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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云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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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评论]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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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2016-8-4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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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初来乍到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0:18 | 显示全部楼层
      风雅(一)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濬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后,久久不愿离去。从此,他对书法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
      1897年,梁启超应邀到湖南长沙的时务学堂做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将自己“二十年刎颈交”——唐才常介绍与梁启超相识,二人相见恨晚。唐才常以菊花砚相赠,谭嗣同为此砚题铭曰:“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适时,湖南学政江标去职离湘的前一日到梁启超住所辞行,见砚与铭,欣然连夜刻成。此菊花砚成为凝聚维新四志士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后谭嗣同喋血于戊戌变法,唐才常就义于“武力勤王”,江标空怀满腔热血,英年早逝。“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菊花砚在梁启超被迫流亡国外时丢失。怀想旧念,梁启超常常神情有伤,他还在《饮冰室合集??诗话》中写道:“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顾无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咽。”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仍不忘带上心爱的碑帖。在流亡的14年中国,梁启超对书法的兴趣没有丝毫减退。梁启超的《双涛阁日记》中,极具体地记述了他羁居海外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的情况,其中有每天临池的内容、数量、进度及其体会。
      1911年,梁启超在跋自临《张猛龙碑》卷中道:“居日本14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梁启超终身研习书法,1916年7月14日,梁在《致梁思顺书》中写道:“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经已钞完,顷方钞子,稍足收敛此心耳。”

      风雅(二)

      梁启超的书法,由方笔凝重的北魏碑体脱胎而来,很有新意,均为时流所称誉。他每天必定要由侍役磨墨,隔一晚的墨汁,即倒去不用,而劣纸也一概拒绝使用,得者都珍如瑰宝,人争模仿。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前的3月10日,他在《致孩子们书》中写道:“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子当桌子写的。我发明这项工具,过几天可以在床上临帖了。”
      梁启超在陈师曾的追悼会上,看到陈列的遗作中,有集姜白石的一副篆书联:“歌扇轻约飞花,高柳垂阴,春渐远汀洲自绿;画桡涵明镜,芳莲坠粉,波心荡冷月无声”,深叹其集联工丽。他受此影响,常常集词成联,送与亲友。他曾送胡适一联为:“胡蝶儿,晚春时,又是一般闲暇;梧桐树, 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
      梁启超又曾送徐志摩一集句联:“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梁对此联颇为自得,他在《饮冰室诗话附录》中写道:“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此联极能看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霄。”
      后向梁启超求字的人日渐增多,梁便索性定了润例,公开卖字,一个月竟常有两三千元银元收入。
      梁启超对于古董没有特别的爱好,但他书桌上常摆着一个既大且长的酸枝木匣子,装着顾炎武的墨宝手卷,他的外客厅特制的玻璃匣放置着埃及金字塔和意大利庞贝古城的砖石。
      梁启超爱听戏,每日午睡之前,他便让家人打开用手摇动的落地大型留声机,听几出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人的京剧,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收音机,这已经是最高级的享受了。
      号称全世界第一人的提琴大师克里斯勒来华演出时,总统黎元洪定了一个包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上台致介绍词的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收藏碑刻拓本。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所藏金石拓本目录,记录梁启超一生共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各种书体、碑刻种类齐全。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国历代碑刻和墓志,梁启超一个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志的拓本数量达到其中的一半之多。梁启超逝世后,其家人将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历代碑刻拓本尽数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梁启超曾收藏陈师曾生前极为珍惜的一帧《北京风俗图》,视之为宝;他还曾花巨资,购得《淳化阁帖》,上有宋明清人的题识,以为宋拓,欣喜不已,后经方家辨别系为伪造,梁启超得知受骗,非常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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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0:18 | 显示全部楼层
      嗜好
      梁启超好打麻将,梁实秋在清华读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梁启超的同学卢湘父回忆,梁启超在日本时,常于晚间与卢等人聚谈。一日晚间,梁启超牌兴大起,时麻将尚未风行,而流行天九,但时值深夜,无处觅牌。梁见案头有一盒卡片,便呼有办法了,马上动手在卡片背面画“天地人鹅”,准备制成天九牌。梁画牌时,卢先入睡,一觉醒来,卡片已成天九牌。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一次,有人请他作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其意,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将牌局。
      坊间曾流传梁启超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据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有“麻将桌上写社论”的传闻。每日午夜,梁在牌局上,一边口中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评,由报馆专人记录,第二天早早刊在报纸上。
      有人记载梁启超对麻将的喜爱:“先生喜作方城之戏,籍以遣兴,虽行旅不废也。学界深慕先生言论风采,纷以讲演见请,事到目前,先生绝不预备,红中白板如故,同坐代之急,先生笑应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
      梁启超曾说:“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据说,梁启超的著名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在牌局后写成的。这日,梁启超与友人一起打麻将,友人催其速去写稿。梁当时手风不顺,一直没有胡牌,故迟迟不愿下牌桌。直到晚上9点,梁终于胡牌了,他这才放下麻将,去附近的一家邮局发电报。梁站在外边口述,发电员打,到十一点半终于打完了全文。这就是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共九千多字,无一删改。
      某日,梁启超与友人约有牌局,但其中一位迟迟未到。三缺一的等待过程中,一人出了一道与麻将有关的题:“手中七张万牌,已听牌,并且听六、七、八、九万,问手中七张牌是什么?”并限定,五分钟内答出得到一百分,十分钟内交卷,得七十五分。
      梁启超一分钟后,开始答题,三分钟未到便交了卷,出题者看了,点头赞许,写上一百分。另一位虽比梁晚,但也在五分钟内交了卷,却只得七十五分,于是抗议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又是在五分钟内交卷,应该得到一百分。”他出示答案: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和两张八万。
      出题者打开梁的答卷,上书: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两张八万,或者是三张九万两张八万两张七万。友人叹服。

      陨落

      1923年春,李蕙仙病逝,梁启超极为悲伤,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累及家人,梁一直秘不告人。直到1926年1月,梁启超怀疑自己罹患癌症,才同意到医院检查。医院诊断后确定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梁启超才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大夫仔细检查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决定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状并未好转。原来主治医生割掉的是梁启超健康的肾。
      据梁启勋的《病院笔记》及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记载:当梁的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他们还是将梁的右肾割下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并没有好转,医生们又认为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了梁的七颗牙齿,但梁的症状仍未好转。医生们又说毛病在饮食,让梁启超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梁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了!

      当得知协和医院实施手术竟然切除梁启超健康的肾脏后,梁启超不但不对医院进行谴责,反而替协和医院辩护,他说:“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1927年4月初,梁启超再到协和住院检查,医生检查后告知,肾功能已完全恢复,但他需要节劳。但梁启超并不注意休息,1928年再入协和医院住院。这年6月,他到天津暂住,每天只是读书娱乐。因为得到了休息,尿血症状也有所好转,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梁启超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梁编至辛稼轩52岁时,痔疮复发,但他仍不停笔,继续侧坐编写。此后病情加重,不能再坐,27日入协和医院住院。医生怕流血过多,认为不宜用手术割治,只能每日给梁服泻油。
      住院期间,梁启超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顾医嘱,提前出院返回天津。不料他在归途得了感冒却不自知,仍笔耕不辍,导致病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11月28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6岁。
      这部未完成的《辛稼轩年谱》,成了梁启超的绝笔,他最后时刻录下的是辛稼轩悼朱熹的几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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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0:19 | 显示全部楼层
      追怀
      当梁启超逝世的哀讯传出以后,政学两界均深感痛惜。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为梁举行追悼会。冯玉祥称梁启超“才大如海”;侯锷颂梁“独挽神州危,正气永不死”;王文儒誉梁启超为“革命之元勋”,堪称“群流模范,万古江河”;唐蟒说梁启超“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中山)黄(兴)后”。
      蔡元培挽梁启超:“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
      陈少白挽梁启超:“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章太炎挽梁启超:“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杨铨挽梁启超:“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杨度挽梁启超:“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梁之灵柩安葬香山墓园时,吴其昌代表清华大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墓前致辞。出自其手的祭文满含对导师遽尔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
      忆我初来,稚态未蕹。如拾土芥,视天下事。泼渖疾书,一文万字。古杰自侪,时贤如沫。读未盈卷,丢卷思嬉。清华芳树,故解人媚。况有晚风,往往动袂。华灯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雠,三四为队。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敦治考证,得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颇有时,伸手拈髭。师居慈母,亲我骄儿。虽未成材,顾而乐之。此一时也,而如隔世。

      1943年,重庆胜利出版社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其中《梁启超》一册,邀梁的弟子吴其昌承撰。吴时已病重,但慨然应允。吴在一个月间,一口气写下五万言,一个月后病逝于乐山,年仅四十岁。吴其昌的《梁启超》只写到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时止,但这凝聚吴心血的半部梁启超传却誉满天下。


      纷纭(一)
      郭沫若评价梁启超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曹聚仁评价梁启超:“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胡适评价梁启超其文章时说:“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撼感动的。”又评价其为人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康有为对胡适说:“我的东西都是26岁以前写的。卓如(梁启超)以后继续进步,我不如他。”
      胡适在日记中谈到他对梁启超的具体评价:“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明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以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注:胡适写就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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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7 10:19 | 显示全部楼层
      纷纭(二)
      黄遵宪曾对梁启超的文字作了这样的评价:“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中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郑振铎说梁启超“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跟着时间走的壮汉”。
      1943年1月,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做了如下的评价:“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 —— 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有人评论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无不发生绵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锐,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数,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他拿蔡元培和梁启超作对比道:“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李泽厚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评价梁启超说:“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
      学生周传儒评价梁启超道:“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
      梁启超去世后,吴宓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


      纷纭(三)
      梁启超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
      陈明远评价梁启超:梁启超的特长,就是以惊人的记忆力、敏锐的理解力,能够详尽占有资料并且从中迅速地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井井有条、条条有理。但他的缺陷随之而生,就是不够深刻、难以发掘深层的本质;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相比,梁启超“深入”不足,而“浅出”有余。
      谭人凤怒其为“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

