一人从他居住的房间窗户用电筒向内照射，当时他躺在床上，忽然觉得桌上闹钟停止不走了。强盗并没有发现他，不久便离去了。等强盗离去后，闹钟又开始走动了。
　　弘一听说上海有一处讲经念佛的超尘精舍，便到处寻找，结果他发现，精舍竟然就在他当年居上海时所住的城南草堂内。弘一法师感慨：“真是奇缘!那时我真有无穷的感触啊。”
　　丰子恺曾请弘一法师给自己的居所起名，弘一让他在小纸片上写下自己喜欢又能互相搭配的字，然后将纸片搓成团，放在佛像的供桌上抓阄，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丰子恺连着两次抓到“缘”字，于是他的居室便定名“缘缘堂”。法师当即为他写了横额，以后丰无论迁居何处，此横额挂都挂在他的居室内。
　　亦幻法师回忆，弘一法师在白湖时，静权法师、炳瑞长老、静安长老等人均在，“诸位法师围坐在一桌吃饭，因为是罕遇，反把空气变得太严肃了。胃口一点都勿开，没有把菜吃完就散席。我统计这次的聚餐，说话只有寥寥两三个请字，但相互合掌致敬之动作，倒有数十次之多呢。故我无以名之，曾名之为‘寂寞的午餐’”。
　　弘一法师知医理，生病后便找出旧时珍藏的药服下，并且断食一日，减食数日，病就痊愈了。
　　弘一法师自号晚晴老人，著有《晚晴集》，书斋亦命名为“晚晴山房”，皆因爱李商隐诗，取自“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句。
　　少年黄永玉曾有幸结识弘一法师。当时未满17岁的黄永玉在福建一座山庙前盛开着的玉兰树上摘花，有个老和尚在树下问他：
　　“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
　　“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

　　“你已经来了两次了。”
　　“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
　　黄永玉口咬花枝，跳下树来，老和尚邀请他到屋里坐坐，这个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

　　屋内很简陋，弘一笑着问道：“平常你都干什么呢？……”黄答道：“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打枪，打豺狗、野猪、野鸡……”于是二人聊了起来，谈美术知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知道弘一的身份后，黄永玉向法师求字。法师答应了，让他四天后来取。一周后，回到泉州的黄才得知，弘一法师圆寂了，给他留下了一幅书法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黄永玉在庙中嚎啕大哭。

云雾山

　　性情（一）
　　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一日，一位学生被某老师怀疑偷窃，丰子恺出面抱打不平，情急之下给了该老师一拳。被打的某老师坚持要开除丰子恺，李叔同说：“学生打老师固然不对，不过老师也有错，说明老师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最后，在李的努力下，丰子恺只是被记过一次，免于被开除的厄运。
　　丰子恺回忆，上音乐课时，有人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人将痰吐在地板上，李叔同“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叔同这种教育学生的方式让有些学生很是吃不消，丰子恺回忆，有一个最顽皮的同学说：“我情愿被夏木瓜（夏丏尊的绰号）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
　　一天，李鸿梁在木炭画教室里，走到石膏模型前去看说明卡，不料挡住了后面正在改画的李叔同的视线，他有些不大高兴地说：“跑开！”李鸿梁少年气盛，听了颇为不满，便走回自己的位置上，故意敲了画板一下，以示不快。午饭后，工友闻玉对李鸿梁说：“李先生请你去。”我李鸿梁知道李叔同找自己一定是为了上午的事，心里不免有点惴惴。但李叔同见到他后并没有改变常态，而是把他领到房间里，关上门，轻轻地对他说；“你上午有点不舒服吗？下次不舒服请假好了。”接着又随手把门拉开说：“你去吧，没有别的事。”李鸿梁惭愧得好几天和李叔同当面讲话。

　　又一次，李鸿梁从图画教室里出来，随便高声问道：“李叔同到哪里去了？”谁知李叔同立即从教室隔壁的小房间里走出来，吓得李鸿梁从扶梯上连滚带跳地逃了下来。但李叔同的声音并没有变化，仍很自然地问道：“什么事？”而此时李鸿梁已汗透小衫了。
　　夏丏尊回忆李叔同：“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

　　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一文中回忆，李叔同在杭州师范任教时，书桌上常放着刘宗周的《人谱》，“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我那时正热中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后来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我避难入川，偶在成都旧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我就买了，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不过上面没有加红圈的身体力行四个字了。”

　　李鸿梁回忆，李叔同弹琴十分严格，无论附点、切分音、休止符、强弱等等都非常注意，非常准确。每周他让学生将上周教的曲子弹给他听，觉得满意的，他便在本子上写一个“佳”、“尚佳”或“尚可”等字样。如果不满意，他立刻站起来，用天津腔的上海活说：“曼好，曼好，不过狄葛浪好象有点勿大里对”（这里有点不大对），或说“还可以慢一点，狄葛浪（这里）还要延长一点”等等。学生也不用辩解，因为即使辩解，他也决不再讲第二句话。学生只好赶快退出来，回去继续练习，等到下一周和新曲子一同再弹给他听。

云雾山

　　性情（二）
　　李叔同对于友人求书，立即磨墨挥毫，有求必应。有时写完还剩下一些墨，他便对学生们说：“谁有宣纸可以拿来！”学生们便马上去拿，直到墨写完为止。
　　1917年，刘质平赴日本学习音乐，因经济拮据，他便向老师李叔同求援。当时李叔同的薪金为l05元，这份薪水要负担上海家用40元，天津家用25元，他从自己的生活费中再挤出20元负担刘的生活费，直到刘完成学业。他在给刘质平的信与刘约定：这是基于师生情谊的馈赠，并非是借贷，将来不必偿还；不得将赠款之事告知第三者，即便家人也不可提及；赠款期限以刘质平毕业为准。
　　李叔同生平念念不忘的是《论语》中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为他做人为僧之警语也。
　　弘一法师剃度后，李鸿梁到大慈寺去拜访，但被寺僧所阻，说法师不见外客。李便与寺僧吵了起来。法师闻讯出来，看到李后，忙向众僧道歉：“对不起，他是我的学生。”法师便嘱咐李鸿梁，以后来访，一定先约定日期时间，以免再受阻难。又一次，李到到招贤寺去见法师，法师恐怕李又被阻拦，早早在山门前等候。所以李鸿梁再去见法师，必定遵守约定时间，免得法师久等。
　　弘一法师初入佛门时，曾要求自己：“凡有旧友新识来访者，暂缓接见；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
　　弘一法师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
　　弘一法师晚上收到邮寄来的快函，并不启封阅览，只是说，不管有任何要紧事，也要明天再办，何必急急自扰，妨碍睡眠。

　　丰子恺回忆道：“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
　　1920年，弘一法师到衢州，衢州驻军团长三次求见法师，法师拒而不见。沙弥再劝，法师说：“他要见我无非求一字，这就赠他一张佛号，烦你转交吧！”
　　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不见，他的师傅寂山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只好扫兴而归。
　　弘一法师居青岛湛山寺时，市长沈鸿烈与朱子桥同来请见，弘一只见了朱，当朱说起市长相见时，他急忙向朱小声和蔼的说：“你就说我睡觉了。”次日上午，市长请他赴宴请，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尤墨君回忆，弘一法师见的最多的是劳动者，次为知识分子，不见官僚。见来访者后，常以《普贤行愿品》中的四句偈语相赠：“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利，灭除烦恼尽无余。”
　　弘一法师曾应泉州叶青眼居士之请，于温陵养老院中为院董诸老人开示净土法门。准备开讲之时，一位地方要员来到院中，叶青眼频频起身，招待要员。法师极为不喜，当即表示取消这次开示。叶忙连声忏悔，弘一这才答应改在明天开讲。
　　黄福海到福林寺看望了弘一法师，几日后，一位小和尚奉法师之意给他带来一幅小中堂，及一大卷书件。黄福海打开一看，发现除了书件，还附了许多大笑不已的碎纸条。小和尚解释说，纸条是他以前送给法师的纸张，裁了书写后剩下来的，现在一并还给他。黄听罢对弘一法师之惜物很是感叹，小和尚见他惊讶，说道：“我曾看见法师在垃圾堆上拾得一些小布条，宝贝似的带回去，洗干净了准备补缀破衣裳呢。”


