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罢黜
　　196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蒙古入会案。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审度情势认为“不能再坚持否决立场”，未经请示，直接投了弃权票（蒋介石认为应投反对票）。
　　10月，蒋介石一纸电文将叶公超紧急召回台湾述职。叶公超接电后当着几个僚属的面说：“何以（蒙古）交涉案已结束，美方立场已明，仍要我回国？”在场某位秘书安慰：“我看是总统要你回去为蒙古案向立法院疏通镇压一番，还有台北新闻界也是很听你的话的……”叶听从了这位秘书的说法，匆匆回台。
　　僚属曹志源追忆：“大使……只提着一个旅行箱、几件衬衫和领带，匆匆就道，准备三、五天内返任……”传记作者施可诰说叶氏离开时，“双橡园的办公桌都没有整理，提起皮包就飞回来了”。

　　回台后，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召见叶公超，“到了第三天，只有一个传谕，不必回任所了”。叶公超在临时居停的博爱宾馆“绕室彷徨，足足三日三夜”。
　　叶公超奉召返台时，距安理会复会日期（10月23日）不到10天，一般人都相信叶公超返台，是携来美国的最后通牒，要不就是台湾召回驻美大使以示决裂了。
　　而蒋介石急召叶公超返台述职，叶事前完全未得任何警讯征兆。沈剑虹也对叶的突然去职莫名其妙：“究竟出了什么事，有种种揣测。有人说他为了蒙古古进入联合国一案将我国的底牌向美方透露的，又有人说他与美方人士谈话时批评我们执政党的，又有人说他开罪了某些权贵的，但究竟实情如何，别人无法知道。”
　　有一种说法称，有人在蒋介石面前“进谗言”，说叶公超在谈话中有对蒋不敬的语气，蒋听闻后大发雷霆，立即将其罢黜。当叶公超被召回台湾后，蒋并没有及时召见他，但不准他再返回美国，等于变相地将其软禁在台湾。张群在蒋身边多年，知蒋很深，他告诫叶公超“凡事要听话”。

　　李朴生写道：“据台北消息灵通人士说，公超先生之被黜，不是因其报部公文有引述鲁斯克对元首不敬之语句，而是被某公密告其人谈话中有对元首不敬的语气，以致蒋先生大发雷霆，立予罢黜。”
　　台湾大溪档案中存有一份机密的蒋介石档案，这份档案显示，蒋介石曾在官邸秘密接见驻美大使馆文化参事曹文彦，曹详述叶公超在美各种“反动言行”，经查证之后，蒋挟怒逼迫叶“自请辞职”。
　　曹文彦密报的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叶公超可能借着私底下聊天时，曾谈及蒋介石青年时代于上海炒股失败，以及广州嫖妓之荒唐事。后叶得知陈立夫正在写回忆录，遂借机表示，陈应该记录这两桩丑事。二、叶公超在双橡园大使馆官邸宴客时，经常于席间模仿蒋介石以宁波口音讲话神情，以娱兴嘉宾。三、身为大使，叶公超却语出惊人，曾有“我虽非全心拥护岛上蒋介石政府”的言论。四、叶公超曾以英文说：“In America no one whole-heartedly support the government,Chang Kai Shek is nobody-a dog!”（在美国没有人全心全意支持政府，蒋介石不是人，是一条狗。）五、叶公超每日上班时间仅只四小时，还与经济参事王蓬及总领事等人在大使馆豪赌。

　　10月20日，叶公超返台后第6天，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强烈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或联合国所属的任何机构，强调“中华民国政府合法地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不久，叶公超被免除大使职务，调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陈香梅为叶公超之事，曾找过张群。张算得上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的回答，这事办不来了，连宋美龄向蒋劝说都无效，还有谁能说话。
　　赵世洵后来问叶公超外蒙案之事，叶对他解释道：“蒋先生是反对外蒙入会的，我是主张外蒙入会；蒋先生表示要向今后历史负责，责备我同鲁斯克一个鼻孔出气，问我‘是做美国的大使还是做中华民国的大使？’我向蒋先生晋言：‘我们在外交上愈来愈孤单，朋友愈来愈少，会影响我们今后在国际上的生存。’但蒋先生要向历史负责，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原则。今天你可以看出我们在外交上更孤单了……”

　　1962年，叶公超出任台北故宫、“中央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1976年任国语词典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77年，叶公超受聘“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虚职。

　　羁困
　　叶公超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后不久，被任命为政务委员，实际上形同软禁。一次，老友蔡孟坚来看叶公超，叶说：“你虽然被（蒋）经国摘了纱帽，但社会舆论很同情你，好在与老先生（蒋介石）有深远历史，否则，你如我一样，不准步出国门，让你出国乱跑。”蔡说：“你已有一政务委员高职，足以安慰。”叶公超说：“我此时有‘务’而无‘政’的空名义。”蔡不解此意，叶公超愤然解释：“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还补充说：“行政院会议时，只有我一人小便，有人随同‘保护’。”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讲授“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感慨道：“还是文人最自由。”然而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涉，向校方施加压力。叶的课只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在叶公超生命的最后20年里，虽有“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资政”之类的虚衔，实际上已无政可问，如他自己对一位老友说的：“政府对用过的老人不准备再用。”
　　1964年，费正清访问台湾，和叶公超见了一面，费回忆说：“我们在北京时期的老朋友叶公超……被羁留在台北任内阁中的不管部部长。……这一次，他带着我们乘火车到台中去参观存放在那里的故宫的艺术珍藏。当时拉里•西克曼正在那儿对这些东西拍照。我们住在台湾第一银行的招待所里，碰到了许多企业家，叶公超认为他们将来会给台湾带来一些希望。在访台期间能和这样一位难得的朋友在一起，真是一件幸事。”

　　1977年，费正清再度造访台湾时，蒋介石已不在人世。“在台北最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再次会见前任外交部长叶公超，他依旧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仍然牢牢地坐在政务委员的位置上，他喜欢孤独，然而却奉命去处理预算问题。他外出时，秘密警察跟踪他；当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一种对最高级天才的奇怪的愚弄。”
　　被困台湾，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成为叶公超晚年最大的痛苦之一。他说：“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直到1977年12月，有人向蒋经国进言：“现在要修订侨教标准课本，要与美国侨教主持人及大学中文研究所会商检讨修订，可否派年事已老而学养丰富的叶公超出国作为代表，既可消除他多年的沉闷，又可让他与美国老友见见面，藉以证明我政府开明作风。”蒋经国当即表示：“只要担保他按时返国，似无不可。”叶公超因此才有机会再次踏上美国那块自己熟悉的土地。

　　叶公超到了美国，时在美国的蔡孟坚打电话要去拜访，他直言：“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请你不要费车程一二小时来看我，有话返台湾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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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索
　　1961年10月，叶公超返台一下飞机就表示不愿发表谈话，也不接受采访。《大华晚报》年轻记者杨月荪在门口堵了他两天，都无功而返，后来听说他有可能清早起来到附近的植物园散步，第四天一早终于看见他一身深色西装出来了。
　　那天，他照样拒绝了采访的要求，由于记者锲而不舍地跟在后面，他表示可以陪他散步、吃早点。杨回忆，他陪着叶在植物园绕了几个圈子后，“出来在附近小食铺子他请吃早点的时候，却已温和了许多；告诉我豆浆、烧饼、油条是‘中国人最营养可口的食物’。”他还笑着说他最喜欢吃豆腐，在美国他有时自己也做豆腐，说是比李石曾做的还嫩。杨当天就写了一篇与叶公超“谈豆腐”，算是交了差。

　　叶公超回到台湾后，先是在松江路108巷6号住了一年，后搬到同巷的18号2楼，一住近十年。其间，和报人出身的叶明勋邻居，常到叶明勋家吃饭，对叶明勋做的鸭面赞赏不已。他们曾谈论合开一家鸭面店，取名“二叶庄”，连地点都选定了，在南京东路与吉林路交叉口的空地上，计划以竹片围成别致的店面，隔成两部分，一部分专卖鸭汤面，备各种中国酒，并有肫肝卤菜等，另一部分出售他的字画。但“二叶庄”终未开成。

