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在美国成名后，时常有大学请他去演说一番。林语堂基本不拒绝，美国的演讲费高，兴趣和赚钱两不误，何乐而不为呢？他写演讲稿是快手，礼拜一晚上的演讲，他总是磨蹭到中午，才慢吞吞地点燃烟斗，仰坐在桌前深思默想，一袋烟吸完，腹稿也打完了。穿着打扮似乎更费时间，妻子廖翠凤要他以最好的形象示人，他却像不愿上学堂的小学生，跟父母拧上半天，最终还得照办。有一回，哥伦比亚大学请他去讲中国文化。他从衣食住行谈起，一直讲到文学、哲学，大赞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美妙绝伦。在座的是年轻气盛的美国青年，见林语堂滔滔不绝地说中国的好，一个女学生实在忍不住，手举得老高，语带挑衅地问：“林博士，您好像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你们中国的好，难道我们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吗？” 话音刚落，林语堂微笑着徐徐道来：“有的，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 举座喝彩。大家都扭过脖子去看发言的人，女学生怎么也没想到林语堂会来上这么一句，窘迫得脸色绯红，羞答答地坐下来。

　　林语堂携翠凤1962年造访南美洲，所到之处，欢迎者如云。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来听的人太多，挤满了临街的大道，政府不得不出动警察来维持治安。演讲者是人越多越兴奋，越容易出妙语，林语堂也不例外，他留下了最广为传诵的一段：“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林语堂喜欢演讲，可太多了也腻味。尤其是到台湾定居后，几乎每个星期都得例行公事讲上几次。国人演讲长得像王妈妈的裹脚布，客气寒暄话起承转合，林语堂苦不堪言。一次，轮到林语堂讲时已是中午过半，与会者饥肠辘辘，又不得不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他上台后说：“绅士的演讲应该像女士的裙子，越短越迷人！”说完就结束了发言。

　　教学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英文课的时候，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打了好一会儿他还没有来，学生引颈翘首，望眼欲穿。林先生终于来了，而且夹了一个皮包。皮包里的东西装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满以为林先生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兴许他是为找资料而弄得迟到了。谁知道，他登上讲台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只见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

　　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但学生们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语堂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了剥花生壳的声音。林语堂宣布下课，夹起皮包飘然而去。此后，每逢林语堂讲课时，总是座无虚席。

　　林语堂痛恨上课点名，但他的学生却从不缺课，不像其他课，老师点名后，居然还有人乘机溜课。他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甚至连别班别校的学生，也往往会赶来旁听。一则因为他的名气响，他编了《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等，俨然是一位英语教学的权威专家。再则他的课讲得确实有水平，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的语言学博士算是货真价实的。学生来不来，悉听尊便；上课讲什么，怎样讲，则悉听林语堂之便了。他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作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他的脑子里似乎也没有多少师道尊严，不像有的先生摆出一副俨然神圣的架势，装腔拿调，他则笑颜常开，笑语连篇。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从不正襟危坐，他说太累，他受不了。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着。在讲台上踱来踱去，有时就靠在讲台前讲。讲着讲着，一屁股就坐到了讲台上；有时也坐在椅子上讲，讲得兴浓，得意忘形，情不自禁，居然会像家居那样，将两只穿着皮鞋的脚中跷到讲台上。学生们先是大愣，后来也就习惯了。

　　林语堂还有一项绝招，就是以“相面打分”，他所教的英文课程，从来不举行考试，每当学期结束前，要评定学生成绩，他便坐在讲台上，拿出学生名册，一一唱名，被点到的学生，依次站起，他如相面先生一般，略向站起的学生，看了一看，便定下分数，他对着没有十分把握的学生，就请对方到讲台前，略为谈上几句，然后定分。
　　有人问他，怎么能凭外表来打分数呢？他说：“假如使我只在大学讲台演讲，一班五十几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小部分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十个考题给他们，而凭这十个考题，就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也不做！”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凭着他有超强的记忆力，让全班的学生，在几节课下来，自己便能直呼其名，然后他在课堂上，随时点指学生回答问题，因此，还未到学期结束之时，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他心里早已有数，这就是他敢于“相面打分”的秘诀。

　　据当时上过林语堂课的学生们回忆说：“林教授（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所以在同学们心中，无不佩服。”
　　恩怨
　　林语堂一生和两个好友反目，这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美国作家赛珍珠。
　　林语堂和鲁迅因《语丝》而结识，并在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五卅惨案后，由于北京形势太坏，林语堂写的文章也没有报纸敢发，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家门口溜达一圈，美其名曰“保护”，其实就是监视。于是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到厦大任教。随后，林语堂将鲁迅也邀请到厦大。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林语堂创办的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他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翘起来了。但是为了林语堂，鲁迅留了下来。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这样有着十年情谊的两个人，却最后分道扬镳。
　　1927年林语堂辞去外交部的官职来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开始倡导“幽默”。而鲁迅看不起“幽默”，他依然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因为想法的不同，他们渐行渐远。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由郁达夫作“和事佬”为二人调解。此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去之前廖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但鲁迅权衡之后没有答应。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林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因此事，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为要去杭州“风雨茅庐”的郁达夫和王映霞饯行。林语堂和廖翠凤也参加了。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林语堂好烟，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林语堂兴致勃勃地问鲁迅：“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林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原来林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林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林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听鲁迅这么一说，林语堂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这是林语堂和鲁迅的第二次误会。

云雾山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林语堂担任了宣传主任，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但因为这件事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林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后来又发生了周作人的自寿诗事件，于是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徐志摩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心里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除夫人廖翠凤外，与林语堂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女性，莫过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了。二人的交往，有恩，有怨，有佳话，也有遗恨。
　　赛珍珠是在中国布道的美国牧师的女儿。她生于中国，后回到美国学习，但是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梅康女子学院毕业后，仍回到中国，在南京大学担任英语老师。赛珍珠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想写一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并涉及各方面的书。她知道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还不透彻，理解还不深刻，想找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写。在与林语堂结识后，赛珍珠便选定林语堂成为这本书的撰稿人。

　　当时美国德出版商约翰•黛公司的老板R•沃尔什对赛珍珠十分心仪，为了追求赛珍珠，她从美国一直追到中国，当他听到赛珍珠说起这个消息，也鼓励林语堂写这本书。
　　1934年，林语堂用英文写出了《吾国与吾民》。赛珍珠读完书稿，拍案叫绝，惊呼这是“伟大著作”！此时赛珍珠与R•沃尔什已经结婚，《吾国与吾民》由赛珍珠丈夫R•沃尔什的约翰•黛公司出版了。
　　《吾国与吾民》一问世，就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当年9月至12月连印了七版。林语堂在美国读者中有了声望，赛珍珠夫妇认准了林语堂的学识和文笔合乎西方读者的口味，可以成为约翰•黛公司的摇钱树。因此，他们决定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去专事写作。W
　　林语堂接受赛珍珠的邀请，卖掉了房屋和家具，带着妻子廖翠凤和三个孩子，带了二十箱中国古籍，来到美国。
　　林语堂到了美国，就住在赛珍珠夫妇的宾夕法尼亚州乡间别墅。两个家庭中西合璧，像是一个大家庭，经常在一起聚餐。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与赛珍珠经常用汉语聊天，廖翠凤给她讲中国故事，为她朗诵《水浒传》，赛珍珠一边听，一边用笔译成英文。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关系十分亲密。
　　林语堂的二女儿亚娜(林太乙)上学时，美国同学常向她提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身后怎么不拖一条辫子?”“你吸鸦片吗?”“你吃鸽子白窠(指燕窝)吗?”“你不戴碗形的帽子(指瓜皮帽)吗?”等等。亚娜回家说给父母听，林语堂感到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他决定写一本书，以东方文明的悠闲哲学来批评美国高度工业机械化所造成人的异化，为西方文化人生价值取向的弊端寻找疗救的药方。

　　林语堂向赛珍珠谈了撰写新著的打算，赛珍珠夫妇建议他在《吾国与吾民》的基础上，将其第九章《生活的艺术》扩展而成一本书。林语堂欣然采纳，用了半年的时间，两易其稿，写成了《生活的艺术》。
　　1937年，《生活的艺术》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这次引起的轰动比《吾国与吾民》更大，每月读书会作为12月份的特别推荐书，比《吾国与吾民》更加畅销，不断重印，多达40版以上；英、法、德、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18个版本也同样畅销。《生活的艺术》成为欧美各阶层男女老少的“枕边书”。

　　1938年，赛珍珠的反映中国生活的长篇小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激励起林语堂转向长篇小说创作。林语堂经过整整一年的奋斗，于1939年8月8日终于写出了70万字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1939年仍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京华烟云》一出版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仅抗战期间《京华烟云》在美国就销了25万部。林语堂接着仍写长篇小说，1941年的《风声鹤唳》，1953年的《朱门》，都是由约翰•黛公司出版的。