　　性情（三）
　　弘一法师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
　　夏丏尊说弘一法师：“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弘一法师律已甚严，弟子犯了戒，他极少当面斥责，而是惩罚自己，不许自己吃饭，因为他认为自身的德性与感化力不够，未能使他人行正道，同时这样也是为犯错之人忏悔。弟子们知其习性，每逢他不吃饭，便知自己有错，赶紧想法改正。
　　1930年，有一20多岁的年轻和尚持弘一法师的介绍信，到李鸿梁处学习绘画。第二日，弘一的快信到达李处，他在信中说，某僧前来学画，希予以方便，但切勿告知他的通讯地址，信尾还附有一句：“此信阅后毁去。”李鸿梁颇觉奇怪，后来才知道此僧喜出入豪门，交结权贵，实无意于书画，故法师远之。
　　每到一地，弘一法师总是避开众人，偶然遇见有人走来，他总是回避走开，似乎有些怕人，其实他是为了免去别人向他行礼的麻烦。每每有人向他行礼，他总是原样回礼。平日出家前的学生前来拜访，向他磕一个头，他也向学生磕头回礼。
　　离开青岛湛山寺时，弘一法师去向俊虚法师辞行，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纸条，上书：“第一、不许预备盘缠；第二、不许备斋饯行；第三、不许派人去送；第四、不许规定或询问何时再来；第五、不许走后彼此再通信。”俊虚法师知其性情，只好答应。
　　弘一法师言出必行。抗战爆发时，他正在青岛，别人劝他离开青岛，他因对人承诺，故坚持守诺，等到中秋节后再离开。随后战火蔓延，上海已是炮火连天，相较之下，青岛还算平静，夏丏尊便写信劝大师暂留青岛。然而，大师仍依计划离开青岛。上海陷落的前几日，大师抵达上海。二人几年不见，彼此都已觉得老了。大师见夏面带愁苦，便笑着劝慰道：“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弘一大师在上海停留三天，然后回厦门。第三天，夏丏尊前去看望。大师住的旅馆，正靠近外滩，日本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大师镇定自若，只是微动着嘴唇端坐念经。此等风光，夏丏尊佩服得五体投地。此次到上海，夏丏尊请大师与其同摄一影。次年天，夏将照片寄给丰子恺一张，附信道：“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张，藉资供养。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发已较前白矣。”

　　弘一法师病重时，每天照常工作，他对前来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
　　暮年，弘一大师给自己取名“二一老人”。这两个“一”出自“一事无成人渐老”，以及吴梅村的绝命词“一钱不值何消说”。

云雾山

　　认真
　　丰子恺说：“夏丐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一个特点，他说：‘做—样，像一样。’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原故。”

　　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不是为了好玩，他的态度十分认真：“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
　　李叔同到两级师范任教的第一堂课，便能叫出很多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们才知道，开学前几天，李便将学生们的学籍登记册拿了回去，用心记下学生们的名字。
　　丰子恺回忆：“李先生上一小时课，预备的时间恐怕要半天，他因为要最经济地使用这五十分钟，所以凡本课中所必须在黑板上写出的东西，都预先写好。黑板是特制的双重黑板，用完一块，把它推开，再用第二块，上课铃没有响，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坛上‘恭候’学生，因此学生上图画、音乐课决不敢迟到。往往上课铃未响，先生学生都已到齐，铃声一响，李先生站起来一鞠躬，就开始上课。他上课时常常看表，精密的依照他所预定的教案进行，一分一秒钟也不浪费，足见他备课是很费心力和时间的。”

　　李叔同总是利用吃早饭以前的半小时、吃午饭至上课之间的三刻钟，以及下午四时以后直至睡觉前的这三段时间为学生们进行图画音乐的课外练习。这两课都需要个别教学，所以学生在这几段时间轮流前去受教，而李叔同则是无法休息，他总是将午饭和晚饭提前，然后从早忙到晚。他几乎用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来教育学生，而由他执掌的音乐、图画两课程也成为学校极为重要的课程。
　　每次上美术史课时，李叔同总是提前搜集各时代、各名家的代表作，附记在纸条上，拿给学生看。在每学期开学前，他便将本学期所教的内容和顺序详细编定，预告给学生。
　　1915年，李叔同让学生李鸿梁到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前身）去代课。见面后，李叔同拿出本学期的教学进度给李鸿梁看，详细告诉他学校里的情形后，特地嘱咐道：卧室与教员休息室很远，每天早晨必须把自己的表与钟楼的大钟对准，因为号声有时候听不清楚。如有事外出，叫车子回校时，一定要和车夫说清楚拉到教员房，否则头门离教员房是很远的。每逢吃饭时，要记住，每人两双筷子，两只调羹，如觉不便，可以关照厨房，把饭单独开到自己房间里来。还有那个管理房间的工友，你须注意等等。

　　弘一法师在湛山寺讲律，主讲《随机羯磨》。上课时，他并不坐在讲堂正位，而是在一旁另设一张桌子，与众共习，不以人师自居。因为身体虚弱，他每堂课只讲半个小时，言语精练，不说多余的话。他每次课前都花很长时间准备，湛山寺的火头僧回忆，第一天开讲临下课时，弘一说：“我研究二十多年的戒律，这次开讲头一课，整整预备了七个小时。”讲了十几堂课后，弘一实在无法支撑，只能让弟子仁开代讲，他负责编写讲义，解答疑问。讲完《随机羯磨》，他又讲了《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


　　乖僻
　　李家门风素严，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在世之时，每次用餐，餐桌上必定要备一碟生姜，以从“不撤姜食”的古训。父亲去世多年之后，母亲依旧遵循此习惯。母亲对李叔同督课甚严。一次开饭之际，桌子摆放偏了些，母亲即训道：“子云：席不正不坐。”而父亲去世后，李家的当家人，李叔同的二哥李文熙对六七岁的弟弟也“教督甚严，不得少（稍）越礼貌”。这种刻板的家庭作风，养成了李乖僻的性格。

　　李叔同少时因其兄长李文熙对人的态度往往取决于此人的贵贱程度，故存有不平之心，为人极为偏激，他喜欢养猫，常常对猫反而像对人一样敬重。
　　李叔同经常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记者采访李叔同，记者问道：“您的双亲都在吗？”李答：“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
　　刘质平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李叔同）所写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
　　一次，李叔同和欧阳予倩约好了早晨八点在李的寓所见面。两个人的住处距离很远，欧阳予倩因为赶电车迟到了。到了李家，递过名片，欧阳就在门外等候。不多时，李叔同推开窗门对欧阳予倩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功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完一点头，关上窗户。欧阳予倩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去了。
　　与欧阳予倩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春柳社成员吴我尊。据徐半梅回忆，一次，李叔同约吴某日下午两点到他家中，吴如期而往不料晚了五分钟，李叔同不肯开门，只是从窗户对着楼下的吴我尊说：“我约你的，是下午二时，现在时刻已过，恕不开门了，我们再改约日期吧。”吴只能悻悻而返。

　　徐半梅回忆，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借一把伞。但李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说：“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并没有说过将来丈母娘要借雨伞的。”岳母哭笑不得，只好淋雨回家了。
　　留日学生韩亮侯回忆，一次，他去听音乐会，在一堆衣着光鲜亮丽的听众中，见到一衣衫褴褛之人，坐在正厅优等座上。他颇觉奇怪，散场后，彼此打招呼，才知道此人也是中国人，叫李叔同。随后，韩随李到李宅做客，发现李居住在一栋漂亮的二层洋房中，房内环壁皆书，屋角放着一架钢琴，觉得很是糊涂，仿佛读了一篇浪漫主义的传奇小说。而此时，李叔同已换上崭新的西服，请他一起去附近餐厅吃宵夜。