      弟子超观说“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
      美国学者约瑟夫说:从1898年的改良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康有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启超则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1902年——1911年,即从《新民丛报》发刊到革命爆发的这段时期是梁启超的黄金时代。
      吴其昌写到他的老师梁启超,“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民国时期的思想史家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当代学者董德福认为:晚年梁启超是现代新儒学思想的开创者。他以人文自觉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误导,主张以中国精神文明医治世人精神苦痛。
      陈寅恪说: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
      梁容若回忆道:任公先生崇拜王荆公,他的立身处世、学问文章也接近临川。越离他远,越感到他的声光魔力,振聋发聩,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等到一步步走近他,会发现他不免有几分逞强作势,执拗粗疏,权奇自喜的地方,不全是天理人情,光风霁月的中和乐育。倒离开他越久越远,会仍然认识到他的莽莽苍苍,参天拔地,“虽欲从之,末由也矣”的卓绝而伟大。
      网络学者徐绥之在他所写的中国百年百人排行榜上,称梁启超为“20世纪中国第一人”、“百科启蒙第一人”,给予其至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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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28 | 显示全部楼层
    赵元任(修改稿)

      赵元任(1892—1982年)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被称为现代汉语言学之父。
      关键词: 生平、语言、音乐、温婉、童趣、逸事、

      爱侣、婚礼、谐和、至交、眷恋、赏誉


      生平
      赵元任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英、德、法等多国语言。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赵元任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他文理兼修,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哲学硕士、博士学位,并选修物理、音乐,教授过数学、物理学、逻辑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在语言学领域着力最深,在音乐领域也很深的涉猎。
      1926年,赵元任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与他出生时就已经声名赫赫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另外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
      赵元任一生有一份煊赫的求学和教学经历:
      1907年,赵元任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进入康乃尔大学学习,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赵元任获数学学士学位。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的数学课程获得过两个100分,一个98分,多年保持了该大学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
      1914至1915年,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校哲学院研究学习一年。
      1915年,赵元任进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l8年,获得哈佛哲学博士学位。
      1918年,赵元任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研究学习。
      1919年,赵元任回到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回清华任教,最初清华请他讲授数学,到校后又加开一门英语课程,后教务长让他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决定教授心理学和物理。这年冬,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l)来华,他担任罗素讲学的翻译。
      1921年,赵元任携妻子杨步伟到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致力于语言学研究。
      1925年,赵元任再次回清华大学任教,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1928年,赵元任作为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赵元任又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开设中国音乐等课程。

      1938至1941年,赵元任任教于耶鲁大学。
      之后五年,赵元任再次到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一直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课程,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
      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60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久,阔别大陆三十年的赵元任夫妇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和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再次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赵元任去世后,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同年4月4日,该校举行了隆重的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语言(一)

      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当地方言和当地人交流。他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多门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的方言。赵元任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赵元任的听觉特别灵敏,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一种方言,此后终生不忘。他儿时就展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他每到一个地方居住,就能迅速学会当地的方言。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赵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赵元任又从他的大姨娘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赵元任15岁时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学习。当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一次在某宴席中,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同桌客人交谈。
      刘半农曾想编一本“骂人专辑”,他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粗话启事”,公开征集全国各地骂人的话。赵元任看到启事后,来到刘半农的宿舍,用湘、川、皖等地的方言大骂刘半农。随后,周作人也来了,用绍兴土话又将刘半农大骂了一顿。当刘半农去上课时,竟又被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学生用方言骂了半天。后来,刘去拜访章太炎,被章用古语中的粗话大骂一通。
      1920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蒋百里、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阳等人共同推荐赵元任,担任罗素的翻译,其时赵元任已接受清华的聘书,人却还没有回到国内。通过蔡元培、丁文江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最后终于答应赵元任担任罗素翻译一事。赵元任回国后,随罗素在全国巡回讲学一年。由于赵元任口齿清晰,知识渊博,每到一地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研究方向。

      罗素到中国,还携带其女友勃拉克。因此,每次应酬,赵元任不仅要为罗素和勃拉克进行翻译,还要翻译中国主人的发言,但他应付裕如。有人说,只有赵元任才能把罗素演讲的内容完完整整地翻出来,就连罗素说的笑话也能译的不走样儿。
      罗素的演讲涉及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数学、逻辑、物理、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赵元任应付自如,他觉得,生活中的一般客套话十分难翻译,而翻译学术讲演反倒容易一些。一次担任学术讲演翻译后,他在当天的在日记中写道:“我按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完后才引起听众反应。”
      赵元任为罗素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罗素在杭州演讲时,赵元任便以杭州方言来翻译;他在去长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学会了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一个学生跑上来问他:“赵先生贵处是湖南哪一县?”
      在清华任教时,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到江西、福建,进入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在外国语方面,据赵元任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盯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赵元任在法国索邦(sorbonne)讲演,他用的是纯粹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演讲完毕后,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常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使用一些由他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有一次,赵元任讲语言与事物本身的约定俗成关系(即非必然联系)时说:“从前有个老太婆,初次跟外国人有点接触,她就稀奇得简直不相信。她说,他们说话真怪,明明是五个,法国人偏偏要说是三个(cinq);明明是十,日本人偏偏要说是九;明明是水,英国人偏偏要说是窝头(water)。”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也会几种方言。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后,他们订了一个日程表,今天说国语,明天说湖南话,后天说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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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二)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此文被收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赵元任晚年曾作《嵇熙戏犀》:“西溪犀,喜嬉戏。嵇熙夕夕携犀徙,嵇熙细细习洗犀。犀吸溪,戏袭熙。嵇熙嘻嘻希戏。惜犀嘶嘶喜袭熙。”他注明:“嵇,檄倪切,音兮,齐韵。一姓氏,二山名。”他以此文说明中国文字只有形、音、义同时出现,才可表达文章意思。
      还有一首《唧唧鸡》也为赵元任所作: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
      赵元任告诉女儿赵新那,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赵元任的三女儿叫赵莱痕思媚,据赵新那说,就是“好玩儿”的结果。经常有人问起赵元任为什么给女儿起这么长的名字。原来,赵的三女儿小时候叫“LenSei”,是赵根据拼音拼出来的两个音节,但并没有相对应的汉字,上学后按谐音写成“莱痕思媚。”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1925 年,赵元任夫妇由法国马赛回国,途经香港,看见一家鞋店的白皮鞋很好,于是赵元任用国语对店员说要买两双鞋。因为赵元任有一个习惯,遇到合意的鞋总是买两双。当时,香港通用的语言是英语与广东话,通晓国语者不多。这位店员的国语很差,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于是,赵元任伸出两个手指,然后指指白皮鞋,意思是要两双。店员看了便生气地说:“一双鞋不就是两只吗?还要说什么?”最后赵元任只好买一双皮鞋。他们买完东西出门时,店员用浓重的广东话说:“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录音磁带听听,你的国语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道:“谁的国语录音带最好?”店员说:“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这时杨步伟在旁边说:“他就是赵元任啊!”店员忿忿地说:“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能跟赵元任比?”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陈就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长大了,想学“国语”,就通过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进行学习,后来迷上了音乐,便迷上了赵元任的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
      1928年,在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的努力下,南京政府大学院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赵元任高兴地在这天的日记中写下:“G.R.yin yii jeou yueh 26 ryh gong bun le. Hooray!”(国语罗马字已于6月26日公布了,好哇!)
      赵元任写信给林语堂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害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看了非常喜欢。
      赵元任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研究语言,总结该地语言的特点。到有一次他在瑞典一个火车站卖票到Malm??,就用平常英德等无声调语言的语调用半降调说那个地名。赵元任说了半天,那个卖票的人才恍然大悟。赵元任发现卖票的人读Malm??方佛像过国语的去声加阳平,于是,他发现瑞典语有声调。
      赵元任曾和家人一起开车环游欧洲。他总结沿途的国家跟外国人说话的惯例。一路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跟他们说法语;荷兰人因为知道很少有人会说荷兰语,所以跟外国人多半说英文;到了德国说德语;在丹麦人和瑞典人则尽量跟外国人说英文。他说:我们开车从法、荷、比、德近海一带听他们说话所得的印象,并不是过一国换一种语言,我们的感觉非常像坐着长江轮船从上海到四川一路的口音渐渐地变,而不是一国一国地变。

      有一次,赵元任在瑞士的德语区,因为他第二天要开车到Matterhorn高山上去,所以准备将车送到车行进行一下保养,上上润滑油、检查一下机器。这天晚上他拿了一本词典查了这些机件的德文名称。第二天到了车行,车行的人看赵元任时外国人,反而说起法语了。赵元任说,那不成,我昨天晚上用的是德文的功,今儿非得用德文才会讲汽车的事情呐。

      语言(三)
      赵元任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结束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说巴黎土语,行李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来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元任的听力很好,辨音能力强。他能够把一个字的发音分几部分分析开,从后面的部分念起,将一个字由后向前倒着念。有时他用录音机录下一段这种古怪的发音,然后用能够倒着放的录音机放,听起来就和按正常发音顺序念一段文章差不多。他高兴时喜欢给朋友们表演这种技艺。
      1949年以后,胡适仍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泽东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他便去问赵元任,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否。