　　林语堂在美国住了30年，用英文写了近30部书，由约翰•黛公司出版的还有《啼笑皆非》(1943年版)、传记文学《苏东坡传》(1947年版)、《美国的智慧》(1950年版)、《寡妇妾歌妓》(1951年版)等。
　　林语堂和赛珍珠是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一对很好的文友，然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毕竟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林语堂从小梦想当发明家。30年代初期在上海时，林语堂经常翻阅英文版的《机械手册》，有时间就画打字机的结构草图，想发明一种最精巧、最完美的新式中文打字机。到了美国，仍不改初衷，四十多岁了，他还想上麻省工学院，深造理工。到抗战胜利后，他开始研制起中文打字机，并在1947年研制出一部每分钟能打50多个汉字、与英文打字机一样大小的打字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文打字机。他申请了专利，到处推广，但造价太高，不能投入批量生产。因此他投入的10万美元的成本就无法收回，连家庭的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不得已，林语堂硬着头皮向赛珍珠告贷。他完全没有想到，将他引入美国、与他有十几年合作、有深厚交情的赛珍珠与往日判若两人，断然拒绝。

云雾山

　　林语堂非常恼火，立即向赛珍珠清算版税，索取版权。按美国的出版法，出版商要向著作者支付百分之十的版税，而赛珍珠出版他的著作都是给的百分之五的版税。赛珍珠拒绝林语堂清算版税收回版权的要求，打电话给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说：“你的父亲是不是疯了!”
　　没有得到版税，林语堂请律师打官司，要与赛珍珠对簿公堂。经朋友调解，约翰•黛公司才将其著作的版权归还给林语堂。
　　1954年10月，林语堂应邀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曾打电报向赛珍珠告知行期，赛珍珠不仅没有前来送行，连电报也没回。对于此，林语堂说了一句话；“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1955年，林语堂写了《远景》一书，交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从此，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关系完全破裂。
　　婚恋
　　林语堂的初恋是青梅竹马，一个叫“橄榄”的女孩。“橄榄”本名赖柏英，是山里的女子，她的母亲是林语堂母亲的教女，初次见面，赖柏英的母亲按照传统辈份的观点，让她叫语堂“五舅”。林语堂那时候又小又瘦，个头和柏英差不多。小赖柏英不高兴了，撅起嘴来，坚决不肯叫。林语堂本想板起脸，装装“五舅”的大人样，可瞅见柏英委屈的模样，忍不住了，哈哈大笑。因为赖柏英的脸偏瘦，活脱脱一个刚成熟散着甜香的橄榄，林语堂便叫她“橄榄”。

　　儿时他们常在山间一起玩，林语堂曾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形容过赖柏英赤足的样子：“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
　　但是由于林语堂想出国留学，而赖柏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们分手了。
　　林语堂从未忘记他的初恋，而柏英赤着足奔跑在草地上的情景成了林语堂永不能割舍的“情结”，赞美赤足之美成了他的偏好。他专门写了篇《论赤足之美》，他说：“要是问我赤足好，革履好，我无疑地说，在热地，赤足好。……赤足是天所赋予的，革履是人工的，人工何可与造物媲美？赤足之快活灵便，童年时快乐自由，大家忘记了吧！步伐轻快，跳动自如，怎样好的轻软皮鞋都办不到，比不上。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

　　在圣约翰大学上学时，林语堂和厦门的陈希佐、陈希庆兄弟交好。也由此认识了他心仪的第二位女子，陈氏兄弟的妹妹陈锦端。锦端的父亲陈天恩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讨袁战争失败后，一度逃往菲律宾。回国后，陈天恩大兴实业，创办了造纸厂、电力厂、汽车公司等，是厦门数一数二的巨富。陈家笃信基督教，陈天恩还是基督教竹树堂会长老。

　　林语堂对陈锦端一见钟情，而陈锦端也心仪林语堂，二人很快坠入爱河。放暑假时，二人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中。林语堂一刻也离不开心上人，几次三番跑到厦门，说是要探望希佐兄弟，其实就是为了看看锦端。在学校，陈锦端总是和他有说有笑，回家后，她却躲进房间，怎么也不肯出来。林语堂还以为少女怀春，多半是羞于见人的，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

　　林语堂经常造访陈家，经验丰富的陈天恩早就看出来，语堂不是来看陈氏兄弟的，而是要追求他的长女。他想起别人说过的荒唐布道，好像就是林语堂。陈天恩那时已经为锦端物色了一个名门大户的子弟，就要谈成了。他认为林语堂虽然聪明，但不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家庭出身也不好，他的宝贝女儿可不能托付给这种人。陈天恩对陈锦端表明态度，最后迫使她同意，再也不见林语堂。另一方面，陈天恩把语堂叫过来，说，隔壁廖家的二小姐（旧时林语堂后来的夫人廖翠凤）贤惠漂亮，他愿意做媒，保准成。

　　林语堂马上明白了陈天恩的意思。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垂头丧气地回到坂仔。大姐林瑞珠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大骂语堂：“你怎么这么笨，偏偏爱上陈天恩的女儿？你打算怎么养她？陈天恩是厦门的巨富，你难道想吃天鹅肉？”大姐的话把林语堂从梦幻中拉到了现实。就这样，林语堂的第二次恋爱还没有步入高潮就戛然而止了。
　　陈锦端一直占据林语堂心里的某个角落，历久而弥新。据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回忆：父亲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我们在上海住的时候，有时锦端姨来我们家玩。她要来，好像是一件大事。我虽然只有四五岁，也有这个印象。父母亲因为感情很好，而母亲充满自信，所以不厌其详地、得意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爱过锦端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不要紧”的廖翠凤。母亲说着就哈哈大笑。父亲则不自在的微笑，脸色有点涨红。我在上海长大时，这一幕演过很多次。我不免想到，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位置。

　　80岁的林语堂口述《八十自述》，草草提了几句：“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林语堂每次画少女，总是长长的头发，用一个宽大的发夹别着。林太乙问他，为什么总是这副打扮？林语堂回答，这是他第一次见锦端时她的打扮。
　　林语堂说：“吾所谓钟情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慕而不达，则衷心藏焉，若远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为真情。此所谓爱情。”到晚年，林语堂晚腿脚不便，常年坐在轮椅上。有一回，陈希庆的太太来看他。语堂又问起了陈锦端，陈夫人告诉他，锦端还住在厦门。语堂激动地站起来，推着轮椅要出门，“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他的妻子廖翠凤急了，“堂，你在说什么瞎话！你不能走路，怎么去厦门！”数月后，林语堂就溘然长逝了。

　　陈天恩 “棒打鸳鸯”后为了安抚年轻气傲的林语堂，他安排了语堂和邻居廖悦发家的会面。廖家也是大富之家，虽然比不上陈天恩，可在厦门也有自己的钱庄和房产。廖悦发是个十分传统的旧式家长，脾气很坏，重男轻女，对女儿的教育十分严厉。廖家的女儿从小就要干活，烹饪、洗衣裳、缝纫等都是家常的功课。廖悦发说，这是为了将来到丈夫家能好好过日子。他动辄向妻女大吼大叫，对儿子却百依百顺。廖翠凤是烈性子，看不惯父兄欺负母亲，偶尔也顶上几句，可哥哥们都学会了爸爸的坏习惯，对这个妹妹从不看在眼里，打骂相加。只有二哥暗地里还帮帮她。廖翠凤一心想离开家，结婚是惟一的出路。

　　林语堂不能拂了陈天恩的面子，于是到了廖家。林语堂并没有见到廖翠凤，因为根据规矩，他们不能相见，只能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他。由于林语堂与廖翠凤的二哥较好，所以林语堂的大名，廖翠凤早就听说过了。她觉得语堂是年轻俊朗，说起话来神采飞扬，一副“舍我其谁”的豪气。二哥又对她说，语堂是个有大好前途的人，嫁给他，一定会幸福的。

　　林语堂的大姐瑞珠曾经和翠凤同过学，她对父母说，翠凤虽然是在大家庭长大的，可一点娇纵之气都没有，是个朴实端庄的好姑娘；长得也很有福相，高高的鼻梁，圆润的脸庞，人中很长，肯定会成为极其贤惠的妻子。林至诚夫妇听了，也很高兴。他们劝语堂，“娶妻求贤”，才能好好过日子。林语堂没了陈锦端，觉得天都快塌了，父母的决定他没有意见，林至诚就向廖家提亲了。