　　刘质平在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不久，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他把作品拿去给李叔同看，李看后若有所思，他以为李要责怪自己，正惶恐之际，忽听李说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时值严冬，风狂雪大，刘质平到教室外时，走廊上已有了脚印，但教室门却紧闭，全无声息。于是刘质平就在廊前冒着风雪等候。十分钟后，忽然，教室里的电灯通明，接着李叔同走了出来，他显得非常满意，对刘说，你已经准时赴约，且又尝到风雪的滋味，可以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在考验刘质平。此后，刘质平成为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乐事业上颇有成就。

　　李鸿梁回忆两级师范任教时的李叔同：“他忽然变为一个很严肃的教师了。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先后判若两人。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象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后来法师告诉我，他的身体不适宜多穿衣服，烤火更是有害，所以他晚年喜住在闽南，就是这个缘故。”

　　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几乎不与当时主持校务的经亨颐联系，有时请假，也是致电校工，从不直接告知校长和教导主任。
　　弘一法师曾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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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心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1907年2月，因国内两淮水灾，李叔同在东京演出话剧《茶花女》，以门票收入赈灾。

　　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叔同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当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对惶恐的众僧侣说：“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据林长弘回忆，1938年4月的某日，日本舰队司令久仰弘一大师盛名，特登岸寻访大师，并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但大师坚持“在华言华”，拒绝说日语。司令邀请大师到日本，说定以国师之礼奉之，大师答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教，在所不惜！”
　　抗战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到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韩的生平资料，嘱咐高文显为韩作传。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表达了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
　　1937年，厦门市为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募捐拯救四川难民，决定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请弘一法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他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日军兵临厦门，弘一法师致函道友李芳远云：“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1938年初，弘一法师先后在晋江、泉州两地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后他又在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讲毕，特叮嘱听法者缁素，共诵《行愿品》十万遍，以此功德，回向国土众生，倡佑国运，消弭业灾。一日，法师在斋堂用餐之际，忽然潸然泪下，对身边弟子说：“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一座僧众，为之肃然。

　　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表达爱国情怀：“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云雾山

　　至孝
　　李叔同五岁丧父，此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十九岁时，他奉母携妻到上海定居。李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对丰子恺说：“我从20岁到26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注：他将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母亲王太夫人是李父的小妾，在家中地位低微，李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亲还有余哀。

　　1905年，王太夫人病逝于上海城南草堂。母亲离世时，李正外出为母亲预置寿木，不在母亲身畔，他终生引以为憾。他曾多次对友人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母亲去世后，他万分悲痛，改名李哀，号哀公，屏谢余务，闭门守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
　　是年六月，李叔同扶柩北上，到达天津后，二哥李文熙以“外丧不入门”的旧制，不同意王太夫人的灵柩人府，兄弟二人为此而发生龃龉。关于此事，李叔同的三子李端记载：“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

　　李叔同痛恨旧制，决定于采用西式丧仪为母亲举行追悼会。他在告知亲友的《哀启》中写道：“我国丧仪，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爰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启文中说明，免收一切致丧礼物，如呢缎轴幛、纸箱扎彩、银钱洋钱等，只收取诗文、联句、花圈、花牌等；免除吊唁旧仪，改行鞠躬礼；丧仪有为开会、致哀辞、唱哀歌、献花、行鞠躬礼等几个过程。全家人穿黑色丧服，演唱哀歌时，由李叔同亲自弹奏钢琴伴奏。李家还为吊唁宾客准备有西餐。天津人皆称：“李三爷办了一件奇事！”

　　天津《大公报》对李母的“告别会”作了系列报导，还特别刊发了《西国丧服制考》一文。据该报报道，李母追悼会上收挽联哀辞共200多首，到会致哀的中外来宾凡400余人，多为天津各界的显要名流，师友亲朋之外，还包括外国驻华使节，如奥地利工部官员阿氏、医官克氏，日本学者宫藤氏与松长氏，天津各大学堂的校长等。
　　李叔同出家后，斩断一切尘世情缘，惟独对母亲的感情难以割舍。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1918年正月十五日他皈依佛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此后每逢在亡母重要的冥诞，他便书写过《地藏经》或地藏忏仪，以此功德，回向亡母。
　　母亲七十寿辰时，弘一在白马湖畔的晚晴山房，集缀华严偈语成联句，手书成《华严集联三百》，纪念母亲。
　　弘一法师曾听静权法师讲《地藏经》，静权法师将经义与中国的孝道联系起来，提醒听法之人，出家修行，既于一切众生普怀慈悲之心，对于父母的生养之恩更当深铭于心。亦幻法师回忆：“是年（一九三○）十月十五日，天台静权法师来金仙寺宣讲地藏经，弥陀要解。弘一法师参加听法，两个月没有缺过一座。权法师从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之重要的时候，一师恒当着大众哽咽涕泣如雨，全体听众无不愕然惊惧。座上讲师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讲下去。后来我才知滚热的泪水是他追念母爱的天性流露，并不是什么人在触犯他伤心。”亦幻深受震动，他自出家以来，因惧俗累，对于在家的母亲极少过问，自觉惭愧，此后即开始照拂母亲的晚年生活。

　　1935年，弘一法师在惠安弘法，四月二十一日为其母冥诞，法师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云雾山

　　情爱（一）
　　天津梆子名伶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李叔同青年时代，喜欢到茶园去看戏。当时，河北梆子戏女演员初兴未久，一些半路出身的女演员在发声、吐字、行腔等方面缺少训练，李叔同曾主动为她们做指导。杨翠喜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叔同对杨翠喜极为倾心，每天晚上都去为杨捧场，散戏后还提着灯笼送她回家。闲暇时，李叔同为杨翠喜解说戏曲的历史背景，并指导她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是她亦师亦友的至交。但因为李母和二哥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爱情最后宣告夭折。李叔同到上海后，给杨翠喜寄来两首《菩萨蛮》：
　　其一：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杨翠喜的命运让人唏嘘。光绪末年，段芝贵为了巴结权贵，将杨翠喜买下献给有名的花花公子——庆亲王之子载振贝子。御史赵启霖联合岑春煊上奏朝廷，弹劾载振，由此引出令朝野哗然的官场花案。
　　此案发生后，杨翠喜被偷偷送回天津，成为盐商王益孙家里的小妾。王益孙在其宅前院为杨翠喜另建房3间，并带私家戏楼，让其在戏楼里唱戏过瘾。但为防止世人口舌，他不准杨出屋一步。杨每日如同坐监，由于心情郁闷，一代名伶不足30岁即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所遗二子，下落不明。
　　十八岁时，李叔同由母亲做主与俞氏结婚。在关于李叔同的资料中，并无俞氏真实姓名的记载，只知道小名蓉儿，是天津一位茶商的女儿。她是一位旧式女子，相夫教子，克己持家，但却始终未能获得丈夫的爱。
　　李叔同肖龙，俞氏比他大两岁，肖虎，李的保姆王妈妈说二人为““龙虎斗”，一辈子不合。而不幸为王妈妈所言中，婚后，李、俞相敬如宾，但却并不算琴瑟相和，日后更是聚少离多，有名无实。婚后不久，俞氏产下一子，乳名葫芦，但不幸夭折。