      梁漱溟在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曾谈到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天,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艾:是。当时在伯克莱的时候也请教过,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是关于罗素,因为他是陪着罗素做翻译的。
      梁:有一段,本来翻译是另外一人,后来不行,后来罗素讲的东西那个人翻译不了,还是请赵先生去翻译。
      艾:是啊,我也听说别的关于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什么话倒讲,后面的几个音先讲,一大段话就是这个样子,录好以后就把录音带倒放,还是正常的话,他正是有语言的天才。
      20世纪20年代初,白话文运动已成气候,赵元任开始进行汉字拼音化推广。他编辑灌制了《国语留声机片课本》,胡适为该书作序,称以留声机片教国语没有第二人比元任更适宜,该书最大长处在辨音的正确,如辨声调辨方言等,且书中用语活泼诙谐,可以破除教科书历来的沉闷。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辗转镇江、丹阳、无锡、宜兴、溧阳等地,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回到北京后,他将搜集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此书出版时,语音符号准备采用国际音标,但当时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本书成为研究吴语和方言的珍贵文献资料,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赵元任根据发音系统和主要现代方言,从《康熙字典》的两万多字中挑选出两千字,作为“通字”,他认为日常的行文用这两千字就够了。他的这本《通字方案》一直不肯轻易脱稿,反复斟酌,考虑再三,一次一次地修改,还征求国内语言学家的意见。1979年赵新那到美国探望父母,年近88岁高龄的赵元任,每天坐在书桌前研究《通字方案》。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1981年,回到北京的赵元任曾感慨道:“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30年代时一样。在座者无不惊讶,非常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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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赵元任的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在家时常妇唱夫随。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他曾选修音乐,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他专攻过和声学、作曲法,他教过音乐、音乐欣赏、中国音乐等课。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徐志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谊《西洋境歌》等。
      赵元任少时,曾将牵牛花可以摘下当作号角吹,甚至曾试图以之吹奏乐曲。
      赵元任节拍感绝佳,儿时曾看祖父升堂审案,打犯人板子,便弄通了衙役们计数的特别办法:有的数一拍,有的数半拍,有的数省略……他便留心听衙役们到底有没有作弊跳着数的事情。听了很多次,他发现衙役们没有一回数错,也没有一回数漏。他告诉大人此事,大人总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花220美元分期付款(分6年)买了一架旧钢琴,而当时他的留学官费每月才60美元。为了买到廉价的音乐票,他和爱好音乐的同学半夜起床去排队买票。一次,赵元任凌晨两点起床去替换早已在售票处排队的邹秉文,而到六点半,别的同学再来替换他。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创作的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元任曾深情地献上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1920年,赵元任作歌曲《尽力中华》,采用了和尚放焰口(一种佛教法事)时唱的调子,稍加改编,并配以和声。
      赵元任常随手取身边的小东西作乐器。一次在清华的同乐会上,赵元任取十多只茶杯,然后敲打倾听音调,七音调正后,他用茶杯奏出一首乐曲,四座皆惊。还有一次游西湖,在一家木鱼店内,赵元任在每个木鱼上敲一记,很快选出十几个小木鱼,以半音相间凑成一套乐器。他用这套“木鱼琴”,可以奏出各种乐曲。
      一次,赵家宴客,饭后,赵元任不让把盘子、筷子和碗收走,他拿起一根筷子,一个一个的敲,从餐具中挑出do、re、mi、fa、so……的音来,但找来找去,就是差一个音怎么也找不到。赵元任抬头看见了玻璃灯罩,灵机一动,取下来敲了一下,说也巧,正好补上了这个缺的音,大家全乐了。
      赵元任的孩子们学英文字母、国语罗马字、注音符号等,赵元任就教他们唱,歌学会了,字母拼音也跟着会了。杨步伟的侄女杨若宪小时候住在赵家,她第一个学会了国语罗马字,赵元任便奖给她一顶帽子。
      赵元任不仅教孩子们唱字母拼音,还将九九乘法表谱上曲,让孩子们变唱边背。他还从女儿们的课本中调出课文,谱上曲,配上和声,教孩子们唱。
      赵元任雅好音乐,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和他的女儿们,有机会便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音乐作品。
      在赵元任的音乐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家庭创作的,他常为女儿写歌,并教她们演唱。连上邮局寄挂号信排队的时间,也不放过。他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进行创作修改。他的大女儿赵如兰说 :“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评价说:“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萧还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一家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东奔西跑,钢琴丢了,天黑了也没有电灯,但他们的家庭合唱团却越唱越起劲。一到天黑,赵家的合唱团就开始唱起来了。赵元任的两个小女儿年纪小,嗓音尖,就唱女高音;赵元任则唱男低音;二女儿赵新那是女中音;大女儿赵如兰则补上第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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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30 | 显示全部楼层
      温婉
      14岁那年,赵元任的大姑婆告诉他,他就要和一个姓陈的女孩订婚了,他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后来经过努力,赵元任终于解除了婚约,他高兴地说:“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赵元任拒婚的理由是“女方大两岁”,后来他却追求比他大三岁、性格迥异的杨步伟。
      赵元任自小聪明、好学,从初中便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他一度沾染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但他后来努力改变恶习,并以父亲命名寓意告诫勉励自己:“元任,任重道远。”
      赵元任在南京高等学堂预科读书时,与章元善同学,他们相互勉励,刻苦读书。因二人卧榻顶头相接,两人便将枕头以绳连接,先起床者拉动绳索,然后二人同时起床,到操场上练习英语发声。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认识了杨步伟,便爱上了她。当时赵元任正在为罗素的中国巡讲作翻译。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元任迟到了,因为语言不通,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赵元任说:“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1927年春天,赵元任曾到江、浙两省作吴语调查。他经常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借宿在农民家中。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太疲乏,两人上车后便躺在长板座上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这节四等车厢被仍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赵元任无意于做官,他与杨步伟结婚时只对杨提出一个要求:别逼他做官。
      赵元任也不愿做行政工作,清华曾让他担任校长,他断然拒绝,后罗家伦担任了清华校长。
      一次,赵元任从欧洲到上海,当时东南大学正闹学潮,双方相持不下,都想让自己一方的人任校长,而赵与双方关系都不错,故双方都能接受他当校长。于是,杨杏佛和胡刚复二人日夜追着赵,请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吓得赵元任连夜北上,逃到北京。
      杨杏佛请赵元仁到中研院做研究员,赵同意了,但他和杨杏佛约定不任行政职务,杨杏佛则要求赵永不许辞职,赵元任笑说,若是你老兄不做了或情形变了,也不准我离去吗?没想到一语成谶,杨不久被人暗杀。

      赵元仁到中研院,傅斯年说他在研究院一日,赵元任一日不能离院,他知道赵元任不做行政职务,不喜与人争权,所以屡次有人提议让赵元任做总干事,傅斯年总是阻止,以至于有人认为傅斯年嫉贤妒能,并且有些人设法离间二人。这件事杨步伟晚年写回忆录时记叙了下来,此时傅斯年已经去世。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朱请杨步伟劝说赵,杨说:“我从来不要元任做行政事。”
      赵元任很不喜欢穿礼服。赵元任婚后初到美国时,生活很是艰难。赵元任便到妇女俱乐部去演讲赚外快贴补家用。在美国演讲必须穿晚礼服,赵元任不管这些,直接穿着便服去演讲。俱乐部主席很是为难,在开讲前问赵要不要租件礼服换一下,赵元任说一定要换我就不讲了。主席只能将就他。不久,赵元任要到纽约去演讲,此次演讲必须穿礼服,他就只能在招待室等着,让朋友临时出去租了一套来换上。赵元任也一直反对穿晚礼服,只有在1946年代表联教组织到法国去开会,为了国家形象只能穿才同意穿了,其他时间能不穿时就不穿,自己也从来不购置。

      赵元任生活朴素,最不讲究穿戴。他一直自己开车,买东西,做饭,补衣服,许多家务事都是他干。他钉扣子最有意思,用一根大针穿上四根线,把线的两端合起来打上结就成了八股线,只一针就把扣子钉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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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趣
      赵元任出生前,父母找人算命,算出是要生个女孩。等赵元任一下地,发现是个男孩,便说:“哎呀,敢情还是个小子呐!”于是给他扎了耳洞。
      赵元任小时候和母亲一起睡,一天晚上,小赵元任看见母亲先睡着了,便大哭起来,母亲被他吵醒,慌忙问:“什么事?怎么啦?”赵回答说:“妈先睡着了嚜!”赵回想起来觉着自己很可笑,但当时他觉着母亲先睡着了就好像全家都走了,把他一人留下了似的,很是孤凄。
      赵元任儿时,每到过年,赵家总是张灯结彩,赵元任很是欢喜,因为总是有好吃的,还可以放花、放风筝、掷骰子玩,并且不用上学。所以在赵元任的心里,总觉着过年是一件大事情。于是他常盼望着过年,过完年才两三个月,他便吵闹着问母亲:“怎么老不过年?怎么老不过年?”母亲很是奇怪:“刚过了年嚜,怎么又要过年?”等过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吵闹:“老不过年!老不过年!”
      赵元任儿时喜欢玩铜钱,一次他把三个钱含得嘴里,结果吞到嗓子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说不出话来了。母亲见他脸都憋的通红,说不出话,便问他怎么了,他指指自己的嗓子。母亲便将手伸进他嗓子里,他一恶心,才把钱吐出来了。