　　而廖悦发一向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要不要娘家养着，嫁给谁都没什么关系。订婚前，廖翠凤的母亲跑到她的房间。母亲担心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语堂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可是他是牧师的儿子，家里穷，这可是“呷饭的人家嫁给呷糜的人家”，你要想好了！最后一句是厦门俗语，意思是说吃饭的人家嫁给吃粥的人家，会受穷的。廖翠凤有自己的想法：自家还算殷实，可父亲对母亲有哪点好了，这和受穷不是一样难熬吗？她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没有钱不要紧！”

　　于是林语堂和廖翠凤就这样订婚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之前，他的父亲林至诚很是高兴，因为林语堂娶了个钱庄家的女儿，还要到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留洋。林父常捋着胡子，笑眯眯的，逢人就说：要大顶的花轿，新娘子是胖胖的哟！不知哪个好事之徒把这话传到了廖翠凤的耳朵里，气得她立刻吃了好几片泻药减肥。
　　结婚当日，当着众宾客的面，林语堂拿出婚书，对新婚的妻子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举座哗然。这纸婚书果然没有用到。林语堂和廖翠凤相亲相爱，白头偕老，造就了一段半个多世纪的金玉良缘。
　　林语堂是读书人，有着读书人的多愁善感，有时情绪激动，见残月感怀，见落花伤心。廖翠凤对除林语堂以外的一切艺术家都抱着钱庄女儿的怀疑。邋遢的画家、长发的诗人、街头卖唱的流浪艺人，她一概觉得是精神病的同义语。两人到雅典卫城参观。庄严肃穆的古城墙，深蓝幽静的爱琴海，林语堂对人类的巧夺天工和大自然的奇妙高唱颂歌，而廖翠凤捶捶酸疼的小腿，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要住在这里！买一块肥皂还要下山，多不方便！”语堂哑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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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对此有感而发：“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林语堂讨厌一切形式上的束缚，如领带、裤腰带、鞋带儿。廖翠凤每次出门却非得打扮齐整，胸针、手表、耳环，连衣服边脚的皱褶也得熨贴，一个端庄而有教养的太太所需的东西，她都一丝不苟地完成。她还要求林语堂这样做。她常常盯着林语堂看，林语堂不等她开口，就学她的口吻说：“堂呀，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了，你的牙齿给香烟熏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发了……”廖翠凤不仅不生气，反而得意地说：“我有什么不对？面子是要顾的嘛。”林语堂从这样的对话中发掘了无限的乐趣。

　　廖翠凤以中国传统女性的温良恭俭容纳了语堂所有的放肆和不安分。林语堂的自由天性也只有在这样的妻子面前才能舒展。他还是像坂仔那个调皮的山乡孩子，时时出怪主意，作弄老实的廖翠凤。林语堂把烟斗藏起来，叫着，凤，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说，堂啊，慢慢找，别着急。翠凤满屋子地找，林语堂则燃起烟斗，欣赏妻子忙乱的神情。

　　有女儿后，林语堂就随着女儿管廖翠凤叫“妈”。他从书房出来，总是像小孩子般地问：“妈在哪里？”有时腻烦廖翠凤的管教，林语堂也会说：“我以为我早就小学毕业了。”廖翠凤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林语堂，林语堂就乖乖地做廖翠凤交代的事。
　　林太乙（林语堂次女）儿时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廖：语堂，你的头发要剪了。林：不！还好哩。我从未见过有人像我这样的整洁。廖：但是太长了。你去照镜子看。林：现在你看？并不长。我是太整洁不像作家了。廖：语堂，你应自己明白头发是太长了。林：但是我刚在两星期前剪过发。我不去，除非自己觉到太长了。我已43岁。廖：43岁是43岁，但你的头发是太长了。林：我要使我的头发像先生的一样长，但不像他一样的用头发油，不需天天去梳它。廖：请你听我的话。你明晚要去演讲。我见你有这样长的头发站在讲台上，我要觉得惭愧的。林：假使让听众见到林语堂的头发这样的整洁，我也要觉到惭愧的。廖：穿上大衣吧。第84街上有一所理发店。很近的。林：我知道。但我不要给他们做生意。

　　（第二天）廖：你到理发店去吗？林：不，我要预备演讲。廖：不，请你吃过中饭去吧。廖：那末在下午散步的时候去吧。林：请你不要烦，我不是你的儿子。廖：但你也许是的。林：我不是。廖：现在，语堂，不要生气。去吧。林：为了避免淘气，我就去吧。廖：啊，是的，你应当去。不要忘记叫他们洗洗头。那是太脏了。还告诉他们剪去半寸长。林：对的，香！廖：谢谢你。

　　还有一次，廖翠凤说，她的一个朋友生了“两个双胞胎”。语堂是攻语言学的，立刻发现这句话有语病。他纠正翠凤：“你不应该说‘两个’双胞胎。双胞胎就意思两个。”
　　“当然，双胞胎就是两个，有什么错？”
　　“你可以说一对双胞胎。”
　　“一对不是两个是什么？”
　　林语堂无话可说。

　　廖女士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语堂每逢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会笑起来了。
　　廖翠凤是家中的总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挥所有人的行动。不爱做家务的林语堂也必须负责饭后的洗碗碟工作。不过，林语堂每次洗碗都是大阵势，打碎碗碟的声浪不绝于耳。廖翠凤算算账，发现让林语堂洗碗实在不合算，就免了他的任务。林语堂高兴地去捏廖翠凤的鼻子。廖翠凤也笑起来，她向来自信她的鼻子又尖又挺直，最喜欢人家赞美。可看见林语堂那么高兴，廖翠凤又不禁怀疑，语堂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廖翠凤喜欢谈论家事，回忆过去，林语堂就坐在椅子上，点燃烟斗，不出任何声音，静静地听翠凤的唠叨。他笑称：“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廖翠凤带着语堂去算命，算命的人说她是吉人天相，命中有贵人，凡事能逢凶化吉。翠凤很高兴，不无得意地对林语堂说：“你这些年来顺顺利利的，也许就是因为我带来的福气呢。”
　　两人的争执都像相声一样有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教书？不要管闲事了！”她厉声说。
　　“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他答道，“凡是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要涉及骂人”。
　　“你在‘邋遢讲’！”她骂道。这句厦门话，意思是胡言乱语。
　　（后来）

　　“堂啊，你还在邋遢讲，来睡觉吧。”
　　“我邋遢讲可以赚钱呀。”
　　“你这本书可以赚多少钱？”
　　“不知道。你要多少？”
　　“多少都要。”

　　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抛弃了旧家庭的发妻，另找了时髦的知识女性。林语堂成名以后，廖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语堂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讨厌矫揉造作、故作娇弱的女性。有一次看见当时的红明星林黛，林语堂很不喜欢。他说：“东方美丽的标准是板面、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一个无曲线的神偶，我要拿她来做木工的神尺。”

　　林语堂和一般懂得体贴太太的丈夫一样，对女人爱穿着打扮的方面，表现得毫不吝啬；他知道太太讲究穿鞋，每次经过鞋店，总是鼓励太太进去选购，自己则带着孩子打发时间。
　　林语堂曾经说过：“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们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去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俩人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读，其乐不改。所以大师亦说，穷并不等于“苦”，他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世俗所谓的“贫穷夫妻百事哀”的逻辑，完全被他推翻了。
　　有杂志采访他们，问多年婚姻的秘诀，夫妻俩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廖翠凤实在地总结了几条：“不要在朋友的面前诉说自己丈夫的不是；不要养成当面骂丈夫的坏习惯；不要自己以为聪明；不要平时说大话，临到困难时又袖手旁观。”林语堂则饱含深情地说：“婚姻生活，如渡大海，风波是一定有的。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去过同一种生活。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心灵上。等到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是真正美的。你看她教养督责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谅解、操持、忍耐，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半个世纪。在语堂的授意下，亲朋好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林语堂送给翠凤一个手镯，他说，是为了表彰她这么多年来坚定不移守护着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牺牲。廖翠凤想起结婚伊始，林语堂撕婚书时的坚决，百感交集。手镯上刻着若艾利（James Whitcomb Riley）那首著名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同心如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评价
　　1935年6月，赛珍珠在上海为《吾国与吾民》作序，她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6年5月，斯诺请鲁迅写出中国当代最好的杂文家五名，鲁当即写下林语堂的姓名，而且写在自己前面。
　　林语堂的小说是用英文写的（据说小说他只能用英文写）。赵毅堂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指出：“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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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说起沈从文，人们联想起来的首先是《边城》和凤凰。沈从文的一生，都与这座城紧密相连。沈从来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湖南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是民国众多文人中没有留洋经历的人。但是这个“乡下人”，向全世界描画了湖南那个美丽的小城。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逸事
　　沈从文儿时个小精瘦，非常机灵，滑稽有趣，常常逗得寨中老少捧腹大笑，寨中的大人小孩都亲切的叫他“沈蛇崽”。于是沈从文就得了一个“沈蛇崽”的外号。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例把书包藏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去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沈从文18岁到北京来谋生，住在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常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凉快透顶，下着大雪，没有炉子，沈从文身上只两件夹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问：“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 沈答：“我就是。” 郁达夫说：“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郁达夫请沈从文去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了一会儿。郁达夫走时，留下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沈从文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1928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说：“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沈从文没有来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当时，沈从文已小有名气，来听课的学生极多，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沈从文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他好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张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只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她们只能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沈从文在课堂上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时，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周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插腰表示出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沈从文在北大授课时，经常去听别的教授讲课。有一次，沈从文去听辜鸿铭的演讲。沈从文与许多好奇的学生挤满了教室。殊料辜老先生一进门，全场哄堂大笑。只见这位老先生身穿一件湘色小袖绸袍，头戴一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腰系一根蓝色腰带，更妙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沈从文也忍俊不禁，同时心里非常诧异：即使在湘西那样偏远落后的地方，也早已不见这样奇怪的遗老装束，更何况在这首善之城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高论？辜鸿铭却仿佛对学生们的讪笑充耳不闻，从容不迫地正言道：“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辜鸿铭这段话对沈从文的影响特别大，使他明白灵魂的束缚是最难以摆脱的困顿。他自己做了教授之后，经常对学生引述这段话。晚年去美国各大学演讲，更是将其作为一个富有思辨色彩的掌故一再引用。