　　俞氏与李叔同共度的时光，是在二人婚后迁居上海，到李留学日本之前的几年间。母亲去世后，李叔同扶灵北上，办完母亲的丧仪后，他将妻儿安顿在天津老家，只身赴日本留学。
　　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据其子李端回忆，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没有在家中度过春节。当时李叔同将日本妻子安顿在上海，春节期间，他可能在上海度过了。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天津。从此，俞氏和两个儿子一直在天津的老家中生活。
　　李叔同出家对俞氏打击极大，李端回忆，李叔同出家后，俞氏为了打发寂寞的日子，就到一家刺绣学校里起学绣花，后来又在家中找了几个女伴教他们绣花，但没多久就散班了。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传到天津后，李叔同的二哥认为，俞氏应当前往杭州劝说李叔同还俗。俞氏知道李叔同的个性，当时没有前往。但他们对于他的出家并不理解，而李叔同则对家人说：“你们只当我得‘虎列拉’死去就完了。”
　　俞氏于1926年病逝，享年四十五岁。她最终没有等到能与李叔同破镜重圆的一刻。

　　情爱（二）
　　弘一出家后，从未回过天津。1922年，他曾致函侄儿李圣章，说他日道业有成，或可与家人相聚。夫人俞氏过世时，他曾有过回乡省亲之念，但终未成行。1927年，二哥李文熙六十大寿，特来信请弘一回天津，并汇大洋百元作为盘资。弘一带着弟子准备回去，但到上海后，他未再北上。
　　李叔同在上海期间，有过一段寄情声色的生活。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学后，自觉应脱离这种生活。1902年秋，李叔同致信许幻园道：“……小楼兄（张小楼）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专此，祗颂行安！不尽欲言。”

　　李叔同与上海名妓李苹香有过一段情缘。1904年的时候，李叔同曾为铄镂十一郎（章士钊）著的人物传记《李苹香》作序，在序中，李叔同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二人曾有诗词互赠。
　　李苹香原名黄碧漪，写得一手好诗词，居室名叫“天韵阁”，她的几部诗文集就以居室名命名出版的。李苹香自幼聪颖，八岁开始作诗，据说，当地一位名宿在偶然看到她的诗作后，拍案叫绝道：“此种警艳，当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来无此手笔！”
　　据《李苹香》一书记载：1897年，李苹香十八岁时，与母亲以及异母兄弟三人，到上海去看赛马会。母子三人贪玩了几天，一下子用光了盘缠。当时，他们隔壁正好住着一位潘姓客人，三十多岁，长相丑陋，自称是嘉善县人，与李老家嘉兴是邻县。他热情地以老乡的名义，表示愿意资助李氏母子，并让他们在上海继续游玩，一切费用由他支付。几天过去，钱花得差不多了，潘某提出要娶李苹香为妻。无奈，李苹香只好尊母命，与潘某同居。

　　潘某是个无赖，家中早有妻儿。原配妻子见他另结新欢，不许他进门。于是，潘某只好带着李苹香来来到苏州。为解决生计，潘某竟然让李去做妓女，李苹香从此沦落风尘。不久，潘某带着李苹香来到上海。由于李苹香才艺出众，很快被文人们授以“诗妓”之誉，成为上海名花。
　　1901年夏，李叔同避祸沪上，与李苹香相识，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互相引为知己。
　　进入南洋公学学习后，李叔同与李苹香的交往更加频繁了。除了上课，他的空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李苹香待在一起。
　　母亲病故后，李叔同决定远赴日本留学。他又写下《和补园居士韵，又赠苹香》七绝四首，告别李苹香，李苹香一写诗回赠。
　　李叔同遁入空门后，将自己的存书、书画作品以及印章全部捐赠了出去，其中，名妓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送给了好友夏丏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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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爱（三)
　　1906年，李叔同在东京结识了他的日本妻子，这是李叔同一生中最讳莫如深的一段感情，关于此女，相关资料都记录不详，李叔同几乎不向友人提起此女，而李的友人也鲜少有人见过她。
　　此女名字据记载有叶子、诚子、雪子、福基之说，这里采福基。两人最初的相识是因为学习西洋绘画的李叔同需要一位裸体绘画的女模特。
　　1906年的11月，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福基的身份存在各种版本，有说法称她是艺校的学生，也有说认为她从外地到东京谋生），刹那间，李叔同发现了自己寻觅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选。李请福基做自己裸体模特，福基答应了。福基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她评价一番。在一段时间的合作后，二人暗生情愫，跨越了画家和模特的界限。

　　二人是否结婚，我们不得而知。1911年3月，李叔同带着福基回到中国。大约为避免矛盾，李叔同将她安顿在上海，自己先是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老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天津时，一到假期，李叔同便回上海与福基团聚；在杭州任教时，一般每周周末回上海，星期日下午返回杭州。
　　李鸿梁记录过海伦路的李叔同寓所：“是一上一下的房子，除靠壁的书架以外，还有一架可以旋转的方形两层书架，摆在进门的右角，上面有一个圆盆，里面栽着松竹梅三友，半盆泥土低陷下去处铺上了些细粒的白石……”
　　1918年正月十五，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佛门，他和福基12年的情缘走到尽头，从此佛俗异途，永不相叙。
　　出家后，李叔同请好友杨白民转告福基自己皈依佛门之事，并委托杨将她送回日本。
　　丰一吟记载，福基曾到杭州与弘一会面。她在得知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后（也有说法称她是回日本后几年后，又重新到中国与弘一会面），找到杨白民，要求见李叔同一面，杨只好将她带到杭州。弘一法师得知后，不好回避，于是同意在西湖边会面。福基恳求弘一不要弃她而遁入空门，但是弘一去意已定，送给她一块手表作为纪念，并说：“你有技术（福基原本学过医），回日本去不会失业。”会面结束后，弘一就雇了小舟回寺。

　　福基与李叔同未育有儿女。杨白民按李叔同的委托，将其送回了日本，从此福基再无任何消息。
　　黄炎培记载，李叔同的夫人曾到上海，要求杨白民夫人和黄炎培夫人陪她到杭州找李叔同。三位女眷在杭州走访了好多寺庙才找到。四人一同到岳庙前临湖的一家素食店用餐。吃饭时，三人问一句，李叔同答一句，一顿饭吃完，李始终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抬头看一下女眷们。吃完饭，李便“告辞归山，雇一叶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黄炎培的这段记载，有人称是俞氏夫人，当时俞夫人自感将不久于人世，决定到杭州劝说丈夫还俗。也有人说是日籍夫人，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曾记载，日籍夫人回日本后，曾回中国找杨白民要求见李叔同。

　　红尘
　　李叔同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亲李筱楼五十三岁中进士，曾在吏部任职，但很快便辞官，回家继承家业，经营盐业和银钱业。李筱楼与李鸿章为同年，李筱楼辞官后，他的继任者就是李鸿章，他去世后，在丧礼上为他“点主”的就是李鸿章。李叔同的生母王太夫人为李筱楼第三房妾室。李叔同出生时，李筱楼已六十八岁，长兄李文锦（李叔同出生时已去世多年）比他大五十岁，而他的母亲却只有二十虚岁。母亲王氏能诗文。李叔同5岁丧父，在母亲的扶养下成长。

　　李叔同的三子李端描绘过李家的富庶：“据我们看门房的老家人张顺对我讲过，说我爷爷在世时，我家曾多次来过‘镖’。这应该是我家干盐务的收入，通过镖行从引地押运到津的。张顺说，来‘镖’的时候，前门大开，成箱的财物卸在前边的柜房里，热闹极了。张顺还为我学过来‘镖’时镖行人喊‘来——镖——了’的声音。”
　　李筱楼去世后，李家人相继去世。l896年初夏，天津气候反常，先后发生了日食、地震和水灾，瘟疫随之流行，李叔同的亲友中也有数人相继亡故。这让李叔同深感人事无常。
　　李叔同十多岁时，见兄长李文熙待人接物，礼貌因人的贵贱不同而有异，心里很是不平，遂反其兄之道而行之，遇到贫贱之人反而态度恭敬，遇到富贵之人反而态度轻贱。
　　李叔同的成长环境让他拥有了忧郁的气质。1900年，李叔同20岁生日的前一天，次子李准出生。弱冠之年的李叔同没有丝毫喜悦之情，反而写下饱含愁苦之情、感慨韶华易逝的《老少年曲》：“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难买韶华好。”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一名学生误将一瓶墨水泼到了一位思想封建的教师座位上，引发了师生间的争执，校方为平息该教师的忿怒，将几名学生全部逐出校门。有学生找到校方解释，竟被校方一同开除，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在多次据理力争无功而返之后，蔡元培与其他几名教师一起愤然离校，特科班的学生为抗议校方的蛮横专制，追随蔡全体退出了南洋公学，李叔同也是其中一员，他的学业就此中断。