　　之后，叶公超搬到远离尘嚣的天母山腰，给住处起名“龙山拓园”。除了与书画为伴，他还养了两只大狗，每天清晨牵狗散步到山下。为了以走路代替运动，他专门拜托邮局把书报杂志送到山下的天母派出所，然后走路去取，每天如此，从不间断。
　　70岁生日时，叶公超说人老之后有“三怕”：一怕病；二怕不能吸收新思想；三怕失去青年朋友。针对“三怕”，他许下“三愿”：一、要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二、要不停地吸收新思想、新观念，使自己的知识日久常新，不致跟时代脱节，并不致被目为落伍；三、要结交新朋友，尤其要结交年轻朋友，使自己生活在青年中，永远保持青春活力和情趣，并进而使自己心理更新。
　　为此，他每天都要锻炼身体，从事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每天都要浏览中外新书，以增长见闻；虽然他不愿回想过去的辉煌，但偶尔也会和青年人兴冲冲地谈起当年的政治外交，以及对时事的看法。
　　最后，叶公超搬回市区信义路的水晶大厦10楼，因为没有了养狗的环境，所以他将两只狗送了人。每次想起，他都十分怀念。
　　1978年，一个友人到叶家造访，叶公超以百般无奈的口吻说：“我这个房子明天就要拍卖了，已经拍卖过一次，无人出价。如果价钱低一点，我儿子说他可以买了送我。”当年他为其写“八行书”的厨师，在国外开了一家餐馆，每年都接济他一些，以应酬酢。

　　叶公超晚年，书房中挂的是他指定何怀硕画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醒悟
　　叶公超暮年回忆时说：“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
　　1965年，叶公超赴台湾高雄观光，常去“北平都一处”小吃摊吃小吃，应摊主之请，为其题字曰：“辛苦方知味”。温梓川认为此“味”含义深邃：一示人生，至晚年才知道甘苦味；二示食物美味也。
　　叶公超赋闲后自云：“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书画不会得罪人，又无损自己，是好的养性方法。当一个人手执画笔的时候，世俗杂事都在九霄云外，宠辱皆忘。”
　　友人向叶公超求画，他画竹，在画上题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
　　叶公超临死前指着家中挂的一幅刘延涛的画《烟波江上一翁》说：“这个老头就是我。”画上有题诗云：“自织自耕自在心，江干千种柳成荫。兴来一棹悠悠去，酒热深杯细细斟。”
　　1981年11月18日晚上，即叶公超去世的两天前，他在病榻上对记者于衡说：“我希望能再活个三年五载，整理一些少年时写的作品。”

　　叶公超去世当日，他的绝笔《病中琐忆》在《联合报》上发表。他在文章最后不无沉痛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张群），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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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世
　　1981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叶公超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有家归不得。”过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在场的人都为他这种孤独思女的情绪所感染，沉默了好一会儿。
　　叶公超病重手术后，孑然一身住在医院。护士们很同情他。出于自尊，他自欺地说：“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叶公超常在医院的走廊上散步，有时愁眉苦脸，有时也会笑逐颜开，但遇到朋友就忍不住要哭。
　　蔡孟坚到医院看他，发现他头发全白，老态、病态毕露，蔡安慰他：“我只小你一岁，只要将烦闷变快乐，自能长命百岁，谅必稍加治疗，即可出院。”他愤怒地回答：“你少说俗套话安慰我，你应该知道‘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的古话，我的心早死了。医生诊断我是心脏病，固然不错，但是有许多政治野心家，先将心脏病秘密掩饰为正常，仅仅说出一些附属病症，有的竟宣布其身体一切正常。今我一生无野心，须知我的心脏病，是被动而来的，哀莫大于心死。”他说：“我真死得很惨。”

　　1981年11月17日，叶公超收到宋美龄从美国差人送来的纯毛黄褐色背心和一些消化饼干后，他整日沉默不语。3天后（1981年11月20日），他走完了人生的全程，享年78岁。临终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叶公超去世时，夫人袁永熹没有赶回告别，只以未亡人的身份献上一副挽联：“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系安危轻叙别；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台静农挽叶公超：“诗酒豪情，风流顿觉蓬山远；浮生悲剧，病榻忽兴春梦哀。”
　　好友张大千挽叶公超：“入主大政，出使大邦，绝代奇才归冥汉；喜则画兰，怒乃画竹，长留健笔见纵横。”
　　叶公超去世时，陈香梅正在汉城准备采访韩国总统全斗焕。噩耗传来，她特地赶到台北致祭。在台北，她看到报章上那些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都是叶公超早年知交和弟子门生写的，不禁感慨万端。她说：“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但在他最寂寞、最需要爱心之时却在孤寂中与世长辞，这真是人生一大憾事。老天对他太不公平了！”她质问：“当年添香伴读的女人都到哪儿去了？……你们也该为他悲叹一两行吧。”

　　陈香梅的挽诗云：“奉献给你红色的玫瑰，那是我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对你的半点关怀与爱意。”

　　评叹
　　陶希圣评价叶公超有“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于衡这样评价叶公超，他“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会游戏人间，有时又治事谨严，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非常复杂。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怀恨，而且感激，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何世礼谈起孙立人和叶公超时说：“这两位朋友都是头等人才，就是脾气太坏，劝了不知多少次，他们都不听！”
　　何怀硕回忆：“尤其令人感动的公超老师把晚辈如我当朋友看待，使你在光风霁月中与天光云影共徘徊，慢慢忘却了由敬谨而生的拘束。老师是卿相犹是布衣，是饱经沧桑的老人犹是赤子。与他相识相知的人，永远感受到他那元气淋漓的生命热力，使你化卑怯为勇气，从悲观迷惘中而生积极进取之心。而且，他使人自然领略到平等自由的人格尊严，因为，在他心目中，王侯与寒士无所轩轾。”

　　季羡林在清华的时候，与叶公超接触较多。他的散文《年》得到叶公超的垂青，推荐到《学文》发表的。在叶公超与俞平伯这两位名士的比较中，季羡林认为：“俞是真名士，而叶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真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轰动效应’之嫌。”“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
　　辛笛说：“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个时代的错误。”
　　黄少谷说，“他（叶公超）是一个有远虑的人”，同时评价他“不世故”，可谓知人之论。
　　一位老部下在追悼叶公超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满嘴牛津口音，衔着烟斗，十足学者派头的英国绅士，在宣传上他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衡量对方的身分，扮演自己的角色。对方是绅士，他比绅士还绅士，假定对方是流氓，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
　　费正清称叶公超是“一位有才华的英国文学教授，他成为主要的战后外交家”。

　　在外交舞台上，有人把叶公超比作春秋时的晏子。他的能言善辩来自于“诗教”，他常说“不学诗，无以言”。
　　叶公超的好友叶明勋说：“提起李白，除了诗忘不掉他的酒；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爱情；叶公超先生，除了他的外交成就与风流丰采，我们忘不掉他的脾气。”
　　李敖在回忆录中写道，叶公超曾表示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
　　有人将叶公超与麦克阿瑟作过比较：“古往今来，恃才傲物而受挫折、打击的例子太多了，这些英雄写下了一段历史，也博取了当时及后世人们的感叹。可是麦克阿瑟与叶公超都没有亲自写下他的一生故事，他们的心情究竟如何，还是一个不可忖测的谜。”
　　陆铿说：“一个弥漫着假道学气氛和充满勾心斗角的中国官场，怎能容得下真正的人才，何况叶公超是天才。这不是叶公超的悲剧，而是中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联合报》刊登一篇署名杨子的文章，题目为《红粉知己》。该文作者是《中国论坛》半月刊负责人，与叶公超多有交往，他对叶的评价是：“既有器识过人、恃才傲物的名士风度，又是一个才华横溢而终为俗吏所谗的悲剧英雄。”作者在征引陈香梅的诗句“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之后，又赞叹道：叶公超如果真是如此，则“享寿七十八而终，又有何憾！”与此同时，作者还匠心独具地在“三不朽”之上提出第四个“不朽”。他说：“人生以立言、立功、立德为荣，其实，立情才是生命最高意境；能爱与被爱，生命就如花朵之开放，灿烂繁华，固不免终于凋谢褪消，也是不枉不朽了。”

