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民国著名诗人、学者、外交家、书画家。自幼丧父，在叔父叶恭绰的监护下长大。于1918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得麻省阿姆赫斯特分校大学学士学位。后赴英国，1924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离英后，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22岁即在北京大学任教。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外文系主任。抗战期间因毛公鼎案被日本宪兵抓捕入狱，保释后弃教从政，曾任台湾中国民国外交部部长、驻美国全权大使等职务。其人恃才傲物，名士自矜，晚年寄情书画，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1981年11月20日寂寥病逝于台北。

　　主要著作：《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
　　关键词：
　　傲物、翻覆、懒散、爽直、风度、名士、逸事、情韵、情谊、才情、
　　教学、文艺、从政、罢黜、羁困、萧索、醒悟、离世、评叹


　　傲物
　　叶公超自称做人的座右铭是：见大人则藐之。
　　抗日期间，叶公超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在伦敦发表了《西藏事件宣言》。《宣言》发表以后，宣传部电令停止发表，叶公超复电：“业已发表。”宣传部再电：“应予更正。”叶公超再复电：“不能更正。”不久，叶公超奉命返国。陈布雷特地到机场迎接，并悄悄告知，蒋介石很生气，见面时要小心应付。
　　这是叶公超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沉着脸问：“叫你更正，为何不更正？” 叶直接回答道：“此事关系国家威信，是绝对不能更正的。”蒋深感惊讶，不再追问此事。

　　到台湾后，叶公超出任外交部长，他最烦蒋介石的文山会海，尤其反感开会查岗签到，遇到开会经常让别人去顶替。一次，在听蒋介石的报告时，他愤愤地对同事说：“啰嗦，又浪费我半天时间，”接着用英语补了一句，“他敢拿枪枪毙我？！”
　　又一次，在听蒋介石的报告时，叶公超无所顾忌地在下面跟同事发牢骚：“两个小时可以办许多事情，却一定要让我来浪费。”
　　1955年，记者乐恕人采访叶公超时，叶说：“我是做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不是做的哪一个人的外交部长。我执行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运用和决断上，我有我的自由，某某也干涉不了我。”“某某”指的是蒋介石。后来，乐恕人问他这句话可否引用时，叶公超无所谓地回答：“你引用好了，我不在乎。”
　　1961年，蒋介石免黜了叶公超的驻美大使一职，据传，蒋介石后来召见叶公超时，叶对蒋顶嘴道：“别的你懂，外交你比不上我懂!”
　　1950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拟建“革命实践研究院”，陈诚任主任。叶公超对这个研究院颇有微词。一次在饭桌上，叶当着陈诚的面直言：“研究院是做官的终南捷径，受过训的人除了多了一件护身符外，看不出什么效果。”一句话把陈诚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1961年，时任台湾副总统的陈诚访美，与肯尼迪总统会谈，叶公超临时充当翻译。在会谈中，肯尼迪喜欢以其一知半解的中国语言或笑话开腔，而陈诚则喜欢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话，又加上一口青田土话，有时听得叶一头雾水，不知如何翻译，翻译出来后，肯尼迪也听得云山雾罩，气氛十分尴尬。后来，叶公超索性不拘泥于陈诚的原话，只根据其要点进行翻译，才扭转了会谈的气氛。会后，叶将自己不按句翻译之事，当做笑谈，告诉了部下。

　　某立委在质询会上指责叶公超用人不当，质问叶：“什么样的人才能当外交官？”叶平日厌烦此人，知道他有羊癫疯，便回答道：“只要大学毕业，五官端正，不患羊癫疯的都可以当。”说完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
　　任驻美大使时，叶公超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威尔，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叶公超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有次报业酒会上某公问叶：“在今日记者群中，你看哪一个是最出色的?”叶思索一会儿，说道：“以后我若有一天不做官，我倒想做新闻记者。”
　　一次，黄朝琴（台湾第一银行董事长）请蔡孟坚、孙科、魏道明（外交部部长）在饭店一道吃日本餐，吃至中途，叶公超披着雨衣，偕同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慢步走到他们餐桌前。他两眼不睬孙、黄、魏三人，仅用眼镜瞟着蔡说：“孟坚！你也是被歧视人物，为何还是吃得开？”黄朝琴忙起立，请他一同用餐，叶毫不理睬，径直带着女士进入自助餐厅。
　　卞之琳回忆，叶公超当年在暨大与校长郑洪年一言不合，立刻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很多人都认为叶公超“一辈子吃亏就吃在脾气上”。叶公超自我总结道：“我一辈子脾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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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覆
　　在课堂上，叶公超脾气暴躁，但课下却没什么架子，经常主动与学生打招呼。刘重德就觉得叶公超“为人随和，没有架子”。而卞之琳也回忆，他和叶公超熟了之后，经常去清华北院叶公超的住处拜访，叶总是热情接待，卞感觉他就像“完全卸掉了无形的脸上粉墨、身上戏装、口里台白”。卞之琳分析，叶公超的反复无常是他夸大追求自我戏剧化的结果。
　　早年，叶公超与饶孟侃相得。一日，两人论某英国诗人，叶公超取出那位诗人的集子，挑出几首代表作，要饶读后再讨论。饶疲而掩卷入眠，叶见后大怒，随手拣起一本硬壳书，砸在饶的头上。两人由此疏远。
　　叶公超脾气很大，动辄骂人，但有时也耐心极佳。1932年，叶公超让学生常风给《新月》投稿，常风告诉叶他不敢写。叶公超就带着利威斯的《新诗新评衡》和两本小册子找到常风，鼓励常风写书评。常风便拿着自己写的文章请老师指导，叶公超很有耐心地为他修改。许多年后，常风依旧记得老师在“竹影婆娑室”为他修改文章、进行讲解的情形。
　　1933年，叶公超与闻一多、林徽因创办《学文》月刊，作者中有一批北大、清华的学生，季羡林也在其中。季曾写过一篇名为《年》的散文，受到叶公超的好评，季高兴之余，又写了一篇《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期望继续得到叶公超的首肯。孰料叶公超大发雷霆，铁青着脸对季羡林大吼：“我一个字也没有看！”把季羡林吓得目瞪口呆，赶忙拿了文章走人。
　　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便是叶公超。当年吴宓和冯友兰将钱钟书请到联大任教。到联大后，钱钟书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作为选修课。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后叶公超与钱钟书有了过节，当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及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一口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联大教过书。

　　某日，时任香港时报采访副主任的于衡，于晚上十一点打电话到外交部长叶公超家中采访，副官王宝仁拿起电话便请叶公超来接。于衡听到叶公超说：“王宝仁先生，你看看现在是几点钟了，你还安排我接见新闻记者？”接着又听到叶公超放大嗓门说：“于大记者，你是夜猫子，可以不睡觉，你知道外交部长明天还要起早和洋人办交涉吗？”说罢用力摔上电话。第二天在外交部的走廊上，王守仁见到于衡后叮嘱他，部长昨天晚上火大了，以后千万不要在十一点钟以后给部长打电话了。

　　不巧的是过了两周，又是夜里的十一点钟，于衡手头有一则新闻，必须找叶公超核实。他只好硬着头皮拿起电话拨号，手还不停地发抖。副官王宝仁接起电话说，部长已经休息，有事明天外交部面谈。于衡听罢心登时凉了半截，此时他突然听到叶公超接过电话，对王宝仁正色说道：“王宝仁请你注意，我们不可以如此官僚，我明明在家里品茗看闲书，为什么说假话。这样下去我的朋友都给你得罪光了。”然后转而和于衡聊了足足二十分钟。于衡在通话结束前尝试着问，可不可以在新闻中引用部长的名字，叶公超在电话那头爽朗的答道：“当然可以。”

　　于衡在叶公超任外交部长的九年中，曾到位于罗斯福路的外长官邸作客，品尝过叶的红颜知己“文姬”（叶名义上的表妹，外交界中人称之为“文姬”）煮的咖啡；但也曾被叶拒之门外，称：“叶某人也做过报纸编辑、做过夜猫子，且从不把‘高官大吏’，看在眼中，也不做洋人的‘买办’，但我也看不起像蚊子似的紧追不舍的新闻记者，你就是那个蚊子。”
　　与叶公超共事的政务次长胡庆育回忆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上哪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
　　在外交部中工作的人，都知道部长叶公超被总统申斥后，回到外交部就申斥司长，而对工友非常和善；但被总统嘉奖后，回到部内就对司长非常和善，而工友李锦河必然挨骂。
　　沈剑虹回忆，叶公超有时见面非常亲热，有说有笑，有时视若无睹，一语不发，好像根本不认识沈似的。同叶公超相处久的会原谅他，比较生的人，一定说他眼睛长在头顶上，目中无人。沈以为“他这种情绪不稳定，可能同他家庭生活不正常多少有些关系”。
　　叶公超在家吃饭时，常用酒精洗碗，说怕有细菌。但他有时却去路边的小摊上吃大卤面，毫不计较小摊的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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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懒散
　　季羡林回忆，叶公超上课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他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琢磨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偶尔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季羡林说：“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1933年，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冯友兰告诉他，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钱钟书却一口回绝，并狂妄地说：“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句话到了西南联大时依然在流传，但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
　　许渊冲记录过叶公超的“懒”：“我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胡适曾物色叶公超、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叶公超一本也没有翻译，最后是梁实秋将整个莎氏全集译出。
　　叶公超的同事柳无忌回忆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
　　任外交部长时，叶公超曾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叶将一切有关人事、会计、经费等行政上的公事，完全交由行政常务次长负责，有关政务上的公事，除非事关重大或者涉及决策，也都交由政务次长负责。因此，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司长的工作分量极重。
　　1961年底，叶公超请刚从日本来的新闻界老友乐恕人叙旧吃饭，提出三个有趣的条件：一、不上馆子，在家里便饭；二、没有大鱼大肉，只有家常小菜；三、午后二时起，要睡午觉，恕不奉陪。那时，他住在一间独立门户的旧房子里，客厅、餐厅、卧室全在二楼，有男女仆人各一。
　　叶公超一生只出版过一本《叶公超散文集》，这还是在他去世前两年方才出版的，而且是本文集。有人感慨，叶公超述而不著，可惜了一肚子学问。
　　赵萝蕤回忆叶公超：“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自在的，也许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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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圣足矣，何必外王
　　-------------------对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的一点浅见
　　新儒学中，对政治哲学论述详备的当首推牟宗三先生，其《政道与治道》一书，将儒家外王思想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接联起来，续理二者之内在理路，从儒家之心性之学，内圣之学，开出“新外王”，延续中华文明之慧命，也为我们展现一代学人对自身文化发展做出的可贵努力。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自宋以来，随着儒道释三教合流，理学出现，随之开始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內圣外王”一词在宋代理学家的论述中，最早见于程顥。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四所录有关程顥议论邵雍的一段话：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访康节于天津之庐。康节携酒，饮月坡上，欢甚。语其平生学术出处之大致。明日，明道怅然谓门生周纯明曰：“昨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论议，振古之豪杰也。惜其无所用于世。”纯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圣外王之道也。”是日，康节有诗，明道和之，今各见集中。
　　民国战乱，新儒家痛感儒学式微，在救亡图强的大背景下，一反清代朴学的繁琐字词音韵的考证，强调儒学的政治理想。熊十力在1945 年发表的《读经示要》中，根据《大学》“一是以修身为本”，从而将八个条目一分为二，以格、致、正、诚为“内圣”，以齐、治、平为“外王”，进而得出“内圣”必然引向“外王”的结论。直到1954 年至1956 年完成的《原儒》，熊十力才对“内圣外王”有一个系统之说明，其谓“儒学总包內圣外王……圣人作《易》创明內圣外王之道，而內圣实为外王之体”，直截了当地指称“内圣外王之道”是孔子发明创造的，并且是以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应该说，新儒学对内圣外王的阐发是有其理论的根据和积极的意义的，然内圣与外王二者是否有逻辑之必然、事理之必要，笔者对此表示一定的怀疑，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 从理性之内容表现来谈