      赵元任儿时喜欢看朝霞,他常天不亮就爬起来,站在院子里,不眨眼地盯着看,看着太阳一点儿一点儿的现出来,看到眼睛都花了。
      有人送给赵元任一个三寸多的放大镜。没有人教他怎么用,他就自己研究怎么玩,将放大镜贴近眼睛远一些看东西,东西就变成了倒的了;他将一张报纸搁得放大镜底下,那些东西的倒影子就都出现在报纸上;他又跟吕爷学来用放大镜取火的方法,学到后便到处烧东西玩,幸好没闯出什么祸来。
      赵元任小时候喜欢看雷雨,喜欢看闪电,更喜欢下大雨。每次下雨,院子里有一点湿,他就盼望着那水快点儿积起来,到满院子都是水看不见地就好了。他喜欢睡在被窝里听外头打雷下雨,总觉着外头越是又湿又凉,他在被窝儿里就睡的又干又暖和。
      赵元任小时候常搬家,看家大人整理收拾东西,他也便整理自己的小东西。后来便养成了习惯,喜欢给东西归类。在国外留学时,赵元任曾想拿科学分类作他的论文题目,但老师若伊思(JosiahRoyce)说这题目太枯燥,才作罢。
      赵元任说:“我五岁的时候儿说一种不顶纯正的京话,说一种地道的江苏常熟话,可是念书就只会用江苏常州音念。”
      赵元任儿时读书,将描红上的句子是“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居,未肯……”读成三字经似的句式:“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居未肯,……。”
      一次,菊花开的正好,赵元任和家人一起拿菊花做题吟诗,他开头儿第一句就写:“满堂菊花香。”赵的大姐说:“你头一句就把话都说完了嚜!你得慢慢儿的说呀!”于是赵元任就改成:“有人来看花,花开阵阵香……”他记得诗中有一句“风动一开张”,觉得应该是大人给他改的,不像是他会写的句子。
      赵元任八岁是第一次坐船,从天津到上海,不晕船的时候,他喜欢在海上看日出看晚霞看雷雨看闪电,觉得在海上看的比在地上的好看。有时候他站得船边看的入了迷,身上让浪花溅湿了,或是被潲进来的雨给濯湿了也不管,等大人叫了好几遍才回到房舱里。
      赵元任儿时最喜欢三房叔公的么女侬姑,他说他几乎爱上了她,大人们打麻将的时候,他会挤在她身旁看着她打牌。他眼睛有毛病的时候,她总是在睡前给赵元任点最后一次药水。

      逸事(一)
      赵元任少年时爱好科学,兴趣广泛,他儿时就动手制作简易的电话;上学时,他动手制作望远镜和显微镜;用食盐和冰棍混合达到零下20度的温度;并半夜去观察彗星。

      赵元任曾在大姐夫家和人比赛吃饺子,一口气吃了四十个,但代价是连着病了五天。
      赵元任赴美留学前,需要剪掉辫子,剪辫时,理发师问了他两次,以便确定赵是不是要那么做。在留学生赴美前,美国总领事举行园游会,宴请他们。他看到赵元任等人改换衣着后说:“你们全换西装;希望你们仍为中国人。”
      赵元任在南京读书时,醉心革命。当时光绪和慈禧先后逝世,全国“举哀”之际,跪在祭坛前的赵元任和他的同学们高声大笑,但没有人能听出有何不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赵元任异常高兴,他称辛亥革命为“那时中国最振奋的事件”。
      赵元任对男性朋友也会产生爱慕之心,如对在常州溪山学校的李宗堂及在哈佛的胡正修,曾颇为亲近。
      赵元任在美国读书时,醉心于学问,常常心不在焉。他很久不理发,以至于头发很长,一次在牛津街,走在他身后的一个男孩高叫:“嘿,那个家伙需要理发!”在街头走路遇到熟人,他也不打招呼,因此到康奈尔大学的第二年,他便得了一个外号“教授”。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时,还会犯心不在焉的毛病。一天,他于十一点钟走出物理大楼,一些学生正走进去,他们问:“赵博士,你不来上课吗?”赵说:“当然要来上课!”课是12点开始,赵便计划到体育馆作一小时的运动,但运动结束回到物理大楼准备上课时,课室已空无一人。原来他早错过上课时间了。
      赵元任在耶鲁大学任教时,开车出门总是挨罚,给他们送罚单的警察说:“老送罚单给你们,我都不好意思了。”后来他离开耶鲁大学时,杨步伟对警察开玩笑说:“因为你们给车开的罚单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离开此地。”
      年轻时,赵元任在美国常进行徒步旅行。他将随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头,一直西行,远到皮斯费德(Pittsfield),途中住宿在便宜的小旅馆。
      勃拉克在师大演讲时,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赵元任一时口误,翻译成“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哄堂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赵元任只好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
      赵元任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这个称呼来源于清华校内高层。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
      一次,赵元任坐公共汽车回家,车到站,他忘了下车,灯车开动时,他反而走下来,一下就摔倒在大街上了,摔断了右手和肩膀(他是出名的absentminded教授),只好打上石膏绷带,因为受伤还发烧两个多月。
      赵元任号宣重。他到美国留学后嫌罗唆就一直没再用。他留学归国任教于清华时,有人请客,送来请柬,上面写的是“赵宣重先生”,赵便当着送信人的面前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写上“已故”二字。自此之后,再没有人称呼他为“宣重”。
      赵元任的祖父为其起号叫重远。这个号赵一直没有用,知者甚少。一次赵住在南京中央饭店,为避免有人骚扰,便登记为“赵重远”。结果一天吴稚晖找上门来。赵很是奇怪,吴稚晖解释说,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知道赵重远就是赵元任,因为论语有言“任重而道远”。

      罗素来华演讲时,一日,赵元任为其拍了许多照片,他指着其中的一张对罗素说:你极像“发怒的独居人”。罗素笑道,你别用这样异想天开的比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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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31 | 显示全部楼层
      逸事(二)
      1927年,王力撰写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指导老师为梁启超、赵元任。由于时间不足,王力只写了两章。梁阅后批曰:“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息快见。”“卓越千古,推倒一时。”但赵元任专找瑕疵,其中有一句评语:“未熟通其文,断不可言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读后大为感动,从此后六字成其座右铭。
      王力后来写《两粤音说》一文,在文中是说两粤音中没有“嘬口呼”,1928年,赵元任去广州调查方言后,写信给当时已在法国留学的王力说:广州话里有嘬口音呼,“雪”字就是其中之一。
      女儿如兰出生后,赵元任负责看孩子。他弹钢琴时总是将女儿的小床放在钢琴旁边,他一面弹孩子就听着音乐在小床上一面哼一面摇。有一次如兰忽然不摇了,停在那儿脸涨的通红,原来她是要大便,赵元任说别动,等他给这一段弹完了再来弄!等到赵元任弹完了再看,如兰拉的一床一身都是。杨步伟看了又好气又好笑,问赵元任为什么不早点叫她,赵元任说一个孩子的音乐教育要早打好基础,所以不可以把整段的乐曲随便中断。

      赵元任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赵元仁到中研院语言所后,曾组织了一个小剧团。有一次在协和大礼堂表演话剧《挂号信》,剧本是赵元任在美国时为学生会表演所写,演出前剧团还在北平的电车头上打了广告,熊佛西和赵元任两个人亲自上台表演。预演的第一天赵元任戴了两副眼镜,熊之前并不知道此事,表演时他忽然看见赵的怪样子,就大笑不止,根本没法继续演下去了。还有一次,赵元仁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唱熊佛西《爱神与诗人》里的一首歌,当时她们还小,不知道字的意思,将其中一句“三个分不开的和声”,唱成了“三个分不开的和尚”。台下的人听后都问熊,你的歌怎么写了三个分不开的和尚。此后一天,众人在北海公园喝茶,杨步伟的侄女杨若宪突然说:“你看,三个分不开的和尚”。众人一看,果有三个和尚走在一起。于是这件事就演变成了一个笑话。

      赵元任从小喜欢物理,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也曾选修物理。他喜欢小发明,所以,家里的大小“机关”也不少。书房、卧室里,东拉根绳子,西扯个滑轮,连炉门上也装了“机关”。早晨赵元任不用起床,伸手一拉,炉门就“自动”打开了。等他起来时,火也上来了,屋子也烧暖了。家里有一个老式冰箱(不是电冰箱),赵元任的女儿们小时候常忘记关上冰箱门,赵元任就接上“机关”,门一开灯就亮了,如果没有关上门,灯就一直亮着,这样她们就不会忘记关门了。

      1917年,刘半农“她”字指称第三人称的女性,三年后,刘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由赵元任谱曲,广为传唱,而“她”字也借着歌曲被人们广为接受。
      赵元任讲过一则有关《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在美国时,赵元任刚拿到驾驶证不久就被警察拦住了,他以为是自己走错了路违反交规,警察说不是,你领了罚单三个月还没有付款,我们要取消你的驾驶证了。赵元任奇怪地说,我到华盛顿还只两星期不到,驾驶证昨日才拿到手,为何三个月前有罚单呢?警察说,是同一个号码的车子,若是人家转卖了给你那就该换牌子啊。赵元任就告诉他这是中国学生监督处的车子,前监督(梅月涵先生)走了两个多月,我才来接管监督处的事。警察才恍然大悟的说,那是你的哥哥吗?你们两个人真像,是不是双生兄弟?杨步伟说,长得差的远呢,只慢慢吞吞的脾气有点像,但是我的丈夫是仰着脸答应人的话,那位梅先生总是低着头哼的。警察大笑说,这点我可没有注意。然后就放他们走了。

      1932年,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开年会,大家提议去看全日食。赵元仁向来对天文兴趣浓厚,欣然同意。大家决定赶紧开车赶去,怕迟了就看不到了。为了赶时间,车子开得飞快,以至于车后的一个手提箱(箱内有重要文件)掉了他们都不知道。后面的车拼命按喇叭试图提醒他们,但他们以为自己超速,警察追来了,就开的更快了。等后面的车追上来告诉他们掉了东西,他们才开回去拣回箱子。等他们把车停在一个树林里天色已晚,日食也快结束了。同车的韩权华说:“怎么已经完啦?”赵元仁的女儿如兰、新那说:“就看这么一点儿啊?”三女儿莱思则说:“太阳真难看,一个黑脸长了些白胡子!”但赵元任依旧高兴地叫:“看Corona,corona!”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随清华南下长沙,因终日无事,他便拿架照相到处拍照。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令,凡是可疑的人都当间谍看待,格杀勿论。赵元任当时用的是一部双头的法国照相机,为了省胶卷,他便用一只手捂住镜头的半边,只用半边照,这样每张底片就可以照两次。当时警察看了他的奇怪举动后,以为他是奸细,便问赵元任话,赵没有理会,他们便以为赵元任是日本人,不懂中文。但因警察常看见赵元任进出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家中,又住在警察厅长的楼上,不敢轻举妄动,便报到省里,幸好当时正在开省务会议,时任财政厅长的尹任先是赵元任的老朋友,便对何建说,动不得,是某某学者,等我们查清了再说。朱经农也赶紧到赵元任的住处询问,赵元任告之理由后,误会才解除。