　　沈从文在北大，旁听最多的大约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刚结识不久的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甚至有一次，沈从文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这都是沈从文旁听生活中的有趣插曲。
　　1925年到1926年间，沈从文因生计问题去熊希龄所办的香山慈幼院做了一名图书馆员，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便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且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大有山林隐士的雅趣。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到沈从文晚年，陈翔鹤已作古，沈从文作《忆翔鹤》提及旧事还颇为神往，只是感叹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自己却是为稻粱谋。

　　性情
　　沈从文在课堂上说起胡适：“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着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较忙乱。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进屋。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察觉后，大声叫道：“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起来！”沈从文马上也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大声答话，一阵虚张声势。等到四门大开，贼早上树溜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中紧紧攥着他的武器——一把牙刷。

　　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解放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举家艰难。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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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在另外一篇也是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作家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从文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大学教授当讲解员，沈先生自己不觉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凄然”。对于这段经历，沈从文说：“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50多年前，在午门和端门之间的文物展室，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王予予自战地归来到这里看展览，碰巧解说员是沈从文先生，沈先生热情地上前为他一个人反复讲解，结果展览一看看了一个星期，王予予从此成为沈从文终身的助手，并且成为中科院历史所从事丝织品保护成绩卓著的专家。
　　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文革”开始后，60多岁的沈从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厕所。沈从文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一同被批斗的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沈从文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

　　1969年冬天，沈从文要下放了，一个人在家里整理东西，屋子里乱得无处下脚。张允和莱看他，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莫走，二姐，你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皱皱巴巴的信，“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接着就吸溜吸溜哭了起来，快70岁的老头哭的像一个小孩子。
　　沈从文说到下放的时候，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看着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母牛，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那个大牛、小牛都庄严极了，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是花牛，美极了，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
　　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任务是看菜园子，他做的极其认真，并写有总结：“……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形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写信给黄永玉：“……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文革中，沈从文和黄永玉这对受到批斗的叔侄二人在路上相遇，沈从文看到黄，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的瞬间，沈从文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他紧张的几乎手足无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沈从文得病，沈的学生黄能馥和妻子陈娟娟，到崇文门去看他，看到他门口挂着一张字条，写着“谢绝会客”的字样，他们就没敢进去，在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过了几天，张兆和打电话来，说沈先生想他们了，让他们去，说门上那个条子不是写给他们看的。
　　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家从门庭冷落又回到门庭若市，重新评价其文学成就的文章也屡见报端，一度盛传他将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此沈从文表现出宠辱不惊的平静，他淡然地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了。”

　　季羡林与沈从文一起到中山公园去游逛。他们要了一壶茶，季羡林正要拿起壶倒茶，沈从文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的均匀。
　　妙语
　　沈从文时也风趣。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有“校花”的美誉，沈从文第一次去学生宿舍看她，张口便说：“噢，原来你就是那个‘笑话’（校花）。”沈从文还自创《豆豉娘怒沉百宝箱》和《太阳照着三个和尚》。一个有趣的人和一个懂得趣味的人。
　　汪曾祺曾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
　　沈从文出国访问，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回答两个字：“自由。”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传到中国，沈从文对人发感慨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了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稿设计，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
　　论文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说：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沈从文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说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如此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情绪异常悲观，竟然有自杀的冲动。沈从文知道后，一改往日平和的态度，写信大骂汪：“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从文还在信中提到了他当年初到北京的情形，以此来勉励正在困境中的的汪曾祺。
　　沈从文教导黄永玉：“摔倒了要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沈从文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乡恋
　　1988年，沈从文自我评价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沈从文的湘西情节伴随他一生，他从来都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的许多作品都与凤凰有关。凤凰，这个历史悠久的魅力小城也因沈从文而走向世界。最后，沈从文选择了家乡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病中的沈从文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1983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故乡。沈从文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家人提醒说，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他果然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鲜亮的青菜之间。

　　晚年，沈从文在家乡听古调犹存的弋阳腔傩戏，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沈从文继激动地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涛山的下。他的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碑身正面刻着沈从文先生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先生姨姐张允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云雾山

　　弃文
　　沈从文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沈从文在1949年元月写道：“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1951年，沈从文在他写于解放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写到了自己的精神危机，“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

　　1949年1月，原来旧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贴出很多大字报，大字报转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郭沫若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成去北大看热闹，回到家告诉了沈从文。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他常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沈从文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
　　1949年1月以后沈从文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1949年3月的一天，14岁的沈龙朱看见沈从文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几天以后，沈从文再次自杀，他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手腕的动脉，割脖子上的血管，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沈龙朱的表舅）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有呻吟的声音，推门的时候门纹丝不动，张中和破窗而入，看见沈从文已经用小刀将手腕上的动脉、脖子上的血管划破，处于昏迷状态。张中和把沈从文送到了位于德胜门外的安定医院。被医生救活的沈从文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

　　病愈后，沈从文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这时他的工作编制仍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
　　1953年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的通知：其作品因内容已过时，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为焚毁。同年9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沈从文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说：“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

　　1961年初，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时研读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下了自己的心得：“难的不是无可写之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
　　1962年作协安排沈从文等几个作家去江西老区，准备长期住下去。但是沈从文真要拿起笔来的时候，还是心中有顾虑。他在江西只呆了3个月，最后跑到景德镇去看他喜欢的陶瓷，帮着参谋如何改进生产去了。从此，沈从文只写旧体诗。
　　沈从文1968年写过一份检查稿《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检查中说：“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着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

　　沈从文的学生辈的林斤澜有次拉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从文讲话，他赶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沈从文“搁笔”之后，曾经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写道：“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51号的家总共被抄了8次。其中两次是大儿子学校来人，目标是家里的那些唱片，抄家人还专程带来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将唱片一一过目，最终确定没有问题才作罢。
　　1972年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原来的三间房被强占去两间，一生几十年收藏的心爱的书、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沈从文说：“硬木家具放在外面就毁了，你们要用就用吧。”他的书和家具都送人，朋友们谁需要就来拿走。搞梅兰芳研究的徐城北先生当年还曾来挑了书带走。剩下的黄永玉的夫人帮忙张罗着7分钱一斤处理掉。

　　人们为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失踪”感到不平，沈从文却笑道：“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在国外演讲时，沈从文说：“许多在日本、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
　　研物
　　沈从文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
　　1947、1948年，北大开始筹备建立博物馆，并着手从公私各方收集展品和资料。沈从文对此事表现出莫大的热情。他把自己多年来搜罗到的一些有历史或艺术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博物馆筹备处，并积极做大量事务性工作。不仅本人热心，他还动员别人也这样做。周定一就回忆沈从文说服他捐了一个康熙青花小瓷杯、一枚吴三桂在云南所铸“利用通宝”铜钱。

　　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沈从文日以继夜地写他的服饰史和其他一些专题性文章。沈从文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把自己脑袋里知道的东西留给后人，好让年轻人少走弯路。沈从文觉得自己可能活的时间不长了，因为他是由于心脏病太厉害才能回北京的。院子里的老大妈们看他灯老亮着，就害怕他突然死掉，不时要去张望张望。早上听见没动静就去敲他的窗户玻璃，一听里面有声音才放心。