　　牟先生在《政道与治道》这本书里是这样定义的：所谓政道，是相对于政体而言，是政体的原理，如“天下为公”；而所谓治道，是政府治理国家的运用，如“三省六部”。牟先生认为，中国先前的政治发展，只是在不断地细化和完善一个治道，而且是运用“吏治”的治道，而政道则悄然隐后，再不发显。也正因为此，君权专政愈加完善，与儒家政道之坚持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则愈加遥远，与现代之宪政民主也就愈加重山阻隔。新儒家面对此情此景，痛心于中华文明之全面溃落，即以接通政道与治道为己任，从先儒《礼运篇》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儒家最高政治理想出发，反归儒家之民本传统，在先秦儒家，无论孔子的“大同小康”还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天命说”或者“王霸之别”都在政道上阐明和表述了民主政治的理想，即：天下为公，政权不能如私物夺受。所以，无论政权是否为暴力所得，其合法性都不来源于暴力的既成事实，而在于人民的批准和承认。由此开出其政治哲学的独特之路——以“天下为公”为内在原则，自由民主制度为外延的新外王学说。需要说明的是，天下为公并不是公有制，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形式。而天下为公则强调天下是公众的，政权是属于全国公民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不是一家的私物。

　　牟先生认为政治世界里坚实可靠的基础，乃是理性，而“中国儒家是自觉地在政治上建立一个最高格，那就是以“德”来规定的“圣王”，这既不是假仁假义以“力”把持天下的“霸”，复不是由汉高祖所开出的“马上得天下”的“英雄”，这个政治上的最高格，是从根上开启了“政治上为理性的”之门的，是从根本上反对“非理性的”力之观念与由之而产生的神话的”。
　　“理性”首先表现为“德”的意义，以德取天下（取统治权），并以德治天下。这种以德取天下，是政治世界实践上的最高律则，以德治天下是此种理性之内容表现。那么怎么样以德取天下呢？牟先生从“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推出具体的办法是推荐，也就是今天的竞选提名。怎么样以德治天下呢？牟先生提出一个最高的精神和一个最高的原则——“让开散开，物各付物”的最高精神与 “就个体而顺成”的最高原则。而理性的外延之表现就是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

　　至此，牟先生的政治哲学思想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但其实，内在理路上有很大缺陷。
　　首先：从“让开散开，物各付物”的最高精神与 “就个体而顺成”的最高原则来说。在牟先生的理路里，因为这个领导人是人民推荐和普选的，所以自然是可以贯彻“让开散开，物各付物”的最高精神与 “就个体而顺成”的最高原则。在这两个原则里，虚置着一个动作的发出者，一个个体的顺成需要被允许和帮助的前提，内涵的逻辑是，人民需要领导者来“让开散开”，需要领导者的“顺成”。笔者认为就个体而顺成，应该是个人就自己的个体而顺成，而非统治者就每个百姓的个体而顺成。

　　其一、统治者怎么知道每个人个体本质是什么？一个国家的民众千千万，极为少数的统治者是难以得知每个人的天性、个体、每个人心灵的诉求。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经历不同的人生际遇，有自己各不相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统治者用什么手段能够准确得到并处理如此庞大的数据呢？知且不知，如何顺成？
　　其二、统治者没办法让每个人都顺成。人的本质就是情欲生命，贪欲无极。新儒家在让开散开的时候，却无法保证人的需求都是合理的，并且也并没有规定这个合理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以及谁有权利来规定这些概念。真实的世界是各种利益的博弈。每个人都想“各适其性，各遂其生”，但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资源是稀缺的，这些奇缺的资源关系到你能不能适性遂生，稀缺资源该如何分配？如果没有明确的制度性规定，到头来只是统治者能够适自己的性，遂自己的生，其他人就大大地未必了。再者，这个“顺成”的“成”应该由谁来评价，新儒家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是由统治者还是由被“顺成”者本人，这两个所得到的结果恐怕也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在实践上，让每个人都顺成这是个无法完成的目标。

　　其三，没有人是圣人，也没有人是上帝，所以任何一个统治者，不论是世袭的还是民选的，他都不可能做到这个最高的精神和最高的原则。对于此，牟先生也反思了“唯仁者宜在高位”的不足，即治者负担过重。应该治者和人民两方面都有责任。 但是人民的责任就是具体是什么？牟先生又语焉不详，只是说因为中国人民从来就是自由的，所以也不知道也不必争人权，那是否人民的责任就是应该争人权？如果人民的权利是需要自己争取的，那意味者统治者本身是不会给人民权利的，那与给统治者设立原则不是自相矛盾吗？牟先生的意思似乎说统治者给一些，自己再争取一些，就基本满足需要了，不能完全等着统治者给，那统治者工作量太大，那么那些权利该统治者给予，那些又得是自己来争取的呢？牟先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限。而且这个并不能回答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如果两个人有的利益冲突，按照牟先生的理路，某一个人通过自我努力争取到了，另一个人用最高的法则来控告统治者没有顺成自己，这个可否成立？儒家的标准恰恰因为其不能达到，所以伪诈丛生，当统治者标榜自己达到某种高度的精神和原则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其失落其底线的时候。因为这些高度的精神和原则是由外部来评价的，内心的评价只能由自己来完成，为了得到外部高蹈的评价，很多人是不惜降低内心对自我的约束和要求的。

　　其次，从理性的具体内容来说，牟先生解释“其具体线索，则为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实体性的律则，这些律则，简括之，则曰伦常，再简括之，则曰天理人情；散之则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总之则曰礼义（除去政治者）；再总之，则皆本于人情，故曰性情之教。这是个在非常理想的状态下才不会自相矛盾的理论，真实的情况是父母不一定都爱护子女，正如尊长不一定都值得尊敬。退一步说，即便亲可亲尊可尊，一个人如果要同时做到亲亲和尊尊长长是不大容易的，倘若符合亲的利益的话得往左，符合尊的利益的话得往右，我们该如何既亲亲又尊尊呢？所以这些貌似已经很具体的实体性律则，实际上是在大家都和谐的社会里的外在表现，在此背后应当有更为具体的底线性规定。

　　二、道德之不能为治国之根本原则
　　儒家在自我道德上的心性之学用力颇深，人类社会如果想要走向美好，没有道德对每个人的教化和润泽是不可能的。儒家谈内圣，但是内圣足矣，不可能也不需要成为外王。道德本身只能是对自己的要求，或自己用于评价外部的标准，而不能成为治国的根基或者原则。

　　一是因为内涵外延变化不清，不但没有可操作性，反而给用容易心不良者玩弄权术以华美的外衣并曲解之。研究人类的基因，科学家得出，跟所有的物种一样，人类从基因上的本质是繁衍，为了繁衍和生存，人们会本能地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避免对自己有害的事情，这就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质。所谓有德或者无德，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规定，是个后起的概念。在不同的文明和某种文明不同的发展阶段，德与无德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日本古代信州寨村里活到70岁的老人要被长子背到楢山上丢弃是一种德，而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这大概是最大的恶了。并不是说德这个概念是虚无的，而是说德是一定要明确的规定其内涵与外延的，否则，谁来解释这个德？仅仅天下为公这四个字，是多么容易被曲解？大家争抢的就是对这个德的解释权。在君权的语境里，皇帝将本人解释为最大的公，因为他代表了国家，而国家本身，就是公。所以忠之为大德，就是对国家的忠，也就是对君王的忠。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等人再怎么也无法跟皇帝争夺话语权。《孟子》也被朱元璋删改的面目全非。儒家沦落为君王利用的工具。

　　二是因为道德太高了，民众往往达不到，当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的时候，就成了绝大多数人在道德上都有问题，而当绝大多数人在道德上都有问题的时候，问题本身将不再是问题，它已经不能够用来鉴别人才，避免祸害，你要是敢告发我贪污，我就告发你不孝顺父亲，这样所谓不道德就成为排除异己，权力斗争的王牌。
　　我们再来看牟先生对理性的内容表现的不足的反思，他认为：得天下方面表现为“未能制度地正视之，及基地设法如何实现其公而去其私。在治天下上的不足表现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因为让开散开，物各付物”的最高精神与 “就个体而顺成”的最高原则依靠仁者的德性来支撑，但是仁者是可遇不可求。所以光说“仁者之德”是不行的，这是人治主义不是法治主义，还是需要政道上设立一个制度。说到了制度，牟先生反思到了儒家文化不足之关键，然而，为什么制度一直建立不起来呢？任何制度都是不完美的，当一个凌空蹈虚的原则高高在上的时候，制度本身就会成为对这个原则的束缚。按照儒家的原则，任何制度都能找出其不合原则之处，所以这个完美的制度就一直建立不起来。

　　三、政治的根基和原则应该是自由的保障
　　政治的根基和原则，应该是明确的、底线的、有可操作性的， 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牟先生赞扬之余也指出其不足也就是理所当然“西方人在这种外延的表现所成之种种法律、契约、架构、限制中生存活动，这些是他们的外在的舞台与纲维网。他们是拿这纲维网来维系夹逼着他们个人主观的活动。至于其个人之主观生命如何能内在地处理的顺适调畅。则是他们所不甚着力的。而事物是变化的，各种契约规定有其滞后性，并且并不关照在契约规定的纲维网建立起来后，形式本身并不关注个人主观的顺适调畅，人们在此纲维网中熙熙攘攘，各为利来，玩弄巧慧，虚浮浅薄，人们不知道自己的理性在何处？ ”这话说来是不错的。民主制度当然不完美。或者说凡是制度都是有漏洞有不完美的。民主制度只是一种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而选择的一种较不坏的制度罢了。更何况，牟先生所指出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不足真的是制度本身的不足吗？“个人之主观生命内在地处理的顺适调畅”这个是属于制度本身能使之完满的吗？牟先生将本来属于伦理学的个人的道德与内在生命统统压在政治学的范畴之内。对于一个国家与人民，仅仅有自由民主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道德生命的滋养，来将个人主观生命处理的顺适调畅，但是这两个方面属于两个范畴，出发点是不同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人除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以外的一切自由和人的基本权利，即便是亲亲、尊尊也不能违背这个最低的出发点。制度是对别人的要求，只要不伤害到别人，自己做什么都可以，反过来就是说，别人不管做什么，都不能伤害到我，这就是对别人的要求。这是个底线的要求，而道德是对个人的要求，是个高度的要求，道德本身就是个文化的产物。你可以判断自己受到了伤害，这个是明确有可操作性的。

　　所以治国的根基和原则应该是保障每个公民在不损害别人之下的自由和个人基本权利，而个人的生命应该个人去成就。在儒家的体系中，一直缺失的词语是利益，儒家只看到了利益会导致纷争，但是没有看到利益本身还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最大驱动力，完全平均的社会也是个完全没有活力的社会，生产力也不会发展。所以除了用道德对人们的心灵进行引导以外，还应该注意用利益对人类的努力进行引导。