      随着抗战深入,史语所再次南迁。途径广西桂林时,他们一时很难找到旅馆,只能住在一个车夫们住的旅馆内。第二天,章元善让赵元任和他一起去拜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赵元任颇为反感,说:“我不要去看这些大人物。”章说:“不能不去,因由广西经过镇南关、谅山这一带非由省政府派车送不可,否则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数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赵元任只好与章同去。见到黄旭初后,黄开口便说:“赵先生,我天天办公前总和你谈谈天才去公事房。”赵、章二人莫名其妙。黄接着又请二人去他休息室内,二人更觉莫名其妙,以为黄有什么秘密要和二人谈,便跟着他进去。进去后一看,二人不觉大笑起来。原来黄的床前放了一套赵元任录制的国语留声片,有一片还在唱机上转动呢。黄说:“每日我至少都要听一刻钟或半点钟,我才去办公。”对于赵等人所请,黄一口答应照办。

      赵元任赞同汉字简化,但他觉得简化不能太过,如“関”字简化为“关”,结果是“无门可关”,实在不成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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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32 | 显示全部楼层
      爱侣(一)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拥有离经叛道的性格,性格迥异的二人却携手走过了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宣称:“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期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兰仙,小名传弟,学名韵卿,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一出生便有两双父母。生父是长子,九个子女,杨步伟是最小。养父是他的二叔,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叔,出生前由父母指腹为婚,许配给姑姑家的表弟。

      杨步伟一周岁时,家里让她“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对此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便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父母一顿责骂,骂她对圣人不恭。
      杨步伟调皮,捉弄先生,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杨步伟自小便有许多浑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从这些绰号就能看出她自小的性格。杨步伟小名“传弟”,是想她能给养父带个弟弟。叫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就敢干。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曾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当时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担任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小杨步伟便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捉弄黎。黎元洪并不气恼,只是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算是她弄湿了他的被子责罚。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打了五下,理直气壮地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自小任性、野气,她曾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叫局。
      杨步伟进入南京旅宁学堂学习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杨步伟16岁时,家里定下婚期,让她和指腹为婚的二表弟完婚。她坚决要退婚,并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由于杨步伟的坚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取消婚约,但让她立誓终生不嫁。生父则被气得半死,扬言要将她抓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平息此事。退婚后,杨步伟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步伟”这个名字,是杨步伟的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少年时林贯虹便看出她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杨步伟不肯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林贯虹,她正式将韵卿易名为“步伟”。
      杨步伟的同学林贯虹病逝后,为将她的遗体送回福建老家安葬,杨步伟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支助死者亲属。由此,她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1919年,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崇实学校,请当时只有20岁的杨步伟担任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轰轰烈烈,并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爱侣(二)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后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们二人及去世同学林贯虹,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但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森仁医院”名称便由此而来。

      婚后,杨步伟专心相夫教子的贤妻,不再经营医院,但她却闲不住。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的夫人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也不介意,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但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最后赔本关门,杨步伟投资的400银圆全赔个干净,于是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小饭馆经营的不成功,杨步伟又开始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并开办了“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后,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被指控为“窝匪罪”,最后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解决教职员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开办“成志小学”,请杨步伟当董事长。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又想办汽车公司,最后不了了事。
      杨步伟性格直爽,平常话很多,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置酒席宴请清华大学的同仁,杨步伟坚持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数十年来,赵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留学生们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烹饪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到美国多年,英文却一直学不好。傅斯年在美国时,听见杨和美国人说话,说得那么流利那么错,他说赵太太真胆大,杨回他,我哪样事不胆大?
      在美国时,杨步伟做全职太太,平常无事可干,赵元任就让她翻译书。杨步伟就开始翻译山格夫人( Margaret Sanger)的《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译名曰《女子应有的知识》。杨步伟一遇到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就问赵元任,问的多了,赵元任便说你去查字典以后就记得了。杨不愿意,说要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就不做,摆着一个活字典在这儿一问就是了。有一天翻译到一个妇女一生大约有两千个卵子(ova),杨步伟译成了鸡蛋。赵元任见后,乐不可支,以后常常拿这事开杨步伟的玩笑——一个女人有两千个鸡蛋。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杂记赵家》。胡适看了,称赞她说:“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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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33 | 显示全部楼层
      婚礼
      赵元任和杨步伟结识后,便常常到森仁医院做客。一次,他对杨说,最近恐怕太忙,如果不能再来,希望她们不要介意;可是当晚他又去了。他们听到外面有人出了车祸要找医生,赵元任便随着杨步伟跑到大门外,匆忙中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自那以后,每年杨步伟生日,他便买一盆菊花送杨。
      1921年6月2日,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新式结婚,他们除了租一间房屋外,一概从简。
      婚礼这天,二人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了张照片,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结婚通知书,通知书附照片一张,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二人打电话将胡适和朱徵请到家中,由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赵元任拿出一张自制的结婚证书,请胡、朱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通知书一共寄出四百份左右,通知书这样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士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个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民国十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告诉诸位,他们结婚的证婚人:胡适之博士,朱徵女医士。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所以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赵、杨的结婚通知书所附照片上写有格言:“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
      胡适这样回忆赵元任的婚礼: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
      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二人的婚礼。后来赵元任问罗素:“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罗素答:“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后,将该通知书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就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杨结婚时,赵元任正赶着录制第一套国语留声片,所以他们并没有去度蜜月。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早,胡适上门拜访。佣人对胡说:“先生太太都不在家,出去度蜜月了。”胡适说:“不会的,你去报告他们,我知道他们有一大些事要急了办,不会出去的。”果然,杨步伟在楼上听见了,就开了窗户叫胡适道:“你猜得真对,我们是在家里,恐怕来人太多,花了我们的时间,所以交代用人,照俗例回人去蜜月了。那是真的甜蜜。但是我们现在正过着苦蜜呢。”胡适大笑,调侃说:“打架吗?我来解和。”于是进门与赵元任大谈国语留声片之事。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方式触怒了许多亲友,赵元任最喜欢的姑妈侬姑送来一个花篮,赵元任退回了,因为他认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不能收;杨步伟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谐和
      赵元任“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二人性格迥异,却携手走过六十年。
      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后坐轮船赴美,百无聊赖的时候,两个人便下围棋解闷。他没有带围棋,便向船上要了两袋早晨吃的炒米和炒麦子,可以分黑白两种,当成棋子用。
      杨步伟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依然说不好英文,但赵元任从不以此为耻,他常在学术演讲时拿杨步伟的话来举例。1986年,赵元任在其著作《中国话的文法》前写道:“致献给我太太,因为她一不留神就说出些中国话的文法的绝好的例子。”但赵元任对自己却要求极为严格,一字一句都不能有错的。他曾试着改正杨步伟的文法错误,有时杨烦了,便大发脾气,赵元任只得作罢。所以赵元任批评杨步伟不但外国话没有说全的,连中国各种方言也无一处说完全的,杨步伟总回他,不要紧,我又不是方言家。杨步伟觉得她说的话才是代表全国的国语。

      20年代旅欧的留学生们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伦曾开玩笑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
      1946年,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时,二人的证婚人胡适因故不能亲临祝贺,特寄来一首贺诗《贺银婚》曰:“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赵元任、杨步伟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
      1971年,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上,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当年胡适《贺银婚》的韵。杨步伟写道:“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
      赵元任和曰:“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赵元任在诗后署名“妧妊”,表示自己来世要成为女性。

      1973年6月,赵元任夫妇终于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土,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人接见了他们。在和周恩来交谈的3小时里,杨步伟是主要的谈话人之一。事后,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赵元任惧内,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花甲之年的杨步伟曾在自传《杂记赵家》中谈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杨步伟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后面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杨步伟的《杂记赵家》用英文出版,请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前言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儿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和他们一起生活多年的杨步伟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晚年,杨步伟肩膀疼,赵元任便每天给她梳头发。他们出去散步,赵元任常开玩笑说:“有什么锅借什么锅。”意思是有什么街过什么街。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柏克莱,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即追杨步伟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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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33 | 显示全部楼层
      至交
      赵元任和胡适同年赴美留学。胡适弃农学文后,与赵元任一同选修克雷登教授的哲学课程,又结伴拜访哲学教师阿尔培,二人交谊日深。由于学业突出,他们二人及胡明复三人入选全美高校联合学会会员,一时传为佳话。
      胡适回国后,在北大任教,他一直挂念赵元任,1919年3月间,他写信给身在美国的赵元任,邀他回北大教哲学,赵元任未应邀。
      后赵元任回国,在胡适家中,结识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并一起致力于国语的推广。对此,胡适极为支持,也给予赵等人帮助。
      赵元任与杨步伟婚后赴美,途经上海,恰当时胡适也在上海,胡适每天都要到赵氏夫妇住的旅馆看望攀谈。当时大家都问杨步伟是否要买些中国的东西带到美国。杨当时已经怀孕,一点不想动,但多数人以为她是因为离开医院不开心。只有胡适说:“韵卿,我想你有特别的原因了,喝点汽水什么的,也许胃口畅快一点。”杨步伟便埋怨赵元任:“你如何没想到?”胡适大笑说:“他不内行,我是有经验的,他若这个是内行就靠不住了。”