　　作为叶公超忘年交的陈香梅女士写道：“叶公超是个性情中人，他是个读书人，有报国的雄心壮志，他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比爱自己多多，他也是一位怜香惜玉的才人，他对不少女人有不同的情感，但他不可能是理想的丈夫，他的婚姻是失败的，我们不须替他辩护。他爱的国家，他爱的女人都使人失望，有负于他，这是一个大讽刺，也是一场悲剧。”
　　在记者于衡看来，叶公超晚年自陈是悲剧的主角，而且有落寞的感觉，但替叶博士计算一下，在他七十八年的人生旅程中，有六年过的是孩童生活，二十二年读书，十八年读书和做新闻记者，十二年间和世界上第一流的政治家交游的英雄岁月。最后的二十年，“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过的也还是文人雅士的生活。
　　叶公超的妹夫黄霈如回忆，晚年，他常到台湾，与内兄叶公超“挑灯夜话，畅谈古今中外”，叶“时有惊人之论，都属于可圈可点；其傲骨嶙峋，清高绝俗，快人快语，耿介卓拔，最为可爱。更不贪天之功，而抱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洁身自爱，不像环境低头，宁愿怒写竹，喜为兰，淡泊寂寞终其身。大有出则为王佐，处则为真儒之风度，既俯仰无愧与人，哪怕萋斐贝锦，俗更谗言。”
　　叶公超的同学张兹闿评析道：“公超出身书香世家，故对于中国传统观念，孕育甚深。反之，则幼年留学国外之久，甚于许多人，故其瞭望英美文化习俗，亦深于若干人。他应该是沟通中西文化最有资格之人。……但他的性格及举止，却并未能融合中西。有时是绝对的中国传统，但有时则绝对的西方传统，完全看场合而定。尤其对于伦理观念，则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传统。”
　　有人说叶公超的书画清新而不落俗套，有着浓郁的书卷气，这一切和他潇洒脱俗的生活态度有关，“他那自然自在、忘怀得失，不论在朝在野，无时无地，莫不如是，大有超然物外的逸趣”，属于“典型的书生本色”。他从来不是政客，而是大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生当转型、易代之际，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而出入国门，以他一流的“王者英语”与世界各国政要觥筹交错，意气风发。退而在野，则以传统的中国书画自娱，俨然是长衫飘飘的文人。

云雾山

　　闻一多修改稿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湖北蕲水县（今湖北黄冈市浠水县）人。诗人、学者、民盟早期领导人。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和纽约美术学生联合会学习。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今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热爱艺术，擅绘画、篆刻。是中国新格律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早期创作风格为唯美主义，后转向爱国主义立场。从1928年开始，转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从神话到先秦诸子，从诗经到楚辞，从汉乐府到唐诗，横跨领域广阔，留下了100多万字的研究作品。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宪兵暗杀于昆明街头。

　　主要著作：诗集《红烛》、《死水》，古典文学研究作品《楚辞补校》、《神话与诗》、《古典新义》、《唐诗杂论》、《离骚解诂》等。
　　关键词：
　　刚直、斗士、赤诚、悲悯、风度、艺术、诗人、为学、传道、逸事、
　　婚恋、温情、莫逆、跋涉、困顿、激烈、转身、殉难、赞誉、

　　刚直
　　闻一多原名闻亦多。他到清华学校读书时，注册的名字为闻多。当时同学们觉得连姓带名一起称呼不礼貌，故潘光旦等人半开玩笑地劝他在“多”字前面加个“一”字，他欣然采纳，并马上去学校教务处改名字，但被教务处以名字已经上报教育部为由拒绝。闻一多并不灰心，总是说，坚持就会胜利。此后，每逢新教员上课点名，他总强调，多字前面还有个“一”字，试卷上也写“闻一多”，每逢发榜或布告上有他的名字，他也总设法加上“一”字。临近毕业，学校终于正式承认他的新名字，在毕业证书和同学录上都印上“闻一多”。

　　1920年，闻一多与吴泽霖、潘光旦等六位同学成立“丄社”。起名“丄社”是闻一多提议，他说：“这是古文上字，与尚字通。纯朴的水木清华，不应该遭受那种颓废、靡朽的风尚所侵蚀。由出自民脂民膏的公费培养出来准备出国深造的青年，应该保持良心的纯洁性。我们是丄社人。他们不认识这个丄字，让他们莫测高深吧！”丄社什么都管，有人在清华播放淫秽电影，他们进行批判；有人上厕所不讲卫生，将粪便拉在便池外，他们也提出批评。

　　从美国留学归国后，闻一多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其好友余上沅、赵太侔也到该校任教。三人怀着发扬戏剧事业的理想而来，不料学校内部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不多日，有人将矛头指向闻一多，说他想当校长。闻对这种流言嗤之以鼻，表示“富贵于我如浮云”，毅然辞职而去。
　　吴国桢不满30岁即出任湖北省税务局局长，为了提高社会声誉，他向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清华同窗闻一多提出，想在武大担任兼职教授。闻一向对吴没有好感，拒绝了吴的要求。吴很是尴尬，但对闻却更加敬重，闻遇难后，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上海发起闻一多追悼会，悼念老同学。
　　闻一多在武大的第二年，武大内部出现派系斗争，有人鼓动学生闹学潮，矛头直指闻一多。闻十分恼火，贴出告示，称自己对职务如“鹓雏之视腐鼠”，宣布辞职。
　　闻一多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1932年，闻一多到清华任教，清华原本打算聘其为中文系主任，但有了艺专及武大的前车之鉴，闻不愿为行政职务，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
　　朱湘写了一篇《闻一多与<死水>》，拿给闻一多看，闻看到其中有许多恭维自己的语句，就不愿发表，说：“除非我死了。”闻将稿子还给朱，朱不爱说话，脾气也倔强，接过来就要撕掉。一旁的顾毓琇忙出来圆场，说稿子交给自己保存。闻一多去世后，顾才将此文发表出来。
　　学生赵俪生回忆闻一多：“我常请先生参加一个什么座谈会，他总问：‘还有谁？’某次我答：‘还有陈铨先生。’他立即厉声说：‘我不去！’还有一次，课堂上交论文之前，要先交一些材料，大都是卡片，几十张的，几百张的都有。郑季翘交上三张卡片，闻一多愣住了，问：‘Mr.郑，你哪里抄来的？’郑如实答：‘《中国古代神话ABC》。’闻一多立刻大怒，把卡片仍在地上说：‘我告诉你，我的课是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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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学生与闻一多年龄相差无几，且很多人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自视甚高。而闻一多是新诗人，在清华却讲授古代文学，故一些清华学生对闻颇为不屑，认为他讲不了古代文学。一次，闻一多讲课时认为，“振”与“娠”互通，赖天缦认为他讲的没有根据，闻很生气，说：“你说该怎么讲？”吴组缃在一旁笑了，闻马上说：“你笑什么？”吴答：“你说不同的意见可以讲，人家讲了你又发脾气。”闻一多拂袖而去，一个星期未来上课。之后，闻再到教室上课，发现没人，便到宿舍给学生们上课去了。

　　抗战爆发后，闻一多南下途经武汉，担任教育部次长的老同学顾毓琇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顾找到闻一多，请闻去汉口最好的扬子江饭店，并请来许多清华老同学作陪，吃饭、洗澡，谈了一晚上，但闻仍谢绝了。他对家人说：“我被包围了一晚上，还是没答应。”闻夫人高真原希望丈夫能接受顾的邀请，留在武汉，照顾家人，知道闻拒绝后，多日不理会丈夫。闻一多到达西南联大后，多次写信请妻子原谅，一再表示“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高真这才气消，原谅了丈夫。

　　抗战期间，学生刘功高报考清华，到她看到录取的榜文时，距离发榜已近一年时间。她马上赶到昆明报道，学校的职员因她来得太迟而面有难色。正在交涉时，闻一多走了过来，刘告知自己如何历尽艰险，从湖北来到昆明的情况后，闻怒而拍案道：“一个年青的女学生，千辛万苦来到昆明，哪有不收之理，你不收，我收了。”在闻的帮助下，刘功高很快办好了入校手续。
　　闻一多做事一丝不苟，即使如洒扫庭除，也要求孩子们来不得半点马虎。抗战期间在昆明，闻家住的二楼铺有楼板，扫地时如不洒水，则尘土飞扬；如果洒水，扫过后又会留下一道道的印迹。闻一多要求孩子们既不洒水也不能扬起尘土，让他们像刷油漆一样不离地扫过去，轻轻提起，再扫第二下。擦煤油灯罩亦是如此，闻一多要求里里外外必须通明透亮，不能留一点油烟痕迹和手印，边擦边对着阳光细心检查，发现不干净就再补擦，直到完全满意为止。