　　综上所述，新儒学依旧在内圣外王的框架里打转，将这两个完全属于伦理学和政治学两个范畴的东西搅和在一起，导致内圣不显，外王不彰。通过对道德不能成为治国之根基和原则的论述，笔者认为，儒家学说，内圣足矣，完全不必开出外王，将外王交给政治学，“上帝之事归上帝，该撒之事归该撒。”唯有分开，才有发展，才有希望。

云雾山

　　爽直
　　画家陈子和说叶公超：“公超有三大缺点，第一是看不得别人有错，有错就当面指责。第二是不管是谁在他面前耍花枪，马上拆穿。第三是个性强，对任何事都有定见。”
　　在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一次公开的演讲会上，叶公超攻击英国绅士们保守的劣根性，称其夜郎自大，爱贪小便宜，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犹茫然而不自知。他说起话来，态度严肃，声色俱厉，把英国教员燕卜荪也逗笑了。
　　叶公超在清华教过钱锺书的“大一英文”，用的教材是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据说他曾挖苦才华过人但同样骄傲的钱锺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
　　许渊冲出国前去看叶公超，叶还像在联大时一样，劈面就问：“你要出国镀金去了。”许下不了台，只得答道：“老师已经镀成金身，学生只好去沙里淘金了。”
　　一次，叶公超公然对一位搞宣传的朋友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与宣传对有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是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也。”他说：“不用权术是最高的权术”。
　　叶公超平生一不记日记，二不收集照片。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记日记了。他的办公室很少挂照片，家里也不挂照片。他弥留之际，曾对身边的人说起：“我也不留照片，照片一到我手上，我就撕掉。”他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

　　外交官考试，叶公超以外交部长身份出任典试委员，复审时，他不看考卷，给及格者都加分，给不及格者都减分。他解释，这样可以免去取舍为难之弊。
　　叶公超说：“我在外交部当过九年部长，从未下条子用过一个私人，一个亲戚，这是我平生最为快慰的事。”
　　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说自己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劝他不必了，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叶公超有近亲要去系那个刚工作，前来辞行，叶问：“你是否国民党员？”答否，叶乃云：“那你去吧，我是国民党员，要死也死在台湾。”
　　学生艾山祝贺叶公超荣任驻美大使，他一笑，附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台湾有“大陆光复委员会”，某次请叶公超作报告。会中友人问及联合国每年讨论台湾代表权问题，有无一劳永逸的办法。叶以肯定的语气答称：“有，当然有，那边是贵会光复大陆设计，早日付诸实行，到时此一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急电召返台湾，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道：“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
　　有人问叶公超：“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1962年秋天，叶公超游日本野柳归途，想起十年前签订《对日和约》时，同事郭则生曾步当年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诗原韵，赠其诗一首。他感慨万千，以原韵写下了诗曰：“黄帽西风白马鞍，登临却笑步为难。归林倦鸟知安稳，照眼斜阳未觉残。欲借丹霞弥往辙，不因险乱心坛。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与游人夹道看。”日本人想以高价买一幅他手书的这首诗真迹，他断然拒绝。
　　1969年7月21日，人类登月成功，举世欢庆，叶公超却认为科学破坏了“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古典诗情，作七绝一首表示异议：“登月人归佳话多，何曾月里见嫦娥。举头望月明如旧，对月无言且放歌。”
　　叶公超70岁生日时，媒体报道他的生日，他颇为不悦：“我这回生日，过得太招摇了。各报都登了一大篇，这样不好，人家会觉得肉麻。”

　　《叶公超传》的作者符兆祥说：“叶公超为人爽直，又是为了某些问题，常常当面给人难看，过了不久，又会说那人的好话，足见他脾气虽然暴躁，心地十分善良。”

云雾山

　　风度（一）
　　叶公超曾师从著名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但他从不炫耀。一次常风在叶公超家中发现了弗洛斯特的两本诗集，扉页上有弗氏为叶公超所书题赠。常风好奇地问叶，他只说当年在爱默斯大学上学时，弗氏也在该校任教，所以就认识了。
　　王之珍回忆说，学生都以和叶公超聊天为荣，“叶先生新婚燕尔，家住清华北院，窗明几净，花木扶疏。师生品茗谈天，不拘形迹，师生界限也就无形消失了”。
　　学生梁遇春去世后，叶公超接连在《新月》上发表梁的遗作，并接连为梁的作品作序、写跋。

　　胡适、徐志摩与叶公超同为新月派，而鲁迅是新月的论敌，但叶公超撰文说：“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胡适、徐志摩的好。”胡适责怪叶：“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一次，钱钟书与许振德结伴于某岁圣诞前夕往谒，谈到平剧时，叶公超眉飞色舞大谈谭鑫培当年如何如何，并清唱《打渔杀家》中“昨夜晚，吃醉酒”一段，字正腔圆，还做招式，一扫师生之别。
　　1936年2月29日，北平的国民党军警当局逮捕了三个学生，被闻讯而来的清华学生抢回，学生们还愤怒地砸了军警的汽车。于是，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包围清华园，要进来抓人。一时风声鹤唳，空气极为紧张。上午，清华学生会主席华道一照常在图书馆底层的阅览室看报，叶公超和往常一样从阅览室穿行而过。这天，他特地走过去对华道一说：“你如没有地方去，可以躲到我家里去。”他的话让华感到意外而且温暖。华道一只是选读了他讲授的“二年级英语”，除了课堂上听叶讲课外，几乎没有什么个别交往，还以为叶不一定认识自己呢。

　　晚上，华道一从校长梅贻琦处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单”，于是躲到叶公超的家里。叶公超还专门召集全家，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表弟，姓王，不是清华学生。他昨天从北京城里到西山去玩，今天到我家来，恰值清华进城校车停驶，出不去了，故今晚宿在我家。”事实上是让全家统一口径。当夜，华道一睡在叶家客厅的长沙发上。第二天早上，在叶家吃过西式早点后，华道一回无锡老家躲避。

　　华道一回忆说，报纸那时都奉令称共产党为“匪”。叶公超特地指着一段红军从陕西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的消息时，只是讲“共产党”如何如何，在这位左倾的学生看来，“他那时的政治态度是比较客观的”。
　　在南岳临大时，一次，赵瑞蕻和穆旦开诗歌讨论会，请叶公超参加。叶公超讲了诗与时代的意义，主张写新诗，还掏出哈德门烟来请会吸烟的同学吸。
　　叶公超经常往返于南岳和长沙之间，常从长沙带回与时局有关的消息，顺便帮同事办些事情，比如他经常帮闻一多代领工资，然后转寄给闻夫人，闻一多为方便，还将自己的名章也交给他。叶公超还给柳无忌带过衣物、书稿。
　　叶公超在香港时，学生李赋宁因为父亲李仪祉（著名水利专家）过世，从广州西安，路过香港，便去拜见叶公超。叶安慰他，并告诉他自己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悼念李仪祉的文章。李赋宁这才得知那篇文章是叶公超所写，深为感动。
　　外交部欧洲司帮办郑健生一次向司长叶公超进言道：“部长，你处理此事是大大的错误。”叶说：“我是大大的对呀。”两人为此争论甚久，叶后承认他“大大的错误”，照郑健生的建议改正，两人友情日深。

　　又一次，叶公超将一份文件交给郑健生，便出门去了，直到晚上八点才回到外交部。进门时，郑正在修改这份文件，说是错误太多，要一一修改。叶便到对面的街上买回两碗面条，一碗自用，另一碗亲自端给郑。郑埋头工作，对顶头上司送来的面条，既不吃，也不称谢，连头都不抬一下。叶公超也不介意，一直等他修改到午夜。

云雾山

　　风度二
　　一次，张群宴请日本大使芳泽，叶公超及其外交部的僚属亦在座。席间，叶的下属李琴喝多了，向叶公超敬酒时，劝叶以后不要“恃才傲物”。此话一出，四座皆惊。叶马上对李夫人说：“韵如他喝多了，等主客走后，你好好招呼他回去休息。”张群知道此事后，批评李琴道：“你的话太重了，人家受不了的。”李也觉得当时实在唐突，便找了个机会向叶道歉。叶说：“我早就忘记了。”后来叶还委其以重任。叶公超死后，李琴撰文大赞叶公超“一骨子豪迈坦荡，能容人”。

　　在台湾与美国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期间，一次叶公超拒见记者，其中一位记者在叶的办公室门口破口大骂：“叶公超真的神气起来了！”其余的记者也都开始起哄，但叶公超并不理会。十几分钟后，叶含笑走出办公室，将记者们请到会客室，耐心解释。
　　1949年10月，国民党败退重庆时，外交部次长时昭瀛负责外交部搬迁之事。飞机上凡有私人的东西，都被时昭瀛一一摔下。有部属将代理部长叶公超的两管价值一千美金的猎枪带上飞机，被时昭瀛发现，问是谁的，说是叶代部长的，时说：“不管是谁，凡是私人的，一律摔下飞机。”遂把叶的两管价值不菲的猎枪扔下飞机，叶公超得知后不但不恼怒，反而在人前夸赞：“时昭瀛大公无私的精神令人佩服！”

　　叶公超在外交部长任上时，政务次长胡庆育是叶的广东老乡，惯于夜间填词、批阅公文，上午十一点才到部里上班。叶公超一早有事找他，打电话到他家，胡夫人说：“庆育睡的正甜。”叶说：“不要惊动他，睡醒后请他打电话到部里。”常务次长为时昭瀛，性烈如火，一不高兴就递辞呈，与叶闹别扭。每当两人三天不说话时，胡庆育就出来打圆场。一次，记者于衡在时昭瀛办公室，看见叶公超每隔几十分钟就探头进来看一眼。于衡以为叶有事，便准备告辞，时昭瀛挽留，并说：“我们（指他与叶公超）正闹别扭，你坐在我身旁，不让他进来解释，多气他一会儿。”

　　1950年进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担任速记的涂翔宇记得，每次院会，叶公超总是第一个到，喜欢在记录席上小坐吸烟，和议事人员聊天，谈笑风生，有时会大谈莎士比亚。
　　在外交部长任上时，叶公超最反对人事活动中的不正之风，“八行书”(介绍信)飞来飞去；但他却为使馆内一位侍从多年的主厨认认真真写过一封推荐信。
　　叶公超对同僚也时显风度：蒋廷黻下飞机时，叶曾为他拎过包；顾维钧下飞机时，叶曾为他接大衣。
　　一次，叶公超应一个文化机构邀请作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演讲，整整忙碌了两个星期。等到演讲时，预定的两小时将到，他兴致正高，人们以为一定完不了，没想到一到时间，他即戛然而止。他手持资料卡说：“我今天所讲的，还不及我准备的四分之一。”一时掌声雷动。

　　时民国社会的社交习惯时男女分座，叶公超每次必先到女客中周旋一番，谈笑风生，然后再回到男客中落座。他说男女分座是西洋社交所忌，故他绝不冷落女客。女士谈论的话题，他也能应付自如。
　　某日，叶公超打电话到台北中国日报社找该报的发行人余梦燕，接电话的人说：“她不在，请问你贵姓？”叶答：“我是叶公超。”对方以为叶在寻开心，冒充叶公超，就戏谑道：“你要是叶公超，我就是叶公超的老子。”叶公超心平气和地说：“好。那么，爸爸，请你告诉我哪里能找到余梦燕？”对方一听，才发现玩笑开大了，赶紧挂掉电话。
　　1976年12月，叶公超应邀担任张静二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口试主席。指导教授之一张捷按习惯提前一小时出门，到了会场，发现比自己年长一倍的叶公超早到了。原来他怕天母路远，上班时间车辆太多，总是让司机早早出门。张捷感慨：“叶先生是受过西洋教育的人物，守时一定也必是他的人生常则之一。”
　　1974年“诗人节”前夕，第一届中国现代诗奖举行颁奖典礼，主持人余光中请叶公超担任颁奖人。多年以后，当时去接他的青年诗人洛夫还记得，那一天细雨霏霏，通往天母的途中一片泥泞，山回路转，山腰上，一片青翠之中，“龙山拓园”在望。叶公超出来开铁栅门时，身后跟着两条如狼似虎的大丹狗，他的住处院子很大，花木茂盛，却疏于整理，阶前落叶遍地，有些荒凉意味。洛夫送他回家的路上，他问起诗坛现状、喜不喜欢徐志摩，读些什么书、有没有出版诗集等。