      1922年,赵元任翻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此书由胡适命名。
      赵元任曾编单音节故事《施氏食狮史》,胡适读后说:“那时有人要用拼音来代替我国的方块字,我要赵元任把这个故事写成拼音之后,就再没有人敢说用拼音代替方块字了!”
      1930年,胡适四十岁生日之际,赵元任为他的好朋友写了一篇幽默戏谑的贺词:“胡适说不要过生日,生日偏偏到了,我们一班爱起哄的朋友,又来跟你闹了。……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那样,觉得你真是有点儿对了都。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所以我们都进了研究院;你是提倡白话文的咯,所以我们就罗罗嗦嗦地写上了一大片……”
      1948年,胡适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写信给赵元任说:“你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至今还盼望元任能到北大教书。”
      1949年,胡适来到美国,他写信给赵元任,说自己不愿久居外国,回去又不知道能做什么,“此事请元任替我想想,就给我一个判断,请不必告诉外间朋友。”赵元任力劝他留在美国任教,甚至要为他预订住房,赠送用书。此后,赵元任在其任教的加州大学征集签名,四处奔走,为胡适争得来加州大学讲学半年的机会。
      居美期间,胡适颇为落魄,他对赵元任说:“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1957年11月,赵元任得知台湾“中央研究院”欲聘任胡适为院长时,马上打电话给胡适,劝其应允。
      1959年,赵元任夫妇赴台访问,回美国前,胡适握住赵元任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对赵元任说:“退休后早点回来工作,训练我们国家的青年!”
      胡适晚年在台湾并不开心,在给赵元任的信中他写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如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甚至于我在1952年—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
      胡适去世后,赵元任极为悲痛,他根据胡适生前录音撰成《绩溪北岭音系》一文发表,又将胡适写给他的数十封私人信札整理刊发。1968年深秋,76岁的赵元任来到台北南港,在胡适墓前徘徊良久……
      而赵元任去世后,他的女儿惊讶的发现,父亲故去的时间竟与他的至交胡适逝世的时间为同日且为同时,只是前后相差整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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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34 | 显示全部楼层
      眷恋
      1923年,赵元任的二女儿出生,赵元任为其取名“新那”,意为“新的支那”。赵元任的朋友丁绪宝便一直叫赵新那“新中国”。
      赵元任曾对外国人说:“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院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参观。中国不是旧金山的‘中国市’,不是红印度人的保留园。”
      赵元任将西方音乐的技巧和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努力探讨和创作具中国民族风味的“中国音乐”。许多人批评他的曲子“欧化”,不是“中国音乐”。赵元任在《新诗歌集》序言中说,这些人的看法来源于一种“博物院的中国”的错误观点,他说:“不但对于音乐,对于好多事情,他们愿意看着中国老是那个样子,还是拖着辫子,还是养着皇帝,还是呵尤呵地挑水抬轿,还是吟吟嗡嗡地吟诗念经,这样他们的观光公司才有题目作广告,这样他们旅行的看了方才觉得picturesgue(景色如画的),guaint(离奇的)等等形容词。”

      抗日战争前后,赵元任写了很多爱国歌曲,如《我们不不不买日本货》、《自卫》、《看醒狮怒吼》等。他还配合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儿童教育,为陶的许多诗谱曲,如《小先生歌》、《人人都说小孩小》、《春天不是读书天》等。
      到云南后,赵元任因为受到李济的排挤,加上病后精神状态极为不好,一整天七八小时手里拿一管笔,却写不出一个字来,终日也不说一句话。于是,他们决定到美国任教。离开时,蒋梦麟夫妇特地从蒙自赶回送行,送给他们一个蒙自出产的气锅,盖上有“故国可家”四个字,并对他们说,不要忘了此字之意。杨步伟说:“所以在美三十多年以来,我总对小孩们说好好学,不要给本国丢脸,多给中国人尽点义务,看华侨多么爱国啊!”

      赵元任对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极深的感情,中美建交后,他两次回国,每次流连于南京北极阁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旧址,一间房子挨着一间房子看,还在他当年工作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拍了张照片留念。
      1973年,赵元任夫妇回国时,开了一个想见面的人的名单,有70多人,都是几十年前的朋友和学生,多数只有姓名,没有地址和工作单位。在接待单位的努力下,这些人差不多都见到了。赵元任夫妇非常高兴,赵元任说:“这简直是一项科学研究。”
      赵元任夫妇回国后,一直去寻找他们曾经的足迹。当年他们结婚后住的房子,赵元任和罗素住过的地方——清华大学老南院等等。他们还回到常州老家青果巷,见到了赵元任的堂弟一家人,并在小时候游泳的小河边拍照留念。临走时,赵元任拉着二女儿新那的手说:“过一二年一定还要再回来。”
      1981年,赵元任最后一次回到祖国。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副校长张光斗的陪同下,重游清华园。来到赵元任当年在清华任教时住过的老南院(今照澜院)1号的一幢灰色砖房时,赵元任第一个快步走上台阶,推开了栅栏门走进院内,上前敲门。不巧,主人不在家,进不去。于是众人就和赵元任一块儿在门前照了一张照片。
      之后,赵元任还想再去清华故居。6月4日上午,赵元任由女儿赵新那一家陪同,“秘密”回到清华。这次赵元任故居的主人在家,给他们开了门,热情地迎他们进屋。赵元任在50多年前的“家”里转来转去。接着,他还去看了工字厅、大礼堂。赵新那说,他对清华园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都很留恋。
      赵元任去拜访金岳霖,金因病行动不便,平常只能坐在椅子上,但三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访,他非常激动,站起来与赵元任拥抱。这天他们聊了很久,最后告别时,他们依依不舍。
      赵元任去南京金陵刻经处,途径南京逸仙桥小学时,90岁的赵元任和女儿们一块儿唱起他为这所学校谱写的校歌:“中山路,逸仙桥,平坦坦的大道……”
      1981年,赵元任逗留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演唱《教我如何不想她》。一次,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有人问道: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元任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1981年,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她》;回到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对家乡常州念念不忘,杨步伟去世后,赵元任收到了常州市人民政府的唁电,他感激地说:“常州还没有忘记我这么一个在海外的儿子。”1981年,赵元任再次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建设和变化,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此后,邓小平接见赵元任时,赵向邓小平表达了他的喜悦心情,他说:“常州进步了,变化很大。”临终前,他给女儿新那的最户一封信,还说想回常州,让女儿陪他去。
      赵元任去世后,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鐄、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
      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去世后,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赠送给加州大学,书籍和遗物分送给亲友,杂志赠给北京大学和语言研究所。

      赏誉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二人留学美国时,胡适便对赵元任推崇备至:“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赵元任为第一。其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以学以行,两无其待,他日所成,未可限量。”
      赵元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陈原写道:你在他(赵元任)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萧友梅在《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中认为赵元任的艺术歌曲“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
      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赵元任的弟子、语言学家王力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罗常培评价赵元任说:他的学问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可是对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大。从1922年到1948年,他一共发表了语言学专著约14种,论文约21篇。近20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的一辈都管他叫做“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 of Chines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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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36 | 显示全部楼层
    郁达夫(初稿)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曾化名赵廉,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关键词:
      非命、抗日、忧国、家恨、婚姻、畸恋、忏悔、逸事、

      性情、任侠、颓唐、从政、嗜好、教学、文学、评说


      非命
      1938年底,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所聘,出任该报副刊《晨星》的编辑,发表了大量号召抗日的文章,影响巨大,成为南洋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1941年,日军攻打马来亚和新加坡,郁达夫乘快艇逃难到印尼群岛,后来曾担任日本宪兵分队的通译。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时年四十九岁。
      这一天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相反却迎来了他的噩梦。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随即,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们打了个招呼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据他的朋友说,听见了外面有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而几个小时后,郁达夫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1936年时,郁达夫在一首诗中说:“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这竟然成了诗谶。
      关于郁达夫的失踪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这也是目前的通说。
      1946年8月8日,邵宗汉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得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现在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

      胡愈之推测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胡的文章《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中推测因郁达夫在南洋从事抗日活动,最后被日本宪兵所杀害。建国后此一推论基本被延续下来。
      1985年8月30日,胡愈之在纪念郁达夫烈士遇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他说:“中国现代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郁达夫‘失踪’已经整整40年了。‘失踪’两个字是我加上去的。1942年新加坡沦陷以后,他和我们一道,隐姓埋名,流亡在苏门答腊。他本可以回国,但不愿意回国。不幸他被当地日本宪兵发现懂得日本话,就强迫他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他在暗中帮助了印尼人民,帮助了华侨。更加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宪兵发现是从新加坡来的抗日知识分子,知道日本的残酷暴行很多。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日本宪兵一定要消灭抗日的知识分子。这种非法暗杀行为是‘战犯’干的。战犯这个名称,是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的。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

      同年9月27日,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更让对郁达夫死因关注的人们眼前一亮。消息称: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前不久,铃木正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而且他手中还有当时下令的复印件,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据说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话,便在森林里将郁达夫活活扼死。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来源者的姓名,而且其对“凶手”均用英文字母表示,铃木称他答应过被采访的凶手不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也颇受置疑。
      据学者推测,之所以日本宪兵在投降后还杀害郁达夫,是因为他当过日本宪兵的翻译,知道太多内幕,怕在日本人受审时郁达夫作为证人指正他们,故痛下杀手。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但是,反对者认为,当时郁达夫是上了一辆小汽车之后失踪的,当时在印尼只有日本人有小汽车,所以郁达夫不太可能死于印尼人之手。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是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的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可能这一担心变成了事实。
      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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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37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日(一)
      1937年,郁达夫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日刊)主编。郁达夫在47天内,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后《救亡文艺》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省保安处派特务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迫停止活动。然而,郁达夫仍下定决心,要为抗战而献身。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次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离开福州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作为南洋文化界抗日领袖的郁达夫便开始在南洋的诸多岛屿间不停地转移。郁达夫很有语言天赋,除了母语外,他掌握了日语、英语、法语、德语,来东南亚以后,又初步掌握了马来语和印尼语,再加上原先就懂的闽南话和粤东话,语言上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他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和欲望。4月中旬,他化名赵廉,来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被日军强征做了8个月的翻译。一天,郁达夫化装成工人,乘公共汽车去办事,在路上遭遇日本宪兵队的汽车。日军勒令公共汽车停车,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军官带领下冲上了公共汽车。为首的日军军官用日语叽哩呱啦说了一大通,可由于不懂日语,大多数乘客和司机都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一个个被吓得面如土色。此时,郁达夫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向为首的日军军官。他听出了日军只是问路而已,于是他便用流利的日语为日军指出了道路。这位初到苏门答腊的日军军官偶然遇到这样一位精通日语的当地人,不免惊喜万分,他仔细询问了郁的名字和地址,举手敬了一个礼,车就开走了。