　　是年秋，清庭为庆祝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重返北京及光绪帝三十岁诞辰，特开恩科。李叔同到杭州应试。此次应试的浙江士子多达九千余人，而正副二榜仅取250名，竞争极为激烈。据资料记载，当时竟有数人毙命于考场之上。浙江的乡试还发生了“闹闱”事件，起事者是南洋公学的二三十个人。据说李叔同并未参加第三场考试，大概与此事有关。第二年秋天，他又千里迢迢的从上海赶赴开封应试，再次铩羽而归。

　　李叔同的长子早夭。母亲去世后，他扶柩北上，途中次子李准因体质偏弱，耐不住长途的海行奔波，染上了严重的哮喘，后竟终生未愈。
　　李叔同偏执于艺术，这首先归功于他富足的家底。他名下有三十万资产（当时，一百元就能支撑一个留学生在日本半年的生活），留学时，他衣食无忧，不必为生计奔波，请得起女仆和私人模特，故有更多的闲情逸致，研习音乐、绘画、戏剧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些大的钱庄票号宣布破产，李家的财产“一倒于义善源票号五十余万元，继倒于源丰润票号亦数十万元，几破产，百万家资荡然无存”。另一种说法是，李家的财产是全部投到了盐田中的，因政府突然宣布将盐田收归国家，致使李家的所有投资均化为乌有。而李叔同名下的三十万以上的财产也付之东流。
　　姜丹书在《弘一律师小传》写道：“上人年少翩翩，浪迹燕市，抱屈宋之才华，生叔季之时会，一腔牢骚忧愤，尽寄托于风情潇洒间，亦曾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辈，以艺事相往返。抑莲为君子之花，嚼然泥而不滓，盖高山流水，志在赏音而巳。”
　　李叔同有两位妻子，发妻俞氏是奉母命迎娶，毫无感情。留学日本期间，李叔同另取日本女子为妻。李叔同在杭州、南京等地任教，并没有与任何一位妻子同住。
　　李叔同是才气横溢的艺术家，他曾被誉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在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成绩斐然，开中华灿烂艺术文化之先河。

云雾山

　　皈依
　　李叔同自小体弱多病，自认不能长寿，他曾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透露出出家的念头：“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
　　李叔同20岁时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此后愈加严重。到南京高师兼职后，他在杭州、上海与南京三地之间奔波，身心俱疲。有人为他占卜，说他丙辰之年（1916年）当有大厄。因几年来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愈加相信此预言。l916年初，他为此刻了一方印：“丙辰息翁归寂之年”。
　　在浙一师执教的后二三年里，李叔同开始信奉道教，案头常放着道藏，变得深居简出，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
　　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前来演讲，李叔同与夏丏尊却躲到湖心亭去喝茶。夏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这句话极大地触动了李叔同。
　　夏丏尊曾向李叔同介绍一篇有关断食的文章，文中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1916年冬，时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的李叔同，利用寒假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断食二十日。断食后，他有脱胎换骨之感，于是自号“李婴”（注：取自老子“能婴儿乎”语）。

　　夏丏尊回忆，李叔同“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李感觉如同脱胎换骨，不但毫无痛苦，翻而身心觉得轻快，有飘飘欲仙之感，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困扰他多年的神经衰弱症就此痊愈。断食期间，李对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很有好感。回校后，李虽如常生活，但开始茹素诵经，言语中机锋已现。这次断食促成了他的出家。

　　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李叔同断食期间曾拍下一张照片，后来将此照片制成明信片，送给方内外好友。
　　李叔同断食回校后，开始穿出家人的衣服，每日颂经、茹素。看到李叔同 “世味日淡”，夏丏尊急了，脱口而出道：“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夏本是激愤之语，李叔同听罢笑颜相对。夏丏尊何尝得知，他已早有此意。
　　1918年正月初八，李叔同以居士身份再入虎跑定慧寺习静，适逢马一浮介绍其友彭逊之出家，李大受感动，当即皈依了悟和尚为在家弟子。7月，学校教务结束后，李叔同入虎跑寺正式出家，依了悟上人为剃度师，法名演音，号弘一。
　　弘一离校前，将其所有收藏、金钱、衣物全部赠送友人：金表、诗词、书法卷轴、贵重纪念物全部留给夏丏尊。音乐、绘画、戏剧、出家前所积的照片，按学生兴趣，分送给丰子恺、刘质平、王平陵、李鸿梁等人；衣物、用品，留给校中工友；上海家中的钢琴、字画、饰物、金钱，全数留给日籍夫人福基；金石作品，全部赠给“西泠印社”；油画作品赠给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
　　临行前夜，李叔同还不忘为姜丹书的母亲写墓志铭，此事早已应允，但一直未动笔。是夜，触动对亡母的哀念，李叔同百感交集，墓志铭一蹴而就，署名“大慈演音”。翌日晨，李悄然离去，等姜丹书赶来送之时，室内惟余这案上的一篇哀文。
　　浙一师的校工闻玉李叔同如山，到虎跑寺中，李叔同拿出一件海青换上，对闻玉合掌为礼，说：“闻居士请回吧。”闻玉事前并不知道其此行的目的，见此状况大惊，一时痛哭失声。据姜丹书记载：李叔同换上僧袍后，称闻玉“居士”，自称“小僧”，并请闻坐下，为闻沏茶，闻玉坐立不安。接着李穿上草鞋，开始打扫居室，闻玉要帮他做，被拒绝；又自己铺上床板，闻玉强行帮忙，又被拒。闻玉痛哭，不忍离去，李叔同反复安慰，直到傍晚，闻玉才不舍地离开。

　　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回忆道：“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
　　李叔同曾在致刘质平的信中表达其修行的决心：“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
　　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深悔自己当初的作为：“这七年中，他（李叔同）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云雾山

　　众说
　　对李叔同的遁世，研究者们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影响说。认为是李叔同受幼年环境所影响。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一直是虔诚的佛门弟子，晚年更是耽于佛境，乐善好施。家中常年供奉佛位，烟云缭绕。一位王姓女仆，时常带李叔同到附近的一座地藏庵里去看僧人们做法事。父亲临终前，更是请天津高僧学法上人到病榻前反复诵念《金钢经》。父亲殁后，停灵7日，每日延请十几位僧人诵经，并行“焰口”之仪。这给当时未满五岁的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逢家中请僧人来诵经念佛，他都会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等人扮作和尚，用床罩做僧衣，碗筷杯碟做法器，口诵佛号，并自封“大和尚”；十二三岁时，还特地请僧人教他放焰口。