　　第二天，洛夫寄了一本诗集、一本评论集给他。半个月后叶回信，告知书已收到，行文谦和礼让，抬头称“洛夫吾兄”，落款自称“弟叶公超”。

云雾山

　　名士（一）
　　名士
　　时人回忆，叶公超“方面大耳，头发溜光，个儿高，背微驼，肩胸宽厚西装挺，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
　　叶公超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年轻气盛，一副绅士派头。秦贤次回忆说叶公超“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
　　杨联陞在清华读书时，经常夜间去拜访叶公超。叶喜欢穿紫色丝绸的睡衣，颇为鲜艳。他们的谈话山南海北，随兴所至。有时谈到生活态度，叶公超说：“不能只读书，有时扫扫地，也是好的。”杨联陞猜想，可能是叶在美国受教育的时间较长，受了西人虽富贵而有些事也必躬亲的影响。
　　季羡林回忆：“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丝带系紧，丝带的颜色与裤子不同，往往是颇为鲜艳的，作蝴蝶结状，随着步履微微抖动翅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潇洒’。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的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学生们纷纷私议：‘先生是在哪里学名士。’”
　　叶公超从政后，总是西装笔挺，但他却说：“西装袖子的钮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表示由衷地臣服。”
　　在暨南大学任教时，叶公超因兼图书馆长，且是独身，便一个人住在图书馆楼下的小房间里，房间里到处都是书，他“坐拥书城，引以为荣”。后来，叶由图书馆楼下搬出，在真茹乡下离暨南不远处租了几间平房，小桥流水，阡陌纵横，非常雅静。与他颇为相得的新诗人饶孟侃有时也在那里下榻，和叶公超为伴。
　　1929年秋，叶公超任教清华外文系，住北院11号。他在南窗外种植了毛竹，赋名寓所“竹影婆娑室”，并请著名诗人、文学家黄晦闻题写横额。叶宅书架遮满墙壁，直抵天花板。书架上最耀眼的是十余册红皮脊烫金字书：《兰姆全集》和《兰姆传》，这是胡适、温源宁等10位老友送给叶氏夫妇的新婚礼物。
　　在叶公超看来，“书是有生命的东西，有脉搏有感觉的朋友”。后来赵萝蕤和陈梦家结婚，叶公超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中除了一个可作灯具的朱红色的大瓷瓶，和矮矮的一个单人沙发床之外，还有一套带着硬壳的哈代的诗剧《统治者》。
　　30年代，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服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云雾山

　　贴一下我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以下是全本，南方都市登载时候有删节，呵呵。
　　蒋梦麟与北京大学系列之一

　　汤尔和“留蔡助蒋”
　　蒋梦麟是民国年间国民党人中少见的兼具教育和政治才能的干才，他是北京大学百年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但他当初入主北大，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得力于一次运动——五四，一位师长——蔡元培，一个“贵人”——汤尔和。
　　故事还是要从五四运动讲起。五四的历史意义今人耳熟能详，但当我们微观地去考量当时的时局和人物，况味则大有不同。
　　五四运动之初，大多数名人是缺席的。毛泽东已经离开了北京，在拜谒了孔墓，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登临了南京城后，他没有返回北京，而是径直回到了长沙；鲁迅正忙着实现自己的大家庭理想，整个上半年他都在不停地选址，在五四当天的日记里，他甚至没有为学生的示威游行留下片言只语的记载；陈独秀后来被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在运动的早期，并没有他的身影，他正窝在北京箭杆胡同9号的房子里，全身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孙中山住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的寓所已近一年，他潜心著述，探讨救国方略；胡适则陪着美国大哲学家杜威在中国周游讲学，一路到了上海。五四当晚，胡适与蒋梦麟在蒋家把酒言欢，二人对北京发生的集会游行毫不知晓。第二天吃早餐时，蒋梦麟才从报纸上阅读了学生游行的简讯。但此刻蒋梦麟一定没有意识到，这场不断燃烧的运动将会使他未来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的转变。大抵所有的历史大事件都是如此，身处其间的当事人伊始往往浑然不觉，相隔时间越久，我们才越懂得总结它的意义。

　　而有些人从一开始便身处漩涡之中，譬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学生被捕后，他当即奔走游说北洋元老孙宝琦、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同时组织校长团，不停向北洋政府施压求告。但当学生如愿得到保释后，蔡先生出人意表地主动辞职，次日即离开了北京。他留下了一则令人费解的启事，其中写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这里面透露出蔡先生当时承受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巨大压力，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对学生逾越常轨不满的婉曲表达。

　　蔡元培没有料到，他的出走引发了一场场的“挽蔡运动”。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间，示威游行席卷全国，各种团体、组织、势力纷纷浮上水面，我们之前提到的人物、教职工、大学校长、各地大中学生、童子军、工人、商人、党派、军阀甚至帮会、妓女都参与进来。如此复杂的形势下，蔡元培在校长去留的问题上态度几番反复，刚刚流露出“共图补救”的意愿，转而又表述“卧病故乡，不能北上”，后来又发宣言，“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其中的风波不定其实大有深意。

　　从蔡元培个人看，他无权位欲，并非借辞职以图东山再起。蔡是晚清民国年间众口称誉的真君子，宽而有制，和而不流。他多次的反复不定，既是作为前北大校长对北洋政府的特定抗争方式，更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和错综交糅的人际关系冲突的体现。

　　先从北大内部说起。北大内部的斗争由来久矣，但它并不如外人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的新旧之争，这其中还夹糅着门派之争与人事斗争。在五四前后，当时北大主要有四个派别：一是章门弟子，即章太炎门下的弟子，有陈大齐、康宝忠、朱希祖、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马裕藻、朱蓬仙、沈兼士、刘文典之众，蔚然成风，势力颇大，实际掌舵人则是沈尹默（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心思深沉，被人称为鬼谷子）和马裕藻。尽管章门弟子在赶走前北大校长严复手下的桐城派上高度一致，但他们的内部也分左中右三派，积怨颇深，有人甚至用“矛戈森立”（马叙伦语）来形容其中的纠葛；二是胡适、陶孟和为首的英美派，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但当时资历尚欠，植党未深，实力尚不能与章门弟子相颉颃，五四前在教务长的选举上还曾被沈尹默暗中挤兑过一次；第三派是李石曾为首的留法派，他们的势力在五四后还会不断地壮大，这是后话，暂且不提；第四派则比较神秘，被胡适称为“温州学派”，其代表人是汤尔和和马叙伦，他们同是温州大学者陈介石在养正学堂的弟子，互相还拜了把子，结契甚深。汤尔和虽不是北大教授，但由于善用权谋，心思蜿蜒，颇得蔡元培倚重，而马叙伦人脉很广，和章门弟子中的许多人关系亲密，二人又都热衷政治，因此在北大许多重大事务上颇具影响力。四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和合作，直接影响了北大后来的走向。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民国的很多文人学士们，他们有阳的一面，也有阴的一面。理想和权术，公心和私利，共同存在和影响着他们的内心与行动。

　　北大学生里，也非铁板一块。既有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早期领袖，也有张国焘、段锡朋这样的后来居上者，还有一些支持旧派的学生，以及部分拥护政府的学生。但总言之爱国学生势力最大，可以压倒一切。一次一小撮学生试图迎接北洋政府新任命的校长胡仁源，但很快他们便遭到爱国学生的制裁，胡仁源也因得到学生的警告，而终不敢赴任。
　　再说教育界。他们的主要矛盾体现在北京教育界与江苏省教育会的矛盾上。江苏教育会的实质不单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在东南方的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大佬主要有张謇、黄炎培、蒋梦麟、沈恩孚诸人；而北京教育界主要由浙江人把持，他们担心江苏教育会趁乱跑马圈地、扩大教育势力，对江苏教育会的防范之心很重；教育部在五四期间经历了从傅增湘到袁希涛再到傅岳棻的几辞几就，除了军阀间的暗中争夺，也与江苏教育会与北京教育界的争斗不无关系。

　　政治势力间的角力则更加复杂，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里写道：“大多数军阀都是保守的、竭力与传统价值观保持协调的人。然而非常矛盾的是，他们所制造的分裂与混乱却为思想的转折和反传统的流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省军阀，都无法有效地控制住大学、期刊、出版业及中国知识界的其他机构。”这是当时北洋中国的真实写照。首先北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以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安福系把持了中央政权，但地方直系军阀如吴佩孚则通电全国，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党到运动后期也推手运作，上海的工人运动在帮会的领导下一波高过一波；即便段祺瑞的地方嫡系卢永祥、张敬尧也纷纷转向支持学生运动，向段祺瑞施压。各方政治势力都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争取北大这块文化舆论高地。他们的参与使挽蔡运动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我们经过上述的条分缕析后，终于可以挖掘出一个真相：到了五四运动的中后期，作为焦点之一的蔡元培去留问题，从表面看仍是爱国主义、反抗北洋政府的诉求，但暗流里却涌动着各种权力之争：学校教员间的学风之争、门派之争、人事之争；南北方教育界的教育资源之争；教育部长的权力之争，以及政权内部的军阀之争，直至革命派的颠覆政权之争。
　　五四运动以北洋政府的妥协告终，为了平息事态，各方面一直竭诚呼吁蔡元培重返北大。教育部长公电蔡元培，称“学府主持，非公莫属；众望所在，翘企同殷。”章门弟子沈尹默、马裕藻也“祃日南谒”，劝说蔡元培尽快北上复职。胡适先前也来信就公论公地批评了蔡元培不应将教育规划半途而废，蔡先生颇以为然。而北大学生代表、教育部秘书也纷纷南下，游说蔡元培。但张元济却来信劝蔡不要回去，理由有三：“一、政权必归安福系，其专横无理，可以想见；二、所谓旧学家必依附攀援，大张旗鼓，恐难免文字之祸；三、学生气焰过盛，内容纷纠，甚难裁制，纳之轨范。”这三点都是肯綮所在，不由蔡元培不再生踌躇之心。

　　这时，蔡元培一直倚重的温州学派的汤尔和站了出来。汤尔和发挥他善于做策士的长处，运筹帷幄，体察微毫，为蔡元培想出了一条计策：选个代理人去，让蒋梦麟做这个代理人。
　　我们现在看这个计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条锦囊妙计。
　　从蔡元培讲，他确实需要找个代理人，原因大致有这么几点：一、投石问路。虽然这次学潮以北洋政府妥协告终，但接下来谁能保证他们不秋后算账，正如汤尔和之前所言：“来而不了,有损于公；来而既了，更遭世忌。”所以不如先派一个人过去看看风声。二、先前蔡元培明确表达不再回去，而且还屡次以胃病未療推托，如果当即回去，无论言辞还是面子，似乎都圆不过去。
　　而蒋梦麟也是这个代理人的不二人选：一、蒋梦麟既是蔡元培的同乡，又是蔡的学生，是蔡可以信任的人；二、蒋梦麟在上海办的《新教育》杂志，里面的宗旨完全遵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蒋去北大也一定会捍卫蔡元培的办学方针；三、蒋梦麟颇得孙中山激赏，此举想必也会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四、五四运动后，学生必矜然自喜，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而蒋梦麟本是教育学博士，深谙学生心理，长于教育和事功，只有他可能维持学校纪律不堕；五、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的人，蒋进入北大，必将得到江苏教育会的大力支持；六、蒋梦麟为浙江人，北大的浙派学者占大多数，他不会立即受到排斥；蒋还是北大新派教授胡适的好友、同门师兄（师从美国哲学家杜威），且政治主张、教育理念相同，所以蒋同时也会受到新派学者的欢迎。