　　联大教授刘文典应大盐商张孟希之请，到磨黑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滞留甚久，耽误了联大文学院的课程。闻一多认为刘吸食鸦片，又耽误课程，不足以为人师表，故未再续聘刘文典。王力等几人前去向闻一多求情，闻怒道：“难倒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最终还是没有续聘刘文典。
　　一位联大学生回忆闻一多说：“闻先生胡须尺长，而火气很盛，一般同学都很敬重这位‘老当益壮’的文化战士。有一次当众演讲，他高声大叫：‘砍我的头，我也要说！’那气概太动人了！”
　　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说：“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教授们生活困顿，王力被迫写小品文换稿费，闻一多斥之为“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
　　在昆明时，闻一多与晋宁县卫生院院长王子翰常有往来。昆明市市长陆亚夫等人慕闻一多之名，请王邀闻吃饭、写字，闻拒绝道：“我是研究文学的，我研究的东西他们不懂，我也不愿意同这些官吏绅士来往。”
　　抗战期间，闻一多的友人因公从重庆到昆明时，前去看望闻。眼见闻家如此困顿，朋友劝道：“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闻说：“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为了不沾这“官气”，闻一多之后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陈梦家是闻一多在青岛大学的学生，后与闻同到西南联大任教，他与闻一样，常不修边幅，师生二人相处颇为相得。某次，闻在一短简中称呼陈“梦家吾弟”，陈回称闻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狠狠地训斥了陈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一天，闻一多讲“尔雅”课，正好联大教授罗常培出国讲学，学生要去送行，都无心上课，闻生气地对学生们说：“要上课不上？”又指着给罗送行的布告上“罗系主任”几个字说：“写莘田师不是更亲切吗？为什么把官僚的一套习气搬过来！”
　　制造“一二&#8226;一”惨案的云南省主席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想请闻为之治印。他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闻一多断然拒绝。
　　吴晗回忆：“一多的气质是刚性的，肚子里有什么，嘴里说什么，从来藏不住话。而且，受不了气。在乡下住，明白了农民的苦痛，他会气得说不出话。谈到政治上的种种，越谈越多，他会一晚睡不着，辗转反侧到天亮。朋友间一言不合，会得当场吵架，眼睛都红了，口吐白沫。等到误会消释以后，又会握手言欢，自动赔不是。这两年，经过磨炼太多的忧患，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即使在极不快意的时候，对任何一个来访的朋友，温言悦色，从无倦容。并且，他还有一套说服人的本领，左说右说，连求带劝，一直说到对手同意方甘休。”

云雾山

　　斗士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参加了几次驱赶校长的风潮，梁实秋回忆：“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一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1921年，即将毕业的闻一多正与同学作着赴美留学的准备。此时北京发生了高校教师讨薪事件，清华学生也以罢考支持教师的讨薪行动。学校当局为了平息学潮，宣布罢考将取消学籍。毕业班的大部分学生为了前程，走入考场，但闻一多、罗隆基等29名学生却坚决罢考，最后被学校以“自动退学”名义除名。事后，外交部和学校为缓和此事，宣布只要学生们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重新返校，次年出洋，但闻一多等人坚决不妥协。最后外交部和学校只能不了了之，29名学生推迟一年毕业，最后一个不缺地登上了赴美的轮船。

　　青岛大学的一名学生在海滩上玩耍，与一个日本小孩发生了冲突，日本人将他殴打得半死后，送到警察局。警察局长一面向日本人赔笑道歉，一面打电话斥责青岛大学校长“对学生放纵”。正在上课的闻一多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他将书本一扔，大声说道：“中国，中国，难道你已亡国了吗？！”遂主张积极交涉。学校一些教授劝他不要与友邦及当局伤了和气，闻一脸不屑，不予理会。受了闻一多言行的鼓舞，学生们沸腾起来，当局见此情形，只好释放了这名学生。

　　“一二&#8226;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满怀悲愤，拍案而起，亲笔撰写《一二&#8226;一运动始末记》，疾呼：“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他为学生题字：“不自由，毋宁死！”
　　李公朴遇害后，空气十分紧张，但闻一多却毫不惧怕，在大会上大骂国民党的特务们，指着他们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赤诚
　　清华是庚子赔款后按美国方式建立的学校，当时一些清华学生对其并不完全认同。闻一多毕业前发表《美国化的清华》一文说：“我将离开清华，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点临别的赠言，我只有这几句话可对他讲。我说：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清华里的事事物物，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敢于说我讲的关于清华的话，是没有错的。”

　　自从闻一多挂牌治印后，顾客络绎不绝。长子闻立鹤对此颇为反感，一次，闻立鹤质问父亲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罢没有生气，只是黯然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闻一多乐于提携后进。一次，某学生向闻一多借他的四册《诗经长编》手稿，闻连其姓名都没有问，就将手稿借给了他。何善周做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选注工作时，闻又将自己的手稿贡献出来，任其挑选。
　　有学生为撰写论文而请教闻一多。闻说：“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谈创作，先读20年书再说。”
　　学生郑临川读大三时，听说闻一多考核学生成绩爱听奇谈怪论，于是打算写篇否定屈原存在的读书报告。闻一多听后对他说：“书倒念了不少，可惜态度和方法还有问题。是的，我一直鼓励同学要独立思考，敢发异论，要经得住不怕荒谬绝伦的考验，去争取绝妙千古的成就。但是，首先必须端正态度，态度端正才会找到正确的方法。屈原存在的历史事实，你能否定得了么？”
　　1942年，郑临川赶写毕业论文，向闻一多求资料。闻让他到司家营住一段时间，到文科研究所查阅资料。郑以为先生定有秘籍相授，欣然前往。但一连半个月，闻并没有指导，只是让他自己去翻阅。郑很是着急，于是编了个理由，准备回城。这日午后，闻将自己多年整理的唐朝诗人的资料拿给郑，让他去抄，并告知，如果他以后研究唐诗，可以将这些资料送给他。郑很是感动。闻说：“为什么不早拿给你，要等到半年后的今天呢？我是有意让你经过一番困苦探索的过程，使你懂得做学问的艰难。你嫌自己半年来搜集的太少，就该知道老师这些资料是付出多少年的心血吧。要知道，做学问当像你们三湘的‘女儿红’（一种湘绣），是成年累月用一针一线辛苦织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戏法忽然变出来的。你能懂得做学问的艰难，才会自己踏实用功，也不至信口批评，随意否定别人的成绩。”

　　1943年春，季镇淮撰写了一篇文章，对古书中常出现的数字“七十二”进行考据，闻一多对此文提出诸多意见，又让何善周帮忙查找资料，最后自己花五个昼夜重写此文。文章发表时，闻坚持署三个人的名字，并在附识中说自己只是“多说了些闲话，当了一次抄胥”。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鲁迅并无太多好感，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提到过“非我辈接近之人物”，第一个就是鲁迅。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现在我像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种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

　　1944年，传闻联大要解聘闻一多等人，且特务已准备刺杀他们。几个联大学生很是焦虑，让王一到闻家去劝说闻一多。一个寂静夜晚，王一来昆华中学找到闻一多，他在卧室里，一手拿着馒头啃，一手在磨石章，笑着说：“这是我的副业——靠小手工业过活。”沉默半天，王说明来意：“我以你的学生的资格，要求你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的损失。”闻瞪着眼，半天，泪珠濮濮地掉了下来：“这是做人的态度，……我觉得许多青年人太冷了，……人总有心有血，……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

　　“一二一”惨案后，闻一多劝学生复课，许多崇拜他的学生于是对他颇为不满，甚至谩骂他。某个冬日的上午，王一到闻家拜访，闻夫人高真生病躺在床上，闻正在刻图章，弯着腰，摘了眼镜，叹口气，用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现在我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所怕的不仅是右，还有左，青年人都太性急，恨不得一下子新民主中国就来到——其实，我们知识分子——连我在内，——都是如此的。过去我对所有的青年人都相信，现在才知道青年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过青年人还是很可爱的。错误不要紧，我们谁也没有政治斗争经验，青年是可爱的，可爱的。不幸作了特务的青年，我们尽可能地争取他们。”