　　20世纪70年代以后，沈从文和黄苗子两家住得很近，经常互相拜访、聊天。黄苗子不在家的时候，沈从文就把收集到的汉代或是明朝的绣花拿给黄13岁的三儿子看。沈从文看见黄的儿子就说：“这个东西美极了！美极了！”沈从文经常去逛琉璃厂、隆福寺的古玩店。看见文物便经常买回来，无偿地捐给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
　　画家黄永玉说：表叔（沈从文）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经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
　　“文革”中，黄能馥吃了苦头，不干文物了。沈从文知道了跟陈娟娟说“把黄能馥给我叫来”，黄能馥去了，沈从文对黄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说完落下泪来。
　　纠葛
　　在“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从北京到上海，他们三个人都住在一起，百无避忌，大被同眠。甚至被小报讽刺，也毫不理会。他们是密友，是患难之交。

　　沈从文《记丁玲》中，沈从文写道，他开始一见到丁玲就觉得很可爱，二人都是湘西人，谈的话上有共同语言和乡音。那个时候，胡也频在追丁玲，沈从文、丁玲二人一讲话就忘了胡也频，胡也频颇为不平。沈从文就向他解释，他在与丁玲谈话时，从来没有考虑她是一个女性。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让丁玲母亲不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写信。沈从文多次求助过的胡适、徐志摩，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保释他的贫贱之交。为了友谊，沈从文把自己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特地赶到南京，找了一些国民党要员，都被害怕惹上共产嫌疑的他们拒绝。沈从文频繁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达十余次。其中，有一次他从南京拿着蔡元培致上海市长的信去找当时的市长张群，然而杳如黄鹤。

　　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以“夫妻”名义陪伴丁玲回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带养。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後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著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然而这样深厚的友情，最终反目。

云雾山

　　反目的原因，从丁玲的这段话中，大概可以看出来：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然而，事实并非如丁玲所说，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写下第一篇关于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6月4日，又写出《丁玲女士失踪》，文章先后发表在《独立评论》与《大公报》上。同时，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营救丁玲。

　　1949年，沈从文去看望丁玲。此时，二人已经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一个是被左翼作家批驳的文人。据陪同的二儿子虎雏回忆，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地接见，让他怀疑父母那些美好的回忆。张兆和带上的丁玲儿子的照片，只是被她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同时淡淡地敷衍了几句他们的求助。
　　林斤澜回忆过一件小事： 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个作家联谊会上，他同时见到了沈和丁。出来政治上的害怕，那时许多人都不与丁玲交谈，使她显得孤单落寞。只有老舍的几句问候使她显得格外兴奋。沈从文同以往一样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但会后，在丁玲等公共汽车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此时不便太近，只是以一个小说家的细腻感受着。沈从文脸带笑容，关切地看着丁玲，热情地谈着什么。详情无法得知，但肯定在关心着丁的近况。丁玲始终板着面孔，眼睛不时望着别处，一扫同老舍说话时的兴奋劲儿，似乎不大愿意与沈从文交谈。后来，沈从文一个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声称自己四、五个月前终于看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两文到这本书，她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施蜇存肯定丁玲在南京时就见过此书，并知道早有人传言，丁玲对此书不满。
　　然而，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出文章为自己辩护。
　　纯爱
　　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爱过的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就是他携手一生的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的父亲苏州富商张吉友，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应该感谢两个，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在网上，一般把男性称为“青蛙”，这个创意来自于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上学的18岁的张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张兆和收到情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理论。
　　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由于胡适的纵容，沈从文的情书轰炸得以继续。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张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张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张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张兆和回来后，张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张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张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
　　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张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 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张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张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媒人是张允和，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
　　沈从文和张兆和相伴一生，直至1988年沈从文辞世。
　　评价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在他去世的第三天，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而国内只有《文艺报》发了50个字的短消息。

　　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哈佛博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回忆说：“沈有孩子心，特别的活泼可爱，拼命地写书法卷，送他几十年未见的学生和朋友。内容是旧体诗，常常是指桑骂槐，讽刺时事。”
　　汪曾祺曾说：“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说，他再活上半年，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非他莫属。
　　巴金、常风、邓云乡、张允和等人，都描绘了沈从文不通世故，不善自处的特点，由此推论他的文字之美，恰来自于精神的静观。
　　著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沈从文去世，巴金的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黄永玉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
　　经过“一个曲折的历史性的艰难过程”后，中国文学史在沈从文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最新出版的两部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高度评价了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确认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地位。

云雾山

　　由钱理群、温瑞敏和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首次以独立的一章介绍和评述了沈从文的作品。该书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以被当时的现实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评价道，“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宇说：“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认为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对建立健康的文学批评秩序，营造良好的文学创造氛围，具有标志性意义。”

云雾山

赵元任
　　今天我要说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民国时期的文坛学界，如果有人堪称天才的话，这个人，一定是赵元任。
　　生平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与他出生时就已经声名赫赫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另外一个民国时期最博学的大师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天才自然从小就展露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赵元任学习和任教的经历：
　　1907年赵元任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获数学学士学位。
　　1914至1915年，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校哲学院研究一年。

　　1915年赵元任人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l8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
　　1918年，赵元任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作过一年研究生。
　　1919年赵元任回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学校的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同年冬曾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l）来华讲学担任翻译。
　　1921年赵元任携妻子杨步伟到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1928年赵元任作为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赵元任又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
　　1938至1941年，赵元任任教于耶鲁大学。
　　之后五年，又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
　　赵元任的学术头衔：
　　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59年曾到台湾大学讲学。1960年又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赵元任夫妇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跟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4月4日隆重举行了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1982年初，赵元任走完了人生历程，在美国溘然病逝。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鐄、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
　　198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这封讣告信时加了编者按：“在我国和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和音乐家)赵元任教授，今年2月24日在美国逝世。本报曾发表过新华社的简短新闻。现在将他的大女儿赵如兰教授(去夏曾陪赵元任教授回国探亲和访问)写的一封信发表在这里，让读者从中了解赵元任教授逝世和逝世前的一些情况。信中提到的赵新那同志是赵的二女儿，她和她的丈夫黄培云同志都在长沙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卞学鐄教授是赵如兰教授的丈夫，他和她分别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去年3月在美逝世。”

　　著作
　　赵元任的研究博杂，所以他的著作也比较多：
　　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
　　赵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 （1934）、《晓庄歌曲》（1936）、《民众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由其长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编辑），收有歌曲八十三首、编配合唱歌曲二十四首、编配民歌十九首、器乐小品 六首，总计一直三十二首作品。

　　赵元任在国内发表的音乐论文有：《新诗歌集·序》《“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歌词中的国音》《介绍乐艺的乐》、《黄自的音乐》等。这些文章阐述了他的创作经验和对建立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看法，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不仅对当时音乐界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他在国内还亲自演唱录制过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与《扬子江上撑船歌》等。

　　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他热情地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

　　逸事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亲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来果然博学多才，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陈寅恪与俞大维（当时都是留学生）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当陈、俞俩人将客人送至剧院门口，便要离去，赵元任夫妇一问才知道，原来陈、俞俩人是省下自己的饭钱，来请赵元任夫妇听歌剧。
　　赵元任与友人信中云：“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语言
　　赵元任会说33种中国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和当地人交流。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他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赵元任儿时就展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赵元任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赵元任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清华大学派他给罗素当翻译。他在陪同罗素去湖南长沙途中又学会了讲湖南话。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云雾山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在外国语方面，据赵元任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盯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赵元任在索邦（sorbonne）用法语讲演，用纯粹的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完了，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经常使用一些多由他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胡适在台湾一直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因为赵元任精通方言，便很诚心地请教赵元任，问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曰否。
　　1911年，刘半农为了编一本“骂人专辑”，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粗话启事”，公开征集各地骂人的话。赵元任看到“粗话启事”后，来到刘半农的宿舍，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各地方方言把刘半农骂了个狗血淋头。随后，周作人也来了，劈头盖脸地用绍兴土话把刘半农又大骂了一顿。几天后，当刘半农去教师上课时，竟又被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学生用方言骂了半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店员答：“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作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的确，有不少哲学书和数学论文，都大量地引用过这篇童话中的文字。
　　赵元任和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害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非常喜欢。
　　九十高龄的梁漱溟，在与美国学者艾恺的对话中，曾有专门的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天，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艾：是。当时在伯克莱的时候也请教过，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是关于罗素，因为他是陪着罗素做翻译的。
　　梁：有一段，本来翻译是另外一人，后来不行，后来罗素讲的东西那个人翻译不了，还是请赵先生去翻译。
　　艾：是啊，我也听说别的关于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什么话倒讲，后面的几个音先讲，一大段话就是这个样子，录好以后就把录音带倒放，还是正常的话，他正是有语言的天才。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工作，为此他创造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并灌录了国语留声唱片。赵元任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文。1981年赵元任回国，他对目前国内人们的口语有这样的感慨：“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请他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三十年代时一样，使在座者惊讶不已，钦佩之至。
　　音乐
　　赵元任的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可谓夫唱妇随。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他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他专攻过和声学，专攻过作曲法，他毕生都与钢琴为伍，他教过音乐或音乐欣赏课。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谊《西洋境歌》。