　　工于权谋的汤尔和选择蒋梦麟，除了真心协助蔡元培先生，想必还有对己方利益权衡的深思熟虑：一、蒋梦麟非北大内部的任何一派，这样正可以制约与平衡北大各派；二、借重江苏教育会的势力，为其所用；三、汤此计解决了胶着状态，化解各方矛盾，可谓奇功一件，方便其今后继续在幕后操纵北京教育界。不过世事难料，汤尔和后来懊悔道“留蔡助蒋真乃孽障”，这大概出于他自己的小算盘而言的。

　　不过这个计策的确很妙，多年后胡适仍在致汤尔和的信中赞许汤道：“（民国）八年‘五四’之后，留蔡之事，先生用力最勤，而梦麟兄之来北大尤为先生第一大功。……故梦麟兄北来之举，先生实大有造于他，亦大有功于北大。”
　　接下来，汤尔和准备就此方案与蒋梦麟单独会晤。而此时的蒋梦麟正积极劝说蔡元培北上，他依然没有意识到，他的人生轨迹，在与汤尔和晤面后，即将发生重大的转变。
　　我们现在回头看，无论是五四学潮，还是挽蔡运动，都不简单是一场爱国运动，背后的各种剧烈利益之争，各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最终使得蒋梦麟即将登上北大的历史舞台。没有五四运动，没有汤尔和的“留蔡助蒋”，北大就会失去一位才华卓越的校长，故时势造英雄，英雄靠侥幸留名，是之谓也。

云雾山

　　名士（二）
　　1934年暑假，叶公超在清华工作满5年，有一年的带薪假期，可以到国外游历，他与妻子袁永熹一起周游欧美，从上海出发，先到美国停留约一个月，再到意大利、瑞士，然后在法国住了四个月，第二年初春到英国。1935年暑假快结束时才从欧洲回到北平。
　　1935年，叶公超应胡适邀请到北大英语系任教。1936年7月中旬，他从清华园搬到北平城内西北地安门西大街前铁匠营五号。叶公超的书房在西厢房，房中的家具还是以前用的那些。北房是很高大的三间，陈设着满堂硬木家具，显得很富丽堂皇。他告诉常风说，这都是房东原来的摆设借用的。北房的廊檐外有两棵树和花花草草，还堆砌着几块太湖石。这所新居虽然看不到竹影婆娑却有花木扶疏，而且十分幽静。如果想散步，出了胡同十分钟就可走到北海的后门，多走几步，就可到地安门外鼓楼一带的古玩铺地摊逛逛。朱自清等朋友来过他的新居以后，都说很好。

　　赵萝蕤曾到过前铁匠营的叶家，她回忆：“后来他结婚了，夫人是我在燕京时的一个比我班次高的同学。我有时到前铁匠营他们的寓所去串门。他们的生活令人羡慕：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证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

　　在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
　　许渊冲回忆第一次看见叶公超的情形：“老师来了，穿一件灰色大衣，里面是一套灰色西服，在里面是一件灰色夹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灰色围巾，仿佛是把灰蒙蒙的北国风光带到四季如春的昆明来了。”
　　有时，学生在街上见到叶公超，向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反而在马路上大喊“密斯特，密斯特”。
　　巴黎一位女音乐家到台湾，叶公超出面为其组织音乐会。而后将此女请到家中放歌，他躺在沙发上悠然若仙。
　　叶公超喜欢打猎，与白崇禧、孙立人等都是猎友。他在南京、杭州、美国、西班牙、苏格兰等地都进行过狩猎。在台湾，他也猎到过野猪、野鸭。1968年，旧部陆闰成到台湾看望叶公超，回想起1954年，他和美国大使蓝钦等人结伴到花莲、宜兰围猎山猪，在关渡淡水河打水鸭的豪情逸兴，感慨不已。
　　叶公超闲而狩猎，却讲猎品。有见到野鸭涉水而过，他往往不忍心扣动扳机。他曾说：“对打猎的人说，猎品是顶重要的，比如行猎时，不可以射杀雌的、幼的。就像孟子所说的‘数罟不入池’，意思是说，在充满杀机中，也须存一份忠厚的好生念头。”


　　逸事（一）

　　叶公超自幼丧父，在叔父叶恭绰的监护下长大。13岁时，叶公超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五四运动”时，天津南开中学率先响应。16岁的叶公超参加了“南开救国十人团”，叶恭绰怕侄儿荒废学业，未等其毕业即安排他赴美留学。
　　叶公超儿时调皮，故常常挨打。幼年住在北京时，家人不许他去满人区玩，但他对满人区的洋货很是艳羡，一次去偷偷去满人区买洋糖吃，回家挨了叔父的责骂与鞭打。又一次，他看见叔叔的马车停在门口，见四下无人，跳上车执起鞭绳赶着车就走，家里人出门一看车没了，吓坏了。他赶着车玩了一圈，又停回门口，赶紧躲了起来，几天都不敢出来。
　　叶公超生母早逝，继母赵寿玉（画家赵之谦之女）视其如己出，新婚之际就带着五岁的叶公超睡在新房。叶对继母非常感激，他常对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说：“你们对外人，千万不要说我们不是一母所生。母亲待我如亲生，我必终生待母如亲娘。”离开大陆时，叶公超特地回到上海家中，请求母亲同行，说车在外面等，只有十分钟的逗留时间，晚则有性命之虞。但赵寿玉恐去台后成为叶的负担，同时放心不下叶的妹妹，没有同往。从此，母子二人天各一方。

　　一次，有一广东人问叶公超是否原名“崇智”，乳名“弟弟”，叶颇为惊讶，此人解释说是其继祖母所告。叶问其继祖母何以知晓，此人回答：“我继祖母是你家出来的。”叶便去问表兄徐仲宣，徐说，可能是叶公超父亲的妾室。叶公超便去见了广东人的继祖母，果真是父亲的妾室。叶父死后，叶公超继母赵寿玉带着全家投奔小叔子叶恭绰，叶恭绰妻素以悍称，竟将夫兄之妾逐出家门。叶公超此后对这位姨娘多加照拂，为其孙婿安排工作，其身后亦为之营葬。

　　叶公超到台湾后，其姑母也在台湾。叶曾对友人说：“现在尚有老人叫我弟弟。”得意之极，大有李鸿章“尚有慈亲唤小名”之感。
　　1968年，叶恭绰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叶公超得知噩耗后，悲痛欲绝。他花了三年时间收集叔父的书画作品，编撰成《遐庵书画选集》，并在跋中深情回忆亡叔。
　　少年时代叶公超就到美国读中学，所以美国孩子骂人的话他全都学会了。梁实秋说：“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叶公超在某校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邻居家的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垢谇，秽语尽出。顽童的家长闻声出视，叶公超正在厉声大骂：“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那位家长慢步走过来说：”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一句脏话竟使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逸事（二）
　　50年代，有人问自视甚高的朱光潜，中国人里面谁的英文最好？朱光潜沉吟良久，说：“可能是叶公超。”
　　台北县国民小学2008年的品德教育教材上记载：“叶公超……小时候在美国求学，全校只有他是外国学生，同学们都看不起他，经常找他的麻烦，叶公超总是和善对待他们……有一次午餐时间叶公超依照顺序排队，突然有位同学插队，叶公超只好排在那位同学后面，但是连续有好几位同学在他前面插队……叶公超再也忍不住，向前和这些美国同学理论，同学们看他一副坚持到底的神情，自觉得理亏而纷纷退缩……从此以后，没有同学敢再欺侮叶公超了。”

　　叶公超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时，结识了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当叶公超的学生王辛笛后来留学时听过诗人的演讲，他在描述见到艾略特的感受时说：“艾略特个子高高的，衣冠楚楚，举止优雅，叼着板烟斗，一副英国绅士模样。一看到他，我就立刻想到清华的叶公超，他俩有相似的绅士派头，骨子里含有讥讽意味。”许多年后，艾略特在伦敦遇到卢白飞，开口就问及叶公超，足见二人情谊。

　　1947年圣诞节前夕，陈香梅与陈纳德在上海虹桥路美华村寓所结婚。这段相差三十多岁的跨国婚姻遭到了女方亲友的竭力反对，社会各界也对此议论纷纷。而身为外交部次长的叶公超却特意从南京赶到上海，充当他们的证婚人。
　　叶公超说，好书如友，不用的书就不买，买了不用太没有良心。叶多次发誓“不读不查的书决不买”，甚至将不读不查的书另放在一个书架上，结果“三年后，三面书架上的书已不分彼此了，同时放不下的书又另占了一整面墙的架子。关于买书，我如今只有感慨，没有原则了”。
　　叶公超讲话习惯幽自己一默，也不忘幽蒋宋一默。他在当外交部长时，曾说过一段名言：“‘对日和约’谈判时，‘总统’是‘外交部长’，张岳军是‘政务次长’，我自己是‘常务次长’。对美外交谈判‘防御条约’时，‘总统’是‘外交部长’，蒋夫人是‘政务次长’，我自己仍是‘常务次长’。”
　　叶公超坦言：“我是个败家子，把祖宗留下的遗产卖了许多。”他晚年说祖传的毛公鼎是他捐给国家的，但有人说他是因为经济拮据，曾将该鼎典给了拍卖行。

　　叶公超热衷于针灸，早年他在北京摔了一跤，伤了右腿，用针灸治愈，对此他记忆犹新。老友聚会时，他们常会谈及针灸。1973年10月，叶公超70岁生日时，老朋友为他祝寿，他把收到的贺仪120万元全部捐给了“中华针灸科学研究基金会”。

云雾山

　　情韵
　　1931年6月，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叶公超和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袁永熹结婚。袁永熹又名淑惠，比叶公超小两岁，是位荆钗布裙不饰铅华的物理学家，性情爽朗，待人热忱，生活俭朴。当时她在燕京大学物理系就读时，被誉为燕大的“校花”。
　　袁永熹祖籍贵州修文，是官宦世家。其父袁祚廙清末曾入袁世凯幕府，做过营口道台。在北洋军阀时期，他亦官亦商，长袖善舞，全家曾搬到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一所很大的宅院里，排场十足。袁永熹在家中排行老二，弟弟袁永熙1939年春任中共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袁永熙后和陈琏（陈布雷之女）结婚。
　　1929年，袁永熹的父亲死于脑溢血，从此家道中落，将大宅院转让给胡适，搬入普通的四合院里，几个兄弟姐妹都是靠变卖古董字画上的大学。