　　1946年，学生黄福海向闻一多辞行，闻为他题写临别赠言，署名时，闻盖上自刻的一枚印章“叛徒”，并解释道：“为什么叫‘叛徒’呢？因为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
　　是年春夏的一天，闻一多正赶写一篇文章，小女儿缠着闻夫人高真吵闹，闻无法集中精力写作，一怒之下打了女儿。女儿哭得更厉害了，保姆赵妈心疼孩子，对着闻嘟囔，一时间，闻生气，女儿哭，妻子劝，赵妈抱怨，乱成一锅粥。次子闻立雕闻声过来批评父亲道：“你平时天天在外面讲民主，怎么在家里动手打人！这叫什么民主？”面对儿子的批评，闻一时错愕，少顷，他严肃地对儿子说：“今天是我不对，不该打小妹。我小时候就是受这样的教育过来的，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

　　闻一多评价自己：“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

云雾山

　　悲悯
　　有人问闻一多：“究竟怎么爱人民呢？”他语气沉重地回答：“从心里就爱起，和受苦难的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来，都不觉得他脏。这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出身大都是剥削别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
　　在昆明，闻一多住在一位姚姓中医家的楼上，两家相处颇为和睦。唯独房东老太太常虐待她的丫鬟荷花，闻每每听到荷花的惨叫声，忍无可忍，急奔楼下劝阻。回到楼上，嘴里还连声谴责：“太不像话！太不像话！”
　　一次，闻一多与何善周一起去村子里访问一家农户，这是一家赤贫户，家徒四壁，男人不在家，女人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孩子们一丝不挂，骨瘦如柴。女人告诉闻一多，他们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面对如此惨景，闻心情很是沉重，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昆明时，闻一多曾见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那些壮丁被绳子拴着成一串儿在路上走，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闻看见有个军官打士兵，上前斥责道：“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结果那个军官破口大骂，反而更加凶狠地踢打那个士兵。闻气愤至极，回家后仍愤恨难平，夫人劝他说，你何必呢，闻一多说：“不是你的儿子，你不痛心！”
　　某次上课，闻一多讲解杜甫的《石壕吏》时，对学生讲了自己的见闻：他家住在昆明郊区，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以请看电影为名，把骗来的20多个农民都绑起来当了壮丁，一时鸡飞狗跳，哭声直上云霄；昆华中学曾驻扎过一连军队，开拔时一名士兵因病被遗弃，这个士兵走投无路，跳井自杀，被捞起来后，大家围着尸体掉眼泪。闻讲着讲着，失声痛哭起来，愤怒地质问道：“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比杜甫写《石壕吏》时更悲惨？”“这哪是什么‘国军’，这是土匪！不，比土匪还要坏！”

　　闻一多次子闻立雕的好友庄某，家在南洋，因抗战期间交通、通讯中断，家中无法给他寄生活费，闻立雕要求父亲承担庄某的部分生活费。当时闻家生活艰难，闻一多最初并未同意，但与妻子商量后，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抗战胜利后，闻家准备返回北京，此时庄某仍未与家人取得联络，闻立雕便让庄某到自己家中暂住，并决定让庄某和他一起返回北京，要求父亲负担庄某的机票。生活艰难的闻一多考虑再三，又一次答应了儿子的要求。然而，他还未能筹措到全家回北京的机票钱，便被暗杀。

　　风度
　　学生冯夷回忆闻一多在清华讲课时的情景：“记得是初夏的黄昏，马缨花正在盛开，那桃花色绒线穗儿似的小花朵，正在放出清淡的香味。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e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他的新南院住宅。”

　　学生闻山回忆闻一多：“他的男中音，像中提琴的男低音，非常好听。”
　　吴晗回忆：“（闻一多）一部好胡子配上发光的眼睛，在演讲，在谈话紧张的时候，分外觉得话有分量，尤其是眼睛，简直像照妖镜，使有亏心事的人对他不敢正视。”
　　1937年，闻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礼，日机突然来袭，导致停电，众人一片混乱，惊惶躲避。闻一多以主婚人的身份在黑暗中高声宣布：“结婚乃人生大事，岂能因小日本骚扰一下就中止举行！希望大家保持镇定！”婚礼于是继续举行。
　　一天，空袭警报响起，闻一多和保姆赵妈赶紧去学校接儿子，半路遇见敌机，赵妈忙躲进树林，闻却想看个究竟，靠着围墙，以手遮阳，仰头向空中搜看。闻正看着，忽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一时房屋坍塌，烟尘滚滚。等烟尘过去，赵妈慌忙寻来，只见闻捂着头，鲜血直流。家人忙将他送到医院，还好只是被砖头砸破了一个口子，颅内出血，缝了几针，回家休养。
　　1944年10月10日的双十节群众大会上，闻一多发表演说。时正值独山失守，桂林吃紧，人心骚动，许多人准备逃难。闻一多大声喊道：“不要逃，逃到哪里去？没有人抵抗的敌人是逃不过的，站住，我们要站住！组织起来，组织就是力量！”他分析战况时，愤慨地骂道：“这不是撤退，是溃退啊！”群众很是感动，这时特务出来捣乱，大喊“炸弹炸弹”，人们挤作一团，叫喊声哭嚷声夹着枪声，响成一片。但闻一多在升旗台上屹立不动，像一尊铁像，胡子飘拂着，一脸悲愤的表情。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然下起大雨。有些学生急于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两千多年前，武王伐纣时也下了大雨，占卜师说这是‘天洗兵’，是老天爷帮我们把兵器上的灰尘洗干净。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学生们大受鼓舞，于是游行继续前行。

云雾山

　　艺术
　　闻家收藏了不少字画，闻一多少年时代常在一旁看父辈赏画作画，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家人韦奇带他去巴河镇看戏，回家后闻就描画戏中的人物。韦奇看见书中的绣像，就让闻用纸进行临摹。这也是闻日后走上艺术之路的原因之一。闻一多也因此与这位参加过太平军起义的老家人感情很深，韦爱吃狗肉，闻家有人不让他在灶上炖，甚至出口责骂，闻一多却总护着他。
　　儿时，闻一多总让家人给他剪纸花样玩。看见有人乘轿子，他就要求大姑母剪两个轿夫抬着轿子的样子；看见轿夫把笠帽放在桌上，他又要求剪出笠帽放在桌上的样子；轿夫去吃饭，他又要剪一张吃饭的样子。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经常到校外写生，有人称：“闻多之水彩景画，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比闻低一级的同学张闻骏见过一幅画，是闻一多用各种碎片拼起来的，非常特别。
　　闻一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时，得到了该校美术系主任利明斯女士的赏识。利明斯一次对梁实秋说：“密斯脱闻，真是少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先不论，他这个人就是一件艺术品，你看他脸上的纹路，嘴角上的笑，有极完美的节奏！”闻一多当时画油画，头发留得很长，披散在脑后，他的画室披衣上，东一块红，西一块绿，水渍油痕到处皆是，闻一多无论是揩鼻涕，抹桌子，擦手，御雨，全是用这件披衣。梁实秋评价道：“一个十足的画家！”

　　利明斯曾建议闻一多参加纽约一年一度的画展，闻欣然同意，他埋头作画，废寝忘食，如中疯魔一般，足足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个多月，等快画完的时候才允许梁实秋到他屋里去品评。一次到了饭点，梁去叫他吃饭，敲门不应，梁从钥匙孔中窥见他在画布上戳戳点点，便不再惊动他，任他饿了一顿。闻送去参展的画有十几幅，却只有一幅美国侦探的人物画，获得了一颗金星。闻非常沮丧，从此对绘画兴趣索然。