　　赵元任雅好音乐，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
　　赵元任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音乐作品，常为女儿写歌 ，教她们唱。连上邮局寄挂号信排队的当儿，也不放过，让女儿坐在长凳上学唱。他很会利用时间，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写。他的大女儿赵如兰说 ：“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1981年当赵元任最后访问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唱这首歌。一次在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人们向他提问：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老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先生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1981年，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他》；回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作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当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元任曾深情地写一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云雾山

　　性情
　　赵元任无意于做官，他与杨步伟结婚只求她一件事：别逼他做官。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14岁那年，赵元任大姑婆告诉他，他就要和一个姓陈的女孩订婚了，他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后来这个婚约终于解除：“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 赵元任拒婚的理由是“女方大两岁”，后来却追求比他大三岁、性格迥异的杨步伟女士。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的饭桌上认识了杨步伟，便爱上了她。当时赵元任正在为罗素的中国巡讲作翻译。有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和杨双双迟到了，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赵说：“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1927年春天，赵元任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他经常是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身体太疲乏，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赵元任讲过一段有关《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爱侣
　　说到赵元任，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他的妻子杨步伟，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拥有离经叛道的性格，性格迥异的二人却他们携手走过了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向世人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期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叫兰仙，小名叫传弟，学名叫韵卿；浑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她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一出生便有两双父母。生父是长子，九个子女，杨步伟是老九。养父是二房，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房，出生前父母做主与姑家孩子结亲，指腹为婚。一周岁时，家里让她“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 的”。

　　在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 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杨步伟捉弄过先生，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 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家里人喊她“传弟”，是想她能给二房带个弟弟。喊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那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干。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是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杨步伟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黎元洪和她闹着玩，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说她放的雪人弄湿了他的被子。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还了五下，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任性，野气得很。她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叫局。
　　杨步伟在南京旅宁学堂上学，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胆大妄为”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她已懂得男女平权，婚姻自由。16岁时家里正式下了定婚礼，要她嫁给二表弟，她不干，坚决要退婚。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要死要活，家里被闹得鸡犬不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了，但要她声明终生不嫁。生父气得半死，要将她捉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放她一马才收场子。她终于胜利了。她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至于“步伟”这个名字，是她的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少年时林贯虹看出她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她不肯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贯虹，她正式将韵卿易名为“步伟”。
　　1919年，社会掀起革命热潮。杨步伟已加入了革命。时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座崇实学校，请20岁的杨步伟担纲当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轰轰烈烈。还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俩以前的学医同学林贯虹早死，这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这就是“森仁医院”名称的由来。
　　杨步伟的同学林贯虹病死了，为将她的遗体送回老家福建安葬，她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帮助死者亲属。为此，她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婚后，杨步伟舍弃了自己主持的医院院长和妇科主任职务，当起了相夫教子的贤妻。但她是位“闲着就难受”的女性。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太太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但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反而赔本关张，杨步伟投资垫底的400银圆全砸进去啦。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退出了小饭馆，杨步伟又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还办了个“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以至遭到政府“窝匪罪”的指控，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子女教育问题办“成志小学”，请她当董事长。那时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竟热乎一阵，要办汽车公司……
　　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后，数十年来，他们的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人们一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不仅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创作的名菜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婚礼
　　1921年，32岁的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二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然后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他们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云雾山

　　然后，赵元任和杨步伟将一张照片和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他们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在结婚书上定的结婚时间，他们其实是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

　　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后来赵元任问罗素先生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方式触怒了许多亲友，赵元任最喜欢的姑妈送来一个花篮，赵元任退回了，他认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杨步伟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刚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婚姻
　　赵元任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言行却具男性的雄风，“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其慷慨正直、热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1946年6月1日，乃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胡适（1891—1962）是赵元任夫妇的证婚人，这天却因故没能亲临祝贺，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 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他俩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赵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贡献，的确也是与杨步伟的帮助和鼓励分不开的。1973年6月，他们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首次大陆游。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在受到周恩来长达3小时的亲切接见时，杨步伟竟充当了主要角色。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1971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胡适《贺银婚》原来的韵。杨步伟女士写：“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意思说：为了老公，我今生没有完成医学的行业；到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该我做男人，你做女人，再团圆还我的事业！）
　　赵元任的答词是：“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赵元任号称怕老婆，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20年代旅欧的同学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仑故意开玩笑：“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时，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自传里面谈到一个重要问题 —— 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她很谦虚：“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后面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

　　杨步伟的自传用英文出版，请赵大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写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赵元任以自豪、愉悦的心情，欣然把“家的结论”拱手让给老婆。跟随他俩生活多年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柏克莱，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追杨步伟后尘到天国。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书籍以及产业全部捐给了加州大学。
　　评说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时说：“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赵元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陈原写道：你在他（赵元任）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北京大学教授、前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 or Chinese philology）。”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云雾山

刘文典
　　刘文典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大骂蒋介石，刘文典的狂狷不亚于黄侃，以至于他也有“刘疯子”的绰号，有人评价刘文典是“亦颠亦狂亦君子”。

　　气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返沪，参加于右任等创办的《民立报》，从事翻译，并采写了大量鼓励革命、倡导共和的文章。“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遭查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没有大碍，他于是逃到日本，并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贴身秘书。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刘文典迅速回国，却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经济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他悲观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意专心研究学问。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候，刘文典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叫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他自己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据当时的一位学生记载：“……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云雾山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他十分敬佩老师的学问。因刘师培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他。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但刘管廷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后，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逐其迁居。
　　刘文典在安大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刘文典积极参加学界的签名活动，还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更为可贵的是，“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镜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1928年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看完通知，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还幽了一默：“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当蒋介石来到安大那天，预料中的彩旗飘扬、口号震天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碰到的也一脸茫然，根本不知是何方神圣驾到。蒋介石心中很不高兴，可还是强撑着冷冷清清地“视察”完安大。

　　第二天，蒋介石马上召开省政府扩大会议，刘文典当然在出席会议之列。开会时间已过，这位校长大人才姗姗而来，还出人意料地穿着长袍马褂。
　　蒋介石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学校发生学生风潮。此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针锋相对，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这场争论还有几个版本，一说当时刘文典躬身将脑壳撞向蒋介石，一旁侍卫急忙挡住；还有一说是刘文典在蒋介石打其耳光后一脚飞踹向蒋介石的肚子。
　　此事在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一个月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蒋介石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关于此事，鲁迅先生曾以“佩韦”为笔名在“左联”通俗刊物《十字街头》发表《知难行难》一文。文中提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他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在病中特意作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弥正平。”章太炎把他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
　　三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实际上，胡适事后曾撰文，对党国政治的专横做过抨击：“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逸事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 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著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不打不成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1938年下半年，刘文典一家历尽艰辛来到昆明。此行是海陆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转了半个中国，财产和图书资料丧失殆尽，刘文典见到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随后，刘文典入教西南联大。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陶因课务繁忙，没有去看望恩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两人甫一见面，刘就劈头大骂陶，骂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虽一向尊重恩师，但刘文典如此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的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该怒为笑，向恩师倒茶赔罪。自此以后，两人的师生情谊更见深笃。