　　叶公超婚后不久，学生常风去清华北院的家中拜访他，“看见一位女子坐在书桌旁椅子上看书。经叶先生介绍，才知道是他新婚的夫人袁女士，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可是房里没有新添像是新婚家庭的家具和摆设。新婚夫人也是一般穿戴，不像一个新嫁娘”。1932年，叶公超喜得千金，1937年，又得一子，叶公超分别为女儿和儿子取名叶彤、叶炜，乃取《诗经》“彤管有炜”之意。
　　许渊冲回忆袁永熹：“知道她（叶夫人）是我同班同学袁永熙（后来成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姐姐，那时已有一女一子，她叫女儿给我们唱英文歌，可见她是一位贤妻良母。”
　　关于袁永熹，《吴宓日记》中有多次记录，1940年10月19日有评论：“叶宅晚饭。近一年来，与熹（袁永熹）恒接近，深佩熹为一出众超俗之女子。……设想超（叶公超）昔年竟娶贤（陈仰贤，南洋华侨，燕京大学女生，曾追求叶公超），则宓在超家其情况又自不同。……又觉熹之性行颇似彦（毛彦文）。使宓以昔待彦者对熹，必立即径庭。”
　　婚后不久，吴宓到叶家吃饭，因为饭菜的味道不合叶公超的口味，他便大发脾气。袁永熹一言不发，等叶发泄完毕后说：“作为主妇，饭菜不合口味，我有责任。但是你当着客人的面发脾气，也是不合适的。”

　　叶公超风流不羁，袁永熹对此甚为不满，叶与堂妹发生感情后，袁永熹更加无法原谅叶，二人关系越来越僵。抗日战争爆发后，袁永熹与子女移居美国。此后，袁永熹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从事研究工作，退休后过着隐居生活。
　　在叶公超生命的最后四十多年中，他们聚少离多，二人的婚姻已是名存实亡。叶公超赴美公干时，只有在外交需要非出面不可的时候，袁永熹才会出席一些外交所需的交际应酬场合，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不来往。叶公超常对陈香梅感叹，其妻子儿女虽各有所长，可惜对中国文化太隔膜。
　　燕京大学女学生陈仰贤一直爱慕叶公超，但叶不为所动。陈仰贤因爱极叶公超，甚至想为他择佳偶。一次，她请叶公超去燕京大学看学生表演的话剧，实则是为叶安排相亲，看叶对剧中扮演的女生王碧云是否中意。得知叶公超的婚讯后，她在给吴宓的信中说：“我爱一切他（叶公超）所爱的人”，“我是无条件的爱他”。吴宓联想自己对毛彦文痴心一片，而对陈的痴情感同身受，遂对陈仰贤产生了爱慕之心。

　　梁实秋曾回忆：“公超萧然一身，校中女侨生某常去公超处请益。其人貌仅中姿，而性情柔顺。公超自承近于大男人沙文主义者，特别喜欢meek（柔顺）的女子。这位女生有男友某，扬言将不利于公超。公超惧，借得手枪一支以自卫。一日偕子离（饶孟侃）外出试枪，途中有犬狺狺，乃发一枪而犬毙。犬主索赔，不得已只得补偿之。女生旋亦返国嫁一贵族。”
　　记者于衡请叶公超在萤桥吃蒙古烤肉，叶大口大口地喝着金门高粱，听着河边的风笛，大谈在北平西山鬼见愁吃烤肉时，一脚站在凳子上，一手烤肉的情形。意兴湍飞之余，又对于讲起其在清华教书时，和他的学生戚长诚共追一个女生，结果两个人都失败了。
　　一次，于衡到招待所看望叶公超，叶说自己在台北住得很闷，问于衡能不能替他找个高级妓女，一起到新店碧潭去泛舟。于衡说自己没有这套本事，叶公超不无奚落地说：“你这个记者做得十分窝囊。”然后他又问于衡是否认识何秀子其人（何是1956年到1966年间台北名噪一时的名女人，以媒介色情为业）。于回答说：“不熟。”叶公超说：“我看你可以改行，不必做新闻记者了。”
　　公子哥张学良在口述自传中轻蔑地谈及叶公超，说看出了一件事儿，他（叶公超）是好色。
　　陈香梅在纪念文章中说：“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她回忆，叶公超曾对她说，陈母的几个妹妹当年都是他追逐的对象。解放前后，叶公超有位红粉知己在香港，陈氏夫妇都很为他高兴。对于叶的风流不羁，陈香梅认为：“英豪有女人赏识并非不道德之事，是可以自豪的……没有女人的男人才该自愧呢。”

云雾山

　　情谊
　　1926年，学成归国的叶公超与吴宓结识。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二人关系一直很好，吃喝玩乐，谈话教书，吴宓日记处处可见。
　　叶公超到清华任教，先住在吴宓的藤声荷影之馆，吴宓几乎天天在叶家搭伙吃饭。到了西南联大，二人一度住的很近，也一起吃饭，吴宓常陪叶公超逛街买菜。
　　叶公超懒散，公事私事，琐事要事，都支使吴宓去干，“陪（助、偕）超”因此就成了吴宓记日记的常用语。
　　吴宓曾爱慕燕京大学的女学生陈仰贤，但陈仰贤芳心暗许的却是叶公超。而叶公超却和燕京大学的女学生袁永熹情投意合。吴宓也仰慕袁永熹，于是许渊冲在《诗书人生》一书中言：“对袁永熹和陈仰贤，叶公超可以说是‘双胜’，吴宓则是‘双败’。”但从吴宓日记来看，叶公超常劝离婚不久的吴宓和陈仰贤结婚，吴宓断然拒绝。
　　吴宓也曾苦恋欧阳采薇，而“薇最倾情于叶公超”。这样算来，吴宓是三“败”于叶公超。

　　对于叶公超，吴宓也常有微词。因微末事，吴宓“殊为郁愤”，他将这些写入日记：“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对宓既失信又嫁祸且图利焉。宓平日对超极厚，至于请宴，更不知若干次。超每于群众中把臂附耳，外示与宓亲厚，而实则宓完全在其掌握，对宓既亵侮又不利。如课程则强宓从彼，不许授《文学与人生》……今于此事又如斯相待，可不谓人之无良耶！宓如李纨，超如王熙凤；宓如陈宫，超如曹操……今后只有疏远而慎防之可耳。”“超既富有，乃恒计算小账。”“超等牟利，在园中耕地，以种蔬菜。驱其夫人子女同劳作。”

　　在西南联大时，叶公超有段时间他与吴宓同住在文林街的一所单身教员宿舍,没有夫人做伴，所以他每天早晨都要到菜市场买菜。抗战时期，教授们的生活普遍困难，他也逐渐放下了教授的架子，买菜好斤斤计较，每次价钱讲妥，他还要从摊贩菜堆里再抓一把放在自己菜篮里，但由于他手脚不灵便,十有八九会被菜贩把菜夺回去。
　　吴宓有时也陪叶公超去买菜，见此，总觉得有辱斯文，便对叶公超说：“如果你这种受占小便宜的习惯不改，我就不再陪你逛菜场了。”
　　吴宓曾跟学生谈清华外文系事，语有言及叶公超处，事后，他很后悔，在日记反省“宓对公超似有失言之处”，但他又说：“然公超之不利于清华及个人，据王岷源君所告，亦可证其确也。”但每每在日记中说完叶公超后，二人又和好如初。


　　才情
　　少时，叶公超长于作文。他的作文经常得到南开中学老师的赞许，并被打上密密的红圈，在班中展示。这些被老师圈点的作文，叶公超一直收藏在身边。
　　叶公超在美国求学时，曾出版过一本英文诗集，得到了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t Frost）的赏识。弗罗斯特称赞叶公超会成为中国的泰戈尔。

　　叶公超自小就学画兰，稍长画竹。十多岁时，曾在北京从汤涤学画。叶对中国文人写竹的历史更是了如指掌，他对文与可、梅道人、夏太常、文征明等都很有研究，认为宋元以来文人画竹实为抒发胸中抑郁之气。他说凡是受外人压迫而个人心情不愿服从压迫，就特别喜欢画竹，所以竹子可以说是反抗压迫的象征。
　　叶公超称自己“怒而写竹，喜而绘兰”，晚年他写竹的时候远多于绘兰的时候，借以排遣心头的痛苦与愤懑。他自己说：“书画不会得罪人，又无损于己，是最好的养性方法。当一个人拿画笔的时候，世俗杂事都在九霄云外，宠辱皆忘，更不知凡间有痛苦和烦恼。”
　　叶公超自幼临摹褚遂良的字帖和魏碑，写得一手好书法。在南京，他曾勉励陆铿：“要继续好好写，中国人特有的修养，也是门面之一。”他笔下的兰竹也是以书入画。当别人向他讨画时，他常会说：“我的字也不错呀。”
　　1966年，1977年，叶公超的书画作品先后两度在香港展出，一时轰动香江。香港画界曾予以很高评价，黎心斋说：“写竹至难，公超之兰竹得梅道人、顾定之、夏昶风规。下笔时又果胸有成竹，故竹叶兰香，清气迫人眉宇。至其书法沉厚中有静致，结体严谨中而灵活。”刘秉衡说：“叶氏所写墨竹，挺秀出尘，有飘然洒落之致。”黎晋伟言：“公超之书画，有才人之笔，书卷之气跃然纸上，其所写书画多寄意之作，重精神而不重形态，所谓‘胸中有丘壑，纸上无俗尘’者是也。”王世昭说他的书法上溯王羲之，中及鲁公，下至米颠、东坡。

　　抗战期间，叶公超在伦敦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其英语水平就受到邱吉尔的夸奖。一位非洲的外交家说他雄辩滔滔的时候，密不容针。
　　一次，叶公超应西雅图的“中国之友会”和“世界问题研讨会”之邀发表演讲，“他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候讲得离题万里，似脱缰之马，但是忽然轻轻一勒，又回到本题，言归正传。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他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名教授乔治•马丁和远东问题专家乔治•泰勒，以及著名汉学家小卫礼贤等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温斯顿•邱吉尔相媲美。

云雾山

　　教学（一）
　　叶公超桃李遍天下，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到清华大学，再到西南联合大学，在十四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许多英才：废名、梁遇春、钱钟书、卞之琳、杨联陞、季羡林、常风、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他的一位学生说：“他已长眠地下，他的桃李芬芳遍满五洲，每一个弟子都是他的活纪念碑。”
　　1926年秋，虚龄23的叶公超登上大学的讲台，同时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班上他最器重的两个学生是废名（冯文炳）和梁遇春，前者大他4岁，后者小他两岁。
　　在北大时，尽管坐在下面的许多学生都比叶公超大，但都无一例外的被他的学识所征服。学生赵萝蕤说叶公超才华出众：“他一目十行，没有哪本书的内容他不知道，……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10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季羡林是叶公超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季羡林说：“说到学问，公超先生是有一肚皮的。”
　　艾山回忆叶公超讲课：“最初上叶师的课，真是上得满头雾水。他到了课堂，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说起，总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高谈阔论。最精彩处是 着眼帘，把中外翻译家误译、错译欠通处随手拈来，挖苦不留余地。”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时迟到十五分钟之多，学生以为他不来了，就都散去了。有时调皮的学生还故意和叶捉迷藏，明知他来了还故意溜掉。上课的教室在楼上，前后门都有楼梯可以到达，他们派人守住两边楼梯，如果叶从前门的楼梯上来，他们就从后门溜，反之，如果叶从后门的楼梯上来，他们就从前门溜。到下节课上课，叶公超也不以为意，半开玩笑地道：“我上趟上课来得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