　　李筱楼晚年得子，李叔同出生之日，李筱楼为求妻儿平安，发下宏愿。这日，李家门口的渔民排着长队等李家买下鱼虾，鱼盘之水溢出，几乎汇流成渠，李筱楼全部买下放生。以后每逢李叔同生日，李家必大行放生之举。
　　李家富甲一方，李筱楼更是乐善好施，他经常接济贫民，施舍衣、粮、棺木；每年秋末冬初，派人到乡村查看穷苦人家的情况，根据人口发给票据，年底可以凭票兑换现钱；李家设有义塾，创有备济社，更是斥巨资办保育所，收留乞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李叔同从小便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李家中笃信佛教，李叔同长期耳濡目染。李筱楼去世后，每年清明、盂兰盆节、李筱楼的生日、祭日，家中都要延僧诵经。李叔同八九岁时，常随早寡的大侄媳（即长兄林文锦的儿媳）到无量庵听王孝廉讲《大悲咒》、《往生咒》等，他对此极感兴趣，不久便能背诵袁了凡的《记功过格》。
　　李叔同有一位刘姓乳母，常教李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而在这种环境下的李早早显出了忧郁伤感的气质，发蒙时，他读《毛诗•麟趾章》注“麟为仁兽，不践生草，不履生虫”，感触良多，数十年后仍历历在前。15岁时，他就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此种带幻灭感的诗句。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李叔同，历经红尘，饱经沧桑后，幼年时的佛教影响又萌发回复，最终导致他归隐佛门。
　　二、破产说。李叔同出自天津名门望族，1911年辛亥革命，致使李家破产，李叔同名下的30万巨款亦化为乌有。有论者认为李叔同是因破产而出家。
　　三、遁世说。有人认为，李叔同曾经的风流不羁只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里则是对现实社会的苦恼、慨叹、烦忧和无奈。因此他如贾宝玉那样，是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趋势，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而这种放浪与玩世又正是遁世出家的预兆。
　　三、幻灭说。有人以为，李叔同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曾传闻加入同盟会，并对革命成功寄于极大的希望。然而，外强的入侵，军阀的混战，使李叔同的理想幻灭，顿感前程暗淡。所以他勘破红尘，归隐佛门。
　　四、失恋说。李叔同在俗时的结发妻子俞氏是旧式妇女，他们的婚姻为父母包办，并无感情可言。而李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名伶、名妓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后在日本又娶日妾，感情不错。但香港曾有载文，云此日妾红杏出墙，东归日本。这种感情上的打击，使李叔同生出遁世想法。但此法反对的意见很多，认为理由牵强，不足为信。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他的学生丰子恺以“三层楼”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这样写道：“当时人都很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他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中记载了他与李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弘一法师曾谈及自己出家的原因：“非童年所宜。……母殁，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其后出家，全杖宿因，时若非即剃度不可，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一切无他顾虑，惟以妻子不许为忧，竟亦一叹置之，安然离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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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一）
　　弘一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颇为后悔，因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人劝道：“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这才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弘一剃度后，由人介绍，挂锡灵隐寺。方丈对他很是客气，安排他住到芸香阁中。几日后，弘一在客堂里遇到慧明法师，他对弘一喝道：“既是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于是，弘一在灵隐寺受比丘戒三十日，因读《宝华传戒正范》、《灵峰辟尼事义集要》，与现实相印证后，动悲心，开始关注戒律之学，他立誓学戒宏律。

　　灵隐受戒后，弘一前往嘉兴佛学会，准备阅读佛教典籍，开始研究律学。他挂锡精严寺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慕名前来求字，他极为难，因其已出家，应抛弃俗页。范古农劝慰道：“佛法利生，本有多种随缘善巧的途径，书法又何尝不能成为弘扬佛法的一种方便呢？若能用佛语书写，令人见而生喜，以种清净之因，这不也正是弘扬佛法的一种途径吗？”弘一听罢即释然，他当即请人买来笔墨纸砚，先为精严寺书一联：“佛即是心心即佛，人能宏道道宏人。”从此以书接人，以字弘法。

　　马一浮到应佛学会的邀请到嘉兴讲《大乘起信论》，弘一每次必去听讲，受益良多。在嘉兴，弘一与范古农多有交往，他是继马一浮之后第二位对弘一法师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弘一对他也推崇备至，称其为自己最为钦服的居士。
　　1922年，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挂单。寂山对弘一很是敬重，为照顾弘一过午不食，他将全寺的午餐时间改为上午十点。弘一很是感动，一日，到方丈室与寂山畅谈，让寂山上坐，请求拜寂山为师。寂山很是惶恐：“老衲德鲜薄，何敢为仁者之师？”反复退让，不肯就座。次日，弘一请人劝说，寂山坚决不肯受拜，但弘一坚持尊寂山为依止师，终身执弟子之礼。
　　弘一法师在庆福寺曾患痢疾，多日不愈，他对方丈寂山法师说：“小病从医，大病从死。今弟子患大病，从他死好。惟求师尊俟吾临终时，将房门扃锁，请数师助念佛号，气断六时后，即以所卧被褥缠裹，送投江心，结水族缘。”寂山老人听罢泪下。
　　弘一法师因持戒，不能用公共碗筷，回杭州时，从庆福寺借了一副碗筷随行使用。抵达后，他立即托居士林赞华将碗筷带回庆福寺。
　　净土宗的大德印光法师的《文钞》编录出版后，弘一应编者之请，为该书题赞词，二人结下法缘。其后二人开始有书信往来。弘一年年恳请印光大师将其列为门墙，但印光大师未答应。1924年底，弘一终于得偿所愿，印光法师答应为师。1925年，弘一至普陀山，正式拜师。

　　弘一法师在上海时，老友穆藕初到其挂单的太平寺拜访，穆对弘一说，他觉得佛教是一种导人出离世间，逃避家国社会责任的宗教，当此国家衰微，正需国民奋发图强之际，佛教于世又有何益呢？弘一法师答：“佛法并不离于世间，佛教的本旨只是要洞悉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教人求真求智，以断除生命中的愚痴与烦恼，修学佛法也并不一定都要离尘出家，在家之人同样可以用佛法来指导人生，利益世间。就大乘佛教来说，其菩萨道精神，更是充分体现着济物利人的人世悲怀，凡有志于修学佛法者，皆需发大菩提心，立四弘愿，所谓‘众生无边誓欲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以此自励精进，无量世中，怀此弘大心愿，永不退失，只要是济世利人之事，都可摄入佛道之中，佛教哪里会是消极避世的宗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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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二）
　　弘一法师到安徽九华山去朝拜拙藏菩萨，途遇苏浙军阀混战，滞留宁波，在故乡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丐尊得知后，迎他至上虞白马湖暂住。姜丹书的《弘一律师小传》中记载：“时丐尊任教于春晖中学，傍湖而居。见其启担，一敝席，草已稀疏零落，欲为易之，不可；一敝巾，本白而变灰，欲为易之，亦不可。且日：其色虽不白，而无害于洁也，尚可用几许年月焉，说罢便至湖边洗冷水面，夏君心焉恤之，而无如何也。供张素食，累用香菰，却之；用豆腐，亦且却之。依其意，只许白水煮青菜，用盐不用油耳。夏君心欲厚之，而无如何也。作客犹然，其平曰之茹苦，可想而知。”

　　弘一法师到绍兴后，学生李鸿梁、蔡丏因、孙选青前来迎接，将他安顿在李任教的学校寝室中。李鸿梁去送饭菜，法师告诉他，斋菜太好了，非出家人所宜，李只好将每餐四色减为二色，可是法师仍觉得过精。
　　弘一法师与弘伞法师曾发愿，重新修订《华严疏钞》，两人计划用二十年完成。弘一担心有生之年不能完成，还特地嘱咐蔡丏因，嘱其将来绍续其业。但因耗费时间精力太大，他们最终没有继续下去，弘一一直引以为憾。10年后，他听说黄幼希居士有此愿望，还特地致函鼓励。
　　弘一法师写下了许多佛家经典著述。1924年八月，弘一的《比丘戒相表记》定稿，由因弘法师侍编，并由上海穆藕初独自出资影印一千部。1926年，弘一写《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为近代写经杰作。1930年5月，法师至白马湖，住夏丏尊、刘质平等为他集资建筑的“晚晴山房”，圈典《行事钞》。他在厦门万寿岩安居时，用两个多月时间，搜集资料，编写了《地藏菩萨圣德大观》。。1938年10月，常法师迎接被困漳州的弘一大师回泉州，道经安海，弘法一月，法缘奇胜，有《安海法音录》问世。