　　到纽约后，闻一多虽继续学画，却没有再好好上课，刚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干脆不去了。他开始蓄长发，作艺术家状，时间长了，头发戳得脖子发痒，便约朋友相互为对方修理。当时常与他往来的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人也都是长发披肩，常常睡到日上三竿，入夜则到附近一家广东餐馆喝五加皮，吃馄饨，过着波西米亚的生活。
　　在清华就读时，闻一多所在的清华辛酉级曾组织唱歌团，请林语堂担任教员，闻一多也加入其中，唱男低音，并兼任书记。
　　早在清华时，闻一多便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编写剧本，常与同学撰稿到深夜。在清华的前八年，每年闻一多都要编写剧本，参加短剧比赛，闻一多所在年级的短幕戏剧都是出自他之手。1916年10月，清华辛酉级为庆祝双十节，曾演出戏剧《蓬莱会》，闻一多在剧中饰演的是一只驴。
　　在纽约艺术学院学习时，闻一多与同在纽约的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人推出了两台中国古装戏：《牛郎织女》与《杨贵妃》，闻负责服装和布景。当时美国买不到锦袍，闻只能自己动手绘制，几十件锦袍都是他亲手画上去的，非常精美，演出亦大获成功。梁实秋回忆说：“在灯光下竟然看不出有彩笔的痕迹，在这一次演剧中一多建了大功。”
　　1926年，闻一多将妻女接到北京，在闹市口附近租屋居住。徐志摩回忆闻画室的装修道：“他把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有一间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是米鲁薇纳丝一类的雕像。……尺外高，石色黄澄澄像蒸熟的糯米，衬着一体黑的背景，别饶一种澹远的梦趣……”
　　1927年，闻一多致信饶孟侃说：“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笼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抗战时闻家生活困难，好友建议闻一多挂牌刻图章，闻欣然接受，戏称自己为“手工业劳动者”。闻最初刻章颇为辛苦，云南流行象牙章，于是他先拿石头练手，觉得差不多，再刻象牙。象牙很硬，闻以为象牙遇酸会变软一些，遂将牙章放在醋里泡了一昼夜，但丝毫没有变软，于是只好硬碰硬地苦干。第一个牙章耗费了一整天，闻的右手食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两年后，他对吴晗谈起初刻章的情形时，眼里还含着泪。

　　闻家八口的收入，三分之二就靠闻一多刻图章。闻刻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到1945年，由于通货膨胀，涨到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每字2000元。吴晗曾说闻一多：“没有章子来的时候着急，家里人吃饭成问题；有章子来的时候也着急，那么多章子来了一下子刻不出来人家顾客不答应。”

云雾山

　　诗人
　　1916年冬，闻一多生病住进校医院，时值其同学贾观林去世，某夕，闻一多“恍恍惚惚，觐君来前，惊而延之，神定景逝。更寐而求，苦不交睫，起视牖外，疏星出没，月在高树，巡字而呼，仰空而泣，踟蹰搔首，不知所措，乃作赋以招之”。此即《招亡友赋》。
　　闻一多说，对自己诗风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是梁实秋：“从前受实秋的影响，专求秀丽。”二是郭沫若：“现在则渐趋雄浑，沉劲，有些像沫若。”他评价自己的诗风“介乎此二人之间”。
　　闻一多既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保留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的传统，提出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诗人应“戴着脚镣跳舞”。他的新诗曾一度影响了二十年代的诗风。
　　从结婚时起，闻一多就着手建立“诗化家庭”，即使在物质生活异常困苦的抗战岁月里，诗化家庭的建设也不曾中断过。每到晚上，闻总是靠在床上，背后搁个枕头，让孩子们围坐在一旁，听他一篇一篇地讲解诗歌。讲着讲着，他会停顿下来，让孩子们谈谈看法，然后他再进行解释。讲解完后，他还要求孩子们背诵，如果背不出来就罚捶腿。

　　闻一多认为：“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评价这首诗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武汉大学所在地珞珈山原名罗家山（又名落驾山），1928年，武大将新址选在此地，闻一多建议将地名改为“珞珈山”，被武大采用，沿用至今。
　　臧克家到青岛大学英文系学习，由于记忆力差，学起来很是吃力，便想转到中文系。当时青岛大学规定学生可以转院或转系，但必须得到系主任的同意，而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对学生要求很高，许多人想转到中文系都没能成功。臧克家却很顺利，他自报姓名后，闻从写字台上仰起脸看了他一眼，高兴地说：“你来吧。”于是臧克家便成为闻一多门下一名“诗的学徒”。从此，臧日夜苦吟，一有自认为值得一看的诗，便跑去向闻请教。闻总是拿起“红锡包”香烟，二人一边吸烟喝茶，一边谈诗，“室内充满了诗的空气”。1932年，闻一多回清华大学任教，写信给臧克家：“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政治并不热衷，中年以后却开始论政，变化之大让许多朋友很是惊讶。但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为学
　　闻一多六岁入私塾，少年老成，整日读书，其兄闻展民回忆：“汝初就外傅，群季争嬉戏，汝独哦哦不休。”每逢新年，门外来了龙灯或花轿，别的孩子都跑出去看热闹，只有他安坐书房，不为所动。晚上，闻常随父读《汉书》，一次，他以白天先生授课所讲的事例与汉书中所述进行类比，父亲听罢极为高兴，从此每晚必给他讲书中的名人名言。

　　1912年夏，14岁的闻一多（当时其名为闻亦多）报考清华学校，初试的作文题目为《多闻阙疑》，正好应了闻的名字。他读过许多梁启超的文章，学着写了一篇，很得主考官赏识，但因其他学科成绩一般，只被录为备取第一名。去北京复试的路上，他临时背熟了一些应用的英文成语，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录取。
　　闻一多在清华读书十载，每年暑假回家，总是闭门读书，废寝忘食。每每家中有宾客至，他总是趿拉着鞋东躲西藏，嘴里嘟囔，怎么又来打搅人看书了！因普通书桌不够宽大，他就用裁缝做衣服的案板做书桌，上面堆满书籍和稿纸。闻一多的书房名为“二月庐”。盛夏时节，酷热难当，书房如同蒸笼，闻汗如雨注，“二月庐”成了“二月炉”，但他仍看书不止。
　　某日傍晚，一条蜈蚣爬到正在读书的闻一多脚上，家人见了忙惊呼，闻却一脸茫然，家人只好帮他把蜈蚣赶走，闻反而怪家人惊扰他读书。于是，家里人都叫他“书痴”，责备他“不事俗务”，他却说自己“吕端大事不糊涂”。
　　1928年夏，闻一多到武汉大学任教，自此，他从诗人转变为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其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连郭沫若都惊叹“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到清华任教后，闻一多更加专心治学，硕果累累。有时，他“忽有所悟”，便“自喜发千古以来未发之覆”，恨不得马上与人“相与拍案叫绝”。
　　闻一多曾想编一部《毛诗字典》，他准备让每个学生在《诗经》中选一个字，然后把各篇中有这个字的句子全部集中起来，按照句法结构分成几类，再从声和形两个方面来求义，并注意古代虚词的用法和含义。但卢沟桥事变致使这个计划流产。
　　世人多认为《诗经&#8226;邶风&#8226;新台》中“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的“鸿”为“鸿鹄”的“鸿”。闻一多考证后认为，此处的“鸿”应为“蛤蟆”之意，这样全诗的意思才能解释得通。
　　据闻一多考证，“风牛马不相及”的“风”为交配之意。他认为，《诗经》中的风诗为爱情诗，风古义从虫，“虫”即《书经&#8226;仲虺之诰》中的“虺”，即蛇。《论衡》和《新序》中记载孙叔敖见到两头蛇，实际是看到两蛇在交尾，即“虺”的原义。故“风牛马不相及”是说马和牛不同类，不能“风”，即不能交配。后世的风流、风韵、风月、风骚等词，均与异性相慕之情有关。

　　学者都认为《诗经》是哀而不怨，乐而不淫，但闻一多逐条考证，认为《诗经》中不但有伤雅之作，有些简直就是淫诗，如《陈风&#8226;衡门》中“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句中的“饥”是指男女交合之意；《陈风&#8226;株林》中的“朝食于株”的“食”也是指交合。闻一多还举《汉书》、《楚辞》等古籍与之相互参证。一些自命经学家的卫道先生愤然说：“闻一多讲《诗经》是《水浒传》的讲法，江湖派！”

　　闻一多在《诗与歌》一文中说，原始人最初因情感激荡而发出“啊”、“哦”、“唉”、“呜呼”、“噫嘻”等声音，这些声音是“歌”的起源，作用在于抒情；而“诗”最初是用于训志，“志”有三个含义：记忆、记录和怀念，这也是诗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重要阶段，诗的本质为记事。他认为，《诗经》三百篇有两个源头，歌和诗，当时所谓诗本质上乃是史。
　　夫人高真回忆，闻一多有时半夜里睡着觉，忽然一下子坐起来，夫人忙问：“干什么？”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那个字应该怎么考证了。”
　　自从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罗常培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则逸事，“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便传遍整个校园。