　　课堂上，叶公超喜欢让学生翻译唐诗、宋词、元曲。对音律平仄他素不苛求，讲究意会神通。如果学生翻译达不到意会深通，即使中英文对照看起来恰到好处，他也批评道：“这不是翻译，是从字典上抄来凑的字句。”一次，他让学生编译柳宗元的五绝《江雪》时说：“寒江雪尚望有鱼乎？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
　　一次，叶公超让学生翻译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下面有位洋派的学生直呼叶公超的英文名字问道：“喂，George! 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怨情》，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没有交代清楚。美人心中到底恨谁啊？”全场先是肃然，后是哗然。“Wait a minute!”叶似笑非笑，半眯着眼回答说，“我哪儿知道她的心恨谁？”大家笑得开心时，他却不紧不慢地说：“我要是知道，也不叫你们翻译了！”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

　　叶公超师从弗洛斯特，与艾略特为忘年交，并与许多英美现代诗人熟识，故学生认为他最适宜讲“英美现代诗评论”，但他却从不开此课，他对学生解释，因为他自己太性急，对自己喜爱的事，有人做错了，解释离了谱，容易冒火，操之过急；若别人做对了，他可能会夸奖过分，领略感受上成为两方面的负担。而现代英美诗人，不是熟人便是朋友，对熟人或朋友的作品，他分析起来，不容易客观。

　　有学生问叶公超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云雾山

　　教学（一）
　　叶公超桃李遍天下，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到清华大学，再到西南联合大学，在十四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许多英才：废名、梁遇春、钱钟书、卞之琳、杨联陞、季羡林、常风、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他的一位学生说：“他已长眠地下，他的桃李芬芳遍满五洲，每一个弟子都是他的活纪念碑。”
　　1926年秋，虚龄23的叶公超登上大学的讲台，同时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班上他最器重的两个学生是废名（冯文炳）和梁遇春，前者大他4岁，后者小他两岁。
　　在北大时，尽管坐在下面的许多学生都比叶公超大，但都无一例外的被他的学识所征服。学生赵萝蕤说叶公超才华出众：“他一目十行，没有哪本书的内容他不知道，……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10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季羡林是叶公超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季羡林说：“说到学问，公超先生是有一肚皮的。”
　　艾山回忆叶公超讲课：“最初上叶师的课，真是上得满头雾水。他到了课堂，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说起，总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高谈阔论。最精彩处是 着眼帘，把中外翻译家误译、错译欠通处随手拈来，挖苦不留余地。”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时迟到十五分钟之多，学生以为他不来了，就都散去了。有时调皮的学生还故意和叶捉迷藏，明知他来了还故意溜掉。上课的教室在楼上，前后门都有楼梯可以到达，他们派人守住两边楼梯，如果叶从前门的楼梯上来，他们就从后门溜，反之，如果叶从后门的楼梯上来，他们就从前门溜。到下节课上课，叶公超也不以为意，半开玩笑地道：“我上趟上课来得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

　　课堂上，叶公超喜欢让学生翻译唐诗、宋词、元曲。对音律平仄他素不苛求，讲究意会神通。如果学生翻译达不到意会深通，即使中英文对照看起来恰到好处，他也批评道：“这不是翻译，是从字典上抄来凑的字句。”一次，他让学生编译柳宗元的五绝《江雪》时说：“寒江雪尚望有鱼乎？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
　　一次，叶公超让学生翻译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下面有位洋派的学生直呼叶公超的英文名字问道：“喂，George! 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怨情》，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没有交代清楚。美人心中到底恨谁啊？”全场先是肃然，后是哗然。“Wait a minute!”叶似笑非笑，半眯着眼回答说，“我哪儿知道她的心恨谁？”大家笑得开心时，他却不紧不慢地说：“我要是知道，也不叫你们翻译了！”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

　　叶公超师从弗洛斯特，与艾略特为忘年交，并与许多英美现代诗人熟识，故学生认为他最适宜讲“英美现代诗评论”，但他却从不开此课，他对学生解释，因为他自己太性急，对自己喜爱的事，有人做错了，解释离了谱，容易冒火，操之过急；若别人做对了，他可能会夸奖过分，领略感受上成为两方面的负担。而现代英美诗人，不是熟人便是朋友，对熟人或朋友的作品，他分析起来，不容易客观。

　　有学生问叶公超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云雾山

　　教学（二）
　　杨联陞回忆说，叶公超上课要求很严格，英文课本选文有“厚厚一大本”，让大家“感到很苦”，而且坚持让学生用英文注解字典。一次，叶公超看见有人桌上放一本汉英字典，就说“这种小字典要扔到窗外去”。他对大一的英文格外重视，要求他们用英文答卷。学生们不堪其苦，就推举杨联陞上书。杨用古文写就，据说得到了吴宓的赞许。
　　温梓川回忆在暨南大学任教的叶公超说：他“喜欢打牌，如果打了一夜牌，则上课照例不讲书，只叫同学口试，或听同学读一章节”。“他（叶公超）在暨南，非常受同学的欢迎，他上课时讲英文，真教人听出耳油，不情愿下课。他头发梳的伏帖，口咬烟斗，衣服整齐，风度翩翩，一点也不像那些不修边幅的作家，倒十足像个绅士。大概在英国住久了的缘故，他说话坦率，有风趣。”
　　温梓川还记得，叶公超好考据，一堂50分钟的课，为了一个字引经据典而耗尽整整一节课。
　　辛笛回忆：“在叶公超的‘英美现代诗’课上我接触到艾略特、叶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作。叶公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我们忘了下课铃声。”
　　叶公超很注重学生的发音，温梓川回忆说：“他最注意发音，如果发音有误，照例须挨骂。……即使是女同学，如发音恶劣，亦不稍假以辞色，直言斥讽，入木三分，那被骂的女同学也常常直立以巾掩面，甚至有泪不可抑者。”
　　许渊冲回忆叶公超上课：“他讲《生活的目的》时，先要学生朗读课文；学生才念了一句，他能说出学生是哪省人；学生念的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苦笑不得。轮到我念了，我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他却问我，‘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我没有听，自然也答不出，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

　　许渊冲还回忆，叶公超讲课时说中文多，说英文少；问得多，讲得少；从不表扬，时常批评；但讲起词汇的用法来，却很精彩。记得他讲《苦工》时，碰到“补丁”一词，他讲得很生动，仿佛要用一个“补丁”来弥补没有讲过的其他词汇的损失。
　　叶公超上课时不但批评学生，也批评作者，他认为林语堂不如兰姆幽默，因为“幽默不是一般的开玩笑，或是讽刺，或是诽谤，而是能看出一桩事理或一句话中本身的矛盾冲突”。
　　许渊冲说：“外文系在昆华农校三楼开联欢会，叶先生用英语致词，英国教授燕卜荪朗诵了他的诗，四年级同学演出了一幕英文短剧。比起燕卜荪来，叶先生和毕业班的英语说得都不流利，使我觉得叶先生严于责人，宽于待己。”
　　叶公超讲《荒凉的春天》时，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为什么不表示被动？”但叶却不屑回答，反问杨振宁：“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自此之后，杨有问题都不再直接问他，而要许渊冲转达。日后，杨振宁回忆：“叶教授的英文课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捉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


　　教学（三）

　　李赋宁总结叶公超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叶公超对学生要求很严，考试要求很高，分数给得很紧：一小时考五十个词汇，造五个句子，答五个问题，还要写一篇英文短文。杨振宁物理考一百分，微积分九十九，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英语也考第一，才得八十分；许渊冲考第二，只得七十九分。
　　每次考试，叶公超总是在黑板上写一句话：“我的试卷既未看别人的，也未被人看。”然后郑重其事地让学生们写到自己的考卷上。
　　于衡回忆叶公超，他处理问题的方法有时让人捉摸不透。莎士比亚课期末考试，有一个学生平时傲气十足，不好好听，卷子虽答得不错，但叶公超只给他五十八分。那个同学找到他宿舍，想请他多加二分。叶明知其来意，却故意闭口不谈分数，先给他煮咖啡，然后和他谈论起国家大事，说日本鬼子终将侵略华北。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小时，没有给那学生一秒钟讨分数的机会。学生无奈，只好怅然而返。叶看他要走了，嘴上说“不送不送”，但最后还是追了出去和那个学生握手，主动说：“你是为那二分而来，我的分数还没送出去，明天给你加上去。但要记住，以后上课时不可嚣张。”果然，那位学生后来乖多了。

　　1962年春天，叶公超应英千里、梁实秋等人的邀请，到台大、师大兼任教授。叶在台大外语系开“现代英美诗选”课，每星期两个小时，排在星期二下午第七、第八节。时间安排得并不好，可是第一天听课的人就将教室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场面之热烈在台大前所未有。
　　这日下午两点，叶公超准时出现，依然是风度翩翩，如同出席一次记者招待会或演讲会。那天上课，他没带讲稿，也没有带笔记或书本。他没有给这门课定一个范围，或对“现代”一词有所界说，几乎是随便谈谈。他首先问大家中国诗的起源，学生回答：“《诗经》。”他又问中国诗最盛的朝代，学生回答是唐代。当他问唐诗的特色是什么时，学生的回答此起彼伏、七嘴八舌，他有时也会补充一些，最后总结唐诗的特色为怀乡、思亲、忧国、离乱、悲秋等。他时不时还会背诵几首。接着他说中国人是一个做诗的民族，中国是个诗人的国家，虽然中国诗源于《诗经》，但国人谈诗多从唐诗谈起，诗必盛唐，唐诗又从李白、杜甫谈起。

　　然后，他才谈到英美现代诗，以及代表性的诗人狄金荪和艾略特，现代英美诗本来就晦涩难懂，而以他们二人为最。叶公超不无调侃却也真率地说，在座诸君恐怕读过他们二人作品者不多，即使读过，能读懂的更少。那天讲课他一半用英语，一半用汉语，滔滔不绝，让学生大开眼界。
　　是年5月，叶公超由梁实秋陪同，到师大文学院英语研究所上课。一家通讯社的记者闻讯赶来，想做一条独家新闻，拍照时，叶公超严词拒绝，把记者搞得非常狼狈，最后梁实秋打圆场，他才不再坚持。
　　新闻媒体报道叶公超在台大、师大任教的消息后，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国民党当局对此颇为不满，进行干涉，向校方施加压力。结果，叶欲教书而不得，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被迫永远离开了讲台。