云雾山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空白处满是刘文典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津津有味，又发现有一张是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很是不明白，便请教刘文典。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灯芯上滴在灯盘上的油。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觉得老鼠也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的是为讨生活是一样的，就不必相残了，于是只是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而已。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一九四六年，时正值日机轰炸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为躲飞机而藏身一处防空洞。空袭警报拉响后，沈从文与刘文典正好挤在小山防空洞的一侧。两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教授正是七十岁，而沈从文则只有三十岁，是最年轻教授。在日机未到昆明上空的时候，刘文典与沈从文聊天，他对沈从文说：讲庄子，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是泰斗，他值三百元大洋，我刘文典不及陈，值一百六十元大洋。沈从文，我看你的所谓的现代文学，最多值八元大洋，这还是我抬举你。讲中国现代文学，鲁迅可以值六十元。说真话，你沈从文根本不配当大学老师，只是胡适之洋博士抬举你，吹捧你，你才在那上海公学当上教师。你那些所谓小说，连小学生都比你强，小学生也不会写出你那乡下人男男女女的伤风败俗的故事。对面的沈从文一言不答，只是自言自语道：“听，飞机声！”沈从文这么一说，刘文典便不再讲话了，他把头埋在一年轻女教师的怀里，那女教师很端庄，很爱护这位她的导师，索兴用手把怀里的刘老教授护住。而沈从文却不屑一顾，他抬头看着洞顶，这时洞顶掉下来的砂土直往众人头上撒落，刘文典也惊慌地从那女教师怀里伸出头来看着洞顶…… （注：在二三十年代，刘文典在北大的名册上已名列第五，仅在辜鸣铭之后。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第一，为三百元大洋。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刘第四名，月薪为一百三十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周作人在描述北大五位卯字号 ( 第四级 ) 的名人时说刘文典“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日：‘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如此看来，刘文典用的大概是“国骂”了。张中行先生说刘文典提到段祺瑞总有不敬之词，指的就是这些。
　　刘文典讲课时，大学者吴宓也前去听讲，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也不睁眼，讲到自己会心得意之处就睁开眼向后看，问“雨僧兄以为何如 ? ”吴宓像学生一样站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录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治学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倒也别开生面。在西南联大时，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时的课，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出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中也谈到了刘文典讲的《海赋》：“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最奇特的是他讲《文选》，一年只能讲其中两三篇文章，这其中又必讲《文赋》。几千字的《文赋》他一讲就是两个月——在说到《文赋》中某个字用得好用得妙时，他这么表白：“《文赋》又多种讲法，讲一年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与我非亲非故，我又何必这么捧他？”
　　狂狷
　　刘文典用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终于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共计十卷，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最高时期。陈寅恪人称“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能为此书作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此书一出，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庄子专家”的美誉。一贯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国内有名的庄子研究专家自称。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可见其自负之情。

　　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单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睥睨古今，对同事代的新派学人多有不满，一次上课时论及鲁迅，轻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贬。到50年代高效思想改造，有人责问他当年为何侮辱鲁迅，他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小了10岁。

　　文中子这样说刘文典：“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

云雾山

　刘文典并不否认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另还有他人记录刘文典的自叙：“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
　　风采
　　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讲曹丕《典论·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
　　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又有学生回忆刘氏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的旱烟袋。他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不理会下课铃响。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上课也有不妙的地方，因为他嗜吸鸦片，有时候上课烟瘾来了无法过瘾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所以发音含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因为他上课引证繁富，一堂课只能讲一句，所以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坚守
　　建国后，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学校评职称，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甚至因为抽鸦片后穷困潦倒去给人写墓志铭让一些人士所不齿，也因此被清华大学开除。但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瓜，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真诚
　　刘文典是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好在刘先生承认自己吸鸦片，也认识到吸鸦片的危害，因此都劝告学生千万不要吸鸦片，曾有所悔悟地说：“我因体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恶习，又因为政府腐败无能，任敌侵略，国将不国；又因小儿早殇，悲痛欲绝，国难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杀啊！劝诸君切勿染此恶习。”
　　到了晚年，刘文典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其实只有一位，那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微瑕
　　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有一点常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写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从不标点，致使读者虽知其书为好书，而难以卒读，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不但一般读者如此品评，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但他很固执己见，有人劝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其实他大约是有意要跟陈寅恪看齐的，他最推重陈寅恪，而陈寅恪写文章，也是用古文，也从不喜欢加标点。

　　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西南联大时，生活十分困难，因为吸食鸦片，刘文典更加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到云南为大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离开了联大一段时间。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而且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于是清华将刘文典解聘。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闻一多很有看法，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那天，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可见，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

　　评价
　　刘文典一九二三年第一部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学界普为重视，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其中有言：“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今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足见胡适对于刘文典的学力赞佩有加，所以在后来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在“思想史之部”毫不吝啬地把《淮南鸿烈集解》写入其中。
　　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10卷时，他最佩服的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香港的高伯雨说：“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凯病死，章太炎才被释放。)，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

　　有人评价刘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

云雾山

罗隆基
      苦学
　　清华自称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而口才是“领袖人才”的必备之才，于是每年举办演讲比赛，倡导口才训练。罗隆基为了在演说中夺魁，常常独自跑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同时不断注视自己的身影，观察自己的手势是否得当……
　　五四
　　1913年，罗隆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罗隆基不但看“异端邪说”的马列主义书籍，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隆基也得到了“罗疯子”的外号。

　　罗隆基是“五四三杰”之一，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是学生领袖。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应该在一九二一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一直以“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为荣。

　　逸事
　　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 于是罗隆基的小名就叫“龙仔”，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到了5岁，罗隆基要读书时，需要取个学名，罗父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于是“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

　　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惟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29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新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岳父，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罗隆基的夫人是新加坡的华侨资本家，罗隆基以为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可是罗隆基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岳父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不十分踊跃。后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

　　罗隆基的导师就是著名的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四十年代末，罗隆基曾在一篇文章上署过“拉斯基一门徒”，他告诉浦熙修说，人们只要一见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谁写的了，由此可见罗隆基对拉斯基的推崇。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以后，去剧场看戏。他刚开始没有注意，后来就感觉情况不妙。发现他在看戏，可别人都在看他。前排的观众扭过头瞅，后面传来问话──哪个是罗隆基？于是索性起立，转身面向大家，挥手喝道：“你们看吧，看吧！我就是罗隆基！”这一下，倒很有效，剧场顿时安静，人家不再看他，都去看戏了。
　　一次，章诒和去听张权独唱音乐会。在音乐厅里，她看见了坐在后面的罗隆基（当时，罗已经被打成右派）。人很精神，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边的是赵君迈，一副中式打扮，象个跟班。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向太平门，这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当我再看见罗隆基返回座位的时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没有了。几日后，罗隆基对她提及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神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 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狂妄
　　罗隆基曾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参议员，据说他任职不久，便和若干参议员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参议员，这并不希奇，但也该换些比我好的。现在这些衮衮参政，算什么呢？如果参议员是考选的，我考也考得上头三四十名。”
　　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
　　罗隆基甚至说过：“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罗隆基是国共两党不遗余力争取的人物。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人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的回答壁垒分明：“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而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为政
　　一九二八年，罗隆基留洋归来，就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他看不惯国民党一党训政，便在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月》杂志上接二连三地撰文大骂国民党。罗隆基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写道：“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沦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罗隆基大骂之下，上海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局长派人来“请”他过去“坐了六个小时”。回来后，他立即在《新月》杂志上将他“被捕六个小时”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世了，更为此发表了更为强烈的反蒋言论，骂得党国的领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

云雾山

　　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适等人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八方营救，使罗当日即获得释放。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益世报》因此曾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罗隆基遭遇的这两项经历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从此，他对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好感，丧失了信心，并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行径。与此相对照，他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譬如共产党，就滋生了一种身处同一条战线的同情。

　　罗隆基好谈政治。30年代，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带来了新月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徐志摩等为维持《新月》的营业，主张今后“不谈政治”，而罗对徐志摩等的向后转则不以为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给胡适打了一个小报告：“新月几乎又出乱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讳，昨付寄的400本《新月》当时被扣。”

　　罗隆基曾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讲《宪法论》等课程，校长张伯苓很赏识罗隆基。他对罗说：“罗先生要把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不同点告诉学生。只有懂得了中国的政治实际，学生走上社会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罗说：“你不怕我在课堂上放言无羁，当局会找你的麻烦？”张伯苓坦然说：“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学的真正体会告诉学生，学生才能受益。罗先生不必过虑，只要我的学生不赶你下讲台，我给你的聘书就会照发不误的。”

　　四十年代初，张道藩曾暗示罗隆基不要再骂政府、骂领袖、骂国民党，因为国民政府正在考虑请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官职，他算是闭了几天嘴巴。后来，祗因外交次长没有做上，他便开嘴大骂。
　　1933年初，罗隆基与《益世报》第一年聘约届满时，国民党对报馆施加压力，让该报不再与罗续约，但是被报馆拒绝了。之后罗隆基又连续发表社论，痛斥蒋介石政治上“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罗隆基的这些作为，更是引起了蒋介石集团对罗隆基的嫉恨。于是，国民党提出“严重警告”，再次要求《益世报》立即辞退罗隆基，同时派人给罗“捎话”，让罗自动请辞。但报馆和罗隆基不予理睬。蒋介石遂派４名特务到天津暗杀罗隆基。按照规矩，特务首先去拜望在天津的帮会老大潘子欣。潘子欣与罗颇有交谊，于是从中协调，并致电蒋介石请他对罗谅解。罗隆基以为事情了结，还是照常工作，结果一日路遇枪击，罗和报社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1933年底，罗隆基第二年聘约期满之前，天津市党部又向报馆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同时蒋介石也通过张伯苓捎话给罗，邀他去南京面谈。无奈之下，罗隆基同意报馆意见，主动辞去了《益世报》的工作。不久，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通令全国停止该报对邮政和电报的使用，并威胁说：“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世报》，惟当地军政长官是问。”《益世报》从此被迫停刊。