云雾山

　　传道
　　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国文试卷出了两道题：一、你为什么报考青岛大学，二、作一篇杂感。两题任一个。臧全答了。杂感只写了三句：“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数学交了白卷。一个月以后，他意外地收到了通知书。注册报到时，一位姓庄的职员告诉他：“你的国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头一名！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格，五分十分的很多，得个六十分就不容易了。”臧克家说：“听了这话，我解决了数学吃‘鸭蛋’还被录取的疑问。同时我想，一定是我那三句‘杂感’打动了闻先生的心！”

　　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两年间，闻一多最得意的事便是有了两位高足，即臧克家和陈梦家。他将二人的照片放在书桌上，不无得意地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
　　臧克家回忆闻一多讲课：“记得他在讲雪莱的《云雀》歌时，将云雀越飞越高，歌声也越强，诗句所用的音节也越来越长的情况，用充满诗情的腔调吟诵了出来。”“记得有一次在英诗的课堂上，他说：‘如果我们大家坐在一片草地上谈诗，而不是在这样一间大房子里，我讲你们听：坐在草地上，无妨吸着烟，喝着茶，也无妨同样吸一口鸦片……’他诗人的气质很浓厚，讲起书来，时常间顿地拖着‘哦哦’的声音。”

　　一次，闻一多上课时，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闻问道：“2＋5＝？”学生于是回答：“等于7嘛！”闻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的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画作让学生欣赏，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了。闻指着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其中，“唐诗”是联大最叫座的课之一。他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他将晚唐诗和与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还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点画法），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汪曾祺回忆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闻一多说：“读唐诗，尤其是读初唐诗处，应该在昆明，这里夏无酷暑，冬不严寒，春秋佳日，风和气消，一卷在手，如饮纯醪。我是和大家共享呢。”
　　闻一多讲唐诗，讲到杜甫时最为神往。他在课堂上朗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闻告诉学生，对这样的诗，不仅要读，而且要用心去体会；并且说，这就是推己及人，是伟大的同情心，是艺术的起源。
　　西南联大学生李凌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
　　杨振宁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时，手里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证》，一句一句地讲，一个字也不含糊，旁征博引，一学期只讲了一篇《天问》。

　　许渊冲回忆，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授《诗经&#8226;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讲时他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随着抗战深入，闻一多逐渐看到更多的丑恶现实，他很少再讲名士风流的词章，而是反复吟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同样好听的男低音，但已没有过去那种悠扬的调子，而且深沉到令人想哭，课堂上不少学生受到感染，听着听着不觉已潸然泪下了。
　　汪曾祺回忆，闻一多讲古代神话，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当时工学院与文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听闻讲课，工学院的学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但是他们觉得很值得。

　　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代作）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所激赏，评价道：“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云雾山

　　逸事
　　闻家是湖北浠水县下巴河的大族。据族谱记载，原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支后裔（据后人考证，闻家并非文天祥的后裔，而是其堂兄弟的后裔），闻一多少年时代便对此进行过考证。日后在北平居住时，闻一多还带着妻子高真去看过文天祥的囚禁地，并告诉高真：“这就是关文天祥的地方，我们过去就姓这个文，以后改了的。”
　　闻家对子孙的教导较为严格。闻一多的祖父在世时曾亲自订下三条家规：第一，不准抽大烟；第二，不准纳妾；第三，不准赌博。闻一多一生谨遵先辈的教诲。

　　正常情况下，闻一多在清华应该读8年，但他在进入清华的第二年，因为英文跟不上而留了一级，而后又因闹学潮再留一级，所以前后一共10年。梁实秋说：“他的同班朋友罗隆基曾开玩笑的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清华是八年制，（罗隆基）因闹风潮最后留了一年。一多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
　　临近毕业的一年，闻一多与同学们搬进了西式建筑的新宿舍。此处每个房间均有暖气，且有西式浴室及抽水马桶，每个学生有大书桌、小书架各一，窗户宽大而阳光充足。闻一多与浦薛凤占据了最大的一间，很是享受。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与吴泽霖等友人曾一度信仰基督教，并到海淀的教堂接受了洗礼，但之后他们几乎没有去做过礼拜，日后也不再谈及基督教之事。
　　浦薛凤回忆，其清华国文老师赵醉侯曾言：“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这四个学生为罗隆基、闻一多、何浩若、浦薛凤。赵醉侯写过一首诗：“清华甲第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翙颂声和。”有趣的是，赵的这四名得意门生，另外三人后来在美国都学了政治学，只有闻一人学了美术，但那三位学了政治学的，到20世纪40年代，却都比不上闻激进。

　　闻一多从清华毕业时，某人署名“犯人”在《清华周刊》发表短篇小说《离别》，叙述与闻的依依惜别之情。闻给作者回信一封，信中抬头称“我亲爱的‘犯人’”，落款“误人自误的罪犯，你的最忠诚的朋友一多”，但苦于不知作者为何人，只能将信交给梁实秋，请梁代为找寻。梁打听出“犯人”就是顾毓琇，从此，闻、顾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留美期间，某次闻一多到两位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准备玩几圈助兴。闻不会打麻将，连忙声明对麻将一窍不通。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以为他有意推托，闻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次牌，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局面。
　　孙大雨以韵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闻名，他对自己的新诗十分自负，对别的诗人则嗤之以鼻，经常在课堂抄一节闻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诗，然后连呼“狗屁”，接下来又抄一节自己的诗，顾盼自得，击节叹赏。如此一番宣泄后，方能将情绪导入正轨，重新开始上课。
　　梁实秋曾这样描写闻一多书房的凌乱：“他的书房中参考图书不能用‘琳琅满目’四字来形容，也不能说是‘獭祭鱼’，因为那凌乱的情形使人有如入废墟之感。他屋里最好的一把椅子，是一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椅，我去了之后，他要把这椅子上的书搬开，我才能有一个位子。”
　　闻一多、梁实秋去燕京大学看望新婚的吴文藻与冰心，一进门就挥着扇子喊热，冰心忙端上两杯白开水。闻、梁没有坐下，在屋子里看了一圈，闻一多笑着说：“我们出去一会就回来。”冰心以为二人去看望别的朋友，并未在意。不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闻一多拿出一包茶烟来，往茶几上一扔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茶烟待客，以后可得记着点！”冰心又笑又窘，于是以后这个小家庭就有了一条茶烟待客的“风俗”。

　　闻一多上课说话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九一八事变后，闻因站在青岛大学学校一方反对学生罢课，学生在黑板上写诗讽刺他道：“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经得住你呵几呵？”闻见后只能苦笑。
　　江青原名李云鹤，经友人推荐在梁实秋任馆长的青岛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并由闻一多安排在中文系旁听。
　　长沙临大的生活极为清苦，有次菜太咸，有人说，太咸也有好处，可以防止人多吃菜。闻一多随口用汉儒解经的套子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
　　闻一多为抗日蓄须，结果发现留了胡子十分体面，遂成了美髯公。一次到石林旅游，闻一多含着破烟斗，穿着大棉袍、布鞋、扎脚裤，坐在大石头上歇脚的时候，学生帮他拍了一张照片，他看了十分满意，装到玻璃框里，到闻家拜访的人看后都齐声赞叹。日本宣布投降后，他立刻剃须明志。满院子的小孩看到他回来，都伸出大拇指，说道：“顶好，顶好！”
　　有一次，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在军部开时事座谈会，吃饭的时候，推着留大胡子的闻一多和冯友兰上坐，说两位老先生年高德劭。吴晗听后，插了一句：“错了，德虽劭而年不高，明年他（闻一多）才四十五岁。”

云雾山

　　婚恋
　　闻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其母和夫人高真（原名高孝贞）的母亲是堂姐妹，闻一多称高真的母亲为十姨妈。
　　高家是大族，高真的父亲高承烈曾任安徽蚌埠船舶事务局局长、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职。闻、高两家门当户对，但高真的母亲最初并不愿将爱女嫁过去，她说堂姐严厉，怕女儿将来受委屈。高承烈对夫人说：“我就是喜爱他！婆婆嘛，管他呢，跟婆婆才多少年？将来还是跟丈夫的时间长！”于是由闻一多夫妇的五舅做媒人，两家定下了这门姨表亲。那时闻一多才九岁，高真比他小四岁。