云雾山

　　文艺
　　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叶公超翻出父亲遗札，重温父亲教诲，写下《自振》一文，勉励自己发奋读书。
　　叶公超是我国第一位介绍艾略特诗与诗论的人。早在1934年叶公超就写过一篇相当深入的评论，题为《艾略特的诗》，发表于当年四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
　　梁实秋回忆，叶公超起初不擅中文，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闻一多常戏谑地称他为“二毛子”，郑洪年也曾讥诮他为“外国名士派”，他受了刺激，于外国文学之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自修，不久即变了一副面目，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
　　叶公超曾任《北京英文日报》、《远东英文时报》主笔；并与徐志摩、陈源、胡适、余上沅、闻一多等同好结盟，为《现代评论》、《剧刊》撰稿，介绍当代英美文学；还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以英文写作的十四行诗，成为诗友们相传的佳话。
　　1932年9月，叶公超接编《新月》，他主持“海外出版专栏”，介绍海外文学近况，除自己执笔外，还邀请自己的学生，清华的钱锺书、曹葆华、余冠英、李长之、杨绛以及北大的卞之琳、李广田等人投稿。叶公超的妹妹叶崇德回忆说：“他们大抵因投稿《新月》而成名，后来也都继续创作、翻译，为30年代的重要作家。”
　　叶公超曾对学生介绍他的读书习惯，他说，他无论事务如何繁忙，总要保证每日夜读不少于两个小时，比如，参加晚会回来已是午夜，仍必须读书到凌晨两三点钟。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重读一遍后，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他历数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指出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之伟大。叶盛赞鲁迅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叶公超言犹未尽，接着又在《北平晨报》发表了一篇更长的文章《鲁迅》，作了更全面、更公正的分析。他在文章中说，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是鲁迅。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在绝望与空虚中的情绪。不过，鲁迅那反抗的咆哮，无情的暴露，只能充实一时的空虚，有时还能给我们一种膨胀的感觉，但转眼之间又依然是空虚与绝望。其实，连鲁迅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常常劝大家不要弄到恨恨而死。他不但能怒，能骂，能嘲笑，能感慨，而且还能忏悔，自责，当众无隐讳的暴露自己。叶公超还写道，鲁迅其实是一个浪漫气质的人，他是抒情的，狂放的，整个自己放在稿纸上的。但一个浪漫气质的文人被逼到讽刺的路上，实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在文章的最后，叶公超再次热烈地称赞鲁迅的杂文：“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叶公超对学生艾山等说：“庞德翻译中国的《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但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要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
　　叶公超主张，新诗也要有自己的格律，他说：“格律是任何诗的必须条件……恰如歌德所说，只有格律能给我们自由。”他反对将旧诗看做背负和镣铐，主张：“新诗人也可以大胆地读旧诗。”
　　1966年，叶公超应邀主编《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艺术篇》，亲自撰写了《结语》和《六十年来之中国绘画》。他说：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可惜现在的社会不能培养艺术家，甚至不能给有抱负的艺术家提供适当的工作环境。他认为，古人在书画方面为什么成就卓越，能千古流传，主要原因是当时大半的艺术家有皇帝或贵族供养生活，能一心一意为艺术而艺术，但如此一来，艺术家缺乏独立性。社会进入工业化之后，如果能把部分资金用来支持艺术，使艺术本身不用去敷衍官方或有钱人，那样艺术才能独立。“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

　　1973年11月，“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在台湾举行，主题是“弘扬诗教，促进大同。”11月13日下午，由叶公超主讲“诗与画”。叶说，这个题目不如叫“诗在画中的地位”更为恰当。中国诗和西方诗起源的时间差不多，虽然中国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的长篇史诗，但《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地位也是相当高的。他说山水画是中国画的骨干。大约11世纪，大部分的中国画中都有诗味表达的特点，一幅画可能表达的是一个风景，也可能是一首诗。在画上题诗成为必要的一步。这是诗与画的第一层关系。画家可能把前人的一首诗配在自己的画中，用来衬托自己的观念或意境，这是第二层。古人讲究诗、书、画三绝，任何好的画几乎都是如此。他感慨现代的画家有很多不是诗人了。

　　1974年“诗人节”前夕，“第一届中国现代诗奖”举行颁奖典礼，主持人余光中请叶公超为颁奖人。那天叶公超在致辞中，从白话诗谈到现代诗，从徐志摩谈到艾略特，中外诗坛掌故，如数家珍。他的音调缓慢而苍劲，娓娓道来别具韵味。他说：“诗人之所以写诗，是因为内心有一种冲动的情感要表现，这种情感，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社会的，有感之后才有所发。”他坚持“诗的语言必须有节奏性”，他认为“诗的语言不是直截了当的，诗的语言包括视觉的意义，感觉的意义和听觉的意义。”他没有准备讲稿，没有什么客套话，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不带一个英语单词，颇像老友西窗剪烛，煮酒叙旧，引人入胜。

　　晚年，叶公超曾编英文教科书、国语辞典等。记者赵世洵有一次夜宿花莲公路招待所，在房间的抽屉里发现一叠英文稿件校样，上面有许多改正的地方，仔细一看是一本大一学生的英文课本。向招待所的人打听，知道这间房在此之前叶公超住过。赵把校样带还给叶公超，他十分感谢：“年纪大，身体差，记忆力也减退了，所以才把这份校稿给忘了。”

云雾山

　　从政(一)
　　1932年1月27日，叶公超时在清华大学教书，在请吴宓、浦江清吃饭时，“谈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与上海鸦片贩之关系，叹息痛恨中国之政治已不可为”。
　　艾山回忆，抗战前夕叶公超上课，“不常谈到时事，但一谈到，总是说明，日本军阀没有蠢动，大家还可以短期地和平相处一段日子；蠢动一开始，那他们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国战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凝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定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得下去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公超随西南联大转移到了昆明。时局越来越危险，教授的生活待遇也日落千丈，享受惯安逸的叶公超有点受不了，经常发牢骚说：“还不如去从政呢！”但叶公超并不甘于只做一个小官，所以他半开玩笑地补充说：“我要足够大的官才做。”

　　叶恭绰收藏有一件西周的青铜名器：毛公鼎，上面刻有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抗战爆发，叶恭绰躲避香港时，来不及带走，留在了上海寓所。叶恭绰的侍妾潘氏欲侵吞这件国宝，叶恭绰便让叶公超赶赴上海处理此事。叶恭绰特嘱咐叶公超：“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答应。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现在把此任务交付于你，不得典质，不得买卖，有朝一日，可以捐给故宫博物馆。”

　　收到叔父的信后，叶公超旋即赴沪，将毛公鼎妥藏起来。潘氏鲸吞财产未遂，向日本宪兵告密，日本宪兵遂到叶宅搜查，搜出大批字画和两把手枪，却没有搜出毛公鼎，日军便以间谍罪逮捕了叶公超。叶公超被关在大狱中四十九天，七次提审，两次鞭刑、水刑。他在狱中用香烟纸写一小条，由其妹Julia嘱人带到重庆，转告当局及友好，他已誓死不屈，大义凛然。此后，叶公超密嘱家人仿造一赝品上缴，其兄叶子刚重金具结将叶公超保释出来。叶公超出狱后秘密携鼎赴港。此鼎几经周折后，1946年归故宫博物馆，现存台北。

　　此次入狱，加深了叶公超对日本人的仇恨。其友人、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趁机动员叶出山，为国家服务。叶公超于是于1941年，叶公超到重庆外交部任职，从国际宣传处驻马来西亚专员起步，短短几年间，叶平步青云，历任欧洲司司长、外交部次长，直至外交部长。
　　叶公超和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相交颇深，能让英国首相丘吉尔刮目相看，敢在蒋介石面前说不，中国记者陆铿赞叹道：“从英国同业的口中，提起乔治•叶都是伸大拇指的。”
　　艾森豪威尔到英国度假，有次微服到附近小镇看电影，正片上映前的新闻纪录片在放完盟军统帅来英国的消息后，突然灯光大亮，广播请观众一起为正在看电影的这位英雄鼓掌致敬。第二天伦敦各大报纸头条都刊出了这条新闻，照片上坐在艾森豪威尔旁边的，正是叶公超，整件事情都是他安排策划的。艾森豪威尔开心不已。叶公超由此被誉为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三员大将之一，而且胜在“奇兵突出”。

　　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后，在白宫接见叶公超，艾氏问叶道：“贵国总统，果然像贵国报章所称赞那样伟大？”叶答道：“如果我国的总统不够伟大，向我叶某这样狷狂的人，能被重用？如果我国总统不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叶公超能侍候他吗？”
　　抗战期间，叶公超曾被派往印度新德里，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印度特派员。适逢蒋介石访印，叶公超奔走联络，不遗余力。蒋介石与甘地会谈时，叶自告奋勇，充当翻译，给蒋留下了忠心耿耿、善于周旋的印象。

云雾山

　　从政（二）
　　叶公超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后，力排众议，废除了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毕业生不经考试直接进入外交部的旧规，改为实行考选制度。
　　国民政府将援华物资变卖给意大利、结果意大利又重新卖回美国，为此，美国外交官到外交部兴师问罪，叶公超深谙美国人的心理，反过来批评美方：“你们既然将物资送给了我们，我们就有了处理物资的全权，我们没有饭吃，出售求现，并无不对之处，你们是不是管得太多了！”美国人无言以对。

　　1949年，叶公超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蒋政权败退孤岛，前路未卜，正是在叶公超的斡旋下，签署了台湾《对日和约》（1952年）和台美《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特别是后者，对蒋政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保证。
　　叶公超出任外交部长时，有朋友劝他在香港另谋发展，不要去台湾：“你赌马下注，选错了马，一定输。”叶公超回答说：“不，我不是赌马，我就是一匹马。”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在反复权衡利害后选择了继续“扶蒋反共”的政策。6月27日当晚，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第七舰队“已奉命阻止大陆攻台”，蒋军应停止出动海空力量攻击大陆。对此，台湾外长叶公超奉蒋介石之命发表声明，接受美国关于防卫台湾计划的原则，但对备忘录持有保留态度，并做出如下几点声明：1、在对日和约签订前，美国政府对于台湾之保卫，自可与“中国政府”共同负担责任；2、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自所公认。美国政府在其备忘录中的上项提议，并不影响“中国政府”对台湾之主权或开罗会议关于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3、台湾当局“接受此项建议”，并不影响“中国政府”领土完整。叶公超就此明确表明了台湾当局既依赖于美国，乞求美国的武力保护，但又不完全依附于美国的态度。

　　同年秋，美国宣布解冻台湾当局在美财产。当时民航队有一笔一百五十万的美元（原打算购置飞机）的款项，蒋介石以为已从美国将此款收回了，但不放心，找来外交部长叶公超核实情况。叶说：“民航队的美元还没收回来。”蒋介石忙问原因，叶据实答道：“是因为你的批示。”蒋介石听了火冒三丈：“混账！这笔美金是中华民国的钱，数目那么大，我当总统的能叫你不收回吗？这么大的一笔钱不收回，你办什么外交？你受了贿，这是卖国行为！”叶公超一肚子怨气，出了总统府，直奔行政院，准备找行政院长陈诚辞职不干了。陈诚连忙安抚，从档案里调出蒋介石的批示，带着它晋见蒋介石，叶公超方得以洗清冤屈。

　　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后，国民党驻新加坡总领事馆的一大笔钱款，依照英国法律，无法再寄回台湾。叶公超便商定由私人名义开一户头，再由华侨分批汇回，使台湾政府减少不少损失。有人指责叶公超侵占公款，叶说：“我这一举动违背英国法律，并不违反中国法律。”
　　叶公超从上任直到1958年离任，是蒋介石统治时期，乃至整个民国史上，任期最长的“外交部长”。
　　1958年8月，叶公超出任“驻美大使”。赴任之前，蒋介石特地约见叶公超于桃园角板山宾馆。蒋殷殷致意，耳提面命，握谈良久。叶辞出，蒋亲送到角板山宾馆门口台阶，叶鞠躬请蒋留步，蒋仍执意不回，目送叶公超上车，犹挥手致意。
　　1958年7月至1960年5月大约两年期间，外交部长黄少谷常将国家大事、外交决策专电专函就教叶公超；蒋介石对叶公超之期望至为殷切，每将国家外交重要大事就商叶公超，或嘱叶公超办理。
　　叶公超任外长、大使期间，时常捉襟见肘，副官王宝仁说：“部长过不下去时，就卖只表或古画度日。”叶在美国双橡园的大使官邸中，常自己用榨汁机打碎黄豆，熬豆浆喝。

荒原

好久不见续，也未见山山，肌肉如今练得该更强了吧

云雾山

好久不见续，也未见山山，肌肉如今练得该更强了吧
荒原 发表于 2011-6-25 13:28

    时间很少。慢慢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