　　1927年3月，当局有灭佛之议。时闭关于杭州吴山常寂光寺的弘一法师请地方政要到寺中，向众人出示一短简，每人一张，所备墨宝与前来与会者恰好相符，竟似有前知之智。席间，法师婉言微语，潜移默化，然后，默坐良久，众人读短简，汗颜不已。散会时，无人再提灭佛之说。来谈者中，先前态度最为强烈的一位，正是法师的学生，出得寺门来，早已是惶恐不安，汗流浃背。此短简中，所言何事，世人不得而知。17日，为灭佛一事，弘一又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经子渊、马夷初、朱少卿等人，提出整理佛教意见。
　　夏丐尊的45岁生日时，请弘一法师与经亨颐两位老友到自己的小梅花屋叙旧。经亨颐想起昔年3人共事之往事，感慨不已，弘一也不禁为之潸然泪下，书《仁王般若经》偈，劝慰友人，偈曰：
　　生老病死，轮转无际。事与愿违，忧悲为害。欲深祸重，疮疣无外。三界皆空，国有何赖？
　　有本自无，因缘成诸。盛者必衰，实者必虚。众生蠢蠢，都如幻居。声响皆空，国土亦如。
　　弘一法师到慈溪的金仙寺访亦幻法师，每日斋后，弘一必诵《普贤行愿品》数卷，而亦幻住其隔壁，常略带点孩子气地偷偷躲在他的门外，听他用天津方言诵经，觉得比自己亲去念诵还更有启示的力量，于是每每站上半天亦不觉疲倦。

　　弘一法师在厦门编写完成《地藏菩萨圣德大观》的前两日，一位素不相识的地藏菩萨的崇信者卢世侯居士，前来拜谒法师，并呈奉他割指滴血而绘成的地藏菩萨圣像一尊。弘一以为是奇缘，颇觉不可思议。弘一法师当即请卢居士再画一幅地藏菩萨九华垂迹图，自己为之题赞10阕。
　　三十年代，潘天寿曾向弘一法师表示过想遁入空门的想法，法师说：“莫以为佛门清净，把持不住一样有烦恼。”潘这才打消了出家的念头，终成一代国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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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三）
　　某次，弘一法师病未痊愈，宁波白衣寺住持安心头陀邀他同往西安讲经募款、救济灾民。头陀伏地跪请，法师难以推辞，只好答应，临行前写下遗嘱。刘质平闻讯赶到宁波码头劝阻，径自将法师从轮船的三楼背下船来。到岸上，师生二人不禁抱头痛哭。
　　1929年4月，弘一法师自厦门回温州，途经福州鼓山，发现清初刻本《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篡要》。法师倡印二十五部，请内山完造分赠日本著名的寺院及大学的图书馆。有两个不在其列的日本寺院得知此事后，还专门托人向内山完造求赠，弘一知道后又向补赠了三部。
　　弘一法师曾允诺为上海开明书店书写活字字模，因当时坊间所用的活字字模，字体常参差不齐，印成文后行列不均，法师曾发愿，得闲暇时，为开明书店书写一套铜字模，用于刻印佛书。1930年5月，他开始着手书写字模，但半个月后即放弃，一来因身体不适，二来，他认为有些文字不适宜出家人书写，如尸部、刀部、女部中便有许多凶恶污秽的文字，入眼妨心，实在不愿执笔。
　　刘质平、夏丐尊、经亨颐、穆藕初、周承德、朱稣典和丰子恺等7人发起募集净资，为弘一法师在上虞白马湖建三间平房，法师为它取名为“晚晴山房”。但因山房中诸事不便，法师放弃在此长期闭关的念头。

　　1932年11月，53岁的弘一法师第三次去闽南，到厦门挂单万寿岩，与性常法师结法侣之缘，自此，弘一法师定居闽南。
　　弘一法师曾作题为《人生之最后》的讲演，内容是关于净土修行的，分为5个章节，分别讲解病重之时、临终之时、命终后一日、命终后荐亡期间所需注意的与净土修行相关的诸种细则要点，并建议城乡各地多多发起成立临终助念会组织。时妙释寺中一位叫了识的僧人正重病卧床，读罢法师的讲演稿后，悲喜交集，深受策励，遂摒除医药，放下杂念，专心念佛，礼大悲忏。每日长跪，亢声唱念，勇猛精进，超胜常人。

　　弘一法师曾在妙释寺为在家居士作《改过实验谈》的讲演。讲演的当天晚上，弘一法师梦见自己身为少年，与一儒师偕行，忽闻身后有人诵《华严经》的“发心行相”五颂，字句分明，音节激越，回头一看，却是10余长髯老者结席围坐，一人操弦，一人唱偈。法师加入其间，脱履参座之际，其梦便醒。弘一法师自觉此梦是自己在闽南弘律的预兆，决定开讲律学。
　　1934年2月，弘一法师受邀到闽南佛学院讲学，并协助学院整顿学风。一次，几个年轻的学僧私下里传看色情书籍，法师得知后，并未严加训斥，而是自责未能尽好为师的职责，当着众学僧的面，忏悔自己教导无方，难过得流泪满面。几名学僧深感羞愧，当即表示今后一定会痛改前非。
　　弘一法师每到一处，总是要求对方将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和尚。他到南普陀寺后，寺里请他住到环境优美、条件舒适的兜率陀院，他拒绝入住。后经再三劝请，他虽勉强同意入住，但特别申明待遇要与众僧相同，决不能有丝毫的特殊。院中的桃树所结果子成熟，寺里曾给他送来几个比较好的桃子。但法师毫拒绝接受，坚持所有果子需由常住统一分配，自己决不能有例外。
　　弘一法师偶然发现一部《一梦漫言》，读后方知原是明朝律宗大德见月读体在圆寂前数年，应弟子之请，对自己一生苦行参访及弘法经历的自述，不禁大为惊喜，反复细读，废寝忘食。阅读时，他数十次感动得潸然泪下。1935年3月，弘一到泉州开元寺，讲《一梦漫言》。

　　1935年4月，弘一率传贯、广恰，不顾众法侣劝阻，坚持渡海到惠安去弘法。他含泪辞谢，自泉州南门外乘帆船出海。这一夜，海面上风大浪高，帆船在浪中行驶，颠簸得十分厉害。大师终夜难眠，默念佛号至于达旦。第二天早晨，他们顺利抵达崇武，又换乘小舟，逆风顶浪，冒着阴雨，于中午前到达净峰寺。
　　弘一法师曾有终老于惠安崇五净峰寺之念，但此地每到重要的佛教节日，寺里都要搭台唱戏，锣鼓喧天，爆竹齐鸣，如同民间的庙会一般。法师到后，让传贯告知寺主不宜在寺内演戏，请他移到山下村子里去。寺主听后心中不快，只是把戏台移至寺门外l0多米处敷衍了事。法师忍无可忍，亲自去规劝寺主。不料翌日清晨，寺主即下了逐客令，当面指责弘一法师，说是自他来了以后，炮仗也不让放，戏也不让演，如此下去，神仙有灵也会变得无灵了。法师只好离开。

　　是年冬，法师第二次到惠安，不意染上重疾，内外症并发，内发高烧不退，一度神志昏迷，外染严重的湿疹和疔毒，足腿浮肿，仅一日许，手臂及脚面皆为溃坏，尽是脓血，前臂溃烂更达十之五六，很快又延及上臂，势不可止。据他本人说，这病是他在乡间讲经之时，因居于暗室，受到污浊空气的感染所致。
　　此后，法师回到泉州草庵寺静养六个月，病中再次立下遗嘱，交由传贯法师执行。传贯回忆：“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