      两天以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找到了郁达夫,软硬兼施,“邀请”他充当“通译”。郁达夫思考了几天,决定把这个条件充分利用起来,以便于从事抗日斗争,但他的条件是不领取日本人的报酬。从此,这位大文豪的身份便是一位身兼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通译”的华侨富商赵廉。
      由于郁达夫会说日语,日本人又对郁达夫很是恭敬,印尼当地人都认为郁达夫是日本人的间谍,碰到日本人的那天,当公共汽车到达目的地后,郁达夫去买香烟,当地人非常害怕,都不敢跟他说话。当郁达夫担任日本人的“通译”后,当地人对他更是怀疑。
      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这些努力逐渐消除了巴爷公务的侨胞对他的敌对情绪。之后,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沈兹九、张楚琨这些流亡印尼各地的抗战文化人先后来到这里,得到他的庇护。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而获释。郁达夫的这些事迹,很快流传于当地华侨和印尼人之中。于是,这位神通广大的“日本大间谍赵廉”摇身一变,成了当地华侨和印尼人心目中的保护者和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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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37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日(二)
      郁达夫当通译后干的第一件好事,是把苏东日本州长官派来追缉陈嘉庚的几个坏家伙撵走了。一部小汽车加一部供油的“罗里”车,载着一个汉奸和两个拉来的实武牙筹赈会委员(这两个委员参加过新加坡陈嘉庚主持的南侨代表大会,见过陈嘉庚),来苏西各地追踪抓人。陈嘉庚确是从巴东乘船到爪哇去的。汉奸不会讲日本话,郁达夫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已经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却来讨人!”宪兵队长听了大发脾气,用日本话骂起来:“马鹿,你们敢来讨人!”汉奸和两个可怜虫抱头鼠窜。郁达夫也用中国话说了一句:“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郁达夫为了成功隐瞒自己的身份,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经常在日本宪兵身上慷慨花钱,摸清宪兵队内每一个人包括队长的性格、嗜好、习惯,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颇具传奇色彩的简历。他甚至还专门娶了一位没有文化、其貌不扬的土著女子陈莲有,用爱国华侨相赠的400余盾,开了一家叫“赵豫记”的酒厂,俨然一副长久扎根的景象。这位嗜酒如命的才子,怕酒后误事,硬是强迫自己戒了酒,并蓄起胡须,收敛住先前的张扬和直露,过起了严肃、谨慎的生活。他的旧名士般的张狂和玩世不恭也只能在与密友私下聊天时才能得以展露,譬如,在婚宴上,他以“何丽有”(即“何丽之有”的谐音)来揶揄陈莲有,戏称自己的新婚之夜为“破罗敷”。

      一次,郁达夫和密友交谈,得知不少华侨已经知道自己就是郁达夫,他却颇不以为然地说:“没问题,这里的许多华侨已经知道我是谁。有什么问题呢?到日本宪兵部去告我吗?我先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知道赵廉真实身份的,除了几位文化同仁外,还有巴东某中学的校长张紫薇,侨长吴顺通、曾玉印、蔡承达、蔡青竹等几个人,就连他的最后一位夫人也不知道她的枕边人居然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

      得益于巴爷公务的闭塞和当地华侨的团结,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日军都不知晓这个仗义疏财、豪爽正直的酒厂老板“赵胡子”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直到1944年初,郁达夫的身份才暴露。当时,有个从昭南岛调来的汉奸洪根培知道郁的身份,他在新加坡听过郁达夫的演讲,也与郁达夫有过接触。他告发郁达夫,是因为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被断然拒绝,便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郁达夫是联军间谍,为其作证的是一个同样因私事而对郁达夫怀恨在心的前巴爷公务中华小学校长。由于郁达夫事前的特意渲染,整个日本宪兵队都知道了郁、洪之间存在矛盾,便认为洪可能是在打击报复,所以未加理会。

      2月初,当地华侨孙某被日本宪兵逮捕,在严刑拷问之下供出了赵廉即郁达夫。联系到洪根培之前的告密,日军大吃一惊,立即展开秘密调查,并开始对郁达夫实行监视。告密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很多朋友劝郁达夫去别处躲藏,他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冷静,他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上,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不久,巴爷公务陷入了某种恐慌,一些与郁达夫走得近的华侨和朋友,相继被传去问话,甚至遭到逮捕。宪兵们上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每次都来得很诡秘。郁达夫则继续和他们周旋着,表现得竟如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般娴熟。

      郁达夫在《自述诗》中说:“每到岁首,立作遗言。”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达夫就对自己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到元旦,照例写了一份遗嘱。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知道了郁达夫的身份后,并没有马上逮捕他。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宪兵们除了把对郁的称呼由“赵先生”改为“郁先生”之外,一切还是维持原状,“双方好像是尽欢而散”。巴爷公务又慢慢恢复了平静。

      忧国
      郁达夫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时,曾赋《新秋偶感》七律一首:“客里苍茫又值秋,高歌弹铗我无忧。百年事业归经济,一夜西风梦石头。诸葛居常怀管乐,谢安才岂亚伊周。不鸣大鸟知何待,待溯天河万里舟。”郁达夫毕业论文的题目曾计划写《中国经济史》或《中国外交史》,还打算写《中国货币史》。
      1917年6月3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夜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接着在11月日记上又写道:“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192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所谓“党政之神”,历任文部大臣、司法大臣、东京市市长等要职的尾崎行雄,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给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演讲。尾崎在演讲中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做“清国”,还带有明显的讽刺意昧。突然,大厅中“呼”地站起来一青年,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雄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这青年就是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先生于1985年8月回忆这件事时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郁达夫参加了鲁迅的葬礼,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日本侵略中国后,郁达夫无比愤怒,只有一提到“日本”二字,他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反感。有一次,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当着众人的面,在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正气凛然,令人震惊。
      有一天晚上,刘海粟和郁达夫躺在新加坡期颐园中的草地上,两人随即谈及时局。郁达夫忽地愤然跃起,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
      郁达夫被推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并兼任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任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王任叔在《记郁达夫》里说到一段:“爱同小学校里,有时静寂得如深山古刹似的。达夫孤单地一个守在那里。他有老僧似的忍耐力,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孤寂。他自然不是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领袖,但他总爱尽他能尽的一份责任。即此负责精神,已使热情的青年们对他有一种崭新的看法了。”

      家恨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杭州、富阳后,郁达夫的七十多岁老母亲不愿做亡国奴,躲在夹墙中,除夕那天饿死于家乡的鹳山。噩耗传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初,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悲恸欲绝,即在刘宅景屏轩设灵堂遥祭,并亲自书写一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悬挂于其母遗像旁。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投入更广泛的全国性抗日洪流中去。
      1939年11月23日清晨,郁达夫的大哥、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郁曼陀)在赴法院途中,被奸徒狙击,连中三弹殒命。郁华曾是创造社四巨子之一,诗酒风流,甚是香艳,如其《鸳湖新词》:“春泥冷溅小菱靴,连臂湖塍唱踏沙。花底几家新酒熟,水边三月丽人多。鬓云渐重鞭丝腻,面页微香扇影过。珠箔飘镫归去晚,调笙还倩粉儿歌。”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闻讯,为大哥写来一副挽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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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39 | 显示全部楼层
      婚姻(一)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在他三岁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给他订了亲。未婚妻孙蓝坡是乡间少有的才女,读过一些诗词。郁达夫原本对包办婚姻反感,但当他读过未婚妻托人捎给他的手书密信,称赞孙蓝坡“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辈老秀才矣。”当他第一次接触孙时,惊喜万分,他后来给长兄郁华的信中说,孙蓝坡虽“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郁达夫惊诧于孙蓝坡的文采,孙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孙蓝坡后由郁达夫未其改名孙荃。

      见面之后,郁达夫与孙荃之间书信往来密切,在信中二人诗词唱和,互诉衷肠。郁达夫对孙荃的诗作颇为欣赏,曾把自己的诗和孙荃的诗混在一起,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在《之江日报》上,竟使读者真假难辩。郁达夫还把孙荃的诗作编成集子,命名为《夕阳楼诗稿》,夸示同人。为了将来生活和谐美满,郁达夫也开始要求孙荃学习书法,并亲手楷书影格,孙荃都照办了。
      1920年暑假,因祖母患病,郁达夫回国省亲,在双方家长的坚持下,郁达夫和孙荃完了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甚至没有点燃喜庆的蜡烛和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悄然乘上轿子,就算过了郁达夫的家门。简单的晚饭后,新郎、新娘即独自到楼上上床就寝。
      婚后的生活是愉快的。郁达夫做诗曰:“梦来啼笑醒来羞,红似相思绿是愁。中酒情怀春作恶,落花庭院月如钩。妙手碧玉瓜初破,子夜铜壶影欲流。懒卷珠帘听燕语,泥他风度太温柔。”
      正当他们沉浸在新婚燕尔的欢快之中时,不幸郁达夫患了严重的疟疾,虽经孙荃悉心照料,但病好之后,郁达夫的假期已到,即将别离的两人难分难舍。这一情况,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茑箩行》中有详细的描写。试看下面一段:“将行的前夜,你也不说什么,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对你说。我从朋友家里喝醉了酒回来,睡在床上,只见你呆呆的坐在灰黄的灯下。可怜你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将要上船的时候止,终没有横到我床边上来睡一忽儿,也没有讲一句话……”