　　按旧俗，定了亲的男女婚前不能见面，闻一多和高真却有过一面之缘。高真曾对女儿闻铭谈及此次见面：“那天，我正在九舅家的堂屋里，同几个姐妹围着桌子玩。忽然进来了一个男孩，舅妈一见，赶快过来拉着我就跑。那孩子就是你爸爸！在旧社会，女孩子过门以前是不让和未婚夫见面的。我那时只有六、七岁大，哪里懂得这些？”过了一会儿，高真又笑道：“后来结婚时，你爸还和我开玩笑：‘你那时为什么事要跑走啊？’”

　　闻一多向往自由恋爱，对包办婚姻极力反对。闻出国留学前夕，闻父担心儿子出洋后变心，执意要在行前为他完婚。闻一多拗不过父亲，只好答应了婚事，但他表示，结婚是为父母作的“一大牺牲”，必须答应他三个条件：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新房。闻家做出了妥协，说：“三条全可以答应。你不祭祖，我们祭；跪拜礼可以不行，改为鞠躬；对新娘要闹一下，但不过火。”
　　结婚当日，闻一多一早便钻进书房看书，家人几次找他理发，洗澡换衣服，他竟问理发换衣服干什么。家人怕他又去看书，让他好好招待客人，结果他又偷偷钻进书房。当迎新的花轿进门，新人下轿后，不见闻一多，家人又气又急，找到书房才把他找了出来。
　　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娘子异常冷淡，每天埋首于书房，写下一篇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不久，他便回到清华，闭口不提自己的婚姻，只是拼命作诗。
　　沮丧之余，闻一多觉得“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他要求父母送妻子去读书。蜜月过后，闻一多写信催回娘家的妻子去上学，但高真却不回只字片语。闻甚为恼火，在写给弟弟闻家驷的信中将家庭称为“黑窟”，说：“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1923年1月，闻一多读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写信给梁实秋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1926年，高真带着长女闻立瑛来到北平，与闻一多一起生活。她承担家务之余，与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二人感情也渐入佳境。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高真正好回乡探亲，一家人就此分隔两地。闻一多焦急万分，他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对妻子的思念：“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闻一多到西南联大后，高真带着孩子随弟弟闻家驷一家从武汉到昆明，闻一多得知后，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其转给高真，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
　　当时联大教授大都住在郊外，进城的交通工具也五花八门：经济较宽裕的乘马车；周培源养了一匹马，每次骑马去学校；朱自清披着马帮马夫穿的毡斗篷，穿行于田间；陈梦家有一辆旧自行车；闻一多为了省钱，从来都是步行。他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每到丈夫回来那天，高真便早早收拾好屋子，准备好饭菜，与孩子们一起到村边等候丈夫。日子久了，附近邻居一听见高真唤孩子，就学着她的声音接着喊道：“接爸爸去啊！”

　　为了节省开支，闻一多改抽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旱烟烟性太烈，呛嗓子，每次闻一多一抽便咳个不停。高真便买来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由闻一多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家中更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真就为他分担，挨家挨户征集。
　　闻一多遇害次年，高真带着孩子们回到北平，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在高真的掩护下，此处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由闻一多的侄儿闻黎智（时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夫妻负责。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由吴晗负责。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到这里，一批又一批，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真对待青年们如同自己的子女，热茶热饭，问寒问暖。1948年3月，高真带着孩子来到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

　　有人传说闻一多喜欢过方令孺。方是青岛大学中文系的讲师，讲《昭明文选》，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对她印象颇佳。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孺等八人每于周末聚饮，号称“酒中八仙”。
　　1931年1月，闻一多写就长诗《奇迹》，徐志摩看后兴奋地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徐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因为他常去信催稿，才有了《奇迹》。梁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引起这“一点涟漪”的，大概就是方令孺。

　　也有研究者认为，让闻一多吹起涟漪的女子并非方令孺。因为闻一多曾给好友饶孟侃写信说，此地有个方令孺，是方玮德的姑姑，能写诗，手段虽嫌粗糙，但颇可调教，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一般人不可能如此写自己心仪的女子。美国学者金介甫则认为，闻一多爱上的是教务长赵太侔的夫人俞珊。俞珊早年加入南国剧社，是青岛大学的校花。沈从文（时亦在青岛大学任教）的小说《八骏图》中那个穿黄裙子的女子，很可能是影射俞珊，而教授庚则可能便是赵太侔，男主角达士则以闻一多为原型。据说，在闻一多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时，徐志摩曾到青岛警告过俞珊，请她约束自己。

新竹

如此好贴 竟然一直没看到。。。细读~~

乱发当风

就是这样的好帖，挂起来吧没人看，不挂吧招人说
这么好帖还不能点精.做点事真难

新竹

乱发当风 发表于 2011-8-29 08:07
就是这样的好帖，挂起来吧没人看，不挂吧招人说
这么好帖还不能点精.做点事真难

fay 抱个 这样具有较高内涵的帖子 是咱唐宋必须要珍藏的财富 有办法解决的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上线的话联系我：）

乱发当风

小山,快五个月了,该更新了喂~~~~~{:soso_e113:}

天风浪浪

　《民国范儿——是真名士自风流》后记：
　　
　　星沉海底当窗见
　　
　　本书起名为《民国范儿》，但在内容上仍然接承拙著《细说民国大文人》系列。书中所叙文人逸事，皆从民国及今人的回忆录、纪念文章、私人日记、民国笔记、年谱、行状、行述、碑铭、杂志、报章中摭拾而来，笔者加以斟酌、选捩、增删、修改、归类、排序、承启、修饰、熔炼，汇成此书。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书后附主要参考书目，以方便读者查阅本书的思想谱系。
　　本书特为撷取了五位民国著名人物（本有叶公超，因故删去），分别为一怪杰、一先驱、一情僧、一干才、一丈夫，他们生于天地间，杂然赋流形，或作黄钟雷鸣，为后世所感佩；或气韵流动，摇曳在历史的风景里。五种人生，展现了形神迥异的五种民国风范。笔者希望通过近乎白描的写法，写出人性的高山、星辰和大海，也写出人生的湍流、晦暗和不可自决。同时笔者也多着墨于五位人物其日常生活的习性与情趣风度，以图揭示如海德格尔所言“生存着”的“人”的变化的本真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对民国文人的深切褒扬，和对民国范儿的真诚致敬，并不等同于对民国时代的总体肯定。死者数目达27万之巨的海原地震，地方政府瞒报消息一个多月，不会是一个好的时代；因拥挤和缺氧，造成躲入防空洞躲避空袭的重庆市民万千人死亡，不会是一个好的时代；由于超载和未开航行灯，导致太平轮船舰上近千名绅缙名流罹难，不会是一个好的时代。单从这个角度，甚至可以断言民国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
　　但正如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里所写：“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 ”笔者想做的一切努力，便是希冀完成对民国河岸上人们生活的记录。笔者坚信：民国文人群体气韵凝结的民国范儿，必能等齐诸子百家、魏晋风度、唐宋诗词，他们俯仰天地，毫无愧怍。
　　转回头想，每一代人都已有独属于他们时代的荣光和记录，我们的时代也终将成为过去，那么我们及后人又将如何记录我们的时代？西班牙的《世界报》是这么记录的：“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简练成八个字就是：外物扰心，心智俱灭。
　　此刻我想起了一句话：
　　我们都在阴沟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辛亥百年、以及民国百年。

天风浪浪

说明：民国文林夫妇在网络上发布的正文就到闻一多的残部为止，后面的多数是其他一些讨论。

我已经购买了他出版的三册实体书。

上面是第四册的后记。第四册应该就是不在前三册的30人名单中的人选。如蒋梦麟、苏曼殊等人。

这个后记有一个明显的错误，“民国百年”的提法应该是不对的。

另：云雾山账号密码多次错误，用马甲发这个。

思胜见

有点意思呀，

云雾山

嗯，少了郭沫若和闻一多是很正常的，这种客观的文字不会忌讳这些正面形象的阴暗面，但是辜鸿铭被封我觉得有些不解。可能是个别字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