　　但同时，蒋介石又很欣赏罗隆基。此时颇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罗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大肆批判国民党，而另一方面作为当时的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对他却颇为欣赏。据章诒和回忆：“国民党曾请他当部长，而蒋介石亦听过他的讲座”。
　　罗隆基经常骂人，故有人说他是政治掮客，到处以第三者为货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东西来。当第一届国民参议会举行时，罗隆基与张君励，以代表国社党而为参议员。他以舌锋锐利，辩才特长著称，在会中非常活跃，称为参议员四辩士之一。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甚至与党魁张君励的意见相抵触。，当时有人问他，他的回答却相当耐人寻味，他说：“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风雨。国社党并非高楼大厦，仅不过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楼大厦之前这所茅屋虽然简陋，也可以聊蔽风雨。”

　　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央日报》欢呼“天下事大定矣”，张君劢惟恐在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会党将参加为蒋介石加冕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作为该党创始人的罗隆基，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了自己与该党分道扬镳的态度，并提请民盟中央开除民主社会党的盟籍……
　　据说，在罗隆基成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他，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
　　无畏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论断
　　罗隆基擅长政论。他在清华学校曾写过一“论秦始皇”，一开头便一语惊人：“始皇之功，功在焚书；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书……”世人皆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历史之耻，他却不从众论，独树一帜，以为焚书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罗隆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撰写人权理论文章时，也指出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并写有专门论文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错误。
　　罗隆基在1929年7月10日出版的《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充满自信的说：“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由此，他开列了三十五条他认为最重要的权利，全面阐明了他的人权主张。这里面谈到了：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法律是根据人权产生的。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员，他们应向全国，不应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团体负责。国家财政应绝对公开。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

　　1930年，罗隆基于《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这番论述，与二十七年后储安平因之获罪的“党天下”论前后呼应。

　　右派
　　1957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文汇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指责章伯钧与罗隆基为“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有趣的是，章伯钧与罗隆基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跑到章伯钧门前大声责骂，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然而，在此后共同被批斗的题字里，罗隆基与章伯钧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

　　命运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情史
　　罗隆基的发妻张舜琴是英国留学生，是新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张舜琴本分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教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罗隆基留学美国期间，因为要著博士论文，远赴英伦搜集材料时结识了张小姐。他的岳父张永福是一位同盟会会员，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参事、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副经理、汕头市长等职。后任汪伪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他少年失学但勤学自修，尚能作诗写文，晚年还自费印过一册诗集《觚园耶许声》。张永福也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历史胜迹的晚晴园的主人。张舜琴当年还写过一部《杨贵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时，也是采用这部书作课本的。

　　潘大逵曾回忆罗隆基和张舜琴：“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后来罗就与王右家结了婚。”

云雾山

　　关于罗张夫妇的不睦，罗的学生沈云龙介绍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罗的朋友李璜，则把罗张夫妇的不睦，单纯地归结为个人原因：“那个时候，老罗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

　　在王右家之前，罗隆基还爱上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罗隆基为了接近张幼仪，刻意伪装成张幼仪大哥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不料张幼仪早已心如死灰，对他毫不寓目。罗失望之余，怀疑是因为自己有发妻的缘故，遂决心摆脱，却又不甘心付赡养费，于是每天对发妻长舜琴大打出手。张小姐本是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起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然而张幼仪仍对他冷若冰霜，好在他也不是之矢靡它之人，不久就跟漂亮的王右家小姐同居了。

　　王右家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是干姐妹，而曹禺的好友章靳以曾追求王而不得，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也说过“靳以人大气，老实，在女中教书，后被王背弃，为此精神上大受刺激，整天咒骂女人，发誓决不再娶妻子，曹禺还劝靳以要娶也不要娶这种女人”。曹禺名作《日出》中的陈白露即以王为原型。 对于罗隆基和王右家的风流韵事，田本相《曹禺传》里的说法是：“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没有多么高的文化，但举止却落落大方。当时，她和《益世报》的罗某某同居了，罗某某去南开大学讲课，王小姐也跟着他坐汽车去，她的风流艳事在文化界流传着，她的打扮、风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却不是交际花。”把王右家当作陈白露的生活原型之一的曹禺，对于王右家的描述更具权威性：“这个女人，长得漂亮极了，跟我的一个朋友很要好。后来这女的上了大学，又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之后，跟一个有妻子的报社总编辑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人物，使我想起社会上许多这一类的人，觉得非把她写出来不可。但是真的坐下来写之后，陈白露又不是原来那个女人了，许多情节都不一样”。

　　关于罗隆基与王右家的结合与离异，浦薛凤在《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中曾有所交待：“1936年春季，清华大学举行廿五周年校庆，予正在母校执教，邀请回校之辛酉级同学，有高长庚兄偕其长女、罗努生（罗隆基）偕其女友王右家参加，是晚予妻佩玉与蔡旭岚（可选）之夫人张镇巽女士，在大礼堂各项游艺节目中，彩排梅龙镇，……此次是予与佩玉初次遇见右家。抗战期间努生与右家失和，势将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飞机上，并未下机，而努生预知其行将到达，认为必定下机可在机场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飞机里面，始终未曾下来，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经过，系梅师母（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亲口面告笔者与（王）化成。盖梅师母受努生之恳求，亲由昆明飞到重庆代向右家劝解，预期电知吾俩，故同到珊瑚坝机场迎接。随即送往嘉陵江对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馆。便事实已到无可挽回地步。嗣后，努生亦到重庆，不时聚餐晤谈”。于是抗战间王右家与罗隆基离婚，抗战后与已故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结婚，后来去了美国。

　　罗隆基则转而与彭德怀的内姊浦熙修恋爱，浦熙修当时四十二岁，和经济部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的袁子英结婚十多年了，有两女一子。她和罗隆基的接近，还是在重庆作《新民报》采访主任时。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罗隆基又是政治红人，浦因采访之便和罗一见倾心。袁子英早就知道罗和浦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名誉地位关系，不愿伤面子。据说他几次要子女辈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无法挽回。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要员开始远走高飞。但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那时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他约了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辞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开内室，盛怒的袁子英上前就给罗浦二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附近的警察调解而平息。这桩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袁子英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收礼教束缚。”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与罗隆基同居十载的女友浦熙修也站出来揭发罗隆基，她的发言稿的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揭发的内容中不乏她和罗的床第之语。罗隆基对此很是伤心，在和章伯钧的谈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

　　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到一个美貌少妇，被她的姿色迷住了。他紧追不舍，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唯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名声大噪，每个游公园、看电影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美其名曰“罗隆基花生米”。

　　1957年时，史良第一个站出来炮轰章罗。1965年，罗隆基逝世，他的日记和情书都被收走，里面也有史良的。1966年冬天，红卫兵拉章诒和去批斗。章去后发现自己是陪斗，史良才是主要批斗对象。红卫兵们将史良当年写给罗隆基的情书当面宣读，质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说：“我爱他。”
　　罗隆基的女朋友还有刘王立明。罗隆基和史良约会，忘了老相好刘王立明的生日，赶紧跑到她家。看见刘王立明坐在地板上拿剪刀在剪一块衣料，“我走近细看，才发现她在流眼泪，而那块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罗隆基想把她扶起来，但她不肯起来。罗隆基只好也坐在地板上陪刘王立明，看她把衣料全部剪成一绺绺细条。
　　对能做罗隆基女友而感到光荣的，只有一个杨薇。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一次聚会，《一片青山了此身——回忆罗隆基》的作者章诒和与杨薇见面时，问她是否介意自己在写罗隆基的文章中提到她，杨薇这样回答：“不，我很高兴。”夕阳下，春风里，她的优雅从容，让章诒和异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爱上过罗隆基的还有康有为的外孙女罗凤仪。罗凤仪一生未婚，会六国语言，但罗隆基对罗凤仪却并不爱恋。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给章伯钧，只说了句：“伯钧，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电话弄得章伯钧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前一天是罗隆基的生日。他上午接到罗仪凤的电话，说有礼物送上。下午，从一辆汽车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个蛋糕。罗隆基把蛋糕盒子揭开，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图案是一支丘比特箭连着两颗心，心是红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罗隆基收下礼物，怎么也不敢给罗仪凤回话，于是赶紧向章伯钧讨计策来了。