      1921年,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回上海负责《创造季刊》的出版工作,他和孙荃又得以相聚。但时隔不久,郁达夫须赶回日本,参加帝大的毕业考试,夫妻再一次别离,依依难舍,洒泪联句作别。联句云:“梦里哭君行,疑已到天明。(孙)醒来却喜夜沉沉(郁)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1922年7月,郁达夫结束了他十多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与了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的论战。后为生活所迫,又去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这时,他一面教书一面创作,劳累成疾。后来在安庆卸职后,贫穷又跟随着他。他回家养病,以后又带孙荃到了上海。但各处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能使他满意,他想到了自杀,又想到去俄国做劳工,都为亲人所劝止。关于这一段的生活,他亦在自传体的小说《茑箩行》中有较为细致的叙述。1923年秋,他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1924年初,他又赴武昌,担任武昌师大文科教授,同年十一月他离开武昌,回到上海,不久肺病复发,只好回富阳、杭州疗养。这期间,他和孙荃有简短的生活。

      1926年3月,郁达夫受广州中山大学的邀请,与郭沫若结伴同往。孙荃暂时住在北京郁达夫长兄郁曼陀家中,这时又添了第二个儿子熊儿,生活更加困苦。孙荃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备述了生活的艰难窘况,郁达夫看后热泪盈眶,日记中记道:“我真不晓得荃君如何在那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他立刻寄钱过去,但因为钱少,这又使他不得安心。他的大儿子龙儿又在这饥寒交迫中突患脑膜炎,郁达夫闻讯日夜兼程地赶到北京时,龙儿已经埋葬四天了。由于爱子的夭折,郁达夫便在北京滞留了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返回中大上课,但心中一直在惦念着北京的妻儿,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孙荃的来信,便焦急难耐。若有人去北京,他不是带钱回去,就是捎一些燕窝去,尽心尽力地体恤着在孤寂中抚养着孩子的妻子。

      后来由于创造社工作的需要,郁达夫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回到上海来。他本想到接回住在北京的妻子来上海共同生活,无奈拮据的经济状况使他不能这样。在北京的孙荃也担心郁达夫的孤寂生活。当大雪纷飞,北京已是隆冬季节的时候,孙荃想到郁达夫尚无棉衣御寒,便冒了大雪到邮局给他寄去一件皮袍子。当郁达夫取回皮袍时,心里真是万分地感谢孙荃,只一个心眼地想到如何想法子去报答孙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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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41 | 显示全部楼层
      婚姻(二)
      孙荃以为能和丈夫团聚之时,却不曾料到郁达夫此时遇见了王映霞,并于1928年2月与王映霞结婚。孙荃从此就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
      郁达夫的长女郁黎民回忆母亲:“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郁黎民还记得,小时候一觉醒来,往往能听到隔壁小佛堂传来母亲喃喃的诵经声,和着一下一下轻敲的木鱼声。
      孙荃对儿女管教严厉。孩子放学回家,先要去她那里报到,做完了作业就在家看儿童画报。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四处奔波逃难,孙荃也随身携带《唐诗三百首》等书籍,她还指导孩子们办了一个叫《零碎》的刊物,三个小孩子轮流当责任编辑,每期每人要写几篇文章,不管是日记、故事、小小说还是散文,甚至还可以画一张画。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富阳老家,见到了久别的妻儿。他对儿子天民最是喜爱:“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
      尽管郁达夫请来岳母规劝,但孙荃不肯原谅他,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
      不过,在饮食上,孙荃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喜好和口味细心烹制。“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郁黎民说,离清明还有一些时日,孙荃就让人到娘家的竹园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刚吐出新芽的绿茶,都是为了让郁达夫尝尝鲜。
      在郁黎民看来,起初母亲对父亲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后来三婶(孙荃)慢慢抛弃了对三叔(郁达夫)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郁黎民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一天晚上她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孙荃对这个梦久久不能释怀,她的解释是“韭”的谐音是“九”,加上早夭的龙民,郁达夫一共有九个孩子,孙荃觉得这是郁达夫要她把遗留下来的所有儿女都照顾好,但是她又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常常感到不安。
      郁黎民发现,母亲高兴的时候总是与父亲有关。解放初一个清明节前的傍晚,富阳第一任县委书记来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青蒿,这是富阳的风俗,用来做清明果的。书记就问:“这也能吃?”孙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来了80斤大米,原来这位北方干部以为这一家人还在吃野菜度日。受到政府这样的礼遇,孙荃总觉得这是丈夫给她的荣耀。
      更让孙荃感到荣耀的,是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她领到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烈属证,这让她感到无上的光荣,并且成为晚年的精神寄托。
      孙荃去世前,很少离开郁家老屋,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1978年3年29日孙荃逝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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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9-12 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婚姻(三)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也是王家世交)家中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当天,郁达夫就邀约了孙百刚夫妇与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饭,前前后后显得异常的兴奋豪爽、周到细致,可谓备极殷勤。在当晚的日记中他写道:“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王映霞比郁达夫小11岁,原名金宝琴,杭州人,因过继给外祖父王南为孙女,改名王旭,字映霞。王映霞为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一个性格活泼的知识女性。王映霞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就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1927年,郁达夫在写下许多革命性很强的政论的同时,也写下了许多情书和日记。郁达夫还将自己的日记集于当年9月交北新书局出版,名曰《日记九种》。此书的出版事前并未经过王映霞同意。在《日记九种》中,郁达夫详细地描述了他和王映霞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全过程。他语无伦次地将他迟到的爱情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两个被神箭射中的情侣,偷偷地躲在西湖边神昏颠倒地诉说情话:一个把自己比作玉皇,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快乐的生物;一个把自己比着皇后,已经快乐得说一句话都很困难。在日记里,郁达夫甚至连与王映霞接吻的次数都有详细的记载,哪一次亲吻得最长都有明确的记录。

      这场恋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包括孙百刚、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甚至于是当时创造社的潘汉年、叶灵凤。郁达夫追求王映霞的成功最主要得力于王映霞的祖父王南的支持。王南,字二南,清末贡生,当时为杭州著名文化人。王南很爱惜郁达夫的才华,因此并不忌讳郁达夫已有妻室和3个孩子,并且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郁达夫在与王映霞拥抱和狂吻之时,“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得到了。”此时,郁达夫在信中对王映霞的称呼也是最亲热的,在名字前加上“最亲爱的”字样。
      郁达夫认识王映霞两个月,有一日在见过王映霞后,在日记中记到:“在马路上也看见了些粉绿的卖妇,但我对她们的好奇心,探险心,完全没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正式组建了小家庭。
      王映霞在自传中到她与郁达夫的婚礼:“l928年的春天,郁达夫和我准备结婚。地点问题,倒着实经过考虑,最后才决定去日本东京。既然已决定下来了,我们就印发请帖,请帖上是2月21日在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通知了中外亲友。后来临时由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郁达夫说不去东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亲不同意,然后和我商量决定。在2月初,我们就到北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去租住了一个多月,到了3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不久就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原址在现南京东路浙江路的服装公司)请了两桌客人,请的是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这一次的请客,就算作是我们的喜筵。”

      婚姻(四)
      郁达夫一直没有与孙荃离婚。郁达夫表示过“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就是一定要与王映霞结婚的决心。但是他却受到了来自郁家的压力,特别是兄长郁曼陀对他的压力。郁曼陀凭借的是法律,曾多次写信告诫他“这是要犯重婚罪的”,在弟弟的婚姻问题上毫不让步。郁达夫无奈之下,只能让自己与孙荃的婚姻继续存在下去。
      而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与王映霞只能选择了低调的婚礼。据学者研究,郁达夫取消东京的婚礼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郁达夫“为了达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待‘已经结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没有再婚’这样一种目的”。

      王映霞的同学顾鹤寿夫妇就接到了请帖,而且他们夫妇当时也正在东京,2月21日这天他们到精养轩参加王映霞和郁达夫的婚礼,却“扑了个空”,然后再写信问王映霞。郁达夫和王映霞说孙百刚为介绍人,可孙百刚本人却不出席,只有他夫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而且孙百刚在当时自称反对此事,几十年后写《郁达夫与王映霞》(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对郁、王结合也仍持反对态度。所以,郁达夫与王映霞只能算是同居。

      郁、王同居次年即发生郁达夫因一言不合而突然出走宁波的事,此事最后由郁达夫向王映霞之母写“保证书”了结。此后郁达夫发脾气,又多次出走,王映霞说:“郁达夫在外祖父面前是经常写悔过书的,多写后就不起作用了。”1932年1月在上海,王映霞“叫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一份。”原来,面对郁达夫原配未弃的实况,王二南先生出于对外孙女未来的忧虑,督促郁将其所有著作的版权,签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赠与王映霞。面对王映霞的要求,郁达夫虽答应并照办,但却感到椎心之痛,情爱的馨香居然泛出钱财的铜臭。

      1933年春,郁达夫迁往杭州,并拟定居于彼时,鲁迅等朋友就劝阻过,鲁迅还专门写过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从许多历史典故说明杭州险恶。但郁达夫还是把爱巢建在王映霞的故乡——杭州,可谓爱屋及乌。
      1936年初,郁达夫在杭州横河桥场官弄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为“风雨茅庐”(现为横河派出所),共有3间住屋2间书房,占地一亩一分四厘,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为此负债四千元。然郁达夫一生在此屋内仅居住3次,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这座房屋的房契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后被王映霞出售。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快,但郁达夫依旧依恋王映霞。为谋生计,他到福建投奔陈仪。一个人在异乡,郁达夫一直思念王映霞,他于1936年在日记中写道:“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
      郁、王二人的关系不久便走到了濒临劈裂的边缘。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公然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原来此处“某君”即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此时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本就将信将疑。在福建时,郁达夫在庙里抽得了一支怪签云:“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鸠鸣已占凤凰巢”,使他对早先听说的王氏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的绯闻,由怀疑渐近乎相信。后来,郁达夫返回杭州,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怒,夫妻争吵。郁达夫将这些信批量影印赠送友朋,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请过郭沫若来查看现场,并在报上大登侮辱性的启事,且致电致信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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