云雾山

　　修行（四）
　　弘一法师受青岛湛山寺住持俊虚法师邀请赴青岛讲律。途经上海时，某居士曾问法师将转乘何船，准备通知湛山寺，以便迎接。法师知后，不愿麻烦他人，于是改乘他船。但湛山寺还是打听到他们的行程，派人前去迎接。一行人的行李很多，湛山寺的火头僧问梦参法师：“那件是弘老的衣单？”梦参“指指那条旧席袋和那小竹篓，笑着说：‘那就是，其余全是别人的。’”天渐渐热了起来，一天，火头僧看到弘一把竹篓拿到阳光下打开来晒，他忙看过去，“里头只有两双鞋，一双是半旧不堪的软帮黄鞋，一双是补了又补的草鞋——平日在脚上穿的似比这双新一点；——我不禁想起古时有位一履三十载的高僧，现在正可以引来和他老相比对一下了。”一天，他又乘机到弘一的“寮房里瞧了一下：啊！里头东西太简单了，桌子，书橱，床，全是常住预备的，桌上放着个很小的铜方墨盒，一支秃头笔，橱里有几本点过的经，几本稿子，床上有条灰单被，拿衣服折叠成的枕头，对面墙根立放着两双鞋——黄鞋草鞋，——此外再没别物了；在房内只有清洁，沉寂，地板光滑，窗子玻璃明亮，——全是他老亲手收拾——使人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清净和静肃。”

　　在湛山寺，弘一拒绝住在寺中特意在藏经楼东为他们预备的5间房，而是住到法师宿舍中。到该寺的第一天，寺中做好4个菜送进他的寮房，结果他没动一筷子。寺中只好撤下再送，还是没动；第三次送去两个菜，还是不吃；最后，寺里只好送去一碗众僧人吃的普通菜，弘一问来人，寺中的大众是不是都吃这个，如果不是，还是请拿回去。来人回答是，他这才用餐。
　　离开湛山寺前，寺中僧人请弘一开示，他说：“这次我去了，恐怕再也不能来了，现在我给诸位说句最恳切最能了生死的话，——”说到这里，他沉默不言，大家都聚精会神注意他下边的话，他又沉默了半天，忽然大声说：“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步出山门后，弘一回过对众人说：“今天打扰诸位，很对不起，也没什么好供献，有两句话给大家，作为临别赠言吧：乘此时机，最好念佛!”他又走到俊虚法师跟前说道：“老法师，这次走后，今生不能再来了，将来我们大家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见吧!”

　　1937年，弘一法师从青岛回厦门，厦门时正在危亡中，弘一发愿与危城共存亡。大家劝他避难，他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他住到南普陀寺中，不久因国民党军队进驻寺中，人马嘈杂，不堪其扰，遂移居万石岩，后又移至中岩。无论在何处，法师都将居室命名为“殉教堂”，以誓护法报国之志。
　　1938年正月至四月，弘一法师在泉州、惠安、鼓浪屿弘法，写字结缘。厦门沦陷前四天，法师受漳州（龙溪）佛教界之请，去漳州弘法，得免陷于危城，但却也因此滞留漳州。
　　弘一法师在漳州东乡瑞竹岩静养时，山间引水的竹笕竟生出嫩叶来，一时传是法师来居的瑞相，当地报纸进行了报道。弘一得知此事后，立即请人致函辟谣，并离开了瑞竹岩一段时间。
　　徐悲鸿曾多次前往探望弘一法师，一次，他发现法师所居的山中，一棵久已枯死的树上发出新芽，便问是不是法师的德行所致，弘一答道，那只是因为我每天坚持为它浇水的缘故。另一次，徐看见一只猛兽很服帖地在法师身边走动，毫无伤人之意，更觉惊讶，法师解释道，这头野兽先前被人擒住，我将它救下，所以它不会伤害我。

　　福林寺的年轻僧人妙斋患病卧床时，弘一法师亲自看护他。弘一发现妙斋对于出家修行存有畏难兴退之念，人生的态度也颇为悲观，便劝其专心念佛，并赠其新的法号“律华”，因为律者谓行依律教，华者教启华严，若能如是，则净域莲花，必能渐以敷荣。后来，法师交给他一封信，嘱咐他在自己圆寂后方能打开。一年后，法师圆寂，妙斋打开来一看，原来是法师担心他年轻，不能坚持修行，特嘱他日奉妙莲法师为师，与其同住。妙斋读罢，早已是泪流满面。

　　是年夏，弘一法师应承天寺住持转尘长老之请，前往泉州为广钦和尚勘验生死。数年前，广钦决志潜修，只携带简单衣物及10余斤米，到清源山碧霄岩修习禅定，米尽粮绝后，即以果类、树薯、野菜等物充饥。但此次，广钦入定时间太长，前后竞达数月之久，不食不动，鼻息亦不能觉察。樵夫以为广钦圆寂，忙报告转尘长老。转尘命寺中准备火化之事，但为慎重起见，请弘一前去勘验生死。
　　弘一法师到后，仔细观察广钦的形色，知他并非圆寂，而是入定甚深，对众人赞叹道：“此种定境，古来大德亦属少有。”然后在广钦耳边轻轻弹指三声，并引众人暂避。不久，广钦果然缓缓出定，步出山洞。
　　普济寺鼠患严重，山鼠咬毁衣物，甚至咬啮便溺于佛像之上。弘一法师想起旧籍中曾说，用猫饭喂鼠可无鼠患，于是一试，果然灵验。于是他每日饲鼠两次，每次并为发愿回向，希望彼等早生善趣，乃至证得菩提。为此，他还特地写了一篇《饲鼠免鼠患经验谈》。
　　弘一法师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云雾山

　　清心（一）
　　弘一法师剃度之日，学生李鸿梁去找他，法师说，他现在每月只要四五角钱已足，衣服自己洗，除买邮票以外，可以不用钱，所以一时还不需要。临别时，法师用一张毛边纸给李题了四个字“老实念佛”。李只能拿着这张字，默默地退了出来。
　　弘一法师是南山律宗中兴之祖。律宗着重研习和传持戒律，弘一严格持戒，实行过午不食，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在上午六时左右，第二次是上午十一时。他的饮食极为简单，从不浪费，生活用品都是出家时的物件，二十六年来，未尝更易。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
　　弘一大师后改为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许多。除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接受他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的净资，也都用来刊印佛经。
　　弘一法师处处以身作则，他曾现身说法教育僧众：“诸位请看我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时候，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给我的。又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间里看看，我的棉被面子，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又有一把洋伞，也是民国初年买的。这些东西，即使有破烂的地方，请人用针线缝缝，仍旧同新的一样了。简直可尽我形寿受用着哩！又如吃东西，只生病时候吃一些好的，除此以外，从不敢随便乱买好的东西吃。”

　　瑞今回忆，弘一大师“衣着无过三件，即使严冬亦是如此。如升座说法，即披七衣，平常集会开示，则穿海青（邯广袖的僧衣），有人送他夹衫厚袄，皆转赠别人。……马一浮居士挽他的诗有句云：‘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他是当之无愧的。”
　　刘质平回忆：“忆先师五十诞辰时，余细数其蚊帐破洞，有用布补，有用纸糊，坚请更换不许。人闽后，以破旧不堪再用，始函命在沪三友实业社，另购透风纱帐替代。为僧二十五载，所穿僧服，寥寥数套而已。”
　　一次，弘一法师收到弟子刘质平寄来20元，遂复函说自己花费“每月约一二元，至多三元。出家人费用无多，其善能俭约者，每年所用不过二元，若朽人者，比较尤为奢侈者也。”刘见信，几欲落泪。
　　1924年，刘质平托人给弘一法师带去饼干、桂圆、笋干，法师命人收好，等到去温州时，带去送给道侣。
　　啸月在《弘一大师传》中记载：弘一大师“云游四方，一衲一钵，赤足露顶，不与俗伍”。“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现存经子渊居士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初出家时物也。二十六年来，未尝一易。生平不乐名闻，不受供养，不蓄徒众，不作住持”，因主持妨害修行，不开大座，因“听众混杂，流弊丛生”。

　　抗战时期，上海刘传声居士担心弘一法师生活困难，奉上千元以作供养，弘一婉谢，欲全部退回，但因沪闽之间交通断绝，无法退还，遂将这笔钱款转交开元寺，用于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他还拿出多年前好友夏丏尊送给他的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售出得大洋五百，赠送给开元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